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乾士风与艳情诗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风论文,艳情论文,乾士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末诗人黄滔在《答陈璠隐论诗书》中回顾唐代诗坛时曾说：“咸通、乾符之际，斯道（笔者按，指诗歌的讽刺教化之道）隟明，郑卫之声鼎沸，号之曰‘今体才调歌诗’。”（注：《全唐文》卷八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843页下。）黄滔这番对咸、乾诗坛的评价道出了当日诗风的一大重要走向。本文即由此出发，对咸、乾艳情诗风的成因及其特点作出自己的分析。
一
咸通(860-873)、乾符(874-879)年间是唐王朝由局部内乱走向全面崩溃的转折点，如果说咸通时连年边患和庞勋叛乱已使国力日衰、民生凋敝，乾符年间则从一开始就处于黄巢起义的巨大冲击之下，王朝统治已岌岌可危。艳情诗风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之下风靡整个咸、乾诗坛，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探求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尚须从与诗风密切相关的士风入手。
咸、乾时代风尚，唐末诗人韦庄《咸通》诗曾有过形象的描绘：“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注：《全唐诗》卷六九六，第1756页上。）这种从咸通年间出现的纵情声色、及时行乐的风尚，以京都长安尤盛，咸、乾两朝皇帝懿宗、僖宗就是这一逸乐时风的直接倡导者。史载懿宗“好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曲江、昆明、灞
、南宫、北苑、昭应、咸阳，所欲游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乐、饮食、幄帟，诸王立马以备陪从。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所费不可胜纪”（注：《资治通鉴》卷二五○“咸通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117页。）。咸通十年(869)，懿宗女同昌公主适韦保衡，“赐钱五百万贯，罄内库宝货以实其宅。至于房栊、户牖，无不以珍异饰之。又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铛釜、盆瓮之属，仍镂金为笊篱箕筐。制水晶、火齐、琉璃、玳瑁等为床，悉搘以金龟银螯。又琢五色玉器为什物，合百宝为图案。又赐金麦银米共数斛。……逮诸珍异，不可具载。自两汉至皇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同昌公主死后，“及庭祭日，百司与内官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之庭，家人争取其灰以择金宝”（注： 苏鹗《杜阳杂编》卷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第53页。）。懿宗的奢华游乐生活由此可见一斑。懿宗之后继位的僖宗也是一位只知玩乐的小皇帝，其时国势日艰，却“专事游戏”，“政事一委（田）令孜”（注：《资治通鉴》卷二五二“乾符二年”，第8176页。），“喜斗鹅走马，数幸六王宅、兴庆池与诸王斗鹅，一鹅至五十万钱”（注：《新唐书》卷二○八《宦者传下·田令孜》，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884页。）。“赏赐乐工、伎儿，所费动以万计，府藏空竭”（注：《资冶通鉴》卷二五二“乾符二年”，第8176页。）。
这种纵情逸乐之风经帝王扇倡于上，很快便风行于下，公卿士庶竞相效法。咸通朝宰相杨收，“厅馆铺陈华焕，左右执事皆双鬟珠翠，……饮馔及水陆之珍，台盘前置香一炉，烟出成楼阁之状”（注：《太平广记》卷二三七《杨收》条引《卢氏杂说》，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825页。）。另一宰相路岩在朝时已颇“奢靡”（注：《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咸通十年”，第8150页。），出镇成都后，更恣意享乐，留连于声色游宴，“日以妓乐自随，宴于江津”（注：《北梦琐言》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唐末诗人秦韬玉描绘当时长安豪家生活是：“宝马竞随朝暮客，香车争碾古今尘”（注：《天街》，《全唐诗》卷六七○，第1683页中。）、“按彻清歌天未晓，饮回深院漏犹赊”（注：《豪家》，《全唐诗》卷六七○，第1683页下。）。韦庄也曾在诗中回忆当年在长安身经亲历的冶游生活：“昔年曾向五陵游，子夜歌清月满楼。银烛树前长似昼，露桃华里不知秋。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注：《忆昔》，《全唐诗》卷六九六，第1756页中。）可以说，风起之下，朝野上下沉溺在声色娱乐的时代氛围之中，豪贵及得意者恣意享乐，得过且过，失意者则不妨颓废放浪，以寻求心理的麻醉与慰藉，咸、乾艳情诗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风尚之下产生的。
陈寅恪先生曾将中唐以来艳情文学的兴起归结于山东礼法士族的衰微与新兴进士词科阶级的放浪不羁，并引孙棨《北里志序》及韩偓《香奁集序》云：“进士科举者之任诞无忌，乃极于懿、僖之代。”（注：参见《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6-87页；《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此说一出，影响极大，多为今人所称引。依照陈氏的解释，新兴进士词科阶级“即高宗武后以来所拔起之家门，用进士词科以致身通显，由翰林学士而至宰相者”（注：《元白诗笺证稿》，第86页。），也即不同于门阀旧族的庶族。“此种社会阶级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以故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宜乎郑覃、李德裕以山东士族礼法家风之立场，欲废其科，而斥其人也。”（注：《元白诗笺证稿》，第86页。）姑且不论郑覃、李德裕欲废科举有其个人偏见（二人皆不由科举进身），以及其中隐含子弟与寒士之争的实质（注：参见《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第1168-1169页。），我们不妨先就问题的核心即唐代进士阶层特别是唐末进士的社会出身情况作一考察。据卓遵宏《唐代进士与政治》一书，安史乱前旧族官吏仅有十分之一为进士出身，乱后（即中唐以下）则激增为近半数，而且中晚唐时期的进士也多系来自旧族家庭（注：台北“国立编译馆”1987年版，第86-89页。）。宋德熹《唐代后半期门阀与官宦之关系》亦云，整个唐代的世族阶层在科举、荐辟及荫缘等入仕途径中，比例都高达三分之二以上，比较言之，唐代前期世族经由荐辟、荫缘入仕者较多，中唐以下，由于进士科成为选拔高级官吏的主要途径，这一变化对世族的仕进道路产生了深刻影响，科举一途因而跃居大宗，颇受唐代后期世族青睐。文中所附《唐代统治阶层入仕途径统计表》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在表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士族在唐代各个时期科举及第者中所占比例：唐代前期59.8%，肃、代宗时62.8%，德宗时60%，顺、宪、穆、敬宗时58.6%，文、武宗时74.2%，宣、懿宗时93%，僖、昭宗时83.3%（注：引自《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137-139页。）。从上表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进士科举者任诞无忌之极的懿、僖之代恰恰是士族在科举中占据绝对优势之时，个中似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进士阶层的士族化与进士的侈靡浮薄风习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这种联系在《北里志序》中得到了印证：“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然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由是仆马豪华，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仍岁滋甚。”（注：《北里志》卷首，《丛书集成初编》本。按，陈寅恪先生引此序说明懿、僖时代进士放佚之习时有意无意间省略了“然率多膏梁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二句，颇可注意。参见《元白诗笺证稿》，第86页。）《唐摭言》亦云：“咸通中，进士及第过堂后，便以骡从，车服侈靡之极，稍不中式，则重加罚金。蒋泳以故相之子，少年擢第，时家君任太常卿，语泳曰：‘尔门绪孤微，不宜从世禄所为，先纳罚钱，慎勿以骡从也。’”（注：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可知“侈靡”、“轻浮”实乃“膏粱”、“世禄”子弟所为。
在《北里志》和其他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士族出身的举子、进士种种奢纵狎游之举。如刘覃，乾符间“自广陵入举，辎重数十车，名马数十驷，时同年郑賨先辈扇之，极嗜欲于长安中”（注：《北里志》“天水仙哥”条。）。赵光远，咸、乾之间，“恃才不拘小节，常将领子弟，恣游狭斜”（注：《唐摭言》卷十“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夏侯泽、崔胤及第时冶游北里，或狎戏佻达，为妓女批颊，或轻薄无聊到题记于妓女腿上（注：分别见《北里志》“牙娘”、“王团儿”条。）。豪奢极欲、追逐声色成了士族出身的举子、进士们竞相夸尚的生活方式，这也使得他们成为京都逸乐时风的主要参与者和推波助澜者。在他们的鼓扇之下，进士的奢靡浮薄之风在咸、乾之际达到了极致。“凡今年才过关宴”，“已备来年游宴之费，由是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注：《唐摭言》卷三“散序”。）。“一春所费，万余贯钱”。以致朝廷后来对这种奢靡之风也不得不出面干涉：“每年有名宴会、一春罚钱及铺地等，相许每人不得过一百千，其勾当分手不得过五十人，其开试开宴，并须在四月内。”（注：《唐大诏令集》卷一○六乾符二年正月《厘革新及第进士宴会敕》。）《唐摭言》描绘当时士风的浮薄：“乾符丁酉岁关宴，甲于常年，有温定者，久困场屋，坦率自恣，尤愤时之浮薄，设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舆，金翠之饰，迥出于众，侍婢皆称是，徘徊于柳荫之下。俄顷诸公自露棚移乐登鹢首，既而谓是豪贵，其中姝丽〔必矣〕，因遣促舟而进，莫不注视于此，或肆调谑不已，群兴方酣，定乃于帘间垂足，定膝胫伟而毳，众忽睹之，皆掩袂，亟命回舟避之……”（注：《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登科记考》卷二三引《摭言》，“其中姝丽”下有“必矣”二字，今据补。）进士阶层的这种奢靡浮薄之风构成了咸、乾都市淫靡逸乐士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进士阶层的士族化与进士士风的浮薄放佚及咸、乾都市淫靡逸乐风尚之间的确有着重要的联系，可以说，咸、乾都市淫靡逸乐士风应是君主倡扬与进士阶层士族化二者结合的产物。受咸、乾时代流连声色、纵情逸乐这一时风的影响，人们的文学审美趣味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以表现当时士人这种冶游狎玩生活和男女情爱为内容的艳情文学受到了朝野的普遍喜爱。韩偓香奁诗在当时的广为流传（注：韩偓《香奁集序》。），即是例证。李商隐大中末方去世，温庭筠卒于咸通七年（注：分别参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卷七《李商隐传》、卷八《温庭筠传》笺证，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84页、第433页。），在咸、乾都市这样一种时代风尚之下，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艳情诗风迅即风靡当时诗坛，并成为都城诗风的主流，自然也就是时势所趋，不足为奇了。
二
与京都淫靡逸乐士风相对应，咸、乾艳情诗风也主要以都城长安为中心。京都艳情诗人大体可分为两个群体，一是孙棨《北里志》所载出入狭斜、在北里妓周围形成的狭斜诗人群，《北里志》载有这些诗人艳情诗二十余首。据孙棨自序及书中“俞洛真”条，《北里志》撰于中和四年(884)，盖追忆广明元年(880)黄巢陷长安前在京城平康里的见闻，从正文所记狭斜诗人事迹来看，均为咸通至广明元年间事（注：斋藤茂认为附录五条系后人从《唐摭言》中抽出，附于《北里志》后，详见《关于〈北里志〉——唐代文学与妓馆》，载《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05页。），这些诗人包括：
孙棨，《北里志序》自称：“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后跋亦云：“余顷年往长安中，鳏居侨寓……故胜游狎宴，常亦预之。”书中自述与妓女王福娘的恋情，又记广明元年长安失陷前与进士李文远同访妓女俞洛真事。
赵光远，“杨妙儿”条谓光远应举前后与妓女杨莱儿颇相狎昵，王定保《唐摭言》亦称：“咸通、乾符中，以为气焰温、李，因之恃才不拘小节，常将领子弟，恣游狭斜。”（注：卷十《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
郑仁表，《北里志》载其赠北里妓天水仙哥及俞洛真诗。
郑昌图，孙棨云郑氏为补阙时尝与妓女楚儿唱和往来。
赵崇，《北里志》记其常出入北里，与北里妓牙娘、郑举举、王小润颇多往来。
崔澹，“王团儿”条言崔氏任内庭月部侍郎时尝赠妓王福娘诗。
李标，“王苏苏”条记李氏为举子时久依王调门下，曾与王调弟侄同游南曲妓王苏苏家。
刘崇鲁，孙棨云刘氏进士及第年迷溺于北里妓郑举举（注：“刘崇鲁”，《北里志》“郑举举”条附注作“刘郊文崇”，据《新唐书》卷九○《刘崇望传》，刘崇鲁字郊文，《北里志》当夺“鲁”字。）。据《登科记考》卷二三，刘氏及第在广明元年。
卢嗣业，“郑举举”条载卢氏乾符五年及第时与众同年曾共游北里。
郑合敬，《北里志》“附录狎游妓馆五事”云及第后尝宿平康里作诗，又见《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登科记考》卷二三，郑为乾符二年状元。
无名举子及新及第进士，“颜令宾”条载有数人悼妓颜令宾诗。
狭斜诗人除以上见于《北里志》诸人外，尚有崔珏，《唐才子传》卷九《赵光远传》云：“有孙棨、崔珏，同时恣心狂狎，相为唱和，颇陷轻薄……”
从以上对狭斜诗人群的分析可以看出，狭斜诗人由在京应试的举子、新及第进士及朝官组成。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云：“孙棨舍人著《北里志》，叙朝贤子弟平康狎游之事。”可知这些人多为朝官子弟，今能考知者，如赵光远为懿、僖两朝宰相赵隐之侄（注：《唐摭言》卷十《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郑仁表为武宗朝宰相郑肃之孙；郑合敬父郑涯“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注：《新唐书》卷七五上《宰相世系表》，第3324页。）。地位的接近，共同的冶游狭斜的经历，使这些诗人在北里妓周围自然形成一个自具特色的诗人群体。这一群体的一些成员之间还有着某种联系，如郑昌图、赵崇为同年进士（注：《登科记考》卷二三，二人同为咸通十三年进士。）；赵崇、孙棨系亲戚关系（注：《北里志》“牙娘”条：“为山内子，予从母妹也。”赵崇字为山，见“郑举举”条。）；赵光远与赵崇为同宗（注：《新唐书》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第2983-2984页。）；孙棨、崔珏曾“相为唱和”等。
除狭斜诗人群外，都城艳情诗人另一群体主要成员有韩偓、吴融、罗虬、唐彦谦、王涣等人。这一群体无狎游狭斜的明显记载，但当时大都久居京城，受都市逸乐淫靡士风的熏染，创作了大量艳情诗歌。此外，秦韬玉当时久居京中，亦作有少量艳情诗，今亦附入其中。这一群体成员，其中罗虬、秦韬玉当时即有交往，韩偓、吴融、王涣，咸、乾之后亦曾以艳情为内容相互唱和（注：详参《全唐诗》卷六八三韩偓《无题》诗并序、卷六八五吴融《和韩致光侍郎无题三首十四韵》、《倒次元韵》诗。），故于狭斜诗人群外另作一群体来论述。韩偓，《新唐书》卷一八三本传云为“京兆万年人”，万年县即在京城中。又韩偓龙纪元年(889)及第，困于科场达二纪之久（注：韩偓龙纪元年及第，见《登科记考》卷二四。《全唐诗》卷六八○韩偓《与吴子华侍郎同年玉堂同直怀恩叙恳因成长句四韵兼呈诸同年》“二纪计偕劳笔砚”句注：“余与子华俱久困名场。”），亦证其咸通、乾符间久在京师。韩偓今存艳情诗集《香奁集》，自序云：
余溺于章句，信有年矣，诚知非士大夫所为，不能忘情，天所赋也。自庚辰、辛巳之际，迄己亥、庚子之间，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者，亦数百篇，往往在士大夫口，或乐官配入声律，粉墙椒壁，斜行小字，窃咏者不可胜纪。大盗入关，缃帙都坠，迁徙流转，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岂复以吟咏为意。或天涯逢旧识，或避地遇故人，醉咏之暇，时及拙唱。自尔鸠集，复得百篇，不忍弃捐，随即编录。遐思宫体，未降称庾信攻文；却诮《玉台》，何必使徐陵作序。初得捧心之态，幸无折齿之惭。柳巷青楼，未尝糠秕；金闺绣户，始预风流。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美动七情。若有责其不经，亦望以功掩过。玉山樵人韩致尧序。
庚辰即咸通元年(860)，辛巳即咸通二年(861)，己亥、庚子分别为乾符六年(879)、广明元年(880)，可知韩偓自视为宫体、《玉台》的香奁诗，正作于咸通、乾符间。
有关韩偓《香奁集》的真伪，自北宋以来即聚讼不休，否定为韩偓所作者，多以《香奁集》与作为忠耿之臣的韩偓人品不符为借口。其实，文学史上人品与文品不符的例子并不鲜见，如宋人晏殊、欧阳修既为一代儒学重臣，又喜作艳词，即是其例。如果我们将韩偓《香奁集》的出现置于咸、乾时代艳情诗风盛行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考察，这种疑惑自然也就涣然冰释。葛立方《韵语阳秋》、方回《瀛奎律髓》、阎简弼《香奁集跟韩偓》等均已确证《香奁集》为韩偓所作，可参看（注：阎文见《燕京学报》第38期。）。关于《香奁集》的性质，后人在认识上也存在分歧。绝大多数人认为是韩偓早年所作艳情诗，清人则多以为是晚年影射时事、有比兴寄托的政治诗（注：如吴乔《围炉诗话》卷一、胡寿芝《东目馆诗见》卷一、吴伟业《梅村诗话》等。）。清末震钧在《香奁集发微》中更提出了自己的依据，那就是《香奁集序》所述创作年代与集中某些诗题下所注写作年月不合，集中诗标明作年的都在晚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震氏解释说，《香奁集》因“全属旧君故国之思”，“编于晚年梁氏既禅以后，故不得不迷谬其词以求自全”，自序与诗中题注的矛盾正是作者有意暗示读者的破绽。今人施蛰存先生亦赞同此说，并举出又一论据，《香奁集》中《思录旧诗于卷上凄然有感因成一章》：“缉缀小诗钞卷里，寻思闲事到心头。自吟自泪无人会，肠断蓬山第一流。”认为这也是诗人给读者的暗示，说明自己作品是有寓意的（注：见施蛰存《唐诗百话》之《韩偓：香奁诗、长短句六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87页。）。
《香奁集》由于版本不同，各本收诗数量不一，题下注明写作年月的后期诗歌，有的版本收录达十首以上，一般在七八首左右。从《香奁集序》“或天涯逢旧识，或避地遇故人，醉咏之暇，时及拙唱。自尔鸠集……随即编录”观之，《香奁集》编集确在晚年寓居闽中时。余传棚《韩偓〈香奁集〉、〈翰林集〉考辨》认为，《香奁集》编辑之初，曾由韩偓自己附录过少数并非作于早年的作品，如《无题》、《袅娜》、《多情》、《闺怨》、《闺情》等，据《香奁集序》，韩偓艳情诗主要作于前期，作者将后期少量艳情诗附入集中时，于题下注明实际写作年代，正是为了与前期艳情诗区分开来（注：《文史》2000年第1辑，第259页。）。另外也有部分艳情诗则系后人补入《香奁集》中（注：《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陈伯海《韩偓生平及其诗作简论》云明代胡震亨编《唐音统签》，于戊签部分收韩偓诗，序中提及他所见到的韩偓几种集子，包括入翰林集、别集、《香奁集》，胡氏对原有的编集作了加工整理，将原在别集中的少数几篇艳情诗抽取出来，并入《香奁集》，编为二卷。）。韩偓后期作有大量诗歌，毛晋云：“自辛酉迄甲戌，凡十有四年，往往借自述入直、扈从、贬斥、复除，互叙朝廷播迁、奸雄篡弑始末，历然如镜……”（注：《汲古阁书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校订本。）像天祐元年朱温胁迫昭宗迁都洛阳、毁长安、弑昭宗，天祐四年废哀帝自立这类重大时事在韩偓诗中都有直接反映，无所避讳。云《香奁集》系韩偓晚年“迷谬其词以求自全”、借写艳情以抒政治感慨，殊难置信。况且《香奁集》中绝大部分诗歌都意思明白晓畅，震钧硬要将其视作政治诗，结果当然只能是“解释诗旨，多所附会”了（注：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第90页。）。《香奁集》应该说主要都是描写艳情之作，其中似还隐含了诗人自己早年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注：参见《香奁集》中《重游曲江》、《寒食日重游李氏园亭有怀》、《荐福寺讲筵偶见又别》、《春闷偶成十二韵》等诗。），所以当诗人晚年缉缀这些旧时所作的情诗时，回首往事，“自吟自泪无人会，肠断蓬山第一流”，也就是情理中事了。
吴融、唐彦谦、罗虬、秦韬玉，咸通、乾符间均累举不第，亦久居京城。吴融《祝风三十二韵》：“余仍轗轲者，进趋年二纪。”（注：《全唐诗》卷六八五，第1728页中。）又韩偓《与吴子华侍郎同年玉堂同直怀恩叙恳因成长句四韵兼呈诸同年》“二纪计偕劳笔砚”句下注：“余与子华俱久困名场。”则吴融与韩偓龙纪元年同年及第，困顿举场达二十余年。
唐彦谦，《旧唐书》卷一九○下《文苑传下》：“咸通末应进士，才高负艺，无所屈降，十余年不第。”其《试夜题省廊桂》诗亦云：“麻衣穿穴两京尘，十见东堂绿桂春。”（注：《全唐诗》卷六七二。）
罗虬，《唐语林》卷三《方正》门载刘允章掌贡举之年，“尤恶朋党，初，进士有‘十哲’之号，皆通连中官，郭纁、罗虬皆其徒也。每岁有司无不为其干挠，根蒂牢固，坚不可破”。其年罗虬赴试被落。《登科记考》卷二三，刘允章掌贡举为咸通九年，可知此前罗虬已在京应试。《北梦琐言》卷十三云：“罗虬累举不第，务于躁进，因罢举依于宦官……”《唐摭言》卷十“海叙不遇”又言“广明庚子乱后，去从鄜州李孝恭”，则咸、乾间罗虬久游京城。《唐摭言》记述罗虬《比红儿诗》的创作经过说：“广明庚子乱后，去从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红儿者，善肉声，常为贰车属意。会贰车骋邻道，虬请红儿歌，而赠之缯彩，孝恭以副车所贮，不令受所贶，虬怒，拂衣而起，诘旦，手刃〔红儿，既而思之，乃作〕绝句百篇，号《比红诗》，大行于时。”（注：太平广记》卷二七三《罗虬》条引《摭言》，“手刃”下有“红儿，既而思之，乃作”八字，今据补，参《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卷九《罗虬传》笺证，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4页。又按，《摭言》谓罗虬从李孝恭，误。《比红儿诗序》（《全唐诗》卷六六六）云：“比红者，为雕阴官妓杜红儿作也。”《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三·鄜坊观察使》“鄜州”： “汉为上郡雕阴县地。”郁贤皓《唐刺史考》卷七“鄜州”，李孝昌“约乾符末—中和元年(?-881)”在任，云《摭言》“‘孝恭’疑为‘孝昌’之误”，是。）罗虬中和元年(881)被害于台州刺史任上（注：《唐才子传校笺》卷九《罗虬传》笺证，第135-136页。），知《比红儿诗》当作于广明元年。
秦韬玉，《唐摭言》卷九“芳林十哲”列为十哲之一，云：“咸通中，自（沈）云翔辈凡十人，……皆交通中贵，号‘芳林十哲’。”可知韬玉与罗虬咸通间同为结交宦官谋取科第之辈。《唐语林》卷七又云其“应进士举，出于单素，屡为有司所斥”。秦氏中和二年方于蜀中及第，又其父为京城左军军将（注：《唐才子传校笺》卷九《秦韬玉传》笺证，第148页、第144-145页。），则懿、僖时久居长安自无疑问。
王涣，唐卢光济撰《唐故清海军节度掌书记太原王府君（涣）墓志铭》云：“才十余岁，其章句之妙，遽有老成人之风，遂稍稍布于名士之听。未数载，即妍词丽唱，喧著缙绅，靡不相传，成诵在口。”（注：引自岑仲勉《金石论丛》中《从王涣墓志解决了晚唐史一两个问题》一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41页。）则《惆怅诗》十二首这类“婉丽”、“媚妩”的“妍词丽唱”约作于诗人二十岁左右（注：《唐才子传》卷十《王涣传》。）。据《唐才子传校笺》卷十《王涣传》笺证，王涣生于大中十三年(859)，则《惆怅诗》作年应在乾符、广明间。咸、乾时未见王涣居京的明确记载，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礼部员外郎·备考”、“祠部员外郎”均著有涣父王愔，谓愔迭任礼部、祠部二员外，并推测王愔约卒于乾符六年以前（注：引自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第166页。），疑王涣乾符间随父居京中。
三
以上分析了都城艳情诗人两大群体的构成，如果我们再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咸、乾艳情诗人的一些重要成员都同晚唐艳情诗风的代表人物温庭筠、李商隐等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崔珏，不仅与李商隐为诗友（注：李商隐有《送崔珏往西川》（《全唐诗》卷五三九）诗，崔珏有《哭李商隐》、《早梅赠李商隐》（《全唐诗》卷五九一）诗。），大中末还曾与温庭筠同佐襄阳徐商幕府（注：参见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汉上题襟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45页。）；韩偓，系李商隐外甥，十岁时曾作诗为姨父李商隐送行，受到李商隐的赞赏（注：详见霍松林、邓小军《韩偓年谱》（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唐彦谦，《旧唐书·文苑传》云：“尤能七言诗，少时师温庭筠，故文格类之。”《唐才子传》卷九亦云：“初师温庭筠，调度逼似，故多纤丽之词。”后人又言其“学义山为诗”（注：《唐诗纪事》卷六八。）；赵光远，《唐摭言》称：“咸通、乾符中，以为气焰温、李。”
都市艳情诗人与温、李的这种渊源关系，使咸、乾艳情诗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温、李艳情诗风的痕迹。像温、李诗的绮丽浓艳，温庭筠诗的脂粉气息和追求感官满足，在咸、乾艳情诗人身上几乎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相对来说，由于相同的冶游狭斜的经历，温庭筠对狭斜诗人群的影响更大。今存狭斜诗人诗歌大抵都是如温诗一类摹绘妓女姿容技艺、歌咏狭斜生活的作品，如孙棨《赠妓人王福娘》诗（《全唐诗》卷七二七）“彩翠仙衣红玉肤，轻盈年在破瓜初。霞杯醉劝刘郎赌，云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缘带玉，每忧风举倩持裾。谩图西子晨妆样，西子元来未得如”，郑仁表《赠妓命〔俞〕洛真》（《全唐诗》卷六○七）“巧制新章拍拍新，金罍巡举助精神。时时欲得横波眄，又怕回筹错指人”等。李商隐诗以《无题》或取篇中二字为题的形式描写艳情，以及对爱情生活中精微幽约的情绪感受的细致刻画，对咸、乾艳情诗人也有很深的影响。韩偓《香奁集》中接近三分之一的诗篇都是采用篇中二字为题的形式，唐彦谦《离鸾》、《汉代》等诗也以首句二字为题，唐氏还作有《无题十首》。李商隐对爱情生活中精微幽约的情绪感受的细致刻画对咸、乾艳情诗人中韩偓、唐彦谦影响最大，前人曾评唐彦谦《离鸾》诗“下疾不成双点泪，断多难到九回肠”，不减商隐《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注：《唐音癸签》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韩偓《香奁集》中尤多这类刻画幽微隐约的情爱感受之作，如《已凉》、《欲去》、《青春》、《别绪》等。此外，李商隐艳情诗借典故、比喻暗示恋爱双方关系的表现手法以及李氏艳情诗的用典对狭斜诗人诗歌也有影响（注：参见斋藤茂《关于〈北里志〉——唐代文学与妓馆》，第612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咸、乾艳情诗风有承传温、李的一面。
当然，咸、乾艳情诗风不是也不可能是温、李诗风的再现，在承传的同时又表现出咸、乾时代浓厚的时代特征。首先，与艳情诗风在咸、乾时代的风靡相联系，咸、乾艳情诗在创作上体现出大规模、有计划、群体创作的倾向。咸、乾艳情诗的创作规模不仅体现在诗人人数之众，除以上所及艳情诗人两大群体外，当时不少诗人都对艳情题材偶有涉猎；咸、乾艳情诗的创作规模还表现在诗歌数量之多，韩偓《香奁集》自序云当时有艳诗数百首（今存百首左右），罗虬有《比红儿诗》一百首，孙发作有宫体百篇（今佚），王涣撰有《惆怅诗》十二首，其余如今存吴融艳情诗十余首、狭斜诗人诗歌二十余首、唐彦谦《无题十首》及其他艳诗数首，秦韬玉亦有少量艳情之作。而罗虬、王涣等人大型艳情组诗的创作，孙棨、崔珏的“相为唱和”，以及吴融《赋得欲晓看妆面》所反映出来的当时艳情诗创作中群居酬唱、分题赋诗的风气，又都显示出咸、乾艳情诗创作的有计划、群体创作的特点。咸、乾艳情诗在题材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除韩偓《香奁集》、吴融等人及狭斜诗人诗歌这类大量描写诗人情爱经历和冶游狎玩的现实题材外，王涣《惆怅诗》则杂取刘、阮与天台仙女这类仙凡之恋的神仙题材，以及汉武帝与李夫人、徐德言与乐昌公主、唐明皇与杨贵妃等大量历史题材和崔莺莺、霍小玉这类唐代传奇小说题材入诗，罗虬《比红儿诗》尽取历代美女仙娥以赞颂歌妓杜红儿，更体现出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及传奇小说、神话传说各类题材的大融合。
与咸、乾艳情诗人分为两大群体相对应，咸、乾艳情诗内容上大体也可分为描写冶游生活与咏歌男女情爱两大类。第一类主要以狭斜诗人诗歌为代表，韩偓、吴融等人集中少量表现轻薄狎玩情趣的作品亦可归入此类；第二类则基本上体现在以韩偓为代表的诗人群体诗中，狭斜诗人诗中极少。受都市纵情声色的淫靡时风的影响，咸、乾时代描写冶游生活的诗歌，较之温庭筠同类作品，脂粉气息更浓，更加醉心于对官能刺激的追求，不少诗歌带有明显的香艳成分，显著的标志是此时出现了一批以女性身体为歌咏对象的艳诗，如崔珏《有赠》二首、赵光远《咏手二首》、秦韬玉《咏手》、吴融《赋得欲晓看妆面》、韩偓《屐子》、《咏浴》、《咏手》、《偶见背面是夕兼梦》、《席上有赠》等，这些诗较以前的同类作品刻画更为细腻、露骨，往往用绮词丽藻对女性姿容体态刻意形容，几乎无一例外都流露出轻薄狎玩的情趣。这种轻佻浮薄之风还表现在其他一些诗中，如郑合敬及第后宿平康里诗：“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闰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头声。”进士李标在妓院题诗，也因语涉轻薄，被妓女作诗讥嘲（注：《北里志》“王苏苏”条。）。此外，吴融《即席十韵》（《全唐诗》卷六八五）“猿渴应须见，鹰饥只待呼”，韩偓《昼寝》（《全唐诗》卷六八三）描写女子昼寝，末云“何必苦劳魂与梦，王昌只在此墙东”，都带有明显的挑逗意味。至于崔胤题记于妓女腿上，赵崇作诗咏歌（注：《北里志》“王团儿”条。），韩偓描写妓女与狎客幽欢（注：《六言三首》其一，《全唐诗》卷六八三，第1721页上。），更是语近亵昵。甚至个别悼妓诗也染上了这种与悼诗气氛极不协调的轻薄习气：“奄忽那如此，夭桃色正春。捧心还动我，掩面复何人。岱岳谁为道，逝川宁问津。临丧应有主，宋玉在西邻。”（注：《北里志》“颜令宾”条。）
单纯就以上这类描写冶游生活、表现轻薄狎玩情趣的作品来说，咸、乾艳情诗风确实呈现出向齐梁宫体诗风某种意义上的回归。不过，此类作品在咸、乾艳情诗中毕竟只占很少一部分，真正体现咸、乾艳情诗创作成就的是歌咏男女情爱这类作品，也以这类作品数量最多。这类诗歌中也有一部分刻画女性外貌和神态的作品，如韩偓《半睡》、《中庭》、《忍笑》、《三忆》、罗虬《比红儿诗》、唐彦谦《无题十首》其二（锦筝细甲响鹍弦）、吴融《个人三十韵》等，但不管是正面描绘，还是像罗虬《比红儿诗》采用那种抑彼尊此的“尊题”手法，大都清丽可喜，较少脂粉气。兹举数首以见一斑，韩偓《偶见》（《全唐诗》卷六八三）：“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入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罗虬《比红儿诗》（《全唐诗》卷六六六）：“一抹浓红傍脸斜，妆成不语独攀花。当时若是逢韩寿，未必埋踪在贾家。”这些诗中的女性形象无不清新可爱，与描写冶游生活中同类作品的绮艳香软诗风相比，迥异其趣。歌咏男女情爱题材作品中最多的是描写男女恋爱生活及表现爱情心理和感受的诗歌。描写恋爱生活的，如韩偓《荐福寺讲筵偶见又别》、《复偶见三绝》、《寒食日重游李氏园亭有怀》等叙忆诗人自己的情爱经历；《早归》、《五更》描写情侣的偷期密约；《倚醉》叙述男主人公乘醉寻访“旧约”等。艺术上最有特色的还是表现男女爱情心理和感受的诗歌，如韩偓《不见》描摹暗恋中的男女“动静防闲又怕疑，佯佯脉脉是深机”那种渴望相见却又怕人猜疑而不得不装模做样、暗传情意的复杂心态；《青春》写“眼意心期”的恋人“光阴负我难相遇”、“肠断青春两处愁”的愁思；唐彦谦《无题十首》、韩偓《别绪》、《病忆》之写男女相思；王涣《惆怅诗》抒写古代佳人才子生离死别的惆怅情怀；罗虬《比红儿诗》对杜红儿的追忆痛惜，无不委曲细腻，婉约缠绵。即使像赵光远《题莱儿壁》、吴融《浙东筵上有寄》、无名士子悼颜令宾诗这类描写与妓女情感的诗歌也都写得真挚动人。
前人论及温、李艳情诗时，多认为由于温、李的自身遭遇，二人在描写艳情的同时，寄寓了自己的忧时和自伤意绪。在温、李诗中，我们确实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例证，如温庭筠一些古乐府在极力铺写古代统治者声色淫靡的表象下，常包含深刻的讽谕意旨，如《春江花月夜词》、《走马楼三更曲》、《鸡鸣埭歌》、《雉场歌》等，另外，温氏描写女性的诗歌，亦多写其悲剧命运，风格凄艳，如《张静婉采莲曲》、《三洲词》、《懊恼曲》等，实亦有着强烈的自伤意味。李商隐艳情诗尤其是无题诗中则更多融进了个人身世感慨。如果我们将咸、乾艳情诗与温、李艳情诗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异。比如同为描写歌舞生活和追忆古代声色豪华，咸、乾诗人普遍流露出来的却是一种及时行乐、留连赏玩和叹惜风流不再的心理，如秦韬玉《吹笙歌》、唐彦谦《汉代》、韩偓《金陵》等诗。又如，同为无题诗，唐彦谦《无题十首》及韩偓诗，表现的也都只是男女欢爱相思，虽亦得义山诗之婉约蕴藉，却无其寄托遥深。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咸、乾艳情诗歌对温、李诗风实际上仅仅表现为一种形式层面上的承传。
咸、乾艳情诗这种直写艳情、别无兴寄的特点，其实唐末及唐以后不少人都已经指出。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云“咸通、乾符之际，斯道隟明，郑卫之声鼎沸”，从书中“然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五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来看，作者并不反对写艳情，但认为应有所讽劝，这正反衬出咸、乾艳情诗歌的无所兴寄。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评韩偓《香奁集》“皆裙裾脂粉之语”，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亦云：“义山如《圣女祠》等作，显然是寄寓言情。若致尧《香奁》，别无解说。”（注：《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931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较之温、李诗，咸、乾艳情诗与温庭筠词这类当时专用于宴乐助觞、娱宾遣兴的曲子词倒更为接近。这种情况主要与当时逸乐士风的影响有关。从韩偓《代小玉家为蕃骑所虏后寄故集贤裴公相国》、《后魏时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备因补之》、《效崔国辅体四首》以及前面所提到的艳情诗创作中的有计划、分题赋诗的特点，都可以发现当时艳情诗创作中追求消遣娱乐的心理。
咸、乾艳情诗这种内容上的纯写艳情、风格上的轻柔婉媚，与花间词及宋代婉约词非常相似，因此常为后来的婉约词所点化。宋人张侃说：“（韩）偓之诗，淫靡类词家语，前辈或取其句，或剪其字，杂于词中。欧阳文忠尝转其语而用之，意尤新。”（注：《拙轩集》卷五《跋楝词》，《四库全书》本。）韩偓诗除为欧阳修词化用外，又如《香奁集》中《懒起》“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前举《偶见》诗（秋千打困解罗裙），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点绛唇》（蹴罢秋千）分别效其意，仿其辞。
咸、乾艳情诗除题材风格上与词相似外，在声调体格及艺术表现上亦呈现出词化的趋向。今人施蛰存先生云：“《香奁集》虽属歌诗，然其中有音节格调宛然如曲子词者，且集中诸诗，造意抒情，已多用词家手法。”（注：《读韩偓词札记》，《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如韩偓《懒卸头》诗，明人所编《花草粹编》及《全唐诗》卷八九二均作《生查子》词收入，就因为二者声调完全相同。吴融《浙东筵上有寄》亦被收入欧阳修《近体乐府》卷一，题作《瑞鹧鸪》，词调下原注：“此词本李商隐诗（笔者按，应为吴融诗，见《才调集》卷二），公尝笔于扇，云可入此腔歌之。”亦可见其与《瑞鹧鸪》词声调无异。其余如韩偓《三忆》、《玉合》、《金陵》、《厌花落》等诗，音调婉媚，亦近于词，故王国维搜辑韩偓词时，均收入其中。此外，咸、乾咏歌男女情爱的艳情诗对女性心理的细腻揣摩，借助环境气氛的烘染、自然景物的映衬构造隐约婉曲的意境，与婉约词的表现手法亦非常相似。尤以韩偓、唐彦谦诗更具典型性，如唐彦谦《无题十首》其六（《全唐诗》卷六七一）描写闺怨：“漏滴铜龙夜已深，柳梢斜月弄疏阴。满园芳草年年恨，剔尽灯花夜夜心。”通过夜深漏滴斜月弄影的环境烘托、夜剔灯花这一细节的描绘，将闺妇夜深不寐、幽怨相思之苦充分展现在读者面前。又如韩偓《绕廊》（《全唐诗》卷六八三）：“浓烟隔帘香漏泄，斜灯映竹光参差。绕廊倚柱堪惆怅，细雨轻寒花落时。”于周围朦胧凄迷的环境气氛的渲染映衬中，烘托出主人公一帘阻隔、咫尺天涯的惆怅心理。有时甚至完全通过环境景物来传达人物内心情感，如韩偓《已凉》（《全唐诗》卷六八三）：“碧阑干外绣帘垂，猩色屏风画折枝。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气未寒时。”由远及近的三幅画面，配上诗末季节变换的暗示，闺中少妇深闺寂寞之中对爱情生活的渴望也就隐约可见了。咸、乾艳情诗人这类作品与温庭筠词比较，较少脂粉气，对女性心理刻画则更为婉曲细腻，这对五代及宋人婉约词的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据黄滔所云，咸、乾艳情诗在当时号曰“今体才调歌诗”，可见体制上多采用近体。据对艳情诗人作品的量化分析，主要包括五言律绝、七言律绝、五言排律、七言排律、六言律诗等，其中七绝、七律又占了绝大部分。这与齐梁艳情诗及温庭筠艳情诗以乐府为主体的情况颇不相同。
咸、乾艳情诗除对后来婉约词的影响外，对唐末诗坛的影响可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来考察。
横向是指对咸、乾诗坛艳情以外的其他题材诗歌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咏物诗上。一是当时咏物诗中出现了不少直接借咏物来描写艳情的作品，如崔珏《和友人鸳鸯之什》三首、吴融《蛱蝶》、《鸳鸯》、《富水驿东楹有人题诗》、韩偓《咏灯》、唐彦谦《离鸾》等。兹举吴融《富水驿东楹有人题诗》（《全唐诗》卷六八七）一首为例：“绣缨霞翼两鸳鸯，金岛银川是故乡。只合双飞便双死，岂悲相失与相忘。烟花夜泊红蕖腻，兰渚春游碧草芳。何事遽惊云雨别，秦山楚水两乖张。”这类诗表面看似咏物，实借咏物歌咏男女情爱，其实与艳情诗无异。艳情诗对咏物诗的另一影响表现为这时的咏物诗中多用男女情爱的典故和艳情诗描写女性的笔调来描摹物态，风格亦如艳情诗绮艳软媚。如唐彦谦写玫瑰：“宫妆临晓日，锦段落东风。无力春烟里，多愁暮雨中。”（注：《玫瑰》，《全唐诗》卷六七二，第1690页中。）咏垂柳：“梳洗凭张敞，乘骑笑稚恭。……怨脸明秋水，愁眉淡远峰。”（注：《垂柳》，《全唐诗》卷八八五，第2154页下。）状紫薇花：“见欲迷交甫，谁能状宓妃。妆新犹倚镜，步缓不胜衣。恍似新相得，怅如久未归。”（注：《紫薇花》，《全唐诗》卷八八五，第2155页上。）又如吴融之写杏花：“软非因醉都无力，凝不成歌亦自愁。独照影时临水畔，最含情处出墙头。”（注：《杏花》，《全唐诗》卷六八六，第1731页中。）咏蔷薇：“馆娃人尽醉，西子始新妆。”（注：《蔷薇》，《全唐诗》卷六八六，第1730页下。）韩偓咏柳：“袅雨拖风不自持，全身无力向人垂。”（注：《咏柳》，《全唐诗》卷六八三，第1720页下。）有时整首诗完全以女性来写物：“玉人下瑶台，香风动轻素。画角弄江城，鸣珰月中坠。”（注：唐彦谦《梅》，《全唐诗》卷六七一，第1684页中。）这些都可见出艳情诗的影响。
咸、乾艳情诗的纵向影响可从艳情诗风时间的延续上来看。咸、乾之后，时代发生巨变，唐王朝从此走向崩溃，这对都城艳情诗人诗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主要成员的诗歌都从前期的描写艳情转向了感时伤乱这一时代主题，但艳情诗风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完全消失，如韩偓作于咸、乾之后的艳情诗就有《别锦儿》、《寄远》、《袅娜》、《多情》、《南浦》等。据韩偓《无题》诗序，昭宗天复元年(901)，韩偓、吴融、王涣、王溥、令狐涣、刘崇誉等人还曾以《无题》的形式相互唱和，而唱和的内容据韩偓《无题》四首及吴融《和韩致光侍郎无题三首十四韵》、《倒次元韵》诗，知即是描写艳情。这些也都隐约可见咸、乾艳情诗风的流风余韵。此外，花间派词人中韦庄、牛峤等人也曾身历咸、乾，牛峤乾符五年进士及第（注：《登科记考》卷二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76页。），韦庄则为京城人（注：参见《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卷十《韦庄传》笺证，第322页。），从他后来所作《咸通》、《忆昔》诗可知咸、乾都市士风曾给他留下深刻影响，当时诗坛的这种艳情诗风对他们后来西蜀艳情词的创作应该有着某种潜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