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身尴尬与共情尴尬对助人决策的影响
王小金 徐家颖 郝 芳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 210097)
摘 要 尴尬作为一种道德情绪，其对助人决策的促进作用或抑制作用尚未取得一致结论。选取92名南京市大学本科生为被试，随机分成自身尴尬组、共情尴尬组和中性组，创设捐赠金钱和提供帮助时间两个情境，让被试在诱发自身尴尬、共情尴尬后进行助人决策，与中性组的基线助人决策相对照，并比较了性别差异。结果发现，在捐赠金钱助人决策中，不同尴尬类型和性别的主效应显著；在提供帮助时间的助人决策中，不同尴尬类型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均不显著。这表明尴尬对助人决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作用的大小与具体的助人情境有关，这对尴尬和助人决策及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尴尬；共情尴尬；自身尴尬；助人决策
1 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令我们生气的说谎者时，我们通常会说，“你撒谎怎么都不脸红啊！”或者“你有没有点羞耻心啊？”在人们心中，一个道德水平不低的个体在说谎之后是会脸红的并且会很重视别人对自己的道德评判。有研究者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羞耻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羞耻情绪可以促进亲社会行为，且自我羞耻与转移性羞耻对亲社会倾向及行为的影响效应一致(姚薇，王柳生，李皓 ，2019)。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已经拥有了一套完整的道德判断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帮助人类有效地面对社会中的道德情景问题，而它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道德情绪的作用。尴尬和羞耻都是这样的一种情绪，具有与道德行为相关的道德功能。尴尬情绪不仅是一种道德情绪，也是一种自我意识情绪(Edelmann, 1985)，往往在社交中个体自我评价或被他人评价时产生(俞国良，赵军燕，2009)。尴尬情绪是指伴随着公共社会困境而产生的一种令人窘迫、难堪、懊恼和厌恶性的情绪状态，是个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面临潜在负面社会评价时所产生的一种消极道德情绪，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个体会积极调整自己的互动行为以消除该情绪带来的消极体验(Tangney, Stuewig, & Mashek, 2007)。在当前国内外对于尴尬和助人决策的关系研究中，尴尬情绪通常指的是由于自身经历感受到的尴尬，包括感到“自己被评估”或“自己被暴露”引起的尴尬。当体验到尴尬时，自身尴尬者通常会做出更多的道德行为来缓解不适感、协调认知并试图维持形象一致性(Feinberg, Willerh, & Keltner, 2012)。尴尬所引发的惊慌和懊恼使个体意识到自身行为的不当，从而终止该行为，同时积极采取纠正措施以降低获得更多的负面评价的可能。尴尬者更可能帮助他人，还更可能积极评价他人(Keltner, & Anderson, 2000)。
除个体亲身体验尴尬情绪之外，旁观他人的尴尬情境也会引起个体的尴尬体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会遇到“我都替你感到尴尬”的情境，比如演员的拙劣演技、他人在公共场合出丑、运动员在比赛中失误等，均会引起旁观者的尴尬体验。这种类型的尴尬被称为共情尴尬(Miller, 1987)，即当观察到他人在尴尬情境中的遭遇时，处在旁观者位置的个体也会产生尴尬体验(Zoccola, Green, Karoutsos, Katona, & Sabini, 2011)。Miller(1987)通过研究发现，尴尬具有感染性，个体能够体验到他人的尴尬，出现替代性情感体验，从而产生共情尴尬。fMRI的实验结果也从生理上支持了个体通过观察他人可产生共情尴尬的体验，扣带回前皮质和左前岛叶的脑区在共情尴尬上出现了明显的激活(Krach, Cohrs, Kircher, Sommer, & Jansen, 2011)。
尴尬作为一种与道德关系密切的情绪体验，对个体的行为和决策会产生影响，特别是助人行为。有研究考察了尴尬对认知和行为的影响，发现在不同的判断和选择方面，包括风险觉知、风险承担和医疗决策，个体倾向于选择减少尴尬与相关消极情绪的医疗决策(Coffaro, 2011)。Feinberg等(2012)发现当个体表现出尴尬的表情时，观察者会将其表现视为亲社会信号以及对社交关系的重视与承诺，观察者对这些信号的回应也是亲和的，表现为更多的信任和交往意愿。也有研究发现，当尴尬者表现出注视转移、微笑的抑制、头转向下或者向一侧和紧张地触摸脸部等动作时，会被认为是对他人的尊重与歉意，更容易减少尴尬者受到刁难和攻击的可能性，也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原谅和帮助，并在后续行为中会有更多的助人行为(Harris, 2010; Keltner, & Buswell, 1997; Stocks, Lishner, Waits, & Downum, 2011)。有研究者认为，尴尬是一种亲社会信号，是可以恢复社会关系的非言语道歉行为(Müller-Pinzler et al., 2015)。也有研究者把尴尬视为一种亲和性的道德情绪，具有阻止个体不良行为并要求其对行为做出积极改变的功能，能够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周晓林，于宏波, 2015)。然而，也有研究认为尴尬会减少助人行为，当个体面临潜在或现实的尴尬体验时，通常会出现回避行为，逃离尴尬的情境，减少与他人的社交互动(Hawk, Fischer, & Van Klee, 2011)。上述研究结果各不相同，对于尴尬会增加还是减少助人行为，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此外，关于共情尴尬与助人行为的研究较少。国外研究发现，进行自我观点采择的观察者体验到更多的共情尴尬，进行他人观点采择的观察者体验到更多的共情关注(Stocks, Lishner, Waits,& Downum, 2011)。 孙炳海，张雯雯，苗德露和李伟健(2014)对观点采择、共情反应和共情性尴尬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共情反应在观点采择与共情性尴尬之间起中介作用，这种中介作用受到尴尬类型的调节，即在自尊模型和违背他人意愿模型下，共情反应在观点采择对共情性尴尬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在戏剧模型和非意愿暴露模型下，共情反应在观点采择对共情性尴尬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共情尴尬作为一种替代性情绪体验，与个体自身经历所产生的尴尬相比，对助人行为的作用可能会存在差异，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较少。
已有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到尴尬，其后会出现更多亲社会行为(Eagly & Mladinic, 1989; Simpson & Van Vugt, 2009; Van Vugt, De Cremer, & Janssen, 2007)。Feinberg等(2012)探讨了尴尬唤起的不同程度和引起尴尬的对象性别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观看男性的尴尬情绪视频，观看女性的尴尬情绪视频的被试更容易体验尴尬，这和Keltner(1995)的研究结果一致。然而，Feinberg等(2012)在两个研究中对被试的性别进行了分析，并没有发现性别的显著差异。也有研究发现，尴尬易感性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the Susceptibility to Embarrassment Scale，SES)的总分与情绪共情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女生得分均高于男生(刘艳丽，陆桂芝，张守臣，金童林，张亚利，2016)。由此看来，性别因素对尴尬的影响尚未取得一致结果，性别对于共情尴尬的影响的研究也较少见，因此本研究也把性别因素考虑在内。
探究自身尴尬和共情尴尬对助人决策的影响，首先，有助于理解尴尬这种自我意识情绪对助人行为的影响，加深对道德情绪和助人决策研究的理解。其次，将尴尬区分为自身尴尬和共情尴尬，比较和细化了尴尬情绪的理论研究。最后，由于尴尬情绪伴随的负面体验往往掩盖了其积极作用, 因此，关注尴尬情绪的积极功能以及在社会交往中的意义，能够帮助人们全面、客观地了解尴尬，减轻面对尴尬的恐惧和不适，有利于促进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
因此，在高岩温发电引水隧洞结构设计中，可定性发现在施工期，高岩温对发电引水隧洞支护结构由于热胀效应而形成压应力；在运行期，围岩和运行低水温形成内外高温差荷载效应，会造成支护结构应力改变；而在检修期，支护结构温度回升又重新变成压应力状态。由此分析发现，初始围岩温度和运行水温是构成高岩温发电引水隧洞荷载条件的主要内容，国内虽开展了围岩内的温度场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13-15]的研究，但均缺乏从开挖、养护和运行全过程的温度响应分析。因此有必要开展高岩温发电引水隧洞支护结构全过程温度场分析，探讨不同初始岩温的温度场的分布规律，为高岩温发电引水隧洞结构分析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1)尴尬能够影响助人行为，当个体感受到尴尬时，会出现更多的助人决策；(2)不同的尴尬情绪对助人决策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与自身尴尬相比，共情尴尬会引起更多的助人决策，体现在捐赠的钱更多，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更多；(3)性别影响助人行为，女性比男性做出更多的助人决策。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2.3 实验材料
这次事件，让我明白了很多。班主任作为班级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要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学生站在一条线上，用自己真诚的行为打动学生。这种榜样的力量会有更强的感染力，无形中会让学生对你敞开心扉，把班级当成自己的家，从而有利于班级的管理和良好班风的形成。
表1 被试的描述统计
2.2 研究设计
实验采用3(情绪：自身尴尬、共情尴尬、中性)×2(性别：男、女)的组间实验设计，情绪为被试间变量，因变量为被试捐赠的金钱数量和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长短。
招募92名南京某几所大学的本科生，年龄在18～23岁，身体健康。随机将被试分入自身尴尬、共情尴尬和中性基线三个实验组，每个实验组30名被试，男女比例接近1∶1。剔除其中不理解实验要求、不认真完成实验的被试，最终有效被试为87人。被试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加强国际合作与科技创新 助力深化水利改革与发展——访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司长高波 …………… （24.37）
回忆写作任务。回忆写作任务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情绪启动方式(方平，陈满琪，姜媛，2006)。要求自身尴尬组被试回忆并写作“我经历过的非常尴尬的三件事”。具体要求如下，首先请被试回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让被试觉得非常尴尬的三件事，比如进错洗手间、忘记拉拉链和被人当众拆穿谎言等；然后请被试用文字详细写下这三件让被试尴尬的事，每件事尽量在100字以上，越详细越好，在文字中描述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特别要详细阐述被试为什么觉得这件事会让被试觉得很尴尬，包括别人的反应和被试自己的感受等。
情境诱发任务。共情尴尬组被试通过阅读材料，想象旁观他人经历尴尬的情境。该情境诱发任务改编自Feinberg等人(2012)的研究，该研究有12个材料，每个材料用文字描述了一种可能会引起人们尴尬体验的社会情境。实验时, 被试需要想象自己身处在这些不同的尴尬社会情境中，即被试想象自己在公众场合中做出了一些失礼的行为以至于感到尴尬,比如在演讲时裤子拉链一直往下掉。在每个情境后，被试在7点量表上评价自己感受到的尴尬程度。该阅读材料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6。
本研究采用上述社会情境研究材料来诱发被试的共情尴尬，即被试作为旁观者去阅读材料和体验尴尬情境,从而唤起被试的共情尴尬情绪体验。在对该问卷材料进行翻译后，对其指导语、情境部分进行改编，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一名老师及一名硕士研究生对翻译改编后的情境材料进行了修订，并在正式实验前请21名被试(12名男生，9名女生；参与评定材料的这21名被试都未参加后面的正式实验)对该材料中情境的唤醒程度和唤醒情绪的效价进行了评定。其中，唤醒度采用自我报告的7点量表评分方法，对被试的激动程度进行评估，1=平静，7=激动；情绪效价采用Miller(1987)的7点自评量表，1=一点也不尴尬，7=非常尴尬。根据评定结果对情境材料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最终选择了6个情境形成本研究的情绪启动材料。
2.3.2 尴尬程度自我评估量表
观看视频任务。中性情绪启动组的被试观看一段时长为2分02秒的视频，视频主题为修电脑，内容为查找触摸屏损坏的原因。该视频来自徐鹏飞，黄宇霞和罗跃嘉(2010)编制的中国情绪影像材料库(CEVS)，经评定可有效诱发中性情绪。在正式实验前，请8名被试(4名男生，4名女生；参与评定视频材料的这8名被试都未参加后面的正式实验)观看了该视频，并对视频的中性情绪效价和尴尬情绪效价进行了评定。对于中性情绪效价，采用7点自评量表，对被试的平静程度进行评估。对于尴尬情绪效价，采用Miller(1987)的7点自评量表进行评定。结果发现，该视频能够有效诱发中性情绪。
《揭秘人体》[英]克里斯·奥克雷德 [英]阿妮塔·盖恩瑞 文[英]艾伦·比查 图 巩小图 译/《揭秘太空》[英]克里斯·奥克雷德 [英]阿妮塔·盖恩瑞 文[美]马克·奥利弗 图 王旭华译/《揭秘恐龙》[英]克里斯·奥克雷德 [英]阿妮塔·盖恩瑞文[英]迈克·洛夫 图 肖梦 译/《揭秘地球》[英] 克里斯·奥克雷得 [英]阿妮塔·盖恩瑞 文 [美]斯蒂芬妮·科尔曼 图 翁建武 译
“可是，这不……公平。”宽肩膀的诚实派女孩莫莉喊道。我能从她的声音中听出愤怒，可看到的却是一个战战兢兢的她。“如果早知道这样……”
尴尬程度自我评估量表(Miller, 1987)采用7点等级评定，1表示“一点也不”，7表示“非常”，数字越大表明感受到的尴尬程度越高。该量表最初被用来评估个体对他人感到尴尬的体验程度，后经修订后也可评估个体自身感受到的尴尬程度，即该量表不仅可以用来评估自身尴尬程度，而且也可以评估共情尴尬程度。该量表使用“embarrassed”一词来测量被试的尴尬程度，并且取得了理想的结果。
3a1H NMR(CDCl3) δ:8.30-8.27(m,2H),7.82-7.78(m,1 H),7.62-7.36(m,4H),7.38-7.25(m,2H).
2.3.3 助人决策情境
苏楠每次去看杨小水，都很顺利。她不吝小钱，让小周提前备几包烟，顺手甩给带杨小水到讯问室的警察。看守所的警察都喜欢苏楠。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对参加高考的考生的鼓励，并不是心灵鸡汤式的励志豪言，仅仅通过“确认过眼神X”构式来表达，这样的表达似乎更加贴心，由此可见该构式的语用价值。
有研究指出，以时间和金钱为成本的利他是两种最主要的亲社会类型(李继波，黄希庭，2014)。因此本研究分别以为他人花费金钱和为他人花费时间作为两个助人决策任务，来探究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为他人花费金钱的助人决策任务以免费午餐基金公募计划的基本介绍和贫困地区学童的用餐现状为阅读的背景材料(谢晔，2013)。要求被试回答愿意给该公募计划捐助多少钱，上限为100元。为他人花费时间的助人决策任务参考改编自 “在未来研究提供帮助”的情境(杨昭宁， 顾子贝， 王杜娟， 谭旭运， 王晓明， 2017)。该情境最早来自Nelson等人(2005)的研究。在金钱的助人决策任务结束后，告知被试，研究者的同学为了完成毕业研究设计，需要其提供帮助做被试，让被试填写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长度。
2.4 研究过程
本研究分为情绪启动、启动效果自我评估、捐赠金钱的助人决策及提供帮助时间的助人决策四个过程。在正式实验中，被试依次按顺序完成上述四个阶段。
金钱捐赠助人决策。被试认真阅读介绍免费午餐公募计划的纸质材料，写下在100元人民币范围内会向该受助对象捐助多少钱。
情绪启动阶段。在自身尴尬组和共情尴尬组中，给被试发放纸质材料、笔并呈现指导语，其中自身尴尬组完成回忆写作任务，被试回忆并写出“我经历过的非常尴尬的三件事”；共情尴尬组完成情境诱发任务，被试阅读材料，想象旁观他人经历尴尬的情境；中性情绪组的被试观看一段内容为修电脑的中性情绪视频。
启动效果自我评估阶段。采用Miller(1987)的尴尬程度自我评估量表，自身尴尬组完成回忆写作任务后填写量表；中性情绪组观看视频结束后填写量表；共情尴尬组在每个情境后都进行一次自我评估，取平均值作为评估结果。
其中，α为常数项，β为待估系数，y为被解释变量，χ解释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i为省区标志，t为时期标志。根据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本文建立如下分析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结构影响的面板数据模型：
图3为算例配电网的示意图，是由4个110 kV变电站和10条10 kV馈线组成的地区实际配电网结构模型，为使网络拓扑清晰简化，图中只标出了配电网络馈线联络开关位置，未标明馈线分段开关位置。假设所有馈线均采用同一种导线型号，所有馈线允许最大负荷均为8 MW，同时负荷在馈线上均匀分布，且暂不考虑分段开关位置对联络线路转供能力的影响。表1给出了本算例配电网的变电站容量参数，表4给出了本算例配电网的馈线最大负荷及联络关系。从图3中可以看出馈线a1、b3为三联络线路，馈线az、b2、c1、c2、d1、d3为两 联络线路，馈线b1、d2为单联络线路，且馈线b2、b3、d3存在站内联络的情况。
提供帮助时间的助人决策。在被试完成前几项任务后，告知被试实验已结束，研究者的同学为了完成毕业研究设计，需要其提供帮助做被试，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下，让被试填写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长度。
3 结果
3.1 情绪启动效果的分析
剔除了3个标准差之外的3个数据，得到最终有效的数据为84个。以尴尬程度评分为因变量，尴尬情绪类型为自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尴尬情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进一步分析表明，自身尴尬组(4.0±1.73)及共情尴尬组(4.68±1.16)的尴尬程度评分显著高于中性情绪组(1.89±0.93)。这表明尴尬情绪启动有效。
2.3.1 情绪启动材料
3.2 尴尬类型和性别对捐赠金钱的助人决策的影响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自身尴尬组捐赠的金钱均值高于共情尴尬组捐赠的金钱均值，两组又都明显高于中性组。对自身尴尬组被试在助人决策中愿意捐赠的钱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发现，捐赠的钱性别差异显著，t (26)=-2.648,p <0.05，男性捐赠金钱的均值明显低于女性捐赠金钱的均值。对共情尴尬组被试在助人决策中愿意捐赠的钱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发现，捐赠的钱性别差异不显著，t (30)= -0.52，p >0.05，男性捐赠的钱均值低于女性捐赠的钱均值，差异不大。对被中性组被试在助人决策中愿意捐赠的钱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发现，捐赠的钱性别差异不显著，t (28)= -0.74, p >0.05，男性捐赠的钱均值低于女性捐赠的钱均值。
以捐赠金额为因变量，尴尬类型和性别为自变量的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尴尬类型的主效应显著，即三组不同尴尬情绪的被试捐赠的金钱金额差异显著，
性别的主效应显著，
情绪和性别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 (2,84)=0.94，p =0.395 > 0.05。
表2 捐赠金钱助人决策的平均数和标准差(M ±SD )
3.3 尴尬类型和性别对提供帮助时间的助人决策影响的分析
在自身尴尬情绪条件下提供帮助的时间均值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提供帮助的时间均值明显低于女性提供帮助的时间均值，如表3所示。对自身尴尬组被试在助人决策中提供帮助的时间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发现，提供帮助的时间性别差异显著，t (26)=-2.06，p <0.05。在共情尴尬情绪条件下，提供帮助的时间均值有性别差异，男性提供帮助的时间均值低于女性提供帮助的时间均值。对共情尴尬组被试在助人决策中提供帮助的时间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发现，提供帮助的时间性别差异边缘显著，t (30)=-1.81，p =0.1。在中性情绪条件下，男性提供帮助的时间均值高于女性提供帮助的时间均值。对被试在助人决策中提供帮助的时间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发现，提供帮助的时间性别差异不显著，t (28)= 0.61，p >0.05。
表3 提供帮助时间的助人决策的平均数和标准差(M ±SD )
以提供帮助的时间为因变量，尴尬类型和性别为自变量的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情绪的主效应不显著，即三组不同情绪启动的被试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差异不显著，F (2,84)=0.61，p =0.545>0.05。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 (1,84)=2.18，p =0.144>0.05。情绪与性别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 (2,84)=1.85，p =0.164>0.05。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表明，自身尴尬组与共情尴尬组，自身尴尬组与中性组，共情尴尬组与中性组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 >0.05。
4 讨论
本研究把尴尬分为不同的类型，采用不同的尴尬启动方式，以中性情绪为参照，探究了自身尴尬和共情尴尬对个体助人决策的影响，并且考虑了性别因素的作用，分别以愿意捐赠的钱数和提供帮助的时间作为助人决策任务。尴尬情绪启动效果和前人研究一致，回忆并写作尴尬经历能够有效启动自身尴尬情绪(郑璞，刘聪慧，俞国良，2012)，情境诱发法能够有效地启动共情尴尬情绪(Levin & Arluke, 1982)。
4.1 尴尬类型对捐赠金钱的助人决策的影响
对被试捐赠金钱的助人决策的研究发现，与中性情绪组相比，自身尴尬和共情尴尬中的个体会捐赠更多的金钱，尴尬体验使个体更愿意捐出更多数量的钱，这说明自身尴尬和共情尴尬可以促进金钱捐赠的助人决策。该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体验到尴尬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强的亲社会性，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减少自己内心的不适感，也可以弥补因为导致尴尬的行为所引起的负面评价，从而维持个体的自我(道德)认同(方平，陈满琪，姜媛，2006；吴鹏，范晶，刘华山，2017)。本研究采用助人决策任务，对个体的后继助人行为的实施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4.2 尴尬类型对提供帮助的时间的助人决策的影响
被试愿意提供帮助时间的助人决策结果表明，自身尴尬和共情尴尬下的个体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与中性情绪组不存在显著差异，即尴尬体验的个体并没有提供更多时间给他人。这与以往研究发现尴尬可以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的结果不一致(Feinberg et al., 2012)。这可能是由于所选择的亲社会任务不同。本研究是愿意提供帮助做毕业设计的时间的助人决策，而前人研究的任务是去社区做志愿者服务的时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自身尴尬和共情尴尬下的个体提供帮助的时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实验假设不一致。实验假设预期共情尴尬组会做出更多的助人决策。出现不一致的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自身尴尬与共情尴尬的产生来源不同(Eller, Koschate, & Gilson, 2011)，自身尴尬来自于自己的亲身尴尬经历，共情尴尬来源于旁观他人的尴尬经历(Zoccola et al.,2011)。更可能是这种未来提供时间帮助他人需要被试做出承诺或者付出更多成本，因此不愿意实施这样的助人决策。
究其原因，从情绪启动效果来看，被试的自评结果显示尴尬诱发是有效的，且尴尬情绪下的个体做出捐赠更多金钱的助人决策，且与中性情绪组存在显著差异。尴尬情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情绪和道德情绪，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周晓林，于宏波，2015)。产生上述不一致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为了避免被试猜测实验意图，增强助人决策情境的真实性，实验中在捐赠金钱的助人决策纸笔测验结束后，告知被试实验结束，并以言语形式说明主试的同学同样需要被试的帮助以完成毕业设计，再发放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的材料给被试填写。情境的真实性一方面能够减轻实验者效应，得到被试真实的想法，但另一方面带来了被试在决策时不只考虑到助人的意愿，还考虑到了自己的真实情况的顾虑，尽管主试在发放材料前说明了只是调查被试的意愿，时间、地点都未确定。这些顾虑包括近期空闲时间少、日程安排很满，以及居住地点与实验室的距离远，尤其是有一部分被试并非本校学生。其次，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自身尴尬组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均值是三组中最低的，甚至低于作为参照的中性情绪启动组，但差异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自身尴尬组进行了回忆写作任务。与共情尴尬组的想象情境并填写自评问卷、中性情绪启动组观看视频并填写自评问卷不同，回忆写作任务要求被试“用文字详细写下这三件让你尴尬的事，每件事尽量在100字以上，越详细越好”之后，填写自评问卷。同时，写作本身比起其他两组的启动方式更费精力和时间，自身尴尬组的实验实际所用时间不少于15分钟，而共情尴尬组、中性情绪组实验所用时间一般不超过10分钟。因此，自身尴尬组被试在做出愿意提供帮助的时间的助人决策时，比起其他两组更容易受本实验时长和所耗费精力的印象影响，愿意助人的时间更短。
4.3 助人决策的性别差异
在捐赠金钱的助人决策中，发现女性被试做出捐赠更多金钱的决策。这说明性别可以对助人决策产生影响。有研究发现，初中女生比初中男生有更强的共情能力，可能是因为女生更易自我卷入，能更深地理解需要帮助的人以及他们所处的困境(朱丹，李丹，2005)。在提供帮助的时间的助人决策中，性别不会影响被试的提供帮助时间的助人决策。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助人决策任务受到较多干扰因素的影响(吴鹏，范晶，刘华山，2017)。进一步分析发现，自身尴尬组中，男性提供帮助的时间显著少于女性，这说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到尴尬，会表现出更多的助人行为，这与Simpson 等(2009)的研究一致。共情尴尬组中，男性提供帮助的时间并未明显少于女性，这可能和情境任务有关。这说明不同的尴尬启动条件下，男性和女性助人行为决策是不一样的。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与局限。首先，本研究由于限于大学生被试群体，仅采用回忆写作、观看视频和阅读他人尴尬情境的材料的情绪启动的方法来操纵不同类型的尴尬，未来可以考虑采用现场情境诱发的方法来操纵和诱发自身尴尬和共情尴尬，如此可以更大程度地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其次，本研究在时间助人决策中选择的任务仅是愿意提供做毕业设计的时间，未来可以考虑采用其他不同的助人决策任务去探讨不同类型的尴尬对时间助人决策的影响。最后，在尴尬类型的区分上，本研究仅把尴尬分为自身尴尬和共情尴尬，未来可以考虑更加细致地区分研究和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尴尬这种自我意识情绪对助人行为的影响，加深对道德情绪和助人决策研究的理解。
5 结论
尴尬情绪影响助人行为，当个体感受到尴尬时，可能会做出更多的助人决策，但会受到不同助人决策情境任务的影响。相比中性情绪组，在捐赠金钱的助人决策中,自身尴尬组和共情尴尬组的个体捐赠了更多的金钱,即做出了更多的助人决策;但是在提供帮助时间的助人决策中,自身尴尬组和共情尴尬组的个体并未提供更多的帮助时间,即没有做出更多的助人决策。与自身尴尬相比，共情尴尬并未做出更多的助人决策，这表明尴尬对助人决策的促进作用的大小与具体的助人情境有关。性别影响助人决策，在金钱捐赠的助人决策情境中，女性比男性做出更多的助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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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elf -embarrassment and Empathic Embarrassment on the Helping Decision
WANG Xiaojin; XU Jiaying; HAO Fang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China )
Abstract
It hasn’t come to any unanimous conclusion about whether embarrassment, a kind of moral emotion, has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ecision to help others, or not. Choosing ninety-two undergraduates from Nanjing as participants, this study divided them randomly into self-embarrassment group, empathic embarrassment group as well as neutral group, and set donating situation and offering help time situation, where all the participants would make the helping decision after inducing self-embarrassment and empathic embarrassment.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baseline helping decision of neutral group and also the gender differences were compared.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main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embarrassment and the gender are significant in the donating situation, while the main effects or interaction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embarrassment are not significant in the offering help time situation, which suggest that embarrassment has a certain positive role in the helping decision, whose effect is related to the specific helping situat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exploration between embarrassment and the helping decision as well as the helping behavior.
Key words : embarrassment; empathic embarrassment; self-embarrassment; the helping decision
分类号 B842.6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9.004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SHB009)；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15SJB121)。
通讯作者: 郝芳, E-mail: haofang1979@163.com
标签：尴尬论文; 共情尴尬论文; 自身尴尬论文; 助人决策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