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批判:从黑格尔式尼采到阿多诺_形而上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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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具有不同的所指。由于肇始于莱布尼兹的现代逻辑采用数学的研究方法,通常等值于数理逻辑。而由亚里士多德创立且经过中世纪加以完善的逻辑为传统逻辑。黑格尔、尼采以及阿多尔诺的逻辑批判主要指向传统逻辑。这一批判表征着逻辑与形而上学之间的走势及其既拒斥、对立又渗透、融合的矛盾冲撞关系。在现代逻辑中,从方法论上来看,除模态逻辑、多值逻辑、模糊逻辑置身于浓郁的形而上学氛围之中外,胡塞尔对心理主义逻辑的批判、卡尔纳普就语言和逻辑句法关系所作的阐释、奎因对经验主义两个教条的批判以及波普建立于逻辑非对称性之上的证伪原则的面世,都遇现着形而上学与逻辑的合流。这表明,我们对从黑格尔、尼采到阿多尔诺的逻辑批判的分析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一、黑格尔:内容的逻辑

逻辑与形而上学认识论的重建,康德与黑格尔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康德的先验逻辑标志着建构一门关于内容的逻辑科学的开始,亦即向亚里士多德的回归,预示着黑格尔对传统逻辑的批判。黑格尔无法容忍存在化为欢乐的浑噩世界,因为一个有教养而无形而上学的民族之悲哀无异于一座装饰得富丽堂皇而无神的庙。传统逻辑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思维形式并非真知,正如纯粹思维的需要是人类精神无疑会达到的无所需要的需要一样。思维的形式作为传统逻辑的研究对象,无异于“一条不绝知缕的线索或一些没有生命的骨骼”。[1]批判哲学虽使形而上学成为逻辑,但黑格尔不赞同主观意义的逻辑规定。因为如此逻辑规定,仍无法摆脱客体的纠缠。只有借助精神才能“使逻辑的枯骨”活起来,从而“成为内容和含蕴”。必须从形而上学方面对旧逻辑这一“碎片拼凑起来的游戏”本身进行了批判。在对传统逻辑的批判考察过程中,黑格尔涉及到了概念、判断、推理以及思维规律,自始至终体露着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合流态势。我们所关注的是黑格尔对形式逻辑思维规律,主要是对同一律和充足理由律的评判。在黑格尔看来,传统逻辑的思维规律并非真正的思想定律,而只是抽象的理智定律。黑格尔对同一律的批判立足于他对“同一”(Identitt)的理解之上。作为《逻辑学》本质论中最简单的反思关系和规定,“同一”意味着“本质”还只“映现在自身内”,其中双方在自身中反思,亦即反思的规定性。据此可区分为“形式的同一”和“具体的同一”。“形式的同一”视“同一”和“差别”为绝对对立且脱离差异性的“同一”。“具体的同一”为包含着差异性在内的辩证“同一”。只有以“具体的同一”为契机,才能把握“绝对”。显然,传统逻辑的同一律实质上是与黑格尔的“具体同一”相悖的。不过,黑格尔首先肯定同一律使人们思维具有确定性。“通过这种同一律,认识的过程首先才能够由一个范畴进行到别一个范畴。”[2]思想才能够准确地把握概念。进而他对滞留在知性思维阶段的同一律展开了批判。首先,同一律甲是甲这个命题本身就自相矛盾。“因为一个命题总须得说出主词与谓词之间的区别,然而这个命题就没有作到它的形式所要求于它的。”[3]简言之,甲就是甲这一命题未对主词与谓词作出区分。其次,同一律无异于“空洞的同义语反复”。在黑格尔看来,“没有人按照同一律说话,没有任何种存在按照同一律存在。如果人们说话都遵照这种自命为真理的规律(星球是星球,磁力是磁力,精神是精神),简直应说是笨掘可笑。”[4]可见,甲是甲或一株植物是一株植物,绝对是绝对,上帝是上帝之类的陈述是空调元聊、令人讨厌的超等废话,绝无资格充当真理。再说,同一律所基于的前提是错误的。黑格尔说:“凡是从感觉和当下直观的立场所经常提出的那一切对于思维的攻击,如说思想偏执、僵硬、毫无内容等等,都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即认为思维活动只在于建立抽象的同一,而形式逻辑在提出我们上面曾讨论过的那条所谓思维的最高规律时,正好确认了这一前提。”[5]总之,黑格尔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归结为割裂同一与差异的外在反思的“抽象同一”,力主作为真正的同一的“具体同一”是“包含差异在内的同一”,这的确反映着黑格尔将逻辑形而上学化的意图。

这一意图,在黑格尔对充足理由律的批判中同样可见。充足理由律与“根据”(Grund)有关。“根据”为“同一与差别的统一”,构成纯思想的规定向现象过渡的中间环节。黑格尔赋予“被规定的根据”是具有某种具体内容的“根据”的含义。它由“形式的根据”、“现实的根据”和“完全的根据”这三个环节构成。“形式的根据”意味着“底层”和“表层”完全一致,所陈述的内容空洞抽象,未摆脱就现象言现象。“现实的根据”则是指“根据”和“有根据的东西”具有一定的差异、区别。但就它未能对构成事物表面现象的形形色色因素中的本质根据作出规定而言,对根据选择的自由性构成了诡辩的理论基础。将“现实根据”中已作陈述的一部分内容和未作陈述的其余部分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揭示其之间关系。这无疑是作为“形式的根据”和“现实的根据”的对立统一体的“完全的根据”。上述有关“根据”的理论,构成了黑格尔对充足理由律的批判之基础。

传统的充足理由律可表述为:某物的存在,必有其充分的根据。可将黑格尔对其所作的批判概括为以下三类:第一,传统逻辑充足理由律所讲的“根据”未能脱出形式主义的巢穴。作为“现实的根据”,其指称的“根据和根据所证明的东西乃是同一的内容,两者的区别仅是单纯的自我关系和中介性或被设定的存在的形式区别。”[6]因此,认为一物有根据,仍未超越直接性和中介性的单纯形式差别。第二,若就同一个“被根据的东西”而言,可提出各种各样的根据。且以偷窍为例,被偷者、偷窍者和旁观者均可以提出种种根据。黑格尔认为,在众多根据中,“侵犯财产权比起别的观点来是决定性的观点,但单靠充足理由律却不能决定这个问题。”[7]这表明充足理由律未研究各种规定之间的关系。第三,充足理由律要求“不要直接以自己的内容为可靠”。但形式逻辑“自己却提出一个未经推演、未经说明其中介过程或根据的思维规律。”[8]

总之,黑格尔在批判形式逻辑的充足理由律时,实际上是将未经理解、未经证明的思想仅仅当作思想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随着思想的自我发展,却应把未经理解和证明的思想加以理解和证明。因此,充足理由律应是纯粹逻辑的概念。这构成了黑格尔关于内容的逻辑学的重要因素。他的既定目标就是逻辑与形而上学的联姻。与黑格尔不同的是,尼采对逻辑的批判,则否定了逻辑本身的真实存在。

二、尼采:虚幻的逻辑

尼采将逻辑批判与理性批判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早在《悲剧的诞生》中就已经初露端睨。尼采对酒神精神的偏爱,在于其视狄奥尼修斯精神(DionysianSpirit)为一种极端反对基督教传统的精神。从而消解了“真正世界”与“虚幻世界”、“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之间的二元现象。逻辑与语言的合流所生成的逻辑化语言之网,构成人们把握世界之真相的一种障碍。尼采对传统逻辑的批判由此而始。

逻辑的内容属于知性的虚构,而知性虚构的逻辑导致虚构的“真正世界”。逻辑中的同一律和因果律的发生史成了尼采直接分析考察的对象。尼采并从内心世界和语言方面入手,揭示它们与知性虚构的同源关系。

作为全部逻辑思维前提和基础的同一律被假定得以实现。其中的同一在现实世界中仅以信念的逻辑符号形式而存在。尼采明言:“只是因为我们已事先将世界逻辑化了,世界对我们来说才似乎是逻辑的。”[9]迫于生命需要的认识需要又迫使我们虚构相同之物。思维与世界的失真不可分离。“假如思维不是首先为自己将世界这样改造成‘物’、自我同一的(Self-identical)东西,就决不会有所谓认识。仅仅因为存在不真的思维。”[10]由于认识的同化作用,只能是借助已有的经验来同化新经验,从而自在地将不同事件加以同一。思维在感觉的基础上整理出相同的感觉。这种分辨相似和一致占优势的倾向实即一种非逻辑倾向。因不存在一种东西本身是平等一致的,势必导致首先创造逻辑的整个基础。就生命需要而言,尼采并未否定同一律及其同化作用的功能。但他认为同一律与直理无关。因此,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否弃对世界的逻辑把握方式而代之以审美的把握方式。

在因果律的真实性和根源问题上,尼采认为,“既无原因,也无结果……因果性解释是一种欺骗(Deception)”。[11]因果关系源于远古的万物有灵论。观察某物并为其寻找根据,从本源上来看,实即在其中寻找一个意图,尤其是寻找一个持有意图者、一个主体和一个行为者。从前人们在一切事件中看到意图,这是我们最为古老的习惯。“我们之所以对因果性深信不疑,不是由于事件依次发生的牢靠习惯,而是由于我们只能用意图来解释一个事件,舍此别无它法。”[12]若从心理学方面来看,因果观念实即借助下面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得出的,那就是相信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意志在作用于意志自身,归根到底只相信灵魂,从而得出因果观念。显然,万物有灵论是意志的外推,亦即原因的观念的外推。我们认为自己在意志的行为中是原因,至少在这一场合当场捕捉到了因果关系。“意志”是“原因”概念形成的关键。尼采认为:“我们绝对不存在关于某个原因的经验,从心理学观点来看,我们这整个概念都来自一种主观信念(the Subjective Conviction):我们是原因,即胳臂自己运动——但这是一个错误。我们将自己作为行为者与行为区分开来,并到处搬用这个模式——我们对每个事件都寻求一个行为者。我们究竟为何?我们把一种力感、紧张、抵抗以及一种已经是行为的开端的肌肉感误解为原因,或者做这做那的意志(Will),因为接踵而至的是行动,理解成了原因。”[13]对因果关系的笃信,究其实质是对意志的信仰。而意志不过是“内心世界”所充满的虚光幻影之一。

的确,尼采的否定指向作为实体的意志的存在。意志作为综合体与意识毫无二致。感觉、思想以及情绪冲动构成了意志的要素。就意志是一极为复杂的心理过程而言,它本身并非是事件的原因。将意志外推为世界本体是无法成立的。实际上,我们把意志的误解挟带进了解释外部世界中。作为形成“意识”唯一手段的逻辑,借助虚构因果性来整饰我们的内心过程。另外,因果系列的虚构还在于哲学家们将观念的相继发生人为地排列为因果关系,观念之间种种不可知的情绪冲动的作用从而被模糊了。尼采说:“思想、知觉的依次衔接旨在使它们在意识中变得一清二楚。认为这种衔接与一种因果锁链有某种关系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意识决不能向我们提供一个因果实例。”[14]因此,导致了本体论的虚妄性。

从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入手来揭露逻辑的虚妄性构成了尼采逻辑批判的又一重要内容。语言与逻辑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在尼采看来,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实则是思维的一条既成之路。借助语言形式思维,相信“理性”的“永恒真理”,必须遵守一定的语法。语法与逻辑的关系因而成了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的确,语法实质上造成了逻辑。从语法上看,逻辑学中的因果范畴是由主谓结构生成的。尼采指出:“在每一种判断中,都含有对主语与谓语或原因与结果(即断定每一作用者是行为,每一行为都具有行为者)的十足的、完全的、坚定的信仰;后一信仰只是前一信仰的特殊例子。因此只剩下这个信仰作为基本信仰(the Fundamental Belief):存在着主语,所发生的一切事都以谓语的方式从属于某个主语。”[15]理性思维成了遵从一定语法的语言活动,理解、阐释就是将某种新东西纳入某种旧的、熟悉的东西的语言之中。人们依据逻辑而进行思维受制于按照语法来交谈。因此,尼采认为在语法上我们无法摆脱因果范畴,而实际上因果范畴毫无本体论方面的根据。语法生成逻辑,是逻辑的虚妄性原因之一。知性对逻辑的虚构源于语言。尼采断言,“语言就其起源来说属于心理最退化的形式时期:当我们意识到语言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用德语说便是理性——之时,我们便进入一种野蛮的拜物生灵之中了。”[16]从而使语言建立在天真的偏见基础之上。其自身的本质被人们所遮蔽。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还向我们拒绝不承认它的本质,它是在的真理之家。语言倒委身于我们的意愿与驱策一任我们作为对在者进行统治的工具使用。”[17]这种形而上学的统治将语言变成了表达对象、进行交流的工具。

面对语言中蕴含的逻辑日益强大并支配语言使其成为逻辑工具的状况,尼采不无悲哀地说:“语言到处都生病了,而且在整个人性发展中留下了这可怕疾病的痕迹。因为语言不停顿地登上了它的疆界的最后一层阶梯……现在它再也不能独立做到这一点:使受需要煎逼的人彼此通报最简单的生命冲动。人在其需求中再也不能靠语言来自我介绍,因而再也不能真正地自我传达。”[18]语言“自我传达”功能的失落导致了对人的奴役。这也是逻辑与语言合流的必然结果。要冲破逻辑化语言之网,重要的是要改变我们自身的存在。超脱社会的浮躁、纷争、无聊,乐于沉默,于孤独、冥静、绝望中希望与万物相融通,从而达到这样一种奇异的境域:“一切存在的语言和语言宝库向我突然打开;这里一切存在都想变成语言,一切生成都想从我学习言谈。”[19]似乎一切都从头开始,由此人们才能把握非逻辑的永恒生成的世界的真实蕴义。

的确,与黑格尔的逻辑批判不同,尼采在对逻辑的批判中,揭示逻辑并非来源于理性,而是导源于非理性,即逻辑导源于生命活动的需要,实为知性的虚构产物。而尼采对“同一”的批判预示着阿多尔诺对“非同一性”的关注。

三、阿多尔诺:崩溃的逻辑

阿多尔诺的逻辑批判旨在认识“非同一性”的“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Dialectics),并寻求一种方法,以便保存形而上学在现实世界固有的批判功能。从而使形而上学荡涤本世纪的苍白而悲惨的历史微不足道之物。这构成了阿多尔诺逻辑批判的张力。

“同一性”或“确定性”、“统一性”,是为哲学家们的最基本的意识和追求。在“同一性”中得到充分意识的是心与物、思与在的关系。对世界本体的整合反映人们在洞见康德式“物自体”(Ding an sich)过程中的程度。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认识事物“整体同一性”持乐观的态度。而阿多尔诺却试图使思维摆脱传统逻辑的同一律,显得非常极端。他声称“否定的辩证法怀疑一切同一性”。近代哲学中“同一性”的众多“含义之一是指思维与对象的同一性,亦即A=A。”[20]A=A是否成立,取决于思维与对象的同一与否。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与任何理论体系无关。因为理性无法达到对事物总体本质的把握,亦即无法达到对事物整体同一性的把握。理性必须用“非同一性”的思想来取代同一性原则。

首先,同一性问题必须牵涉到主体和客体(Subject and Object)。主、客体的纯粹同一实即对客体的控制。阿多尔诺认为自马克思之后,众多马克思主义者背离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精神。卢卡奇对荷马时代的古希腊史诗般的整体性所抱有的幻想,受到阿多尔诺的无情抨击。阿多尔诺指出:“主、客体的幸运同一这一幅图画是浪漫的,这是一幅暂时的或永恒的原始态图画。然而,有时也是现有希望的图画,但在今天却纯粹是谎言。主体形成之前的那种无差别态既是出于对大自然的盲目的恐惧,又是出于对神话的恐惧。”[21]在这一问题上,由于实证主义已与消极、静观的政治学合流,从而忽视了主体在改造客体中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力量。唯心主义及其后继者的过分的、形而上地建构的主体,只不过是用主体的力量来战胜建构性主观性的谬误。阿多尔诺认为,主体正是在接近客体的知识中撕破了它在客体周围编织的帷幔。然而,“主体一旦从根本上与客体分离,主体就将客体归结于自身的尺度。主体从而就淹没了客体,忘记了客体本来为何。”[22]可见,这样的同一实质上导致了主体对客体的优越地位及奴役和控制。

其次,在主、客体关系中,主体、客体、同一性为三个恒定的常项,阿多尔诺认为“客体自身与同一性无关”。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惊奇地发现,人们对“存在”的蕴义所知甚少,必须奋力探究“存在的问题”。无独有偶,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扮演了当代哥伦布的角色,他发现“当代哲学所真正关注的问题正是传统哲学继承者黑格尔所不感兴趣的那些问题——非概念性、个性和特殊化。自柏拉图以来,上述问题一直被认为是鸡毛蒜皮之物而倍受冷落。黑格尔更是将其名之为‘情性存在’(Lazy Existenz)。”[23]客体无法躲避差异,而无差别性不能等同于同一;甚至早在柏拉图的辩证法中,“同一也要求拥有构成其系统的形形色色的子项。”显然,阿多尔诺在非同一性问题上的思维轨迹是很清晰的,这就是从对一切“同一性”的怀疑、发现“非同一性”的存在到崇尚“非同一性”。

再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映射在心与物的关系之中。通过心而形成概念的过程,很难实现主体剥离客体。因此,在将知识与对象合二而一面前,科学显得苍白无力。知识与实在的直接同一在感觉中得以实现。因概念自身无法包罗无遗地、充分地反映事物,非概念性之物的剩余也就无法避免。在阿多尔诺看来,“辩证法这一名称主要是表明:客体纳入其概念皆要留有剩余之物,并渐渐与传统的适应性规范发生冲撞。”[24]“非同一性”即概念与对象的等同性。这与“概念与对象的直接同一的同一性”确有明显的分野。阿多尔诺抛弃人与自然的原始同一的原因在于,主、客体之间差异的泯灭意味着反思能力的丧失。不难发现,在非同一性问题上阿多尔诺更接近尼采。并且,阿多尔诺总是为尼采思想中的爆炸性的批判激情所吸引,钦佩尼采对大众文化和政治的有力批判,但阿多尔诺厌恶尼采悲观主义的文化上流人格。认为“思想就是捍卫被诅咒为虚无主义的东西,并以此为荣。”不过,“奥斯威辛证实了纯粹同一的哲学命题就是死亡(the Philosopheme of Pure Identity as Death)。”[25]这既表明阿多尔诺对尼采温和的批评,又表明生命与“非同一性”概念是等价的。

需要指出的是,阿多尔诺在批判“同一性”的同时,对“非同一性”与矛盾关系也作了深刻的论述。根据阿多尔诺,“由于意识的固有的本性,矛盾本身拥有必然的、先天的合法特点。同一和思维的矛盾融为一体。全部矛盾只不过是全部识别的明显的虚假。矛盾是在影响非同一性法则下的非同一性。”[26]“矛盾即非同一性”命题的提出,表明阿多尔诺与黑格尔一样,关注矛盾在辩证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应该说,作为辩证法的杠杆、灵魂,矛盾精神在黑格尔那里是辩证法的本质的同义语。显然,阿多尔诺所理解的矛盾与黑格尔意义上的矛盾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黑格尔将矛盾看作是对立面的同一不同,阿多尔诺认为矛盾应排除黑格尔式的“同一性”,矛盾并非是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必然加以理论化的那种东西。在赫拉克利特的视野中,它不是本质的东西。它表明“同一性”的虚假。因此,“矛盾是在同一性掩盖下的非同一性。矛盾原则的辩证主旨使得同一性的思想成为杂多的尺度(the Measure of Heterogeneity)。”[27]矛盾实质上充当了阿多尔诺证明“同一性”不可能的工具。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对黑格尔关于个别事物与它物关系的观点的肯定。

的确,从阿多尔诺对同一律的审视到对“同一性”的批判以及对“非同一性”的追求,这反映着自莱布尼兹以来西方哲学中强烈的个性传统。虽然根据阿多尔诺的绝对否定观,事物借助否定而走向自我毁灭,但否定的辩证法不是不依据逻辑,实际上它本身就是“崩溃的逻辑”。[28]

四、简短的结论

由以上论述中可见,从黑格尔、尼采到阿多尔诺,逻辑批判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多元的走向。通过对这一逻辑批判嬗变过程的缕析,不难发现,逻辑由与形而上学的合流进而到形而上学对逻辑的拒斥。虽然黑格尔关注内容的逻辑、尼采迷恋批判虚妄的逻辑而阿多尔诺情钟“崩溃的逻辑”,但其逻辑批判本身表明,不管是泛逻辑主义,还是彻底的虚无主义,都无法彻底摆脱传统逻辑的定势。而这的确又并非完全悖于批判者们的初衷。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对逻辑的批判在现代形而上学中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使得人们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其不可小视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首先,黑格尔批判地审视传统逻辑的存在及其价值,旨在建构一门关于内容的逻辑,从而加剧了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合流。无疑,与洛克否定形式逻辑、莱布尼兹力倡充足理由律的存在及其价值不同,黑格尔关注的是逻辑与形而上学的趋同关系,论证逻辑与形而上学认识论结合的必然性,换言之,意在逻辑的形而上学化。卡尔纳普基于“经验证实原则”,对语言与逻辑句法的关系作了细致而多维的阐释;强调“形而上学只是逻辑句法”,形而上学的方法即为逻辑分析的方法。奎因则认为现代经验主义所坚持的“不依赖事实的分析真理和以事实为根据的综合真理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每一有意义的陈述均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这实即应该抛弃的“两个教条”。主张恢复“形而上学”,因为无一科学理论能排除“本体论的承诺”。显然,奎因的逻辑形而上学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如果我们以黑格尔的逻辑批判为原点,不难发现他们对逻辑句法、形而上学、语言及其之间关系所作的释述的必然性。在当代,逻辑与形而上学的趋同现象令我们更加深切地体悟到黑格尔逻辑批判的价值。

其次,融逻辑批判与理性批判于一体,尼采侧重从心理方面以及语言与逻辑的关系方面揭露逻辑的虚妄性,否定了视形而上学的本质为追求真理和对上帝所持的始终不渝的宗教观点。证明合乎理性的本体世界的虚妄性;是人给予世界以意义,世界的逻辑化在于人。因此,尼采不同意巴门尼德的“人不思考不存在之物”的观点,坚信“可被思考之物必然是一虚构”。而尼采从心理学角度批判逻辑的生成至少可以追溯到康德。康德认为,无论是形式逻辑还是先验逻辑都应独立于心理学。作为纯粹的逻辑而言,它与心理悟性的法则不发生任何影响,把心理学原理导入逻辑学与从生活中引出伦理一样荒谬。胡塞尔则干脆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把心理主义完全赶出逻辑和认识论领域。为此,他对穆勒、斯宾塞、马赫等人的心理主义理论展开了批判。论证了“严格的逻辑王国”、逻辑客体、语义规则等内容。[29]表明其与心理主义即怀疑论的相对主义的对立。就尼采与胡塞尔都从心理方面展开对逻辑的批判而言,客观上有着相似之处,但所不同的是,作为彻底虚无主义者的尼采,在揭露逻辑虚妄性的同时,竭力倡导借助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海德格尔将史、诗、思合为一体倒与尼采相似。

最后,“无调哲学”家阿多尔诺,在逻辑批判过程中所流露出的一种矛盾、彷徨的意识表明,他对思维、概念与对象之间关系的理解并非始终如一。而就阿多尔诺在逻辑批判中所关注的“否定的辩证法”而言,显然既不同于卢卡奇将创造性的主体意识归结为“阶级意识”又与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现已被悲剧性地遗忘了的观点存在着分歧。阿多尔诺的逻辑批判的意义主要在于其将形式逻辑中的A=A与思维和对象亦即概念和对象相比较,力图扭转概念无法穷尽所识之物的倾向,从而使概念转向“非同一性”。“崩溃的逻辑”与费耶尔本德的《反对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已引起学术界的日益重视。

注释:

[1]黑格尔:《逻辑学》(上)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7页。

[2][3][4][5][6][7][8]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3、248、248、249、260、262、260页。

[9][10][11][12][13][14][15]尼采:《权力意志》纽约1968年版第283、309、296、294—295、295、284、294页。

[16]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17]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载《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2页。

[18][19]《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29、268页。

[20][23][24][25][26][27][28]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纽约1973年版第142、8、5、362、6、5、145页。

[21][22]《法兰克福学派论文精选》纽约1978年版第499、499页。

[29]参见朱利安·罗伯茨的《反思的逻辑》(耶鲁大学出版社1992)一书第4章“主体性与‘生活世界’:胡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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