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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又称《竹书》、《纪年》、《今本》等）是春秋战国晋、魏史官所记之史书，是我国古代唯一留存的一部编年通史。此书第1卷开篇追记黄帝、颛顼、帝喾三帝之史事，但无确切的纪年；第2卷记帝尧、帝舜二帝之史事，自帝尧元年丙子即前2145 年开始了干支纪年的信史年代；第3、4卷记夏代即前1989—1559年凡431年之史事；第5、6卷记商代即前1558—1051年凡508年之史事；第7、8、9卷记西周即前1050—771年凡280年之史事；第10、11、12卷记晋国、魏国即前770—299年凡472年之时事，终于今王即魏襄王二十年。 上下有1847年的历史。
此书随葬于魏襄王墓中，于西晋太康二年即281年出土传世。 但因书中某些史事与儒家传统说法相悖而受到贬斥，继而受到冷落。传到梁朝，史家认为由沈约作了注释。从注释中可推知，传世的《竹书》可能有三种手抄本，内容略有差异。由于《今本》（现存《竹书纪年》，王国维始称《今本》与朱右曾辑录古籍中所引《竹书》本（称《古文》）的某些条文相异或益缺，从而受到清代钱大昕、纪昀、洪颐煊、郝懿行等学者的怀疑，而朱右曾在其《汲冢纪年存真》的序言里罗列12条诬证，以证明《今本》为伪书。自此开始，梁启超、王国维、范祥雍、方诗铭、王修龄等皆随声附合，继续加以否定。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等在编写史学论著时，只参考《古文》，对《今本》弃而不用，造成不少常识性的错误。
下面对朱氏的“12条”诬证进行辨析，望有兴趣的读者查证、核实，作出是或非的结论。
一，朱说：《晋书·束皙传》言“《纪年》十三篇”，《隋书·经籍志》云“《纪年》十二卷”，新、旧《唐书·艺文志》并云“《纪年》14卷”。《今本》只4卷，篇目可疑，一也。 （引自范祥雍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查徐文靖的《竹书纪年统笺》（《二十二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是12卷，另有目录1篇； 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静安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版）分上下卷，是为2卷。 卷数虽异，内容实同。朱氏之“4卷”本，当亦如是， 这有其《古文》本的注释可证。既然内容相同，而以卷数相异为据，否定《竹书》，应为诬证。
二，朱说：《束皙传》言：“《纪年》纪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乃述魏事”。杜预亦云，“特记晋国，起自殇叔，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今本》自黄帝元年至隐王十六年，大半依据《史记·年表》。体例可疑，二也。
查《竹书》内容，与《束皙传》、杜预所述基本相同。周平王条下有大字注云：“自东迁以后始纪晋事，王即位皆不书”。以此证明，周王更替仅作为年代符号，而记录晋国、魏国时事却是其史官之职责。
《束皙传》的作者说“纪夏以来”，并非束皙本人的观点，也不是“起自夏”。与束皙一同整理《竹书》的和峤却说“起自黄帝”，与《今本》一致。
如果说古本《竹书》“起自夏”以否定《今本》“起自黄帝”，那末朱、王、范本的《古文》不是也“起自黄帝”吗？查朱氏的《古文》在夏以前收录了黄帝、颛顼、帝尧、帝舜史事17条，其中“黄帝至禹，为世三十”的总括条文为《今本》所无。据此，朱氏不仅否定了《今本》，也否定了“和（峤）本”，同时也否定了他辑录的“朱本”。
至于说《今本》“大半依据《史记·年表》”，更属无稽。晋魏史官根本看不到后人司马迁的《史记》，却纠正了《史记》上百处的错误。如《史记》把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误为魏襄王元年；把魏襄王元年杜撰为魏哀王元年；把商王亥误为振；把商王文丁误为太丁。显然，说《竹书》抄自《史记》应是诬辞。
三，朱说：《古文》全用夏正，杜预之言可据。《今本》：“平王五十一年春三月已巳，日有食之”。“桓王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全袭《春秋》，可疑三也。
朱说“《古文》全用夏正”，意思是说《今本》不用夏正，但并未举出实证。查《古文》第152条：“幽王十年九月桃李实”；第159条：“晋庄伯八年十月庄伯以曲沃叛”，其月份皆与《今本》同。故《古文》与《今本》所用“三正”相同。
朱氏举两例证明《今本》“全袭《春秋》”。此说不对。因为《今本》除了晋魏时事外，其他史事皆应抄自存于宗周的古史或百国春秋。《春秋》是鲁国断代专史，亦应如此，谈不上谁抄袭谁的。
可笑的是，朱氏所举两例正好否定了他的《古文》夏正说。前例“三月已巳，日有食之”；《今本》是“二月乙已（应是已巳）”。前者是周正，后者是殷正，全非夏正。 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前719年2月22日“鲁隐公三年二月已巳，日有食之”，用的也是殷正； 不过，张氏却把前720年误为前719年了。后例“桓王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用了秦正，亦非夏正。
笔者对《竹书》纪有年月日完整条文的考察，在前1051年和前1050年“武王伐纣”的殷周交替的两年，前者用殷正，后者则转为周正。西汉以来，由于不知历法的变动，大多数史学家在寻找“武王灭殷”的年月日时至今争论不休。据《竹书》记载，武王灭殷是在帝辛五十三年（殷正）一月三十日，或在武王12年（周正）2月30日，即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
朱氏不懂“三正”，妄疑《竹书》。
四，朱说：《史记·正义》引《纪年》云，“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273年更不徙都。”《今本》则云，“武乙三年，自殷迁于河北。 十五年，自河北迁于沫。”不知盘庚之徙，已居河北。妄袭《史记》，又杜撰迁沫之文，可疑四也。
《史记》所言“273年”，因版本不同，另有275、773年之说。 陈梦家等相信275年，郭沫若等相信773年。三者皆误。查《竹书》前1302年盘庚迁殷，前1050年武王灭殷，其积年是253年。 问题不在于三个年数之误，而在于此条非《竹书》正文，是张守节本《竹书》里的后人读史的附加语，并且是错误的附加语。把它当成真经，又相信其积年是正确的，怎能不错上加错呢！此条在裴骃本、沈约本中皆无，故其产生年代应在梁以后，唐以前。
关于殷人迁都，朱氏妄加怀疑。据笔者研究，《史记·殷本纪·世表》所记盘庚迁殷，复渡河“南治毫”有误。此史事因《竹书》和甲骨卜辞而得到纠正。《竹书》载：盘庚十四年（前1302年）迁殷（小屯），其后世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冯辛、庚丁、武乙皆居小屯；武乙三年（前1157年）迁河北（邺），武乙十五年（前1145年）迁沫（淇县），文丁元年（前1124年）迁河北（邺），帝乙元年（前1111年）迁沫并改名朝歌，其子帝辛（纣）仍居朝歌。可见，不是《竹书》“妄袭《史记》，又杜撰迁沫之文”，而是朱氏妄疑《今本》。
五，朱说：《史记·集解》引《纪年》云，“夏用岁四七一年”。《今本》附注云：“起壬子，终壬戌”若然，则431年矣。可疑五也。
看来，朱氏是信《竹书》的附加文而不信正文的。查《竹书》帝禹“元年壬子”是前1989年，帝桀三十一年壬戌是前1559年。两者相减，正好是431年，与小字附注同。朱氏不知“471年”的条文是后人读《竹书》时的四条附加文之一，而以错误的附加文怀疑《竹书》，这是朱氏以及乾嘉学派、古史辨派否定《竹书》惯用的伎俩。譬如，顾颉刚在《古史辨一》的自序里说：“夏代的年数，最长的是《路史》，凡490年；最短的是《今本竹书纪年》，只有365年多（内有未详的数年）； 最普通的是《古今纪要》，为439年。其余471年、441年、432年的都有。各个编纂古史的人的闭着眼睛的杜造，到此完全证实”。顾氏不仅批评了朱右曾，同时也批评了自己，因为他拿不出不杜造的正确年代。
同样主张“431年”的也有正误之分。 如施之勉在《史记夏本纪校注》一文里提出的“431年”是起自前2169年，比《竹书》的前1989 年提前三个甲子，即180年，当然是错误的。
为什么说《竹书》的“431年”是正确的？除了干支纪年为证外，还有《竹书》前1948年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为证。当然“仲康日食”的年代也有争论。现代天文学家提出了前2165、2155、2154、2137、2135、2127、2106、1948年八个年代。董作宾据奥伯尔子和朱文鑫推算的前2137年为基准编写了《中国年历总谱》，与《竹书》所记不合，又是孤证，显然是错误的；而《竹书》所记，不仅证之于天文学家的推算，也证之于唐代历算家一行的《大衍历议》，还证之于《尚书·胤征》、《左传》昭17年所引《夏书》的记录，五证皆合，何疑之有？
六，朱说：自来简册，俱不详周公薨于何年。《今本》于成王二十一年，书“周文公薨于丰”，而前此成王十三年，书“夏六月，鲁大褅于周公庙”。岂有周公尚存，而鲁已立庙乎？可疑六也。
周文公亡于成王21年，即前1025年，正好补上古籍的阙如，证明《竹书》自身的价值；同时也证明朱氏历史知识之浅薄，因为“周公庙”是周公亶父、周公季历之庙，非周文公之庙。该庙当建立于周初，是伯禽代父受封于鲁而帅其子孙祭奠祖先之家庙。查《竹书》商王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等。这就是说，“周公”是指周公亶父、周公季历，非指活着的周文公。
七，朱说：《书序》云，“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今本》：“成王十年，周文公出居于丰。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东都”，显非事实。可疑七也。
查《竹书》成王“七年春三月……甲子周文公诰多士于成周，遂成东都；王如东都，诸侯来朝，冬，王归自东都。”“十年，周文公出居于丰。”“十一年春正月，王如丰，王命周平公（周文公之次子君陈）治东都”。“十四年冬，洛邑告成”。“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丰”。《竹书》所记年月日皆有，与事与情皆合理，应是事实。
再查《周书·周官》：“周公在丰，将设，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毕”。这说明周文公在成王十年时，致政老归，“出居于丰”；到了成王二十一年时，“薨于丰”。在这退休的11年中，谁来营建洛邑呢？其次子君陈在成王十一年接替老父的事业是理所当然的了。
以上三方面的资料对比研究，我们认为“周公既没”是“周公将没”之误。《今本》纠正了《周书》之误，功莫大焉，何疑之有！
八，朱说：宋鼌氏、陈氏《书目》皆无此书，而《宋志》有“《竹书》三卷”，是亡而复辑之证，可疑八也。
宋、陈的《书目》无《竹书》，只能说明他们未收录，不能证明《竹书》已佚；而《宋志》有《竹书》就是强证。
至于《宋志》之《竹书》并非“亡而复辑之证”，其理由请参看“第一条”辨析。
应补充说明二点：其一，朱右曾本4卷、王国维本2卷、徐文靖本13卷，卷数虽不同，而内容完全一样。既然朱、王亲眼看过、用过这三种《竹书》，为什么还以卷数多少为据否定《竹书》呢？其二，朱氏以此为据说《竹书》亡于宋，请读者查看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的《竹书》辑本，其搜录条文来自北宋刘恕《通鉴外纪》、司马光《稽古录》、邵雍《皇极经世》，南宋罗泌《路史》、郑樵《通志》、朱熹《通鉴纲目》、张南轩《经世纪年》、元金履祥《通鉴前编》，明杨慎《杨升庵外集》、刘仲达《鸿书》等等，比比皆证明《竹书》未亡。虽然王国维有意删掉明代的条文，以掩盖真实情况，但他删不掉宋代、元代的条文。这些条文使他们强加给《竹书》的诬辞和诬证，不驳自败。
九，朱说：凡《史记注》所引“田侯剡立”，“齐桓公杀其君母”，“梁惠成王会齐威王于平阿”，“齐宣王八年，杀其王后”，“秦惠王薨”，“秦内乱，杀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壮”。《水经注》所引“郑筑长城，自亥谷以南”，“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诸如此类，确是《纪年》古文，而《今本》具轶，可疑九也。
与《古文》（朱氏辑录本）对照，《今本》何止只缺8条， 而是缺少88条。但是，《今本》却有737条为《古文》所无， 两本重复的却有317条。在重复的各条中，《今本》皆较《古文》系统而完整， 因而其可信程度和史料价值也较高。
例如，《古文》认为夏代“用岁四七一年”，《今本》则纠正其错误，计算为431年。《古文》认为商代“用岁四九六年”， 《今本》则纠正其错误，计算为508年。《古文》认为西周“凡二五七年”， 《今本》则纠正其错误，计算为280年。 《古文》认为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亡“用岁二七三年”，《今本》则纠正其错误，计算为253年。
《古文》把后人读史的大字注、小字注误为正文的甚多，皆可据《今本》加以纠正。由此可知，《古文》错误百出，使用价值甚少。
因此，不能因《今本》缺8条就证明《今本》是伪书；同理， 也不能因《古文》缺737条就证明《古文》更是伪书。两者相同的317条，证明两者皆是真《竹书》；两者相异的88条或737条，正好相得益彰， 而不是相互排斥或否定。
从《竹书》的大字注、小字注来看，注《竹书》者的案头至少有《竹书》一本、手抄本两本，而以手抄本的一本为母本，参照其他两本和古籍加以注释。在大量的注释条文中，沈约注只有7条，其他无作者。在注释条文中，分为低于正文一格的大字注和夹在正文之间、之后，或夹在大字注之间、之后的小字注。特别有趣的，在君主名的61条注释中，与《古文》相同者有22条，例如“帝厪，一名胤甲”、“帝发，一名后敬”。两者不同的，在《今本》是注，在《古文》则是正文。这有三种可能：其一，说明《今本》更接近原本《竹书》，因为正文、大字注、小字注分得很清；其二，说明《古文》漏抄39条君主的名子，并且把已抄的22条君名由注释误为正文；其三，说明古籍注释所引的《竹书》条文多数是《今本》的，而为《古文》所搜录。
附带地说明一下，《竹书》在唐以前无木刻本，只能辗转传抄，缺页、缺条、缺字、甚至笔误都是非常多的；后人搜集各种手抄本加以对比校正，查证核实，甚至受儒家传统观念影响，对原本进行删削补订从而发生意见分歧，也都是合乎情理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求其真。
最后，还要指出，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所辑录的《古文》有71处是参照《今本》的。既然说《今本》是“伪书”，应弃而不用，“始作甬”的朱、王、范为什么还要参考它呢？特别是“商王亥”、“魏惠成王”等找不到出处证据时，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是真的呢！
十，朱说：《纪年》不讲书法，故王季、文王亦加王号，鲁隐、邾庄皆举谥法。《今本》改王季为周公季历，改文王为西伯，改许文公为许男，改平王为宜臼，可疑十也。
查《竹书》，前1159年武乙元年“邠出于岐周”，自此始称周。前1157年武乙三年“命周公为亶父赐以岐邑”，始称周公。前1139年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周公季历继之。前1114年文丁十一年“王杀季历”，周文王昌继之为侯爵。前1097年帝辛九年“西伯初禴于毕”，文王昌称西伯；前1062年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武王发继之称西伯。这就是说，周君在商代未称王。
查《竹书》，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申侯、鲁侯、许男、 郑子立宜臼于申。”许文公在这时为男爵，故称许男；宜臼未立，故直呼其名，立后始称之为平王。
以上说明《竹书》不是不讲书法，而是特别注意书法，其例证甚多。试想，周君在商末被封为公、侯、西伯，后人称之为王，不是违背历史事实吗？同理，许文公为男爵时，后人称之为公，不是也违背史实吗？
晋、魏史官所记之《竹书》，其晋事、魏事是当时史官之实录；其帝尧、帝舜、夏、商、西周之史事应是抄自宗周所存的古史。因此，其君主之爵号皆是在立国之时被封的，其后有升降变化，史官也就按时间顺序如实记录。这是不言自明的。
十一，朱说：《水经注》引“晋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及我师伐齐”。我者，晋也。“梁惠成王元年，赵成侯偃、韩偃侯若伐我葵；二年，齐田寿帅师伐我围观”。我者，魏也。《今本》用周王纪年，则我皆为周，文义俱失，可疑十一也。
查《今本》，朱氏所引的4条是周威烈王九年、十八年， 周烈王六年、七年。仔细研读原文，前两条亦魏非晋也，因为晋烈公三年是魏文侯二十四年、晋烈公十二年是魏文侯三十三年。这说明朱氏未读懂“我”字。据《古文》纪年与《今本》纪年对照，以晋文侯的时事为例，所纪之二年、二十一年皆是周纪年，《古文》误为晋纪年。这说明朱氏也未读懂“纪年”。
按常理，《竹书》是通史，应是依据正统君主的立与亡纪年。武王灭殷以来，《今本》与《古文》皆应采用周纪年，有其统一于宗周之义。这是魏史官否定分裂的大一统传统思想，较之《春秋》的作者已失掉了周纪年而使用鲁纪年有一定的进步性。纪年不过是个符号，便于对比、查找、记事、计算，并不具有国别、族别的特殊含义。
附带说明，朱氏所引晋烈公十二年条、梁（魏）惠成王元年条，皆是《今本》条文，朱氏作为《古文》引用以否定《今本》，证明他的思维逻辑是混乱的。
十二，朱说：《梁书·沈约传》不言注《竹书纪年》，《隋·唐志》亦无《纪年》沈约注。《今本》采取《宋书·符瑞志》而讬为休文之注，可疑十二也。
先考察《竹书》之小字注。小字注共106条，一般认为是沈约注，但徐文靖本、王国维本《竹书》皆无注者名，可见说沈约注的根据不可靠。不过王国维本有一条：“约案，《史记》作太庚”；笔者认为“约”字是王氏所附加。此其一。其二，在12条大字注中又附加小字注，一般史家认为，大字注也是沈约注。如果都是沈约注，大字注中再加小字注是不必要的。其三，有些小字注是宋以后注的，有些显然是整理《竹书》者所注，如第83条小字注：“据温公《稽公录》“温公是北宋的司马光。第101、102条小字注：“不知何年，附此”。显然是束皙等所为。
再考察《竹书》之大字注。大字注共91条，一般认为也是沈约注。但标明沈约注者仅7条，其他皆无注者名，此其一。其二， 在大字注中有17条与《宋书·符瑞志》同，故认为是沈约注无疑。但据笔者考察，有可能是沈约的《宋书》抄自《竹书》的大字注，如第8 条大字注的“遂登庸”，《宋书》无，而明代刘仲达的《鸿书》却有。其三，有些大字注产生于沈约之后，有些大字注产生于沈约之前，如第14条大字注的“今海州”。海州是公元549年东魏合南北二青州之名。第31 条夏代“用岁四七一年”，第70条商代“用岁四九六年”，第90条西周“共二八一年”，皆在沈约之前。
只要读者仔细考察《竹书》的197条大小字附注， 就能查出这样的例证，因篇幅所限，此处不一一列举。
由此可知，不言沈约注《竹书》是有根据的， 而言沈约注者只有7条根据，其他无据。
值得注意的是，朱、王、范所辑录的《古文》中，有后人的44条大小字注冒充《竹书》正文。可见，朱氏对《竹书》的注文缺乏研究，而妄加怀疑是不必要的；相反，朱氏的《古文》本倒是值得怀疑的。
通过以上逐条查证核实，剖析说理，证明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等人任意怀疑《竹书》是毫无道理的。他们的思维定式是：《今本》现存的正文1142条，凡是古籍注已有者，就是抄袭古籍的；凡是古籍注没有者，就是伪造《竹书》者杜撰的；主观认定《今本》是毫无价值的伪书，甚至告诫后学不要读此书，以免受其蒙蔽和毒害。这种作法，使中国的信史缩短了1300年，不能认为是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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