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主义运动论文,国际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述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事求是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深思熟虑得出的科学结论。在新世纪新阶段，研究邓小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论述，对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有史以来第一次变成了现实的社会制度。斯大林时期，苏联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这一模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重大而复杂的影响。邓小平结合苏联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苏联模式发表了一系列精辟论述。
第一，在对苏联模式总的看法上，邓小平说：“建国初期接受了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经验也有好的，很多并不好，批判是对的。”（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苏联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就其主要的正确方面来说，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在某些方面适应了当时国际形势的需要，满足了苏联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一模式对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也存在着诸多缺陷和弊端。一方面，邓小平指出：“我们这几年搞得比较快，原因之一就是有苏联的经验，有苏联的帮助。”（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63页。）同时他又强调，“苏联许多经验是好的，但是如果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就坏了”。（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68页。）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吃了很大苦头，“但基本的经验是不成功”。（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31页。）邓小平坚持“两点论”，对苏联模式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对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苏联的经济体制未能解决发展生产力问题。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能够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起来，有力地促进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成为工业国。但由于经济集中过度、忽视商品生产、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严重挫伤了地方和生产企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结果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提高缓慢。邓小平指出：“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页。）他强调：“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可见，邓小平明确否定了只搞计划经济的体制，这主要因为，排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
第三，苏联的政治体制也不是很成功。苏联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由于国家（党）统管一切，其结果是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盛行。苏联又存在严重的封建主义影响，个人专断盛行，严重破坏党内民主和监督，甚至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1986年9月，邓小平在反思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时指出，我们“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邓小平谈到：“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总结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根源，邓小平认为，固然与斯大林个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这是邓小平对苏联政治体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认识。
第四，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980年1月，邓小平指出：“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年了，但是怎样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究其根本原因，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经过反复思考，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这样邓小平就从理论上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社会主义具体模式区分开来，既摆正了苏联模式的位置，又为突破苏联模式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本思路。坚持社会主义，不等于坚持社会主义的某种特定模式；同样，改革社会主义的某种模式，不等于不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又谈到：“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邓小平之所以认为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正是因为列宁是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的。1921年后，列宁在不断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俄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并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后来苏联又回到“书本”上的社会主义，结果导致苏联模式的僵化。
二、关于中苏论战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出现分歧和争论。进入60年代后，这种分歧和争论发展成以中苏两党为核心的公开论战，并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就中苏两党发生论战的内容，邓小平谈到：“如果说中苏争论开始的时候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后来就远远超过意识形态了。”（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91页。）概括地讲，主要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政治上是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之间关系问题尤其是中苏两党平等相处的问题，理论上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问题。邓小平作为中苏论战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深刻反思了这场论战，对前一个问题基本持赞成态度，而对后一个问题则基本持否定态度。
首先，我们党反对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不平等状况是正确的。邓小平1989年5月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谈到中苏两国和两党关系问题，认为之所以发生争论，是由于苏联没有摆正中国的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4-295页。）苏联要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苏共长期以“老子党”自居，把苏联党同其他党的关系看作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甚至是父子党的关系，粗暴地干涉、欺负甚至控制别国党，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邓小平说：“中苏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分裂，苏联搞霸权主义，想控制中国。我们不甘心让它控制，它的目的没有达到，因而就反对中国。”（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91页。）正是党际和国家关系的不平等，成为中苏论战最重要的诱因，也是中苏论战的实质所在。所以事隔多年后，邓小平说：“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我们党历来反对党与党关系中的不平等状况是正确的。所有的党，不管大小和历史长短，都应当平等，相互尊重。”（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5页。）正是吸取中苏论战的教训，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中国永远“不当头”、“不扛旗”、“不称霸”。邓小平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页。）遵循这一重要原则，我们党确立了新型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建立和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
其次，就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来说，邓小平则基本持否定态度并从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教训。第一，就争论的是非来讲，他认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中苏双方的争论，主要是对革命或建设的不同道路、不同模式和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双方各执一词，都讲了不少教条主义的空话。之所以讲了许多空话，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因此，邓小平在许多场合表示，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4页。），“我们的有些东西今天看来也站不住脚”（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1页。）。
第二，坦诚地指出“论战”中我们的真正错误。纵观整个论战前后的情况，在激烈的争辩中，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某种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以自己的观点划线、把自己的某些观点强加于人的倾向。邓小平坦率地说：“有一个时期我们党对其他党的事情发表过一些议论，有些议论并不妥当。”（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5页。）1983年11月，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在谈到中苏论战时说，“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4页。）
第三，提出“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的原则。1982年10月，邓小平会见法共代表团时指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党自己独立处理，任何外国党要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肯定会犯错误。”就党与党之间的分歧，他强调：“不赞成是一回事，指手画脚又是一回事。这是个原则问题。”（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63-864页。）对各国党的社会主义实践，邓小平强调：“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作出回答。”（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页。）1984年3月，邓小平在谈到同外国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时指出：“不同他们争论，更不要像过去那样公开地批评他们。”（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66页。）由此可见，邓小平从总结中苏论战的经验教训中，彻底否定了“论战”的方式，提出了“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一党与党之间的重要原则。1990年3月，苏联、东欧局势正在发生激烈震荡，邓小平沉着冷静地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
三、关于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为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第一，应该尊重发达国家共产党的经验和选择。发达国家的共产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结合本国实际，大都制定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探索了新的发展道路。对此，既不要简单地贬低，也不要任意地拔高，更不宜理解为修正主义而大加挞伐，邓小平强调：“应该尊重他们的经验，尊重他们的选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6页。）这是邓小平看待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态度。发达国家究竟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归根到底由各党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由他们的实践来检验。
第二，肯定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为寻求新路径所进行的努力。无论是苏联十月革命，还是中国革命，都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现在还有较强的生命力，因此在发达国家还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和条件。邓小平谈到：“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4页。）因此，“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国家包括落后国家，也按照中国的模式去取得革命胜利，更不能要求发达的欧洲国家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采取俄国的模式。”（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93页。）在发达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4页。）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方面，邓小平突破了“一种道路，一种模式”的传统观念，认为发达国家有可能走其他的新途径。1985年10月，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亚历山德罗·纳塔时说：“我们两党都在搞实验，你们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是在执政条件下探索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应该说，我们两党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勇于探索的党。”（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9页。）根据发达国家共产党新探索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客观地评价说：“还没有找到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4页。）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共产党的新探索，至今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第三，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新事物。1980年4月，邓小平接受欧洲记者的采访，在回答对“欧洲共产主义”的看法问题时说：“这是一个在探索中的问题。欧洲的共产党也在探索中。”（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1页。）“至于欧洲的情况，我们了解不多。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新事物。我们历来认为，凡是新事物都要通过今后的实践去检验。”“欧洲共产主义现在究竟怎样，将来实际结果怎样，要通过他们自己的实践检验得出结论。”（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7页。）这些论断，显示了邓小平看待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中新事物的开放视野。他强调，判断国际共运新事物的是非曲直，既不能由别国党和人民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也不能从书本上寻找答案，只能由各国党和人民根据自己的实践来判断，这对我们判断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态势有着指导意义。
四、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始终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会见了到访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谈了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发展中国家应该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老挝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时说：“我们主要的经验是要把马列主义原则同自己国家的实际相结合。”（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2页。）发展中国家搞社会主义必须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这一实际出发，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立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选择自己的道路。在肯定非洲国家选择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针对不少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和模仿别国模式，1988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指出：“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总之，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9页。）1980年5月，他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为此，邓小平多次忠告发展中国家的朋友：“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0页。）
第二，发展中国家应使自己发展起来。一种社会制度是否有生命力，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正是基于对社主义本质的深刻理解，1988年6月，他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图斯时谈到：“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发展中国家要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归根到底要发展本国经济。总结中国和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强调，非洲国家经济的发展要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1982年5月，他会见利比里亚多伊时谈到：“你们想了解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6页。）1982年7月，他会见几内亚客人时指出：“从历史经验看，第三世界国家必须靠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使自己发展起来，才能受到人家的尊重。”（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30页。）
第三，发展中国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非洲先后有34个国家宣称要搞社会主义。实践证明，非洲的社会主义尝试总体上来讲是不成功的。1980年4月，邓小平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1988年5月，邓小平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当客方提出要搞社会主义时，他建议，“有一个问题，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0页。）正是因为非洲国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就急于搞社会主义，致使非洲社会主义走向不成功。198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又说：“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第四，发展中国家应吸取“左”的错误的教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犯过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的错误，而且越落后越要更快地过渡。邓小平多次提醒发展中国家的朋友：“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140页。）“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邓小平分析了为什么搞社会主义容易犯“左”的错误。他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指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五、关于苏联、东欧剧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前所未有的大挫折。在对待苏联、东欧剧变问题上，邓小平一方面又强调，“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另一方面，又强调，我们要“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虽然他直接评论苏联、东欧剧变的话语很少，但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他对苏联、东欧剧变教训的深刻总结。
第一，苏联、东欧剧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社会主义作为与以往所有剥削制度根本不同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它的产生和发展更不可能是直线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苏联、东欧剧变不能否定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但却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和道路的曲折性。
第二，苏联、东欧剧变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一种僵化的具体模式即苏联模式的失败。邓小平指出：“东欧、苏联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2页。）这一事件从客观上促使人们对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反思，成为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历史机遇。“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邓小平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这就明确指出剧变的深层根源在经济上。因此，社会主义要向健康方向发展，必须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为此，要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否则，正如邓小平所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第三，苏联、东欧剧变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搞对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和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的这一根本性质和根本方向。苏联、东欧剧变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现实原因，但最直接的现实原因，是改革的错误导向。苏联、东欧等国在改革问题上犯了原则性和方向性的错误，执政的共产党严重脱离群众，指导思想上背离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党的领导，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变成了“改向”，葬送了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事业。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邓小平指出：“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东欧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是搞对了。”（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5页。）“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5页。）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根源主要在共产党。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由此可见，邓小平总结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最根本的就是在改革方向问题上，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
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世界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在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了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一是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二是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邓小平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去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3页。）邓小平深刻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3页。）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苏联、东欧剧变和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曲折，从理论上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表现在指导思想上，主要是长期“左”的严重错误。邓小平指出：“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他深刻剖析了“左”的错误的主要内容，“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因此，能不能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郑重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邓小平结合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特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包含了一系列重要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新观点、新思想和新论断。他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等等。邓小平提出的这些创造性观点，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正确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世纪性难题，这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了蓬勃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邓小平站在中国和世界相互联系的高度，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有着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指出：“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中国是大国，也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2页。）这些话非常简明地指出了中国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重而道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民族化、多样化发展时期的一个成功范例，尽管主要还是在一国的范围之内，但它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高度上，比较科学地回答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可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符合本国特点的建设道路提供有益的借鉴。为此，邓小平一再强调：“关键是自己要搞好，自己搞好了，本身就是对国际共运的贡献，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6页。）“如果中国要对国际共运、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话，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4页。）邓小平满怀信心地预言：中国“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份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成为“够格的”社会主义，必将显示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必将大大改善社会主义的形象，极大地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指出了奋斗方向。占世界总人口3/4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依然是一个时代课题。1988年10月，邓小平会见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时说：“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的共同任务。”（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5页。）也就是说，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有着高度同一性，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开辟了一条与资本主义迥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它的成功探索无疑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鼓舞和示范作用。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邓小平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这就为世界3/4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开辟了新道路。社会主义在“一球两制”条件下如何巩固和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相互对立、竞争，又相互协调、合作。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既是社会主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150页。）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经验之一，又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发展壮大了自己，这就为在“一球两制”条件下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开辟了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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