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诗的宗派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派论文,意识论文,宋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6-0109-09
宋诗在表现内涵与艺术手法乃至思想观念方面对传统诗歌的大规模改造和拓展，显然可以视为文学史上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一次革新。本来，因变自是整个诗史生生不息的活力所在，但是，“诗道不出乎变复”，“汉魏诗甚高，变三百篇之四言为五言，而能复其淳正，盛唐诗亦甚高，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韩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宋人惟变不复，唐人之诗意尽亡”(吴乔《围炉诗话》)，可见，对传统诗歌中的变革精神的极度发展，正是宋诗的重要特色之一，也就是说，在整个诗史的嬗递流程中，宋诗的变革程度是最高的。值得注意的是，宋诗的变革不仅表现在对前代范式的改造，其本身所拥有的三百年历史，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变革与改造的过程。宋诗在这方面最具标志性的表现，就是在强烈的自立精神中宗派意识的确立和强化。固然，文学史上文人群体聚合乃至标榜门庭的现象起始甚早，但自觉的宗派意识直至宋代才真正形成，只有到宋代，诗人才正式提出自己的宗派之名。所谓“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沿及宋人，始争疆垒”(王夫之《姜斋诗话》)，正是宗派意识的确立和强化，使诗人的创作个性得以充分发挥，而这种由诗人个性的充分发挥与众多诗派的争相自立相融合的群体意识与创作个性的互为体现、包容、联结，也就进一步促使宋诗疆域的不断推扩和宋诗艺术的不断出新。
一、从体到派的演进历程
在中国诗歌史上，虽然标榜诗派是较迟的事情，但由相似诗风构成趣味相投的诗人群体现象，却起始甚早。如钟嵘《诗品》卷中并列郭泰机、顾恺之、谢世基、顾迈、戴凯，云“观此五子，文虽不多，气调警拔”，卷下并列王济、杜预、孙绰、许询，云“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显然已着眼于对其相似的体格风貌与共同的审美趣味的把握。这种情形，到唐代更为突出，如卢照邻、骆宾王、杨炯、王勃齐名当时，“海内称焉，号为四杰，亦云卢骆杨王四才子”(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新唐书·杜审言传》)，沈佺期、宋之问“齐名，时人称为沈宋”(《旧唐书·沈佺期传》)，富嘉谟与吴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旧唐书·富嘉谟传》)，包融、贺知章、张旭、张若虚“有名当时，号吴中四士”(《新唐书·刘晏传》)，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耿津、司空曙、苗发、崔峒、夏侯审、李端等人“联藻文林，银黄相望，且同臭味，契分俱深，时号大历十才子”(《唐才子传》卷四)，元稹、白居易“擅名一时，天下称为元白”(顾陶《唐诗类选后序》)。如此之类以一种明确的风格导向或体貌特征为创作追求的诗人群体性聚合，并在当时就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声势的情形，在整个唐诗发展历程中为数尚多，如早期的“方外十友”，中期的韩孟、钱郎、韦柳、贾姚、刘白、张王、“三十六体”等，晚期的皮陆、三罗、“咸通十哲”、“芳林十哲”等，皆为重要代表(关于唐诗体派问题，详参拙文《唐诗体派论》，载《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以及同名拙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
对于这种现象，唐之前大多皆称之为“体”，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就单立“诗体”一章概述历代由特定诗人群体的创作而构成的特定诗歌体格风貌。当然，所谓“诗体”，本指诗歌体裁形式，即如《沧浪诗话·诗体》中所说“有古诗，有近体，有绝句，有杂言，有三五七言，有半五六言，有一字至七字，有三句之歌，有两句之歌，有一句之歌，有口号，有歌行，有乐府，有楚词，有琴操，有谣”等等，显然皆属此类。然而，各种诗歌体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往往表现出独具的时代性特征，因而论体式也就与辨体貌结合了起来，如《沧浪诗话·诗体》开篇就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诗歌体式完全成为文学时代性体貌之表征。明代人许学夷撰《诗源辩体》，于卷一开宗明义就说“统而论之，以三百篇为源，汉、魏、六朝、唐人为流，至元和而其派各出。析而论之，古诗以汉、魏为正，太康、元嘉、永明为变，至梁、陈而古诗尽亡；律诗以初、盛唐为正，大历、元和、开成为变，至唐末而律诗尽敝”，则进而在价值观与正变论的角度，使诗体包容了诗歌体式、文学传统、时代风尚、诗歌流派等多重意义与丰富内涵。
其实，唐代人对诗体的意识已初具由体式向风貌转换的倾向。如殷璠编选《河岳英灵集》，以“骨气声律始备”为标准，采王维、王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位开天诗人作品，称之为“皆河岳英灵也”，实际上成为所谓“盛唐之音”的集中展示，亦即宋人严羽所列“盛唐体”的主要内容。又如元结编选《箧中集》，完全是以自身的价值观念与审美标准为出发点的，客观上促使这一诗人群聚合起来，表现出完全相同的审美趣味和创作倾向。到唐末时，张为撰《诗人主客图》，更是试图对诗坛加以总体把握，明确地将众多诗人分门别类，从而概括归纳出整个唐代中后期诗歌创作的几大流向。其间主、客关系排列及评诗标准固然多有被后人指责处，但其主观上“若主人门下处其客者，以法度一也”(张为《诗人主客图》，今本中不载，见《全唐文》卷八百一十七)的明确意识及其以体格、趣味为标准的分门别类方式，客观上实为诗歌派别理论之雏型乃至后世诗派学说之滥觞，清人李调元就已指出“宋人诗派之说实本于此”(《诗人主客图序》)。可以说，到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出，明确的诗派意识已经呼之欲出了。
与前代相比，宋代诗人的派别意识显然明确而强烈得多。最早对此加以归纳并阐述的是南宋著名诗论家严羽，他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描述道：
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功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
在这段话中，严羽着重指出东坡、山谷对宋诗发展中的创造性新变，并直接导致了江西诗派的出现，固然是宗派意识强化的结果，但所谓国初诗人对唐人的沿袭，实亦表现了通过不同的典范选择而形成的不同派别倾向。南宋大儒叶适在《徐斯远文集序》中也曾说过“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可见宋诗的出新与宗派意识的强化特别是江西诗派的确立密切相关，且宋人宗派意识实肇自宋初。
虽然入宋之初，宋代诗人即已初具宗派意识，但宗派意识真正的确立，则是始自江西诗派。当然，在文学批评史上，宋以前的诗人群体大多都已被冠以各种流派之名，但究其实质，乃是后世宗派意识自觉以后，后人对前代具有流派意味的创作群体的重新确认，是一种在接受史意义上的规范和推衍。入宋之初的几种诗派也是如此。只有到江西诗派，这种情形才发生了彻底改变。江西诗派之名是由当时这一诗派中成员提出的，因此，它不仅是宋代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觉形成的诗派，而且可以视作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流派。最早提出“江西诗派”之名并开列诗派成员名单的是吕本中，吕氏为此专门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以叙诗派构成及其源流，该书虽已失传，但从宋人的记述中仍可略窥其概貌。最早记述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的是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其后有赵彦卫《云麓漫钞》、王应麟《小学绀珠》、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等。《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记云：
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
正因江西诗派成员众多、影响久远，吕氏开列的名单随着时间的推移仍不断得到补充，到南宋赵彦卫作《云麓漫钞》时，吕本中本人已被归入诗派，杨万里作《江西宗派诗序》中进而认为“江西宗派诸人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诗派成员被不断充实，诗派范围被不断扩大，诗派渊源更得到明晰描述。由此看来，江西诗派的形成，不仅明显表现为前所未有的自立宗派性质，而且打破了自身最初赖以形成的地域根据，真正成为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流派。
江西诗派的形成，实际上成为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第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流派的确立，因此，其意义也就远远超出了宋代的范围，而在整个文学史特别是文学流派史上成为了一种标志。南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历代诗歌体格风貌时说“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不仅概括出汉魏以后文人诗发展进程中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的标志性体貌，而且最终落实到“江西宗派”，极为清晰地表明文学体派观念中由“体”到“派”的漫长历程及其终结。元、明以后，“派”的观念即不断深入人心，历代诗人群体创作现象多被冠以各种流派之名，特别是宋诗流派得到更为详细的论述。可以这样认为，从体到派的转变实质上就是意味着文学流派意识的确立和强化，而这一转变是在宋代完成的，因而宋诗的特质和风貌的形成实际上也就与这一意识的确立和强化有着解不脱的干系。
二、宋诗体派的类型与特征
如前所述，宋代诗人宗派意识的确立和强化，根源于创新精神的高扬和发展，而作为这一意识确立的最明确标志的江西诗派，其主要活动时间在于宋代中期，因此，相对而言，宋代前期的诗人群体的组合与诗歌体派的建立大体与唐代相似，主要是在后世的接受视野中被确认，宋代后期的诗人群体组合与诗歌体派建立则尤具自觉性，大多在当时就具有明确的派别意识，这就造成了宋代诗歌体派类型的多样性。
最早对宋代诗歌体派加以概括的是南宋人严羽，其在所著《沧浪诗话·诗体》的“以时而论”中将宋诗总括为“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在“以人而论”中又具体分述为“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等。如果说，严羽所分诸“体”，主要着眼于宋诗的总体风貌及各阶段重要诗人，那么，宋末诗论家方回则主要着眼于整个宋代诗人群体组合状况，似更明确表现出分流别派的用心，其《送罗寿可诗序》云：
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欧阳公出焉，一变而为李太白、韩昌黎之诗，苏子美二难相为颉颃，梅圣俞则唐体之出类者也。晚唐于是退舍。苏长公踵欧阳公而起，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古五言或三谢，独黄双井专尚少陵，秦、晁莫窥其藩。张文潜自然有唐风，别成一宗。惟吕居仁克肖陈后山，弃所学学黄双井，黄致广大，陈极精微，天下诗人北面矣。立为江西派之说者，铨取或不尽然，胡致堂诋之。乃后陈简斋、曾文清为渡江之巨擘，乾淳以来，尤、范、杨、陆、萧其尤也。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而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又有一朱文公。嘉定而降，稍厌江西，永嘉四灵复为九僧，旧晚唐体非始于此四人也。
由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方回将宋诗大体分为“白体”、“昆体”、“晚唐体”、“欧苏梅”、“苏王黄”、“江西派”、“尤范杨陆萧”、“道学”、“永嘉四灵”这样几大流派，所分虽并不十分准确，但在流派的意义上显然比严羽进了一步。其后，对宋诗体派的划分就很少局限于个体作家而着眼于诗人群体了。如元代人袁桷《书汤西楼诗后》云：
自西昆体盛，襞积组错。欧、梅诸公发为自然之声，穷极幽隐，而诗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语腴意赡者，为临川之宗；气盛而力夸，穷抉变化，浩浩焉沧海之夹碣石也，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声振金石，有穿云裂竹之势，为江西之宗。二宗为盛，惟临川莫有继者，于是唐声绝矣！至乾淳间诸老，以道德性命为宗，其发为声诗，不过若释氏辈条达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绝。永嘉叶正则，始取徐、翁、赵氏为四灵，而唐声渐复。至于末造，号为诗人者，极凄切于风云花月之摹写，力孱气消，规规晚唐之音调，而三宗泯然无余矣。
元人论诗，虽多崇唐绌宋，但对宋调特征及其演进的认识却甚为清晰，这里即以“西昆体”、“欧梅”、“临川宗”、“眉山宗”、“江西宗”、“道学诗”、“永嘉四灵”概括宋诗体派，并通过宋诗三宗的盛衰来说明宋诗本质特征由确立而衰微，可见在其对宋诗发展的认识中，宗派已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再如清人宋荦《漫堂说诗》云：
唐以后诗派，略可指数。宋初晏殊、钱惟演、杨亿，号西昆体。仁宗时，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谓之欧、梅，诸君多学杜、韩。王安石稍后，亦学杜、韩。神宗时，苏轼、黄庭坚，谓之苏、黄。又黄与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秦观、李廌称苏门六君子。庭坚别开江西诗派，为江西初祖。南渡后陆游学杜、苏，号为大宗。又有范成大、尤袤、陈与义、刘克庄诸人，大概杜、苏之支分派别也。其后江湖、四灵徐照、翁卷等专攻晚唐五言。
在这里，不仅对宋诗创作群体特征的概括更为详细，而且通称“诗派”，标志着文学批评史上对宋诗流派认识的成熟定型。在清代，如全祖望的《宋诗纪事序》、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翁方纲的《复初斋文集》乃至清末民初陈衍的《宋诗精华录》，对宋诗的论述都极重流派，并且对宋诗流派的认识也都表现出大体一致的观点。
自宋至清，论家对宋诗派别的认识虽然逐渐趋同，但由于从“体”到“派”的认识有着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及确立于宋代中期的文学宗派意识造成宋诗前后期体派组合性质的差异，这就在客观上使得宋诗体派具有了多样的类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果排除像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所谓的“本朝体”那样的指称一代诗风的过于宽泛的概念以及所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那样的专指个体作家诗风的过于狭窄的概念，将研究视点尽量贴近文人群体的意义，那么，宋诗体派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指某一特定时期带有普遍性与倾向性的诗坛风气与审美时尚。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在“以时而论”中列有“元祐体”，并注云“苏、黄、陈诸公”，显然并非专指某一具体诗派，而是概指北宋中后期主流诗风，因为作为宋哲宗年号的“元祐”仅有八年，而苏轼的创作在嘉祐末年即已进入高峰期，黄庭坚、陈师道的创作则一直延续至徽宗建中、崇宁间，皆远非元祐时期所可范围。可见，元祐体实指元祐前后数十年诗风。因此，除苏、黄、陈而外，元祐前后诗坛极为繁荣，所谓“二苏联璧，三孔分鼎”(黄庭坚《和答子瞻和子由常父忆馆中故事》)，“苏、黄”齐名，“黄、陈”并称，“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皆盛集一时，理应都属“元祐体”范围之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称与苏、黄基本同时的杨杰、冯山等人“大致则元祐体也”、“纯为元祐之体”。清人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曾云“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所谓三元，从时代性诗风看，亦即严羽所说的“盛唐体”、“元和体”、“元祐体”，代表着唐宋诗歌史上三个最繁荣的时段。由此，陈衍进而仿唐诗因初、盛、中、晚分期而有“初唐体”、“盛唐体”、“中唐体”、“晚唐体”之说以论宋诗，其于《宋诗精华录》中云“此录亦略如唐诗分初、盛、中、晚，吾乡严沧浪、高典籍之说，无可非议者也，天道无数十不变，凡事随之，盛极而衰，往往然也。今略区元丰、元祐以前为初宋，西昆诸人可比王、杨、卢、骆，苏、梅、欧阳可比陈、杜、沈、宋；由二元尽北宋为盛宋，王、苏、黄、陈、秦、晁、张在焉，唐之李、杜、岑、高、龙标、右丞也；南渡茶山、简斋、尤、范、萧、陆、杨为中宋，唐之韩、柳、元、白也；四灵以后为晚宋，谢皋羽、郑所南辈则如唐之有韩偓、司空图焉”，这种比附唐诗而分宋诗为“初宋”、“盛宋”、“中宋”、“晚宋”四种体格，显然正是对整个宋代诗坛四大阶段主流诗风的概括。
第二种类型是指若干趣味相投的个体诗人通过交游酬唱等社交应酬性联系而聚合为规模或大或小的诗人群体。这类体派在宋诗中数量最多，也是最接近文学流派意义上的诗人群体组合类型。如宋初的“白体”、“昆体”、“晚唐体”，北宋中期以欧、梅等人为代表的诗歌复古运动，北宋后期的苏门诗人群，北宋南宋之际的江西诗派，南宋后期的永嘉四灵及江湖派等，皆属此类。这一类型的体派大多人数众多，且多已具备自觉的派别意识。如西昆体形成于“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皆从而效之，时号杨、刘，三公以新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亿复编叙之，题《西昆酬唱集》，当时佻薄者，谓之西昆体”(田况《儒林公议》)，可见这一体派主要诗人已明确具有一致的审美趣尚，而据欧阳修《六一诗话》“后进学者争效之”的记叙，又可见以杨、刘创作倾向为主导，实已组成一个有着相当规模的诗人群。又如苏门诗人群虽以“四学士”、“六君子”为翘楚，但实际上聚纳着更多的诗人，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尝记言，苏轼故旧门生有“王平甫、王晋卿、米元章、张子野、滕元发、刘季孙、文与可、陈述古、徐中车、张安道、刘道原、李公择、李端叔、苏子容、晁君成、孔毅父、杨次公、蒋颖”等，从其游者更有“黄鲁直、秦少游、陈无己、晁无咎、张文潜、唐子西、李芳叔、赵德麟、秦少章、毛泽民、苏养直、邢惇夫、晁以道、晁之道、李文叔、晁伯宇、马子才、廖明略、王定国、王子立、潘大观、潘邠老、姜君弼”等，足见其规模之庞大。某一诗人群体当时就具有自觉的宗派意识，当以江西诗派最为典型。本人就是这一群体中重要诗人的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明确提出“江西诗派”之名，派内诗人都以黄庭坚为楷范，表现出完全一致的创作倾向。作为一个诗派，江西诗派在当时就为人所广泛承认，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记云“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法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功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南宋人郑天锡作《江西诗派》诗云“人比建安多作者，诗从元祐总名家”，明代人李维桢《郭生诗题辞》亦云“吕居仁、胡元任、马端临辈所称江西诗派，人且满百”，可见一时之盛。正因宗派意识的自觉导致了明确的创作方向，从而造成江西诗派不仅集聚了空前众多的作家，而且影响尤为深远，并以最典型的“宋调”特征被后世宋诗派奉为典范。
第三种类型是指某些诗人之间当时并未意识到在创作题材或艺术体性方面的类似而为后人确认为一种独特的体格或流派。比如，宋代理学家众多，仅《宋史·道学传》中就收入二十四人，加上收入《儒林传》中的陆九渊、吕祖谦等人，理学家的队伍是相当庞大的，而由于宋代重文的时代风尚，理学家同时跻身文坛、喜好吟咏，留下数量可观的诗作。就理学家自身而言，着重探究的是“穷理尽性至命”的义理之学，所作诗亦大多藉以阐发义理，或借山水之咏以“格物致知”，作诗本身实无关紧要，因而理学家当时并无自觉的艺术追求及宗派意识。宋末理学家金履祥尝编选《濂洛风雅》，收入周敦颐以下四十八家诗，其实也只是作为理学文献的搜集而已。但由于理学家“诗好说理，在诗家谓之旁门”(王士祯《师友诗传续录》)，毕竟与传统诗歌显出很大的不同，后人遂逐渐将其归为一种独特的诗歌体派，四库馆臣为《濂洛风雅》作提要时即已指出“自履祥是编出，而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楚越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一)，近人陈延杰《宋诗之派别》则云“理学诗倡自邵雍，而周敦颐、张载、程颢相继而作，亦宋诗之一厄也”，虽持贬意，但对理学诗的起始及主要阵容却作了准确勾划，至梁昆作《宋诗派别论》便进而明确标举“理学诗派”之名了。另如北宋中期以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韩维、司马光等人为代表的名臣诗人，宋亡之际以文天祥、汪元量、谢翱、谢枋得、林景熙、郑思肖等人为代表的遗民诗人，他们之间在当时都未意识到组成一个诗派，但由于创作题材与风格的相似，在后世都被确认为标志一个时期诗风或一种创作倾向的独特诗派。
宋诗体派的三大类型，实际上表现为整个宋诗体派构成的三种方式和三个层面。由于与唐代诗歌范型的密切联系，以及在宋代成熟并确立了文学宗派意识，便使得宋诗体派既具有与唐诗体派相似的一面，又显出自身的独具特征。首先，在唐诗范式的强大影响之下，宋诗多具对唐诗某种范式的承袭性，这在体派构成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宋初的“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即分别奉唐代中后期白居易、贾岛、李商隐三种诗歌范式为自身的最高理想与追求。北宋中期崛起的诗歌复古运动，固然创辟出宋调独具的一片新天地，但其变革性的本身又显然是对“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的继承和发展，正是对韩诗范式的沿承乃至推扩。清人叶燮在《原诗》中甚至认为“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足见韩诗范式在整个宋诗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其后，江西诗派奉杜甫为“祖”，四灵又复尊晚唐体崇尚的贾岛、姚合诗风，唐诗范式几乎贯穿了宋诗体派构成与演变的全过程。其次，文学宗派意识确立于宋代，则又造成了宋诗体派与唐诗体派的重要差异，体派的组合具有了自觉性，更多地接近现代文学流派性质。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派中宗主的确立。在唐代，诗歌体派大多表现为松散的群体性，派中虽有代表人物，却并无一个公认的宗主，如“四杰体”由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组成，四人完全是平列关系，“文章四友”由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四人组成，四人同样是平列关系，其他如边塞诗派中的高适和岑参、山水田园诗派中的王维和孟浩然，虽然被作为众多诗人的代表，但他们之间仍是平列关系。宋代则不同，诗派在组合过程中，大多都有一个明确的中心人物，如诗歌复古运动中的欧阳修，苏门诗人群中的苏轼，江西诗派中的黄庭坚，皆为显例。特别是作为宗派意识自觉的标志的江西诗派，其所尊奉的中心人物更与教派中的教主地位相似，刘克庄即称黄庭坚“为本朝诗家宗祖，在禅学中比得达摩，不易之论也”(《江西诗派序》)，黄庭坚在江西诗派中的地位被比作佛祖，方回进而认为“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为一祖三宗”(《瀛奎律髓》卷二十六)，更在宗主相承的角度勾划出江西诗派的严密体系。再者，正因宋诗体派所具有的自身特性，使其在表象上承袭唐诗范式，实质上却是力图革新创变，正如明人王鏊所说“欧学韩，不觉其为韩也”(《震泽长语》卷下)，清人方东树所说“韩、黄之学古人，皆求与之远，故欲离而去之以自立”(《昭昧詹言》卷一)。宋诗体派的这一特征，既决定了宋诗推陈出新的基本品格，又使自身表现出一种递生新变的特点。如在隆宋时期，以苏轼为中心形成一个苏门诗人群，但苏轼的成就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前期诗歌复古运动领袖欧阳修“放他出一头地”(欧阳修《与梅圣俞书》)而来，因此完全可以认为，在总体风貌上不同于诗歌复古运动的苏门诗人群正是由诗歌复古运动递生而出。又如黄庭坚本来是苏门诗人群中的重要成员之一，而后却别辟门庭，创立江西诗派，而江西诗派与苏门诗风最终已大相径庭。再如南宋中期的陆游、范成大、杨万里，起初都是从学江西，最终则超脱而出，成为宋诗史上著名的中兴三大家。由此可见，宋诗体派的构成，基于宗派意识的确立，一方面在传统的意义上承袭并推扩着唐诗范式，另一方面在自身的进程中递相祖述，而最终则归结于创新辟奇的根本目标。这实际上也就凸现了宋诗的一个根本特质——既强调“无一字无来处”又倡导“以故为新”的具体途径和操作方法。
三、宋诗派别的争疆别垒
客观地看，宋诗体派虽然形成多种类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但是，真正构成宋诗体派主流的则显然是那种代表着某一具体的诗人群体的类型。以诗人群体组合为基础的宋诗派别的确立，固然多以唐诗范式为标举，但因其已具有自觉的宗派意识，所以标举唐诗的实质，乃是针对某种特定的体派或创作倾向的特殊手段，在实际创作中，一方面并未完全以唐诗范式为旨归，另一方面则以之着重针对当时的某种倾向而加以改造与反拨。因此，以唐诗范式为标举的宋诗体派，在构成方式与基本特征上实际上恰恰表现出与唐诗体派的显著差异。
唐诗体派的构成，由于缺少明确的宗派意识，各体派之间往往表现出互相交叉、互为包容的特点。比如沈佺期、宋之问齐名，所作诗被称为“沈宋体”，基本特征乃在于“研练精切，稳顺声势”(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标志着律诗的成熟定型；杜审言、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其诗作主要特征在于既“华婉典丽”、“富于才思”又“已开盛唐之风”(玄修《唐诗概说》)，标志着宫廷文体的新变。而这两个主要创作倾向并不相同的诗人群体中的重要人物宋之问、杜审言却又同时与陈子昂、赵贞固、卢藏用、毕构、郭袭微、司马承祯、释怀一、陆余庆等人结为具有超尘脱俗意味的“方外十友”(详见《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六《陆余庆传》、《唐诗纪事》卷八)。由此可见，活跃于武后、中宗时期宫廷内外的三个不同性质的诗人群形成了一种交叉渗透关系。另如张籍“居韩门弟子之列”(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六)，为韩门诗派之一员，又与元稹、白居易、王建并称，“不袭前人乐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燃灯纪闻》)，共同构成新乐府创作盛观；贾岛与孟郊以“郊寒岛瘦”(苏轼《祭柳子玉文》)并称，与姚合则以皆好苦吟锻炼而“号姚贾”(《唐才子传》卷六)，与喻凫又同以“清奇雅正”而“专以诗称”(《唐音癸签》卷三十八)。除此之外，还有诸如“盛唐体”、“晚唐体”的体性定位，“元和体”的内涵和范围，“大历十才子”的具体成员等问题，皆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与主张，有的甚至成为文学史上难以定论的悬案。唐诗体派的这种特点，固然没有后世文学流派那样的狭隘的门户之见，在唐诗历史进程中表现为一种开放格局，但是，从现代文学流派角度看，唐诗体派显然缺乏准确性，而更多地表现为模糊性，其群体构成充其量只是一种准流派性质。正是因此，唐诗体派在理论上缺少统一的主张，在创作上缺少一致的倾向，甚至在成员组合和时空范围上也没有明确的疆域。
这种情形到宋诗体派中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固然，宋人宗派意识的有效确立具体表现于中期的江西诗派，但实际上自宋初伊始，诗人群体的组合就已具有了相当的自觉性。宋诗体派大多具有明确的创作倾向和主张，其组成成员及疆域范围也都是十分明确而清晰的。究其最重要的表现及其意义，约有以下三端。
首先是宋诗体派范围和疆域的明确性。早在宋初，诗坛上活跃着“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三大体派，这三派虽然都是以唐诗范式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但作为诗派组成的特征却一改唐诗体派的模糊性，而是有着明确的范围及固定的成员。据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所列举，白体诗人有李昉、徐铉、徐锴、王奇、王禹偁共五人；晚唐体则有林逋、潘阆、寇准、魏野、魏闲、鲁三交、赵抃及九僧等人。至于西昆体作为一个诗派，乃在于《西昆酬唱集》的编成及行世所造成，该诗集由杨亿编纂，收杨亿、刘筠、钱惟演、李宗谔、陈越、李维、丁谓、刁衎、任随、刘骘、张咏、舒雅、钱惟济、晁迥、崔遵度、刘秉、薛映等十七人诗，这些诗人的创作固然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昆酬唱集》，但这一诗派的范围却全然由此而划定。值得注意的是，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在宋初半个多世纪诗坛上几乎同时并行，而三体之间的成员却略无交叉，各自坚守着自己的阵营和疆垒。这种情形，到自立宗派的江西诗派时，则表现得尤为突出。据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载，自黄庭坚以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共二十五人，范围十分明晰。固然，江西诗派历时久远，影响巨大，诗派范围亦随之不断扩大，如赵彦卫《云麓漫钞》将吕本中本人补入诗派，严羽《沧浪诗话》认为陈与义“亦江西之派而小异”，杨万里《江西续派二曾居士诗集序》认为曾纮、曾思父子“诗源委山谷先生”，所以“命之曰‘江西续派’而书其右，以补吕居仁之遗”，到宋末方回，不仅明确将吕本中、陈与义、曾几、赵蕃、韩淲等人增补入派，而且在《瀛奎律髓》中提出“一祖三宗”之说，在诗派体系上明确共同宗杜的渊源，使江西诗派的渊源流变的范围更为扩大，但却正是因此，江西诗派的范围和体系才愈为分明，进而在文学史上形成一个垂范久远的创作范式。江西诗派之后，永嘉四灵、江湖派由相同的创作趣味而聚合，固有明确的成员和范围，就连当时自身并未自觉聚合诗派的创作倾向，也被后人划定了明确的范围，如金履祥编《濂洛风雅》汇理学家诗于一集，程克勤编《宋遗民录》聚遗民诗人而为派。
其次是宋诗派别之间互为否定的排斥性。与唐诗体派大多互为包容或并行互补的现象完全不同，宋诗派别的建立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另一派别加以排斥乃至否定的特点，这实际上也正是自划疆域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如作为宋代第一个诗歌体派的白体，就力图一扫唐末五代颓靡诗风，苏颂《小畜外集序》云“由唐季涉五代，气格摧弱，沦于鄙俚”，白体诗人则“斥浮伪，去陈言”以“力振斯文”，足见其在对流行诗风否定的基础上建立新体的努力和用心。其后，建立宋调的诗歌复古运动更是以革新诗风为己任，如叶燮就说“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发挥铺写，曲折层累以赴之，竭尽乃止”(《原诗》外篇下)，沈德潜亦云“宋初台阁唱和，多宗义山，名西昆体，梅圣俞、苏子美起而矫之，尽翻窠臼，蹈厉发扬，才力体制，非不高于前人，而渊涵淳滀之趣，无复存矣”(《说诗晬语》卷下)，可见诗歌复古运动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乃是针对西昆体的产物。在南宋时期，承接江西诗派而起的是永嘉四灵及江湖派，叶适《题刘潜夫南岳诗稿》云“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规，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已指出四灵诗特色的形成实以“摆落近世诗规”为起点，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亦云“嘉定而降，稍厌江西，永嘉四灵，复为晚唐体”，则进而说明了四灵体的实质乃在于对江西诗派的排斥和否定。实际上，不独四灵，整个南宋诗风的转变，可以说都是以否定江西为起点的。此外，就连被严羽《沧浪诗话》一同归入“元祐体”的苏轼与黄庭坚，在最终各自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诗派之前，就已表现出互为排斥的倾向，如“山谷自谓得法于少陵，而不许东坡”(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下)，东坡则说“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东坡题跋·书黄鲁直诗后》)，二人“互相讥诮”，甚至指责对方“未知句法”(详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九)。宋诗派别之间的排斥性特点，无疑使得整个宋诗所表现出的变革性特征更为鲜明而强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云“宋代诗派凡数变，西昆伤于雕琢，一变而为元祐之朴雅，元祐伤于平易，一变而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江湖诸人欲变之，而力不胜，于是仄径旁行，相率而为琐屑寒陋，宋诗于是扫地矣”。当然，整个诗史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但是，像宋诗这样通过自身的派别之间争疆别垒甚至互相否定而构成的变革性特点，则显然正是宋人宗派意识自觉与强化的结果。
再者是宋诗派别的争疆别垒肇启了唐宋诗之争的形成。唐宋诗之争，作为宋代以后文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影响深远，不仅显出唐宋两种诗学范式演化之踪迹，而且成为历代文学思潮嬗变之表征。而究其起因，实生发于宋人宗派意识及宋诗派别之争。宋初诸派，固已具有固定的成员和范围，但尚多沿袭唐人，至诗歌复古运动，欧、苏、梅诸人一变昆体，实亦针对唐音，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即以“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而自诩，其于建立宋调的同时，实已启开唐宋诗之争的最早源头。其后江西诗派以生新拗峭的艺术风格将宋调推向极端，也就被认为是“黜唐人之学”(叶适《徐斯远文集序》)最甚者。南宋时，诗坛对江西流弊渐生不满，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倡“诗坏于苏、黄”之论，并说“苏、黄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轩轾分明；又如陆游、杨万里等大诗人都是从江西入而不从江西出，并表示“终须投换晚唐间”(杨万里《答徐子材谈绝句》)的态度，显见诗风转变之徵兆。随着这一倾向的发展，便出现了永嘉四灵与江西诗派的对垒。宋伯仁自序《雪岩吟草》时云“宗江西流派者，则难听四灵之音调”，而宗四灵者“甚至裂眦怒争，必欲字字浪仙，篇篇荀鹤”，即为当时两派相争之纪实。四灵因叶适之推扬而声名大振，效之者多，从之者众，诗坛风尚遂渐趋转变，刘埙《隐居通议》云“江西派犹佛氏之禅，医家之单方剂，近年永嘉复祖唐律，由是唐与江西相轧”，足见两派已成分庭抗礼之势，武朝宗《送刘后村被召》则云“细评南岳稿，远胜后山诗”，甚至以江湖派的刘克庄压倒江西派三宗之一的陈师道。四灵及江湖派与江西派之间的对垒，至宋末时即对诗论产生深刻影响。方回作为江西派后学，首倡“一祖三宗”之说，为江西派张目，而对永嘉及江湖诸人，则攻讦不遗余力，其于《孙后近诗跋》中云“近世之诗，莫盛于庆历、元祐，南渡犹有乾、淳，永嘉水心叶氏，忽取四灵晚唐体，五言以姚合为宗，七言以许浑为宗，江湖间无人能为古《选》体，而盛唐之风遂衰”，于《瀛奎律髓》卷二十中又云“乾、淳以来，尤、杨、范、陆为四大家，自是始降而为江湖之诗，叶水心适以文为一时宗，自不工诗，而永嘉四灵从其说，改学晚唐，诗宗贾岛、姚合，凡岛、合同时渐染者，皆阴挦取摘用，骤名于时，而学之者又不能有所加，日益下矣，名曰厌傍江西篱落，而盛唐一步不能少进”，值得注意的是，方回反对四灵及江湖派所倡的唐诗范式，却反复指责其不合“盛唐”，于是出现了名标“盛唐”实宗“宋调”的新的理论倾向。这一倾向在宗唐论中也同时表现出来，如严羽著《沧浪诗话》，对江西有忾然不两立之势，祖唐祧宋的态度十分鲜明，而其所宗之“唐”，亦“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他认为“盛唐之诗，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赞盛唐诗以其不涉理路、不落言诠，实即针对宋调而发；对宋诗则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不仅对宋诗痛下针砭，而且因其与“吟咏性情”的古人之诗的背离而将之概括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成为人所共认的宋诗的最基本特征。严羽作为诗论大家，对“古今体制，若辨苍素”，对唐宋诗即尤重辨别体格气象，如云“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诸如此类的论述，显然深化了对唐宋诗的认识，同时也将唐宋诗之争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自金、元直至明、清，唐宋诗之争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并被融入诗史的实际进程之中。
显而易见，宋人宗派意识的确立，造成宋诗体派不同于前代的独具特征，而宋诗派别的争疆别垒，则不仅强化了宋诗自立品格与创新特性，而且开启了唐宋诗范式的千年之争，从而在创作史与理论史上全方位地影响着宋以后的千年诗学历程。如果说，宋诗自身的派别之争，充实了宋诗整体发展进程中的丰富内涵，那么，唐宋诗范式的形成与确认，则无疑使宋诗特征和价值得到进一步凸现。在这样的意义上看，宋诗之所以取得与唐诗并峙双峰的地位，实与宋人宗派意识的确立强化以及宋诗派别之间的争疆别垒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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