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损害赔偿救济
——以欧盟布鲁塞尔体系为视角
李何佳*
内容摘要： 对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情形适用损害赔偿救济的做法，萌芽并发展于以英国为代表的少数国家。这一救济措施有利于保障选择法院协议的有效性，符合现代国际民商事诉讼制度在协议管辖问题上的发展趋势。然而，损害赔偿救济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采纳和适用也面临着选择法院协议性质界定上的法理障碍、解决经典国际私法问题和实体法技术性问题以及国际礼让原则与既判力原则的挑战。在欧盟布鲁塞尔区域统一民商事诉讼体系中，这种依赖和强调多边司法合作的制度框架所要求的各成员国法院相互信任原则，以及各成员国法院应承认与执行其他成员国法院判决的义务，也对损害赔偿救济在违反选择法院协议上的适用构成了难以忽视的法律障碍。
关键词： 选择法院协议 损害赔偿 欧盟布鲁塞尔体系 国际民商事诉讼
一、引言
在现代国际民商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中，保障和加强当事人之间选择法院协议的有效性已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潮流”。① A.Mills,Party Autonomy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9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对于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当事人而言，有效执行反映他们真实管辖法院合意的协议，也常常关系到他们的切实利益。② See R.Fentiman,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itigation 4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通常，对于选择法院协议的执行，主要依赖于被选法院以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选择法院协议为依据行使管辖权，同时非被选法院以相同的理由中止或驳回其本国相关诉讼。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选择法院协议在非被选法院提起诉讼的，另一方当事人常常或是只能在普通法系国家的法院中申请签发禁诉令，① 关于普通法系中的禁诉令制度，参见Cheshire,North & Fawcett,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425-44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G.Born & P.Rutledge,International Civil Litigation in United States Courts 864-867 (Wolters Kluwer 2018); M.Douglas, Anti-Suit Injunctions in Australia, 41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66-105 (2017)。或是不得不等到判决承认与执行阶段再请求有关国家的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非被选法院所作出的判决。② See A.Briggs, Choice of Forum and Submission to Jurisdiction, in J.Basedow,G.Rühl,F.Ferrari & P.Asensio (eds.),Encyclopedia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310 (Elgar Publishing 2017).不难发现，这些方式所能够提供的救济效果有时是较为有限的。于是，在国际民商事诉讼中能否对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情形适用损害赔偿救济，就成为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说，当事人违反选择法院协议可能会引起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件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
1.一方当事人违反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在非被选法院提起诉讼，该非被选法院受诉后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有效并裁决驳回诉讼，如果非被选法院作出的诉讼费裁决不足以弥补另一方当事人因在该法院进行管辖权抗辩而遭受的实际损失的，③ 例如，在美国法院进行的诉讼中，胜诉方当事人一般须自行承担其律师费用，而不能要求败诉方当事人代为承担。See Arcambel v.Wiseman,3 U.S.306 (1796). 该另一方当事人可否在被选法院（或其他法院）中就其未得到补偿的诉讼费损失主张赔偿？（下称“第一类案件”）。④ See Union Discount Co.Ltd.v.Zoller,[2001] EWCA Civ.1755,[2002] 1 WLR 1517.
本研究主要探讨了高校创新能力的构成及其影响，未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继续研究:(1)高校创新能力的构建是一个长期过程，本研究基于黑龙江省高校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未来研究可以收集黑龙江省高校的纵向数据进行验证。同时，也可以将调研对象拓展至其他省份高校，进一步检验本研究模型的普适性。(2)未来研究可以探讨高校合作伙伴技术溢出对其创新能力的驱动作用，如官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对高校创新能力的影响。(3)本文主要验证高校不同维度的创新能力对其绩效水平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采用权变视角，深入地探讨在何种情境下，创新能力的作用会发生变化，为高校提供更细致的指导。
由上分析，公众认同在刑事立法政策的形成中地位重要，但如何在刑事立法政策形成中理性地予以疏导并最终文本化，却是一个困扰各界的难题。从整个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的，在某一个时期某一方面的某一个具体事件中，公众的意见不一定总是正确的、先进的，尤其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公众意见的一些先天不足。
2.一方当事人违反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在非被选法院提起诉讼，该非被选法院（错误地）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无效或不应被执行，或（由于另一方当事人未出庭应诉）该非被选法院未对诉争争议之上是否存在有效选择法院协议的问题进行审查，进而审理了案件争议并作出判决。如果未违反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认为倘若案件争议依照选择法院协议的约定在被选法院进行审理，其将获得更为有利的判决，该当事人能否在被选法院（或其他法院）中就其基于非被选法院的不利判决而产生的损失主张赔偿？（下称“第二类案件”）。⑤ See Donohue v.Armco Inc.,[2001] UKHL 64,[2002] 1 All ER 749.
围绕着以上两种案件类型，下文首先将简要论述损害赔偿救济制度在执行选择法院协议效力方面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然后再详细探讨欧盟布鲁塞尔民商事管辖权体系是否允许其成员国法院对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情形适用损害赔偿救济的问题。
二、选择法院协议的性质与损害赔偿救济
与这种思想一脉相承，允许被选成员国法院或其他具有管辖权的成员国法院在事后对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一方当事人附加损害赔偿义务的做法，将在实质上抵消或取消非被选成员国法院已作出的裁决或判决的效力，这种隐含的、对其他成员国法院管辖权合法性的否定评价，显然也涉嫌构成违反欧盟法院在Turner案中明确要求的“各成员国法院之间应相互信任原则和禁止一国法院审查其他成员国法院管辖权的原则”。
与前述观点相反，在英国法看来，选择法院协议也是当事人之间通过“艰苦的讨价还价”达成的交易条件，其性质与私法上的合同并无区别，是一种“实体法上的协议”；相应地，选择法院协议也应能够在当事人之间成立可被执行的合同权利与义务，换言之，签订选择法院协议的当事人相互负有只在协议约定的法院进行诉讼的合同义务，① See D.Joseph,Jurisdiction and Arbitration Agreements and Their Enforcement 102 (Sweet & Maxwell 2010); A.Briggs,Agreements on Jurisdiction and Choice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E.Peel, Exclusive Jurisdiction Agreements: Purity and Pragmatism in the Conflict of Laws, 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 182,207-209 (1998).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协议约定在非被选法院对有关争议提起诉讼的，将构成违约② See A.Briggs,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English Courts 34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指定英国法院排他管辖的选择法院协议在其他国家法院进行起诉的，英国法院可以在事前（ex ante ）签发禁诉令加以阻止，如果禁诉令无法适用或不起作用，英国法院则可以通过在事后(ex post )支持另一方当事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来提供进一步的救济。③ See L.Merrett, The Enforcement of Jurisdiction Agreements within the Brussels Regime, 55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315,318 (2006).正是基于这种“实体法协议”观念，英国法院在一系列判例中认定：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协议在非被选法院进行诉讼，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将具有使未违反协议的一方当事人获得相应损害赔偿的效力。④ See Union Discount Co.Ltd.v.Zoller,[2001] EWCA Civ.1755,[2002] 1 WLR 1517; Donohue v.Armco Inc.,[2001] UKHL 64,[2002] 1 All ER 749; A/S D/S Svendborg v.Akar,[2003] EWHC 797;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plc v.Rabobank Nederland;[2007] EWHC 1056; Sunrock Aircraft Corporation Ltd.v.Scandinavian Airline Systems Denmark-Norway-Sweden; [2007] EWCA Civ 882; Ust-Kamenogorsk Hydropower Plant JSC v.AES Ust-Kamenogorsk Hydropower Plant LLP,[2013] UKSC 35; The Alexandros T,[2013] UKSC 70.
与英国法院的做法相似，同属普通法系的美国法院⑤ See Omron Healthcare Inc.v.MacLaren Exports Ltd.,28 F.3d 600 (7th Cir.1994); Laboratory Corporation of America Inc.v.Upstate Testing Laboratory Inc.,967 F.Supp.295 (ND Ill 1997); Allendale Mutual Insurance Co.v.Excess Insurance Co.Ltd.,992 F.Supp.278 (S.D.N.Y.1998); Indosuez International Finance B.V.v.National Reserve Bank,758 N.Y.S.2d 308 (N.Y.App.Div.2003); Masiongale Elec.Mech.Inc.v.Constr.One,Inc.,102 Ohio St.3d 1 (Ohio 2004); Ball v.Versar Inc.,454 F.Supp.2d 783,809 obiter (S.D.Ind.2006). 和澳大利亚法院⑥ See Incitec Ltd.v.Alkimos Shipping Corporation,[2004] FCA 698;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v.White,[2004] VSC 268. 也在一些案例中支持了当事人以对方当事人违反选择法院协议在非被选法院起诉对其造成损失为由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
尽管2012年《布鲁塞尔条例I》为选择法院协议的实质有效性问题增加了一条法律适用规则，⑤ See 2012 Brussels I Regulation (Recast),Article 25(1). 但这也仅仅是意在为当事人的选择法院合意是否具有法律瑕疵这一具体问题提供法律适用方案，而并非意在“暗示”选择法院协议的“实体合同性质”。恰恰相反，对于选择法院协议实质有效性问题的准据法，2012年《布鲁塞尔条例I》选择了能够实现各成员国法律适用一致性的“被选法院所在地法”，而非选择法院协议的“合同准据法”；在反致问题上，布鲁塞尔体系允许反致制度在选择法院协议实质效力问题上的适用，而没有采纳合同冲突法中为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因而禁止反致的通行做法；在选择法院协议与其所附属的主合同的关系问题上，布鲁塞尔体系则强调需要将“为诉讼程序目的服务的管辖权条款”与合同的其他实体条款作出区分，选择法院协议具有特殊的独立性，其有效性问题不受主合同效力的影响。⑥ See Benincasa v.Dentalkit Srl,Case C-269/95,EU:C:1997:337,para.25.
三、损害赔偿救济涉及的具体问题
损害赔偿救济在违反选择法院协议案件中的适用一方面会带来较为复杂的国际私法和实体法问题，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与其他法律原则发生抵触的风险。
（一）国际私法问题
2.与相互信任原则存在抵触可能。
涔天河水库大坝位于湘江一级支流潇水河上游的永江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境内，水库工程于1969年建成，1990年扩建。扩建后的涔天河水库主要开发任务是灌溉、防洪为主，结合下游河道补水和发电，兼顾航运等综合利用，正常蓄水位313 m，总库容15.1亿立方米，灌溉面积111.46万亩，灌区范围涉及江华、江永、道县和宁远四县48个乡（镇），灌溉面积111.46万亩，扩建后的灌区将成为湖南省最大的灌区[2]。
1.需要确定哪一法院对这种损害赔偿诉讼请求具有管辖权。这一问题将由当事人提起索赔之诉的法院所在地法的管辖权规则决定。如果受理索赔之诉的法院是当事人选择法院协议所指定的管辖法院，且该法院认为当事人选择法院协议的适用范围涵盖因违反该协议本身而产生的争议，则该受诉法院以其被选法院的地位将对损害赔偿之诉成立协议管辖权；然而，如果受理损害赔偿之诉的法院认为当事人选择法院协议的适用范围并不能涵盖因违反此协议本身而产生的争议，那么，无论该法院是否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其都只有在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对案件当事人或争议标的具备其他管辖依据① 例如，受诉法院所在地是被告住所地、（作为被选法院）合同履行地、（作为原告住所地）损害发生地的情形，或被告当事人在受诉法院出庭应诉从而成立“应诉管辖”等。 时才享有管辖权。② See K.Takahashi, Damages for Breach of a Choice-of-Court Agreement: Remaining Issues, 11 Yearbook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73,90-97 (2009).
2.需要确定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损害赔偿问题应适用的准据法。这一问题将由受诉法院对原告当事人提出的损害赔偿诉因进行识别，再依据法院地法中的相关冲突法规则来决定。如果案件争议被定性为被告当事人违反选择法院协议在非被选法院提起诉讼的违约责任，法院将适用选择法院协议的合同准据法，这通常是选择法院协议所附属的主合同的准据法；如果案件争议被定性为被告当事人恶意滥用外国诉讼程序的侵权责任，③ See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Second Restatement on the Law of Torts,§674 (1979); Cour de Cassation Civ.2,11 January 1973,No.71-12.446; T.Ng, The Torts of Malicious Prosecution and Abuse of Legal Process, 130 Law Quarterly Review 43(2014).受诉法院则将适用侵权问题的准据法，例如侵权行为地法、损害发生地法、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或最密切联系地法；④ See 2007 Rome II Regulation,Article 4. 又或者，如果受诉法院认为被告当事人通过在非被选法院起诉不公正地获得利益并对原告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法院还将适用关于不当得利问题的冲突法规则，例如不当得利基础关系的准据法、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或不当得利发生地法。⑤ See 2007 Rome II Regulation,Article 10; see also,G.Panagopoulos,Restitu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33-154 (Hart Publishing 2000). 受诉法院通过其法院地法律适用规则所确定的准据法将决定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损害赔偿请求在实质上是否能够成立。例如，（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受诉法院将案件争议定性为合同违约责任时，如果有关选择法院协议的合同准据法是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根据普通法系关于违约责任应属于“严格责任”的一般原则，⑥ See S.Smith,Contract Theory 37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A.Burrows(ed.),English Private Law 59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被告当事人违反协议在非被选法院起诉的客观行为即成立违约，而无须考察被告当事人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的主观过错；相反，如果有关选择法院协议的合同准据法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根据大陆法系国家通常适用于合同违约的“过错责任”原则，① See C.von Bar & U.Drobnig,The Interaction of Contract Law and Tort and Property Law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Study 83-92 (Sellier 2004); B.Fauvarque-Cosson& D.Mazeaud (eds.),European Contract Law 203-251 (Sellier 2008). 除非被告当事人在非被选法院进行诉讼的行为是基于一定的主观过失，否则其违约责任将难以成立。这意味着，如果被告当事人是真诚地相信有关选择法院协议无效而在非被选法院起诉的，依据不同国家的法律，其是否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3.损害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如果受理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损害赔偿之诉的法院作出了支持赔偿的判决但被告当事人在该法院地的财产不足以承担判决下的赔偿责任的，有关损害赔偿判决还需要在其他国家法院寻求承认与执行；此判决最终能否获得承认与执行的问题将由被请求法院地法中的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规则来决定。尽管许多国家在其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规则中都不要求审查外国判决的实体内容，② 这意味着，即便被申请地国法律不允许在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案件中适用损害赔偿制度，也不影响外国法院支持这一赔偿请求的判决在该国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 但违反被请求地国公共政策和法律基本原则的判决将无法获得承认与执行。考虑到一国法院支持损害赔偿判决常常意味着推翻或否定非被选法院受理有关诉讼的合法性，这一判决可能会在一些国家中被视为违反“国际礼让”因而与被请求地国的公共政策存在冲突。此外，一国法院支持赔偿判决如果与非被选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在实质内容上相互抵触的（第二类案件），该损害赔偿判决在非被选法院中和已经承认了非被选法院所作判决的第三国法院中也不能再获得承认与执行。③ See 2012 Brussels I Regulation (Recast),Article 45(1)(c) & (d).
本研究证实心力衰竭患者发生SA风险很高。HFpEF患者比非心力衰竭者发生睡眠间歇低氧血症的风险高。在校正各种临床重要因素后，HFpEF患者比非心力衰竭患者发生中-重度低氧血症的风险高出近两倍。需要有进一步的研究关注HFpEF患者频繁出现的夜间间歇低氧血症是否与预后相关，以及对其干预能否改善HFpEF患者的长期预后。
（二）实体法问题
除国际私法问题外，选择法院协议适用损害赔偿救济还必须解决一个颇为棘手的实体法技术性问题，即如何确定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违反选择法院协议而遭受的实际损失。司法实务中，这一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有时甚至会直接导致受诉法院放弃对损害赔偿救济方法的适用。④ See OT Africa Line Ltd.v.Magic Sportswear Corporation,[2005] EWCA Civ.710,[2005] 1 CLC 923.
1.在第一类案件中，即非被选法院也认定当事人之间的选择法院协议有效因而裁决中止或驳回本国相关诉讼的情形，被迫在非被选法院进行管辖权抗辩的一方当事人的损失范围还较为容易确定：受诉法院只需要确定该当事人为进行非被选法院相关诉讼所负担的实际合理费用，或当事人实际合理费用与非被选法院裁决的诉讼费补偿之间的差价。① See K.Takahashi, Damages for Breach of a Choice-of-Court Agreement, 10 Yearbook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57,84 (2008).
2.在第二类案件中，即非被选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选择法院协议无效进而审理了案件实体争议并作出判决的情况，确定未违反协议一方当事人损失范围的问题则较为复杂。在此类案件中，如果非被选法院的判决是有利于未违反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受理损害赔偿之诉的法院通常只需要确定该当事人为进行非被选法院有关诉讼所实际负担的且未经非被选法院判决补偿的合理费用即可；如果未违反协议的一方当事人还能够证明倘若案件争议依据选择法院协议在被选法院进行审理，其将获得（较非被选法院所作判决）更为有利的判决的，该当事人的损失范围还将包括被选法院可能作出的判决与非被选法院所作判决之间的差额。
除上述法理上可能存在的困难外，更为重要的是，允许适用损害赔偿救济的做法还可能与布鲁塞尔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相互信任原则相抵触。如前所述，欧盟布鲁塞尔体系成立与运行的基础就在于各成员国之间在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上的相互信任。具体而言，相互信任原则要求各成员国法院都应信任其他成员国法院所采取的审判程序以及所作出的判决或裁决的合法性与正确性。② See 2012 Brussels I Regulation (Recast),Recital 26; Erich Gasser GmbH v.MISAT Srl,Case C-116/02,EU:C:2003:657,para.72; Turner v.Grovit,Case C-159/02,EU:C:2004:228,para.24; TNT Express Nederland BV v.AXA Versicherung AG,Case C-533/08,EU:C:2010:243,para.49; see also,M.Weller,Mutual Trust: In Search of the Future of European Uni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11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64 (2015).
另一方面，如果非被选法院所作出的判决是不利于未违反协议的一方当事人的，根据这一败诉判决，该当事人不但无法获得诉讼费用的补偿，还必须向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该判决下的其他赔偿责任；在这种情形下，未违反协议一方当事人的损失范围原则上将包括其为进行非被选法院的诉讼所负担的合理费用、其根据非被选法院的不利判决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以及其原本应获得的被选法院的有利判决② 例如，基于被选法院地法与非被选法院地法在有关争议上的识别规则、冲突法规则、证据规则、强制性规则或公共政策等法律上的差异，或许可以证明如果案件争议在被选法院审理，未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将会获得胜诉判决。See D.Tan & N.Yeo,Breaking Promises to Litigate in a Particular Forum: Are Damages an Appropriate Remedy?, 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 435 (2003).将赋予他的财产利益。③ See R.Fentiman,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itigation 11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D.Joseph,Jurisdiction and Arbitration Agreements and Their Enforcement 491-492(Sweet & Maxwell 2010). 此时，如果受理损害赔偿之诉的法院就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该法院只需要确定其自身将对案件争议作出的实质判决内容；然而，如果受诉法院是被选法院之外的第三国法院，则该第三国法院必须去“猜测”被选法院将会对案件争议作出怎样的判决，更有甚者，如果此时无视选择法院协议受理案件的非被选法院也尚未作出最终判决的，该第三国法院还不得不再去对非被选法院可能作出的判决内容进行“预估”。这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困难性不言而喻。④ See Cf.Sunrock Aircraft Corporation v.SAS,[2007] 2 Lloyd’s Report 612.
尽管如此，仍有观点主张，不应仅仅因为在少数情形下对当事人损失范围的确定存在困难，就全盘否定这一救济方法对于选择法院协议的可适用性。① See D.Tan, Damages for Breach of Forum Selection Clauses,Principled Remedies,and Control of International Civil Litigation, 40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623,653-656 (2005).
以上种种特征似乎都表明，在欧盟布鲁塞尔管辖权体系中，选择法院协议的“程序法色彩”更加明显。这一论点还可以在其他欧盟统一国际私法领域中得到佐证。例如，关于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罗马条例I》就明确将选择法院协议排除在其适用范围之外。① See 1980 Rome Convention,Article 1(2)(d); 2008 Rome I Regulation,Article 1(2)(e); see also,M.McParland,The Rome I Regula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23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U.Magnus & P.Mankowski (eds.),European Commentaries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Rome I Regulation 65 (Ottoschmidt 2017). 根据官方解释报告，这种不愿将选择法院协议涵盖进欧盟统一合同冲突法的原因正是“选择法院协议属于一国法院行使司法主权的程序性问题”。② See 1980 Giuliano-Lagarde Report,p.11; see also,Opinion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on the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Rome I),OJC 318/56,para.3.1.4.
（三）与既判力原则、国际礼让原则的可能抵触
1.与既判力原则的潜在冲突。损害赔偿救济在违反选择法院协议案件中的适用还必须排除与其他重要法律原则的潜在冲突。具体而言，在非被选法院已就当事人之间的有关争议作出裁决或判决后，被选法院或其他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又允许未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当事人获得损害赔偿从而在实质上构成重新审理有关争议的做法，就可能会与旨在避免重复诉讼的“既判力原则”发生冲突。根据既判力原则的要求，外国法院的判决要在另一国法院中获得既有判决的法律地位，除该外国法院的判决须是关于相同当事人在有关争议上的最终判决这一基础性条件② See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Second Restatement of Judgments §§ 17,24(1982).参见乔雄兵：《论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终局性问题》，《武大国际法评论》2017年第1期，第70-86页。 外，该判决还必须符合有关国家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规定的条件。③ See P.Barnett,Res Judicata,Estoppel and Foreign Judgments: The Preclusive Effects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3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鉴于大多数国家在其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法律都要求对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的管辖权合法性进行审查，④ 参见何其生：《比较法视野下的国际民事诉讼》，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29-320页。 因此，在第二类案件中，当受理损害赔偿之诉的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的选择法院协议有效时，⑤ 主张获得损害赔偿的当事人通常会选择在能够认可有关选择法院协议效力的法院中提起诉讼。 非被选法院无视当事人之间的选择法院协议受理案件而作出的判决将无法在该国法院中被赋予既有判决的法律地位。⑥ See 1982 Civil Jurisdiction and Judgements Act,Section 32. 相应地，非被选法院的判决也将无法阻止有关当事人在该国法院提起的损害赔偿之诉。
在第一类案件中，该非被选法院作出的诉讼费裁决可否在其他国家法院构成既有判决进而排除有关当事人再就其未得补偿的诉讼费用主张赔偿的问题，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① See Union Discount Co.Ltd.v.Zoller,[2001] EWCA Civ.1755,[2002] 1 WLR 1517; A/S D/S Svendborg v.Akar,[2003] EWHC 797;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plc v.Rabobank Nederland; [2007] EWHC 1056; STS (Sala de lo Civil,Sección 1a),12 January 2009,Repertorio de Jurisprudencia 2009/544. 也同样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对此，一种观点解释道，一国法院对当事人诉讼费分担问题上的管辖权源自于其对当事人相关实质争议的管辖权，如果法院对当事人的相关争议原本就无权管辖，其也将无权裁决由该争议衍生出的诉讼费分担问题；基于这种管辖权基础上的瑕疵，非被选法院所作出的诉讼费裁决不能满足在另一国法院构成既有判决的条件。② See K.Takahashi, Damages for Breach of a Choice-of-Court Agreement, 10 Yearbook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57,76 (2008).还有观点主张，即便非被选法院作出的裁决可在受理损害赔偿之诉的法院中构成既有判决，非被选法院裁决中认可当事人选择法院协议有效性的结论，根据普通法中的“既判争点禁反言”原则，也恰恰为当事人在受理损害赔偿之诉的法院中主张另一方当事人违反协议的诉因提供了支持；至于该当事人据此诉因可获得的损害赔偿范围，则属于独立的问题，不受非被选法院在其本国诉讼中所作诉讼费裁决的影响。③ See Union Discount Co.Ltd.v.Zoller,[2001] EWCA Civ.1755,[2002] 1 WLR 1517,paras.25-26.
2.与国际礼让原则相抵触。与禁诉令制度相似，对于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情形适用损害赔偿救济的做法还可能会与“国际礼让”原则相抵触。④ See T.Hartley, Comity and the Use of Antisuit Injunctions in International Litigation, 35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487-511 (1987); C.Sim, Choice of Law and Anti-Suit Injunctions: Relocating Comity, 62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703-726 (2013); F.Chan, Anti-Suit Injunctions and the Doctrine of Comity, 79 Modern Law Review 341-354 (2016).国际私法上的国际礼让可被视为由“国际商业所要求的”、⑤ See H.Yntema, The Comity Doctrine, 65 Michigan Law Review 9,31 (1966).一国法律应当“尊重他国的主权利益，以促进各国原本可能相互冲突的法律规则能够和谐地进行国际协作”。⑥ See F.Hoffmann-La Roche Ltd.v.Empagran SA,542 U.S.155,164 (2004); see also,Hilton v.Guyot,159 U.S.113 (1895); Morguard v.De Savoye,[1990] 3 SCR 1077. 在这一思想下，除平等对待内外国立法（法律适用）和避免不当扩大本国司法管辖范围（管辖权）外，尊重他国的司法主权行为（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亦属于国际礼让的重要内容。① See T.Dornis,Comity, in J.Basedow,G.Rühl,F.Ferrari & P.Asensio (eds.),Encyclopedia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385-386 (Elgar Publishing 2017); A.Briggs,The Principle of Comity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354 Recueil des Cours 67 (2012).
具体地，在前文所示例的两类案件中，适用损害赔偿救济与国际礼让原则产生冲突的风险有所差别。在第一类案件中，如果受理损害赔偿之诉的法院作出支持赔偿的决定，将使得有关当事人对其被迫在非被选法院进行管辖权抗辩所支出的诉讼费用尚未得补偿的部分获得赔偿；就这一损害赔偿判决无视非被选法院地法中的诉讼费分担规则而言，这种做法或许会涉及国际礼让问题，但考虑到在此类案件中，非被选法院与受理损害赔偿之诉的法院在当事人选择法院协议的有效性上结论一致，它们只是在可获赔偿的诉讼费用范围上存在分歧，这或许尚不足以对国际礼让原则造成太大的压力。② See Union Discount Co.Ltd v.Zoller,[2001] EWCA Civ.1755,[2002] 1 WLR 1517,paras.21-22. 但在第二类案件中，在非被选法院无视当事人之间的选择法院协议受理案件并作出判决后，如果另一国法院又作出了允许未违反协议的一方当事人获得赔偿的判决的，此后一判决将使得该当事人成功“追回”其因前一判决所遭受的全部损失，这实际上等同于取消或抵消了非被选法院判决的效力，因此，这一类型的案件更有可能涉及对国际礼让原则的违反。③ 例如，1980年《英国贸易利益保护法》规定：外国法院作出的“多重损害赔偿”判决在英国法院将不能获得承认，并允许该外国法院诉讼的被告在英国法院起诉要求原告归还外国法院判决中超出补偿内容的部分；这些法律规定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抗议，理由是这种规定违反了国际礼让原则和国际法。See 1980 United Kingdom Protection of Trading Interests Act,Articles 5 & 6; Protection of Trading Interests Act 1980 and Exchange of Diplomatic Notes Concerning the Act, 21 International Law Magazine 834,840 (1982).对此，有观点主张，不应简单地依据国际礼让原则一概排除损害赔偿救济措施的适用，法院应尝试在实现多边主义国际私法的体系价值与实现个案公正的目标上找到一种平衡：原则上受理损害赔偿之诉的法院在此类案件中应保持“司法克制”，法院只应消极地拒绝承认与执行非被选法院作出的判决而不应积极地作出对抗性的损害赔偿判决，借此以满足国际礼让这一国际私法体系价值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于极端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恶意违反有效的选择法院协议、故意挑选非被选法院进行诉讼，从而对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明显不公正后果的，则应保留法院使用损害赔偿方法为另一方当事人提供救济的能力。① See D.Joseph,Jurisdiction and Arbitration Agreements and Their Enforcement 491 (Sweet & Maxwell 2010).
四、欧盟布鲁塞尔体系下违反协议之损害赔偿救济
在属于欧盟布鲁塞尔体系② 参见黄进、邹国勇：《欧盟民商事管辖权规则的嬗变——从〈布鲁塞尔公约〉到〈布鲁塞尔条例〉》，《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第5-13页。 管辖的案件中，对于成员国法院可否对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情形适用损害赔偿救济的问题，欧盟国际私法尚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在立法上，虽然2001年《布鲁塞尔条例I》在其修订意见咨询书中曾出现过用损害赔偿救济方法以增强选择法院协议有效性的提议，③ See Green Paper on the Review of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44/2001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COM (2009) 175; see also,B.Hess,T.Pfeiffer & P.Schlosser,Repo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gulation Brussels I in the Member States 203 (Study S/C4/2005/03 2008). 但最终这一方案并未出现在欧盟委员会的修订草案④ See European Commission,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Recast),COM (2010) 748 final. 以及2012年重订版的《布鲁塞尔条例I》⑤ See Regulation (EC) No.1215/201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Recast) OJ L 351 of 20.12.2012,pp.1-32. 中。司法实践中，欧盟法院也仍未有机会对此问题作出权威裁决意见。因此，在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案件中适用损害赔偿救济的做法是否与布鲁塞尔体系所兼容，目前仍是一个尚不明朗和有待解决的问题。⑥ See U.Magnus & P.Mankowski (eds.),European Commentaries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Brussels Ibis Regulation 665 (Ottoschmidt 2016); E.Lein (ed.),The Brussels I Review Proposal Uncovered 89-90 (BIICL 2012).
（一）英国法院的做法
尽管缺乏欧盟立法和欧盟法院在此问题上的权威意见，英国法院仍然认为，即便在属于布鲁塞尔体系管辖范围的案件中，一方当事人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未违反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也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救济。在Starlight Shipping Co.v.Allianz Marine & Aviation Versicherungs AG 案⑦ See [2014] EWCA Civ.1010. 中，围绕着一艘船舶的灭失，船舶所有人Starlight 公司与船舶保险人Allianz 公司之间产生了争议，双方随后达成的和解协议与此前的船舶保险合同中都有指定英国法院专属管辖的选择法院条款，但Starlight 公司却在希腊法院就有关争议提起了诉讼，Allianz 公司遂在英国法院起诉，请求法院认定Starlight 公司违反和解协议并主张据此获得赔偿。英国上诉法院最终判决：本案当事人之间的船舶保险合同与和解协议中约定的管辖权条款适用于被告Starlight 公司在希腊法院的起诉争议，因此，被告在希腊法院进行诉讼的行为构成违约，原告Allianz 公司有权据此获得赔偿。英国法院解释道，本案中一方当事人以另一方当事人违反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为由主张获得私法上的损害赔偿救济，属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问题，而非欧盟成员国法院之间的管辖权分配问题，因此，对当事人授予损害赔偿的判决并不影响希腊法院自主决定其是否对有关争议拥有管辖权的司法主权行为，也无碍于布鲁塞尔体系素来要求的各成员国法院应相互信任的原则。① See Starlight Shipping Co.v.Allianz Marine & Aviation Versicherungs AG (The Alexandros T),[2013] UKSC 70. 不过，英国法院在本案中的判决意见是否能够成为欧盟布鲁塞尔体系在此问题上的“最终答案”仍存在许多疑问。② See A.Dinelli, The Limits on the Remedy of Damages for Breach of Jurisdiction Agreements: The Law of Contract Meet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38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1023,1028 (2013); G.Cuniberti & M.Requejo, La sanction des clauses d’élection de for par l’octroi de dommages et intérêts, 11 ERA Forum 7 (2010).
（二）欧盟法院的司法实践
欧盟法院针对成员国法院依其国内法规定向在其他成员国法院提起诉讼的当事人签发禁诉令③ See generally,T.Raphael,The Anti-Suit Injunction 15-2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的问题上作出了一些裁决意见，这对于理解损害赔偿救济在布鲁塞尔框架下的可适用性问题颇具启示意义。
在Turner v.Grovit 案④ See Case C-159/02,EU:C:2004:228; see also,T.Kruger, Anti-Suit Injunction in the European Judicial Space: Turner v.Grovit, 53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1030-1040 (2014).中，被告为达到阻碍英国法院诉讼程序的目的，在另一成员国法院威胁提起或继续进行另一诉讼，英国法院向该被告发出禁诉命令。这一做法是否为《布鲁塞尔公约》⑤ 《布鲁塞尔公约》是本案审理时应适用的布鲁塞尔立法文件。 所允许？欧盟法院裁决认定，布鲁塞尔体系的立场应是，不允许一个成员国法院通过签发禁诉令的方式限制其本国诉讼程序中的一方当事人在另一成员国法院提起或继续进行诉讼，即便该当事人是为了恶意阻挠该国法院正在进行诉讼程序。① See Turner v.Grovit,Case C-159/02,EU:C:2004:228,para.31. 欧盟法院进一步解释道，布鲁塞尔体系是建立在各成员国法院相互之间对他国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所赋予的信任之上的；正是这种相互信任基础② See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Case C-159/02,EU:C:2003:632,paras.31-34;P.Spath & F.Blobel, The Tale of Multilateral Trust and the European Law of Civil Procedure, 30 European Law Review 528-547 (2005); M.Niboyet, Le principe de conficance mutuelle et les injonctions Anti-Suit, in Vareilles-Sommières (ed.),Forum Shopping in the European Judicial Area 77-90 (Hart Publishing 2007).使得统一的管辖权制度得以在各成员国中被建立和运行。这种相互信任原则必然要求，统一管辖权规则经任一成员国法院的解释和适用，都应在欧盟范围内具有同等的效力。
相应地，除明确规定的少数例外情形外，布鲁塞尔体系不允许一个成员国法院对另一成员国法院管辖权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一个成员国法院以惩罚措施③ 如果有关当事人无视法院禁令而继续进行在外国法院的诉讼程序，将会因藐视法庭而面临禁止参与本国法院诉讼、罚金、没收财产甚至是监禁的处罚。See Trafigura Pte Ltd.v.Emirates General Petroleum Corporation,[2010] EWHC 3007; R.Fentiman, Anti-Suit Injunctions, in J.Basedow,G.Rühl,F.Ferrari & P.Asensio (eds.),Encyclopedia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82 (Elgar Publishing 2017).作为后盾，限制一方当事人在另一个成员国法院提起或继续诉讼的行为，将会在实质上损害其他成员国法院对有关争议管辖权的行使，因此，这种禁令与布鲁塞尔体系相冲突。虽然英国法院认为，禁诉令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被告在外国法院滥用诉讼程序，英国法院所作出的裁决也仅仅是对被告在外国法院起诉行为所作出的评价，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成立这种干涉的正当性，这是因为，只要这种审查的对象是另一成员国法院的管辖权，这种对当事人行为是否构成滥诉的评价就隐含了对其他成员国法院受理有关争议合法性的审查，而这一审查过程，如前所述，违反了相互信任原则的要求。④ See Turner v.Grovit,Case C-159/02,EU:C:2004:228,paras.24-30; see also,Overseas Union Insurance v.New Hampshire Insurance,Case C-351/89,EU:C:1991:279; Allianz SpA & Generali Assicurazioni Generali SpA v.West Tankers Inc.,Case C-185/07,EU:C:2009:69; C.Ambrose, Can Anti-Suit Injunctions Survive European Community Law, 52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401-424 (2003).
大鼠左室病理形态学 图1可见，假手术组心肌细胞排列正常，心肌纤维走行整齐，心肌细胞核呈圆形或卵圆形，居细胞中央，心肌间质无明显增生，微血管结构正常，无扩张及血管壁增厚等表现。模型组心肌细胞变性，部分心肌细胞溶解、周围结构不清，心肌纤维排列紊乱、间隙增宽，心肌间质明显水肿，纤维增生肥大、断裂，间质中有炎症细胞浸润。Rut低、高剂量组心肌组织损伤明显改善，与模型组相比，心肌细胞结构较为清晰，心肌纤维走行较整齐，但心肌纤维间隙仍增宽，心肌间质水肿明显减轻。阳性对照组模型大鼠心肌的心肌组织也明显改善。
虽然Turner 案的案情并不涉及选择法院协议的问题，但欧盟法院在该案裁决中所使用的宽泛措辞清楚地表明，凡是属于布鲁塞尔体系管辖范围的案件，都一律禁止成员国法院适用其国内法中的禁诉令制度：当事人之间存在选择法院协议的情节不得构成这一判例法原则的例外，即使一方当事人是恶意地违反有效的选择法院协议在另一非被选法院进行滥诉或压迫性诉讼的，也同样如此。显然，欧盟法院在该案中的立场表明，在布鲁塞尔体系这种本质上属于多边合作的区域统一民商事管辖权框架下，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实质正义——在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选择法院协议的场合体现为确保当事人协议的有效性的目标，不得不让位于各成员国法院之间的和谐协作这一更为重要的基础性体系价值。① See T.Hartley, Antisuit Injunctions and the Brussels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 Convention, 49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166,171 (2000); M.Ahmed,The Enforcement of Settlement and Jurisdiction Agreements and Parallel Proceeding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Alexandros T Litigation in the English Courts, 11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406,412-413 (2015); T.Raphael, Do as You would be Done by:System-Transcendent Justification and Anti-Suit Injunctions, 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 256,266 (2016).
首先，任何因违反选择法院协议而提起的损害赔偿请求，都必须回答“通常作为私法救济手段的损害赔偿制度能否适用于当事人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情形”这一基础性问题。从理论上说，这一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法律体系对选择法院协议性质的认定。① “一切有关选择法院协议的具体制度争论……几乎都源自对其自由或司法性质的认识。”参见焦燕：《法院选择协议的性质保障与制度展开》，《法学家》2011年第6期，第164页。 如果当事人之间的选择法院协议被视为一种“程序上的协议”，是当事人在管辖法院问题上所作出的“共同同意表示”，② See F.Sparka,Jurisdiction and Arbitration Clauses in Maritime Transport Documen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81-87 (Springer 2010). 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则仅产生授予被选法院管辖权、同时排除其他法院管辖权这种程序法上的效力，而无法在当事人之间额外成立任何私法上的权利与义务。③ See C.Knight, The Damage of Damages: Agreements on Jurisdiction and Choice of Law, 4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501,507-508 (2008).相应地，作为一种程序法上的制度，对于选择法院协议的任何执行或救济措施都只能来自于有关法院程序法中的规定，即通过被选法院受理案件；在必要时禁止有关当事人在非被选法院进行诉讼（禁诉令）；非被选法院依职权或应当事人的申请中止或驳回其本国相关诉讼的方式来实现选择法院协议的效力。除此之外，当事人不再享有任何私法上的救济途径。④ See W.Krüger & T.Rauscher,Münchener Kommentar zur Zivilprozessordnung §23 Rn.79 (C.H.Beck 2016). 这一观点为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⑤ See A.J.Belohlávek,Rome Convention-Rome I Regulation 363-366 (Juris Publishing 2011); M.Jonas & P.Oberhammer (eds.),Kommentar zur Zivilprozessordnung §38 Rn.48 (Mohr Siebrek Ek 2003). 在这些国家中，一方当事人以另一方当事人违反选择法院协议而提出的损害赔偿之诉通常无法得到支持。
（三）对布鲁塞尔体系的政策与法律分析
诚然，允许成员国法院适用损害赔偿救济的做法有利于增强对选择法院协议有效性的保护——这符合欧盟布鲁塞尔体系在协议管辖问题上的具体立法目标。② See 2012 Brussels I Regulation (Recast),Recital 22. 但与此同时，在区域统一民商事管辖权框架下，在判断损害赔偿救济的可适用性问题时还必须对布鲁塞尔体系的多边合作性质及其由此性质而衍生出的基础性原则加以综合考虑。
1.选择法院协议的性质界定。
首先，与英国普通法③ “普通法理论倾向于将选择法院协议视为合同。”See A.Briggs,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English Courts 2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不同，欧盟布鲁塞尔体系并不十分强调当事人选择法院协议的实体法合同性质。① 直观可见的是，与英国法中使用的“选择法院协议”（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或“法院条款”(forum clause)措辞不同，在欧盟布鲁塞尔体系的立法语言中，使用的措辞是“管辖权授予协议”（agreement conferring jurisdiction; la convention attributive de juridiction）。 在2012年《布鲁塞尔条例I》之前，布鲁塞尔体系主要通过考察当事人选择法院协议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定要求来判断协议的有效性问题。② See 1968 Brussels Convention,Article 17; 2001 Brussels I Regulation,Article 23(1)(2). 这似乎意味着，在布鲁塞尔体系看来，选择法院协议从来都只是当事人实现法律所赋予他们的合意确定管辖法院的程序性权利，只要这种权利的行使符合法定形式要件，就能够获得程序法上赋予被选法院管辖权和排除其他法院管辖权的效力。③ See P.R.Beaumont & P.R.McEleavy,Anton’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252(W.Green 2011); A.Briggs, The Hidden Depths of the Law of Jurisdiction, 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 236,248 (2016).在这种观念下，布鲁塞尔体系规定的选择法院协议被认为是“既不要求也不满足于（当事人之间具有）一项在合同法上具有约束力的管辖权协议”。④ A.Briggs,Agreements on Jurisdiction and Choice of Law 25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手术结束时已是凌晨1点05分，陈正副院长将患儿抱进新生儿科进行监护治疗，并安排好一切有关事宜后，这才换了衣服回宿舍，在回宿舍的路上，陈正副院长在便利店买了两盒方便面，作为犒劳自己这惊心动魄的一天的奖励。他说：“忙碌是难免的，但作为新生儿的守护者，一定要做到忙而不乱，看到转危为安的孩子们，作为一名医者，我感到很值得。”
还有的国家在面对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损害赔偿问题时，则强调选择法院协议兼具“程序性”与“实体性”双重属性。在Sogo USA Inc.v.Angel Jesus 案① See STS (Sala de lo Civil,Sección 1a),12 January 2009,Repertorio de Jurisprudencia 2009/544; see also,STS (Civil) 23 febrero 2007,Repertorio de Jurisprudencia 2007/2118. 中,有关当事人之间签订了指定巴塞罗那法院排他性管辖的选择法院协议，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当事人在美国法院提起了诉讼，在美国法院裁决选择法院协议有效并驳回案件后，另一方当事人遂在巴塞罗那法院起诉要求违反协议的一方当事人赔偿其被迫在美国法院进行管辖权抗辩所支付的律师费用。西班牙最高法院在该案中指出，选择法院协议不仅具有程序功能，还兼具实体性质；对管辖法院的约定是当事人合同谈判过程中明确涉及的事项，对他们之间合同关系的经济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一方当事人违反关于管辖法院约定的做法会对另一方当事人依据合同所享有的利益产生实质性影响。据此，西班牙最高法院支持了未违反协议一方当事人的损害赔偿请求。② See S.Gonzalez, The Spanish Tribunal Supremo Grants Damages for Breach of a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IPRax 529 (2009); M.Torres, USA Sogo Inc.v.Angel Jesus: Case Comment, 20 International Company and Commercial Law Review 44 (2009).显然，在西班牙法院看来，选择法院协议虽然主要发挥程序法上的功能，但其所含有的“实体性质”已足以支持在协议被违反时对遵守协议的一方当事人进行损害赔偿救济。可见，在这一问题上，西班牙法院实际上采取了与前述普通法系国家相同的立场。③ See S.Sánchez Fernández, Choice-of-Court Agreements: Breach and Damages within the Brussels I Regime, 12 Yearbook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377,384 (2010).
《RSSP-II安全协议》在传输层采用面向连接的TCP(传输控制协议)栈，项目应用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如下：
可见，在欧盟布鲁塞尔体系中，选择法院协议更接近于一种须经法律授权允许的、由当事人通过合意方式确定他们之间有关争议的管辖法院的程序法制度，而并非一种可被强制执行的、当事人之间约定对有关争议的诉讼只能在特定法院提起的合同权利义务。③ See T.Hartley,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Systematic Dismantling of the Common Law of Conflict of Laws, 54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813,814(2005); R.Michaels, Two Paradigms of Jurisdiction, 27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03,1041-1045 (2006); A.Fiorini, The Codification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Europe—Could the Community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Mixed Jurisdictions, 23 Tulane European and Civil Law Forum 89,100-101 (2008).究其根本，布鲁塞尔体系之所以更侧重于将选择法院协议理解为一种程序法上的制度，而不像英国普通法那样强调其实体法性质，或许正是基于布鲁塞尔体系的本质特征：作为一种区域统一管辖权制度，要保障这种依赖各成员国多边司法协作制度体系的成立与运行，布鲁塞尔规则的工作重心只能是在各成员国法院之间合理地分配和协调管辖权，而非仅仅着眼于为当事人提供一种良好的争议解决机制。④ See H.Muir Watt & D.Fernandez Arroyo (eds.),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nd Global Governance 262-26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如果这种对布鲁塞尔体系中选择法院协议法律性质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一方当事人在非被选法院对有关争议提起诉讼的行为就只能接受程序法规则的调整（例如未决诉讼规则的适用），① See 2012 Brussels I Regulation (Recast),Article 31(2)(3); see also,T.Ratkovi &D.Rotar, Choice-of-Court Agreements under the Brussels I Regulation (Recast), 9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245,263 (2013); M.Ballesteros, The Regime of Party Autonomy in the Brussels I Recast: The Solutions Adopted for Agreements on Jurisdiction, 10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291,307 (2013); A.Nuyts,La refonte du règlement Bruxelles I,102 Revue dritiq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1,52 (2013).而难以被视为“构成违反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义务”进而引起私法上相应救济措施的适用问题。换言之，在布鲁塞尔体系主要将选择法院协议视为“程序法协议”的理念下，对违反协议的情形适用损害赔偿救济的法理基础大为减弱。
损害赔偿救济在适用于违反选择法院协议案件时面临着以下国际私法问题：
需求分析是指在课程设置和实施的过程中，课程设计人员和教师通过内省、访谈、观察和问卷等手段对学生的主观与客观需求进行调查分析，从而确定学生学什么和如何学的过程。需求分析20世纪70年代进入外语教育领域，之后研究者们纷纷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研究分类。Hutchinson&Waters（2002）认为需求可分为目标需求和学习需求：目标需求又可细分为必学知识、欠缺知识和想学知识；学习需求则细分为学习环境条件、学习者知识、学习者技能和策略以及学习者动机等。需求分析是教学实施前的一个诊断过程，能够为教学活动和教学计划改进提供依据。
普通公众使用版本的ArcGIS产品中功能比较繁杂；进行符号化时需要对每一个海图要素人工选择符号及配置注记等，制作过程不便捷。因此应该对ArcGIS平台进行二次开发，实现海图数据转换、自动符号化、自动图廓整饰等功能并将其模块化封装，使用COM技术以插件的方式整合至ArcGIS Desktop中。
在前文示例的第一类案件中，即有关非被选成员国法院也认为当事人之间的选择法院协议有效并据此驳回了本国诉讼的，被选成员国法院向未违反协议的当事人就其未得补偿的诉讼费用提供损害赔偿救济的做法，尚可以被辩解为不构成对相互信任原则的损害：此时被选法院的损害赔偿判决并未否定非被选法院的判决内容——二者都认为当事人的选择法院协议有效且应予执行，前者只是在后者的基础上补充了关于诉讼费用的损害赔偿内容。③ See G.Cuniberti & M.Requejo, La sanction des clauses d’élection de for par l’octroi de dommages et intérêts, 11 ERA Forum 7,17-18 (2010); V.Lazic & S.Stuij (eds.),Brussels Ibis Regulation: Chang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Renewed Procedural Scheme 148(Springer 2017).
在第二类案件中，即非被选成员国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的选择法院协议无效或不应被执行并据此审理了案件争议作出实体判决的，对于未违反协议的当事人基于非被选法院的诉讼和判决而遭受的诉讼费用和判决利益损失，（认为有关选择法院协议有效的）被选成员国法院作出支持赔偿的判决则显然会与布鲁塞尔体系所强调的各成员国法院之间应相互信任的原则相冲突。① See C.Knight, The Damage of Damages: Agreements on Jurisdiction and Choice of Law, 4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501,509 (2008); S.Sánchez Fernández,Choice-of-Court Agreements: Breach and Damages within the Brussels I Regime, 12 Yearbook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377,387-388 (2010); M.Ahmed,The Nature and Enforcement of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202-203 (Hart Publishing 2017).因为被选成员国法院向未违反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提供损害赔偿救济，意味着该当事人可以凭借被选法院的损害赔偿判决收回其因非被选成员国法院的诉讼和判决所承担的全部经济损失，这等于取消或抵消非被选成员国法院诉讼程序和司法判决的效力；并且，主张损害赔偿责任只是施加于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一方当事人而非针对非被选成员国法院的观点，也无法成立损害赔偿救济与相互信任原则之间的兼容性，毕竟，被选成员国法院对违反协议当事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不可避免地包括了对非被选成员国法院管辖权合法性的审查和否定。根据前述欧盟法院在Turner v.Grovit 案的裁决，这种对其他成员国法院履行司法职能行为合法性与正确性的审查——尽管是间接的，也属于对布鲁塞尔体系中相互信任原则的违背。② See Overseas Union Insurance Ltd.v.New Hampshire Insurance Co.,Case C-351/89,EU:C:1991:279,para.25.
3.与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则冲突。
支持适用损害赔偿救济的做法还可能会与布鲁塞尔框架下的判决承认与执行规则发生冲突。众所周知，为了实现民商事判决在欧盟范围内的自由流通，③ 2012 Brussels I Regulation (Recast),Recital 6. 布鲁塞尔体系设立了成员国法院判决的自动承认与执行制度。这一制度不仅要求被请求承认与执行的成员国法院应赋予其他成员国法院判决与本国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④ See Horst Ludwig Martin Hoffmann v.Adelheid Krieg,Case 145/86,EU:C:1988:61,paras.9-11; U.Magnus & P.Mankowski (eds.),European Commentaries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Brussels Ibis Regulation 928 para.78 (Ottoschmidt 2016). 还规定应尽可能减少被请求承认与执行的成员国法院对其他成员国法院判决的审查，⑤ See A.Dickinson & E.Lein (eds.),The Brussels I Regulation Recast 16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H.Gaudemet Tallon,Compétence et exécution des jugements en Europe 518 (LGDJ 2015). 其中，作出判决的非被选成员国法院违反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审理有关争议的管辖权瑕疵就不得构成拒绝承认与执行该国法院判决的理由。① See 2012 Brussels I Regulation (Recast),Article 45. 这意味着，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选择法院协议在非被选成员国法院提起诉讼，根据布鲁塞尔体系的相关规定，非被选法院在有关争议上的裁决或判决将构成应在其他成员国法院获得承认与执行的既有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选成员国法院又对未违反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提供损害赔偿救济，从而在实质上修改、抵消或取消非被选成员国法院所作裁决或判决的内容，则可能会构成对布鲁塞尔体系所规定的承认与执行其他成员国法院判决义务的违反。
具体来说，在第一类案件中，即有关非被选成员国法院也认为当事人之间的选择法院协议有效并据此驳回了本国诉讼，但该非被选法院所作出的诉讼费裁决不足以覆盖未违反协议当事人的实际诉讼支出的，被选成员国法院向该当事人就其未得补偿的诉讼费损失部分提供损害赔偿救济的做法虽然不影响非被选成员国法院对选择法院协议效力的认定，但却可能因为在实质上改变了非被选成员国法院诉讼费裁决的效力从而构成违反承认与执行其他成员国法院判决的义务。② 在布鲁塞尔体系中，成员国法院作出的诉讼费裁决亦属于应被承认与执行的“判决”。See 2012 Brussels I Regulation (Recast),Article 2(a). 此外，根据欧盟法院的判例法，在布鲁塞尔框架下，胜诉债权人只能在有关成员国法院通过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来实现其诉讼请求，而不得在该法院就相同诉因提起新的诉讼③ See Jozef de Wolf v.Harry Cox BV,Case 42/76,EU:C:1976:168. ，如果欧盟法院认为被选法院的损害赔偿之诉与非被选法院作出诉讼费裁决的诉讼争议在实质上是相同的，这一判例法规则也将禁止未违反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在被选成员国法院中就其诉讼费损失提出赔偿。还有观点指出，在英国法中，当事人的诉讼费用仅允许在法院诉讼费裁决的范围内获得补偿，对裁决未作补偿的部分不得再提起新的诉讼；如果英国法院允许有关当事人以非被选成员国法院的诉讼费裁决未对其实际诉讼支出给予充分补偿为由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还将可能违反欧盟法中的“禁止歧视原则”④ Se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Article 18; Giovanni Maria Sotgiu v.Deutsche Bundespost,Case 152/73,EU:C:1974:13;Fran 
oise Gravier v.Liège, Case 293/83,EU:C:1985:69; Hayes v.Kronenberger,Case C-323/95,EU:C:1997:169.与布鲁塞尔体系的“其他成员国法院判决应与本国法院判决具有同等效力原则”。⑤ See T.Hartley,Choice-of-Court Agreements under the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217-2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在第二类案件中，即非被选成员国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的选择法院协议无效或不应被执行并据此对有关争议作出实体判决的，对于未违反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基于非被选法院的诉讼而遭受的诉讼费用和判决利益损失，被选成员国法院支持损害赔偿救济的做法则显然会与布鲁塞尔体系中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规定相矛盾。如前所述，根据布鲁塞尔体系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规定，被请求承认与执行的成员国法院不得以作出判决的成员国法院属于“违反有效的选择法院协议而受理案件”这一理由来拒绝承认与执行有关判决，① See 2012 Brussels I Regulation (Recast),Article 45; Gothaer Allgemeine Versicherung AG v.Samskip GmbH,Case C-456/11,EU:C:2012:719. 据此，非被选成员国法院在有关争议事项（包括选择法院协议的效力问题）上所作判决在欧盟范围即可成立应获承认与执行的既有判决，② See S.Harder, The Effects of Recognized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62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446,453 (2013).此时，如果又允许被选成员国法院对未违反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提供损害赔偿救济，实际上相当于允许被选成员国法院重新审理有关争议并以其本国法院判决来取代非被选成员国法院已作出的有效判决，这无疑会损害布鲁塞尔体系中有关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规则的有效性。③ See S.Sánchez Fernández, Choice-of-Court Agreements: Breach and Damages within the Brussels I Regime, 12 Yearbook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377,387 (2010); T.Hartley,Choice-of-Court Agreements under the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219-22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各成员国法院承担的承认与执行其他成员国法院有效判决的义务对于布鲁塞尔体系立法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因此，即便欧盟法院尚未对此问题作出权威裁决，也几乎可以确定布鲁塞尔体系不会允许被选成员国法院（或其他具有管辖权的成员国法院）在此类案件中对违反选择协议的情形适用损害赔偿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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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根据欧盟布鲁塞尔体系中对选择法院协议性质的界定、相互信任原则及判决承认与执行规则的要求，成员国法院依据其国内法对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案件适用损害赔偿救济的做法可能将难以获得布鲁塞尔体系的许可。④ See J.Harris, Agreements on Jurisdiction and Choice of Law: Where Next?, 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 537,547 (2009); Vareilles-Sommières(ed.),Forum Shopping in the European Judicial Area 15-17 (Hart Publishing 2007).当然，如果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当事人是在非欧盟成员国法院进行诉讼，那么布鲁塞尔体系似乎也将并不禁止有关成员国法院在此类案件中向未违反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提供损害赔偿救济。⑤ See T.Hartley,Choice-of-Court Agreements under the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22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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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对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情形适用损害赔偿救济的做法能够给遵守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提供额外的保护，① See N.Shantar, Forum Selection Clauses: Damages in Lieu of Dismissal?, 82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063,1078-1088 (2002).遏制不诚信甚至恶意违反选择法院协议的行为，② See A.Bell,Forum Shopping and Venue in Transnational Litigation 24-2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有利于维护当事人选择法院合意的有效性，并最终实现协议管辖制度所追求的司法确定性、可预见性与诉讼效率等符合国际商事交往需要的目标。然而，尽管对于违反选择法院协议适用损害赔偿救济的理论和实践在一些国家中发展迅速，③ “这一[适用损害赔偿的]做法似乎在很短时间内就从新奇变成了寻常。”See A.Briggs,Agreements on Jurisdiction and Choice of Law 30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但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一做法是否能够得到普遍接受目前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④ See C.Knight, The Damage of Damages: Agreements on Jurisdiction and Choice of Law, 4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501,512-513 (2008); V.Black, Review Essay of Agreements on Jurisdiction and Choice of Law, Canadian Business Law Journal 300,306 (2010).
在欧盟布鲁塞尔区域统一民商事诉讼制度框架内，鉴于这一体系对选择法院协议“程序法性质”的侧重、要求各成员国法院应相互信任的原则以及承认与执行其他成员国法院判决的欧盟法义务，被选成员国法院或其他具有管辖权的成员国法院似乎将很难被允许依据其国内法中的规定为信赖选择法院协议而行事的当事人提供损害赔偿救济。
On the Damages Remedy for Breach of Choice-of-Court Agre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U Brussels Regime
Abstract: The awarding damages for breach of choice-of-court agreements is a newly developed practice in the common law countries.It can strengthen the validity of choice-of-court agreements and thereby falls in line with the unmistakable trend of upholding party autonomy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civil litigation.However,the universal recognition and adoption of this reme-dy may be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coordinating this remedy with the underlying nature of the choice-of-court agreements in the relevant legal system,resolving classic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problems and substantiv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conflict with the principle of comity and res judicata .under the EU Brussels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s regime,a system which heavily relies on the multilateral judicial cooperation by its member states,the all-important mutual trust principle and the obligation to respect other member states’judgments could also prove to be inescapable obstacl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amages remedy on the EU level.
Key words: choice-of-court agreements; damages remedy; EU Brussels Regime; 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litigation
*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乔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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