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与荒诞的巨大成功——余秋雨“文化散文”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荒诞论文,秋雨论文,散文论文,严肃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余秋雨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其主要篇什记叙、评说了宏富、深邃的中华文化，似乎别开生面，不同于一般散文的单纯抒写身边琐事、一己情怀，故时人誉之为“文化散文”。两书的特色无疑在于对中华文化的追寻张扬，唤起了海峡两岸亿万读者的思索与共鸣。本文以翔实之史实，严密的考据，论证了娥皇非舜女、唐代无酒壶、李白未避乱天柱山、莫高窟左近非逐三苗之战场、苏轼也未曾突围黄州等，从而证明了两书的作者对中华文化并不甚了解，且学风轻率，形诸篇章，常信笔臆断，似是而非，其失误程度令人惊讶。其中的山水文字，作者自称为“人文山水”，而非自然山水，实则是才子式的“文人山水”，同人文与自然均无甚相干。
关键词 余秋雨 《文化苦旅》 《文明的碎片》 史实臆断 人文山水文人山水
前日，一位学生排闼而入，兴冲冲地告诉我：毛主席的七律《答友人》有了新解。他说“帝子乘风下翠微”句，往昔的注家陈陈相因，皆以为“帝子”的“帝”是尧，全错了！这个“帝”应是舜。也就是说娥皇、女英不是舜的妃子，而是其女儿。于是，娥皇、女英万里寻夫、以泪洒竹、竹尽斑的爱情传说，倾刻间变成了孝女殉父的故事，主题意境大不相同。问其依据，答曰：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下称《苦旅》）的《洞庭一角》篇中有记载。我以为是照排的失误，让他回去重查上下句。他说，书已带来，且有另部《文明的碎片》（下称《碎片》），并郑重向我推荐说，此二书为姊妹篇，在我国散文中有划时代的意义，时人称之为别开生面的“文化散文”，云云。
正如该学生所言，在《洞庭一角》中果有一段有关娥皇、女英的描述，其文字凿凿然，勿庸置疑，今迻录如下：
它的腹地，有舜的女儿娥皇、女英坟墓，飘忽瑰艳的神话，端出远比秦始皇老得多的资格，安坐在这里。两位如此美貌的公主，飞动的裙裾和芳芬的清泪，本该让后辈儒生非礼勿视，但她们依凭着乃父的圣名，又不禁使儒生们心旌缭乱，不知定夺。[（1）]
按，“帝子”指尧的二女、舜的二妃，古今典籍一脉相承，未见异说。如《史记·五帝纪》：“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张守节正义：“二女，娥皇、女英也……舜升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2）]。自先秦两汉之《楚辞·九歌·湘夫人》、《尸子》、《列女传·有虞二妃》，至魏晋南北朝之《博物志》、《水经注》，直至明清之《群芳谱》、《广群芳谱》，正史稗编，诗词歌赋，悠悠数千载，出奇的一致（其他一些传说，常常不尽相同，或大不相同）。另说舜有三妃，娥皇、女英之外尚有登比氏，或曰登北氏（说见《礼记·檀弓上》），只多一妃而已。不知余先生何以要再立异说，改换这一传说的人伦关系？出于疑惑，不得不探索作者的写作思想。
《苦旅·自序》曰：
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
又称：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有变化的自然景观……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地一声奔泻而出。[（3）]
据此，拜读了两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文山水”篇。无疑，这是严肃而重大的命题。在受感动得教益之余，也颇有些迷茫。窃以为余先生的“人文山水”，应属“文人山水”。其间颇多信笔臆想，似是而非者，而涉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则又弃用史笔，向壁虚构，以求新奇。为避断章取义之嫌，今尽量引其原文，以资评析鉴别。
《阳关雪》（《苦旅》、《碎片》两书均收录）：
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这便是唐人的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4）]
按，阳关在今甘肃敦煌西南古董滩附近，因位于玉门关以南而得名。自汉代始，阳关与玉门关同为往返西域之交通要冲。出玉门关者为北道，出阳关者为南道。阳关距县城仅六里（唐制，下同），玉门关则在一百一十八里之外，因而前者较后者尤繁盛，故后世常称之为“阳关大道”。两宋之后，往来西方者多凭水运，同西域之陆路交通逐渐断绝，其关遂废圯。《汉书·地理志下》载：“敦煌郡……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5）]。《旧唐书·地理志四》载：“敦煌……寿昌。汉龙勒县地，属敦煌郡。县南有龙勒山，后魏改为寿昌县。阳关在县西六里，玉门关在县西北一百一十八里”[（6）]。《新唐书·地里志四》亦有记载，唐人李吉甫所著四十卷本之《元和郡县志》所记尤详。阳关自汉至唐已历一千五百余载，唐时之阳关显然不同于今人余先生所着意描绘的那样荒凉可畏，其人文地理、先民之生息遗踪，从余先生自己的记叙中亦略可窥见一二，如“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些”，“（阳关关隘）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些记叙不是已隐现了古阳关之雄姿，隐现了其左近之盎然生机么？对于如此一个阳关，王维怎会“流露凌厉惊骇之色”呢？王维也并非“温厚到了极点”，他在另一首《送刘司直赴安西》诗中，则大“露惊骇凌厉之色”：“绝域阳关道，胡沙（一作‘胡烟’）与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7）]。试看，称阳关为“绝域”，突出了“沙”“尘”，极言“万里少行人”，外国的苜蓿、骏马、葡萄曾随汉朝使臣进入中土，但若一见阳关就不敢寻求和亲了。阳关竟是如此荒凉可怖！
《渭城曲》，王维原诗题为《送元二赴安西》，晚唐入乐府，以为送别之曲，反复歌唱，称《阳关三叠》，又称《渭城曲》。王维此二诗同为送客赴安西，赴安西则必经阳关，但对阳关或“温厚”或“惊骇”，其志趣情怀显然不同。唐代送客赴安西（赴西蕃、赴西戎者且不计入）大有人在，专以送客赴安西为题的著名诗人就有李白、杜甫、高适、岑参、张九龄、张籍、张说、王建、李端等等，其中有诸多又是一人数首，数量之多，出人意料。诗人们对阳关亦是或“温厚”或“惊骇”，无异于王维。何以如此？这里的关键是阳关属于季节通道，春夏宜于启程，秋冬则少见行人。余先生赴阳关访古适值秋冬，季节不同，景色有异，故而指称“王维温和到了极点”，并推而广之，断言“这便是唐人的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这恐怕是余先生的误解。上述诸诗之外，悲叹“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者有之，惊呼“牵衣顿足栏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者亦有之。前者为高适之《燕歌行》，写开元年间出塞事；后者为杜甫之《兵车行》，状天宝十载前用兵之苦情。这是否属于“洒泪悲叹，执袂劝阻”呢！广见于安史之乱的悲戚愁苦、生离死别姑且不论。
同篇中，余先生描写王维道：“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这就有些象写小说、编剧本的笔法了。当年“友人”是否“已打点好行囊”，王维是否“瞟了一眼”、“微笑着”已很难定其是非，可姑且不论；但有一点余先生却是仅凭想象，推断错了。那就是王维没有“举起了酒壶”。因为在唐代元和（公元806～820年）初年酌酒犹用樽勺舀取，尚未发明酒壶。至少在元和二三年之后才使用注子，注子近似今之酒壶，形若长颈汲瓶。唐人李匡又《资暇集》卷下记其缘起演变甚明：“元和初酌酒犹用樽勺……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
，而盖、嘴、柄皆具。大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曰偏提”[（8）]。至宋代，其形扁长似鳖，称为“酒鳖”（见宋·林洪《山家清事·酒具》）。或称“注子”、“酒注子”（见宋·曾慥《高斋漫录》、宋·王铚《默记》卷上），直至明清。王维（公元701～761年）为盛唐时人，他怎会举起“酒壶”呢！描写王维的这种笔法，在《苦旅》与《碎片》中俯拾皆是，而在传统中华文化著述中则属罕见，但这却构成余先生散文的一大特色。既称之为学术性的“文化散文”，这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寂寞天柱山》（见《苦旅》、《碎片》）：
过了些年，安禄山叛乱，唐玄宗携杨贵妃出逃蜀中，《长恨歌》、《长生殿》所描写过的生生死死大事件发生在历史舞台上，那个时候李白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正躲在天柱山静静地读书。唐代正在漫漫艳情和浩浩狼烟间作艰难的选择，我们的诗人却选择了天柱山。[（9）]
按，安禄山叛乱，李白并没有“躲在天柱山静静地读书”，没有“选择了天柱山”。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反，是年李白五十五岁，暂寓梁园（今河南开封县城东南），携妻宗氏苍促南奔，鲁中一子一女未遑顾及，有《奔亡道中五首》、《赠武十士谔》、《猛虎行》诸诗纪其事。南奔后寓寻阳（今江西九江市）。天宝十五年、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李白五十六岁。春来往于宣城（安徽宣城市）、当涂（江苏芜湖左近）、溧阳（江苏溧阳县西北）之间，有《春于姑熟送赵四流炎方序》、《扶风豪士歌》、《西上莲花山》（《古风》五十九首之十九，莲花山指黄山之莲花峰）诸诗文，寄托了对国事的无限关切与对反贼的刻骨仇恨。秋在余杭，旋经金陵、秋浦至寻阳，隐居庐山。其年冬永王李璘三次遣使聘请，李白遂下山入永王军。宗氏夫人虽劝阻而未从。有《别内赴征》三首纪其事。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李白五十七岁，正月在永王水师中作《永王东巡歌》，二月兵败，系寻阳狱中。后经营救获释，十一月复被定罪，长流夜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李白五十八岁，在长流夜郎途中。有诗答张镐，题云《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余时流夜郎，行至江夏，与张公相去千里，困太府丞王昔使车寄罗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赠余诗，余答以此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五十九岁，二月长流夜郎途中，至巫山遇赦。返舟回江陵有“千里江陵一日还”之作。南游岳阳，适贾至贬岳州司马，同舟泛洞庭，有诗酒唱和。游零陵，遇少年僧人怀素，有诗美其书法。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李白六十岁，春由零陵折返岳阳，旋赴江夏，赋《鹦鹉洲》诗。复往寻阳，作《庐山谣寄卢待御虚舟》。寓居豫章（江西南昌左近）。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李白六十一岁，曾游金陵，往来于宣城、历阳二郡间。李光弼东镇临淮，李白决计从军，行至金陵发病，半途而返，岁暮赴而当涂，就县令李阳冰处养病。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李白六十二岁，仍在当涂养病，暮春曾返石门（今山东曲阜东北），有《下途归石门旧居》纪其事。十一月卒于当涂，去世时作《临终歌》一首。死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通过以上史实的胪列可知，诗人李白同样饱尝战乱之苦，且出于一片报国忧民的赤诚，从永王东讨，却被肃宗定为叛逆大罪，时而系狱，时而长流，他何曾“躲在天柱山静静地读书”？
余先生称：“唐天宝七年，诗人李白只是在江上路过时远远地看了看天柱山，便立即把它选为自己的归宿地：‘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10）]。李白的这首诗的题目是《江上望皖公山》，清代王琦注称：“《太平御览》：‘《汉书·地理志》曰：皖山在潜山，与天柱峰相连，其山三峰鼎峙，叠嶂重峦，拒云概日，登陟无由。’……《江南通志》：‘皖山一名皖公山（上古皖伯始封之地，故名——引者注），在安庆府潜山县，与潜山、天柱山相连，三峰鼎峙，为长淮之捍蔽’”[（11）]。《潜山县志》载：“山之南为皖山，北为潜山，东为天柱山”[（12）]。李白乘舟行于长江，迎面所见无疑应是“皖山”。清·李云麟《天柱刊山记》载：“皖山一名皖岳，又名潜岳，别名霍镇，其实一山，即古副南岳也。正峰名天柱，东峰名飞来，包蕴奇秀……”[（13）]可见古时又常以“皖山”为总称，而“天柱”同“飞来”并举，只是作为一峰之名而已。余先生何以隐去诗题，欲变“皖山”为“天柱山”？其旨意在于让李白适于其行文需要：“中国古代许多大文豪、大诗人都曾希望在天柱山（潜山）安家”[（14）]。这就是所谓“强古人以为己用”，这就有意无意地愚弄了读者。后世虽有“皖山”、“潜山”、“天柱山”三山混称者，但却与当年的李白无干。
《方舆胜览图经》称“李白性喜名山，飘然有物外志”，所到之处，无不心向往之，一望而怦然心动，本就是诗人特有之气质。如，《望九华山赠青阳韦仲堪》诗称：“君为东道主，于此卧云松”[（15）]。《望庐山五老峰》诗称：“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16）]。《游泰山》之一：“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17）]。前二首的“卧云松”、“巢云松”，如同后二首的“弃世”一样，均指择地隐居。诗人却最终选择了另外的归宿地。《新唐书·文艺传·李白》载：“白（李白）晚好黄老……悦谢家青山，欲终焉。及卒，葬东麓。元和末，宣歙观察使范传正祭其冢，禁樵采。访后裔，惟二孙女，嫁为民妻，进止仍有风范。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顷葬东麓，非本意。’传正为改葬”[（18）]。“谢家青山”亦称“谢公山”，一名“青林山”。在今安徽当涂县东南。南朝诗人谢眺曾卜居于此，故冠以“谢”字。孤傲放达的诗人李白，生平最推崇折服的前代诗人即谢眺，仰其人品，慕其诗风，诗史称之为“一生俯首谢宣城”，故“悦谢家青山，欲终焉”。可见将皖山定为天柱山，再将天柱山定为李白的归宿地，主要还是余先生的心愿。
《莫高窟》（见《苦旅》、《碎片》）：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于三危”。可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线，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象，但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哒哒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19）]
按，“舜逐三苗于三危”句，《尚书·舜典》载为“[舜]窜三苗于三危”。余先生既称“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何不以传统的经典为依据，偏取不足为凭的“神话”《山海经》呢？况且，这“三危山”究竟在何处，迄无定说。一说在云南，一说在四川，一说在甘肃岷山之西南，另说在甘肃敦煌西南，即余先生所说“莫高窟对面”。何谓“逐三苗”、“窜三苗”？“逐”“窜”，经史学家通常释为驱赶、流放。传说中的舜帝宽厚、仁慈，废止肉刑（见《尚书·益稷》、《荀子·正论》），而且被驱赶、流放者只三苗之首领一人而已。古以民族总名借称其首领为通例，习以为常。余先生释“逐”为“打”、“战斗”，则甚牵强，若断言“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则近乎荒唐了！
另传，上古曾有征讨三苗族之战斗。《六韬》佚文称：“尧与有苗（即三苗——笔者注）战于丹水（尧子丹朱放逐之地——笔者注）”[（20）]。《吕氏春秋·召类篇》亦称：“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21）]。苗、蛮，一声之转，服南蛮即战有苗也。《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在赤水（即丹水——笔者注）东。”晋人郭璞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22）]。可知这场战斗发生在“丹水之浦”。浦，水边也。丹水源于陕西，流入湖北之汉水。史家据三苗“叛入南海”推断，这场战斗当发生在今湖北一带，而并非甘肃之敦煌或其他什么地方。这场战斗中，因丹朱同三苗勾结，亦被杀。故《庄子·盗跖篇》称“尧杀长子”，“尧不慈”，这又反正了舜之仁慈，并非舜发动的这场战争。舜只是在战争结束后，放逐了其首领而已。
《苏东坡突围》篇（见《碎片》）：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中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23）]。
按，“乌台诗狱”史籍中通常称为“乌台诗案”。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屡遭贬谪，赋诗讥讽，而下御史台问罪。所谓“诗案”，即苏轼亲笔供词。凡有涂改，则押字于下，加钤台印，以示其真。御史台别称“乌台”，专司弹劾纠察违法官吏，苏诗立案其中，故有此称。靖康丁未岁（公元1127年），台吏曾随驾挈真案至维扬，南渡后几经辗转，由朋九万刊行于世，轰动一时，作为一宗讼案，苏轼当然应属无罪，但却并非“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亦不可轻率地认定“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这毕竟与清代的文字狱及当代知识分子遭逢的那场灾难不同，因为苏诗确实“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岂止是“流露”，苏轼讥讽时政、讥讽新法的诗作犀利而直白，俯拾皆是，涉及了刑法、盐法、助役法、青苗法，乃至朝廷取士用人之大政国策等各个领域。今仍以余先生引以为典型的“道旁苦李”、“小人”、“吴儿生长狎涛渊”等词句为例，迻录原诗，诗后附以苏轼自己的解释，以供评析。
《依黄庭坚韵答和古风》：
“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隐回廊。兹时不少假，俯仰霜叶黄。期君看蟠桃，此日终一尝。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旁。纷纷不足惜，悄悄徒自伤。”苏轼自解：“意言君子小人，进退有时，如夏月蚊
纵横，至秋自息，比庭坚俟蟠桃进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诗》：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苏轼自解：“以讥当今进用之人皆小人也。”
《杭州观潮诗》：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忘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苏轼自解：“盖言弄潮之人，贪官中利物，致期间有溺死者，故朝旨禁断。轼谓主上好兴水利，不知利少而害多。‘东海’二句，言此事必不可成，讽朝廷水利之难也”[（24）]。仅录以上诗文，似嫌不足，兹再列举两诗，冀见一斑。
《游孤山诗》：
“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棰环呻呼。”苏解：“言朝廷新法行后，公事鞭棰之多也。”又曰：“追胥保伍罪及孥，百日愁叹一日娱。”苏解：“言盐法收坐同保，妻子移乡，法太急也。”
《山村诗》：
“杖藜晨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乎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苏解：“言百姓虽得青苗钱，立便于城中浮费使却；又言乡村之人，一年两度夏秋税，又数度清纳和预买钱，今更添青苗、助役钱，因此庄家子弟多在城中，不著次第，但学得城中语音而已；以讽青苗、助役不便也”[（25）]。
这些诗句与苏轼的自解，同其前年反对变法，上书神宗皇帝的奏章一脉相承，只是涉猎更广泛，语词更激愤而已。可见苏轼早有“前科”，白纸黑字，岂容置辩？足证乌台立案之供词，并非“莫须有”或他人“上纲上线”所致。关于“乌台诗案”，苏轼尚在朝时即已结案，了然无疑。后世史家之评说，则更为客观、冷峻。清人姚莹（姚氏于雅片战争时曾重创英军，但却被群小谗以“冒功行骗”，而鎯铛入狱）在期所著《康輶纪行》卷十《东坡自解讽刺诗》中称：“东坡‘乌台诗案’，自说诗文，最为明白”[（26）]。今录其《东坡讽刺不同谤讪》文，借以见史家之态度：
坡公在乌台，初不肯延累众人。王晋卿先以往还诗文陈出，李定等又执诗册苦诘之，公遂畅所欲言，欲悉以上闻，冀神宗之有感悟也。莹（姚莹）尝论人臣事君，固当称美而不称恶，乃作为诗歌，昌言讥讽朝廷之失，可乎？曰：讥讽可也，谤讪则不可。[（27）]
余先生援引所谓“乌台诗狱”，勿视史实，极力轻描淡写，不论是有意回避，还是不求甚解，其旨意却十分明白，即唤起今人之同情与共鸣，证明苏轼是不幸的，中国的文化名人是不幸的。作为一名负责的严肃的学者，还是应源源本本，揭橥史实，读者凭借真实的史实，作出真切的判断，唯此方可裨益今人，启迪后世。就真实的史实而言，苏轼还是不幸中的大幸。试看，苏轼不是还可以讥讽时政，而终属无罪么？清代不是仅凭联想演绎，望风捕影即可钳枷加身、乃至满门抄斩么？比之于李唐之世，讥讽之作朝野遍见，习以为常，无以为罪，苏轼又显得十分不幸！
传说尧舜之世曾设谏鼓谤木，闻鼓以招谏者，树木以供书写建议，或有泄忿改汗者，亦不追究；周代则立采风之制，广求异语怨辞，以资借鉴；至赢秦而公然焚书坑儒，举世震骇……此后，历朝统治者为巩固政权计，可以汲取前代之经验教训，实行开明政治；亦可以不顾前鉴，变本加厉。遭逢不幸者，岂止是文化名人而已！纵观我国的文化史、誉论史，似乎可以掂出“乌台诗案”的份量了！
另，标题作《苏东坡突围》，但通篇看不出苏东坡在如何“突围”，苏轼面对的是整个朝廷、整个官府，他处处被动，遭弹劾是被动，辩解是被动，开释是被动，放逐也是被动。若说是突破了“群小”的包围，这就有些荒唐了，因为事实上苏轼并没有突破，也没有可能突破，“群小”安然如故！况且，这“群小”中多有“人云亦云”，即所谓“不明真象”者，这是古今如一的，在“理想世界”到来之前，大约任何人皆难突破这种包围！如果说苏轼突破了旧我，突破了自我的包围圈，由原来的真率走向后来的成熟，这就近乎笑谈了。若果真如此，则应改题《苏轼突围》，因苏轼以黄州团练副使的身份赴其地。“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见《宋史·苏轼传》）。
《苦旅·自序》曰：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捎捎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28）]
余先生非常机敏非常尖锐地向学术界提出质疑，这种质疑与提出这种质疑的学者，在我国悠悠数千载的传统文化史中可称罕见！答案是什么？余先生没有直白地告诉读者。
同篇下文曰：
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29）]
余先生的“文化散文”很少说教，很少直白地下结论，可谓手笔不凡。这段文字亦十分精彩，只用两个长长的反问句，结论却明明白白地蕴于其中了。余先生告诉读者，“精神”、“深邃”、“学识”的探索不可太苦，人类总要追求感官享乐，千万莫要妨碍“体魄”、“青春”、“游戏”的正常存在！这就是余先生“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无庸置疑，那些“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的学者，是愚蠢的，不足效法的，因为他们太苦，太不合算，付出的太多。但这样的学者却史不绝书，与人类共存，虽“生命枯萎”，乃至“凋谢”，兀自不悔，这就是所谓“人生观”、“苦乐观”不同吧！
余先生为人十分聪明，但以如此的态度做学问，终究难以扎实。上述两书中所涉历史文化之谬误在在可见，有些则应属常识性错误，如，明代中叶始出现的线装书，余先生误为宋代，又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视为金、石、竹、帛、纸张等物态转体的转换等等，不一而足。余先生以如此的态度做学问，怎会有丰厚的收获，怎能不自误而误人？这种做学问的态度，又怎可向人推荐？
以这样的态度做学问，“人文山水”常常失去本貌，希望“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往往步入误区。余先生称“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地一声奔泻而出”，这“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是很难得的，那些“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的学者恐怕没有这种“悟性”，缺乏这种才子气和自信心，因为他们要审慎地查鬒文献，或者要拙笨地进行田野考古。余先生自然应属于那“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了，所“站”之处，必有华章问世。古老华夏“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在余先生信笔挥洒中，早已“哗地一场奔泻而出”。可惜这种“奔泻而出”的“文化内涵”，常常是才子式的浮想，并不那么可靠。
余先生在《碎片·题叙》中称：“我的那些被人们称之为‘文化散文’的文章陆续出版、发表后，受到读者厚爱的程度让我惊诧万分。仅《文化苦旅》这本书台湾一年内就重印了十一次，大陆的发行量当然还要大得多……这件事本身就具有思考价值，让我们进一步探测今天普通读者群的需求，探测一个当代文化人能锲入世俗社会的程度”[（30）]。读者对《苦旅》如此厚爱，令每一“当代文化人”皆大受鼓舞。是的，“这件事本身就具有思考价值”。《苦旅》之魅力何在？大约在于作者对于华夏文化作了生动形象的铺陈、张扬，在于作者对于古老民族的往昔和未来进行了深沉的思索，倾注了自己厚重的感情，唤起了亿万读者的思索与共鸣。通过“《苦旅》现象”，可以窥见亿万炎黄子孙对于华夏文明、对于伟大祖国以及自身归宿的殷殷关注。
作为“上海高教精英”、“国家级专家”的“文化散文”，其特色好象在于“文化”，但这“文化”的失误程度令人惊讶；未料亿万读者却欣然接受了，而且是如此热烈，这件事本身也“具有思考价值”，大陆姑且不说，海峡对岸尤令人迷茫。据称，对岸颇重传统文化，一些人誉之为华夏文化之正宗，未料一部如此之《苦旅》，竟在一年内“重印了十一次”，彼岸影响广远的《中国时报》的记者小姐竞追踪采访，夜半更深，拨响电话，与作者隔海长谈（见《苏东坡突围》），谈《苦旅》，谈中国文化，谈苏东坡，谈前后《赤壁赋》……这是何样的殷切，何样的激情呵！我想，记者小姐的本愿衷肠，亦当源于对华夏文化的无限痴迷！这种追踪采访，这种无限痴迷，尤胜大陆一筹。至于《苦旅》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文化，他们似乎并不介意，这就不能不令人费解了！
A Great Success in Seriousness and Absurdness
Dong Fangsheng[*]
Abstract In his prose works “A Bitter Journey of Culture”and“Pieces of Civilization”,Prof.Yu Qiuyu tried to record and comment on the deep and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 rather than describe the daily life and personal feelings as many other writers do.Therefore his writings are called by some people as“cultural prose”.Prof.Yu is undoubtedly successful in tracing back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making it known,arousing the meditation and common sympathy of the readers on both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However,with full and accurate historical facts and information,the writer of this paper is convinced that Prof.Yuhas no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is academically indiscreet.In hie books,some terrible and surprising mistakes can be found based on assumption rather than facts.For example,the neighbourhood of Mogao Grottoes was taken as tne battlefield of fighting away the “Sanmiao”nationalities and Ehuang and Niuying as the two daughters of Emperor Shun.Prof.Yu named his writings on landscape as"humanized landscape" rather than natural landscape.The writer of this paper,however,would call them as"sholar landscape"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numanities or nature.The main point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Ehuangwas not the daughter of Emperor Shun;the flagon did not come into existence in Tang Dynasty;Li Bai had never been in Mt.Tianzhu for shelter from the war;Su Shi had never been encircled in Huangzhou and thus no breakthrough happened;and Prof.Yu’s humanized landscape is actually a scholar landscape.
Keywords Yu Qiuyu,A Bitter Journey of Culture,Pieces of Civilization,historical facts assumption,humanized landscape,scholar landscape
（Classical Books Research Institute,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2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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