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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五四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
以往的观点认为，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络结。其实，时至五四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
五四运动中，资产阶级民主派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五四运动结束不到半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规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表示“重新开始革命事业”，“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国家。”①很显然，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是为了重整旗鼓，更好地领导革命事业。
接着，孙中山在1921-1922年间再次发动了旨在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护法运动，这次护法运动无论从组织准备、斗争规模，以及所造成的声势和影响，都不比1917——1918年首次护法运动逊色，只是由于孙中山仍然“依靠军阀打军阀”，结果“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而重蹈失败覆辙。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之后，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矢志不移，坚持斗争，并从多次失败的痛苦教训中深刻反思，探求新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不久，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
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是公认的历史事实。问题在于，对国民革命的性质怎么看？它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笔者认为，它是孙中山辛亥革命失败后反对北洋军阀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跟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带有浓厚的旧民主主义色彩。
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时指出：“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②这就告诉我们，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在于：（一）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二）革命的目的与前途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并向社会主义过渡。其中，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领导权问题，因为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决定着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前途。
先看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国共合作后，资产阶级是否丧失了革命的领导能力和地位而“让位”给无产阶级了呢？回答是否定的。从主观上看，孙中山联共的目的在于借助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力量，壮大国民党的势力，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在他看来，国民党“为唯一的革命党”和“有主义的党”，③只有国民党才能担起完成国民党革命建设中华民国的使命。因此，国民革命应以国民党为中心，一切革命分子都应集合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共同奋斗。同时，孙中山也看到，国民党许多党员意志衰退，只想升官不想革命，“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④共产党正是它所需要的新血液。孙中山需要联共，但他联共是以共产党人服从国民党、在国民党领导下开展工作为前提的。孙中山关于共产党人“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之说与国共“党内合作”之举便是有力的例证。从客观上看，当时国民党仍有相当的影响和实力。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孙中山在社会上一直享有无以伦比的威望。他是共和的象征，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他以其奋斗不息的救国精神赢得世人的衷心爱戴。1923年12月，曾经受过五四运动战斗洗礼的北京大学举行建校25周年庆祝活动，近千名师生投票选举当代中国伟人，孙中山名列前茅，获473票，比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得票多出两倍。至于国民党，当时仍是中国革命舞台上一个主要角色，是一面“通俗的革命旗帜”。至国民党“一大”前夕，它仍掌握着一支数万人的军队，控制着广州和富饶的珠江三角洲以及广东中部地区；它的海内外成员就有30万人之多。⑤这是当时还处于秘密状态下只有数百名成员的共产党所不能比拟的。孙中山正是基于对自身力量的自信才坚持以“容共”的方式联共。
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居了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但“联盟”内并非四个阶级平分秋色，处于领导和支配地位的是原国民党员。改组后的国民党领导核心仍然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包括廖仲凯、邓演达、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元老派和新骨干，他们大都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共产党员虽也参加领导工作，但并未掌握最主要的领导权。国民革命的各项重大斗争不外乎工农民众和军事斗争两个方面。工农运动主要是中共发动和领导的；军事斗争包括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等则是国民党领导的。尽管共产党员在军事斗争中也发挥重要作用，但整个军事斗争的领导权和指挥权都在国民党手里。毛泽东说过：这一时期，“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的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但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的，但都是为着战争的，是直接或间接配合战争的。”⑥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武装力量掌握在国民党手里，武装斗争由国民党发动和指挥，因此可以说，国民革命的主要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即资产阶级手里。
再看国民革命所追求的目标和前途。
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从辛亥革命到护法运动，都是为了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国共合作后资产阶级的奋斗目标是一如既往还是有了变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作一分析。因为，它是国民党改组后正式树起的一面旗帜，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的民族主义把旧的民主主义隐含的“反满”课题中的避免瓜分厄运、反对列强侵略的思想独立出来明朗起来，并抛弃了“以汉族为中心”的陕隘民族主义的偏见，代之以“民族自决”原则；新的民权主义主张主权在民，实行“直接的民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人民“不但有选举权，且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⑦新的民主主义以“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为中心内容，同时主张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孙中山赋予三民主义以新的内容，突出了反帝反封，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把国民党的政纲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国民合作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
但是，新三民主义并不等于新民主主义。有的同志把新三民主义等同于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整个说来，新三民主义仍然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纲的要求。反封，本来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而在强敌入侵、主权沦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内，挣脱帝国主义枷锁、恢复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民族解放斗争，同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治的先决条件。尽管孙中山日益认识到工农阶级在民主革命的重要作用，提出“唤起民众”、“扶助农工”的口号，强调主权在民并具有建立反帝反封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朦胧思想。但是不可否认，他所规划的国体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个国家政权占主导地位的不可能是工农阶级，而是资产阶级。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⑧“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来达到其一个阶级专政的目的”。⑨至于政体，孙中山虽然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弊端有了一定的认识，主张用“五权宪法”来代替三权分立，即在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的基础上加考试权和监察权，从而建立“超乎欧美之上”的政权形式。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只是“济代议政治之穷”，“矫选举制度之弊”，它与三权分立并无本质区别，并未跑出资产阶级议会政体的窠臼。孙中山为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奋斗了一生，临终前还嘱附他的党人要“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成三民、五权之主张。”⑩
国共合作时期的广东国民政府及武汉国民政府，它们都是试图按新三民主义建立起来的政权，但都不是名副其实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这个政权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资产阶级为主体。从1925年夏广东国民政府建立到1927年3月，中共一直是“在野党”，直到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邀请“共产党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党政府及省政府”后，才有两名共产党员“参政”——谭平山出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苏兆往出任劳工部长。但两人均无多大实权。共产党的部长并未能实行国民革命的土地政策和劳工政策，执行的是国民党限制工农的政策。谭平山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颁布“纠正农民的幼稚举动”，“制裁轶出正轨行为”的布告。(11)最后，谭平山只得以“不能纳农运入正轨”而辞职。由此可见，国民革命仍带有浓厚的旧民主主义色彩。
五四运动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确已开始
说五四运动时旧民主主义革命尚未结束，丝毫不意味着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否定。五四运动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五四运动中，中国无无产阶级破天荒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它在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坚决彻底性，特别是它的投入对运动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说明中国无产阶级已具有担负革命领导重任的能力。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无产阶级实现了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它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给中国人民指明了革命方向；它勇敢地担起了革命的领导责任，集中力量发动职工运动，掀起了第一次工动高潮；它宣布加入第三国际，在组织上更在思想上把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连在一起，使中国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开展，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得以向前推进。
首先，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较前得到扩大。
政治上影响孙中山，组织上加入国民党，并在其中起组织、协调和管理作用，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权扩大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共任凭前，共产党领导的影响所及主要是工农群众；国共任凭后，中共的政治影响扩大到国民党民主派中。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国民党的决策。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本身便是中共直接影响的结果。1922年中共“二大”发布的宣言，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目标，为民主革命指明了方向。此后，李大钊多次和孙中山交谈，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便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也不断发表文章，对孙中山企图利用军阀力量在联络一派打到一派中取胜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忠告，希望他“一面与民众为亲密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明白地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两种势力。(12)孙中山接受中共的主张，于是便有了国民党的改组，有了国民党“一大”上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在以后国民革命的各项重大决策和斗争中，也都渗透着中共的政治影响。镇压商团叛乱是在中共的呼吁和敦促下进行的；国民会议运动是共产党首倡和发起的；“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的北伐政纲和“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口号是中共提出的，它保证了北伐战争的正确方向。国民党改组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其中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据统计，国民党“一大”时中委、监委共51人，其中共产党员10人，约占20%。国民党“二大”时中委监委共80人，其中共产党员21人，占25%；部长、秘书21人。共产党员有17人，约占81%。这里把秘书也列领导层中，是因为时秘书也有一定实权，起很大作用。至于国民党各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则大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改组及其宣言的起草工作，参加并领导了国民党省党部县党部的筹建，协调国民党内部关系，联合国民党左派，跟右派分子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参与负责管理国民党的日常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民党“二大”上，由共产党员谭平山作会务报告，毛泽东作宣传报告，刘尔嵩作工运报告。吴玉章、董必武、刘伯垂、夏曦、宣中华等分别代表四川、湖北、汉口、湖南、浙江等省党部作党务报告。这些都说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特别是各省党部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起到了一定的领导作用。
对民众运动的领导较前广泛和深入，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得以扩大的又一重要方面。国共合作前，中共已开始领导工农运动，但广度和深度均欠。国共合作以后，共产党有了公开发动群众的有利条件。它走出原先比较狭小的圈子投身入广阔的天地，将自己的主要工作放在发动和领导工农运动上，很快掀起了以五卅运动为起点的第二次工运高潮，和先以广东为中心后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村革命大风暴。工会会员发展到300万人，农会会员达1000万。工人们由过去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而战，发展到为“打倒列强、除军阀”而战，由一般罢工发展到武装起义。农民运动更触及到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以及封建土地所有权的深层。工农民众运动，虽然从斗争形式上相对于武装斗争来说处于辅助地位，但从斗争内容来说则与北伐战争居同等地位，它是国民革命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工农民众运动领导是中共实现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主要表现。
开始从事军事工作并掌握了部分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得以扩大的又一方面。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开始涉足武装斗争领地。不但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领导工人进行武装起义，还在军队中开展工作。中共通过黄埔军校培养和训练了一批党的军事干部，创建并直接掌握了部分武装力量，如叶挺独立团等，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政治指导工作。虽然国民革命军军权基本上不在共产党手中，但是国共合作以后，共产党对武装力量的掌握和武装斗争的领导毕竟已不是空白。
中共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不完全是事实；但国共合作后中共对革命的领导权远比此前扩大得多，却是事实。正如米夫在《紧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当时已经实现过最低的原始形式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在当时已经要进到一种新的高度的形式，进到夺取政权和领导军队的形式了”。(13)
其次，第一次国共合作使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提出了建立“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主张，追求革命的“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中共“二大”虽然提出了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但它却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权利，还是不能获得完全解放”，资产阶级“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百得的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中共“三大”宣言曾指出国民党应该处于革命的领袖地位。而陈独秀在“三大”前后发表的文章中也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国共合作后，随着革命的充分展开，各个阶级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作了充分的表演，中共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化。1925年1月中共“四大”正确分析了社会各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肯定地指出：无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与此相适应，“四大”不再肯定国民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指出，革命胜利后“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客观条件定之”。(14)以后，在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党人通过分析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在进一步肯定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同时，否定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对革命具有矛盾态度的阶级，这个阶级要进行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15)革命前途只能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16)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17)1927年5月，中共“五大”通过的决议案，正式肯定了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论断，指出：“在过去二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站在最主要的地位上，如今它已取得了斗争的领导权，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这样地位，是足以保证革命的前途，将来不会开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是直接进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18)
总的说来，第一次国共合作扩大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加深了共产党人对革命基本问题包括对革命前途的认识，推进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进程。
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失败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交替时期
既认为五四运动时旧民主主义革命尚未结束，又承认其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开始，这样岂不矛盾？其实并不矛盾。两个观点的逻辑结论是：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的民主革命，并非单一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或单一的旧民主主义性质，而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一时期，呈现出新旧民主革命交互更替的特征。
特征之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全力救国，在革命的舞台上同时扮演主角。
历史是复杂的和多样性的，任何历史阶段的划分总是不可能那么纯粹和绝对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了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历史终结，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成了反革命的主体，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仍继续做为民主革命的动力依自己特有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五四运动，中国无产阶级成为一支朝气蓬勃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接着，无产阶级政党诞生并开始担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开始。但这时的资产阶级尚未退出中国革命的舞台，继续进行着有纲领有组织的运动。
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民族独立和信仰民主，无产阶级政党则把彻底实现民族解放和政治民主看作是自己全部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两者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和斗争对象，客观上具有同盟关系。虽然，孙中山和资产阶级仍习惯以时代的主角的身份，力图使其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斗争在政治生活中继续占首要地痊，但陈旧的主义与阶级的局限使他们在不为的失败中远离所希冀的目标，它需要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强有力的援助，需要借助工农力量以实现其革命的目的。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时代的真正的主角崛起，并以其远大的目标和英勇的斗争向中国人民指引了正确的方向，可是他们的力量有待于由小到大发展，过于单薄的势力使他们不仅需要与农民结成联盟，还要联合资产阶级一块战斗。当第二次护法运动夭折和二七惨案发生再次证明当时任何一个阶级和政党都不能独立担起革命重任之后，各革命阶级和革命党派便在爱国主义的驱动下汇成空前强大的救国合力，国共合作便是这一企图的结晶。这样，国民革命在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下和各革命阶级的合作下进行，形成了暴风骤雨般的局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正如1927年3月13日中国共产党至国民党书中所说的：“贵党自改组以来，与本党密切合作，共同领导全国民众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一切反对派作战，经过五卅运动，尤其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以来，实行武力与民众结合，全国革命高潮，已动摇了帝国主义及军阀官僚之统治的地位。”(19)
特征之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贯穿始终。
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交替过程，实质上是领导权的转换过程。领导权转换过程中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发起发主革命运动本来就是为了本阶级的政权和利益，它在长期的斗争中较早地积累了政治经验。因此，在与无产阶级合作时总是力图掌握对整个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把革命纳入旧民主主义的轨道。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自始至终存在着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国民党改组不久，国民党老右派即掀起反共暗潮。先是黄季陆、孙科向中央党部提出“制裁”共产党案，继而是邓泽如伙同谢持、张继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向孙中山和中央执委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在他们的煽动下一时间“弹劾”、检举共产党的议案达百余件，有的议案签名者达数百人。由于中共的坚决反击和孙中山联共态度的坚定，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审议并批评了“弹劾案”，并专门发出了“容纳共产党人”的训令，国民党老右派的“弹劾”活动才有所收敛。孙中山逝世后，右派分子便无所顾忌，再次兴风作浪：戴季陶主义出笼、刺杀廖仲凯案发生、“西山会议”的召开等，反共浪潮甚嚣尘上。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以强大的攻势批判了戴季陶主义，“弹劾”了西山会议派，国民党老右派的反共活动受到严重打击。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形成，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逐步控制了党权和军权，后来又以屠杀的手段清共。汪精卫先以右派面目出现，在“顺利取得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领袖地位”以后，便步蒋介石的后尘，也操起了屠刀。
统一战线内部这些斗争围绕这样一个焦点，即谁来把握中国革命的舵轮，亦即由谁来掌握领导权。汪精卫有名话说得很明白：“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方向，除了赶去一个，便无他法”。(20)国民党左派弹劾也罢，制裁也罢，分共也罢，目的只有一个：排挤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权。而蒋汪之流的屠杀清共则是反革命性质的了。
中共加入国民党的目的之一便是为了在国民党中发挥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一书中指出：“工人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结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分子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具体运用这一原则，就以中国共产党决定加入国民党开始”(21)但国共合作初时中共领导层对领导权的看法不一致。陈独秀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党内许多同志都批评他的观点。党的“四大”召开时党内认识趋向统一，“四大”决议案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并且取得了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22)此后，毛泽东、瞿秋白、李大钊等发表了许多文章，深化了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党的四届三次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问题。在整个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不断与资产阶级进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努力使自己成为“革命中心的元核”。虽然，无产阶级政党年纪尚轻，对如何争取领导权还缺乏经验和强有力的措施，忽略了军事领导权的争取，使自己陷于被动，但是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中，中共毕竟实施了对革命的领导，并不断地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领导权。
特征之三：旧民主主义革命因素逐渐下降，新民主主义革命因素迅速上升。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国民党发展了，但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则在走下坡路。国共合作前，国民党已经开始颓糜衰落，许多党员或腐化蜕变或斗志消沉。孙中山不止一次对宋庆龄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23)为此，孙中山要改组国民党。原则是：淘汰不纯分子，吸收革命分子，容纳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使这个衰老的政党由于得到新鲜血液一度出现勃勃生机。但是，由于国民党机体内对这些新鲜血液有一种天然的“排他性”，加上孙中山未能淘汰也来不及淘汰那些“不纯分子”，以后又不断产生新的不纯分子，他们像癌细胞一样吞噬和危害着国民党的机体。国民党终于“在堕落中死亡”——蜕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国民党的堕落，表明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衰败和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最终失落。
与此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呈上升趋势。国共合作之初，共产党不过是一个只有数百人的小党，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国民党支配。国民革命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磨炼，使她迅速成长为一个具有5万7千多名党员的群众性的大党，它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系远比大革命前广泛得多巩固得多，它的军事干部和武装力量也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它的威望蒸蒸日上，它的领袖地位逐步形成，因而在国民党彻底堕落时刻能独立地担负起革命的领导重任。
历史是不能一刀切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一成立就立即全面取代资产阶级而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而资产阶级也不会由于革命遭受几次挫折而偃旗息鼓，或者由于无产阶级的崛起而自动让位。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有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资产阶级对民族革命的领导也有一个由大到小的萎缩过程，两个过程在同一期发生，既对立又统一，在斗争中向两个方向发展，于是便呈现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交替。
注释：
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编287、288页。
②⑥⑧⑨《毛泽东选集》第689、508、1368-1369、637页。
③⑦《孙中山选集》第485、497、625页。
④(23)《宋庆龄选集》第109页。
⑤参见《团结报》1990年3月3日。
⑩《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638页。
(11)《武汉民国日报》1927年5月27日。
(12)(18)《六大以前》第29页。
(13)《六大以来》第954页。
(14)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
(15)《毛泽东著作选读》上第5页。
(16)(1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9、25页。
(19)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第231页。
(20)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见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6辑第90页。
(21)瞿秋白《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
(22)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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