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学世家的基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世家论文,基本特征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6）01—0218—06
文学世家是明清文坛上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在明清以前，一门风雅，代有才人的现象已数见诸史籍。清人沈德潜在《吴江沈氏诗集录序》谈到一门数人或数代“俱以诗名于时”① 的情况时，就例举出曹操父子、陆机兄弟、唐之五窦、宋之四韩等。但此类情况在明以前还未普遍。迨至明清，特别是在人文环境优越的江浙等地区的世家大族中，一门风雅，渐成气候，其中一些世家大族诗书之泽不衰，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学世家。譬如：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所列嘉兴地区91个世家大族，家世平均为8代，最长者达21代之久， 其中可称为文学世家的不在少数；还有袁景星、刘长华《崇川书香录》中著录的书香门第在三世以上者，仅崇川一地就数以百计；类似镇江戴氏“世传儒雅，代有闻人”②、陆氏“文藻词章之富……历世九传，阅年数百”③ 这样的文学世家，更是不胜枚举。这些表明：文学世家是明清文坛上较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学现象。但是今人对其基本特征的认识与研究却较为欠缺，诸如文学世家形成的规律、文学世家的家族文化意味、文学世家中的女性文学创作、文学世家在文坛上扮演的重要角色等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这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文化特色的深层认识，并成为解析中国古代文学的别一途径。
在明清江浙等地众多的文学世家中，吴江沈氏文学世家从明弘治（1488—1505）至隆庆（1567—1572）间形成，一直延续到清光绪（1875—1908）初年，历400 年，有文学家12代139人，其中女性作家23人，著述上百种， 并编有家族诗集《吴江沈氏诗集录》。与沈氏同邑的叶氏世家，亦多文士才女，其在文学上始自叶绅一辈，至其五世孙叶绍袁、六世孙叶燮两代达到鼎盛。叶绍袁文才卓著，其妻沈宜修、子叶燮、女叶小纨、叶小鸾等亦能诗文。崇祯时，叶氏刊刻家族文集《午梦堂集》，收入著述12种。吴江沈氏、叶氏两大文学世家无疑成为明清文学世家中的佼佼者，作为个案它们是颇有代表性的。故本文将以沈、叶两大文学世家为主要实证个案，对明清文学世家的基本特征等问题进行探讨。
文化积累和文学传承是文学世家形成的基本规律
文学世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形成自有多种原因。首先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明清时的江浙地区之所以“无论都邑乡里，大率皆有世家名族”④，其主要原因之一也在于这里“列肆繁盛，百货皆备”⑤。这里的经济优势推动了整个地区的文化发展，因为文化形态取决于社会的经济状况。其次是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即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一种书香传家的文化传统，就像罗惇衍等在《崇川书香录序》和《崇川书香录凡例》中说的“矧士君子……皓首穷经，其贻厥子孙者，不在科名之显达，而在书香之绵延”，“其传之益久者，五世十世，多多益善”。但最主要的成因是与以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基本结构有直接关联，也就是说文学世家的形成是与一个家族的历史相关联的，往往历经一个家族中几代人的文化积累和文学传承。这也是文学世家的形成过程与文学流派根本不同之所在。
文化积累是文学世家形成过程中的第一阶段。以吴江沈氏文学世家为例，它从一般的耕读之家发展成为明清著名的文学世家，首先经历了一个文化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由乡村而城市，第二步是由读书而科举。吴江沈氏是元末由浙江乌程移居吴江的。始祖沈文与其子沈浩、沈源两代，皆为布衣百姓。至第三代沈敬，家族的处境开始发生变化。据《吴江沈氏家传》（以下简称《家传》）记载，沈敬“以勤俭理家，家日饶吴江，故质城中人”⑥。他的努力完成了这个家族由乡村而城市的转变，这对于这个家族未来的发展意义深远。沈氏家族在文化积累上的第二步即“由读书而科举”，始自第四代沈簨。沈簨是沈敬的第三子，《家传》中说沈簨“始业儒，每试辄在高等，成化戊子岁贡。虽不得一第以仕以终，而自此以来沈氏为诗书礼让之族矣”⑦。这之后，沈簨侄孙沈汉于正德十六年（1521）中进士。官至户科给事中，隆庆间追赠中顺大夫太常寺少卿。沈汉子嘉猷、嘉谟、嘉谋，皆有读书入仕的经历；其孙沈位隆庆二年（1568）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从沈簨至沈位五代，吴江沈氏先后有两人中进士，一人中举人，数人为官，最终使家族由一般耕读之家成为一方望族。在吴江沈氏成为世家大族的第一步即由乡村而城市的过程中，经济的因素起了不小的作用。但在这里，经济积累并没有停留在经济的层面，所谓“家日饶吴江，故质城中人”的结果是这个家族中有了“始业儒”的一代，经济积累最终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积累的形式存在的。沈氏依靠文化积累成为世家大族，这也是中国封建时代很多家族成为名门望族所走过的路，其情形大致如清代小说《醉醒石》中所言：“大凡大家，出于祖父，以这支笔取功名。子孙承他的这些荫籍，高堂大厦，衣轻食肥，美姬媚妾，这样的十之七。”⑧ 这虽是小说家言，但也是以社会实情为依据的。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所列嘉兴地区91个世家大族，大都由读书取仕起家，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世家大族并不一定就是文学世家。一个世家大族要成为文学世家还必须在文学上代有其人，也就是在通过文化积累成为世家大族的同时，还需要有文学上的传承，这是文学世家形成的第二个阶段。这种传承是一个家族中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个体对文学活动的积极参与。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的情况正是如此。在藉科举成为世家大族的同时，沈氏在文学上也不乏其人，从沈簨至沈位五代共有文学家10人。这种在文学上生生不息的态势，使沈氏世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世家。此后，这个家族在文学上生生不息的态势依旧不减。沈位之后的沈氏世家第八代有文学家10人，第九代有文学家28人，第十代有文学家33人，第十一代有文学家28人，第十二代有文学家16人，第十三代有文学家8人，第十四代有文学家5人。这一代代众多的作家个体对文学的情有独钟，不断地续写出这个家族在文学上的辉煌，为其在当时文坛上赢得了很高声誉，论者赞云：“风雅之盛，萃于一家，海内所希有也。”⑨
从沈氏世家成为文学世家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文学世家形成的基本规律，这就是文学世家的形成要经过一个家族较长的文化积累和文学传承，非一两代所能完成。正如明人文征明所说：“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⑩这个积累和传承的过程是以整个家族为依托的。明清文学世家形成的基本规律，既揭示出其与文学流派的不同，也表明其与中古时期有着士族门阀背景的文学世家明显有别。
文学世家的创作活动具有一定的家族文化意味
文学世家在创作活动上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些家族文化意味。这种家族文化意味，并不是指某一作家个体在创作上所反映的家族文化内容。当我们把文学世家作为一个作家群体来认识的时候，这种家族文化意味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文学活动中的家族群体参与。如吴江叶氏文学世家，其自家编辑的文集，既有叶绍袁的《午梦堂集》，内收作品集12种，又有叶燮的《午梦堂诗抄》，内收作品集4种。又如吴江赵氏文学世家， 其家族文集《吴江赵氏诗存》也是经多位赵氏文人之手编辑完成的。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的情况更具典型性。这一家族作家在明末至清乾隆间编著刊刻的《沈氏诗录》（全称《吴江沈氏诗集录》）、《南词新谱》（全称《重定南九宫词谱》）等典籍，是这个家族具有标志性的文化工程。这两部典籍并不完全是某一位沈氏作家的个人行为，在编著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家族群体参与的特点，明显具有家族文化的意味。
先说《沈氏诗录》。《沈氏诗录》是沈氏家族一门近百位诗人的作品选集。这部诗选首次刊刻于乾隆五年（1740），编辑者是沈祖禹和沈彤。但严格说，此二人只是这部诗集的最后编定者，因为这部沈氏家族诗集并非成于一时，而是经过了沈氏世家几代文人之手才完成的。据沈祖禹《吴江沈氏诗集录序》记载，《沈氏诗录》的最初编辑者是沈永隆、沈永群和沈始树。沈永隆和沈永群均为沈氏十一世孙。沈始树为沈氏十二世孙。沈祖禹是沈永群孙，沈彤是沈始树子，二人同为沈氏十三世孙。另据《沈氏诗录》卷三、卷八题记，沈氏十三世孙沈廷光和沈炯也参与了校阅工作。由此算来，这部诗集的编辑凝聚了沈氏三代7位作家的心血。《沈氏诗录》的初辑者沈永隆卒于清康熙六年（1667），这说明《沈氏诗录》的编辑最晚在此前已开始，至乾隆五年“三稿而整齐之”，并由“诸族人相与资而刻之”（沈祖禹《吴江沈氏诗集录序》），前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七十余年。迨至同治六年（1867），沈氏第十七世孙沈桂芬有感于原刻板在战乱中丧失，便重新校刻了《沈氏诗录》。这就意味着沈氏家族文人对这一文化典籍的群体参与一直延续了200年。
较之《沈氏诗录》，《南词新谱》这一文化典籍的家族文化意味更为突出。首先，参与者阵容庞大。全书26卷，据卷下题记，卷卷都有沈氏家族文人参与校阅。这些沈氏家族参与者，与沈自晋同辈的有沈自继等8人， 属于沈自晋子侄辈的有沈祈等21人，属于沈自晋孙辈的有沈世懋等4人，总共33位， 占已知沈氏文学世家这三代作家69人（女作家除外）的半数左右。其次，参与的工作至关重要。沈氏家族文人除作为一般校阅者外，在编写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沈自南作有《重定南九宫新谱序》、沈自继作有《重辑南九宫十三调词谱述》、沈自友作有《鞠通生小传》、沈永隆作有《南词新谱后序》。这些序文（传记）或“聊述所由以志谱刻缘艰”(11)，或记沈自晋生平，皆为《南词新谱》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沈自继还是编著曲谱的倡导者之一。沈自晋《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记》记云：“因忆乙酉春，予承子犹委托，而从弟君善实怂恿焉……。”(12) 由此可知，沈自继、沈自南等人在这一文化工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二是作者主观上的一种家族意识。如沈自晋在《南词新谱》中著录作家作品时，明显有意突出沈氏作家的家族血缘关系，其曲谱卷首《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记云：“沈西来《望湖亭》：自晋字伯明，一字长康，别号鞠通生。词隐先生从子。”“《沈治佐散曲》：名永隆，伯明子。”“《沈君善散曲》：名自继，别号碍影生。词隐先生从弟。”“《沈巢逸散曲》：讳珂，字祥止。词隐先生从弟。”“《沈曼君散曲》：名静专。伯英季女。”“《沈方思散曲》：名永启，号旋轮。君善子。”“《沈圣勷散曲》：名昌。拱辰子。”“《沈子勺散曲》：讳瓒，号定庵。词隐先生仲弟。”“《沈旃美散曲》：名世楙，号初授。伯明侄孙。”“《沈幽芳散曲》：名蕙端。沈巢逸孙女，伯明侄。”“《沈建芳散曲》：名永馨，别号篆水。词隐先生侄孙。”“《沈一指散曲》：名永令，一字文人。若宇子。”“《沈龙媒散曲》：名辛楙。伯明侄孙。”“《沈云襄散曲》：名永瑞。伯明侄。”“《沈长文散曲》：名绣裳，一字素先。词隐先生孙。”“《沈君庸散曲》：名自征。词隐先生从子。”“《丽乌媒》：传奇，未刻稿。沈友声作，名永乔。伯明侄。”这种对沈氏作家的家族血缘关系的突出，自然而然地赋予这部曲著一些家族文化的意味。
三是家学传承及其所表现出的一种文化指向(13)。如《南词全谱》作为明清时期重要的曲学理论，由沈璟完成，并经沈自晋发扬光大增定为《南词新谱》，被公认为沈氏的家学。从《南词全谱》、《南词新谱》再到沈时栋的《古今词选》及其词学，沈氏家学的传承前后有两百余年，并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文化指向，即由曲学理论扩展到戏曲创作方面。自沈璟以来，沈氏家族中有戏剧家7位，有散曲家17位，一门之内有如此多的作家钟情戏曲，绝非偶然，这与其家学传承是密切相关的。故尤侗《古今词选序》论沈时栋云：“松陵沈子焦音（时栋）工于诗古文词，而于长短句尤号专家……今焦音烂漫天才，渊源家学。”(14)
以上所言的三个方面，特别是“作者主观上的一种家族意识”和“家学传承及其所表现出的一种文化指向”，完全可以视为一种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使文学世家在创作活动上的家族文化意味具有了与文学流派明显不同的文化意涵。
女性文学创作成为文学世家的亮点之一
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文学流派都是由活动在社会上的男性作家组成的，女性作家基本上独立于任何一个文学流派之外。而在文学世家中情况则有所不同，女性文学创作是一个重要的存在，这说明托起女性文学创作的是家族的文学（文化）氛围。换言之，在中国封建社会，较之男性作家，女性作家背后的家族文化因素起着更为明显的作用，正如清人袁枚所说：“闺秀能文，终竟出于大家。”(15) 女性文学创作既是文学世家在文学上的亮点之一，也是明清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明清文学史上，女性文学创作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态势。譬如《列朝诗集》所记“王氏凤娴”：
华亭张孺人王氏，名凤娴。女引元，字文殊；引庆，字媚珠；皆工翰藻。母子自相唱。有《焚余草》、《双燕遗音》行于世。(16)
又如同书所记“黄恭人沈氏”：
沈氏，名纫兰，字闲靓。嘉兴人。参政黄承昊之妻。其诗有《效颦集》。仲女双蕙，字柔嘉……有诗云……参政从妹叔德，字柔卿……皆有集传世。(17)
这种情况在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中也多有记载：
杭州汪秋御夫人程慰良，《咏秧针》云：‘陌旁柳线穿难定，水面罗文刺不禁。’可谓巧而不纤。……有二女，皆能诗。(18)
近今夫妇能诗者，《新话》中已载数人。兹又得孙子潇妻席佩兰字韵芬者……。(19)
再看吴江沈、叶两大文学世家。据笔者统计，吴江沈氏文学世家中可考知的女作家有23位，共著有诗文词曲集24种。《吴江沈氏诗集录》收录有沈氏21位女诗人的作品。吴江叶氏一门11位作家，有女作家5人，即沈宜修、叶纨纨、叶小纨、 叶小鸾、叶小繁，占了近半数；其中沈宜修、叶小纨两人因沈、叶联姻，既属于沈家也属于叶家。叶氏《午梦堂集》12种，其中5种都出自她们之手。由此可知， 女性文学创作在文学世家的文学创作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这些女性作家对文学创作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痴迷。譬如：沈自征妻张倩倩“自工诗词”(20) （沈宜修《表妹张倩倩传》）；沈媛“好吟咏”(21)；沈宪英“所著甚富，饶有家风”(22)；沈华蔓“幼而能诗”(23)；沈蕙端“能诗词，尤精曲律”(24)；沈树荣“承母教，工诗词”(25)；沈咏梅“读书外无他嗜好。性好梅，当花时，辄与（夫）杏村联吟，一夕各得诗三十余首，时传为佳话”(26)；沈重熙妻金法筵，“纺绩之余，辄事吟咏”(27)。正是同一家族中诸多女性个体对文学的执著，为整个家族在女性文学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沈氏文学世家中的女性文学代表人物是诗人沈静专和戏剧家叶小纨。沈静专，字曼君，其父沈璟“尝称其才类眉山长公”(28)。《松陵女子诗征》称其诗“葱菁郁蔚，居然风雅，其字句局法非闺中人所知”(29)。更属难得的是她为自己的诗集《适适草》所作的序(30)，实为一篇诗论。她在序文中阐述了关于诗歌创作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主张自然，反对雕琢，云：“窃以诗之为道，不劳而获者，虽曰浅率，似有性存。而雕琢愈工，则形神俱困，欲适反劳矣。昔人云：风行水上，自成至文。”二是主张自适，抒写性情，云：“东坡言诗以无意为佳。则吾辈旨浆是任，笔墨之业，固非望于闺阁，又焉敢作绮语以落驴胎马腹。……缘景绘心，借情入事，殊有萧然自适之趣。”这些同晚明公安诸家的观点颇有相通之处。闺秀能诗，自古有之，但有诗论传世的则如凤毛麟角。叶小纨，字蕙绸。沈璟之孙媳，以《鸳鸯梦》杂剧知名。沈自征为《鸳鸯梦》作序有云：“词曲盛于元，未闻擅能闺秀者。蕙绸出其俊才，补从来闺秀所未有。”并谓“其俊语韵脚，不让酸斋、梦符诸君”(31)。在叶小纨之前，虽有金陵女妓马湘兰写过传奇《三生传》，但作品不传，故《鸳鸯梦》的创作使叶小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有剧作传世的女戏剧家。
叶氏文学世家中女性文学创作的代表是沈宜修。关于她的文学成就及影响，拙文《文学世家的联姻与文学的发展》(32) 已有论及，此处从略。沈宜修不仅能诗，而且还编辑了同时代女诗人的作品选集《伊人思》。她在诗集的自序中说：“世选名媛诗文多矣，大多习于沿古，未广罗今。太史公传管晏云：‘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佚事。’余窃仿斯意。”(33) 语意中颇有论古说今，自成一家的气派。故今有论者称她编辑《伊人思》“俨然成为吴江诗坛的妇女中心”(34)。沈、叶两大文学世家的女性文学创作，在当时是颇受关注的。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载录沈宜修、李玉照、沈宪英、沈华鬘、沈媛、沈智瑶、沈倩君、张倩倩等八人，朱彝尊《明诗综》载录沈宜修、张倩倩二人，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论者也给予她们极高的评价。如叶绍袁就曾称赞吴江沈氏“一门之内，同时闺秀遂有十八，可谓盛矣”(35)。尤侗在论吴江沈氏世家时也说：“若吴江沈氏，固词人之渊薮也。词隐开疆，鞠通继之……乃至香闺彤管亦题黄绢幼妇，何吴江之多才也。”(36)叶恒椿在《午梦堂集序》中说：“集之清词丽句，神采欲仙，久为当代所推。”(37) 这些主要是就文集中的几位女作家的诗文而言。著名诗论家陈廷焯对叶绍袁第三女叶小鸾尤为称道，谓其“词笔哀艳，不减朱淑真，求诸明代作家，尤不易觏也”(38)。这些著名文学家的评价表明，女性文学创作被公认为沈、叶文学世家的文学亮点之一。
文学世家在明清文坛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明清文学世家在文坛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主要表现为一个文学世家在理论或创作上某一（几）方面的优势，既是对文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也往往成为某种文学样式在时期内的代表。吴江沈氏、叶氏家族就属于这样的文学世家。
吴江沈氏文学世家在明清文坛上享有盛誉。朱彝尊称其“门才之盛，甲于平江，而子姓继之，文采风流，代各有集”(39)。尤侗在《古今词选序》中赞云：
沈氏之以风雅著者，如虹台（沈位）、宏所（沈珣）两先生有《柔生斋》、《净华庵》二稿，词隐（沈璟）、鞠通（沈自晋）两先生有先后订正《南词九宫谱》，嗣是而君善（沈自继）、君庸（沈自征）、君晦（沈自炳）、君服（沈自然）诸子各极一时之盛，乃至掐粉搓酥之辈亦擅偷声减字之能，如《午梦堂集》（沈宜修等著）、《闲居词》（沈友琴著）、《空翠轩词》（沈御月著），皆其尤者也。于是而吴兴骚雅遂已领袖江南矣。(40)
尤侗在这段话里提到的沈氏家族文人，既有古文家、诗人、词人，也有戏曲家；既有男性作家，也有女性作家。这说明他所说的“吴兴骚雅，遂已领袖江南”一句，并非针对某一人，而是对这个家族整体在明清文坛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概括。朱彝尊和尤侗是清初文坛上的代表人物，他们对吴江沈氏的称誉理应不是一人一时之见，可以视为文坛上一些名家的共识。
吴江沈氏文学世家在当时文坛上扮演的“领袖江南”的角色，主要集中体现在戏曲方面，其在戏曲理论和创作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对戏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并成为戏曲文学在一定时期内的代表。
首先是沈璟（自号词隐生）在万历三十年（1602 ）前后著成的《南曲全谱》一书，为新传奇构建了较完备的格律体系，被戏曲家奉为圭臬。沈璟被公认为“词坛盟主”(41)，并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戏曲流派——“吴江派”。晚明著名戏曲理论家王骥德说：“今之词家，吴郡词隐先生实称指南。”(42) 吕天成则说：“沈光禄……运斤成风，乐府之石匠，游刃余地，词坛之庖丁。此道赖以中兴，吾党甘为北面。”(43) 张琦也说：“至沈宁庵究心精微，羽翼谱法，后学之南车也。”(44) 徐复祚亦谓：“至其所著《南曲全谱》、《唱曲当知》，订世人沿袭之非，铲俗师扭捏之腔，令作曲者知其所向往，皎然词林指南车也。”(45) 沈璟在曲坛上的盟主地位，使他的曲学对明后期的戏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沈璟之后，沈氏戏曲家执曲坛牛耳者是沈璟从侄沈自晋。《沈氏家传·西来公（自晋）传》曾转引当时曲家的话，谓沈自晋“尝随其从伯词隐先生为东山之游，一时海内词家如范香令、卜大荒、袁幔亭、冯犹龙诸君子群相推服。卜与袁为作传奇序，冯所选《太霞新奏》推为压卷。范有‘新推袁、沈擅词场’及‘幸有钟期沈、袁在’之句，其心折何如”(46)。
沈璟去世约四十年后，沈自晋面对戏曲发展的新局面，主持修订沈璟的《南词全谱》，著成《南词新谱》，这受到了众多戏曲家的关注。据《南词新谱·参阅姓氏》记载，列名“参阅姓氏”的竟有95位文学家之多，其中，江浙地区的戏曲家有20余位。他们是：卜世臣、冯梦龙、吴伟业、宋存标、陆世廉、杨弘、袁于令、毛奇龄、卜不矜、尤侗、黄家舒、孟称舜、叶奕包、李玉、尤本钦、吴溢、李渔、蒋麟征、朱英、叶时章、范彤弧、冯焴。明末清初戏曲名家几乎悉数在内，足可见沈璟、沈自晋所代表的吴江沈氏在曲坛上的地位与声望。
在戏曲理论之外，沈氏文学世家先后有沈璟、沈自晋、沈永令三代共8位戏曲家，还有沈自普等十几位散曲家，一门之内，曲家辈出，此也足以领袖江南曲坛。清初著名戏曲家毛奇龄所谓“词隐、鞠通，素推南词宗匠；君庸（沈自征）《渔阳三弄》，尤为北词绝伦”(47)，可谓对沈氏文学世家在戏曲方面“领袖江南”的准确诠释。
吴江叶氏文学世家，与沈氏相比，可谓各有千秋。沈氏以曲学称雄，叶氏则以诗知名，其影响也在此。著名诗论家沈德潜《午梦堂集八种序》曾明确言之：
吴江之擅诗文者固多，而莫盛于叶氏。其最著者，如虞部、廷尉、横山（叶燮）、莱亭诸先生。……师门群从类长吟咏，虽闺阁中亦工风雅，郡志所载《午梦堂集》，妇姑姊妹，更唱迭和，久脍炙人口。……而横山家学之不坠……(48)
沈德潜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叶燮和叶氏的《午梦堂集》，可知叶氏在文学上的优势之所在。叶燮所著诗论《原诗》，追本寻源，推尊儒雅，多有创新观点，是清代诗学的重要收获，影响及于有清一代诗坛。叶氏在诗学上的优势为清初诗歌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一门之中女性文学创作，亦为明清女性文学史中极绚丽的一页。吴江沈氏文学世家在戏曲方面所扮演的“领袖江南”的角色，是任何一个文学流派都不能替代的。所谓“吴兴骚雅，领袖江南”，这可不是个一般的角色，至少可以理解为沈氏文学世家在一定时期内担当了文坛的主角，以沈璟、沈自晋为核心的沈氏两代曲家在一定时期内明显影响了戏曲的发展。陈寅恪先生曾说：“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49) 文学亦如此，因为，从根本上说，文化的背景是社会的形态。家族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基础，所以，像沈氏世家这样文学含量极高的家族，在文学的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是理之必然。
总而言之，文学世家作为明清文坛上较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学现象，是当时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著名的文学世家对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在文坛上扮演的角色并不亚于那些以文学名家为核心的文学流派。
收稿日期：2005—11—16
注释：
①(23)(24)(27) 沈祖禹：《吴江沈氏诗集录》，清乾隆五年刻本，卷首、卷十二、卷十二、卷十一。
② 戴燮元：《瑞芝山房诗钞》，清光绪元年刻本。
③ 英翰：《陆氏传家集序》，陆乃谱《陆氏传家集》，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④ 金武祥：《新阳赵氏清芬录序》，赵诒坤《新阳赵氏清芬录》，民国刻本。
⑤ 屠胤：《平望县志序》，翁广平《平望志》，清光绪刻本。
⑥⑦(46) 沈始树：《吴江沈氏家传》，《钝庵公传》、《廷仪公传》、《西来公传》，清同治重刻本。
⑧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10页。
⑨(26) 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清乾隆刻本，卷一、卷二。
⑩ 文征明：《相城沈氏保堂记》，《文征明集》卷十八，清刻本。
(11)(12) 沈自晋：《南词新谱》，1936年北京大学出版组影印清刻本。
(13) 李真瑜：《沈氏文学世家的家学传承及其文化指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4)(40) 沈时栋：《古今词选》，清康熙五十五年刻本。
(15)(18)(19) 袁枚：《随园诗话》，清刻本，卷三、卷十二、卷六。
(16)(17) 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清宣统二年重刊本。
(20)(31) 叶绍袁：《午梦堂集十二种》，明崇祯十二年刻本。
(21) 沈云：《盛湖杂录·名媛纪略》，1918年铅印本。
(22)(28) 周铭：《林下词选》，清康熙刻本，卷一一、卷八。
(25) 王豫：《江苏诗征》，清道光刻本。
(29) 费庆善：《松陵女子诗征》，1928年吴江铅印本。
(30)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7页。
(32) 李真瑜：《文学世家的联姻与文学的发展》，《中州学刊》2004年第2期。
(33)(37)(48) 叶绍袁：《午梦堂集八种》，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34) 冀勤辑校《午梦堂集》卷四引尤侗《艮斋倦稿》，中华书局，1998年。
(35) 叶绍袁：《年谱别记》，《叶天寥四种》，1936年上海杂志公司铅印本。
(36) 王旭楼：《松陵见闻录》，清道光九年刊本。
(38)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清刻本。
(39)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六，清嘉庆二十四年刻本。
(41) 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84页。
(42) 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1930年北平富晋书社影印明万历刻本。
(43) 吕天成：《曲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12页。
(44) 张琦：《衡曲麈谭》，《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70页。
(45) 徐复祚：《曲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40页。
(47) 沈时栋：《瘦吟楼词》，1928年饮虹簃刊本。
(49)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