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山水诗与准山水诗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水诗论文,龚自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龚自珍作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一代新“风气”的诗人，其诗作不仅思想内容洋溢着时代精神，富有批判现实、追求理想的深刻政治与社会意义；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亦展示新风貌。这诚如钱仲联师所评，“犹如彗星划破夜空，狂风漫卷大地，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是真正具有独特面目的清诗”（注：《清诗三百首·前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页。）。龚、魏虽然并称，梁启超所谓“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但就诗歌创作而言，无论在揭露时代弊端，呼唤改革“风雷”，抒写内心愤懑诸方面之深刻性，还是在艺术表现之开创性，龚自珍无疑都高出魏源一筹。不过若就山水诗创作的实绩而言，则龚未必胜魏。山水诗是魏的强项，其所谓“十诗九山水”（注：《戏自题诗集》，《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26页。），大量纯山水诗以及少量寄寓政治情怀的山水诗均成绩斐然，于近代山水诗的开拓之功不可忽视，在题材的丰富性、审美意识的鲜明性方面，都甚突出。可以说魏源基本上是个山水诗人。从中国山水诗史的角度看龚自珍的山水诗的实绩，毋庸讳言并不甚大，山水诗在其诗集中所占比重很小，或许可以用“十诗一山水”称之，在其整体诗歌创作中并未形成气候。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龚自珍创作生命较短，生年仅五十岁，而魏源生年六十四岁。二是龚自珍生平游历范围较窄，基本限于浙江杭州至北京往返途中，登山临水固然不多，即使游山玩水，亦未必赋诸笔墨。如龚自珍嘉庆十七年(1812)至十九年(1814)，陪其父闇斋先生任徽州知府期间，曾有黄山之游，写有《黄山铭》，但却未见黄山诗（或许有而失传）。他只是“偶赋山川”（《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四首》其八，见刘逸生《龚自珍编年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以下出处同此书者只注页码）而已，无法与行程几遍域中、又喜赋诗吟咏的魏源相比。三是龚自珍存诗不多。他曾戒诗，其二十三岁前“少作之居大半”（注：《跋少作》，《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3页。）已不存。如《跋破戒草》称：“余自庚辰（按：嘉庆二十五年，1820）之秋，戒为诗，次年破戒，又宣布：自今以始，无诗之年，请更倍之，惟守戒之故，使我寿考。”（注：《龚自珍全集》，第244页。）他还删诗，《跋少作》称“自编次甲戌（按：嘉庆十九年，1814）以还文章”，“既竣，于败簏中，见所删弃者，倍所存者”（注：《龚自珍全集》，第242页。）。其中自有山水诗而今不得见（详后）。四是龚自珍较魏源更注重于把目光投向政治、社会，把更多精力用于改革图强，于创作用力不甚多，所以写诗又戒诗；何况模山范水，于国计民生、改革图强干系不大，故兴趣不浓，其所谓“吟罢江山气不灵”（《己亥杂诗》其三一五首，第788页）。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因此，以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人标准衡量，龚自珍只是位准山水诗人，或曰半个山水诗人。但龚以写山水抒情或寄寓政治思想的诗歌范式于近代则是开创性的，并成为近代山水诗的主要范式，对近代山水诗的影响之大无人可比，这是其山水诗价值之主要所在。
应该看到，龚自珍山水诗一直被排除在学者的视野之外，缺乏专门研究论著（包括单篇论文）。但山水诗毕竟是龚自珍诗歌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朱杰勤称“他与山水结缘，初非一日事，东涂西抹，以大块为文章，即以自然界为诗料，处处有新环境，新意象，故能多所创作，又非纯在书本上下功夫之结果可比也”（注：《龚自珍研究·自序》，见孙文光等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84年版，第284页。）；虽然有溢美之嫌，但龚自珍一生奔走，从实践中包括自然界中采取“诗料”则非虚言。因此探讨其山水诗十分必要，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其诗歌创作的成就与特色。
欲认知龚自珍的山水诗，不能不涉及其诗学观念，了解其诗学观念可增强对其山水诗思想意蕴与艺术旨趣的认识与把握。龚自珍不是诗论家，自称“口绝论文，喑于苦甘”（注：《绩溪胡户部文集序》，《龚自珍全集》，第207页。）。但身为戒诗而又破戒的诗坛高手，龚自珍的诗学观还是有意无意地在零星诗文中表现出来。其诗学观最主要的是标举“诗与人为一”说。他在《书汤海秋诗集后》说：“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何以谓之完也？海秋心迹尽在是，所欲言者在是，所不欲言而卒不能不言者在是，所不欲言而竟不言，于所不言求其言亦在是。要不肯挦撦他人之言以为己言”（注：《龚自珍全集》，第241页。）。“诗与人为一”说的论旨是强调“诗与人”之统一：凡人皆有自己的真情与个性，当诗人的“心迹”及其“所欲言者”或“所不欲言”者，即诗人的全部心灵与人格都真实无饰地表现于诗中，达到诗如其人的程度，那么“其面目也完”。与此相关的是他又倡导“尊情”说：“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注：《长短言自序》，《龚自珍全集》，第232页。）这表明人之感情是创作的根本，是无法“锄之”而必须“尊之”的。其自己的创作实践“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其一七○，第661页），亦证明了真性情之不可“锄”。“诗与人为一”说的美学思想乃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优良传统之一。但龚自珍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其目中之“人”的思想内涵增加了新的时代精神，因此其“诗”所反映的“心声”乃具有了对封建末世“万马齐喑”之沉闷时局作冲击的风雷之声，与讴歌改革社会的政治思想的慷慨之音，其中跳跃着一颗追求个性解放的“童心”（《梦中四绝句》其二，第355页）。显而易见，龚自珍的“诗与人为一”说是民主主义思想萌芽在诗歌理论中的一种反映，具有前古未有的新义。但诗是艺术，为表现此等新“人”，龚氏所向往的艺术风格是“哀艳杂雄奇”（《己亥杂诗》其一四二，第628页），以富于浪漫色彩的雄奇瑰丽为主。这与他“风发泉涌，有不堪一世之意”（注：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记》，《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632页。）的狂放个性气质以及“高吟肺腑走风雷”（《三别好诗》之二，第172页）的人生追求、审美趣味密切相关。同时他又从庄子、屈原、李白作品中汲取营养，他尝自述：“《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其三，第286页）其《最录李白集》又云：“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注：《龚自珍全集》，第255页。）他于艺术风格又主张“面目不专壹”（《题王子梅盗诗图》，第397页）的多样美，因此《庄子》的诡谲与恣肆，《离骚》的幽怨与“美人香草”的象征，李白的雄放与奇丽，都为他所欣赏。
二
龚自珍的山水诗类似魏源纯审美型之作不多。写这类诗时一般需心境闲静，一时忘却世事，偶尔触目春光秋景、雄山秀水，而产生对山水的审美愉悦，乃赋诸笔墨。因为龚自珍这种心境不常有，所以此类山水诗今存不会超过十首，也就显得很珍贵。
如道光三年(1823)春，龚氏于内阁任职，一日公余游览了北京西郊，写下《暮春以事诣圆明园，趋公既罢，因览西郊形胜，最后过澄怀园，和内直友人春晚直诗六首》，其一、其二即为描写西郊山水风物之什：
西郊富山水，天子驻青旗。元气古来积，群灵咸是依。九重阿阁外，一脉太行飞。何必东南美，宸居静紫微。（第181页）
一翠扑人冷，空蒙溯却遥。湖光飞阙外，宫月抹林梢。春暮烟霞润，天和草木骄。桃花零落处，上苑亦红潮。（第182页）
二诗对北京西郊山水环境有独特的审美发现与体验，写出皇帝别墅圆明园与其所处“西郊富山水”的环境之“美”。前诗呈现其大气、静穆、凝重之壮美，这不仅在于西山之雄峻，还在于历史元气之深厚，以及圆明园之九重楼阁高耸所显示的帝王之气。后诗写西湖畔暮春之景，既有湖光之清冷，宫月之皎洁，亦有草木之繁茂，落花之红艳，显示出上苑春夏之交多层次的自然之优美。
龚自珍于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二十六日出都返乡，七月九日抵杭州，九月十五日又北上迎接眷属，十日至河北固安县，遣仆接出眷属，又南下，十二月抵江南。“途中杂记行程，兼述旧事，得绝句三百十五首，题曰《己亥杂诗》。”（注：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622-623页。）组诗其八、其九亦差可视为山水诗：
太行一脉走蝹蜿，莽莽畿西虎气蹲。送我遥鞭竟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别西山，第450页）
翠微山在潭柘侧，此山有情惨难别。薜荔风号义士魂，燕支土蚀佳人骨。（别翠微山，第451页）
二诗一写北京西山，一写北京翠微山。前诗以如椽大笔勾勒出西山其形蝹蜿如龙、其气磅礴似虎的风貌。戴熙《习苦斋画絮》谓此诗“是真能道西山性情矣”（第451页注③引）。后诗自道其对翠微山的眷恋。作者于《说京师翠微山》（注：《龚自珍全集》，第133-134页。）一文中详写了翠微山之地理位置、僧寺、草木、山洞、山泉、山松等自然风光之佳，可见其对翠微山眷恋之缘由。而此诗又进而挖掘翠微山之历史内涵，以衬托与翠微山“惨难别”之气氛。二诗皆把山人格化，注入诗人对北地山川自然的深情。
此外如《己亥杂诗》其三一三首写江南惠山之美，亦是纯山水诗：
惠山秀气迎客舟，七十里外心先投。惠山妆成要妆镜，惠泉那许东北流？（第786页）
惠山，一名慧山，在江苏无锡城西，有惠山泉，被“唐人陆羽品为天下第二”（圆显《慧山记》第786页注①引），故称为“天下第二泉”。诗主旨写惠山之“秀气”与惠泉之澄澈，后两句乃生奇思妙想，以“平易近人”（《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四首》其十四，第28页）之笔，营造出含蓄蕴藉之优美意境。
三
龚自珍像上述这类比较单纯地以审美的眼光表现自己热爱、欣赏自然山水情怀的作品，实在不多，而较多的是借山水以抒情，即诗旨不在于描摹山水，而是以山水为表现感情服务。故其描写山水大多与不同的情怀相融相通，或者说山水是作为抒情的背景、媒介而存在的。这与其“尊情”的诗学观密切关联。这类山水诗或可称为“准山水诗”。
有的借山水抒发乡思之情，如《己亥杂诗》其一五二：
浙东虽秀太清孱，北地雄奇或犷顽。踏遍中华窥两戒，无双毕竟是家山。（第640页）
此诗并不在意对山水之精雕细刻，而只是在总体上概括南北地域山脉不同的审美特征，通过衬托的方法，表现对自己浙西“家山”一种“月是故乡明”般的情思。至于“家山”如何清刚秀美，则不着一字。
有的借山水抒写儿女之情，如《纪游》、《己亥杂诗》其一八四等。龚自珍乃是性情中人，不乏浪漫情思，而其风流韵事之中亦不无英雄末路而寻求红颜知己慰藉受伤心灵的一面，所谓“设想英雄迟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己亥杂诗》其二七六，第751页）。但“世人常视定庵为荡检逾闲之人”（注：朱杰勤《龚定庵研究·自序》，《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280页。），王国维后来也称其人“凉薄无行”（注：《人间词话·删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41页。）。这当然是道学眼光。朱杰勤评定庵之诗“奇气逼人，感情丰富，亦儿女，亦英雄”（注：《龚定庵研究·自序》，《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281页。），“亦儿女”即写艳情之什。其艳诗因为有山水映衬，写得优美典雅而无绮靡之气与低俗之趣。如《纪游》旨在描写于京郊湖畔与某女子邂逅而产生的恋情，前半首先对自然风光进行渲染：
春小兰气淳，湖空月华出。未可通微波，相将踏幽石。一亭复一亭，亭中乍曛黑。千春几辈来？何况婵媛客。离离梅绽蕊，皎皎鹤梳翮。鹤性忽然驯，梅枝未忍折。并坐恋湖光，双行避藓迹。……（第215页）
初春黄昏朦胧、幽静的湖畔，空气中弥漫着温馨、浪漫的气息。在这样的环境中男女主人公的恋情显得更加美好与甜蜜。又如，《梦中过愿》以“湖西一曲坠明珰，猎猎纱裙落叶香”（第262页）的僻静、清幽的环境为背景，描述与一风姿绰约的女子相会，与《纪游》可谓异曲同工。江标《题定庵诗集》云“清才深恐天涯少，艳福从来未必奇”（注：《龚自珍全集》附录，第657页。），由此可见一斑。
《己亥杂诗》其一八四亦属此类“艳诗”：
小楼青对凤凰山，山影低徊黛影间。今日当窗一奁镜，空王来证鬓丝斑。（第676页）
诗抒写对一名过世女子的思念之情。诗前半描写杭州凤凰山及与之相对的小楼，青翠的山影使美人焕发出青春的光彩；从而反衬出如今人去楼空，自己亦白发苍苍的凄清之境，以及引发出岁月不居、人生如梦的感慨。尾句用佛典，以“空王”喻镜，是作者“我欲收狂渐向禅”（《驿鼓三首》其三，第35页）之学佛向禅的反映。此类情诗是沈其光《瓶粟斋诗话》所谓龚诗有“温、李之性情”的体现。
以山水写友情之作，如《张诗舲前辈游西山归索赠》三首其三：
畿辅千山互长雄，太行一臂怒趋东。祝君腰脚长如意，吟遍蜿蜒北干龙。（《禹贡》：“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则形家所称北干龙也。君去年出山海关，今游西山，已睹太行首尾。）（第385页）
诗乃奉和之作，所写景乃想象时任军机章京的友人张诗舲出游西山的情景。诗旨在于祝友人腰脚长健，可壮游北地众山。而前两句极写西山之雄壮，气势磅礴，笔力遒劲，实是为衬托张氏腰脚强健，并表示赞叹之意。
四
上述龚自珍山水诗与准山水诗，或是审美型的，或是借景抒情型的，皆看不出直接的或间接的政治思想寓意。而从龚自珍一些表现隐逸情怀与具有象征意义的准山水诗，则可以窥探到龚自珍与政治思想相关的处境与心境。
道光三年(1823)，龚自珍《与江居士笺》曾云：“重到京师又三年，还山之志，非不温萦寤寐间，然不愿汩没此中，政未易有山便去，去而复出，则为天下笑矣。”（注：《龚自珍全集》，第345页。）可见龚氏思想深处之“还山”归隐情结无一日消除。此前五年所写西山纪游诗亦证明了这一点。其《与徐廉峰书》云：“余以戊寅岁（按：嘉庆二十三年，1818）来游洞庭西山，有《纪游诗》一卷。庚辰（按：嘉庆二十五年，1820）春又游，得诗不盈卷也。兹录四章，坐舟中作，尘廉峰先生大坛坫。”（注：《龚自珍全集》，第346页。）洞庭山在江苏苏州太湖，分东、西洞庭山。龚自珍游洞庭赋诗近一卷，可见对太湖洞庭之情深，可惜此《纪游诗》多已不存（由此可见其山水诗佚失之一斑），只存其所“录四章”，即《发洞庭，舟中怀钮非石树玉，叶青原昶》一首、《此游》三首。前一首云：
西山春昼别，两袖落梅风。不见小龙渚，尚闻隔渚钟。樽前荇叶白，舵尾茶华红。仙境杳然杳，酸吟雨一篷。（第36页）
此诗题为“怀友”，实际上是怀念西山春日的美景。房琯云：“不游洞庭，未见山水。”（第622页注①引）太湖西山是诗人十分喜爱的地方，拟归隐后在太湖洞庭山卜居。《长相思》词小引所谓“尝有买宅洞庭携鬟吹笛终焉之志”（注：《龚自珍全集》，第576页。）。而一旦离别，则依依不舍，甚至视之为缥缈的“仙境”。诗人在西山体验到悠闲的情趣，正与诗人心灵深处向往隐逸的情怀相关。西山的美与现实的丑适成鲜明的对照。《己亥杂诗》其二三八写苏州山水亦与之相类：
拟策孤筇避冶游，上方一塔俯清秋。太湖夜照山灵影，顽福甘心让虎丘。（上方山在太湖南。）（第725页）
诗人于太湖之南的上方山楞伽寺塔上，俯视清秋寥廓之景。第三句太湖夜景，当是想象之笔。此时与前诗相隔二十年，诗人的隐逸情结显然更加浓重，尾句即直言对至今未能如愿隐居之不“甘心”。
龚自珍借咏山水表达隐逸思想的力作当属作于道光元年(1821)，被李慈铭《越缦堂诗话》称为“一时之奇作”的《能令公少年行》。诗人力图改革，但壮志难酬，隐逸思想油然而生。诗借写太湖山水，遐想一旦“还山”所见的美妙情景：
拂衣行矣如奔虹，太湖西去青青峰。一楼初上一阁逢，玉箫金琯东山东。美人十五如花秾，湖波如镜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长眉丰……有时言寻缥缈之孤踪，春山不妒春裙红。笛声叫起春波龙，湖波烟雨来空蒙，桃花乱打兰舟篷，烟新月旧长相从……（第84-85页）
全诗熔抒情、议论与写景于一炉，属一首准山水诗。上引所写太湖西山宛若世外桃源、蓬莱仙境，难怪引得诗人欲“拂衣行矣如奔虹”，去追寻隐士之“孤踪”。诗人皈依自然，徜徉于山水之间，精神上似乎获得了极大的自由；这显然是对戕害人性、扼杀自由的社会现实的间接批判。诗人的隐逸情结在诗中得到了彻底的显露。诗中还直言“逃禅一意归宗风”（第84页），“莲邦纵使缘未通，他生且生兜率宫”（第85页），在此境界中似乎“忽证法华三昧”（《己亥杂诗》其七八自注，第547页）。这无疑是对黑暗现实的一种消极反抗。
龚自珍笔下的山水风物，有时还具有某种政治象征意义，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或如林昌彝所称，有“赏识于弦外之音，味外之味”（注：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17页。）。且看其《己亥杂诗》其三○○：
房山一角露崚嶒，十二连桥下有冰。渐近城南天尺五，回灯不敢梦觚棱。（儿子书来，乞稍稍北，乃进次于雄县；又请，乃又进次于固安县。）（第773页）
诗写从杭州返京迎接眷属之所见所感。前两句一写北京西南房山县之房山，突出其山势之高峻；二写雄县十二连桥，彰显其桥下之寒冰，或险峻，或酷寒，以致诗人欲进京接眷而止，心怀疑惧。如果真是遇到“崚嶒”、“有冰”之自然障碍，显然不会使诗人惮于前进，其实另有象征含义。有人以为此惧和当初出都与顾太清有私情之事相关，诬之为“轻狂荡检”，“有仇家是惮”。对此孟森于《丁香花公案》中已批驳之，并称：“惟《汤海秋诗后集》有《赠朱丹》结句云：‘苦忆龚仪部，筵前赋白头。’自注：‘往时丹木入都，值定庵忤其长官，赋归去来，今舍人已下世矣’云云，则定庵因忤长官而去，有明征也。其行又以闇斋先生年逾七旬，从父文恭公适任礼部堂上官，例当引避，乃乞养归耳。”（注：《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136-139页。）可见自然障碍乃是政治迫害的象征。
又如龚自珍的名篇《西郊落花歌》，一般归为咏物诗，但我以为更可视为自然景物诗，或准山水诗。此诗写于道光七年(1827)暮春，描写京都丰宜门（今右安门）外一里处海棠落花的壮观景象。“落花”意象一般象征着凋零沦落，诗开篇所谓“古来但赋伤春诗”，凄清哀怨本是“落花”的传统涵义。如对龚自珍颇有影响的袁枚有《落花》诗十五首，以“落花”自喻，其三云：“荣衰花是寻常事，转为韶光恨不禁。”（注：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小仓山房诗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就是因为自己于翰林院清书考试不及格而外放江南县令的哀怨之言。龚自珍的“落花”也有其象征意义，既是一再会试不第的自我形象的写照，更是对一代沉落下僚的才智之士的隐喻。但诗首句云“西郊落花天下奇”，则翻出古来落花意象凄凉哀伤的窠臼，在“西郊落花”之“奇景”壮观上大做文章。诗人赋“西郊落花”云：
如钱唐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奇龙怪凤爱漂泊，琴高之鲤何反欲上天飞？（第367页）
由于诗人所咏并非单株的“落花”，而是如小序所云是“八九十本”海棠之落花，就构成了一道风景，已非一般的咏物，而景象又写得十分壮阔：三个比喻夸饰出风景那种逼人的气势、壮烈的场面、艳丽的色彩，显得生气勃勃，充满动感，毫无衰败零落的凄凉意味。因为它象征的是“万马齐喑”的时代，屈居下僚的才智之士潜在的不朽价值，是他们改革图强精神的写照。而诗末“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对“落花”的期待，则反映了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其一二五，第605页）的呼唤。
五
关于龚自珍诗歌的艺术表现特征，“新安女士程金凤”（论者疑为是龚氏托名）有一段题于《己亥杂诗》末之著名评论：
天下震矜定庵之诗，徒以其行间璀璨，吐属瑰丽；夫人读万卷书供驱使，璀璨瑰丽何待言？要之有形者也。若其声情沉烈，恻悱遒上，如万玉哀鸣，世鲜知之。抑人抱不世之奇材与不世之奇情，及其为诗，情赴乎词，而声自异，要亦可言者也。至于变化从心，倏息万匠，光景在目，欲捉已逝，无所不有，所过如扫，物之至也无方，此其妙明在心，世乌从知之？（注：《龚自珍全集》，第538页。）
此论以诗人的“奇材”、“奇情”概括龚氏之特质，以语言瑰丽、感情沉烈悱恻以及变化多端、“而声自异”等来描述龚诗的艺术特征，不为无见。若以龚之山水诗与准山水诗来衡量，亦大体符合程金凤所论。此论实际是对龚自珍“诗与人为一”特征的高度赞誉，或曰乃龚自珍的夫子自道。实际上从其山水诗与准山水诗亦足以看出龚自珍的完整的面目即其思想、感情与个性的特征。如他心怀改革图强之志，又因道路坎坷而生隐逸之思；如他热心政治，又不乏浪漫情怀，多情善感；如他痛恨社会现实的黑暗，而热爱自然山水的壮美与秀美。因此表现出多元的感情世界，一旦“情赴乎词”，诗的风格亦就显得丰富多彩，不拘一格，与感情的多元是一致的。
龚自珍山水诗与准山水诗的创作深受庄子、屈原、李白影响，皆有“《庄》、《骚》两灵鬼”在焉，表现为具有奇特、超迈的想象力，奔放不羁的激情，以及象征手法的运用等。如《能令公少年行》所构想的世外桃源，即纯然是神思飞越的结晶；而《西郊落花歌》三个“想落天外”的比喻，则激情澎湃，气势恢宏，可谓“郁怒横逸”（《己亥杂诗》其一一四自注，第591页），皆显示诗人“不世之奇材与不世之奇情”。《己亥杂诗》中富有象征意义的山水意象，寓意深刻，含蓄蕴藉，则可谓“清深渊雅”（同上）。
龚自珍诗“奇境独辟，如千金骏马，不受絓绁”（注：《射鹰楼诗话》，第217页。）的特点，应该说主要表现在山水诗与准山水诗中。所谓“奇境”，即予人新奇感、出人意料而动人心魄的意境。“奇境”缘于诗人超俗的想象力与创作激情。不仅《能令公少年行》的西山仙境与《西郊落花歌》的海棠落花，构成了动人心魄的奇境，即如“九重阿阁外，一脉太行飞”、“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梦中作四截句》其二，第355页）、“山影低徊黛影间”、“太湖夜照山灵影”，也无不是“奇境”。“奇境独辟”是龚自珍诗独具面目、承上启下、开创新风的主要表现。
龚自珍诗语言瑰丽，是其山水诗与准山水诗的突出特征，这在上引诗中已有充分的表现。但他也有“平易近人”、自然朴素的一面，是其“文章天然好”（《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其十二，第302页）的诗学观的体现，如《己亥杂诗》中的几首山水诗与准山水诗：“惠山妆成要妆镜，惠泉那许东北流”、“祝君腰脚长如意”、“小楼青对凤凰山”、“十二连桥下有冰”之类，皆是天然平易之句。虽然作为学问渊博的学者，龚自珍有些诗用典比较艰涩，但在山水诗与准山水诗中因其以描写自然山水为对象，故此弊并不明显。
我们如果综观清代山水诗史，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清初遗民诗人基于故国之思与复明之志，政治思想、民族意识深深渗入山水诗中，故较少单纯表现山水审美价值的山水诗，这是时代精神的反映；而随着清政权的日益巩固，诗人的民族意识逐渐淡化，顺、康、雍诗人的山水诗已逐步把政治意识转化为抒写个人的人生感慨，并对山水的美质也很重视；至乾隆诗坛性灵派诗人占据主导地位，许多人疏离政治，与山水为友，更倾心于对自然的审美观照，与自然的心灵沟通，清代山水诗之审美性至此发展到了极致。但嘉庆以降，清王朝开始衰微，国运危亡，诗人的政治情怀、忧患意识又不断增强，山水诗的政治功利性再次高扬，似乎又回归到清初遗民山水诗状态，其实此乃螺旋式上升，因为其中政治寄托已有本质的不同。清代山水诗意蕴的这一转折或者说近代山水诗这一重要特点的萌生，正是从龚自珍开始的。其后的山水诗人主流（主要指维新派与南社诗派），无论是自觉还是非自觉，其山水诗基本上走的是龚自珍的路子。龚自珍改革图强的思想，“诗与人为一”的诗学观，借山水寄托政治、抒发感情的诗歌范式，以及诗歌创作之“奇境独辟”与“郁怒横逸”的浪漫风格，乃至《己亥杂诗》的大型组诗形式，在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还有柳亚子、高旭等人的山水诗与准山水诗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发扬，贯穿了一个时代。因此龚自珍山水诗自身实绩虽不及魏源突出，但惟有他可以占据近代山水诗开山鼻祖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