“四人帮”是否对老帅们搞过窃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帅论文,四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革”时期“四人帮”大权在握时，出于野心及政治需要，是否对几个老帅及部分军方将领搞过窃听？这一直是令史家学者深感兴趣，却似乎又没有定论的问题。在一些文章著述，尤其是一些将帅撰写的回忆录中，都能读到几位老帅在谈论商议与“四人帮”作斗争情况时，往往要采取一些“反窃听”措施。
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是这样几次。一次是“四人帮”覆灭前夕的1976年夏，已经被“四人帮”排挤调到沈阳军区当司令员的军委副主席李德生一次来京开会，特意到位于北京西山的叶帅住处看望。寒暄一阵后，李德生正欲与叶帅谈论令人担忧的政治形势，叶帅突然打开收音机放起来。李德生将军不解其意，为了听清叶帅的话，就动手将身旁收音机关了。不料，叶帅又将收音机打开后，才继续谈话。原来，叶帅鉴于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不管在城内小翔凤住所还是西山住所，他已养成习惯，在与人进行“政治谈话”时，总要顺手打开收音机、录音机、或是干脆扭开水龙头哗哗放水，用这类杂音作干扰，以防谈话被窃听。后来，在他与李先念、王震、刘志坚、傅崇碧等同志谈话时，均是慎密地作反窃听的防范，以防泄密。
另一次是发生在徐帅身边的经历。据时任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傅崇碧将军回忆，1976年秋，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傅崇碧在军区大院内不慎摔伤了腿，住进北京301医院。当时，王震、张爱萍、罗瑞卿、韩先楚、皮定均等高级将领，以及徐帅夫人黄杰也在301住院。由此，301医院被“四人帮”一伙视为“黑窝子”。一天，徐帅到医院来看望夫人黄杰。韩先楚、傅崇碧等将领闻讯都到黄大姐房间里问候徐帅。韩先楚忍不住要谈“四人帮”问题。徐帅赶忙制止。“徐帅用手指指房内墙上，不让韩讲话，意思是‘四人帮’在医院里安有窃听器。”（《傅崇碧回忆录》）
其实，军方将帅们对“四人帮”一伙可能搞窃听之类特务手段，早就警惕极高，有所防范。傅崇碧将军在回忆录中谈到，1975年1月，他刚复出不久，就由毛泽东亲自安排，作为军队的人大代表，参加了第4届全国人大会议。当时，军队代表团住在前门饭店。傅崇碧说：“我和王平将军住的房间对门，他是我抗战时期的上级，我们可以无话不谈，就不时在一起，这才互相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中都是挨整和被关押的，对‘四人帮’不满早有同感。大家警惕性都很高，恐怕房间里安有窃听器，不敢在房间内讲，我们就在前门饭店的草地上散步，边走边交流这么多年的一些看法。”可见对“四人帮”搞窃听是早有所闻，严加防范的。
当然，以上这些都仅是怀疑，预作防范措施。但是对于另一位老帅聂荣臻元帅来说，他的一段经历可谓痛彻在心，刻骨难忘。这也可以说是“四人帮”一伙对老帅搞过窃听最确凿的一次。而且这件事发生的时间要早得多，并差点为之酿祸。那是1968年10月在北京召开8届12中全会期间。其时，林彪、江青一伙大批所谓“二月逆流”，几个老帅和李先念、李富春等几个副总理因“二月逆流”的关系，处境比较艰难。分组时，经过精心安排，这些老帅、老同志被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作批判对象。聂帅被分在由陈伯达掌握的那个小组。小组会上，按事先安排，林彪一伙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文革派”纷纷向老帅和几位副总理发难。陈伯达小组的批判对象自然是聂帅。陈伯达借机整聂帅，但他又拿不出多少材料，说着说着，就突然厉声追问聂帅为什么在背后议论他的“历史问题”，说他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按聂帅后来回忆，陈伯达当时简直是“气急败坏”，摆出了要报一箭之仇的架势。陈伯达虽说声色俱厉，其势汹汹，不过，陈伯达的福建腔别人大多听不大懂，不知他一个人在咆哮些什么。聂帅根本就没理睬他，不过心里却有些诧异，心想，陈伯达如何会知道这件事？
原来，那是说的关于陈伯达当年在北平被捕之事。是前不久在北京西山叶帅的住所，他同叶帅聊天时，偶然当作笑话来闲聊过。陈伯达被捕“糊涂进，糊涂出”这个典故，是抗日战争时，在晋察冀根据地，有一次聂帅同彭真聊天，他们谈起原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胡锡奎（文革前任天津市委书记）因近视眼，“糊里糊涂被捕又糊里糊涂出来”。因此叫他“糊地涂”的典故。彭真笑着说，这类事，陈伯达也有过。那年他在北平不知什么原因被糊涂抓进去，后来被福建军阀张贞（同乡关系，也在其手下做过事）花点钱保了出来。可他出来后，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又糊涂地回到监狱去了。彭真讲的陈伯达这个典故，那天聂帅去西山寓所看望叶帅，两人闲聊时，当作笑话讲了阵，也没当回事儿。
没想，这却触到了陈伯达的痛处。后来陈伯达庐山会议翻船被审查时，才知道他当年是被捕自首后出来的，并非“糊涂进出”。陈伯达有这变节行为，做贼心虚，对此极为敏感。他有权势后，想了许多办法，妄图消灭这一历史罪证。南汉宸知道这一情况，“文革”一开始，南汉宸就被逼死。陈还将天津、北京等地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搜走。因此，对聂帅和叶帅议论此事，也极为不安，恨之入骨，总想借机报复。
果然，小组会不久，一天，周总理打电话给聂帅，过问这件事的详细情况，看起来，陈伯达是不甘罢休，欲将事情闹大，说老帅们背后在抓他的小辫子，整他的材料，加罪于聂、叶二帅。其时，陈伯达是居第5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权力极大的中央文革组长。周总理不得不小心处理此事。聂帅对周总理解释说，当时，不过是聊天时随便谈谈而已，不是什么为了整他，抓小辫子。他和叶帅从来没有这个想法。周总理听了，心中有数，未再表示什么，此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然而，让聂帅深感不解的是，当天在叶帅西山住所，谈及此事时，只有他和叶帅两人，连秘书及警卫都不在场，陈伯达是怎么知道这一情况的呢？想去想来，就此推断出当时他们的谈话被窃听了。粉碎“四人帮”后，聂帅在1984年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还由此写道：“当时，我们并没有别的任何意思，只是当作笑话说说，不知怎么回事，很可能是那里装了窃听器，因为在场的只有我和剑英同志，没有第三个人。我们的这次谈话，被陈伯达知道了，而且，所说的话，和我们讲的完全一样。”
这次事件以后，几个老帅的言行更加谨慎了，也因此才有了后来老帅及军内高级将领们每当谈及国内形势等敏感问题时，总是时时处处“防窃听”，以至连叶帅徐帅等都成了习惯。
这也是笔者所见到“四人帮”可能对老帅搞窃听最有说服力的一次。不过，迄今为止，并未见到相关当事人或知情者提供的直接证据。相信随着相关材料的解密，有关“文革”时期“四人帮”是否对老帅们或其他要人搞过窃听的事，会最终水落石出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