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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由谢冕、洪子诚教授主持的北大中文系当代“批评家周末”，在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对发表于1956年的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进行了重读。参加的有当代文学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在北大的当代文学国内访问学者。下面是讨论会的部分发言摘要。
“外来者”的故事：原型的延续与变异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洪子诚
王蒙在这个短篇里，用清新的文字，讲述一个对革命抱着单纯而真诚的信仰的青年，来到中共北京某区委会工作的情形。这是一个有关“外来者”的故事，也是一个表现现代中国的“疏离者”的命运的故事。主人公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结果却发现他不被接纳，他无法融合在这一环境之中。原先他对革命事业、对党的领导机关的神圣想像在现实中受到打击，他与组织部领导、同事之间的磨擦，他为着理想的实现所作的努力和产生的困惑。小说的情节和主题模式，让人会想起丁玲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投身革命的青年医生陆萍怀着热情来到根据地的医院里，同样出现想像与现实之间的裂痕，也有主人公的困惑、与周围人们的磨擦，甚至同样也有一个异性的支持者和知音。当然，陆萍已见过一些世面，她多少已离开了林震那样的简单状态。林震那种对生活的纯净的幻觉，在陆萍那里已有很大程度的消褪。她的行为更富挑战性，为人处事也已经有些“世故”。其实，这一时期，刘宾雁的创作，也表现了大致的主题类型。但王蒙的小说较少刘的理想激情，而有一种刘所没有的感伤。
这样的故事在当时为什么会引起不限于文学鉴赏、批评的注意和争辩呢？重要原因之一是作品对社会环境的描写存在着异议，特别是这里涉及到对执政党的领导机关的“阴暗面”的描写问题。当然，问题的提出是放在美学层面的，即所谓现实主义小说的环境的真实性和典型性问题。这时已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任职的李希凡在他的批评文章〔1 〕里写道：《组织部》“激烈地批评了一个党委机关，一个具体化到北京的一个区委，甚至在它隐射的锋芒上，还不止于此。”李希凡说他不否认作品中所写到的区委工作的“灰尘”“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问题出在作者“漫不经心地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指刘世吾、韩常新等——引者）性格产生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这些读起来有些拗口的话，其落脚点在于达到这样的判断：人们从小说中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这就是“在党中央所在地，党的生命核心的北京，党的工作各个环节上的所有领导干部，都是大大小小的、官僚主义者，都是粘结成这个区委组织部工作的错误的‘一系列的缘故’。”李希凡说，作者用罗列现象的方法，“用党的生活个别现象里的灰色的斑点，夸大地织成了黑暗的幔帐”。类似的看法，还见诸马寒冰的文章：“王蒙勇于揭发这种不良现象敢于尖锐地对那些官僚主义者进行批评，是很好的。但必须指出，具有这种现象和倾向的人终究是少数，而不是普遍的。如果像小说所写的北京市某区委的情况，许多官僚主义者，或者具有衰退现象的人，巧合的汇集在一个机关里，则是从来没有见到，或是很少见到的。……也许这种官僚主义者满天飞的，干部的衰退现象到处都是的党的区委会，在离开中央较远的地区，或是离开其直接上级领导机关较远的地区，还有若干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难于理解的。”马寒冰说到这里，好像有点犹豫，又补充说：“如果我们真有这样的区委会，写篇新闻报道，具体地加以揭穿和批评，也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小说来说，则是另一个问题。”他不再自信地坚持“从来没有见到”、’完全不可能”，而把问题转到体裁运用不当上。〔2〕这些评论所体现的文艺观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文学创作所构造的“世界”，通常被看作是和现实世界直接对应的关系，另一是有关体裁方面的新闻报道是对于某一具体的事件的陈述，而“小说”则具有概括和“典型性”，它将会被认为是对普遍性现象的暗示。
在1957年春天，当毛泽东还在坚持“放”的方针的时候，他对李希凡、马寒冰的观点给予批评。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都仍持推动“双百”方针的开放的态度。〔3〕在讲话中， 他批评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认为他们对“双百”方针思想有抵触，是“教条主义”。也谈到王蒙的小说及对它的争论，也是他重要的话题之一。毛泽东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又说，王蒙是不会写。他会写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写不好。写不好，有生活的原因，有观点的原因。王蒙的小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李希凡说王蒙小说写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在中央附近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毛泽东又说，中央里面就出了坏人，像张国焘、高饶、李立三、王明。对于批评者，毛泽东还说，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毛泽东这时还给《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写信，要李希凡离开报社，到学校教书。这样，在1957年上半年，关于这部小说的意见，自然都统一到这些观点所构成的基点上。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代，关于文学作品“真实”不“真实”的争议，最后只能依据政治权威的裁决。而马寒冰，一位真诚“捍卫”“革命文艺路线”的军队作家，50年代广泛流行的“我骑着马儿过草原，青青的流水蓝蓝的天”歌曲的词作者，因在1月与陈其通合写文章、也因批评王蒙的小说， 而一再受到来自高层的严历批评，他承受不住这个压力而自杀：他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情况会发生那样的逆转；那个时候，他和李希凡这时被批评的观点，都将会成为真理，成为正确的主张。
由于毛泽东的“介入”，对《组织部》的争论便告一段落。但是，在4、5月间，这篇小说的修改却又成了一个问题。4月30日和5月6 日，中国作协书记处召开了北京的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讨论怎样改进文学刊物、编辑部和作家的关系等问题。参加者有当时作协主席（茅盾）、书记处成员（臧克家、刘白羽、秦兆阳等）以及《文艺报》、《人民文学》、《新观察》、《文艺学习》、《北京文艺》、《解放军文艺》等刊物的负责人（严文井、萧乾、葛洛、戈阳、韦君宜、李岳南、陈斐琴），以及作家王蒙。《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的修改。被作为重点讨论的实例。〔4〕这篇小说在投寄刊物之后， 秦兆阳对它做了认真细致的修改。这项修改，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错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事先（或事后）没有征得作者意见。提出这一点是有道理的，这涉及到尊重作家的权益，特别是修改是比较重大的情况下。当然，在当代，编辑部出于种种需要对稿件进行修改（且不要求作者意见）的情况多不胜数，把秦兆阳的这次拿出来批评，肯定有另外的原因。在反“胡风集团”时，巴金“奉命”写作批判路翎小说的文章，刊登出来的与原稿相比已面目全非，并没有人当作问题提出。修改错误的第二方面，是认为修改者、加强了作品的缺点、错误的部分。王蒙在这次会上的发言说，修改使小说更精炼、完整些，但也使“不健康情绪更加明确了”。秦兆阳在检讨这一修改的不妥当时，把它们归纳为三点。一、原稿结尾时林震多少有些觉悟，意识到仅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这段文字被删去了。二、原稿并未明确区委书记是好是坏，结尾处曾写到他派通讯员找过林震三次，在前面，赵慧文曾说过区委书记是个“可尊敬的同志”，修改时由于把这些都删去，这个人物就有可能给人官僚主义者的印象。三、明确了林震和赵慧文的关系。王蒙说，“我原来是想写作两个人交往过程中的感情的轻微的困惑与迅速的自制，经编者加上赵慧文的‘同情和鼓励的眼睛’、‘白白的好看的手指’、‘映红了的脸’和结尾时的大段描写，就‘明确’成为悲剧的爱情了。”〔5 〕关于这篇小说的修改情况，被整理成题为《〈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的材料发表在5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这些修改中，结尾部分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原稿的结尾是这样的：
……林震靠着组织部门前的大柱子，呆立着，他兴奋，心里好像空空的。初夏的南风吹拂着他——他衣袋里装着《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到来的时候是残冬，现在已经是初夏了，他在区委会度过了第一个春天。
他作好的事情虽然少，简直就是没有，但是他学了很多，多懂了很多事；他懂了生活的真正的美好和真正的份量，他懂了斗争的困难和斗争的价值。他渐渐明白了在这平凡而又伟大的、包罗万象的、充满严峻冲突的区委会，单凭个人的勇气是不会发生多大的效果。从明天……
办公室的小刘走过，叫他：“林震？你上哪儿去了？快去找周润祥同志，他刚才找了你三次。”
区委书记找林震了吗？那么，不是从明天，而是从现在，他要尽一切力量去争取领导的指引，这正是目前最重要的。他还不知道区委书记是赞成他，斥责他，还是例行公事地找他“征求征求”意见完事；但是他相信，他的，赵慧文的，许多的共产党员的稚气的苦恼和忠诚的努力，总会最后得到领导英明和强力（？）的了解，帮助，和支持，那时我们的区委会就会成为真正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子。
隔着窗子，他看见绿色的台灯和夜间办公的区委书记的高大侧影，他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经过修改后的结尾是这样的：
……林震靠着组织部门前的大柱子好久好久地呆立着，望着夜的天空。初夏的南风吹拂着他——他来时是残冬，现在已经是初夏了。他在区委会度过了第一个春天。
一阵莫名其妙的情绪涌上了他的心头，仿佛是失掉了什么宝贵的东西，仿佛是由于想起了自己几个月来工作得太少而进步也太慢……不，他仿佛是第一次偿到了爱情的痛苦的滋味。
在这以前，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对赵慧文发生什么特别的感情，他不过是把她当作一个朋友，一位大姐；不过是偶然想起她对他的友谊时，心里有一股温暖的、然而又有些难过的和惭愧的味儿。他一直并没有好好地去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但正因为有这样的心情，再加上刘世吾的点破，他才更加不安，好像是担心会有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发生，因此他才有了刚才那样一段坦率的表白。却没有想到，当赵慧文也作了同样坦率的表白以后，当她仍然把他当作亲密的朋友，当她说出人与人之间需要热情，当她宣布了自己今后力求进步的计划以后，她的一举动，她的心灵，反而显得更加可爱了，一股真正的爱情的滋味从他的内心深处涌出来了！……不，她是有丈夫的人，不会爱她，他也不应该爱她。……人，是多么复杂啊！一切一切事情，决不会像刘世吾所说的：“就那么回事。”不！决不是就那么回事。正因为不是就那么回事，所以人应该用正直的感情严肃认真地去对待一切。正因为这样，所以看见了不合理的事情，不能容忍的事情，就要容忍，就要一次两次三次地斗争到底，一直到事情改变为止。所以决不要灰心丧气……至于爱情呢既是……，那就咬咬牙，把这热情悄悄地压在自己心里吧！
“我要更积极，更热情，但是一定要更坚强……”最后，林震低声对自己说了两句，挺起胸脯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夜的凉气。
隔着窗子，他看见绿色的台灯和夜间办公的区委书记的高大侧影，他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
王蒙虽然部分地肯定对小说的修改，但从总体上说，他不满意这一修改。他认为，经编者的修改，林、赵的关系就“‘明确’成悲剧式的爱情了”后来，在批判修改者秦兆阳时，有的批评家也指出，修改者“删去了原稿中隐约透露出来的那个区委会的二线光明”，“重行改写了这篇小说的结尾，尤其突出了林震对党组织的悲观绝望的情绪。显然，修改者是用同情和欣赏的态度，力求通过林震的眼光看事物，从而强调了这篇小说的消极方面。”王蒙所不满意的另一点是，小说在受到批评时，引例中有一些是修改者加上的，但修改者却不出面，不置一辞。至于这篇小说的错误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他在1957年5 月的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作了这样的反思性的分析：“我写的几个人物和他们的纠葛，有一些地方虽然能够感受、传达，却不能清楚地分析评价。……当林震这样的人‘活’在作者的面前时，就是对于作者思想的一个考验：能不能清醒地、全面地、恰如其分地理解、评价和表现自己的人物？能不能通过对于这一人物的处理，宣扬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王蒙回答是：“作者没有经得起这一考验。”原因是“作者对于生活真实，有一种孤立的、片面的看法，有一种‘迷信’”，“作者过分地相信自己的艺术感觉，……以为有了生活真实就一定有了社会主义精神，其实是不去追求社会主义精神；以为有了现实的艺术感受就可以代替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似乎那只是写政策论文的时候才需要，写小说的时候用不上；以为反映了生活就一定能教育读者，其实是不去自觉地评论生活、教育群众。”小说的作者语重心长地表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解除了思想武装，能够‘没有拘束’地再现出生活的真实么？不，痛切的教训给了我一百个不！……”林震、刘世吾的创造者“痛切地”吸取教训，明白了自己的艺术感觉的不可靠，明白了要创作出没有“错误”的作品，必须加强自己的思想武装，对自己所写的一切要有清醒、全面的理解和评价。在做到这一切之后，相信一定再也不会出现“悲剧”，不会出现怅惘、困惑等“不健康的情绪”。但是不久，王蒙便在反右派运动中遭难，没有留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王蒙说是爱情的悲剧，其实不仅是爱情上的。在1958年《文艺报》进行“再批判”时，张光年写了一篇批判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的文章。文章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莎菲女士在延安》。“我的突出的感觉是：莎菲女士来到延安。她换上了一身棉军服，改了一个名字叫陆萍。据说她已经成了共产党员了，……”〔7〕这种分析， 给我们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某一主题、某一原型结构的延续和变异的情况。王蒙和刘宾雁这一时期的作品，表现的大致是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识者与老资格的领导者的关系和矛盾。这是五四以后小说中“孤独者与在大众”的主题的延续。坚持“个人主义”的价值决断的个体，他们对创建理想世界的革命越是热情、忠诚，对现状的观察越是具有某种洞察力，就越是走向他们的命运的悲剧，走向被他们所忠诚的力量所抛弃的结局，并转而对自身价值和意义产生无法确定的困惑。他们只能在与引为同调者那里（郑鹏、赵慧文）得到理解我慰藉，而想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环境的努力，最终会发现是无济于事的。
注释：
〔1〕《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文汇报》1957年2月9日。
〔2〕《准确地去表现我们时代的人物》，《文艺学习》1957年第2期。
〔3〕参阅路翎：《龙卷风》第7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4〕这次会议的部分发言，刊于1957年5月8、9、10日的《人民日报》上。
〔5〕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人民日报》 1957年5月8日。
〔6〕张光年：《应当老实些》，《文艺辩论复习》第146页。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7〕见《文艺报》1958年第2期。
青春的激情：文学和作家的骄傲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冕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原先慵懒的、惰性的、安于现状和习以常的平静被打破了。这个年轻人，“带着一种节日的兴奋”，来到了党的区委会——他心目中的神圣的所在。他发现，在“问题不在有没有缺点，而在什么是主导的”，“成绩是基本的呢，还是缺点是基本的”这些据之有辞的逻辑的背后，有着某种不可原谅、不可妥协的东西。他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他无能为力。
那时大家都不怀疑这种神圣。三轮车工人把林震拉到区委会，说“您到这儿来，我不收钱”。但是林震却怀疑了。这种怀疑是非常具体的，例如韩常新带着林震到麻袋厂“调查”之后所写的“工作简况”，林震读后，“甚至于怀疑自己去没去过麻袋厂”。他对着那份报告发问：“他们在生产上取得的成绩是因为建党工作么？”
五十年代中期，生活刚刚展开它的新生面。周围弥漫着早春的气息，一切都充满生机。但是作家却对此投出了怀疑的眼光，他不满甚至力图反抗。孤立无援之中有一双忧郁而美丽的眼睛注视他。两颗年青的心来不及互相靠近，几乎是预设的“警告”便阻隔了他们——这指的是作家含蓄暗示的林震和赵慧文可能的情感纠葛。这一切说是痛苦似乎太轻——它甚至使人感到可怕。
最值得珍贵的是这种对“就那么回事”的质问。这位年轻人在强大的习惯势力笼罩下试图争辩，不，不就是那么回事！但得到的回答却是相反。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无可不在的因循、苟且、还有麻木，但是，它腻滑得象泥鳅，你抓不住他。
作家王蒙当日也如林震那样年轻。他触及了生活内里的阴冷和暗黑。而且触及了它的强顽和蛮横，它无止息的浸染和弥漫。应当承认刘世吾对生活的复杂性的理解有他的深刻性，对比之下，他是“成熟”的，而林震则是“幼稚”的。生活还在逼使林震变成第二个赵慧文，而且生活的强大惯性毫无疑问地将使这位年轻人就范。王蒙感受到这一点，但他还是让他的人物在力量悬殊中‘抗争。
这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在老练持重的人看来真有点象小说人物说的那样，“是从苏联电影里学习来的。”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它至今还在散发着青春的芳香和色彩。王蒙在小说开始的时候说刘世吾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大概指的是“世吾”音近“世故”。在年轻的林震看来，这位组织部副部长待人处世的“世故”是“古怪”的，这表明他的锋芒和锐气。
时间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这种以“世故”为古怪的看法，依然传达着一种青春朝气。人是会老的，而心境和精神却不能老去。也许事实最终嘲弄了文学，王蒙这篇小说做为文学干预生活的典范作品，从它诞生之日起，它并不曾由于它的干预使生活更纯净，相反，当年使林震、赵慧文痛苦不安的东西却如瘟疫般得到漫延。更为使人心惊的是，文学未曾成功地干预生活，而生活却成功地干预了文学。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失败呢？未必。《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带给人们精神的震撼至今犹在，可以确定，今后依然不会消失。那种为反抗世俗坚持清洁精神的激情，始终是文学和作家的骄傲。
回到作品：对小说文本的返观
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 毕光明
1、小说题目新解
小说原题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56年9 月号《人民文学》发表时，编辑部将题目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后来收入1956年《短篇小说选》及其他集子时，作者又将其改为原题。粉碎“四人帮”后出的《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里也用的原题。可见王蒙用这个题名有他的用意。
两个题目的逻辑重音不同，作者的题目放在 “年轻人”上， 而改题是“新来的”。这样就牵涉到小说的视角问题。前者是内部视角（尽管是第三人称，但小说的基点是在林震身上，以林震为视角的），在审美品格上，标明了小说的表现性，而主要不是生活写实。后者成了外部视角，从外面来观小说，不是小说自身生成的题目。如果说作者的题目是小说的眼睛（内部精神的窗口），那么改换后的题目就有点像贴上去的标签。
更重要的是，改换后的题目与小说的“意向性”不合。在王蒙小说创作中，有一个贯穿到后来的冲突模式，即自我意识趋向与外部现实的冲突，同时也是某种人格类型与一种文化规则的冲突。在《组织部》这篇小说中，是一个年轻人的人生实现愿望，同以政治形式反映出来的传统文化的规范（对个体人格的选择模式）的冲突和磨擦。这种似乎是个人理想与外部现实的冲突贯穿了王蒙后来的很多小说，这也是王蒙小说为当代文学提供的一个解读中国社会冲突的重要的主题线索。
“年轻人”作为题目的中心词，这种自我定性在表层上有一点谦称的味道，但从真实语义看，它在王蒙小说中是一种人格类型、人格主体的代名词。林震作为最先出场者，王蒙小说里有一个这样的人物系列：《布礼》中的钟亦成，《杂色》里的曹千里，《名医梁有志传奇》中的梁有志。《活动变人形》里的倪藻、倪吾诚……
在《组织部》里，“年轻人”——林震，是这个小说的原发点，这篇小说是由他的感受，体验而产生的，或者说，小说的动机与意向性，都产生于林震的内心经验。这篇小说，如果说有事件，那么，它是一个心理事件；如果说存在冲突，也是一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冲突。
小说的意向性，决定了它的内在结构。小说以林震的心灵为端点，形成一个扇形结构。有两极，一极是与韩常新、刘世吾的冲突，这是与机械力量的磨擦。另一极是人的纠葛，即与赵慧文的心灵感应，两者相遇引发的情绪波流。介于中间的是小说的表面的故事纽结，即麻袋厂事件。
小说的两极在深层上是主人公欲念——生命原力的放射。冲突与纠葛都由他的内在世界外扩而发生。与以韩、刘为代表的组织力量的冲撞，反映的是主人公的“功名欲”，同赵慧文的情感纠葛触及的是“爱欲”。最后，在外部压力下，功名欲战胜了爱欲：革命工作战胜了朦胧的爱情，爱情让位于党的工作。
这两者的关系，可以从郁达夫为郭沫若《瓶》写的后记中得到解释：“革命事业的勃兴，也贵在有点热情。这一种热情的培养，要赖柔美圣洁的女性的爱。”
2、错读、误读及其必然性
错读是指当时首先不是把它当小说来读，很少从小说艺术、审美的角度去读小说，对小说（文本）缺乏“审美的注意”。或者说注意的不是“意味”，而是“意义”。评论者多从严肃的社会学和政治角度去挖掘它的含意、作用、考察它的社会效果，很少谈及小说的机智、谑趣、抒情和戏剧化手法。今天看来，王蒙在那时就天才地运用了反讽手法造成小说的艺术张力。
错读的另一表现是把小说的虚构当成了新闻报道，用生活的真实性去要求小说的真实，给人物和事件坐实。而另一方面却又把对生活的剪裁诬指为“影射”。
错读在当时是必然的。四二年以来，文艺已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对那个时代的人们（读者和评论工作者）来说，小说不仅仅是小说，甚至首先不是小说。人们要求于小说的，是《不能走那条路》解释的作用与效果。
那个时代，人们不可能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讨论小说，就是用“典型理论”来分析（这应该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操作）时，也是用一种教条化的、被扭歪了的变质的典型观念（这也是当时的文学本质的观念）去规约小说，得出牛头不对马嘴的结论。而像唐挚等人那样反对用社会学的一般法则去代替文学艺术的独特规律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
误读，是指对人物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作二值的价值判断，加以正反定性，简单地把刘世吾视为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代表甚至是典型。很少注意到作品对韩常新的批评。其实，更深一层的误读，是误以为小说的目的是刻划刘世吾的形象，达到反映问题、揭示现实生活矛盾的目的，而忽视了林震的心灵感受，忽视了林震对生活的诗意要求。这跟当时人们注意客观而忌讳主观是有关系的。在主观论的片面认识论的时代思潮中，人们不可能把这篇小说看成是体验小说、感受小说、心念小说。
这篇小说确实可视的问题小说，然而对“问题”的理解，当时不是从个人观察和感受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即有一个是先定的前提——党是没有错误的，不可批评的。这从当时人们批评小说是一种“影射”就可看出来（其实王蒙后来不必辩解，而应为之庆幸，如果小说揭示的果真是更高更深层次的问题的话）。五十年代中期，文学批评已变得往往从概念出发（“主流论”即是表现之一，衡量作品的标准是所谓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现实还是“歪曲”了现实），甚而不能从生活出发，更不能从个人感受出发。而这篇小说恰恰是重在个人感受。小说着重写的是生活有时候带来的“情绪的波流”。
献给生活和文学的情诗
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 杨鼎川
王蒙的早期作品，虽然还谈不上什么创作风格，但已具有较为鲜明的特色。在一批一九五七年前后发表的“毒草”小说里，例如在《重放的鲜花》那本作品集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创作，明显受到五十年代前中期某些苏联小说，如《勇敢》、《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影响。这类小说的特点，是将表现苏联青年的理想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劳动热情与反官僚主义的主题相交织。王蒙的早年经历使他对此深感亲切。单纯而热情的青春、朦胧的初恋、对于生活的坚定而不无幼稚的信念，以及革命的原则和理想，所有这些，构成了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为代表的王蒙早期小说的特色。
现在重读《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总的感觉是，艺术表现上相当不成熟，叙述和描写都显得笨拙，远不是八十年代那个能象玩魔术般玩语言玩技巧的王蒙。不过在这种幼稚的表现中，仍可看出王蒙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和气氛营造达到对生活的真实表现的才能。
人物塑造方面，林震和赵慧文都显得苍白，韩常新和区委书记显得概念化，值得一说的还是刘世吾。这不是我们通常见到那种党内官僚，他的性格因复杂而显得比较丰满；因刻划出了一定的心理深度而具有典型意义。刘世吾最大的特点是老于世故的圆滑与冷漠。他以一句口头禅“就那么回事”消解了林震的置疑和批评，同时也消解了自己追求新生活的愿望和热情。同刘世吾显然没有共同之处的青年王蒙能够写出这样一个人物，很令人惊异。而王蒙自己大概没有料到，三十年之后，他也具有了刘世吾那种圆滑与世故。在《躲避崇高》那篇文章里，王蒙为王朔辩护说，“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这多少有些牵强。说王朔的玩世不恭是组织部那个新来的年轻人可贵的理想、热情和人生追求的反动，不是要准确得多吗？
王蒙在夸赞了一通王朔的“幽默，亲切，生动，超脱，精灵，自然，务实而又多产”之后，轻描淡写地批评王朔“多少放弃了对于文学的真诚的而不是虚伪的精神力量的追求。”（《躲避崇高》）这一批评我以为同样适用于现在的王蒙。王蒙曾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比做献给生活和文学这个少女的初恋的情诗。初恋的情诗尽管也许幼稚，但比之情场老手所写的虚情假意的情书，不是真诚得多因而也更值得珍惜么。
“非知识分子化”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陈旭光
我主要从知识分子精神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矛盾这个角度，来作点新的读解。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自产生以来，由于它的自由、民主、个性、独立等意识和传统，一直处在与主流权力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之中。国家意识形态必然要用大一统的思想规范来整合、改造和利用知识分子，使之“非知识分子化”，成为妥贴的，国家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如果说，创造社、太阳社等对“革命文学”的倡导、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或“左联”对“新月派”，“自由人”或“第三种人”的批判仍属知识分子内部不同思想者的矛盾冲突，反映出许多知识分子自赏地以“群体”，“国家”，“民族”来克服和压制自己的知识分子根性的话，到了“讲话”之后，主流意识形态则是借助国家权力话语的方式，不无强制性地完全阻抑了知识分子话语。王实味、丁玲、艾青、胡风等的微弱抗衡当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多桀，《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回答》等流露出知识分子意识的作品之命运也可想而知。从某种角度讲，一部新中国（可上溯到1942年）文学史，是一部权力话语对知识分子话语的整合史。
循此角度，我不赞成通常认为的诸如刘世吾是“官僚主义的代表”，林震的“矛盾对立面”等观点，我把林震—赵慧文—刘世吾看成一个前后相承的，代表了知识分子的“非知识分子化”的不同程度的三个序列。刘世吾之“北大学生会主席”的经历读小说的情趣等等，都无不表露其内心深处某种顽固的“知识分子情绪”。只是，他已经在强大的整合力量中无力自拔，只能随波逐流，问或自嘲自己罢了。从他对林震的非常达观通脱的冷嘲热讽，我们甚至不妨推测：刘世吾也曾经象林震那样“知识分子”过。
细读本文，我们甚至不难发现，“林震”（或者说隐含的叙述者）其实对刘世吾有着一种“兔死孤悲”式的悲凉的同情，而对之的批判则实在谈不上坚决果敢之类。相反，对那个工农干部王清泉，却有一种克制不住的主观厌恶情绪（表现于文本则是丑化的描写），或许，这是因为王清泉及其背后的整个国家意识形态才与这些知识分子构成真正的矛盾冲突。而刘世吾，其实不过是林震进一步衍化罢了。——当然，他也可能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可走，即象王蒙发表此文后的遭遇那样。
在现实的背后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高秀芹
重读文本会得出与那个时代不完全相同的阅读体验和价值判断。可是，作为一个曾经发生的文学事件，首先应该把它放归到产生文本的具体语境里，然后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文本及文本背后的许多东西。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在1956年9 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应该说，这部现实感较强的小说出现在当时并不是个例外，而是当时暗暗涌动的现实主义思潮的个体表现。在56年3 月份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上，曹禺就指出：“我们的作品还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有时也许因为作者自己的不勇敢，看见了真实的事物却缺少足够的勇气，打破写作上现成的公式，作活生生的描写。”而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会议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这股暗流漫漫涌出地表，当时许多评论家都用现实主义解构既存的文学话语，建构现实主义的话语系统。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刘绍棠的《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钱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试图重新思考文学的功能及意义。另外，苏联文学进一步推动了这股思潮，当时影响较大的就是《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团中央曾把这本小说推荐给青年阅读，林震口袋里装着它，身上也有娜斯嘉的影子。从56年上半年到57年上半年，涌现出一大批大胆暴露现实和开掘人情的小说，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比较早的“暴露”现实的小说（我这里暂用当时的话语），它的争论及其命运沉浮浓缩着中国当代甚至现代文学的许多信息，文本背后的东西也许比文本本身更有意味。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以后，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文艺学习》从1956年12期起到1957年3月份， 连续四期集中刊载“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其它报刊如《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也有零星的讨论。有的人充分肯定了这部小说，“已经习惯了许许多多概念化作品的读者，读了这篇充满了生活和感情的作品，不能不使我们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并认为“林震是我们的榜样”。也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篇严重歪曲现实的小说”，“对我们党委机关，党的领导干部的一种嘲笑，讽刺与歪曲”。他们还讨论了刘世吾和林震的形象，有人认为刘世吾形象是“新式官僚主义的嘴脸”，也有人认为刘世吾形象是对我党老干部形象的丑化与讽刺。有人认为林震是“带有清高、孤独、不实际等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也有人认为林震是一个勇于和官僚保守势力作斗争的新人……。在这种种讨论之后，问题的症结（焦点）集中在真实／不真实的是非价值判断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象一个驱之不去的幽灵，一直徘徊在当代文学史上。
命运与形式
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生（韩国）朴贞姬
读了一些有关《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评论文章以及它的写作背景的资料，给我的感觉是这是一篇很特殊的作品。首先是它选料特殊，其次是它的写作过程被指认为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因此又要求我去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特殊性的代表的思路去理解它。这种要求在短暂性、相对性的特殊时空下阅读本文的思维方式有时候迫使我放弃艺术的本质与审美的较普遍的标准，而力图去指认本文的历史认知价值，虽然这种价值无疑也是存在的。
但我更倾向于将它纳入一切文学艺术普遍的特性中，通过相对说来的某一文学类型的分析去理解它。与其说这是一篇反官僚主义的作品，不如说它是关于一个年轻人如何迈向成熟（在文本中以“斗争”来隐喻）的挣扎的本文。本文命运决定了要么他屈从于他所进入的世界，要么作一个孤独而注定失败的斗士。本文没有给他第三条出路。在一个价值被损害的世界里，寻找不被损害的价值的主人公（象林震的性格）必然失败。连王蒙也承认，“我也知道他们（指林震与赵慧文）有缺点，反官僚主义胜利不了。”那失败变成勉强成功是作家的固执。林震的性格不过是孤独的主观性格而已。本文最后，现实与主人公的和解不是自然而成的，是作家强迫地达到的。因此，主人公在宿命般的寻找中，他的冒险只不过一次次地成为寻找现实依靠力量的过程，从虚幻的“镜像”娜斯嘉，到与他志趣相投的赵慧文，再到区委领导周润祥，而主人公灵魂的冒险，体现他内心精神历程提升与开阔的可能性被堵塞了。
保持小说形式的不是主人公，而是创造小说形式的作家主体。22岁的王蒙与22岁的林震是两个在性格与理解力方面非常相似的人物，小说的叙述口吻明显使二者难分难解。林震对刘世吾态度的矛盾而暧昧正如王蒙与小说文本的关系矛盾而暧昧一样。林震要跨越刘世吾这个障碍必须依靠领导周润祥的指引，王蒙要解决本文内在矛盾，解决写作出路则须寻求党的指引。很难保证林震不会渐渐变成刘世吾，而被作家王蒙自己所批判与抨击的性格很可能正存在于他自身之中。这正显示了作家的命运形式。
穿过文本的内在裂缝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周亚琴
这个文本是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矛盾多变的态度下的产物，又是党所引导下的文学方向的争议性的结果。在当时乃至现在，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更倾向于关注于它的反官僚主义话语主题，肯定作家揭示生活矛盾复杂性与斗争热情的勇气。也许作家本人也是这种创作意图，但是往往，作家的创作意图是可能与他的作品的艺术效果相矛盾的，这种矛盾会在文本的内在裂缝中得以体现出来。
这个文本讲述的是一个刚到组织部工作的年轻人林震在1956年3 月至5月间经历的工作与私人情感受挫的故事。在工作中， 他遭遇了以前没有想像到的官僚主义与守旧势力的考验，而在私生活中，他与有夫之妇赵慧文志同道合，互相吸引，以致遭到“看透了一切”的刘世吾的“警告”，林震在同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孤军奋战、彷徨无着，而同时也与本来和他并肩战斗的赵慧文谈清楚私人感情。文本的“缝隙”正是在于作家在竭力宣告林震“渐渐明白，在这平凡而又伟大的、包罗万象、担负着无数艰巨任务的区委会，单凭个人的勇气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同时，作家让他的主人公首先在工作斗争中因为说不清的感情关系而与赵慧文“告别感情”。
在作品的叙述中，上述两条线索是交叉展开的，其展开的特征是借助白天／黑夜这一二项对立关系的场景分布。我们看到，林震的组织部工作大多是在白天，而与赵慧文的有关私人接触则多在晚上。本文开头，作家就让赵慧文介入了林震的私生活空间中来。她帮他铺床，议论他的个人生活习惯，使他感到亲切。接着，第一个晚上，写到林震无所事事地站在抄写材料的赵慧文身边，为她作“精神支援”。赵慧文一边抄，一边时时地抬头看林震。第二个晚上是四月的一天，九点多钟在刘世吾的办公室里。一心想找刘世吾谈谈区委工作情况的林震撞见了流着泪被刘世吾规劝的赵慧文。文本只书写刘世吾的一大段开导性的话，却神秘地让赵慧文沉默，林震只看到了赵慧文的泪迹，听刘世吾说“赵慧文跟她爱人闹翻了……”。由此林震应该了解了赵慧文的家庭情况，但在第三个夜晚接触中，作家似乎故意让林震忘记这一点，受到批评的林震在韩常新的婚礼晚会的情绪低落，被赵慧文的手牵引到了后者的家中。在第7章——也是文本中最长的一章——中， 作家用了大量有关个人感情的隐晦描写。他们谈工作，交流感受，共享生活情趣。他们志同道合，相约并肩战斗。作家的全知视点中包含着林震的欲望的目光。在这里写到了赵慧文的身体语言，作家让林震坐在藤椅上，而让赵慧文行坐不定，一会儿“背着手靠在墙上”；一会儿“走到床边，坐下”；一会儿“抓起一个枕头，放在腿上”，一会儿又“把枕头抛开”，“一个一个地捏着自己的手指”；一会儿又没有交代地说“她喘了一口气，来回踱着”；同样又没有交代地说她“用手指弹着自己的腿，好象在弹一架钢琴”；一会儿又描写她“把手入在自己的胸前”，“露出润湿的牙齿”等等。我们当然可以说赵慧文太兴奋了，但让林震安隐地坐着，“看”赵慧文的这一系列眼光中隐约着双方都潜存的感情因素。难怪这一章的结尾部分引起许多批评者的攻击。当刘世吾警告林震时，林震的慌张显然不是出于对刘世吾的理解的反应，而是对自己的犹疑……最后一章的那个晚上，他们几乎没谈多少斗争工作，至少作家让我们读到的是他们对那场隐秘情感的难以割舍与伤感情怀。这是连作家也无法掩饰和迥避的艺术呈现。
“夜晚”这个意象，神秘、生动、强大有力，它能遮藏起一些东西，同时又使另一些东西不断茁壮。或许王蒙并非有意识地觉察到这一点。事实是，本文将“夜晚”这个时刻巧妙地延伸向区委书记的窗口。这是从赵慧文寂寞的房间通向火热斗争生活的窗口。林震坚决地、迫不急待地凭借了新的选择。有趣的是作家以斗争的名义让林震、赵慧文走近，又是以此名义将林震引向了“领导的窗外”。
“文学与革命”
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张慧敏
王蒙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在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从文本自身到文本之外（影响）都笼罩着某种斗争的紧张情绪。
一方面是由文本而引起的讨论。分两个部分：讨论之一是关于编辑事件。具体指文章投到编辑部以后，到发表出来，从题目到内容，编辑部都作了一些改动。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编辑秦兆阳为这次修改作了检讨和解释，讨论的主流倾向是批评编辑的。讨论之二是对文章的“典型环境”、“共性和个性”、“党性”、“人民性”、“阶级性”、“英雄性格”、“正面人物”等等问题提出质疑。在这组讨论中，王蒙作了一篇检讨——《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阅读这篇检讨材料时，我注意到王蒙策略地使用了一种检讨人称的变更手法（“我”和“作者”的不断替换使用），使得主体和客体不断变化，产生了一种镜像表演效果，今天似乎可以把它看成一种隐秘的拒绝姿态来进行阐释。
第二方面是对文本的再解读。我在这个文本中首先读出的是一种斗争氛围。虽然文本中关于斗争的言语，在语词的约束下不断中断和悬置，但是从文本整体结构看，它仍是醒目而完整的。
文本的主人公从一开始切入工作，就进入了一种斗争情绪中。文章的主旋律是这“战斗精神”要“与区委的缺点作斗争”。林震到区委，“这正是发挥战斗精神的时候啊！”在林震看来，“人要在斗争中使自己变正确，而不能等到正确了才去斗争”。文章里还描述了一个林震吃荸荠的场景：他“气愤地把捏烂了的酸荸荠扔到地上”，吃完荸荠以后，“夜已经深了，纯净的天空上布满了畏怯的小星星。”斗争的情绪便是要敌人畏怯，自己无畏，所以林震要千百次地叮嘱自己“不怕，不怕”。最后作者指出这个人物性格的成熟，恰是“他懂得了斗争的困难和斗争的价值。”
爱德华·赛义德说：“每一文学文本在某种程度上都负有其环境的重负，负有产生它的明显的经验现实的”。可以说王蒙的《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背负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背景的重负。无论是文本还是关于文本的讨论，都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初创之时，急需掌握文化的迫切要求与实质性文化传统存在遗缺造成的不平衡而带来的焦虑，也正是这种焦虑引发了多重“斗争”。
其次伴随文本争斗性的便是权力崇拜。语词总含有一定的意义观念，而这观念恰暗示或者说隐匿于语词之中。而文本是使语词这样隐匿的无限性不断具体化。
文章开篇，车夫说：“您到这儿来，我不收钱。”因为“这儿”是“区政府”，一个权力机构，可见当时的环境在人的心理上投下的普遍影响是权力的威慑力。这直接影响到林震这个人物的性格刻划。他的“兴奋”、“心跳”、“紧张”，“诚服”……无不处在权力威慑的影响下，以致“功勋”、“创造”、“冒险”、“爱情”构成这个人物的全部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