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序合一:唐诗创作的新潮流——唐代诗序体鸟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鸟瞰论文,唐代论文,唐诗论文,新潮流论文,诗序合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李唐王朝三百年的诗坛上,历史地存在着一种值得十分重视而又不曾为古今研究者所注意的文学现象,这就是倍受诗人们所喜爱的“诗序合一”。所谓诗序合一,是指诗人们在进行诗歌创作时,有意识地在诗歌前附上一篇序文。这是一种在《诗经》、《楚辞》,甚至乐府时代都不曾有过的新型诗体,我们姑称之为“诗序体”。诗序体的诞生,不仅拓展了诗歌的形式领域,使诗歌所表现的内容更为丰富与更贴进现实,而且融散文与韵语为一体,使两种形式美在同一作品中互为辉映,开创了诗歌创作的新格局。同时,也体现着诗人们审美品位的提高与对美的形式追求的创新意识。后来的弹词、宝卷、话本等讲唱文学表现在文本上的韵散相兼,无不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这种意义上讲,诗序合一的诞生,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重视的一件大事。
一
有唐一代,诗人们表现在诗歌创作宏观上的主体特征,质而言之,是既善于汲取前人的创作养分以为己用,又敢于通过不断之实践进行创新、突破和超越,二者相辅相成,是导致唐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诗歌巅峰的决定性因素。而此,表现在诗序合一的创作中又尤为明显,倍加惹人注目。
唐代最早涉足诗序体创作的诗人是唐太宗李世民,但其流传下来的作品,却仅为被《全唐诗》在开篇著录的五言组诗《帝京篇十首并序》。这篇“并序”在形式上骈散相兼,气势雄健高昂,内容则反映了唐太宗作为一个政治家对文学艺术特征与审美功能的重视,如所谓“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云,就是这位皇帝诗人赞赏与承袭前人“诗以言志”的具体表现。诗的首章,总写帝京与帝宫的壮丽,以显示大唐威势;中间八章,直述宫中的种种活动,从中表现出严谨的生活内容与雅正的艺术趣味;末章直接抒写敬慎从政的心怀以结束全诗。语言繁丽,风格典雅。诗与序的互为配合,具体而鲜明地反映了李世民作为一代创业君王的文学观点、生活内容与思想情感。
如果说李世民以《帝京篇十首并序》拉开了唐代诗序体创作的大幕,那么,唐明皇李隆基的大量诗序体,则表明了这位皇帝诗人在诗序合一创作中的奋勇精神。《全唐诗》著录唐玄宗诗歌共为63首,其中,属于诗序体的有13首,如果再加上被《全唐文》载入的《送李含光赴金坛诗序》,以及两篇《送李含光还广陵诗序》,则共为16首。其数量之多,居初、盛二唐同类诗人作品的第一位。李隆基的这些诗序体作品,诗全为五言,“并序”则多散行单句,文字简炼,语言朴实。在内容上,这些作品或述写了作者登基后躬身事国,励精图治的概况,如《春晚宴两相及体宫丽正殿学探得风字并序》;或抒发了作者对臣僚的真挚情感,如《送贺知章归四明并序》;或记载了当时的某些历史事项,如《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并序》,等等,全部都与时事直接关联。而诗与序的配合,又很好地使作者对这些时事的情感与看法得以如实反映与传达。
后来的武则天、唐德宗,以及南唐后主李煜等,亦不同程度创作了一些诗序体作品。
帝王们对诗序体创作的直接参与和介入,不仅是对诗序合一体式的提倡与张扬,而且极大程度地激励了诗人们对诗序体的创作热情,所以,仅在初唐时期,就出现了如王勃《滕王阁并序》那样诗序俱佳的名篇。王勃这首诗的“并序”,一般被称为《滕王阁序》,其造境宏伟,色彩浓郁,写景牢笼百态,抒情浑浩流转,虽为骈体,却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诗为七言古体,气势奔放,格调高雅,完全摆脱了六朝以来空洞华丽、纤巧淫靡的气息,亦属上乘之作。诗歌本体与序文的结合,使这一作品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乃至艺术上,都浑然一体,珠联壁合,代表着初唐诗序合一的最高成就。同时,这首诗又是唐人在七言古诗前附序的滥觞,在唐代诗序体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与王勃同为“初唐四杰”的骆宾王、卢照邻、杨炯三人,亦创作了不少诗序体。如卢照邻的《宴梓州南亭诗序》、《宴凤泉石翁神祠诗序》,杨炯的《送徐录事诗序》、《送并州旻上人诗序》,骆宾王的《饯李八骑曹诗序》、《扬州看竞渡并序》等,大都以能各自成篇的显著特点,而与诗歌本体互为辉映的,故而,这些序文皆被《文苑英华》、《全唐文》以散文收录之。
被称为“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旗手”的诗人陈子昂,其在诗序的创作中,堪称大家,这不仅因为他集中的此类作品有11首之多,而且还在于他这方面的创获是独树一帜的。如著名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并序》,历来被公认为是作者诗歌理论的一个纲领,而在诗序体作品中表现这方面的内容,此序文又是第一篇。《观荆玉篇并序》、《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并序》、《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并序》等,作者不仅在大笔勾勒塞外风光的同时,抒写了自己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而且开边塞诗附序之先河,影响深远。
初唐时期进行诗序体创作的诗人,除了上述诸人之外,还有李峤、沈佺期、阎朝隐、韦嗣立、吴少微、崔知贤、长孙正隐、蔡孚等大批诗人。其中,阎朝隐的《鹦鹉猫儿篇并序》,蔡孚的《打毬篇并序》,张说《玄武门侍射并序》等,亦颇具特色。阎诗的“并序”以鹦鹉与猫儿之间的以强凌弱,暗喻宫闱中的明争暗斗,立题新颖,寓意深刻,匠心独运,而诗为三五七言的长短句式,作者附序于前者,是以杂言体进行诗序合一创作的一种成功尝试。蔡孚与张说,一为七言排律,一为五言排律,这两首诗的存在,分别填补了五、七排两类近体诗附序的空白。
二
与初唐诗坛相比,盛唐时期的诗序体更是群芳争艳,蔚为壮观。这一时期投入到诗序合一创作行列的诗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名家辈出,如高适、岑参、王维、李白、杜甫、储光羲等人的诗文集中,就都有不少诗序体作品。此外,这一时期表现在诗序体创作上的特点,仍如初唐一样以创新与突破为主旋律,而且较初唐尤甚。如高适在《燕歌行》的创作中,以32字的“并序”,不仅结束了乐府诗长期以来无序的历史,而且有唐一代在七言歌行前附序亦肇始于此诗。高适表现在文学上的这一创举,国内研究者很少有人注目,而海外学者则多所称道,如日本学人川口喜治的《关于高适的〈燕歌行〉》①,入谷仙介的《关于〈琵琶行〉的创作》②等文,就对高适在《燕歌行》前附序的评价甚高。后者的文章曾这样写道:“乐府歌行的诗原为虚构,主张附序,使诗的内容具有现实性,看来是从高适的《燕歌行》开始的,是盛唐以后的新潮流。”可见,高适在诗序体创作上的贡献是颇不一般的。此外,高适的诗序体还具有“清秀的诗的小品文”③的特点,如《陪窦侍御灵云南亭诗序》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诗序文共154字,语辞清丽,音节徐缓,景物的描绘与人物言行的叙写互为交融,意境美妙和谐,风韵天成。
李白与杜甫也创作了不少诗序体作品。即以创作不拘常规的李白为例,其集中现存的诗序体虽然全为五言古体,但在数量上则仅次于唐玄宗而名列盛唐诗人第二(13首),且其中亦不乏精要者。如《赠武十七谔并序》,全文仅61字,诗人却于其中既对武谔的品格与风范进行了赞美,又勾勒出他在安史战乱中对爱子的关怀与挂念,而诗与序在内容上的水乳交融,对安史之乱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进行反映,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杜甫集中的诗序体在数量上虽然不及李白,然其内容的丰富与创获却令人瞩目。如《课伐木并序》反映了诗人当时的农耕生活与管理上的才干,《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述写了诗人与高适间的真挚友情,而《同元使君春陵行并序》、《苏大待御访江浦赋八韵纪异并序》,以及组诗《八哀诗》等,则充分体现了诗人悯世爱民的思想与文学批评的观点。但最值得称道的,还是诗人写于夔州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这首诗在内容上、诗歌本体与序文的扣合,真实地反映了大唐在开元五年至大历初年“五十年间”由盛而衰的转折性变化,艺术上则诚如清代评论家李因笃所言“序以错落妙,诗以整妙;错落中有悠扬之致,整中有跌宕之风。”④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使这首诗卓立于盛唐诗序体的百花园中。
另外,杜甫在进行诗序体创作时,还有意识地作了一次以序为题的创作尝试,其集中的《假山》诗便为其例。这首诗的原题为:
《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垒土为山,一匮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诸焚香交瓷瓯,瓯甚安矣。旁植慈竹,盖兹数峰,嵚岑婵娟,宛有尘外致,乃不知兴之所至,而作是诗》
诗题全长76字,为盛唐诗题之最,以致注家黄鹤、仇兆鳌等人怀疑这诗题原本为序,后人板刻时漏掉了诗题,即自作主张以“假山”二字代之。以序为题的作用,在于“题序合一”后能直接服务于诗的内容。杜甫的这一尝试,深深影响着当时的李白与后来的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皮日休、郑谷等人。如刘禹锡在闻令狐楚卒后所写的一首五言排律的诗题即有113字,元稹的七绝“春野醉吟十里程”诗题则为122字,而白居易的“三月草萋萋”诗题竟长达253字,一举夺得了唐代第一长诗题的桂冠。
以“隐逸诗人”著称的卢鸿(又作卢鸿一),他的组诗《嵩山十志十首》,以每诗一序的新格局,突破了自束皙、陶渊明以来组诗仅为一序的藩篱。“十志”作为组诗,分别歌咏了包括作者居住的草堂在内的十处嵩山景观,而十首诗的每诗所附一序,又详细介绍了这十处景观的地理方位、命名缘由等概况,诗与序在内容上的互补,融说明与述写于一体,使作者笔下所描绘的十处景观,如高明画师的山水工笔,更具线条的鲜明感与形象的立体感。卢鸿的这一创获,为中、晚唐诗人们纷纷仿效,以致元稹在创作《虫豸诗》时,即仿《嵩山十志十首》,在每首诗前附序,又承前人在诗题上附上了一篇“并序”。这种总序与分序的有机结合,将诗序体中的组诗形式,推向了更为完美的艺术境地。
除以上诸人外,盛唐从事诗序体创作的其它诗人也不无成就,如王维的《辋川集并序》为唐人在五绝组诗前附序的先例。又如萧颖士不仅以《江有枫十章并序》、《菊荣五章并序》、《有竹七章并序》的创作,使行将垂危的四言组诗的诗序体在盛唐回光反照,而且其《江有归舟三章》长达736字的“并序”,为盛唐第一长序。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诗序合一的创作在盛唐诗坛上的繁荣景象。
三
中唐表现在诗序体创作上的特点,是各体兼备,全面发展。这一时期从事诗序体创作的主要诗人有权德舆、李益、卢仝、欧阳詹、李贺、柳宗元、韩愈、张籍、樊宗师、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我们仅从这个名单中就可获知,支撑中唐诗坛大厦的一批著名诗人,已是全部加入了诗序合一的创作行列,而且,他们的创作也是各具特色的。
以诗风瑰丽凄恻而称雄中唐诗坛的李贺,在他现存的8首诗序体作品中,属于七言歌行的有6首,这说明他在诗序合一的创作中是以七言歌行擅长的。其中,《公莫舞歌》为乐府古题,李贺附序于前显然是受了高适《燕歌行》的影响。《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是一首久负盛名的佳作,李贺在这首诗的本体与序文中,均采用了拟人化的表现手法,赋予铜人以丰富的感情。表现手法的独特,构思的奇妙,情感的强烈与人物形象的鲜明,是这首诗有别于其它诗序体的一个明显标志。总的说来,李贺的诗序体虽然在形式上无突破可言,但作者通过诗序合一这一新的诗歌体式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所倾注的思想感情与艺术力量,则是有较高成就的。
韩愈的《琴操十首》在中唐诗序体中可以称得上别具一格。这十首诗作为组诗,不仅皆以分序为之,而且其为四言体,可与盛唐萧颖士的《江有枫十章并序》等作遥相呼应。十首诗前所附的十篇序文,皆起着对诗题的解说与史实的交待作用,因之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文字的简炼与全部的散行单句,又是作者提倡复古在诗序体创作实践中的一种体现。与韩愈一样,柳宗元也是在诗歌与散文两个方面均取得很高成就的一位文学家,故他集中的《贞符并序》这首诗序体也负有盛名。北宋《景文笔录》云:“柳子厚《贞符》……虽模写前人体式,然自有新意,可谓文矣。”⑤这里既说“前人体式”,又认为“可谓文矣”,实则是作者将《贞符并序》提到柳宗元散文的高度进行比观后所作出的一种结论。而这篇“并序”的长达1200字,又使其成为唐代诗序体中的第一篇大序。
在中唐也是整个有唐一代的诗人中,刘禹锡是唯一称得上集诗序体创作大成的诗人。刘禹锡集中的诗序体共有43首,不仅居“四唐”同类诗人之冠,而且在形式上是五古、五绝、五律、五排、七古、七绝、七律、七排,以及各种类型的组诗,应有尽有。不仅如此,刘禹锡还另创新格,“化序为引”,如他集中的《九华山歌》、《泰娘歌》等,均附的是“并引”而不是“并序”。序与引的区别,有人认为序的篇幅较大而引的篇幅简短,并举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恭疏短引”以为证据⑥。但从唐玄宗的《千秋节宴并序》只有16字看来,简短之说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为刘禹锡集中的所有“并引”,在字数上都比唐玄宗的《千秋节宴并序》为多。与刘禹锡的诗序体数量相上下的元稹,其诗歌本体虽多为五言,但序文则以形式多样,内容丰赡而自成特色。如著名的《乐府古题序》,可以称得上是一篇优秀的文论作品;《赠毛仙翁并序》、《卢头陀诗并序》等,则直可以传奇视之。又如《酬东川李相公十六韵》、《献荥阳公诗五十韵》二诗,所附者皆为书信体的“启”而非序,亦可见出作者在诗序合一中的创新意识。它如《酬乐天南行诗一百韵并序》、《桐孙诗并序》等,多述写诗人的遭遇与友人的友谊,大都词简义约,感情真挚,具有风格朴实的特点。
白居易也是中唐大量创作诗序体的一位诗人,白居易表现在诗序体创作上的特点,除了前面已论及的以序为题外,另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多在组诗前附序;二,《琵琶行》与《长恨歌》的附序,成为唐代长篇七言歌行诗序体的双璧。就第一个特点而言,其数量既多,形式亦众,诸如五言、七言、古体、近体等组诗中,均有不少诗序体作品,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秦中吟十首并序》、《新乐府五十首并序》、《赠友五首并序》等。《琵琶行》与《长恨歌》历来脍炙人口,传播极广。但白居易在《琵琶行》中附序,是明显地受了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的影响所致,对此,清代批评家田雯明早就有所论及,兹罢论。《长恨歌》的各种国内《白居易集》或《白香山集》之刻本中,均无序文,然据日本学者近藤春雄的《长恨歌、琵琶行研究》一书⑦,知白居易在创作此诗时是附有序文的。据该书介绍,在白居易74岁的唐武宗会昌四年夏,当时的日本留学僧惠萼曾抄携一部白集而归,其中的《长恨歌》不仅有“并序”,而且序文还长达372字。其全文为:
长恨者杨贵妃也,既瘗于马嵬矣,玄宗却复宫阙,思悼之。至今方士求其魂魄,升天入地求之不得。乃于蓬莱山仙宫忽见,素貌惨然,流泪语使者曰:“我本上界诸仙,先与玄宗有恩爱之故,谪居于下界得为夫妻。既死之后,恩爱已绝,今汝来求我,恩爱又生,不久却于人世得为配偶,以此为长恨耳。”使者曰:“天子使我至此,既得相见,愿得平生所玩之物以明不谬。”乃授钿合一扇,金钗一股与之,曰:“将此为验。”使者曰:“此常用之物也,不足为信。曾与至尊平生有何密契,愿得以闻。”答曰:“但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曾复记否?”使者还,因以钿合金钗奏之。玄宗笑曰:“此世所有,岂得相怡?”使者因以贵妃密契以闻,玄宗流泪恸绝。良久,语使者曰:“方不谬矣!”今世人犹言玄宗与贵妃处世为夫妻,至矣。
这篇“并序”与陈鸿的《长恨歌传》大相径庭,而于《长恨歌》的精神则一脉相承,诗与序的扣合告知我们,《长恨歌》所选取的人物原型与故事情节,是来自民间传说而不是两《唐书》中的杨贵妃、唐玄宗的历史事实。
白居易在这两首以写人为主的七言歌行中的附序之成功,直接影响着诗序合一发展史上一个新的创作格局的到来,这就是晚唐诗序体中变“并序”为人物传记的创作范式。
四
初、盛、中三唐诗人们表现在诗序合一创作中的争奇斗艳,已使诗序体体式的开拓与完备达到极限,因此,晚唐诗人们如果要想继续在诗序体的创作中取得成就,就只有新开它途。于是,以在内容上述写人物为主的传记式“并序”,便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晚唐诗序体着意在“并序”中述写人物的现象,一方面是受了中唐白居易《长恨歌》等作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这一时期火热的传奇、笔记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晚唐是传奇集与杂俎众生的时代,如《玄怪录》、《杜阳杂编》、《唐阙史》、《酉阳杂俎》、《独异志》、《宣室志》、《因话录》、《干子》等,就都是这一时期颇有影响的作品。有些作品的作者如段成式、温庭筠等,本身又是诗序体的作者。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故而,晚唐“并序”中的人物述写就特多,以致构成了这一时期诗序合一创作中的一个明显特点。
晚唐诗人在诗序体中所述写的人物,一般说来,主要为歌妓、商女、隐士、方士、处士等。如张祜《孟才人叹并序》中的孟才人,杜牧《杜秋娘并序》中的杜秋娘,李商隐《柳枝五首并序》中的柳枝,罗虬《比红儿歌并序》中的杜红儿等,就是当时的一些著名歌妓(其中柳枝为商女)。在作者的笔下,这些歌妓或貌美艺绝,或备受坎坷,而作者在述写她们时,又或截取其生活的片断,或勾勒其生平之大概,虽手法不一,但一个个人物形象都各具个性,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其中,李商隐的《柳枝五首并序》,完全可以称之为现代概念上的一篇小说。在这篇序文中,作者较为详细地叙写了他与柳枝相爱的全过程,情节趺宕,故事完整,人物形象鲜明。而五首绝句又将序文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深化,章法精严,在内容上逐章承递,使人物的心理活动与序文中的外部描写互为统一,相得益彰。方士、隐士与处士,实际上是同一阵营中的人物,因为这些人在晚唐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大都不愿与朝廷为伍而甘居于草泽山野之中,如许浑笔下的萧炼师(《赠萧炼师并序》)、郑薰笔下的巩畴(《赠巩畴并序》)等,便属此类人物。
陆龟蒙是晚唐在诗序体创作中述写隐士等人物最多的一位诗人,如果我们将他的《和张祜处士丹阳故居并序》、《丁隐君歌并序》、《江湖散人歌并序》、《白鸥歌并序》等作品中的人物串联起来,便可组成一幅色彩鲜明、个性各异的“众士隐居图”。在这幅图中,作者对人物的述写诗序互关,或工笔,或白描,使张祜的嗜石成癖,丁飞举的澹泊事稼,江湖散人的傲岸不羁,乐安任君的以鸥为伴等,皆生动传神。而诗人对归隐的向往与企慕,于此亦可窥之一斑。
晚唐诗序体的另一个特点,是扩大了题材的表现领域,使诗序合一所反映的内容具有史料上的价值。如皮日休的组诗《茶中杂咏并序》,就具有这样的特点。首先,作者在序文中对先唐的茶的演变史作了简要勾稽,继而,又于诗中对唐代的茶坞等十个方面进行了歌咏,诗与序从纵与横两个方面,对唐以前与唐代的茶的制作工艺、茶具等作了全方位的述写,成为研究唐代乃至中国茶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份重要资料。又如卢肇的《汉堤诗并序》,此诗虽意在歌颂当时的襄阳太守“范阳公”的政绩,但诗歌本体与序文二者对唐肃宗“上元年秋”“汉北大溢”,造成襄阳地区“陷为大涂”,死者“十之六七”的惨重水灾,进行了如实记录,可补两《唐书》之阙。又于濆《富农诗并序》,对唐代尧山(今河北尧山县)一带鲜为人知的民俗,作了这样的披露:“尧山南六十里,里有富民,得氏琅琊,人指其貌,此多藏者也。和粟万庾,马牛无算,血属星居于里土,生不遗,死不赠,环顾妻孥,意与天地等。”这对今天研究河北的民俗史,无疑是颇资参考的。诸如此类之作,在晚唐的诗序体作品还有很多,这当是斯时的一种创作风气所致。
总而言之,晚唐诗人们在诗序体的创作中,也是有着其自身的特色的。他们通过不断努力与探索所取得的成就,与初、盛、中三唐的各自成就互为融合,汇成了一种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创作潮流,将有唐三百年的诗序体推向了历史的最高峰。
五
以上,我们采用传统的唐诗四期说的时限,从总体上对初、盛、中、晚四唐的诗序体创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观照,尽管无法避免遗珠的缺憾,但大而言之,有唐一代之诗序体规模,已基本呈现出来。在观照的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到对每一个时期的诗序合一的创作特点,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有意识地进行了粗略归纳与总结。从中不难看出,诗序体作为唐代诗歌创作中的一种潮流,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具有广泛的作者,而每一个阶段的诗人们,又都是力图在其创作中获得超越与突破,形成了诗序体在唐诗中的鲜明特色。因此,我们认为,与其它诗歌体式相比,诗序合一的创作在唐代,更具活力,更能体现出诗人们表现在文学上的创造力。而此,又是导致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①见续山口女子大学文学部纪要创刊号,1992年3月。
②载《漳州师院学报》1992年3期。
③见贺昌群《论唐代的边塞诗》,载《黄钟》四卷六期。
④转引自萧涤非《杜甫研究》(下)
⑤转引自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柳宗元集》卷一。
⑥见《辞源》(修订本)第二册“引”字条。
⑦该书于1981年4月由东京明治书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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