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秀才科与旧齐私学及家学
马铁浩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河南 焦作454000）
摘要： 隋代选举史上秀才科的衰微到进士科的出现，与教育史上私学、家学到官学的发展变化是大体同步的。以秀才科为例，隋代秀才多出自文帝时期的旧齐地区，且所受多为私学或家学，应举之后，这些秀才不少人重归乡里以私学授徒，这与文帝时期官学不振密切相关。考察隋代秀才科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可以管窥隋代选举史与教育史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 隋代；秀才科；旧齐地区；私学与家学
隋代的选举，处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时期。除了皇帝根据执政需要临时颁布制诏举人的特科（亦称制科或制举）之外，当时的常科，史料可见者有孝廉、秀才、明经、进士，前三者皆为汉代以降察举的传统科目，而进士科却是隋代的新生事物。因唐以后进士科成为科举考试主要乃至惟一的科目，后世每以隋炀帝为科举考试的开创者。隋代之所以成为选举史上的过渡时期，与教育史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大体而言，从传统的秀才科到新兴的进士科，与私学、家学到官学的变化是庶几同步的。以秀才科为例，隋代秀才科逐渐走向衰微，秀才多出自旧齐地区，且所受多为私学或家学，而非朝廷的国子学或地方的州郡学。应举之后，这些秀才不少人重归乡里以私学授徒，使旧齐学风在官学不振的时代得以延续。本文尝试将秀才科与隋代学校的兴废结合起来，在官学、私学及家学的升降浮沉中，考察其在塑造隋代文化空间中扮演的角色。
1.隋代秀才科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
所谓秀才大体有二义，原本指汉武帝至初唐时期的荐举科目。魏晋时期州举秀才，郡举孝廉，又有秀孝之并称。唐以后含义大变，民间初以其代指进士，后来凡读书应举者皆称秀才，也作为科举生员的俗称。隋代的秀才科，处于第一义的衰落阶段，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被废止，虽然开元末复开此科，但天宝之后作为常科的秀才还是走向了终点。秀才科考试科目有对策，隋唐之际的对策内容是“试方略”。《唐六典》卷四载秀才科“试方略策五条，此科取人稍峻，贞观已后遂绝”[1](P109)。 《封氏闻见记·贡举》 亦云：“秀才试方略策三道，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趋明经、进士。”[2](P15)隋代秀才科亦是“试方略”，“开皇末，举秀才，尚书试方略，正玄应对如响，下笔成章”[3](P1747)即可证也。与明经试经书、进士试时务不同，秀才所试方略大概兼有明经、进士试的特点，“不仅要求举人精通时事，而且要引经据典，提出经邦治国的方略”[4](P24)。 “取人稍峻”是秀才科数百年的历史积淀造成的，这自然令举人望而生畏，最终走向末路，“有隋总一寰宇，得人为盛，秀异之贡，不过十数”[3](P1750)，正是秀才科衰微的表征。
今可考隋代秀才之名，大约有十五人，见于《隋书》《北史》《旧唐书》及文集等传世文献者，有刘焯、王贞、侯白、杜正玄、杜正藏、杜正伦、窦威、许敬宗、王通，见于出土墓志者，有徐纯、仲孝俊、李茂、赵构、赵孝钧、纪庆。兹略引史料，以时代为次，述其举秀才前后仕履如下：
5.6.4 耸肩练习 臂丛神经损伤患者多有肩关节周围肌肉受累，往往出现肩关节功能障碍，术后耸肩锻炼显得相对重要。指导患者站立，双肩自然下垂，双眼正视前方，同时作双侧耸肩，肩外展动作。目的是通过兴奋下运动神经元以促进神经再生，使肌能恢复并完成肩外展动作。
开皇初举秀才者，如刘焯：“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以儒学知名，为州博士。刺史赵煚引为从事，举秀才，射策甲科。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仍直门下省，以待顾问。 ”[3](P1718)又如王贞：“王贞，字孝逸，梁郡陈留人也。开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为主簿，后举秀才，授县尉，非其好也。 谢病于家。 ”[3](P1736-1737)又如徐纯：“君讳纯，字惇业，东海人也。以秀才升第，调国子学生，频迁兼著作。君研核该练，酬校精敏，蠹简咸理，鱼豕必甄。隋文皇问罪江坟，君乃卷帙整锐，以军功授三司仪同。”[5](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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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中举秀才者，如杜正伦，《隋书》载杜正藏“弱冠举秀才，授纯州行参军，历下邑正。大业中，学业该通，应诏举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时诣阙，论者荣之”[3](P1748)，前后有两处“举秀才”，疑后者指杜正伦，“大业中”之前或有脱文。《北史》记载亦不明朗，在叙述杜正藏“开皇十六年，举秀才”之后，又言其“大业中，与刘炫同以学业该通，应诏被举。时正藏弟正仪贡充进士，正伦为秀才，兄弟三人同时应命，当世嗟美之”[7](P962)，后者亦当指杜正伦。《旧唐书·杜正伦传》云 “隋仁寿中，与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举秀才止十余人，正伦一家有三秀才，甚为当时称美”[6](P2541)，仁寿之说更不可信据。又如许敬宗，似亦大业中举秀才者，“许敬宗，杭州新城人，隋礼部侍郎善心子也。……敬宗幼善属文，举秀才，授淮阳郡司法书佐，俄直谒者台，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难，善心为宇文化及所害，敬宗流转投于李密”[6](P2761)。
（杜裕）子正玄，字知礼（《隋书》本传作“字慎徽”），少传家业，耽志经史。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余常贡者，随例铨注讫，正玄独不得进止。曹司以选期将尽，重以启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命曹司录奏。属吏部选期已过，注色令还。期年重集，素谓曹司曰：“秀才杜正玄至。”又试《官人有奇器》，阙并立成，文不加点。素大嗟之，命吏部优叙。曹司以拟长宁王记室参军。时素情背曹官，及见，曰：“小王不尽其才也。”晋王广方镇扬州，妙选府僚，乃以正玄为晋王府参军。后豫章王镇扬州，又为豫章王记室。卒。[7](P961-962)
杜氏本京兆人，八世祖曼为石赵从事中郎，因家于邺。杜正玄擢第在开皇十五年，但由于尚书左仆射杨素的刁难，错过了吏部铨选的期限，最终叙官为晋王府参军，已是开皇十六年。杨素先后两次对其加试，内容是赋、颂、铭、箴等杂文，近于唐高宗永隆二年（681）诏进士试杂文，已超越了秀才“试方略”的限制。唐代进士科实行帖经、试杂文、对策三场考试，可以说，杨素所认为的秀才标准已庶几近之。杜正玄弟正藏举秀才事，亦以《北史》所载为详：“正玄弟正藏，字为善，亦好学，善属文。开皇十六年，举秀才。时苏威监选，试拟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应时并就，又无点窜。时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难为别奏，抑为乙科。正藏诉屈，威怒，改为丙第，授纯州行参军。迁梁郡下邑县正。”[7](P962)可见隋代秀才试有甲乙丙之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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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间举秀才者，有王通，其弟子薛收所撰碣铭曰：“十八举本州秀才，射策高第。十九除蜀州司户，辞不就列。”[8](P588)杨炯《王勃集序》亦云王勃“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9](P257)。据王通生卒年（584—617）推算，举秀才当在仁寿元年（601）。
开皇末举秀才者，如杜正玄、杜正藏兄弟，据《北史》载，一在开皇十五年，一在开皇十六年。史料所见隋人应举者，以杜正玄事记载最详细亦最生动，《北史》又较《隋书》为胜，兹具引如下：
开皇中举秀才者，如侯白：“（魏郡）侯白，字君素，好学有捷才，性滑稽，尤辩俊。举秀才，为儒林郎。高祖闻其名，召与语，甚悦之，令于秘书修国史。”[3](P1421)又如窦威：“窦威，字文蔚，扶风平陵人，隋内史令李德林举秀异①，射策甲科，拜秘书郎。秩满当迁，而固守不调，在秘书十余岁，其学业益广。”[6](P2364)又如赵构，举秀才似亦在开皇中，唐赵思廉墓志载：“公讳思廉，字思廉，天水人。祖构，隋秀才、侍御史、民部郎中、毛州刺史。 ”[5](P1578-1579)
举秀才时间不详者，如仲孝俊，曾作《陈叔毅修孔子庙碑》，文末署“大隋大业七年辛未岁七月甲申朔二日乙酉，济州秀才前汝南郡主簿仲孝俊作文”[10]（P4189）。 又如李茂，唐乾封主簿樊浮丘李夫人墓志曰：“夫人姓李，渤海蓧人也。……曾祖茂，隋贡秀才，不仕。 ”[5](P757)又如赵孝钧，唐卫尉寺主簿赵庭墓志曰：“公讳庭，字璧，天水人也。……祖讳孝钧，隋秀才登科，初补校书郎，转益州城都宰。 ”[5](P1494)又如纪庆，唐洺州曲周县令纪会墓志曰：“君讳会，字冲远，丹阳人也。……大父庆，随（隋）举秀才，隐居华岳。 ”[11](P531)
此外，大业末又有岑文本、薛收皆被本郡举为秀才，但二人皆辞而未应。《旧唐书》本传曰：“岑文本字景仁，南阳棘阳人。……郡举秀才，以时乱不应。萧铣僭号于荆州，召署中书侍郎，专典文翰。 ”[6](P2535-2536)又：“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阴人，隋内史侍郎道衡子也。事继从父孺以孝闻。年十二，解属文。以父在隋非命，乃洁志不仕。大业末，郡举秀才，固辞不应。义旗起，遁于首阳山，将协义举。 ”[6](P2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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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旧齐私学、家学与秀才科之关系
隋代前期秀才科士人多出身山东，而非关中或江南，表明当时旧齐地区学术最为兴盛。从旧齐士人的教育背景来看，他们所受多为私学或家学，而非朝廷的国子学或地方的州郡学。然而，当他们应举之后，仕宦却不及关中士人，且多任职于地方，因此不少士人重新以私学授徒，使旧齐学风在官学不振的时代得以延续。
首先看以私学获得教育者。如刘焯：“少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同受《诗》于同郡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郭懋当，问《礼》于阜城熊安生，皆不卒业而去。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与炫就之读书，向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也。遂以儒学知名，为州博士。”[3](P1718)关中士人亦有从学于旧齐之地者，如窦威，可谓关中望族，但亦曾受学于在旧齐讲学的王通。杜淹《文中子世家》载王通兴教河汾时，从其问学王佐之道者，除出身旧齐的文士之外，又有京兆杜淹和扶风窦威，因为关中本土能够以私学授徒的儒者是非常少见的②。
上述隋代秀才，自应举时间观之，文帝时期人数较多，炀帝时期则趋于衰微。自地域出身观之，大多数出身旧齐地区，出身关中者仅有窦威、赵构、赵孝钧，出身南方者仅有许敬宗、纪庆（又有岑文本未应举）。自铨选品阶观之，窦威（秘书郎，正七品）、赵构（侍御史，从七品）、杜正玄（王府参军，从七品）最高，王通（郡司户书佐，从七品至从八品之间）、许敬宗（郡司法书佐，从七品至从八品之间）次之，赵孝钧（校书郎，正九品）、侯白（儒林郎，正九品）、杜正藏（州行参军，正九品至从九品）、王贞（县尉，从九品）、刘焯（秘书省修国史兼参议律历，九品或流外）又次之，徐纯（国子学生，视从七品）、仲孝俊（郡主簿，视从九品）则为流内九品附属的视品，李茂、纪庆更是隐居不仕，岑文本、薛收甚至不应举。这些特点结合来看，出身关中者擢第虽少，但任官品阶却相对较高，且多为京官，赵孝钧虽为九品校书郎，但亦为清要之职。而出身旧齐的山东士人，所任则多为流内吏职，地位相对卑微，惟一地位较高的杜正玄还是经过反复考验而得。可见，隋文帝似乎有意通过地域歧视来控御文化昌明的旧齐地区，当倚重南方士人的炀帝即位之后，压制山东士人已不必要，选官亦不必再依赖于山东士人，秀才科便渐次衰落下去。
最后看以私学授徒者。应秀才举之后，由于不为朝廷所重，不少旧齐士人重返乡里，仍开私学以教后辈。如刘焯：“后因国子释奠，与炫二人论义，深挫诸儒，咸怀妒恨，遂为飞章所谤，除名为民。于是优游乡里，专以教授著述为务，孜孜不倦。……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 ”[3](P1718-1719)又如王通：“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隋季，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雍雍如也。”（《文中子世家》）[12](P268)这便是为后世道学家津津乐道的“河汾之学”。
其次看以家学获得教育者。如杜正玄、正藏、正伦兄弟：“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为石赵从事中郎，因家于邺。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学相授。正玄尤聪敏，博涉多通。兄弟数人，俱未弱冠，并以文章才辩籍甚三河之间。”[3](P1747)兄弟诸人华萼相耀，学问便自这世代家学而来。正玄兄弟的父亲杜裕：“虽官非贵仕，而文学相传。仕齐，位止乐陵令。齐亡，退居教授，终于家。”[7](P961)除了传授家学之外，还在邺城传授私学。又如王通，虽曾“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文中子世家》）[12](P267)，但其王霸之学主要还是上承家学，《中说》开篇述其六世祖玄则至父隆的著述，如《时变论》《五经决录》《政大论》《政小论》《皇极谠义》《兴衰要论》等，或言化俗推移之理，或言圣贤制述之意，或言帝王之道，或言王霸之业，或言三才去就，或言六代得失，王通之学正与其一脉相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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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齐地区的私学和家学传统，造就了文帝时期秀才多出
地的局面，但建国之初关陇军功贵族子弟以门荫入仕是选官的主流，“秀异之贡，不过十数”，且不受朝廷重视，因而他们在应举之后，只好再次退守旧齐乡里传承私学。由此看来，旧齐的私学和家学既是秀才科之因，亦是秀才科之果，其兴盛是与文帝时期官学的挫折分不开的。隋文帝不悦儒学，儒士一直不为其所重，至仁寿元年（601）六月，竟有诏废官学之举，他认为“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于是国子学唯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3](P47)，在古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晦暗的一页。
关于隋文帝对待儒学的态度，《隋书·儒林传序》有一段生动的记述：“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于是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暨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3](P1706-1707)根据这段文字，隋文帝前期和后期的文化政策似乎有很大反差，但细绎“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诸句，前期儒学教育的繁盛主要是在旧齐地区，也就是说，旧齐的私学和家学仍是开皇时期教育的主流形态。因此，仁寿间废官学，未必是隋文帝一时“不悦儒术，专尚刑名”的结果。文帝时期秀才科较盛，其人才来源及归趋，正是以旧齐地区私学和家学兴盛为历史条件的。至隋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3](P1707)，官学得以恢复并予以强化。与此相应，依赖私学和家学的秀才科影响渐小，而明经科则日趋兴盛，并且由文帝时期“州贡明经”逐渐演化出“起家国子生明三经擢第”[13](P38)“文林郎明九经出身”[5](P1531)等形式。同时进士科亦被创立，直接影响了科举制的发生。其中，国子学等官学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看来，私学和家学的兴盛，与以秀才科为代表的察举制是相伴而生的。
2.3.1 经产妇各分娩年龄组糖尿病发生率 随着产妇年龄的增加，糖尿病(包括糖尿病合并妊娠与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逐渐增加，趋势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注释：
① “秀异”本为十六国石赵政权选举科目之一，此处指“秀才”科，前引《隋书·文学传》史臣论赞称隋代“秀异之贡，不过十数”，即以“秀异”代指“秀才”。
②据《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徐文远传》，窦威又曾从师于大儒徐文远。徐文远乃梁亡入魏周隋者，亦非关中本土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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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57（2019）01－0114－04
收稿日期： 2018-04-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隋代文官制度与文学空间研究”（13CZW032）
作者简介： 马铁浩（1979—），男，河南汝阳人，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从事中古文学文献研究。
（责任编辑 渠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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