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杰什坦姆们：命运#183;诗歌#183;死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命运论文,曼杰什坦姆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曼杰什坦姆们？
是的，曼杰什坦姆们！
它并不是笔误，而是一个名词的复数表述，意指的是三个以曼杰什坦姆为姓的诗人，他们的命运与诗密切相关，又在时间的磨砺下，穿越了死亡的门槛，从众多的复数中脱颖而出，确立了自己的惟一，呈现了独特的艺术个性，为这个姓氏增添了不可替代的光荣。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这三位诗人分别为推动和丰富俄语诗歌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令人动容的是，他们都是短命的天才，一个死于1930年代大清洗的远东集中营，一个死于希特勒的集中营，另一个在贫病交加中死于医院，最后连尸体都消失不见。
在三位诗人中，最年长、也是最具世界性声誉的是奥西普·曼杰什坦姆。
1891年，奥西普出生于华沙一个皮毛商人的家庭。他的童年、少年时代主要在彼得堡度过。1907年，他来到巴黎，先在索邦大学旁听，后又考入海德堡大学，在那里掌握了法语、德语和英语，迷醉于法国的象征派文学，同时也十分向往古希腊、罗马文化，希望成为新一代俄罗斯诗歌的“杰尔查文”。1911年，奥西普考入彼得堡大学，研习罗曼语系的各种语言，开始在《阿波罗》杂志发表作品，并成为新崛起的“诗人车间”的成员。次年，他和古米廖夫、戈罗杰茨基、纳尔布特、阿赫玛托娃一起，创立了阿克梅派。这派诗人强调写作的具体性、客观性和精确性，企冀恢复词语的原初意义，在主观的抒情中力求客观的呈现，在肯定世俗生活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富含逻辑的哲学思考。1913年，出版了处女诗集《石头》。从某种程度上说，《石头》是奥西普对阿克梅派诗学原则的实践性成果。作为其诗歌系统中最重要的形象，“石头”坚硬的质地为奥西普的雕塑感追求提供了最便捷的例证。诗人打算从“不怀好意的沉重”里创造“奇妙的东西”。在这部诗集中，他把自己的“石头”思想进一步推演，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建筑风景和纪念碑的形象：彼得堡的海军部大厦，圣索菲娅教堂，巴黎圣母院，摩天楼，罗马广场，阿尔卑斯山，等等……。诗人在这一切中寻找到度量与和声的典范。在不断地探索和不断地坚持中，庄严、宏伟的风格逐渐构成了奥西普·曼杰什坦姆成熟期诗歌的特征。他在诗中这样写道：“肮脏的杨树在北方的首都懒懒地伫立，／透明的表盘在树叶中迷失，／一片深色的葱绿，巡洋舰或者卫城／在远处闪现，仿佛是河水与天空的兄弟。”在把“美”和“崇高”糅合到一起之后，他赋予了作品以史诗般雄浑的音调：
上帝友善地赋予我们四种元素，
但自由的人却创造了第五种。
这艘被纯洁地建造的方舟
难道不是否定了空间的优势？
任性的水母愤怒地吸附着，
铁锚正在生锈，就像被扔弃的犁铧；
镣铐的三个维度就这样被砸断
于是，全世界的海洋都敞开！
1920年代，奥西普的创作进入高峰期。他出版了诗集《哀歌》、《第二本书》和《诗选》等。散文集《埃及邮票》、《时间之喧嚣》也是在这个阶段完成并出版的。此外，他还写了大量的文论和诗论，后将部分文章结集为《论诗》出版。奥西普创造的累累硕果为他赢得了阿克梅派诗歌“第一小提琴手”的称号。不过，艺术上的成就并不曾改善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奥西普曾说过，他天生不该坐牢，但“天生不该坐牢”的他似乎一直摆脱不了牢狱之灾。在多舛的一生中，他不仅蹲过白军的监狱，也蹲过孟什维克的监狱，还蹲过布尔什维克的监狱。1934年5月，奥西普由于一首对斯大林不敬的诗而被拘禁，罪名是“鼓动反苏罪”。幸亏有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朋友的斡旋和营救，诗人被从轻发落，判处流放沃罗涅日三年。从此，厄运便一直笼罩着这位诗人。1938年5月，解除流放不久的他，再次被内务部人员秘密逮捕，随后被判决流放到苏联远东的海参崴。数月以后，他在流放地神秘地死去，死因迄今不详。当时，关于奥西普·曼杰什坦姆的死亡，官方没有发表任何消息，只是在流亡国外的朋友中间举行过一些小型的悼念活动。
在奥西普后期的诗歌中，一直回旋着受挫的命运与抗争之主题，他摆脱了早期对历史、神话、艺术的模拟性回忆与朦胧的应和，不再如从前那样在别人的梦幻原型中确立自己的主题，而是直接赤裸地谈论自己，谈论自己的希望和自己的绝望：
我独自一人面对寒冷：
它没有去向，而我没有来处，
一切被熨平，一马平川的旷野
喘息的奇迹正在形成褶皱。
在这一个阶段，奥西普表现出了强大的综合能力，他将书面语和日常口语巧妙地糅合到一起，让作品形成了新的审美效果。这些诗歌的节奏从容不迫、张弛有力。正如文学史专家马克·斯洛宁所论：“他在格式上的成就之一，就是巧妙地将俗语诗意化，使得俗语经过古典作风之洗炼而显得有力与高尚。”在沃罗涅日的流放时期，奥西普以三本《沃罗涅日诗抄》倾诉了自己与时代的格格不入，预言了世界性的灾难，从而以离心的力量真正贴近了人类的脉搏：
我在世纪的心脏。道路迷蒙，
而时间让目标变得遥远——
疲倦的白蜡树手杖，
滋生贫穷的绿藻似的铜锈。
第二个曼杰什坦姆是一位俄罗斯流亡诗人，名叫尤利·曼杰什坦姆，1908年出生于莫斯科，1943年死于波兰雅沃什诺的德国纳粹集中营。
1920年，小尤利随父母离开俄罗斯，定居于巴黎。1925年，尤利·曼杰什坦姆毕业于巴黎的一所俄文学校，随后进入索邦大学的语文系就读，直到1929毕业。大学毕业以后，尤利很快就适应了巴黎的文学圈，开始在《复兴》、《锚》、《数》和《圆环》等俄侨杂志上发表诗作和评论文章。与此同时，他加入了以杰拉皮阿诺为主席的“青年诗人和作家协会”。这个协会的成员主要活动在蒙马特高地一带。蒙马特高地集聚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先锋艺术家和诗人们，弥漫着非常浓厚的艺术气息，被时人看作巴黎的“帕纳斯山”。尤利与他的朋友们和著名的超现实主义领袖布勒东也有接触，并多少接受了后者的某些现代主义精神的熏陶。他们在一些固定的咖啡馆或酒吧里朗诵诗歌，宣读论文和报告。在这些聚会中，尤利曾以《帕纳斯精神和抒情诗》、《古米廖夫的抒情诗》两篇报告赢得了最初的名声。此外，与著名的诗人、评论家霍达谢维奇的密切来往，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令其承续了世纪初阿克梅派诗人的传统。
1930年，尤利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孤岛》，获得了普遍的好评，评论家格·司徒卢威认为它们“有着真正的抒情性，真正的诗歌气息”。其后，尤利在生前还出版了两册诗集《忠诚》和《三点钟》。1938年，他在上海出版了一本评论集《探索者》，内容涉及但丁、帕斯卡尔、歌德、斯威夫特、莫扎特、贝多芬、巴尔扎克等。这些评论文章充分显示了他在诗歌激情以外的理性智慧。1942年3月，由于他的犹太血统而遭到纳粹分子逮捕。6月，被遣送到波兰。次年，死于大屠杀。俄罗斯侨民文学中的又一个天才就这样“在途中”消失，而他计划中那些出色的诗文也就永远被带到了天国。1950年，由朋友们在他身后编辑、出版了四卷本诗集《岁月》，实现了他以自己的写作留下一份“生命的文件”的愿望。
尤利·曼杰什坦姆的诗歌带有很强的宗教存在主义特征。他认为，地球上的存在实际是最高存在的一个部分，肉体的世界与精神的世界的概念是相冲突的。这表明着，人是先天地带有根本性的缺陷的存在。这种对人、对世界的悲剧性认识，使得他的爱情诗也渗透了受难和孤独的主题：
无论欢乐，无论痛苦，都没有终结。
爱情与死亡永远是一对一的较量。
让死亡坚忍不拔地作出努力，
去磨损心上人可爱的面部轮廓——
借助记忆的运动，它们平凡而忠实，
爱情又一次把它们叫到生活的跟前。
我们的联盟稳固无比。它永远活着。
它用真诚的光芒将我照亮。
20世纪30年代，在俄罗斯侨民文学中流行着一种“巴黎音调”。所谓“巴黎音调”，最早是由诗人波普拉夫斯基提出来的。作为专有名词，它意谓的是流亡在巴黎的俄罗斯青年内心那种朦胧、玄秘的情愫，具有一定的末世论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欧洲文化危机作出的反应。这种音调集合了“庄重、明亮”与“绝望”的元素，渗透了对生命的悲剧性的感受。尤利也是“巴黎音调”的积极响应者之一。在他的具体写作中，它们一方面体现为对生命的强烈渴望，另一方面则流露出向死亡妥协的颓废情绪。诗人时而歌颂着生活的希望、纯洁、温暖与美丽，时而渲染着对污浊、残酷、邪恶、沉沦的迷恋。有时，它们还纠缠、交织在一起，既相冲突，又相融合：
怎样在地球上生活？人并不知道。
一个人诞生，一个人死亡。
肉体在结实的土地上腐烂。
灵魂在低空的迷雾中飞翔。
诗人，别想得太多，要注意倾听！
你是一个人，别期望成为上帝。
你听，难道不是你的嗓音在歌唱：
一个人已经诞生，一个人即将死亡。
罗阿尔特·曼杰什坦姆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命运最坎坷的一个。
1932年，罗阿尔特出生于列宁格勒。父亲查尔斯是一个美国人，出生于富裕的犹太家庭，信奉马克思主义。1920年代末，查尔斯来到苏联，参与建设一个理想中没有老爷、没有奴隶的自由社会。不幸的是，他在1937年就被大清洗的洪流所吞没。母亲叶莲娜·约瑟芬娜·曼杰什坦姆，是一名化学工程师。由于前述灾难性的变故，罗阿尔特在户籍登记中随了母姓（历史的偶然似乎为诗歌的必然埋下了种子）。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中和外婆一起度过了童年。战后，罗阿尔特曾考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在那里学习中文。不久，便由于肺结核而不得不退学（历史航道的又一次拐弯使我们可能因此失去了一位出色的汉学家）。后来，他又考进了列宁格勒技术学院。但是，在这里，他再度因为疾病而退学，这一次的病因是骨结核。从此，罗阿尔特获得了一份终生残疾证明。但是，不知出于何种缘故，这份证明从来不曾带给他通常应该得到的残疾补助金。
在日常生活中，罗阿尔特主要与活跃于列宁格勒的一部分新形式主义画家们来往，并对后者在艺术观念上给予了重要的影响。这个圈子中较著名者有亚历山大·阿列弗耶夫、弗拉基米尔·沙金、李哈尔特·瓦斯米、肖洛姆·什瓦尔茨等。罗阿尔特是其中惟一的诗人。某次，一位朋友朗诵了勃柳索夫的作品《创作》，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好似一瓣瓣蒲葵倒映在瓷砖砌成的墙上”，“赤裸的新月缓缓展露，沐浴着蔚蓝的月光”。罗阿尔特听毕耸了耸肩膀，说道：“我可以做得比这个更好！”在“做得更好”的愿望刺激下，他创作了《路灯的摇晃》：
漂浮，摇晃，在黄色的风中，
像蝙蝠的翅膀
开始扎进屋子的眼窝：
春天屋顶的黑暗！
与象征主义前辈的作品相比，罗阿尔特的诗句在神秘的思考中漾入了更多生活的黑色素：阴郁、焦虑和不确定性。无疑，这与诗人特殊的经历有关，疾病像一根钉子似地楔入了他的诗歌之旅：
我病了，我的诗也病了。
爱我——不可能，但爱诗并不困难，
它们比清晨的月亮更透明，
比无人的街道更空虚。
在它们中间，在灾难的钓鱼杆上，
你可以找到中毒的小鱼，
而每一个渴望饮水的人——
可以找到干燥的闪电——微笑。
他的挚友波多尔斯基曾经这样说过：“有的人写作是为了少数亲近的朋友，有的人则是为了永恒。对于他来说，则是不得不写。”应该说，这是最贴切的知音之言。在罗阿尔特的心目中，诗就是生活的意义，就是形象本身。由于了解自己身患多种疾病，注定不可能活得太长，于是，他就以高强度的方式来生活、写作。与20世纪初的大诗人勃洛克的写作相似，在很多诗中，罗阿尔特的抒情主人公都以一个骑士诗人的面目出现，对抗周围那个冰凉的世界，歌颂美丽而冷漠的“丽人”和美丽又恐怖的城市，赋予这座城市以金色、蓝色与红色等色彩，透过雨滴、迷雾和灰色的砖石来打量列宁格勒。此外，他还善于把粗鲁与温柔、讥讽和赞美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某种貌似不适宜或不协调的精确与妥帖，他的成名作《红色电车》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堪与古米廖夫的名诗《迷途的电车》相媲美：
是谁停住了车厢？
终点站包围了我们。
风像一只铁铸的死乌鸦
击打我们的脸庞。
天空熊熊燃烧的边际迸裂，
像一只铜铸的圆桶。
一辆红色的电车被抛进
深夜星光闪烁的雾淞！
考察罗阿尔特，曼杰什坦姆的诗歌遗产，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他生活于现实主义文学独尊和一统天下的时代，诗人秉承的却主要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传统（甚至有评论家称他是最后一名阿克梅分子），对他产生影响的诗人有勃洛克、古米廖夫、安年斯基、勃柳索夫等，自然也包括大名鼎鼎的奥西普·曼杰什坦姆，罗阿尔特不仅接续了那个著名的姓氏，而且把奥西普的具象化写作发扬、光大到了某种堪称极致的境地。或许缘于这种艺术自觉，罗阿尔特生前没能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一行诗歌，他的作品主要在熟人和朋友中间以抄写和背诵的方式传播。这种方式尽管影响到他在文学史上的排位顺序，但并不影响他在诗歌艺术上的坑道式掘进。如今，随着人们对苏联地下文学研究的愈益深入，他的诗歌价值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确认。直面罗阿尔特的文本，令人不得不扼腕叹息的是，从诗歌的技术层面和开掘的精神深度而言，罗阿尔特似乎比他的两位同姓前辈拥有更远大的可能性。可惜天不假年，不到三十岁，他就被病魔无情地夺走了生命。这注定了他只能永远停留在天才的阶段，未能真正进抵大师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