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敏宏[1]2010年在《手中放飞的风筝》文中研究指明葛浩文是一位美国学者和翻译家,他为国人所知缘于他对中国新文学时期女作家萧红的“发掘”性研究,以及他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翻译。他从20世纪七十年代起开始翻译中国现当代小说,至今已有叁十年的历史。叁十年当中,他孜孜不倦地翻译了中国大陆及港台叁十几位知名作家的四十余部长篇小说,而他翻译的短篇小说更是不计其数。在现有以葛浩文小说翻译为对象的相关研究中,或对葛浩文先生的翻译观及技巧作总体概述；或以葛浩文翻译的某部小说为依托,探讨文化差异下的翻译研究问题；或以葛浩文翻译的小说译本为研究资料,从英汉语言对比的角度,探讨汉英翻译的转换技巧及机制；或以葛译小说个别译例为窗口,佐证某个理论在翻译中的解释力。唯独不见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尤其是从小说叙事的角度,研究葛浩文先生的小说翻译。他的译作享誉海内外,而他在中国,尤其是翻译界却相当“默默无闻”。这与追随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为主流的我国翻译界有很大关系。本论文试图以葛浩文的小说翻译为个案,通过对其代表性译作的文本分析,从叙事研究的角度出发,探讨其小说翻译的叙事策略和技巧,以及小说作为一种文类为翻译提供的再创造空间。葛浩文翻译成果丰硕,本论文选择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叁部小说及其译本为研究对象。葛译小说中既有男性作家的作品,也有女性作家的作品；既有大陆作家,也有港台作家；既有现代小说,也有当代小说。本论文在选择译本时,尽量照顾到这些方面。在所选的叁部小说中,萧红是大陆现代女性作家,莫言是大陆当代男性作家,朱天文是台湾当代女性作家。而且,所选的叁部小说分别代表了叁种不同类型的小说,分别是情感型的《呼兰河传》,情节型的《红高粱家族》,思想型的《荒人手记》。因此,兼顾各方,本论文选择这叁部小说作为文本研究对象。《呼兰河传》是散文化情感型小说。这类小说不以离奇曲折的故事为己任,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不是为了吸引读者,而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情感。对《呼兰河传》而言,就是在浓浓怀乡中批判家乡父老愚昧、麻木的国民性精神状态,表达了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小说特殊的橘状结构、无时性叙述、聚焦方式与叙述声音都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小说淡化情节的散文化、口语化特征。在英译本中,译者对橘状结构和无时性叙述的处理效果较好,但是对原文特殊的聚焦方式和叙述声音的处理效果则不尽人意,使其中蕴含的价值和意义有所遗失。《红高粱家族》属于典型的情节型小说。这类小说以故事建构和情节设计为重,因此,这部小说突现了小说叙事研究中对故事和情节的关注。二十世纪的小说实践颠覆了十八世纪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拉奥孔》(Laocoon)中关于文学是时间艺术的论断,作家们醉心于小说的空间化建构。《红高粱家族》时空关系交错,情节曲折,表现了作者意欲突破传统的线性情节安排,改变平面化处理叙事时间的努力。译文中通过事件重组、省略非叙述评论、省略卫星事件等手段,使小说结构紧凑、情节连贯,强化了小说叙事时间的自然顺序,表现出译者和原文作者不同的书写理念。一方面,译文迎合了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心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西方主流诗学对中国文学的边缘化。《荒人手记》则是一部思想型小说。它既不像《呼兰河传》那样散文般抒发作者内心情感,也不像《红高粱家族》那样构建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扑朔迷离的情节,而是以故事叙述为契机,追索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人类存在的意义、宗教文化、两性关系、等等文化现象的思想沉浮录,其主题丰富而深刻。小说以重峦迭嶂的意象铺陈故事,以极尽耽美的陌生化文字诉诸感官,断句迭词更加突显女性思维方式,形成小说极具个性的阴性书写特征。该小说的风格与主题完美统一,风格本身构成主题,即以求异的书写方式,质疑常态的异性恋体制和男权话语秩序的权威。从叙事的角度来说,这类小说既没有经典叙事学的聚焦方式与叙述话语的复杂关系,也没有经典叙事学的故事与情节的纠缠,却表现出后经典叙事学中叙事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关系。英译本中,尽管译者十分尊重原文风格,但仍表现出对传统叙事规约的妥协,通过非标记化和叙事化手段弱化原文的奇异色彩,并在这一翻译行为之下,无意识地扭转了叙述者性别,再次彰显了男权话语的中心地位。纵观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翻译历程,明显有一个从原文中心主义向译文本和译文读者倾斜的变化。在翻译事业之初,葛浩文的翻译略显稚嫩,译文时常显得生硬,翻译腔浓厚,有着明显的“隔”之嫌。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他翻译实践的丰富,也随着翻译大气候的变化,葛浩文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厚的中英文语言功底,逐渐在原文与译文之间拿捏自由,游刃有余。尤为突出的是,葛浩文非常注重译文可读性,并在尽可能保持原文风貌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方法简化译本,形成他小说翻译的易化原则。一方面,其易化原则在追求译文可读性的同时,表现出原文作者和译者不同的书写理念,以及西方主流诗学对中国文学的边缘化操控,另一方面,其易化原则在表现出译者对传统叙事规约的遵循,力求使故事因果分明、情节连贯的同时,也表现出译者面对叙事规约和作者创作以及读者阅读的双重矛盾,以及叙事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矛盾。文学翻译是再创造的艺术。就小说文类的翻译活动而言,故事的翻译再创造空间最小,它是小说翻译的最小忠实维度；但译者可以通过素材挖掘、事件重组等手段重建小说情节,延伸小说虚构性；叙述话语的翻译再创造空间最大,且由于中西方不同的审美习惯和语言差异,例如汉语的意合性和英文的形合性,中文小说中常见模糊性叙述话语,即叙述者话语和人物话语的隐性越界,造成阐释的多义性。译者常常需要根据文本内语境和文本外语境进行判断,在多种可能中确定一种,如果选择不当或疏忽,则会造成原作和译作文本内蕴的较大差异,使读者的阅读心理感受发生偏离。葛浩文认为,翻译是写作的高级阶段,翻译意味着对原文的重写。然而,他的重写并非“改写”。重写并不排斥对原文的接受,并且与原文保持密切的关系。重写与原文之间有一种温和协调的合作关系,而“改写”则透射出译文与原文的某种对抗关系；重写意味着与原文的协商和对话,而“改写”则隐含着对原文的挑战和怀疑。尽管我们承认翻译的行为具有再创造的成分,尤其是文学翻译,然而翻译毕竟不是原创,翻译的本质注定了译文的受束性,不可能完全反叛原文,而是有条件的创造性叛逆。对于翻译而言,译文就是原文同构母体的变体。如果说译文是原文的互文体,那么这一互文体与原文同构母体之间的衍生关系必然清晰可辨,就像是空中的风筝,无论它飞得多高,总有一根绳子牵引着它,那根绳子就是原文文本。葛浩文就是这样一位紧紧抓着风筝的绳子,让其在空中自由飞翔的放飞者。
何云涛[2]2013年在《清末民初小说语体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主要采用了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文本细读等方法,研究清末民初小说语体的特征、趋势以及文化运行机制之影响。清末民初小说语体与既往不同,与五四时期也有较大差别,显示出相对独立的价值,在汉语书面语文白消长过程中意义重大。本论文的论述目标主要包括：一、梳理清末民初之前文言、白话两种汉语书面语体的历史演进,以及在整个历史中的发展特点、趋势和规律。二、对清末民初的小说语体进行分类,探视小说语体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二、分析清末民初小说语体趋势特征背后的文体观念、雅俗审美观念以及士人复杂心态,探讨社会运行机制的变化如何加速白话取代文言的质变过程。基于以上的目标,本论文主要分为六章。第一章是“清末民初之前文言白话之发展趋势”。笔者对文言和白话进行界定,梳理清末民初之前文言白话的发展脉络。文言、白话虽属于不同的词汇语法系统,但同根同源,且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借鉴融合。从文言语体成为官方主流书面语之后,言文分离的现象一直是文人已深刻认识的问题,由于种种因素制约,白话书面语只能在边缘逐渐积累其优势,但已明显地呈现出文白消长的趋势。第二章是“清末民初小说之语体选择：多语体并存”。笔者对清末民初小说语体进行分类描述,在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使原来分类更加细化。白话语体可以细分为古白话小说及官话、方言小说、欧化译语体白话小说,其中的方言小说主要集中于北京方言、吴方言上；其次,根据具体的小说文本,文言语体可分为散体文言语体小说和骈文语体小说；最后论述韵文语体,主要是指清末民初时部分作家创作的弹词小说。第叁章是“多语体并存与清末民初繁杂小说观念”。“新小说”为代表的白话小说为杂文学文体,语体上多采用白话；林纾则持史传的文学观念,语体选择倾向于古雅的散体文言书面语；徐枕亚则认同辞赋化小说观念,其语体选择骈文语体。“新小说”为代表的白话小说“以俗为雅”,用通俗白话创作严肃小说；林纾译作“以雅化俗”,以雅致的散体文言提升通俗小说雅化的空间；以徐枕亚为代表的骈文小说“以雅返俗”,用雅致的骈体文创作媚俗的艳情通俗小说。第四章是“多语体并存与清末民初文人心态”。清末民初处于激烈时代变革的语境下,文人心态与传统相比发生复杂的变化,小说多语体选择与文人心态密切相关。白话小说反映出革新派文人救亡图存的理想追求和经世致用的工具化实用主义心态,用白话语体新民救国成为激进派文人的共识；散体文言语体小说则代表了文化保守派文人心态,此派文人坚守只有使用文言语体才能创作“传世之文”和美文；骈文语体小说则代表有意逃离政治的文人心态,同时反映了此派文人追求盈利和炫耀才华之期望。第五章是“文言、白话的此消彼长”。本章首先从语言学角度分析文言语体的式微,其次本部分从小说理论、数量以及其他诸文体(诗歌、散文、剧本等)的白话语体实践,证明了文言语体表现空间被大大压缩,最后以梁启超文本为例分析文白消长的必然趋势。第六章是“清末民初文白消长的必然性与时代契机”。本部分一方面从内在原因分析文白消长的必然规律,另一方面从时代因素分析文白消长的外在原因,其中包括白话报刊的兴起、民族国家建构的需要、科举制废除与文人身份转变、教育体制改革以及异域文化的影响,内外因结合最终促成白话取代文言。本论文的结论是：在清末民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文白的兴衰交替沿着其历史轨迹进入转型时期,自然的语言、文学的语言、政治的语言叁者胶接在一起,共同促进了文言向白话的转变。从自然的语言来说,文白的兴替是汉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不可否认政治因素对语言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政治的语言成为文白兴替的“催化剂”。文学的语言既反映了自然语言的演变和政治意义上的语言特征,也成为语言变革的“试验田”和语言规范化的“净化器”。如果没有五四时期强制性地全方位推行白话文学运动,如果没有行政机构强制性地推行国语教育,也许汉语书面语言将遵照其内在规律继续发展。白话必将取代文言,但其过程将会延长,而且会在对峙融合中形成某种白话规范。历史不能假设,文学语言只能在自然的语言、政治的语言二者相互牵制的合力中发展。政治意义上的语言改革是二元对立式的非此即彼模式,一定程度上是政治霸权语言模式。自清末民初之后,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不可逆的发展趋势。
胡洁[3]2010年在《建构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外宣传是主权国家对外交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展现国家形象、传播国家立场和政治主张,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对外宣传已经成为增进国家相互了解、维系世界和平的主要纽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力日益增强,国际经济、文化交流逐渐增多,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与我国丰富的对外宣传手段比较而言,外宣翻译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不相匹配。本研究试图弥补国内外宣翻译理论研究的不足,将以政府为(潜在)主体的外宣翻译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外宣翻译的理论构建与国家形象构建和传播联系起来,探讨中国的外宣翻译对于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国家形象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指导原则。本研究从社会建构主义角度出发,认可话语对现实的影响和建构能力,将外宣翻译与国家形象塑造联系起来。在理论构建上以吕俊教授基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建构翻译范式为研究的宏观理论框架,将外宣翻译行为视为我国与他国之间社会交往层面主体间的建构性理解,以达到物质世界、社会世界和主体世界有效沟通为目标,遵从语言构成规则和语言使用规则,在满足“知识的客观性”“解释的合理性和普遍有效性”以及“原文定向性”的前提下,寻求外宣译文的指导原则。在原文的语篇分析策略上,笔者借鉴了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理论,尤其是其“语境”论,结合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的叁大原则和系统功能语法的语篇基本功能理论探索译本的处理策略,以期兼顾译文语篇的语言意义与社会意义。最后本研究借用西方主要修辞论断和语用研究成果,探讨外宣译文如何顺应西方读者思维模式和社会文化规范,提高译文的话语感染力和交际效果。本研究共分七部分。导论笔者对本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以及基本理论构架进行了概述。第一章：我国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现状综述本章对本文涉及的核心术语进行了概述和厘定,以奠定论文的研究基调和出发点,明确了外宣翻译研究对象以及本文的研究范围：以政府为(潜在)主体的外宣行为,同时指出了我国目前外宣翻译研究的主要问题。第二章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家形象塑造与翻译策略本章首先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定义国家形象,其内涵和外延,以及其与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继而从形象传播的角度分析国家形象的塑造,我国国家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其传播过程以及在此背景下对外宣传所需采取的话语策略和翻译策略。第叁章外宣翻译研究理论借鉴本章在分析了国内已有翻译研究范式之后详细阐述了吕俊教授的建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指出建构翻译观是对已有翻译研究范式的理性推倒和重建,是语用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观,有其独特的翻译研究标准和原则,其文本观与功能学派文本观有相仿之处,对外宣文本分类有一定借鉴意义。但仅靠建构文本分类的方法不能推导出更为细致的语篇分析策略,因而笔者引入了系统功能语法语篇分析工具,以对建构翻译范式的宏观框架提供语篇分析层面的辅助和支撑。在本章节,笔者指出,外宣翻译的交际特定性决定了其译、写、编兼有的“变译”特点,从而将“变译”理论融入到外宣翻译研究的总体理论框架里。第四章外宣翻译的语篇探讨和翻译策略本章是对第叁章系统功能语法语篇分析策略的展开和详述,基于其语类与语域研究理论,将以政府为(潜在)主体的外宣文本分为政府公文、新闻报道和公示语叁大类别,分别进行了语境和语类分析,并在建构翻译研究叁原则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同外宣文本的翻译策略。第五章外宣翻译语用修辞观本章对语用修辞学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概述,将西方基本修辞论断和主要语用理论与外宣翻译策略结合起来,指出合理运用西方的语用修辞资源可有效增强外宣译文的感染力和交际效果。结语在本部分,笔者主要探讨了本研究的不足和有待完善和改进的地方,并对国内外宣翻译的将来趋势做出了简单预测。
朱献珑[4]2011年在《译学范式转换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文中认为译学范式是翻译研究共同体在特定时期内广泛接受和遵守的翻译概念系统,是共同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和行动指南,并由此形成独特的研究传统、理论立场、学术目标、分析方法、术语体系等。译学范式的演进与译者主体性的构建紧密相关。本文将译者主体性置入译学范式演进的宏观理论视野中,通过明晰范式演进的内在逻辑与深层机制,把握译者主体性的构建轨迹、寻求译者主体性的合理定位。古典译学时期,翻译理论研究意识薄弱,未形成共同的研究范式,属于翻译研究的“前科学”时期,译者主体性基本上是一个含混的概念。西方译学部分考察了古罗马帝国、文艺复兴以及18世纪之后等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就宗教作品翻译而言,译者最初在“上帝的感召”下亦步亦趋地追随原作,民族语翻译的兴起使译者拥有了适度变通的自由,译者主体性整体上经历了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就世俗文学作品翻译而言,古罗马时期的翻译以译者对原作的征服与占有为基调；中世纪时期的译者基本上凭个人喜好从事翻译；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译者的原作意识依然较为淡薄；18世纪之后的西方译学逐渐摆脱了轻视原作的倾向,注重再现原作中的异质文化成分,译者的自由裁量空间相应受到压缩。中国译学部分以历次翻译高潮为主线,涵盖了古代佛经翻译、近代西学翻译以及“五四”以来的翻译活动。通过考察发现,译者主体性在整体上并未受到过多压制。译者在翻译选材、翻译方式等方面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自主意识,通过翻译实现了传播思想、启迪民智、改良文学等目的,成为民族文化构建的积极参与者。语言学范式借鉴了包括结构主义语法、转换生成语法与系统语法在内的现代语言学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实现了研究的规范化与系统化,结束了古典译学时期的朦胧和无序。然而,语言学范式过于关注语言形式与文本结构,追求研究的科学化与形式化,译者主体性消解于形式和结构的分析之中。在描写译学与文化研究的冲击下,语言学范式的解释力日趋式微,后期不得不引入功能、认知、语用等以修正和置换原有规则体系。从哲学层面分析,科学主义观照下的文本中心论构成了语言学范式的哲学基础,也是造成译者主体性消解的根本原因。作为文化学范式的先导,“翻译研究学派”整体上摈弃了语言学范式规定性的、以原语为中心的研究取向,采取描写性方法考察译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在发掘翻译文化属性的同时凸显了译者的重要作用。在文化研究思潮促动下,翻译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向文化研究的转向,翻译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功能得到史无前例地高扬。作为“文化转向”之后的两个重要理论维度,女性主义译论与后殖民主义译论揭示出隐藏在翻译中的不对称权力关系,以及翻译在文化身份认同与建构中的重要作用。翻译成为权力交锋与身份宣示的场所,成为译者及其所属族群表达文化诉求、争取话语权力、重塑文化身份的工具。文化学范式从整体上实现了从规定到描写、从原语到译语、从形式到功能、从文本到文化等一系列跨越,译者的角色及作用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文化学范式过于注重翻译的外部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翻译的语言属性与内部研究,模糊了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界限。文化学范式所依据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非理性和颠覆性的,缺乏建构性和全局性的思考向度,意义的客观性在差异性游戏中被放逐,无法从根本上保证理解与解释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追根溯源,科学主义所关注的语言和逻辑,非理性主义推崇的人之意志、情感、本能等,后现代主义追求的个性与差异都无法合理定位主体性,都有其片面和偏激之处。在翻译研究领域,从主客不分的古典译学时期,到科学主义主导的语言学范式,再到后现代主义主导的文化学范式,翻译活动的主客体关系在整体上处于失衡的状态,译者在原语和译语的夹缝中飘忽不定。只有把翻译从语言和意识的世界拉回到现实生活世界,在社会交往与社会实践的理论视野中,才能确立理解与解释的有效性尺度、合理定位译者主体性。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将主体间的交往与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相关联,主张主体间以语言为媒介、以社会规范为准则、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或商谈达成相互理解与意见一致,重建融理论、实践和审美理性于一体的交往合理性。本文以交往行动理论为依据,反思了语言学范式与文化学范式的偏颇之处,认为需同时关涉事实性的客观世界、规范性的社会世界和情感化的主观世界叁个维度,并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叁种言语有效性要求,才能够合理描述与解释译者主体性。在此基础上,论文尝试确立“客观—社会—主观”叁位一体的译者主体性研究模式。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以关系主义方法论原则为出发点,力图消解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主体与结构之间二元对立,将社会实践视为场域、惯习、资本等相互作用的产物,深刻揭示了社会实践的双重构建性,为翻译研究尤其是译者主体性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维度。一方面,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成为受社会因素调节的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有效联通语言与文化这两条研究路径、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研究模式。另一方面,把译者作为社会化的个体,将惯习、场域(常规)、资本进行结合研究,有助于全面描述译者的翻译实践、合理定位译者主体性。本文反思了语言学范式的客观主义以及文化学范式的主观主义研究倾向,并基于场域、惯习、资本等叁个概念工具勾勒出了社会学视域下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路径。结合翻译个案探讨了翻译场域的定位、译者惯习与翻译场域(常规)的双重建构、译者翻译观的文化资本解读、文化资本的流通与译者的顺应与选择等。
左鹏军[5]2018年在《文化的中西古今之变与近代文体的转换生新》文中研究表明在中西文化冲突交融、古今文化嬗变会通的背景下,中国近代文体观念和文体形态表现出一系列新变化:在文学观念上,从传统杂文学观念向具有近现代色彩的纯文学观念转化;在文体观念上,从传统综合性、实用性文体观念向近现代专门性、审美性文体观念转换;在文体形态上,从传统文章学文体形态向近现代文学性文体形态转变;在传播接受方式上,从传统技术工艺传播接受方式向具有工业化特征的近现代传播接受方式转换。因此,近代成为中国文学史和文体史上一个特殊而重要的阶段,近代文体观念与文体形态变革留下了丰富的文学史、文体史和文化史经验,既具有丰富的文体史、文学史内涵,也具有特殊的思想史、文化史意义。
荣维东[6]2010年在《写作课程范式研究》文中指出长期以来,我国“作文教学”领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与危机。这不仅表现在课程、教材、教学等各个层面,也表现在从学术界到一线教师的写作知识中。纵观当前我国中小学写作教学存在着的内容玄虚、教法陈旧、评价笼统以及写作教学的“不作为”现象。从实质上看,都与写作知识的陈旧僵化以及写作知识生产的滞后有关。从中外写作课程发展轨迹看,大致经历着叁种“范式转换”：即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传统的“文章写作”,到七十年代开始的“过程写作”,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酝酿发展着的“交际语境写作”。这叁种写作课程范式,都引起了当时写作课程与教学的重大变革。可惜的是,我国的写作课程与教学状况,仍停留在“文章写作”阶段。本研究将以“写作课程范式”为线索,具体梳理、论证和重构叁种主要范式下,人类对于写作的认识以及它们各自的知识要素、理论依据、课程内容、教学策略的变化,并试图构建一种基于整合思路的写作课程内容新框架。本研究共有叁个部分六章内容,按照“导论-分论-结论”的思路展开。第一章“写作课程范式导论”。从我国当前的作文教学困境说起,循着“作文教学—写作课程—课程内容—写作知识”思路,一步步探源归因于：“写作课程知识的陈旧与缺失”。随后对“写作课程”的叁种范式进行概述。接着对本研究的定位、层面、概念、方法及内容框架做说明。第二章至第四章是分论部分。主要依循写作课程发展的历史逻辑展开。各章因应实际的课程知识状况,所采用的研究视点不同。“文章写作”存在问题较多,故采取了“批判审议“的视角；“过程写作”,在我国尚未普及且存有误区,故采取“阐释反思“的视角；而“交际语境写作”,因为它是“正在形成中的范式”,国外也没有现成理论,故采取“理论建构”的方式进行。第二章“文章写作”范式的研究,先对我国百年来作文课程内容发展脉络进行了勾画,然后分别从语言学、文体学、文章学(写作)学角度,结合当今写作领域的实证研究和国外写作最新成果,对其科学性、有效性进行审议。最后对“文章写作”的教学策略,如“说写互借”“读写结合”“范文模仿”的有效性进行论证。第叁章对“过程写作”的本质、写作模型、专家与新手作者研究、过程写作策略,以及“过程写作”优势和劣势以及实践中的误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第四章是本论文的一个重要章节和理论创新所在。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随着社会认知心理学、建构主义、功能语言学、交际学以及主体间性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写作课程领域开始酝酿新的“范式转换”,即由“过程写作”转向“交际语境写作”。这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写作范式。我们提出了“交际-语境写作”的概念并认为：语篇是包括读者、作者、体式、目的等写作交际语境要素互动的产物；写作语境、目的、对象等决定着文章的内容、体式和语言。鉴于它的学派观点、理论基础、知识构成等都还在探索之中。我们在这一章中对它的理论来源、写作模型、知识要素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对本视域下的写作知识,诸如：语境、语篇、读者、作者、主题、语言等进行新的阐释。从某种程度上讲,本章研究具有一种前沿写作理论探索与创造的性质。论文的第叁大部分用五六两章的篇幅展开。具体讨论了基于前述叁种写作范式课程知识的整合与重建。这将是本研究的结论部分。第五章首先讨论写作目标与写作课程内容之间的关系,然后基于叁种写作范式构建了一个“以文章知识为显性指标、以过程知识为策略路径、以交际语境写作知识为母机”的“叁维写作内容框架”,并用大量案例进行了可行性证明。接着提出了基于叁种范式整合的写作模型。然后基于功能语言学视角论证并提出了“功能性文类写作”的构想。第六章延续前章课程内容重建的主题,探讨“写作策略教学”问题,并从多学科视角对世界写作课程理论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最后对我国的写作课程知识开发提出了几点行动路径。本研究“有破有立”“理论结合实践”,本研究在审议传统,重构新知和理论的同时,还以行动研究的方式进行了一些基于新范式的写作“实验课”“示范课”。这也正是本研究致力追求的“探索新知”和“服务实践”的双重品格。
张牧[7]2011年在《试论林少华的“审美忠实”》文中指出林少华译文之所以收得成功,与他主张的“审美忠实”不无关系。“审美忠实”是其翻译理念的关键所在,出发点是文学翻译是再现原作艺术的艺术,核心是把握并再现原作的文学性或者艺术美,落脚点是原作文体的完美再现和译文语言所展现的文学性。文学翻译的基石是忠实于原作,忠实于原作不能拘泥于斤斤计较原作的语法词汇等表层结构,更应把握原作的意境和氛围,并将其再现出来,也就是翻译不仅要译出内容,更要译出“味道”。文学作品的生命在于其文学性、艺术性,而译文若仅是原作词句的忠实罗列而失掉了原作的文学性,则绝不是合格的文学翻译。文体主要指文章的风格,是作家艺术生命的重要载体,是原作文学性、艺术性的重要体现,文学翻译不能忽视对文体的追求,好的文学翻译也必然是将原作文体完美再现的文学翻译作品。文学翻译最终落实在文体上面,合格的文学翻译必须符合汉语的语言规范,读起来磕磕绊绊词不达意句不通顺的译文无疑不能称之为合格的翻译。本文拟对林少华的文学翻译艺术进行系统的探讨,围绕“审美忠实”从整体着眼,超越就事论事的局限,对来龙去脉和影响以及各相关因素加以研究。首先分析“审美忠实”的内容及其在译文的体现。接下来通过对译者的主体研究探讨“审美忠实”的实质和理论渊源,分析文学理念、价值取向、人生体验等主观因素和客观环境对其“审美忠实”的影响;对翻译界对其“审美忠实”的批评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藤井省叁的评论进行分析。最后探讨“审美忠实”的理论意义和对现实中的文学翻译的影响。林少华对于他所主张的“审美忠实”身体力行,前后推出了六十余部文学翻译作品,其中他所译介的村上春树作品,在国内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审美忠实”对于难以出现文学翻译精品的当代翻译界,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深受“等值翻译”、“等效论”等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影响下的中国文学翻译界,文学性的缺位不啻为文学翻译的重伤。而“审美忠实”对文学性和审美的重视,对文学翻译重归文学的提倡,对于时下文学翻译的发展和译文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樊义红[8]2012年在《文学的民族认同特性及其文学性生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文学的（身份）认同问题是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话题。这种（身份）认同尤以其中的民族（身份）认同最有探讨的意义和空间。民族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的民族认同现象丰富而复杂，这对我们探究民族文学的异质性（相对于汉族文学）和规律性都具有潜在的启示意义，而以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很欠缺。面对学术界对“民族文学”概念各持己见、莫衷一是的现状，首先区分出广义的民族文学和狭义的民族文学概念很有必要，而后者是此文主要关注的研究对象。认同理论经历了从本质的认同论到建构的认同论的发展历程，较为可取的认同论是综合了二者的特点但又以建构的认同论为主。民族认同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之上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将认同和民族认同理论引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和民族文学研究有其必要性、合理性和多重意义。民族文学的很多元素都参与了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其中尤以“文学性”的几个方面如语言、叙事、文体和形象对民族认同的建构最为隐秘和复杂，也最具理论研究的价值。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语言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包括母语写作、非母语写作和双语写作；叙事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包括第一人称复数转向、多重视角、平行对话结构、宗教文化叙事和叙事者干预；文体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包括抒情性、重述神话史诗、文化展示性书写和文体转型；形象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包括民族英雄形象、民间英雄形象和民族文化形象这叁类特殊的人物形象，以及由我者形象和他者形象所构成的几种关系模式：对话模式、对比模式、冲突模式和镜像模式。语言、叙事、文体和形象对民族认同的建构都有其特定的机制、策略、原因、意义和限度等。对这几方面的研究也启发了我们对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语言、叙事、文体和人物形象，文学本身的语言、叙事、文体和形象层面，以及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理论反思。以上的研究引导我们发现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和民族文学的一种特殊性质：“民族认同特性”。它不同于民族文学的民族性、文化性和审美性但又与其密切相关。它有其特定的内涵但又是动态发展的。民族认同特性的发现具有多重意义。可从两个大的方面考察这种民族认同特性生成的原因，一方面，文学是建构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这为民族认同特性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是民族文学作家的民族认同建构，这使得民族认同特性生成的可能性成为了现实。这方面又可以分为民族文学作家自发的民族文化传达和自觉的民族文化建构两种情况。前者主要生成了一种显性的民族认同特性，后者则生成了一种显性和隐性兼备的民族认同特性。而自觉的民族文化建构又与叁种民族认同的危机有关：汉族文化和文学的话语压力；现代性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挑战；全球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同质化威胁。民族认同特性也昭示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和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这启发我们从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建设的目的出发，探讨对民族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多重价值等。
黄芳[9]2010年在《跨语际文学实践中的多元文化认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将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创办的英文期刊The China Critic(《中国评论周报》1928—1946)、T'ien Hsia Monthly(《天下月刊》1935—1941)确定为研究对象,依托史料考证的方法,运用传播学、翻译学及文化研究等相关理论,全面考察《中国评论周报》、《天下月刊》在创刊背景、刊物性质及内容、编辑作者群体等方面的不同点与相似性。《中国评论周报》于1928年5月在上海创办,依靠政府资助及广告收入作为刊物资金来源；刊物内容以时政评论为主,同时也注重对中国文学及文化的研究。《天下月刊》于1935年8月在上海创刊,其编辑多来源于《中国评论周报》,由中山文化教育馆资助创办,属于机关刊物,奉行独立的办刊理念,内容以文化评论为主,同时兼及时政评论。两刊依托上海发达的出版业,倚重聚合在上海的中外知识分子,倡导中西文化交流的理念,促进中国文学及文化向外传播。以林语堂、吴经熊、温源宁、钱锺书、姚克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通过创办英文期刊《中国评论周报》与《天下月刊》构建中西文化交流的“国际平台”,寻求对西方现代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多元认同。本文重点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中国评论周报》、《天下月刊》为媒介所进行的跨语际文学实践与文化传播活动。林语堂、温源宁、吴经熊等人在"TheLittle Critic"(“小评论”)、"Imperfect Understanding"(“知交剪影”)专栏上发表了大量英文小品文,丰富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实绩,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补充。林语堂的“小评论’、温源宁的英文人物小品、吴经熊的日记随笔等中国现代英文小品,将英国小品文文体培植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土壤,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了中国现代小品文的发展与繁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移植引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寻求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此外,两刊编辑作者以"Translations"(“翻译”)、"Special Articles"(“专论”)、"Book Review"(“新书介绍”)等专栏为载体,对中国文学作品展开全面译介,推动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倾向。这种认同倾向一方面表现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外译介带有现代主义文学色彩的文学作品,体现出对作为现代历史进程中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随着政治矛盾激化、民族危机加剧,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外译介左翼及抗战题材文学作品,表现出通过文学翻译来寻求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倾向。同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倾向还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研究,两刊的编辑作者对传统文化(本文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古代文学)进行了文本译介与文化阐发,其中既包含对古代文学经典如《诗经》、唐诗、宋词的译介,还包括对元杂剧、昆曲及话本小说的文化阐发,表现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倾向。在传统文化认同基础上,两刊的编辑作者以现代思想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解读”,寻求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创办的英文期刊,《中国评论周报》、《天下月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及文化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两刊不仅展现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多元文化认同的倾向,两刊所刊载的跨语际文学文本还将进一步拓展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视域。两刊所刊载的中国现代作家英文作品,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创作的解读；两刊对中国古代及现代文学作品的译介,有助于拓展中国与世界文学关系的研究向度；此外,两刊为中国近现代期刊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论文后附叁个目录,为研究者提供《中国评论周报》、《天下月刊》上中国现代作家英文作品的目录资料,以备检索利用。前两个目录为林语堂、钱锺书、温源宁、姚克在《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的英文作品目录中译,附录叁为全份《天下月刊》目录中译。
杨程[10]2017年在《文学翻译中的文体学分析与运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体学自20世纪以来逐渐得到重视,并与翻译结合,为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该文以文体学翻译理论为指导,探讨了文体学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以期为日后的文学翻译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
参考文献：
[1]. 手中放飞的风筝[D]. 吕敏宏. 南开大学. 2010
[2]. 清末民初小说语体研究[D]. 何云涛. 南开大学. 2013
[3]. 建构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D]. 胡洁.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4]. 译学范式转换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D]. 朱献珑. 中南大学. 2011
[5]. 文化的中西古今之变与近代文体的转换生新[J]. 左鹏军. 学术研究. 2018
[6]. 写作课程范式研究[D]. 荣维东.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7]. 试论林少华的“审美忠实”[D]. 张牧. 中国海洋大学. 2011
[8]. 文学的民族认同特性及其文学性生成[D]. 樊义红. 南开大学. 2012
[9]. 跨语际文学实践中的多元文化认同[D]. 黄芳.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10]. 文学翻译中的文体学分析与运用[J]. 杨程. 海外英语.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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