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魔术”的泄露和日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美论文,魔术论文,一九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攻击珍珠港前八个月，日本知道了它的密码外电文已被美国破译。多年来，政治家和历史学者一直认为，日本知道这种秘密破译方面的突破是无关紧要的。但是，最近的销密文件提供了另一种情况。日本知道美国密码破译装置——“魔术”，看来已起到了使美国同日本关系恶化并对1941年亚洲的战争缺乏准备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开始后一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已经在进行着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对轴心国的“不宜而战的战争”。这场未曾宣布的战争包括反对日本领土扩张的公开和秘密的努力。日本1937年对中国的进攻，最终导致罗斯福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1939年1月，总统对日实行道义禁运。7月，美国通知日本，不再续订到1940年1月期满的两国每年一度的商业协定。
1940年6月纳粹击败法国之后，罗斯福批准了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同日本大使解决争端的谈判。同时，陆军及海军情报中心正在识破日本的外交和军事密码。1941年5月美国秘密破译突破的情况泄露给日本，似乎预示着重要情报来源的丧失。但是，日本没有改变他们的密码系统，从而使美国可以继续阅读日本的外交电文。至少在表面上，“魔术”的泄露似乎未引起日本政府的反措施。
先前几次对日本知道美国破译突破的情报失检进行的调查，找到的关于泄露的起因和后果的情况很少。1945年，调查珍珠港偷袭的国会联合委员会，对问题作了研究。11月16日，参议员霍默、弗格森要求委员会总顾问威廉姆·D·米切尔搞到所有有关日本知道美国识破密电码的有用的美国情报资料。以后的探究表明陆军情报局以及海军情报处都在1941年5月前发现一个德国官员已经把美国的突破告知日本人。但是，国会调查者未能确定情报泄露的起因，并且他们也提不出有关日本外务省曾采取重大反措施的任何迹象。
由于有可能澄清事实的文件尚是保密的，研究这一事件的历史学家遇到了阻碍。罗保特·沃尔斯泰特，在她对珍珠港情报的卓越分析中，认为从1941年8月到11月华盛顿禁止向武装部队野外驻地送“魔术”破译的情报是因为遭到了损害。如同其他学者一样，她指出德国警告之后日本外交部没有改变外交密码。但是，她没有处理日本是否相信德国警告的问题。戴维·卡恩在讨论“魔术”泄露时也承认日本只是采取了一些表面的、作用不大的安全措施，例如，东京仅只要求官员们尽可能谨慎地使用密码电报，但对密码本身未作改变。虽然卡恩指出美国开展了“魔术”泄露的调查，但是他还是没有确切知道泄露是如何发生的。
拉迪斯拉斯·法拉戈在他的一本较少学究味道的著作中把情报泄露归咎于付国务卿隆姆纳·韦尔斯。法拉戈声称，韦尔斯曾把美国破译出的日本电文拿给苏联大使看。苏联大使转过来又把情况给了德国驻华盛顿的代办。巴顿·惠利在他写的《巴巴罗沙代号》一书中接受了法拉戈的解释。论述珍珠港偷袭其它方面的历史学家们，考虑了“魔术”提供的消息的影响但忽视了泄露。霍默·N沃林，1968年在一篇有代表性的评论中宣称：“日本人全然不知道美国已掌握了他们的外交密码……”
本文根据最近公开的，也是较早的调查者未曾使用过的文件，试图对情报泄露作更充分的解释。首先想强调的是泄露对美国政府产生的效果。情况表明，安全方面的漏洞促使日本尽力隐藏它对美国珍珠港的突然袭击。
1941年美国的密码员对日本的一些不同程度重要性的外交密码电文进行分析，作为信息情报器，即著名的“魔术”的一部分（信息情报指的是密码破译工序以及对信息的截获、解析和翻译）。根据秘密破译的情报写出的报告受到严格的控制。最初只让有明显需要的政府高级官员看阅这些材料。有时甚至对未破译的密码的分析也给罗斯福总统提供了有益的情报。1940年7月13日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第二集团军代理军长，谢尔曼·迈尔斯准将告诉罗斯福说：“目前在柏林和东京之间正在用密码进行相当多的无线电通讯，密码是十分机密的以至让人得出这样的推断：正在进行着的是很重要的谈判。”这些谈判的结果是在1940年9月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其目的在于使美国不介入欧洲战争。在谈判中使用的密码几周后被科洛尼尔·威廉姆·弗里德曼所破译，它是美国情报机关破译的日本最高级和最重要的密码，即著名的“紫色”外交密码。海军情报处的阿瑟·H麦科勒姆少将后来用热烈的字眼形容美国破译“紫色“外交密码：“它看来真象一笔意外横财。”
有关早期保护“魔术”的安全措施的少量资料，揭示的情况是这样：陆军和海军情报中心让送情报的人送抄件给白宫和国务院。1941年1月，这两个情报中心同意轮流每月发送和整理两处的信息情报以避免重复。不论是国务院或是罗斯福总统都未得到“魔术”情报的复制本。
正如沃尔斯泰特已经指出的，“魔术”的用处由于在情报中心内部缺乏分析和解释而受到了限制。它们很少把“魔术”情报同其它方面来的情报结合一起以估价某一具体状况。一般给总统和那些适当的，地位较高的官员们的备忘录只是具体电文内容的概括，不涉及情报对于日本政治方针的意义。向罗斯福报告时，情报中心对日本外务省使用的措词以及日本不同的住外大使所用的措词给予同样的对待。对美国政策的任何解释以及以后的应用看来取决于那些政策制定者们，他们看这些未加工的情报。然而“魔术”材料无疑对罗斯福政府是有帮助的。希特勒和苏联外交委员莫洛托夫会谈情况，就来自“魔术”1940年11月的一份概要。“魔术”也事先告诉了罗斯福关于日本外相计划在1941年春出访莫斯科和柏林，并且使罗斯福得以看透外相松岗洋右对于苏美关系动向的看法。一般说来，“魔术”材料补充并帮助了对有关日本政策的、不同来源的情报进行反复核对。在东京的约瑟夫·C格鲁大使以及许多在日本有着半官方联系的个人也向赫尔和罗斯福提供关于日本政策的情报。
导致了泄露美国识破日本外交密码情况的安全失检发生于1941年春。虽然拉迪斯拉斯·法拉戈提出了一种关于轴心国怎样知道美国秘密破译成功的解释。但是经过认真检验，他的解释是站不住的。法拉戈坚持认为，萨姆纳·韦尔斯是有责任的，因为这位副国务卿向苏联大使出示了日本的关于表明希特勒在1941年进攻苏联的电文。然而法拉戈援引的这些具体文件对德国的意图并未说什么。在这些文件销密之后，这一点已是清楚的了。而且，副国务卿很可能是属于让苏联大使看日本外交电文的美国官员中最不重要的一个，因为韦尔斯不信任苏联代表。早在1940年夏天，联帮调查局已经告知罗斯福、赫尔和韦尔斯：苏联大使康斯坦丁·奥曼斯基把他同国务院官员们的会谈捅给了德国代办汉斯·汤姆森。韦尔斯相信，德国大使馆会把奥曼斯基谈到的涉及日本的所有情况告知日本大使馆。
把最近销密的一些文件收扰在一起来看，对“魔术”泄露有一种新的解释。副国务卿韦尔斯的确扮演了一个角色，尽管是一个无辜的。韦尔斯通常传送给英国大使一些情报，因为当时已存在着英美在这类资料方面的合作。1941年4月1日，韦尔斯透露给英国新任驻华盛顿大使维斯康特·哈里法克斯关于松岗洋右外长和戈林之间在柏林举行的最近一次会谈的内容。按照韦尔斯的介绍，戈林表示在纳粹打击了英国之后，不管打击英国的目的是否达到，德国打算立即进攻苏联。副国务卿的情报来自陆军信号情报中心3月29日译出的“紫色”密码电报。4月2日，英国大使馆将哈里法克斯关于其同韦尔斯会谈的报告送报伦敦，但没有用英国通常送机密材料的外交密码。相反，英国大使馆为了减少外交密码人员和机器的负担，使用了一种外交部业已指定为传送“机密性较少的电文”用的密码机。当接到这份特别的电文时，外交部人员对使用飞机生产部的密码发这样一份电报表示了惊慌不安。北美处处长奥姆·萨金特相信已经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并要外交部常务副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先生注意这一事件。
奥姆大概猜想，韦尔斯的情报是由电信侦察情报机关发出的。松岗洋右毕竟仍然在柏林同德国领导人进行着最秘密的谈判。人们都知道，如同美国在柏林的大使馆4月1日所报告的那样，没有任何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或新闻记者能够知道一点点关于此次松岗洋右同希特勒、戈林以及里宾特格夫仔细防范的会谈的内容。对于一个有经验的英国外交官来说，韦尔斯所说的情况的最合逻辑的来源一定是成功地破译了日本的外交电文。美国还能从那里如此迅速地获知在柏林举行的两个轴心国如此高级别官员之间秘密会谈的内容呢？外交部的关切得到了证实，因为飞机生产部的密码明显地得到了适当的通讯防护。
有很详尽的证据表明华盛顿的德国大使馆拦截并译出哈里法克斯4月2日给伦敦的电报。然后德国大使馆告知日本，美国已经破译了日本的外交密码。美国官员们已经知道，德国大使馆在1941年一直在进行电信侦察。但是，由于美国一直不能破译德国大使馆高水平的外交密码，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不知道德国大使馆在警告日本方面的作用。后来捕获的文件才揭露了德国在这段插曲中的作用。1941年4月28日，德国代办汤姆森从华盛顿拍给德国外交部一份“最高机密”电报：
根据绝对可靠的来源，我得知国务院已经掌握了日本密码系统的秘密并因而已经能译读东京拍给这里野村大使的关于大岛浩大使自柏林发送的报告的情报电报。
德国电报的内容包含有一些线索、表明大使馆已经截收了英国关于韦尔斯描述戈林议论的报告的电文。首先，“绝对可靠的来源”意味着是一分被德国情报机关拦截的外交通讯。这是有证据的。德国外交部在4月7日和22日给另一个大使的电文中，使用了几乎同样的词句——“可靠的，严格秘密的来源”，以形容一个情报的来源。该来源后来证实是德国拦截的对外的外交电文。第二，汤姆森代办认为国务院掌握了日本外交密码的秘密，而这时候在美国只是陆军和海军情报单位作为秘密破译机构在执行任务。读英国4月2日的电报会相信国务院也是美国有秘密破译机构的部门之一，因为哈法克斯引证副国务卿的话作为戈林声明这一情报的来源。第三，德国大使特别引用了从东京至华盛顿的一个中转信息作为关于日本人在柏林活动的报告这一情报的来源。实际上，情报来自拦截的从柏林送至东京的一份日本电文。读哈里法克斯的信——虽承认来源为一分日本外交电文但未能确定具体的通讯线路——可以设想来源是一份从东京送至华盛顿的电文。
德国人明显不惑疑美国已经拦截了日本人从柏林至东京的电报。这看来是一个合理的结论。因为德国外交部是通过在柏林的日本大使而不是通过在东京的德国大使向日本传达其警告的。研究俘获的德国文件表明，没有迹象能说明德国人已要求其在东京的大使告诉松岗洋右关于美国识破了日本外密码的情况。总之，证据是十分有力的。英国通讯失检是造成1941年4月“魔术”泄露的主要原因。
由于希特勒曾下令对其进攻苏联的计划绝对保密，因此，关于美国人的成就的消息必定十分不受德国领导人的欢迎。5月3日，一个德国外交部的官员对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重复了华盛顿4月28日电报的精神实质。三天后，美国海军情报官员译出了大岛浩5月3日的电报。它报告松岗洋右关于德国的警告。这里“魔术”装置看来是注定完结了。对于美国来说，时机的选择没有比这更坏的了。因为同日本的关系新近已经又兜了一圈，使对日本意图的情报越发重要了。
在美国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制止领土扩张遭受挫折之后，紧跟而来的是情报遭受损害的消息。多年间，特别是1940年6月法国败亡之后，日本，美国和苏联的官员们一直在讨论扩张主义的问题。1940年以来，韦尔斯答应对苏联政府作若干让步，希望阻止苏联同日本的接近。这个时候，美国和苏联在日中冲突中都站在中国一边。苏联人不仅供应中国武器并且在其北方边界向日本展示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些发展促使日本外相松岗洋右在1941年3月和4月先访问了柏林，然后去莫斯科探索同苏联签订一项和约。
美国和日本也进行着官方和非官方的谈判。自从1941年2月日本大使野村来到美国之后，赫尔一直同他进行着会谈。同时，老詹姆斯，W·德劳特，一个美国耶稣教会牧师，在主持日本和美国公民之间的私人交换意见，目的在于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4月9日，国务院接到了老德劳特关于解决美日分歧的建议草案。
4月13日，由于在莫斯科宣布了苏日中立条约，韦尔斯看到他的外交努力落了空。这个条约无疑影响了国务院认真地对待老德劳特及其同事们提出的建议。对日本扩张的一个威慑力量已经一去不复反了。早在4月16日，国务卿赫尔已提出了对德劳特文件的修正意见以作为同日本大使谈判的基础。赫尔的努力是受到了鼓励的，但由于苏日协定，它也遭到削弱。
日苏关系的突然变化，也增加了“魔术”装置对美国的重要性。赫尔利用日本的电报以便在同日本大使野村会谈之前弄清东京给野村的指示。另一方面，罗斯福则由于“魔术”的泄露而丧失了对电文的直接接触。早在3月的时候，当时一个情报官员发现一分“魔术”备忘录在总统秘书的废纸篓里，给白宫分送“魔术”材料就停止了。海军继续供给罗斯福拦截的日本电文，到发现“魔术”泄露，它也停止了对白宫提供“魔术”情报材料。
从1941年5月开始，罗斯福总统只接到有关被拦截的日本电文的间接的零碎的情报。海军情报机关安排总统副官，约翰·R比尔德尔上校看阅选编的文件，但是未让他把这些文件拿给罗斯福看而只能口头向总统作简要介绍。赫尔和韦尔斯也能够同罗斯福讨论这些电文，但他们也未允许保留这些材料或者向白宫提出复制品。
“魔术”的泄露以及随后削减给罗斯福“魔术”情报，在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的初期，对美国同日本的关系起了有害的影响。德国对苏联的突然袭击发生在海军发现“魔术”泄露几乎7周之后。日本政府进入了一个对是否应进攻苏联远东边境作不出决定的时期。三国条约的一项秘密条款给了日本一个不介入德苏战争的借口，对此，美国是不知道的。紧接着德国入侵之后，里宾特洛夫就催促日本参加对苏战争。7月2日，日本决定暂时把进攻苏联放在一边，集中力量向南扩张。即使日本外务省已迅速地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其驻外诸大使，无论是美国的陆军或是海军情报单位也都未能立即破译被这种特别复杂的密码电报。格鲁大使也只是报告说，日本已决定：向南扩张将是逐渐的，以避免同美国冲突。
7月3日，罗斯福总统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一个警告：日本打算进攻西伯利亚。罗斯福迅速作出反映，批准了一个信件，7月4日送发了。它敦促日本政府不要同苏联打仗。格鲁大使接到指示，要他亲自把文件送给近卫首相。但是，按照日本的传统，首相只同与其同级别的人物直接打交道。因此，格鲁只得把信件交给了首相的私人秘书。这个事件大大加剧了同日本关系的恶化。
在一个美国几乎不能再使其同日本关系恶化的关键时刻，7月4日的信件在日本领导人面前暴露了美国对日本礼仪的无知。虽然格鲁大使最初否认7月4日的信件损害了美日关系。但近卫首相自己的话表明，它对松岗洋古的地位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近卫首相写道：
这种程序是史无前例的。并显示了美国政府是如何深地讨厌松岗洋右外相……对直接和秘密地送文件给我，外相表示了相当不愉快。因此对于同我直接交谈受到阻拦一事，格鲁大使很难掩盖他自己的失望。这件事之后，外相和格鲁大使之间冷淡的关系就变得更加恶劣了。
近卫首相的私人秘书认为美国的压力对于日本内阁的倒台起了重要的作用，内阁倒台是在7月4日送信件给首相后几天发生的。
美国的信件无疑加强了日本内阁中反松岗洋右派的力量。在日本应当在哪里进行领土扩张以及应如何对付美国等问题上，外相和其同僚们分裂了。尽管松岗洋右在同苏联签订中立条约中起了作用，他仍主张立即入侵苏联并推迟南进的军事行动一直到1941年年底。在另一方面，近卫首相连同其他陆军和海军领导人，在御前会议上占了上风。他们主张集中力量向南扩张。松岗洋右认为同美国的谈判是没有希望的，而近卫希望继续讨价还价。罗斯福的信件在松岗洋右御前会议上失败后接踵而来，侮辱了外相。搅乱了重视礼仪的近卫，使松岗洋右看来作为同美国继续谈判的人物是不能接受的了，促使外相的失宠和下台。作为一次外交失检，它增加了美国和日本之间正在增长的恶感。
一份最近销密的文件表明，已及时处理的一件“魔术”文件使得同近卫的直接通信成为没有必要的了。7月3日，陆军情报机构已经译出了一份日本外交电文，它泄露日本已暂时推迟了对苏联的敌对行动。这一次专门通信是日本官方对里宾特洛夫要求日本协同德国对苏作战的拒绝。罗斯福未看到这份通信，安全的安排不允许他及时和直接接触“魔术”文件。这就妨碍了他及时了解日本的决定从而能撤消他送给近卫的无根据的美国照会。
如同这一涉及到美国信件的事情所表明的那样，到1941年7月，“魔术”正迅速地成为对华盛顿有用的、关于日本政策的秘密情报的唯一来源。由于警察对接触美国大使馆公民的威胁，格鲁大使的情报来源已缩小到仅仅很少的一些联系。大使发现他自己已被迫从英国大使那里寻求有关日本政策的材料。而英国大使则正从伦敦英国外交部那里弄来自己的情报。可能“魔术”泄露的最严重的后果发生在7月16日日本内阁倒台之后。据报导采用了一种策略的撵走松岗洋右的办法，全体内阁都辞职了。但后来大多数成员又都回到内阁中来，松岗洋右则被丰田所取代。丰田是一个海军官员。他大概能为右翼极端主义分子所接受，但被认为是愿意实行温和政策的。新内阁更积极地推行曾在7月2日御前会议上认可的南进政策。7月24日，日本占领了全部法属印度支那——引起了美国的愤怒并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虽然在外交方面没有经验，但大概由于他在海军中的经历，丰田对通讯安全显示出一种在松岗洋右领导下的外交部所缺乏的意向。
新外相强化了使用日本外交密码方面的安全措施。使用密码方面的变化的确切原因尚缺乏证实的证据。然而，日本人看来最终接受了德国5月3日的警告，即美国人已经识破了他们的外交密码系统。外务省明显地把电码通讯看做是脆弱的，并认为用来向国外传送政策秘密不再是可靠的了。通讯政策上的这一变化，于1941年8月通过一份日本外交电文泄露给了美国。丰田为了回答关于从东京来的情报资料不充分的抱怨，于8月7日指示驻柏林的大岛浩大使说，由于害怕拦截，“我们不能涉及任何机密的事情。也请记住，因为上述理由，我们有时不能使其保持对我们政策消息灵通。”美国海军情报机关拦截了丰田的电文，但是忽略了提请赫尔、比尔德尔上校，或是罗斯福注意此事。看来清楚的是，东京决定继续使用它认为不安全的电码，但外交部也决定避免用这种密码向国外传送高度秘密的政策决定。
通观被拦截的日本外交电文，看来是支持这样一个结论的，即外务省在松岗洋右离职之后停止向外面传送高度机密的政策决定。1941年8月8日，美国秘密破译人员最终掌握了日本外务省向外传达的关于7月2日御前会议的结果。根据破译这一密码的秘密破译人员的分析，这份电文是属于“被当作机密等级中最高级的类型之中的”。日本7月2日的外交电文是美国看破的和平时期最后的日本的通讯，它包含有在东京作出的最高机密的政策决定。
因此，整个1941年秋的大部分时候，美国官员们不知道任何随后的日本政策中的转换。不论是美国在日本的大使馆或是“魔术”秘密破译人员都不知道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这次会议决定制定可能对美国的战争计划。在会议上，日本官员们决定，如果到10月初未出现争得美国同意他们要求的前景，他们就准备同美国以及英国和荷兰开战。
10月16日，同美国的谈判未达成协议导致了近卫内阁的倒台。一个职业外交官东乡，在以东条将军为首的内阁中当了外相，并继续同美国谈判。东乡任外相直到1944年7月16日。然后在1945年4月7日至15日又重任此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乡在监狱单人牢房里写下的情况，留给了历史学家们关于被拦截的外交电文对日美关系影响的相互矛盾的叙述。怨恨并指责美国从事战争，东乡受远东国际法庭审问并被宣判为有阴谋罪。东乡声称当他就职时他对美日谈判知道得很少，他坚持说，一个通讯官员曾向他保证说日本的外交电报是安全的。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的一处承认美国至日本电文的拦截对谈判的影响甚微。在他著作的别的地方，他声称他给在华盛顿的野村大使的电报指示，“不可能使我陷于困境，只要我的真实的语言为对手所理解的话。”但是东乡抱怨说，美国人搞了对他的电文的不正确的翻译，从而导致了美国拒绝他向赫尔提出的建议。举了一个例子后，他争辩说美国的翻译“很可能是对电文的一种蓄意的歪曲，目的在于制造一种背信弃义的印象。”东乡利用了所谓美国在翻译中的错误作为他在国际军事法庭面前保护自己的一部分。
但是，东乡果真相信日本的密码是安全的吗？有证据表明他是不相信的。当然，东乡的回忆大大有异于他早些时候提出的不向国外传送重要政策情报的理由的精神。东乡后来主张他只传达他认为对日本方针无害的指示。那些指示是赫尔和罗斯福在1941年秋看到过的。
到1941年11月，罗斯福总统再次看到“魔术”情报的抄件。虽然它们的价值已经改变，可罗斯福到9月却对它们增强了兴趣，人们对总统为什么不更早反对不送“魔术”文件给他的原因可以作没完没了的推测。在1941年的春天和夏天，他陷于其他问题，忙得不可开交，包括内阅关于是否把太平洋舰队调至大西洋以帮助英国的问题上的热烈争论以及在关于卷入欧洲战争是否明智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他还面临着是否帮助苏联进行反德战争的问题。而且他也正准备8月在纽芬兰附近的地方同温斯顿·邱吉尔首相举行一次秘密会谈。靠近8月底，这些事情已解决了一些之后，罗斯福开始要求他的海军助手把“魔术”文件送给白宫。最初，海军情报机关允许比尔德上校让总统看的只是以“魔术”文件为基础的备忘录。到11月12日，恢复了通过总统的海军助手向总统发送“魔术”材料。但是，不论是罗斯福还是比尔德尔都未被告知如东乡8月给大岛浩信中所泄露的、加给这些文件的限制。
国务卿赫尔很倚重“魔术”抄件来指导他在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一直同日本进行的激烈谈判。如同他后来承认的那样，他频繁地在会谈开始之前读东京给野村大使的指示。到11月末，“魔术”抄件以及赫尔同日本谈判的性质都向美国官员们表明：如果日本的要求未被美国正确理解或承认，日本打算采取激进的行动。东京确定11月25日为同华盛顿达成协定的最后日期。但是，“魔术”文件未提供关于日本政府考虑的具体行动的任何暗示。
11月27日，看过“魔术”抄件的罗斯福的顾问们预料，如果赫尔——野村——来栖会谈未达成协议而告终，日本将会对缅甸公路、泰国、马来亚、荷属东印度、菲律宾、俄国沿海诸省，或者中国，立即进行进攻。国务院远东事务顾问斯坦利、霍恩贝克，稍有保留地同意乔治·G·马歇尔将军和哈罗德·斯塔克将军的这些预见。
但是，所有人——罗斯福，他的老资格的顾问们以及赫尔——都让自己受“魔术”文件的洞察力的哄骗而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战争结束后若干年，赫尔以及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廉姆·朗格和S埃弗雷·格利森评价“魔术”破译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它向罗斯福政府提供了一种日本外交政策的内部观点。但是，如同记录所表明的，“魔术”的破译没有给美国任何对日本计划的正确理解。
美国不知道——因为“魔术”文件中几乎一点也没有提到1941年间后来的御前会议——日本领导人在9月6日、11月5日以及12月1日举行了会议。11月5日的会议上定下以11月25日作为美国接受日本要求的最后斯限；如果谈判失败，将要求天皇批准对美开战。12月1日，天皇同意日本进攻珍珠港。同时，罗斯福，按照他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的说法，“确实认为日本的策略是避免同我们冲突。”而的确在1941年秋看到的“魔术”文件的调子是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的。
因此，12月7日对珍珠港的轰炸使总统及其顾问们感到吃惊。日本人是如此秘密地计划了这次偷袭以至事先很少人知道确切的战争计划。“魔术”翻译内容中对美国作为打击目标方面的沉默有助于日本最初依靠突然的因素而取得的成功。虽然日本未必故意地利用“魔术”装置以使在他们的攻击计划方面欺骗美国，然而美国官员们则因被“魔术”文件培育起来的虚假幻觉而误解了日本的意图。
1941年春“魔术”装置的泄露加强了珍珠港悲剧前夕美国的误解。当然，最显著的困难是缺乏一个专门的机构以便在涉及其它国家外交政策的秘密情报问题上向总统、国务卿以及武装部队的领导人提供意见。已有的情报机构，从其忽视获取其它情报来源以补充“魔术”揭示的情况来看，以其未能持续地对零碎的“魔术”译件的可靠性和局限性进行估价来看，显示了在同罗斯福总统打交道时极差的判断能力。随着“魔术”的泄露，或者即使未曾泄露，美国应当考虑日本外务省是否会告诉其大使们更多的关于东京作出的重大决定。美国人对破译日本高级外交密码的兴高采烈明显地造成了对这样一种考虑的忽略。
美国情报机关在“魔术”泄露后采取的措施，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无力的，在最坏的情况下是有害的。没有任何材料表明，罗斯福政府企图作出安排以保护美国传送给另一个政府的情报。对白宫安全措施感到不安（其安全措施的确是松弛的），情报机构从1941年5月至11月拒绝总统亲自和直接地接触“魔术”文件。不给总统这类情报妨碍了总统制定健全的外交政策决定，妨碍了总统了解日本对美国的看法和意图的实质。它帮助导致了送给近卫那封不必要的和使人心烦意乱的7月4日的信件。这桩事增加了在1941年夏天和秋天美日关系的恶化。
美国情报机关的另一大错误是他们没有告知罗斯福关于日本外务省已明显地丧失了对其外交电码安全的信任，如8月7日的电文所泄露的那样。这样，当11月间重新送给总统“魔术”文件时，总统错误地相信他弄到的不是日本政府在1941年秋只需要世界其它国家相信的那种观点，而是秘密的外交政策决定的内部图景。
尽管8月7日以后拦截的电文有着局限性，这些文件仍然构成了一种有价值的情报来源。它们提供了德国领导人和日本官员之间会谈的有用的情报。使罗斯福政策接触了来自东京的逐日的指示，并包括有一个1941年11月末的隐晦的警告，日本在计划敌对的行动。但是美国官员们对“魔术”期待的要比它能够拿出的为多。“魔术”没有事前给美国这样的警告：它的领土将是日本进攻的目标。它也没有提醒罗斯福政府日本计划好了的侵略时间和地点。正如“魔术”1941年泄露后发生的许多事件所表明的，“魔术”证明毕竟是不及魔术的。
译自《太平洋历史评论》
1981年，二月号
张萍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