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真理观的后现代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真理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我们回顾20世纪哲学的发展历程时，我们会自然地发现，一方面，真理问题在现代科学和人文背景之下，仍具有着常新的意义，依然是各哲学流派所争论并困惑不已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本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和世纪中叶的“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它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原有形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论争，开始了“朝向语言而生长”的后现代走向。这一走向不仅显示出语言哲学在指称理论后现代演变中的趋势，更重要的是在后现代“语境化”真理观的构建中，更透示出语言哲学，甚至整个人类思维所面对的某种发展倾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通过揭示真理观在语言哲学的层面上所经历的发展脉胳，阐明其特征和意义，最终展示真理走向“语境化”的必然性，将是颇为重要的一项工作。
1 通向自然语言真理论之路
历史地讲，在真理问题上，作为主流而又颇具影响的观点是“真理符合论”。亚里士多德所表述的“把不是说成是，或者把是说成不是，即为假；把是说成是，把不是说成不是，即为真”的思想，清晰地阐明了这一观念所坚持的主张。尽管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如日中天和“拒斥形而上学”的普遍深入，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力图构造统一的、包容万有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动力，但真理符合论仍是大多数哲学家所坚持的信念。无论是B·罗素、G·摩尔还是前期维特根斯坦，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包括D·戴维森，他们均把真理当作是对实在的某种符合或表述；因为在他们看来，在这种语言和实在、命题和现实具有同构性的世界中，“世界包含着事实，即我们可以选择出所思考的东西。而且……也存在着信仰，它具有对事实的指称，并通过指称而或真或假”。（注：Bertrand Russell,‘Logic and knowledge’London:Unwin Hyman Ltd,1956,P182.）但必须注意的是，他们并不等同于传统的符合论者。因为尽管他们仍然诉诸于符合的一致性，但他们却理智地改变了论证的策略，消除了在“语言之外”寻求对应的难题，而把“语言的界限当作世界的限界”，从而试图在“语言之内”消解“符合”问题。值得庆幸的是，语义分析方法在本世纪的普遍深化，为沿着这一方向前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手段。
(1)塔尔斯基真理论的语义学概念
在致力于澄清并使传统真理符合论精确化的道路上，A·塔尔斯基所做的工作——为真理概念寻求语义学基础——无疑是其中最富创造性和最具影响力的。他试图通过现代逻辑工具，运用语义分析的方法，为特定语言建立一个本质上适当、形式上正确的关于“真语句”的定义。他的真理论就体现在对真理概念的这种分析中。塔尔斯基之所以把对真理的讨论限制于语言——尤其是人工语言之内，这并不仅是出于利用现代逻辑技术的考虑，更在于他看到了动摇传统真理符合论根基的两个因素：①这一理论自身基本概念的模糊。在传统认识论意义上，“命题”、“信仰”、“事实”、“符合”等概念含混不清，容易产生歧义，急需用语义分析方法予以理清；②界定不严的“符合”极易产生悖论，从而给了主张取消“真理”概念的真理冗余论以可乘之机。既然“真”和“假”只是描述或论断命题的属性，而在使用中那些概念又易于产生悖论，那么它们的存在性就是可争辩的了。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塔尔斯基的真理论中，他预设了两个初始限定：(i)避开认识论的圈套，尤其是存在于语句和事实或事态之间的“符合”；(ii)剔除所有未加定义的语义性和意向性的概念，诸如意义、信仰等。在做了如此限定之后，塔尔斯基进一步阐述了语言的层次理论，把人工语言明确区分为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以避免语义悖论。由此，他得出被称为“约定(T)”(Convention(T))的等值式，即“X是真的，当且仅当P”。严格地讲，这一形式并不是真理的定义，它只是单独句子的成真条件，可以看作是真理的部分定义。但是，正如塔尔斯基所言，“在某种意义上，普遍的定义应是所有这些部分定义的逻辑合取。”（注：Alfred Tarski,‘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in ‘The Philosophy lf Language’Second Edition,Edited by A.P.Martin-ic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50.）当然，塔尔斯基也看到部分定义的总和可能是无限的，因为语词“真的”所具有的逻辑特性在于它表示某些表达式的一种性质或指示这些表达式的一个类。为此，他选择了递归定义，运用是否某些表达式满足了表示它们所涉及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来定义真理，从而实现了在形式语言中构造本质上充分、形式上正确的真理定义的愿望。
应该看到，塔尔斯基把真理概念看作是一个语义学概念并就其所做的工作是极具现实意义的。他启示了尔后的哲学家们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从不同的视角上进行了新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正是塔尔斯基所力主的真理概念始终是与某一特定语言相关联，为真或为假只是作为特定整体语言的一部分的语句，而不是孤立存在的语句性质的思想，使得二十世纪哲学对真理问题的论述在“语言学转向”的浪潮中，加速了“朝向语言而生长”的走向，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研究路线。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倘若真理仅涉及“陈述”，而不是“语句类型”，那么，正象M·达米特所指出的那样，塔尔斯基的真理概念仅限于精确的形式语言，而与真理不具有相关性，因为真理的语义学概念应用于日常语言不会达到通过先在分析而获得的“真理”所具有的意义。事实上，塔尔斯基理论本身就是基于对自然语言无法精确地定义“真语句”的“强烈不满”，因此，它本质上已排除了对任何形式的自然语言真理论的思考。
(2)自然语言真理论
塔尔斯基通过赋予成真谓词的外延来定义“真语句”，但却未能指出其所具的“意义”(meaning)。然而，“意义”的缺失并未因此宣告塔尔斯基真理论的完全破产。如果我们把他的形式系统解释为一种语言的经验理论的话，那么，一方面，我们可以避开认为塔尔斯基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与真理的概念相关的观点，保护已发展了的真理理论不受损害，使得我们在探索被解释语言的真理理论时，不必再寻求其它途径；另一方面，具有经验内容的“T语句”意味着，存在有塔尔斯基真理论所未能提供的关于自然语言的真理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戴维森提出了著名的“戴维森纲领”，力促建立一种完全依据语句的真值条件给出语句意义的意义理论。我们看到，戴维森这一通过意义理论探求自然语言真理论的策略，是由语言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决定的。
首先，“后现代”语义学的语言实在观的确立，提供了全新的世界图景。传统语义学认为，语词的意义先于语词的指称，从而意义先在于任何关于对象和命题的真假判断。这就是说，对于一个所予语句，我们必须先通晓它的意义，才能进而判定它的真假值。“后现代”语言实在观则把实在和语言构想为同一的，因此并不简单地断言实体的存在，而是把它理解为实际的事件或关系，也即通过分析语言的结构来展现实在的结构。正如戴维森所言，“研究语言的最一般的方面也就是研究实在的最一般方面”，“如果把语句的真值条件置于一种详尽完整的理论的语境之中，那么展现出来的语言结构就会反映实在的大部分特征”。（注：D·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商务印书馆，牟博译，1993年版，第133页。）这就要求语言与实在之间必须先存在确定的真值关系，从而真理研究蕴含了意义研究在语言哲学中的地位。事实上，从一开始，戴维森就把对意义问题的讨论置于真理理论的框架中。
其次，塔尔斯基真理论的语义学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有意义的思维视角。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塔尔斯基的真理定义仅适应于人工语言，但戴维森却另有所见。在他看来，语言哲学最终关注的是理解自然语言，目标在于为自然语言建构一种真理理论。因而，我们能够借用塔尔斯基的真理语义学概念去建构自然语言的真理论。这就在于：(i)塔尔斯基真理概念的实质是为了解决意义问题。所以，他的真理论的策略是在解决意义问题时，把内涵表达式逻辑地转换成外延表达式，从而在外延的域面中给出真理的定义；(ii)在本质上，给出真值条件也就是给出语句意义的一种方式。因此，了解了一种语言关于真理的语义学概念，便是了解了该语言任一语句为真的方式，从而也就理解了这种语言；(iii)“这样一来，意义理论便自然地转换成为一种经验理论，它的宗旨便是对自然语言的活动方式作出解释”。（注：Donald Davidson,‘Truth and Meaning’in‘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Edited by A.P.Martinich,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76.）可见，正因为戴维森认为对意义理论所提出的条件，在本质上就是塔尔斯基那种检验关于真理的形式语义定义是否适当的约定T，所以完全可以利用它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一点W·奎因也颇为赞同，所以他清晰地指出，“塔尔斯基的真理论是意义理论的一种恰当建构”。（注：W.V,Quine,‘on The Very Idea of a Third Dogma’in W.V.Quine ‘Theories and Thing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38.）
第三，传统真理符合论的困境促进了新的真理观的建立。为了走出传统真理符合论的困境，戴维森提出了一种融贯论的真理观。在他看来，真理本质上与信仰和意义密不可分，意义将真理和信仰内在地聚合在一起。考虑到一个人不可能在他的信仰之外达到对实在的把握，而且只有信仰能成为其它信仰的原因，所以，戴维森认为并非是某一信仰可否符合于其它外在事物时才具有真假，而且还依赖于它与其它信仰之间的融贯。在知识的探求中，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去获得僵化的信仰与实在的符合，而是最大限度地融贯所有“信仰集”间的一致。当然，我们并不要求规定无限强的融贯性以保证“信仰集”中所有句子成真，它只坚持一个融贯的信念集合总体中的大多数信念是真的。因此，并不需要一个外部的标准，在互相竞争的融贯的系统中作出选择，更不必担心这一真理体系会成为某种编造得很自洽的“童话”。因为我们完全放弃了任何追求与外在世界“符合”的企图，而仅诉诸于在把语言当成一种整体的知识系统中，在遵循普遍原则的网状“信仰集”内部，来对语句或陈述真假做出判定。由此，“除非参照我们已经接受的信念，否则，任何东西都不能充当明辩的理由；除了融贯性以外，无法在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语言之外找到某种检验方法”。（注：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178.）
我们看到，戴维森对真理理论所做的努力，无疑是对塔尔斯基工作的继续。只是，当他把人工语言看作是它们从中汲取生命力的自然语言的推广或组成部分，或更复杂的语言系统来处理的中介手段的时候，他使得真理理论在新的思维形式下具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首先，其实质意义在于，戴维森真理融贯论所蕴含的整体论思想，是后现代哲学中的一种普遍态度。尽管后来受R·罗蒂的影响对坚持融贯论有所动摇，但却始终未放弃整体论的态度；而恰恰是这种态度，为后现代“语境化”真理观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再者，戴维森把真理论看作是“一种经验的理论”，为真理问题走向生活实践开辟了道路。（注：Donald Davidson‘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ruth’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Lxxxv Ⅱ,No.6,June,1990,P309.）我们知道，信念的产生伴随着各种不同的生物学上的和物理上的事实，如果我们把真理论看作是一种对感觉的因果性的“依赖”，而不是对证据或明辩的“依赖”的经验理论的话，赋有意向和心理意义的信仰就不必还原为某种更基本的东西，或乞求于不可达及的形式语言。它仅在成真的意义上，依赖于言说的外部环境，即依赖于人们充分的生活实践中所予的价值取向和标准。因为，语言哲学后现代转变的目标不仅在于消除纯粹形式语言的建构，更重要的是促进人们更宽泛地使用自然语言，并在自然语言的使用中显现真理存在的方式。正如戴维森所见，“塔尔斯基为我们所做的是在细节上展示如何去描述真理所应采取的模式。而我们现在所需要去做的是，去认明这样一种模式或结构是如何显现于人们的行为之中”。（注：Donald Davidson‘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ruth’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Lxxxv Ⅱ,No.6,June,1990,P309.,P.295）
需要强调的是，在真理问题“朝向语言而生长”的路途中，塔尔斯基无疑是促成真理与语言紧密结合的开拓者。但他只是在语言之内求解真理问题，把真理局限于语形、尤其是语义的层面，他采用对人工语言进行语义分析以明晰真理的途径，最终导致了僵化而又不可通达的真理图景。而戴维森的机敏在于，他有效地借鉴了塔尔斯基的工作并进而将之运用于构建自然语言真理论。在戴维森的建构中，我们还可以敏锐地看到，他所选择的通向自然语言的真理论之路，包含了真理问题走向语用对话和“语境化”建构趋势的基本生长点。
2 走向语用对话的真理论
以戴维森自然语言真理论为基底的“语用对话”真理观的构建，鲜明地显示出后维特根斯坦哲学强调“语用”为主的语言哲学后现代演变的必然趋向，同时，经典实用主义向新实用主义的转换也预示着哲学主题在真理观的建构中探寻着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相融合的成熟的结合点。
(1)经典实用主义：语用对话的滥觞
本世纪上半叶，与分析哲学运动遥相呼应的哲学流派是其在美国的变种——经典实用主义。经典实用主义在本质论题上，与分析哲学一脉相承，力图抛弃形而上学本体论，舍弃近代哲学种种解决认识真理的形而上学方法，力主将真的信念与人的行为关联起来，并由此把关注的焦点投置于真理的效果上。尽管他们并未真正地人语言哲学的角度来思索走向生活实践形式的真理，但他们却直觉地把真理问题定位于语用的层面上。所以，新实用主义者之所以仍自豪地沿用“实用主义”来作为其哲学的标签，有着其内在的历史根源。
首先，经典实用主义抛弃传统真理符合论，为尔后新实用主义的发展奠定了解构形而上学二元论的基础。经典实用主义尽管仍把真理看作是观念的属性，但他们所强调的却是“效果”，即在走向生活的经验形式中信念会导致什么样的利益。所以传统的符合真理论对他们来讲是空洞的因而毫无意义。另外，真信仰是有用的非表征性的心理状态，还是对对象的精确而逻辑的表征，这在实践经验中并不存在本质的对立。因而，他们放弃符合论而强调真理的效用，其目的恰在于通过消解传统的心理和自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来归化真理实践的影响，这正如后来戴维森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真理谓词的观察不应视为‘严格二元化的’”。（注：Richard Rorty,‘Is Truth a Goal of Enquiry? Davidson VS·Wright’i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45 July,1995,P291.）
其次，经典实用主义把真理归结为一种效用，就不可避免地要引入语用的因素，而语用则渗透了人的价值取向。正如W·詹姆士所言，“真是在信仰和善的方式中证明自身为佳的名称。”（注：Richard Rorty,‘Is Truth a Goal of Enquiry? Davidson VS·Wright’i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45 July,1995,P291.,P.282）一旦在真理与人的价值取向之间搭取了由此及彼的桥梁，那么，真理的语用性就会强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塔尔斯基真理论中所缺失的语用因素，在经典实用主义理论中获得了弥补；因为“语义”所诉诸的主要是指涉，而“语用”则主要诉诸的是语境和行为。总之，当符号或符号系统的意义与使用者相关时，真理便具有了走向语用层面的合理通道。
再次，经典实用主义把真理当作一种被解释的效果而不是被假设的教条，启迪了新实用主义的真理态度。由于经典实用主义者看到了传统真理“神话”的不可及性，从而使真理变换成一种被解释的东西。因为既然我们生活于人类文本的世界中，我们的言说是否与他人具有一致性，就自然地成为实践的焦点，从而更多关注的就必定是语言效果。这样，当我们宣布某一陈述为真时，就是把真理当成了一种被解释的东西，即“说一个命题为真就是指明对它的解释为真”。（注：Ron Bontekoe,‘Rorty’s Pragmatism and The Pursuit of Truth’in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xxx,No.2 Issue No.118 June,1990,P231.）由此，按照新实用主义的说法，被解释的真理便不再是传统所追求的“模式”，而转换成为一种生活形式的对话。
(2)语用真理论：走向公共实践的真理建构
经典实用主义所做的这一切对于新实用主义的目标来说，还远远不够。新实用主义不能把真理仅仅归结为一种语言效果而了事，他们必须面对由于反对传统符合论而来的种种责难，尤其是要在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激烈争论中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样，摧毁基础主义哲学的大厦，营造一种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平等对话的氛围，便成了他们消解传统的第一要务。为此，他们批判了传统的“大写”哲学，主张在哲学对话中所有主体之间的自由和平等，从而在走向生活形式的语用对话层面上去构造新的真理观。从总体上讲，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①放弃追求传统“真理”，促进解释对话的多样性。在新实用主义者看来，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语调转换”，实现“对话的转折”，从而涤荡各种“形而上学的舒适”。换句话说，人类是通过在不同文化背景中讲说不同的语言，来追求不同实用目的而产生了对话的多样性；而这种对话的趋向性并不在于某种绝对的教条，而是多种具体实用趋向的一致和融合。所以，当各种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达成多样一致时，它本身便成为真理的目的。因为除去参与和构建这种对话，哲学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这样一来，特定的语言便成为建构性的机缘产物，而真理则不过是“为了获得纯粹的交换意见，在欢乐的讨论中所得到的偶然附产品”，即是在苏格拉底意义上，在公开的、探索性的讨论中所获之物。（注：Ron Bontekoe,‘Rorty’s Pragmatism and The Pursuit of Truth’in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xxx,No.2 Issue No.118 June,1990,P231.,P.222）
②由“确定性”的真理概念转向“非确定性”的真理概念。走向语用层面的真理对话，使得传统固有的“大写”真理为一种世俗的、随机的、可变易的“小写”真理所替代。这种传统的“确定性”真理向“非确定性”真理转变的可能性就体现在：（一）对话的多元性造成了将真值条件指派给语句的各种不同方式，这种不同方式一致地遵守所有形式的和经验的约束条件；换句话说，在这许多不同的真理理论对于一种特定语言是同样充分地等值的条件下，却可以给具体的语句指派真假完全相反的值；这便使得（二）要保证不同真理理论的等值仅当讲话者言说句子的态度对于那些句子的真值是直接的证据。这样一来，讲话者坚持句子为真就取决于两个因素：他们通过句子所言说的和他们所信仰的东西；由此（三）一旦讲话者坚持句子成真的事实能够是认为该句子成真的论据，因而真理理论的任何选择均可通过一种信仰的适当归属来衡量的话，真理的非确定性便成为显然的了。事实上，真理的“非确定性”特征是一种普遍的后现代态度，在后现代语言哲学的视野中，不仅真理，而且包括逻辑结构和指称，均可是非确定的。
③强调真理是被构造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一旦发现有些东西在确定的语言框架中不可表达，就会借助于隐喻的方式在该语言中发明或创造出一种方式来表达它。这样，语言的普遍性就可与“理智的普遍性”保持一致，使得我们在消解绝对客观真理观念的同时，通过“命令”来构建相对内在真理的观念，就具有了合理性。这种在主体对话的层面上所构建的真理，是信念之间以及信念同经验之间的某种理想的融贯，它内在地包括了理性的可接受性、简单性、自洽性、贴切性等价值标准，而不必要求直接当下的经验证实。正如H·普特南所言，真理应被理解为“某种（理想化的）理性可接受性——某种我们的信仰之间及与表现于信仰系统中的经验之间的理想的一致性”。（注：Hilary Putnam,‘Reason,Ttuth and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49-50.）
由此，不难看出，语用真理论的本质要义在于，“效用性”成为一切建构的出发点和生长点。在把对语用的理解推向语义学的外围，关注于其起作用的方式和实践意义的过程中，语言本质上成为一组声音和符号，成为人们用以协调自己活动的方式。它的目的不在于去用形式化的体系规范各类哲学陈述或阐明言词与世界的“符合”关系，而只是在于清晰地展示出拥有不同词汇的人在对理论的选择、接受、运用的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的信仰和价值取向。其“效用性”就明显地体现于它是从认识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方面来考察我们的知识，突出强调生活实践中经验的地位，把这种经验不是当作任何物理实在或认识的阿基米德点，而是看作在进行实践活动的各种相互作用的东西总和。这样，由强调“效用性”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与认识主体的直接当下的背景信念、价值取向、时空情景相关的真理对话论。毋庸置疑，在这样一种没有“形而上学”强制的对话中，主体之间平等的内在对话是自由的、有创造性的和易于统一的。这标志着二千多年来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真理符合论的解构，更喻示着维特根斯坦之后在语言哲学内部后现代趋向的又一次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走向语用对话的真理论大大促进了新实用主义者构建未来新哲学的进程，他们所主张的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在对话中的统一，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创造了一个新的聚合点。同时，这种真理论突破了塔尔斯基主张的语义层面，而在语用层面上构建了新的世界，使得真理问题在语言哲学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语用真理观无疑会使人类思维陷入无根的迷途，呈现出一种类似黑格尔理念主义的自我迷恋状态。因为当人们沉溺于主体间的私人对话时，会日益困顿于自己设置的“语言监狱”之中，只顾于欣赏各自的私人对话，而忘记了对话的目的在于与更多对话的融洽交流，并且消除了在其中所隐含的对真理合理性的评价。事实上，对任一私人对话并由此而建构的共同体的对话中，需要的不仅是抛弃形而上学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不可还原的，生成于语形、语义和语用相结合之上的基底。在这一基底上，一切由于语义分析而导致的自然语言缺失，由于语用对话而导致的语言私人化的困惑，将被克服。事实上，正是这一基底——后现代“语境”实在的构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具有本体论性的实在基础，而且使得“语境化”真理观的建构成为一种必然。
3 后现代“语境化”真理观的建构
后现代“语境”(Context)概念突破了传统静态地指示相关语词关系的狭隘层面，引入了整体论观念，将语形、语义和语用的因素内在地结合起来，并进而突出强调了主体意向性在语境中的不可或缺地位。赋有这种后现代特性的语境概念表明，一方面，语境实在成为自然而然的观念，而且这一观念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真理“语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语境化”的实质意义就体现在，我们是按主体的再现规约而不是按照自然本身的再现规约来对知识进行成功的再现。因此，本质上“语境”是主体所构造的，为达到人类交流的现实目的而自然存在的一种认知方式或认知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语境化”真理观的建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其后现代性表现在如下方面：
(1)语境成为本体论性的实在基底。从具有工具主义低调的实用主义观念向完全后现代观念的转变，使得“语境”已作为一种带有本体论性的整体实在和行为集合出现了。在这种带有很强后现代性的语境构造中，语言不再是一种反映或表达思想的媒介，而是思想本身，是确定的客观实体，是一种不断进化的“实在”；而真理又是语言实体的特性或句子的属性。这便使得语境能够在“观念世界”和“对象世界”的两极对立中，寻找到自己的合理存在地位，摒弃导致真理符合论的途径并使其载体脱离与外在世界的僵化关联。在这里，语境本身已展示了其作为人类知识基底的合理性，我们可以在语境结构自身之中去建构任何语言的合理对话，去探索一切适当的真理理论。（注：关于语境的实在性问题，请参阅郭贵春《论语境》一文，原载《哲学研究》，1997年第4期，PP46-52。）
(2)语境构成了公共实践的具体形式。在后现代视角上把真理“语境化”，不仅为其提供了一个十分“经济的”基础，而且使得语用对话真正地建构在牢固的公共生活实践之上。语境所展示的作为人类对话要素结构的特性，内在地规定了对话的公共性、实践性和历史趋向性，使得人类思想的各种信念、欲望、语句态度、对象都被“语境化”了，没有超人类权威的“上帝之眼”来选择真值，一切均取决于在当下情景状态中所进行的平等对话。信念的每一次变动，真值的任一重新取舍，都只是语境的再造或公共实践具体形式的变易，都是在公共实践具体的、多样化的关联之网内所进行的信念的重新编织。这就是说，人们是根据语境关联的整体性、公共实践的具体性、对话要素的结构性而不是严格的逻辑推演来进行哲学的对话。
(3)语境成为展示价值趋向的认知方式。深嵌后现代性的全新对话理论，无疑使得主体的偶时意向在真值的选择中起着规定性的作用。相对于具体语境而言的主体意向性，由于它所具有的深厚的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背景约束，并不会因为它的偶发性而陷于“本体的任意选择”和“心理主义的幽灵”当中。因为，作为心理表征的过程，主体对于真假的信仰选择、价值倾向和命题态度，在语境的本体论性意义上，不仅是内在地具有着实在的特性，而且现实地存在意向特性与相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联。这样一种主体的意向性，一方面具有着语义的性质，它规定着用于表征符号、语词和命题中所涵蕴对象的指向；另一方面它仍然是语用的，只有在当下的、符号使用和语词指称的情景下，它才具有着完全的现实意义。所以在特定的语境中，对于相关的语形结构及其表达来说，心理意向在本质上构成了语义和语用的统一。也正是这样统一，内在地决定了语境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规定了真理的建构性和趋向性。
(4)语境满足了整体论的方法论要求。作为后现代思维核心的整体论是在批判传统理性和经验认识论的线性决定论原则意义上建立起来的。在基础主义认识论的死亡和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中，整体论的出现显示了思维方式的某种关节性的变革。这种整体论观念告诉我们，传统的那种赋予真值的“堆积木方法”的缺陷，在于试图通过定义语词的方式达到表征真理的目的。而事实上，任一语句的真实性都与该语句的结构和语素相关。因此，我们强调符号和思想与语境的相关性和感受性，本质上就在于把语言的形式和结构及其内在意义看作是整体思维中的结合物。在这当中，诸多语句被证实或被正确地判定，并不仅仅在于其相关经验的存在，而是因为它们处于与其它已被证明为真的语句的推理关系之中，也就是说，处于证明或正确判定它的整体语境之中。
由此，不难看出，“语境化”真理观作为语言哲学后现代演变的必然趋向，内在地显示了“语境”作为一种具有本体论性的实在，不需要在形式上再做抽象的本体论还原的合理存在性。并且它消除了强加于存在之上的任何先验或超验的范畴或本质，强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相互关联性，因而“关系可以解释一切”。因此，不是真理具有任何独立于语境的意义，而是只有在动态的语境中才能展示真理的存在。我们现实地关注的只能是“语境化”了的真理，那种绝对抽象的形而上学真理只能被“悬置”一旁。
当然，真理的“语境化”，只是真理发展的一种“趋向”或“态势”，并不要求赋予它以描述世界或人类自身的语言特权地位，更不是在寻找人类普遍的知识标准。“语境化”仅意味着，它不对知识做任何本体论的简单“还原”，仅只是进行具体的、结构性的“显示”。这一特性使得真理无法独立于人类的心理意向而外在地存在。事实上，在“语境化”的意义上，真理已不再被视作哲学旨趣的终极主题，“真”这一术语也不再是分析的结果，“真理的本质”更不是类同形而上学的“人的本质”和“上帝的本质”那样的无意义的话题，它只是展现了具体的、结构的、语用的、有意义的人类认识的趋向性。因此我们所应努力的，便是在“语境”的既非还原论也非扩展论的意义上，现实地展示出真理发展的未来走向。
无论如何，后现代“语境化”真理观的构建冲破了传统真理符合论的桎梏，内在地体现了后现代性趋向的迫切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语境化”真理观既是整体语义论、语用对话论的历史继续、发展和开拓，更是从语言哲学角度探讨真理问题在后现代境况下的圆融。尽管这一理论本身尚需不断地自我完善、充实和进步，但它作为一种后现代的思维视角无疑将渗入语言哲学方方面面的研究之中，确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