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为妇女大唱歌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镜花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巾帼英雄和巾帼奇才。她们的形象是那么光彩照人，事迹是那么可歌可泣；不仅为历代的史书所记载，而且为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所描写和颂赞。创作于清代嘉庆年间的《镜花缘》，是我国继《红楼梦》之后出现的一部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它的一个十分突出的主题思想就是：充分肯定妇女的才能，要求提高妇女的地位，使她们投身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发挥各自的才干。《镜花缘》中的女性，已经超越了以往爱情故事中的主角地位，而成为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书中创造了一个“女儿国”，一切以女子为中心，把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翻了个儿。显然，作者着意为妇女扬眉吐气，为妇女大唱赞歌。在我国小说史上，这是破天荒的开山之作。
一
作品忽儿写到天上的神仙，忽儿写到人间的男女，忽儿是虚无缥缈的海山琼岛，忽儿又是熙熙嚷嚷的世俗社会。虚虚实实，奇奇幻幻，读来使人眼花缭乱，不可端倪。掩卷细想，分明有一个女性的世界、女性的天地浮现出来，无论是天上的一百位仙子，还是地上的一百名才女，都是作者所倾心、所动情、所歌吟的对象。作者将女性的德、才、貌三者统一起来，加以描画，情不自禁地称颂她们“不唯金玉其质，亦且冰雪为心。”一再申述，“书中所载，虽闺阁琐事，儿女闲情”，然亦不能因为“事涉杳渺”，而“一并使之泯灭”。《睹碑记默喻仙机》一节表述了作者的心迹：“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创作动机很明确，就是要为许多巾帼奇才树碑立传，写“群芳谱”。这里的“群芳”，正是特指书中所载、泣红亭碑记所镌的一百名才女而言。
小说开篇便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和五彩缤纷的色调大写“女魁星北斗垂象”的场面，预示女中奇才大露头角的前景，以女性活动作为表现中心的艺术舞台即将多方位地旋转起来。三月初三日，王母圣诞，各路神仙，前去祝寿。
忽见北斗宫中现出万丈红光，耀人眼目，内有一位星君，跳舞而出。装束打扮，虽似魁星，而花容月貌，却是一位美女，左手执笔，右手执斗，四面红光围护，驾着彩云，也向昆仑去了。
女魁星的出现，连天界的一些仙子都觉得“神道变幻不测，亦难详其底细”，只是猜测“下界别有垂兆”而已。作者通过百花仙子与百草仙子的对话，层层揭开“天机”：①“近年来每见斗宫红光四射，华彩腾霄。今以变相出现（按指魁星非男而女），又复紫气毫光，彻于天地，如此景象，下界人文，定卜其盛”。②“闻海外小蓬莱有一玉碑，上具人文，近日常发光芒，与魁星遥遥相映，大约兆应玉碑之内。”③“现在魁星既现女像，其为坤兆无疑。”④“况玉碑所放文光，每交午后，或逢双日，大放异彩，较平时迥不相同，以阴阳而论，午后属阴，双亦属阳；文光主才，纯阴主女。据这景象，岂但一二闺秀，只怕尽是巾帼奇才哩”。小说着意描写和表彰的，正是德才兼备的女性人物，这里借“女魁星北斗垂景象”和诸仙子的议论、预测，将全书的主旨和作者的意图，先作了一番渲染。
作者把小说的背景设计在武则天执政时期，也是颇费匠心的。妇女参政，就世界范围来说，萌芽于17世纪中叶，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爆发了大规模的女权运动，妇女参政的活动也随着兴起。在世界妇女广泛获得参政权以前，只有极个别妇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登上政治舞台，如我国唐代的武则天、英国都铎王朝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等人，就曾执掌过国家权柄，而我国的武则天执政的时代，比伊丽莎白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却要早得多。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当然小说家李女珍在对待武则天的问题上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他受到封建史家的正统观念影响，对妇女执政和武氏临朝都持否定态度，把武则天登基做皇帝描写成“心月狐”，“错乱阴阳”，而对徐敬业骆宾王讨武叛乱失败则深表同情；另一方面，他又着力颂扬武则天改善和提高妇女地位的德政。正是这一德政，为小说中出现的众多女性人物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天地。
小说颂扬女性，特别突出一个“才”字；而武则天被描写成一位重视人才的执政者，许多女性的才情得以显扬，都由她来提供机会和条件。诸如：①宫娥上官婉儿“胸罗锦肃，口吐珠玑”，武后意欲卖弄她的才情，命她与群臣一同做诗，一连两日，篇篇夺魁。诸臣吐舌，都道：“天生奇才，自古无二！”②前秦窦滔之妻苏蕙作《织锦迴文璇玑图》，武后看了，因爱苏蕙“才情之妙，超古迈今”，亲自为之作序，加以张扬。③当朝才女吏幽探、哀萃芳对苏氏的《璇玑图》作了新的演绎和发挥，“使苏氏当日制图一片巧思，昭然在目”，“其才情之高，慧心之巧，亦可想见。”武后见了，十分喜爱，因而想到：
如今天下之大，人物之广，其深闺肃阁能文之女……多才多艺如吏幽探，哀萃芳之类，自复不少。设俱湮没无闻，岂不可惜？
武后“因存这个爱才的念头”，日与群臣酌议，欲令天下才女皆赴廷试，以文之高下，定以等第，赐与才女匾额，准其父母冠带荣身。不独鼓励人才，为天下有才之女增许多光耀；也是千秋佳话，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朽。
小说一再渲染：前时，武后已经颁发十二条恩旨，内容多系体恤妇女疾苦；这次又谕部臣议定条款，即以前次所颁恩旨十二条之外，续添考才女恩诏一条。明年改元“圣历”，正月即将恩诏颁行天下。于是，不论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用功读书，苦学诗文；她们都跃跃欲试，争竖才女匾额。
这就是小说家所精心设计和铺陈的故事背景，在此所作的一切艺术加工，都出于主题的需要，明显地体现着作家的创作倾向：他要表现、要歌颂的，正是一大批有才情的女子；他希望女子用文、用武，也能找到自己的天地。
二
故事情节的安排是为主题服务的。这里，我就小说的主要情节作一些梳理和评点，看看它是怎样突出主题的。
（一）故事开端，写武后废唐中宗，自立为帝。寒冬赏雪，醉酒题诗，命百花齐放。当时总司百花的女神正好不在洞府，众花仙不敢违旨，只好开花。百花仙子和其他99位花仙因此遭到天谴，都被贬落红尘。——这是为后面描写一百名才女张本、铺垫和蓄势。原来那些才女，都是由天上的仙子转世而来的，所以才那么聪明灵秀，如花似玉！作者对女性的赞美之情，流溢笔端；创作意图，显而易见。
（二）接着，百花仙子投胎，降生为秀才唐敖之女，职名唐小山。小山“将产时，异香满室”，“三日之中，时刻变换，竟有百种香气。”她生得美貌端庄，天资聪俊。稍长，读书过目不忘，又常舞枪耍棒，胆识过人。——这个女性人物一出场，就让人知道才貌双全，能文能武，有胆有识。这就为后文描写她文场应试和二度出海寻父的壮举打下了基础。
（三）唐敖赴考遇挫，意懒心灰，到梦神观求卜，梦神劝他另求善果。他便随妻兄林之洋出海飘游，经历几个国家，见识了各种奇风异俗；同时与花仙转世的12位妙龄女子邂逅相遇，互相结识。——从全书来看，这12位女子被描写得比较丰满和生动，作者对她们寄托了美好的理想，抱有深切的同情；小说前半部分的许多情节和细节，都是围绕着她们的思想言行来展开的。但是，这一点往往被忽视；一些文章转述唐敖出海游历的故事，也只讲他见识了许多异国风俗，而没注意到他相遇的这12位女子及其感人的事迹。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唐敖出海之前，梦神为之托梦规劝，曾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思的话：
现闻百花获愆，俱降红尘，……内有名花十二，不幸飘零外洋。倘处士悯其飘零，不辞劳瘁，遍历海外，或在名山，或在异域，将各花力加培植，俾归福地，与群芳同得返本还原，不至沦落海外，冥冥之中，岂无功德？
可见这12名女子的出现，在唐敖出海游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作者用心良苦地安排下来赞美女性人物的。小说在这里赋予唐敖的使命，就是“护花”——保护女性。
（四）唐敖先是在仙山上吃了仙草，已经“入圣超凡”，在游历的过程中做了许多善事，特别是为救护“名花”（实即为花仙转世的女子）建了许多功德，后来进入小蓬莱（仙山），再也没有回家。这时，恰值武则天拟发恩诏，准备来年招考才女。小山和众女子跃跃欲试。但是，当她得知唐敖失踪的消息后，思父心切，毅然出海寻父。她遍历艰险，在小蓬莱得到唐敖的信，指示她改名“唐闺臣”，速回应试，等她考中才女，再行相聚。闺臣于泣红亭看到玉碑，上刻才女姓名和名次；抄下碑文，她即回国赴考。——无论唐敖“护花”，得道成仙，还是小山寻父，抄回泣红亭碑文，都同小说赞美才女的主题紧相关联；但作者的用意却往往被隐蔽在小说的神怪色彩和其他枝蔓之中，必须详察，才能领会。
（五）唐小山回国后，恰逢女试，录取百女，姓名和次第恰如泣红亭玉碑所载。才女们多次进行庆贺宴会，表演了各种技艺，内容包括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弗、射鹄、蹴球、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正如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己”，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这不能不说是小说《镜花缘》的一大艺术缺陷；但作者的主观动机是想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来表现众女子的学说、能力和多才多艺，凡是男子能做的事情女子也能做，而且做得并不比男子差。这是为争取男女平等、反对男尊女卑创造和传播必要的舆论，同时也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受到清洗和荡涤。
（六）后来，众女子尽欢而散，小山也重入仙山。小说写到一百回，给我们留下一个尾声：唐中宗复辟，仍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又一次下诏，宣布来年仍开女试，且命前科才女重赴“红文宴”。——这就给了才女们大显身手的机会，也展示了妇女扬眉吐气的大好前景。
尽管小说所写的内容非常庞杂，神怪色彩非常之浓，而且作者生活在乾嘉时期，深受当时考稽学派的影响，在创作中掺杂了许多考稽知识，致使作品枝蔓丛生；但对主要故事情节进行梳理之后，其为妇女大唱赞歌的一个突出的主题思想，还是清晰耀眼地呈现了出来。
三
小说《镜花缘》把女子比作花，将她们写成百花之神的化身，如花一般美，如仙子一般灵秀。德、才、貌三者中，突出一个“才”字来刻画她们的形象，总称之为“才女”和“巾帼奇才”。在作者笔下，这些才女各有绝技和擅长。骆红蕖射虎，弓弦响处，猛虎应声而毙，“若非本领高强，无此神箭”；魏紫樱“用连珠枪驱除狻猊”，“把这些怪兽打得尸横遍地，四处奔逃”；徐丽蓉弹打强盗，“那些弹子如雨点一般打将出去”，一连打倒十几条大汉，“真是弹无虚发”；康锦风入海取参，杀蚌赠珠，英姿飒爽，豪情不减须眉；颜紫绡女中剑侠，飞檐走壁，神出鬼没；唐小山“不但喜文，而且好武”，她出海寻父，历尽艰难，出生入死，临危不惧。还有司徒娬儿的过人胆识和铁骨柔肠，一次次置自身的危难于不顾，为丈夫徐承志通风报信，帮助徐承志脱离险境；阴若花足智多谋，能知进退，身为儿女国的“世子”，深谙宫廷斗争和骨肉相残之灾，设计远遁，“返本还原，换了女装”。女性处事之机智，好谋而善断，于此可见。
俗谓“男耕女织”，妇女在生产劳动中也有其“半边天”的作用。而且，妇女也象男子一样富有创造性，如黄道婆“携种木棉，纺织为布”的历史故事，在我国几乎人人皆知。《镜花缘》作者博通今古，他在小说中虚构的两个妇女形象，姚芷馨和薛蘅香，无疑是对历史的、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艺术概括。巫咸国“一片青枝绿叶，大小不等”，“大树是桑，居民以此为柴”，“当地不懂蚕桑，向无绸缎”。采桑女姚芷馨素善养蚕，其表姐薛蘅香擅长纺织；她们将蚕桑、纺织技术带到巫咸国里，“邻居妇女也都跟着学会，因此四处轰传”，“个个都以丝片为衣。”传播、推广生产技术，泽披一地一国人民，这是怎样的一种历史功绩啊！作者不但赞美采桑女姚芷馨和纺织女薛蘅香；田凤翾和秦小春“都有一手好针线”，他也津津乐道，加以称颂。
至于上官婉儿才情敏捷，被武后视为掌上明珠；吏幽探、哀萃芳多才多艺，名列才女之首；黎红薇、卢紫萱谈声韵，辨字母，引经据典，言之有物，使博学多能的九公老人“落得满面青红，恨无地洞可钻”；唐小山读书“过目不忘”，林婉如的书法“笔笔藏锋，字字秀挺”，廉锦枫的举笔成文，情义感人，枝兰音的“通晓音韵”，米兰芬的“素精筹算”，田凤翾和秦小春的“诗书满腹”，都为作者所赞颂。小说反复写到，“天下闺中，自应广育英才，以为辅弼”，这也体现作者对教育妇女，并从妇女中选拔人才的重视。作者认为，女子自应同男子一样接受文化教育，参加朝廷举办的考试，以便从中选拔人才，为朝廷所用。因此，他对女子的文才，尤加注意。
作者反对八股文，主张分科考试。“或以通经，或以明史、或以词赋、或以诗文、或以策论，或以书启，或以乐律，或以音韵，或以刑法，或以曆算，或以书画，或以医卜，”量才录用，使有一技之长者，各得其所。他理想中的女性人物，一方面是多才多艺，另一方面又各有所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围绕考才女前后的一些宴庆活动，作品把众女子聚集在一起，使她们公开亮相，施展各自的智慧、才能和特长。“谈春秋胸罗锦肃，讲礼制口吐珠玑”，“论前朝数语分南北，书旧史挥毫贯古今”，“田氏女细谈妙剂，洛家娃默祷灵签”，“古铜台五美抚瑶琴，自
亭八女写春扇”，“论韵谱冷言讥沈约，引毛诗佳句美庄姜”，诸如此类的回目，都是表现众才女各自的专长，使她们的才艺得到充分显示。
小说虚构的一个“女儿国”，集中体现了作者对女性所寄寓的希望。在这个幻想王国里，“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一切以女子为中心，从皇帝到辅臣都由女子来担任；女子拥有至高的权力，她们代替男子而做着男子所能做的一切事情。这种漫画化了的理想主义，使妇女们从精神上抬起了头，举起了目，看到自己的形象并不那么萎缩和矮小，能力也并不比男人逊色，她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同男人一起享有平等的权利。胡适说，《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转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书中所歌颂的女性，是多少被理想化了的，而现实中的女性，又往往不能自己掌握的命运。因此，感伤的迷雾时或出现在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周围，如“薄命岩”、“苦海边”、“回头岸”、“泣红亭”等地方的命名，泣红亭玉碑一再强调的“群芳沦落，”“澌灭无闻”，“辛酸满腹，往事纷纭。”哀声不绝，时代使然。作者分明感觉到了，便于他的颂歌中倾注了他的悲悯与同情，这与他的大歌大颂是矛盾的，这矛盾反映着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和统一。
四
当然，《镜花缘》的思想内容很丰富。作者是富有社会理想的人，他对社会现实存在的种种弊病，进行了凌厉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在他创作的“君子国”、“大人国”、“黑齿国”中，寄托了他的社会理想。他想象的君子国，是一个“好让不争、声名远扬的礼乐之邦”，在那里看到的是“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富贵贫贱，莫不恭而有礼”的景象。大人国民风淳厚，“遇见恶事，都是藏身退后；遇见善事，莫不踊跃争先：毫无小人习气。”作者在寄寓理想的同时，实际上揭开了相反存在的丑恶现实，如你争我夺，尔虞我诈，欺贫爱富，趋炎附势，等等。黑齿国重视教育，无论男女，从小都得到上学读书的机会，而且学风朴实，不装腔作势。这是作者所向往的。同时也从反面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对女子接受教育权利的剥夺。
作者的批判精神随处可见。他描写异国他乡的坏风气、坏习俗、坏毛病，目的还是揭示本国本土的社会积弊。他写无肠国的“为富不仁”，“想发大财的人”收存粪便，让奴婢食用，而且连粪便也不让吃饱。富人如此贪婪地榨取穷人的情景，难道不正是“天朝”地主对农民实行残酷的超封建剥削的真实写照吗？小说写鬼国之人，“阴阳颠倒，行为似鬼”；写小人国，“风俗硗薄，人最寡情”，“诡诈异常，教你无从捉摸”；写穿胸国人，只因心地不正，前心生一大疔，名叫“歪心疔，”后心生一大疽，名叫“偏心疽”，日渐溃烂，胸都穿通；写结胸国人，“好吃懒做，饮食不能消化，渐成积痞，所以胸前高起一块”；写豕啄国人，“因为生前最喜扯谎，所以给他一张猪嘴，罚他一世以糟糠为食”；写犬封国之民，虽然狗头狗脑，却对“吃喝”二字非常讲究，他们“除吃喝之外，一无所能”；写毛民国之人，“生性鄙吝，一毛不拔”，死后冥官投其所好，索性给他一身长毛。种种描写，都有所指而发，明说异国，暗刺“天朝”社会百态；所谓杀鸡骇猴，指桑说槐，都是面对现实，意在警世。
且看小说对两面国的描写：那里的人个个头戴浩然巾，都把脑后遮住，只露一张正面，却把那面藏了。他们那种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令人可爱可亲。然而，把他浩然巾揭起，里面藏着一张恶险，鼠眼鹰鼻，满面横肉，把扫帚眉皱，血盆口一张，伸出一条长舌，喷出一股毒气，霎时阴风惨惨，黑雾漫漫。他们对待富贵之人，用的是一张面孔；对待贫贱之辈，用的是另一张面孔，这是作者最为憎恶的，因此不惜笔墨，把他们揭露出来，以便同社会各界的两面派、阴阳人作对照，认清他们的鬼脸，警觉起来，不要上他们的当。小说还描写了深目国，那里的人，眼睛都生在手上，这是为什么呢？作者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只因近来人心不测，非上古可比，正面看人，竟难捉摸，所以把眼生在手上，取其四面八方都能察看，易于防范……，无非是小心谨慎的意思。”这深目国“眼生手上，四面看人”的幻想与想象，岂不正是为了对付两面派、阴阳人的现实存在而产生出来的吗？
小说所叙述的那些海外国家，同时也扩展了读者的眼界，启发他们到“天朝”之外的广阔天地中去发现不同国家及其人民的各种生活情景，据王之春《柔远记》卷四记载，雍正七年(1729)“大开洋禁，西南洋诸国咸来互市。”人们要求打破闭塞状况，探索新的天地。被想象和描绘得光怪陆离的海外风情，无疑是适应了当时人们的心理要求，增加了他们探索新世界的兴趣。
诚然，小说对以上所述的那些海外国家所作的描写，不仅寄托了作者的社会理想，体现了他的批判精神；而且大开世人的眼界，为之拓宽了求知的视野。意义重大，不可忽视。然而，小说共写了一百回；而以上所述那些海外国家的景况，只断断续续地出现在八至四十回中，并不贯穿始终。其中，有的只是作为背景材料，用来陪衬“名花十二”一类女性人物的刻画；有的作为讽谕内容，也不过随手拈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分散片断、一麟半爪的思想材料，未能形成小说的主题。《镜花缘》贯穿始终的一个突出的思想倾向，是对妇女的赞美与同情；作者“哀群芳之不传”，“述之唯恐不逮”（48回），所以才写下这部“群芳谱”来。这个结论，从作者的主观动机到小说的客观描述，从前后贯穿的情节安排到女性人物的刻画（都是才女），都得到了充分说明。
最后，关于《镜花缘》的作者，再写几句。李女珍，直隶大兴人，即今北京市大兴县人；是我国清代具有社会理想、憧憬新生活的一位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他“于学无所不窥”；并且“诗名藉甚”，但终其一生，只是一个落魄秀才。只因地位低微，名不见经传，连确切的生卒年都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他大约活动在公元1763至1830年之间，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皇帝，接受过明末清初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要求社会改革。但他的整个思想体系还是封建主义的。他不可能提出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办法，我们也不能向他提这样的苛求。历史地看问题，我们看到乾嘉年间的思想禁锢甚严，而妇女则被压在社会的最低层；当此万马齐喑之际，居然有人出来写《镜花缘》，作“群芳谱”，为居住在海内外的中国妇女撑腰、说话，扬其才而显其德，神其事而颂其人，并呼吁提高妇女地位，争取男女平等，即便是不切实际的空想，那也是石破天惊的壮举！
*这是作者为中国妇女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四卷本连环图《镜花缘》写的前言。这里的文字，曾经作者增补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