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曼与布鲁姆解构阅读法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鲁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4)01-0060-05
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阅读方法以及在阅读中对西方整个形而上学传统及其思维方式的挑战，是它对传统文学与哲学论述的解构。它以“文本”分析的方式揭示文本内在逻辑的自我矛盾和二元对立的偏向取值，进而拆解整个传统价值的基础。由20世纪60～70年代发起的“解构主义”理论随着1983年保罗·德曼(Paul de Man)的逝世而成为强弩之末。有人把“解构”运动比作滑铁卢战役，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失偏颇。笔者认为，解构理论魁首德曼年轻时（1941～1943年间）为纳粹服务的劣迹在诸如Newsweek等杂志上的披露，可能是解构理论告退的直接原因。对此，米勒(J.H.Miller)曾在《理论的现在和过去》(Theory Now and Then)一书中为德曼作辩护。还有人认为，从德理达到德曼，从德曼再到H.布鲁姆(Harold Bloom)，解构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一种虎头蛇尾式的退缩。然而，盛宁先生在其《解构主义哲学理论》一文中有另一个提法：如果换个角度看，解构又何尝不是一种理论的扩散和蔓延。[1](P106)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站在辨证的立场，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耶鲁解构阅读的进步意义：它改变了以往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和传统思维方法。通过对德曼与布鲁姆解构阅读法之比较有利于我们认清文本阅读的实质，从而在更合理的层次上建构文学文本的阅读。当然，它也有局限性：一方面耶鲁学者们幻想洞穿存在的深渊，另一方面又与结构主义截然对立，从而使我们对他们的理解变得复杂化。
德曼是耶鲁学派、解构理论的鼻祖，而H.布鲁姆则是耶鲁学派中的一名虎将。本文比较他们的异同，以说明解构理论仍在继续发展、完善。它终将从一支烛光发展成为燎原之火。解构主义批评理论正在跨越“文本”分析的藩篱，冲破语言的牢笼，转化为一种激进的泛文化批评。
一、德曼修辞阅读的两个层面
把德曼、米勒、布鲁姆和哈特曼(G.Hart-man)归在耶鲁学派名下有许多原因，其中一条即为四位学者互相撰文，对同一问题分别提出各自不同的看法。例如：《评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一文(A Review of Harold Bloom's Anxiety of Influ-ence)是德曼对布鲁姆为诗歌理论《影响的焦虑》所写的一篇评论。德曼的评述揭示了布鲁姆关于文学影响的人文主义观点，即文学影响作为传统范畴内的个人才能的整合，指出了布鲁姆对阅读技巧的提炼有助于更实用的批评。布鲁姆的影响丰富了文学史赖以依存的传统模式。与此同时，布鲁姆的《误读论》(A Map of Misreading,1975)是为献给德曼而撰写的。文中所展现的观点与德曼的《修辞阅读》(Allegorical Reading)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类同。布鲁姆称德曼为最强硬的概念性修辞学家，《误读论》向我们提供了诗歌实用性批评理论，即关于如何阅读诗歌的理论。布鲁姆认为：正如标题所示，阅读是一种带有延异性的活动，而且是完全不可能的活动。假如：“个性强悍的诗人”总是误读，那么文本意义趋于不确定性(undecidebility)。这种文本意义不确定性的观点是耶鲁学派共同倡导的文学阅读理论。但无论如何，布鲁姆与德曼在各自书中的观点表明了他们分别从彻底不同的前提出发，最终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德曼的修辞阅读／阐释理论与“解构”主义的思想走上同一轨迹。阐释理论本应属于“哲学”范畴的一个理论概念，然而今天“文学理论”成了一个远远超过传统文学理论概念的专门领域。时下“文学理论”既包括索绪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德里达、福柯和雅克·拉康等人的理论，又包括尼采、黑格尔、海德格尔、利奥塔和汉斯—乔治、伽德默尔，克默德等人的理论，成了有关上述这些人的讨论的同义词。拿黑格尔为例，我们可以在L. 沃特斯撰写的《保罗·德曼：生活与写作》一书中发现黑格尔曾深深吸引着德曼。这不是因为他宣扬辨证的统一，而是因为他强调差异、否定和矛盾。德曼曾经说过：“如果出现过探讨必然分离的主题的哲学，那它就是黑格尔的，将绝对精神纳入唯心主义和谐观自始至终是对黑格尔的简化和误解。”[2](P34)
按照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看法，保罗·德曼是使“解构”阅读法在德国蔓延普及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因。没有他的著作，“解构主义”就不能成为一个学派。解构主义批评的许多特征来自德曼，他的学生构成了解构主义运动的核心。[3](P96)就思想传统而言，德曼更多地受到了德国哲学，尤其是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他就针对新批评(NewCriticism)的局限写了不少颇有理论新见解的论文。严格地说，德曼是沿着自己的思路迈入“解构”的道路的。与布鲁姆不同，德曼研究领域更局限于有关文学语言性质的探讨。而且，德曼对美国新批评家们的批评阐释的某些断语往往比较绝对，有些提法还会自相矛盾。例如，他认为，你若认定两个不同断语中的一个，就得把另一个藏起来，不予以考虑；反之亦然。因此，对德曼的修辞阅读法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即哲学阐释层面和修辞层面。对于修辞阅读法活动本身，德曼有自己的见地。德曼认为文学文本并不引向一种超验的领悟和直觉的感知，它只诉诸一种始终保持着内向性的理解，因为它只按自己的方式提出理解的问题。文学批评无非是这种阅读活动的隐喻，而这一活动本身是不能穷尽的。这样，德曼得出了如下观点：有关文学语言的意义是相互消解的，文学阅读活动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因此，文学批评阐释是可以永远持续否定前人的游戏。德曼把自己的结论局限于文学语言的范畴，而布鲁姆却模糊了文类之间的界线，这也许是他们之间一个相当重要的区别。可以说德曼是解构主义的鼻祖，人们最常引用的解构批评的范例都出自德曼之笔。从德曼那儿，人们了解了德里达，了解了美国文学批评界中“解构”追随者。德曼的学生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或许名字不叫解构的“解构学派”。[3](P113)德曼式的“解构”显然更符合美国人的文学理论传统和思维习惯，它是对美国本土上的新批评的继承和超越。一直以来，新批评倡导“细读”，偏重文本和语言的基础，这些主张为解构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尽管德曼声称无意提出一套批评的理论，只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对文学语言的性质提出一些看法，然而“解构”思想自20世纪60～70年代提出以后，到了90年代再次流行开来，并一发不可收拾。它使美国的文学批评具备了两个新的特点：文学批评理论化和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哈特曼（耶鲁学派的另一名成员）在他的《荒野中的批评》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1980)中曾经提到，由于语言的隔阂和文化上的偏见，英美文学批评传统对于欧陆系统化的一套向来持怀疑态度。相比较而言，英美文学批评传统接受更多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新批评自20世纪40年代来长期盛行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德曼则在他所著的《盲视与洞视》(Blindness & insight：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1971)中表述，美国新批评之所以没有产生有分量的批评作品，原因之一就是对文学形式的意向结构的误解。更透彻地说，美国文学批评走上了一条非历史、非哲学的狭路。德曼声称，美国文论应借鉴欧洲文论。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兴起的解构思潮，第一次从文学观念到批评方法与欧洲大接轨，可谓文学界的一大成果。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解构主义并非虚无的，它是对先前新批评以及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扬弃和发展，是文学批评理论界的一场革命。
另一方面，德曼修辞阅读法，即文本(Text)修辞成份的一种精读方法，是他对文本解读的最基本的批评方法。这种阅读暴露出正统文学批评阅读法的基础的虚假性，指出我们平常有关文学的许多信仰、信念都是建立在错觉之上的，是一种自我欺骗，一种自我迷惑，一种谬见。德曼的理论初听起来是违反常识的。例如，他认为文本的修辞性不是思想所能完全控制的，语言的修辞性与文本所要表达的意义常常是互相抵触的。他还认为阅读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能的，而且所有的理解都具有歪曲性以及难以避免的错误。德曼的阅读与文学理论，基本上是对西方语言修辞性的审视与挑战，是一种诚实的反思。这种阅读法可以破解许多“迷思”(myths)。他的阅读方法其实是一种破除文章迷障，捣毁西方文论中某些一相情愿的结论的有效手段。了解德曼的解迷与破惑性(demystifying)阅读方法之后，可以帮助我们对文章进行解构性阅读。德曼对卢梭的自传《忏悔录》的解构分析，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解构阅读是一种“解读或理解人生的修辞格”。
德曼认为语言是表达思想、逻辑、概念和范畴的工具，同时，他也承认语言里又有修辞成份。从以修辞(Rhetoric)的角度看，语言以说服(Per-suasion)为主要目标，以事情的可能性(Probabili-ty)为辨别原则，而不直接以真理的追求为目的。事实上，柏拉图、笛卡儿、康德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对德曼影响是较大的。德曼认为可以利用修辞的说服力来帮助传播真理，修辞格(figures)尤其具有迷人的创造力，它可以以一种类似顿悟的跳跃方式发现并把握真理。修辞可以与概念逻辑相辅相成。
德曼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受尼采的影响最大。他在《修辞阅读》一书中有三章论述尼采的修辞观。尼采认为，从柏拉图到康德乃至黑格尔的哲学，真理陈述(truth claims)都建立在修辞的运作上。根据尼采的解释，真理是由比喻、借代、拟人格等组成的修辞大军。也就是说，真理是经由诗与修辞提升、转换并美化了的人际关系的总合。（注：〔比〕De Man,Paul.Allegories of Reading: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Nietzsche,Rilke,and Proust,[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110-111,P11.
"What is truth？A moving army of metaphors,metonymies,and anthropomohpisms,in short a summa of human relationships that are being poetically and rhetorically sublimated,transposed and beautified until,after long and repeated use,a people considers them as solid,canonical andunavoidable."）德曼的解构批评可以说是这个理论的沿袭。他把尼采的观点发展到极至。他的理论与阅读实践一方面是要显示哲学论述的修辞性及其魅力，另一方面又强调修辞必须经过认识论的检验。换言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修辞与意义及其再现(representation)的关系。
不过，德曼对尼采的观点提出了以下疑问：语言里的修辞成份是否能完全由文法来解释？语言是否能无保留地作为思想与现实的桥梁？语言是否改变了现实？这些问题牵涉到语言与文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德曼认为，只有将语言的修辞功能纳入文法的范畴，才能实现语言改变现实的理想。用德曼的原话说：“修辞的文法化(grammatization of rheto-ric)才能达到这种理想”。（注：〔比〕De Man,Paul.Allegories of Reading: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Nietzsche,Rilke,and Proust,[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110-111,P11.
"What is truth？A moving army of metaphors,metonymies,and anthropomohpisms,in short a summa of human relationships that are being poetically and rhetorically sublimated,transposed and beautified until,after long and repeated use,a people considers them as solid,canonical andunavoidable."）德曼用一个实例解释说，西方修辞格里有所谓的“设问”(rhetorical question)辞格，这种辞格并非真正地提出问题与寻求答案。例如，鞋带有平行的和交叉的两种，对这种区别有些人根本不在乎（反正鞋带能绑紧就行）。假如你向这种人请教鞋带的穿法，他很可能会反问“这有什么区别呢？”。从辞格(figural)角度看，有没有区别对说话者都一样，也就是没有区别。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文法句式包含着两种意思，而且是互相排斥、互相冲突的意思。德曼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小说的阅读，因而产生了修辞性阅读方面的震撼。
二、布鲁姆误读理论的特点与德曼式阅读的异同
在被称为耶鲁学派宣言的《解构主义与批评》的前言中，布鲁姆声称他本人不属于耶鲁学派，而且蔑视解构主义的某些原则和提法。《误读论》可视作布鲁姆与德曼分歧的开端。我们知道，布鲁姆关于诗歌的阅读理论主张完全修辞性，可谓与德曼的修辞性阅读不谋而合。然而，布鲁姆的修正率(ra-tio)说明他的阅读理论中隐含着强烈的主观冲动。美国皇家大学著名学者Peter de Bella提出：布鲁姆坚持的主观综合感和与之相应的阅读理论时常被视作他反对解构主义的一个标志。我们知道，德曼等解构主义者主张文本阐释是中性的、随意的，因而他们反对主观陈述。他们不顾文学从来就是人写的、写人的这一事实，硬是把“人”从中抽走了；他们全然不顾作者的意图，否定语言有特定的指涉性，否定人的主体意识的回归和价值判断的回归。正是在这一点上布鲁姆与德曼形成了根本分歧：德曼否定文学批评的人文层面，而布鲁姆则高度重视文学批评的人文品味。
布鲁姆的阅读方法是清淅的，而德曼的阅读方法则是隐晦的。在那篇对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的评论中，德曼试图把布鲁姆纳入他的轨迹。德曼十分强调文本自主自律的特点，以反对布鲁姆偏重心理的批评。（注：〔美〕Harold Bloom,The Breaking of Vessel,(in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in that article,Bloom refers to his own sense of this self-mocking as 'psycho-psychokabbalistic')）然而，布鲁姆并不接受德曼的意见，并在《误读论》中，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看法。在“优秀诗人延异性” (the belatedness of strong po-ets)一文中，布鲁姆声称隐喻先于文字。
[4](P75)显然，布鲁姆试图拒绝意义的语言学模式。更确切地说，他企图放弃诗歌意义的语言学模式。对布鲁姆来说，隐喻(trope)产生于词之前，要想在语言中发现什么就必须求助于隐喻。布鲁姆接着强调，隐喻只是以修辞述语来表达的，这跟德曼以认识论的述语来措词的观点正好相反。[5](P107)简而言之，布鲁姆把心理与修辞连接在一起，而德曼则企图废除前者，同时授予后者以特权。
布鲁姆根据影响的六种隐喻侧面，声称比喻的概念展示了我们如何以诗歌述语——而不是以认识论的述语——去理解修辞。他认为我们必须同时考虑隐喻和防卫，因为诗歌创作不仅来自文本与前文本的斗争，而且来自诗人与他的延异认知的妥协。后者的这种心理范畴正是德曼的解构修辞阅读所忽视的。然而，这也是导致布鲁姆和德曼观点不一致的关键所在。在《误读论》中(P76-77)，布鲁姆阐述了他与德曼之间的距离。他断言“德曼坚持语言学模式篡夺心理模式，因为语言是对意志负责的替换系统，而非心理因素。但是，至于心理因素应受到多大程度的重视，布鲁姆本人还没有把握。不管怎么说，他的立场非常明确，即主张在阅读活动中保留人文主义的模式，并对德曼所持的解构主义阅读所缺乏的人文性品质这一点表示遗憾。
阅读与误读是耶鲁学派所倡导的解构主义阅读方式又一具有惯例涵义的等级对立命题。布鲁姆提出“误解的必然性”理论使他的《误读之图》广为盛行。他的批评者争辩说：必然误读的理论，即声称所有的阅读都是误读，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误读的观念寓示正确阅读的可能性。一种阅读惟有当真正的阅读被它错过之时，才能成为误读。这似乎极有道理。然而，当人们划分阅读和误读之时，势必有赖于某种同一和差异的观念。一般说来，如果一个文本能被理解，它就能被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场合下重复理解。这时阅读的行为是各不相同的，它们涉及修正和差异。事实上，理解是误解的一个特殊例子，是误解之一特定的离格或确认。所谓所有阅读都是误读的说法是可以被批评和阐释实践中常见现象所证明的。德曼的阐释批评理论认为：文本是复杂的，比喻是可以逆转的，语境是可以延伸的，每一种阅读都是片面的。任何一个后来的读者（或阐释者）都可以发现一个文本中为早先的阅读者忽略或歪曲的特征或涵义。后来者可以运用文本来表明早先的阅读事实上是误读，但是他们自己的阅读又被再后来的阅读者延异并证明其中有许多模糊言辞和盲目的阐释。据此，德曼得出了如下结论：阅读的历史乃是误读的历史。事实上，布思(Booth)、肯尼斯勃克(K.Burke)、克雷恩(R.S.Crane)和艾伯拉姆等曾经就误读问题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观点。然而，布思试图采纳并扩展后三者的批评方法，并为阅读中的误读作出了精辟的说明。他说：“如果我们甚至不能证明一个批评家是不是完全理解了‘另外一个’，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多元论者的宣言，说他理解拥抱了不止一个批评家呢？”[6](P200)笔者认为，德曼在《修辞阅读》中所阐述的解构批评方法在某些语境中是可以充分理解的，但它同样可被攻击为误读。例如，德曼在其论文《转瞬而过的修辞》中，把象征描述为一种显现，把讽喻同对语言和时间性的一种“可靠的”理解联系起来，由此发动一个逆转，使讽喻成为原始指意模式之一。正如德曼本人断言：“作品可以被反复用来说明批评家在哪里并怎样背离了他”。[7](P109)我们从中再一次发现，德曼对误读的理解只局限于语言本身的层次。跟他们不同的是，布鲁姆的误读论中融入了人的主观心理因素。换言之，他认为在阅读中阅读者的心理起着决定性作用。
为了使富有个性的误读论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推广，布鲁姆于1973～1976年间相继发表了四部曲《影响的焦虑》、《误读之图》、《诗歌与压抑》、《卡巴拉与批评》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Map of Misreading,Poetry & Repression,Kabbalah & Criticism)。这些著作清楚地表明了在文学创作和阅读活动中的互文关系，以及误读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布鲁姆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比喻理论跟犹太神秘主义传统一并归入诗歌史。他在《诗歌与压抑》中彻底地摧毁了那种主张文本自足自主的理想主义观念。他说，任何一首诗歌都是一首互指诗(inter-poem)，对一首诗的任何解读都是一种互指性解读(inter-reading)。[8](P2)他声称“个性强悍的诗人”(strong poet)与前辈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又迷人的张力，并认为所有诗人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前辈的诗作的改写。布鲁姆从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的研究中发现，诗人对前辈的控制欲十分愤怒。布鲁姆认为：诗人会压抑自己的恐惧或忧虑，以便战胜前辈。他还认为，互文关系控制着阅读，而阅读又控制着写作，因此阅读是一种误读，正如写作是一种误读那样。随着文学史的延伸与发展，所有诗歌必然成为诗体批评，正如所有批评会成为散文诗一样。因此，所有诗人的写作都必然会涉及对早期诗人的改写。这种重写总是会产生误读，而这种误读将激发后来作家的创造性思想和情感。后来的优秀诗人对先前优秀诗人的影响大都表现为毁灭性的力量：诗人开始对误读产生一种忧虑，而误读的重压令后来者透不过气来，因此后者必须奋力推翻它。正是这种对误读的忧虑成为后来者不断对文学传统进行再审视的内在动力。后来者为了战胜误读的忧虑，就必须保持个人创作的独立意识，通过“修正率”对其前辈作品进行再审视，最终超越前辈。
至此，我们领悟到布鲁姆“误读论”中主观心理因素对文本的阐释阅读过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上文提到的布鲁姆与德曼的不同之处。然而，布鲁姆自己承认他所取得的解构批评成果是建立在对德理达和德曼某种程度的误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布鲁姆的“误读论”视作对解构阅读的继承和发展。文本的意义不是任何解读者主观上能控制并臆想的。就这一点而论，布鲁姆与其他耶鲁学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契合关系。
但是，笔者认为：虽然德曼的修辞阅读与布鲁姆的误读突破了语言的牢笼，却也切断了作品跟外在世界、历史以及作家自传等的联系，而将视点落在处于互动与关联网络中的文本上，把文本的生成置于后起作家与前驱的对抗关系而非单一的继承关系中去关照。这恰好又与解构主义所倡导的文本自足自律的观点背道而驰。
尽管如此，通过以上阐述，我们希望说明应该用辨证的观点来看待耶鲁解构学派，而不应该对它持有过于偏激的看法。解构主义阅读法是科技发展的产物，自然科学领域出现诸如不确定性及矛盾现象（如，统计学中不确定范围，环境评估中不确定性）给人文科学者强有力的武器，人文科学内也应该存在不确定的现象；它更是时代的必然。文艺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文学的意义，正如耶鲁解构学派另一位代表米勒认为，“文学研究绝不能想当然地承认文学的模仿参照性。这样一种真正的文学学科，它将再次成为哲学，修辞学，以及对转义的认识论的研究。” [9](P450)实际上，米勒所说的修辞方法，提供了一条超越指称错误的道路，提供了一条打破逻各司中心主义的封闭的方法。同时，我们希望耶鲁解构阅读理论能为我国的文学研究提供借鉴作用。事实上，德曼的解构阅读方法，特别是对被中国人誉为“法国自传第一人”的卢梭的《忏悔录》所发起的，对自传的解构阅读的挑战，深深地影响了我国一些现代作家。如谢冰莹在小说《女兵自传》中自信地说：我站在纯客观的地位，来描写《女兵自传》的主人瓮所遭遇到的一切不幸的命运。在这里，没有故意的雕琢、粉饰，更没有丝毫的虚伪夸张，只是象卢梭的《忏悔录》一般忠实地把自己的遭遇和反映在各种不同时代，不同环境里的人物和事件叙述出来，任凭读者去欣赏，去批评。[10](P9)今天，在欧美领批评之风骚的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甚至时杰姆逊倡导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及萨义德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观点，无不受到解构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
标签：布鲁姆论文; 解构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读书论文; 影响的焦虑论文; 忏悔录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诗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