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贝尔论文,之三论文,文学奖论文,中国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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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地的作家相比，台湾作家应当会感到寂寞一些。其实，台湾文学是很有成就的。在下半叶前三十年，台湾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一直处于相当兴盛的状况。上半叶中国的新诗运动在台湾得到继续，其形式、语言、技巧日益成熟，以至出现了一个包括痖弦、余光中、洛夫、郑愁予、杨牧、周梦蝶、罗门、商禽等在内的杰出的诗群。我曾表明过，从整体上说（不是指单个作家），本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最突出的两大成就，一是五六十年代（延伸到七十年代）的台湾诗歌；一是八十年代（延伸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内地小说。台湾的小说，就个体而言，白先勇的《台北人》，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陈映真的《将军族》，李昂的《杀夫》，张大春的《四喜忧国》等都是杰作，但就整体来说，内地的八九十年代小说家因为经历了时代的大动荡、大折腾，展示的大爱大恨也更动人心魄，所以引起更大反响和更多的关注也是不奇怪的。而台湾诗歌总的来说却更有光彩，也就是比起内地诗群来说更有成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两个明显的长处：一是诗中文化底蕴比内地强；二是汉语表达能力尤其是古汉语的修养与表现能力比内地强。这是我读两岸诗歌的总感觉，倘若要论证，则需要作学术论文。
我到瑞典的那一年，曾留心过台湾文学在瑞典的评介状况。一留心，便发现几乎是空白。除了有一小本商禽的诗集《冰冻的火炬》之外，看不到别的诗集。很明显，在九十年代之前，台湾文学是被瑞典汉学界和瑞典文学院忽略了。
但是，作为瑞典汉学界的泰斗式人物马悦然，他对台湾并没有偏见，顶多只能说顾此失彼，即顾了一头，台湾的另一头就忙不过来了。值得高兴的是，我到瑞典时情况已在变化，马悦然和他的学生们已开始在阅读台湾的诗歌。我和马悦然交谈了好几次，兴致很浓，谈得很热烈。我从马悦然的书架上借阅了余光中、痖弦、洛夫等诗人的诗集与诗论集，《痖弦自选集》、《痖弦诗集》以及痖弦的诗歌研究集《中国新诗研究》，我都是从马悦然那里借阅的，余光中、洛夫的几本诗集也是因为借阅的方便，才第一次认真地读。“写得真好！”读后我向马悦然衷心感叹，马悦然回答说：“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诗人。”“你为什么不翻译？”“以后会译一些，不过有的诗很难译，比如余光中先生的诗，就很难译。像你的散文一样，真难译。”我告诉马悦然，我和余光中先生其实是同乡，他的老家永春县和我的老家南安县只隔几十里路。马悦然也觉得，台湾诗人的古典文学素养比内地的诗人高。内地的一些年轻诗人，古诗词读得不勤，甚至连三十年代李金发、徐志摩、闻一多的新诗也读得很少，创作全靠灵气与才气。我回美国后，特别是近两三年，马悦然对台湾诗歌更为关注，几次在电话上赞口不绝。他还告诉我，他已和奚密、向阳组成一个编译小组，开始翻译台湾诗选。并会分别用中文、英文、瑞典文在中国、美国、瑞典出版。这真是令人高兴的好消息。
香港文学同样也被忽略，在瑞典一年，我从未见到任何一部香港诗歌或小说的瑞典文译本。像金庸这样的小说大家，他的《雪山飞狐》和《鹿鼎记》英译本，也是近一两年我才看到的。今年我参加召集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者教授）多数都认为，金庸的贡献恰恰是把本属通俗文学范围的武侠小说提高到杰出严肃文学的水平。在会上，我提出一个论点，即本世纪的中国文学在世纪的前二十年发生分裂，之后便形成两大流向（两大实在），一是在“五四”命名并占文学舞台中心位置的“新文学”流向，这一流向的代表是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闻一多等；二是处于文坛边缘地位的“本土文学传统”流向，这一流向的代表是李伯元、鸳鸯蝴蝶派诸君、张恨水、张爱玲、金庸等。金庸是本土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把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系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金庸小说本不容易被学院派文学教授所接受，但它却以自己不平凡的艺术魅力和最广大读者的支持，逼使教授们不能不注意和研究，但因为它太畅销、读者覆盖面太大，而瑞典文学院向来不喜欢畅销书，所以反而不容易进入他们的视野。香港文学的另一极的代表，恐怕要算是西西了，在异常热闹的大繁华世界里，她却异常冷峻地看世态人生，这实属难得。不过，我也没有见过她的作品的瑞典文译本和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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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起中国作家为什么在诺贝尔文学家庭中缺席的问题，总是争论不休。我曾听到几位朋友说，主要是语言障碍问题，也就是没有做好翻译的问题。
我并不认为这是最主要问题，但也确实是重要问题之一。瑞典文学院的十八名院士只有马悦然教授一个人可以直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其他人都要借助翻译，这自然有个语言转换和转换中的障碍、误差甚至变质的问题。张承志有篇文章说：美文不可译。这在某种范围内是个真理，但不是绝对真理。我们读朱生豪、傅雷的中译本，仍然会觉得莎士比亚、罗曼·罗兰的作品美不胜收。可惜，不管是中国内地还是台湾、香港，把外国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译成中文而且译得相当漂亮的很多，而把汉语写作的本国文学作品译成外国文学的则很少，这一逆差非常明显。在我国的翻译史上，出现过英译中的，诸如朱生豪、傅雷等杰出的翻译大家，但缺少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的杰出人才。现在能把当代中文作品译成外国文字并保持原著文学水准的，几乎都是外籍翻译家（如马悦然、葛浩文等），国内办的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些中国小说，但在海外几乎没有影响。
有的学者把语言障碍问题看得特别重要，因此建议瑞典文学院改革评选办法。这个办法的要点就是，每经一段时间后，瑞典文学院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预定赠给一位用某一种“不通常”文字（即非英语及非西方主要国家语言）写作的作家。文学院一旦决定后，即可征求使用这种文字的国家的文学专家的意见和全世界专家的意见，以寻找出适当人选，然后译成“通常”文字，最后由十八位院士投票决定。
一九八四年，黄祖瑜先生（欧洲华人学会会员）正式致公开信向瑞典文学院提出这一建议（黄先生的公开信发表在《欧华学报》第二期），意见书在瑞典报上刊登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而且得到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宇冷斯藤认真的回信。这一复函写得很诚恳、很有意思。它坦白地诉说了瑞典文学院的困难、苦衷和他们坚定的工作态度，它甚至这样诚恳地承认诺贝尔奖天然的局限：
诺贝尔奖金，每年每项只有一个；在某种项目，最多只有三位，共分奖金，可是世界上的文学作家和科学家——所有科学范围，包括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学以及促进和平——为数很多，决不只这几位诺贝尔奖金得奖人，其中有些可能有同等资格，得到奖金，甚至于有些人的资格，比奖金得奖人的资格还要高。诺贝尔奖金，无论是文学奖金或其他项目的奖金，并不赠发给世界上那种项目里最优秀的作家或学者，因为所谓“最优秀的”，根本就不存在。在极复杂的科目像文学，医学或物理或奖金的其他科目，其中除原有材料外，有新创造的材料，我们如何能以客观态度，来比较同一项目中的作家或学者？
而对于黄祖瑜先生的建议，宇冷斯藤教授也作诚恳的回答。这一回答主要是两点意思。
（1 ）承认黄祖瑜提出的问题（偏袒使用“通常”文字的作家作品，忽略使用“非通常”文字写作的作家作品）的存在。他说：“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深深地感觉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这种感觉，非自今天开始，从赠发奖金开始时，即已有了。诺贝尔氏本人，对这些问题，也已顾虑到，因为在他的遗嘱中，明明地写着：‘我确切地希望，在决定各奖的得奖人时，不顾及得奖人的国籍；只有贡献最大的人，可获得奖金，无论他（或她）是不是出生在斯堪的那维亚的国家里。’诺贝尔奖金的国际性，已在这里预先肯定。遗嘱的最后一短语，特别有用意，因为由此可见诺贝尔氏本人，也自然地感觉到斯堪的那维亚三国的作家和科学家，在开始时，因为语言文字关系，就已占优势；若与欧洲以外的作家和科学家相较，当更占优势了。以后果不出诺贝尔氏所料，这种趋势的确存在，尤其在赠发诺贝尔奖金（各种奖金）的初期。
到了后来，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家积极地感觉到我们住的世界，并不只包括欧洲和西方的国家。在我们的世界中，国际间的联系，无论是在文化或政治方面，愈加活跃；过去西方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元老派唯我独尊的观念，不能继续存在了。这种思想，当然影响到诺贝尔资金的赠发，特别是文学奖金。大家热烈地要求，在物色文学奖金的可能得奖人时，也应注意到大量西方文字以外的语言文字和文化领域。我们常常得到各地的来信，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件事；这些批评，不仅来自中国，还有来自印度（其中的语言文字以百计），非洲以及大洋洲内国家，一齐抗议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把他们国家的文学忽略了。不惟这些欧洲以外的文字区域认为不公平，就在欧洲之内，还有很多义愤的作家和科学家，为他们（或她们）本国抱不平。”因为正视这一问题，所以他说，“有目的地注意那些所谓‘不通常’文字的文学作品”，正是“研究院工作的路向”。
（2）认为解决问题要靠翻译家，要靠研究院本身的努力， 要靠院士、译者、文学研究者的“密切合作”，而不能单靠“文学专家”。他说：
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不能把赠发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工作，交托给文学专家们办；最终决定人选，还是要研究院的同人自己负责，所以我们要依赖翻译家。要读欧洲以外文字著作的翻译——其实欧洲以内少数人用的文字，也有些须要翻译——我们也和一般书友和读者一样，高度地听任偶然性赐给我们的产品，这里所谓“偶然性”，大多是越来越商业化的文学出版事业。所出版的翻译，不一定都是自己不受约束和最优秀文艺家的作品。国际出版事业是一个超级市场，为一种专利货品所操纵；这类货品，随着当日的文艺风尚产出，或由高度成功的文学市场推销员所经营，有很多这类的出品，来自美国。这个市场里的作家，不一定都是坏的，可是常常有这种现象发生，就是不在这个市场里的作家，反而比较在这个市场里的作家，更惹人注意。市场里真正优良的作家，所出版的常常是他（或她）的作品中少量且无系统的选集，读者不能由此可窥文学家作品的全豹。
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有时自己找人翻译某种文学作品，但自然不能大量地这样办。说也奇怪，翻译诗歌反而比翻译散文简单，因为诗人的作品，可由其少量的作品代表，而散文家的作品，必须读了他（或她）大量的作品，才可加以评判。为促进文学的传布，并且打开文字和文化的障碍——这些障碍把西方国家和中国及亚洲分开，也把西方国家和非洲，大洋洲等国家分开，同时把“不通常”文字区域的文艺，封闭在他们语言文字的壁垒内——最好的办法是发扬翻译的技术，把认为优秀的文学，译成所谓“通常”文字，出版问世。
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当然不能只坐在那里，瞪着眼，等候优美和丰富的翻译作品，源源而来。我们必须在当时情况之下，尽力工作。有些方法，我已在上面提到了。困难之处，并不完全在作品的文字方面，而在乎如何渗透入作家本国的传统思想，设身处地地懂得作家在写作时所处的文学及文化背景；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才能使翻译的作品，不完全失掉原文的风格和意义。这样我们就必须先读很多其他有关的材料，才能稍稍地了解一位住在另一文化世界作家的思想和写作。在这一切工作中，一位局外的文学专家，自然应和最后决定得奖人的文学研究院院士们，密切合作，做对这位作家的最后评价。
瑞典文学院这一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不愿意把大权交给“局外的文学专家”们，他们不能在文学专家们选择之后最后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这除了他们本是一群把独立自主性原则视为生命的人之外，还因为他们对文学专家们的主观偏激态度怀有戒心。宇冷斯藤坦率地说：
最后一件事，是如何鉴定文学专家，他们能选择适当的文学作家，对作家评价时，能够保持可靠和公正无私等等的态度。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很多的专家，爱国的热忱太大；也有很多专家，自己的爱憎太强，不能以客观态度，评判作家；也有些专家，在评判其国内作家时，特别注意作家的年龄，使年纪长的有优先权；还有些专家，遮蔽地或明显地特别注意到作家的政治立场；还有其他等等。在这一方面，也常常遇到文化上的差异，例如特别注重作家的年龄或其在外交上的地位，在日本或中国或其他国家，比较在西方国家内，重要得多。
宇冷斯藤先生对文学研究者、推荐者的这些批评，值得中国的文学教授们借鉴。他的这封回函的主要意思很清楚，语言障碍、文字障碍的困难不能交给非西语国家和非北欧国家的文学专家们，还是要由他们自己通过翻译文字进行鉴别与选择。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选择了五位俄国作家获奖，这并非他们懂得俄文，没有语言障碍，而是他们在译文中仍然感受到这五位作家诗人的天才。
翻译的确重要，如果不是《边城》、《从文自传》、《沈从文作品集》及时译成瑞典文，沈从文就不可能站到诺贝尔文学家族的门口，但是，这毕竟是沈从文自身的卓越，是他一生的创作成就和杰出的作品所决定的。其实，在沈从文之前，已有不少中国当代的小说、诗歌已译成瑞典文和英文，但是，他们都未能像沈从文那样：作品的瑞典文本一旦问世，便立即在地球的北角大放光芒，让文学院的院士们个个眯着眼睛读得连连点头。
何况，现在分布在世界各大国的翻译家们都在追踪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步伐，一旦有优秀作品出现，他们就抓住不放，瑞典的文学院士们必定很快就可以看到葛浩文所翻译的李锐、莫言的作品，这之后，就看李锐、莫言们是江郎才尽还是马力无穷了。关键还是自身的精彩与强大，但愿他们个个都能面壁十年，面壁一生，写出不仅让当代评论家欣赏而且让今后千百代知音感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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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的百年缺席，似乎是令人不快的事，但也可以藉此反省一下自身。我们不怪别人，却必须求诸自己。这个“自己”，一是本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思路；二是本世纪中国文学的生态大环境。应当坦率地说，两者都有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在二十年代才刚刚从传统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在三十年代却又走入政治意识形态的牢笼；文学变成意识形态的转达，阶级斗争的观念变成文学的灵魂，“主义”对世界的解释变成作家的创作前提和创作框架，这样，从三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文学写作都形成一种与大爱、大悲悯、同情心相反的“一方吃掉一方”的两极对立的大思路。这种大思路是一种黑洞，它几乎吸尽文学的本性和吸尽作家的灵性。在“五四”之后出现的一些很有希望的作家，如郭沫若、丁玲、茅盾和大群的左翼作家，以及下半叶的内地作家，都先后陷入黑洞之中，从而耗尽了自己的才华。这种大思路的出现，又与文学的生态大环境有关。文学被要求为政治目标服务，甚至要求文学成为工具，作家被组织化、制度化，把作家变成手操另一种武器的军队。这种军队自然没有写作个性的存身之所。许多作家又组织各种政治性的文艺团体，为不同的主张而打派仗，争阵地，抢旗帜，以喧嚣代替创作，也就是所谓“功夫在诗外”。文学本来是孤独的事业，是充分个性化的事业，它面对的不应当是党派的现实目标，而是人类永恒的困境和未来无数年代的知音，但是，孤独的诗人无地彷徨，逃避集团、逃避政治的作家无藏身之所。身在集团中的人，借集团的名义说话，没有自己的声音；身在集团外的人，一旦发出自己的声音便被围攻与消灭，这怎么会有辉煌的精神创造？此时，我想起海明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话：“写作，在其处于巅峰状态时，是一种孤独的生涯。各种各样的作家组织固然可以减轻作家的孤独，但我怀疑它们未必促进作家的创作。一个在众人簇拥之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固然可以摆脱他的孤独之感，但他的作品往往就会流于平庸。而一个在孤寂中独立工作的作家，假如他确实超群出众，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或面对缺少永恒的状况。”海明威的演讲词不到一千字，他把自己一生写作的最重要的体会作了如此表述，可见，作家的孤独状态，即不受“集团”、市场等外在干扰而独立不依的写作状态是多么重要，这是作家成功最重要、最基本的前提。在二十一世纪到来的前夕，中国作家如果不是陶醉于“成就”，而是面对“代价”，从痛苦的代价中学到一点东西，那么，明天一定是属于中国作家的，可以肯定，拥有表达自由的作家不仅会跨进诺贝尔文学家族的大门，而且会跨入更伟大的精神价值创造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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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评中国作家的大思路和社会的大环境时，我想还应该批评一下我和我的同行从事的工作——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
本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一直是非常糟的。其原因是这种批评与写作已完全变质，即文学批评及文学史写作完全变成按照长官意志而设置的政治法庭，文学史变成左翼政治史的文学版。这种版本的文学史公然把现代文学史最优秀的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等开除出历史之外，实在是荒谬到极点。八九十年代所作的文学史，包括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现代诗歌史等，比起前三十年固然好一些，但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复制性太强；二是以讴歌代替审美判断。内地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史（包括通史与分类史）恐怕不下两百种，但都是大同小异，现代文学史（包括小说史、诗歌史）基本上是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翻版、延伸、扩充和分类写作，框架没有大的变化。有人把小说史愈写愈厚，但内行的人士一看就知道这是“纸老虎”，因为它的建构、它的框架、它的线索、它的评价都和以往已出现的文学史差不多，也就是骨架是复制的，只是血肉有点增减，文字有点差异而已。更糟的是在漂亮的叙述文字掩盖下，文学史作者把所有的出版物，不管它的优劣，几乎都放在自己的框架内；然后按照习惯性的看法和评价标准重新做个“英雄排座次”。坐在“章”的位置上自然是“鲁、郭、茅、巴、老、曹”，坐在“节”的位置上则是沈从文、李劼人、张爱玲、张恨水等，坐在“段”的位置上则是新感觉派、现代派作家。这种文学史的缺点是让人读后如入迷宫，宫中的六大菩萨、十八罗汉、三十六小鬼虽被浓妆艳抹但却模糊不清。六大菩萨到底哪些作品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哪些是成功之作，哪些是失败之作，放在人类文学创造的背景下，他们在贡献之中有什么根本局限？时代造成他们何种局限？个人应负何种责任等等，我读后常常一片朦胧，掩卷之后只记得一片颂扬之声。这类文学史教科书对于正在进入文学之门的大学本科生可能有些帮助，但不可能提供真切的审美判断，一些关注中国文学的海外的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很难从中得到启发，只能觉得这种被笔墨打扮的中国作家个个可爱但个个不可信。
八十年代中国内地出现的非学院派的文学批评情况要好得多。这些新出现的批评家，不像文学史作者靠“复制”过日子，而是靠自己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因此他们发现一些初露锋芒的作家并为他们的生长呐喊。可是这些中、青年批评家多数并非文学教授，并无向瑞典文学院推荐的资格。而具有推荐资格的文学史教授，则缺乏艺术鉴赏力，对当代文学发展的脉搏懵懵懂懂，结果能向世界推荐的批评家变得非常稀少。中国没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无法有力地推荐本国的作家，在近一百年的历史上，只有异国的赛珍珠推荐过林语堂和大江健三郎推荐过莫言、郑义（后者是口头上说）两例。中国有代表性的作家协会只有一个（台湾有没有我不清楚），埃斯普马克先生《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一书谈到亚洲国家的推荐情况，他说，本世纪上半叶只有一九四○年赛珍珠推荐过林语堂，“不过完全无法使人相信”。他们只能从探险家斯文·赫定那里得到某些帮助，还有就是从高本汉那里得到一些情况，在六十年代前期，赛珍珠还推荐过日本的谷崎润一郎，日本文学院推荐过西胁顺三郎，日本笔会推荐川端康成，美国方面则推荐三岛由纪夫。一九八五年五月三日《亚洲周刊》曾发表文章批评瑞典文学院对亚洲的忽视；文中提到几个作家的名字：日本的井上靖，中国的巴金，印尼的P·A·多埃，印度的长篇小说艺术代表人物R·K·纳拉扬。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在回答记者时说：亚洲作家的提名仍然不是很多，特别困难的是，即使在文学专家中也缺乏统一意见。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完全不同的文学目的的作家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而且在西方对上述的提名者也缺少译本。在记者的穷追不舍之下，这位常务秘书还透露，亚洲不少国家有权提出建议的机构放过了提出候选人的机会。中国笔会主席巴金就说，他得到过提候选人的邀请，但是没有回答。在其他国家，笔会也白白放过机会，比如瑞典文学院与泰国笔会每年都有联系，但是对此没有反应。泰国笔会主席尼拉万·炳通就不是很确切地知道，他的国家是否有作家被推荐为候选人，而且说：“在泰国，就翻译文学作品而言，我们没有做多少事情。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语言对他们作出判断，事实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某一部作品真有资格，因此我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埃斯普马克批评：“这段话清楚地表现了多次障碍有意义的候选人被提名的失败主义。”我不知道台湾、香港有没有这种“失败主义”，而中国内地，我敢说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缺少推荐的热情和虽有热情而不知从何入手。推荐是需要认真态度、需要时间和需要情怀的，茫茫的中国大江南北，有几位认真的、酷爱中国文学、毫无私心和妒嫉心的推荐者呢？庞大的中国作家协会机构又真的严肃地、下过功夫地推荐过自己的作家吗？我不清楚。
不过，也不必悲观，只要作品杰出，即使国内缺少知音，国外也会有知音。而且瑞典文学院特别找了一位中国文学知音作为自己的院士。埃斯普马克说：“当一九八五年汉学教授和翻译家G ·马尔姆奎斯特（即马悦然）被选入文学院的时候，人们确信，他是一位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专家，同时他个人与其他东方文学的专家保持着密切关系。”马悦然确实正如埃斯普马克所评价的那样，他是杰出的，而且是积极的，他的眼睛时时在寻找中国文学的星光。一九九三年我“客座”斯德哥尔摩大学时，曾与罗多弼教授及陈迈平先生组织“国家、社会、个人”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了五十多位世界各地的汉学家。会议期间，马悦然特别邀请了余英时、李欧梵、刘绍铭、李泽厚、王元化和我到院士们经常聚会的小楼上座谈，他诚恳地征询大家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意见，在那个夜晚明亮的灯光下和温馨的氛围中，我感到：诺贝尔文学家族是个有趣的存在，我们只好面对。中国作家缺席只属于二十世纪，绝不属于二十一世纪。“代价”是“成就”的母亲，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已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心灵饱受折磨的代价。他们已把一部分代价化作成就，还将孕育更大的成就，可以肯定，二十一世纪的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将会迎接不只一个的中国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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