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执政党党风建设思想的逻辑体系——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党风论文,逻辑论文,党的执政能力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937(2005)05-0005-04
邓小平同志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时他还是一位真正具有明晰执政理念的党的领导人。他对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如何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有着深入和系统的思考并付诸实践。
通读《邓小平文选》的第一至第三卷，可以发现邓小平同志在生前始终在思考如何全方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包括党的思想、组织、制度、作风建设等各个方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其论述之丰，重视程度之高，战略部署之缜密，堪称文选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社会正在全面转型，两种体制正在转轨，腐败现象还很严重，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在这种形势下，各种社会思潮竞相涌动。有由此否定党的领导，鼓吹实行西方的多党政治，实行三权分立来制衡权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有主张回到“文革”时代以激烈的大民主、大批判形式来消除腐败的“新左派”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其中最重要的要求之一就是要使整个党风有根本好转。如何使党风根本好转，从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是一个重大课题。重温并梳理邓小平同志关于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思想并突显其体系的逻辑化，无疑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以往学术界对于邓小平同志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思想有过一些阐述，但大都总结得不全面或归纳得不到位，更重要的都是流于平面研究。本文在深入研究原著的基础上试将其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思想予以全面梳理和整合，从而探寻出它实质上是一个立体的内涵丰富的逻辑体系。
一、党风建设的紧迫性：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党的执政地位会使党风状况不如革命战争年代，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1] (P214)因为执政党的党风具有示范效应，是所有风气中重中之重，所以他还指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2] (P46)“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3] (P144)“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 (P178)“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3] (P144)邓小平认为党风要好转，就要“整顿领导班子，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作风整顿好”[2] (P123)；“党内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能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要通过整党，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3] (P38)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不断滋生，使邓小平对党的生命和前途深感忧虑：“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3] (P313-314)针对“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3] (P300)，他焦心地指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3] (P314)“正是基于这种高度的忧患意识，并认识到执政党党风事关党的生死存亡，邓小平在临退休前向新的领导集体提出了紧迫的党建要求。
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中都要反腐败——战略部署的长期性
不能因为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某些消极腐败现象，就因噎废食，放弃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也不能因为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而对反腐败有丝毫的懈怠心理。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3] (306)，“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3] (P314)“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3] (P378)，“一个是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3] (P313)既然改革开放这一长期的基本国策不能变，那么反腐败，搞好党风也是一个长期的工程。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3] (P379)，“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3] (P164)“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3] (P327)可见，改革开放和反腐败、端正党风两项工作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是同等重要而不可偏废任何一方。
三、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具体部署
针对党内一些党员干部普遍的特殊化“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2] (P217)，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2] (P217)，“我们这个党要恢复优良的传统和作风”[2] (P269)，因为“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3] (P290)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对于反腐败、搞好党风的具体部署。
四、党风建设不搞群众运动，但又必须依靠群众，批评的武器不能丢——总思路和总原则
吸取建国后和“文革”时期“运动整党”教训，同时基于上述所论，邓小平认为抓党风是一项长期的工程，考虑到搞运动具有随意性、突然性，只能管一阵子，还会大起大落，效果并不好，从而形成其执政党整党整风的总思路和总原则，即端正党风不搞群众运动但又必须依靠群众，批评的武器不能丢。他说：“整党整风，这是很必要的。我们这些老同志也得整一整风，当然不是人人过关喽。我们现在不搞那个方法，自觉地整一整风也需要吧！”[2] (P46)“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2] (P57)“要有群众监督制度……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2] (P332)“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2] (P390)
邓小平认为党风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政治觉悟问题，而搞“政治运动”，容易搞成“左”的一套，即搞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此反复强调：“必须明确，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2] (P336)“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人人都去作检查，那就会变成运动。当然，不搞运动不等于政治工作没有方向，也不是不要声势。”[2] (P381)邓小平还指出，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对坚持错误拒绝改正的党员要执行党纪，但是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允许重犯任何简单化、扩大化的“左”的错误。做好以上几方面的工作，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也就有了保证。”
五、党风建设靠教育更要靠法制——根本途径
执政党党风建设既然已经不能再搞过去的政治运动，那么就得靠教育和法制。针对党风、社会风气不好，消极腐败现象滋生，邓小平认识到“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3] (P290)。因此，“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入手。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对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流行的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思想问题，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由适当的人进行周到细致、有充分说服力的教育，简单片面武断的说法是不行的”[3] (P144)。“要树立好的风气。讲风气，无非是党风、军风、民风、学风，最重要的是党风。好的党风也要体现在教育中，这才能培养出好的学风……我们现在要把风气扭转过来，这就要求学校培养好的风气”[2] (P54)。“对大多数党员来说，是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3] (P38)。“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2] (P367)。党风廉政建设靠教育更要靠法制，他在谈话中屡次强调“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3] (P163)。“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3] (379)。“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3] (P163)。指明要把反腐败斗争纳入到国家正常的法制轨道，“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3] (P313)。“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3] (P297)。
六、接受监督、加强党内监督，要有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组织保障
邓小平进一步认识到端正党风除了教育和法制外，各方面的监督至关重要。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他就指出：“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监督。”[1] (P215)“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1] (P215)随后又强调“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1] (P270-271)。深切认识到现行政治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后，更进一步指出，“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2] (P332)。
七、从严治党、严肃党纪，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治本之策
邓小平忧国忧民，更忧党。是他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党要管党[1] (P328)，从严治党的理念。“整顿，一定要从严。不论整顿领导班子，整顿作风，整顿政治机关，没有一股子劲头不行。在整顿过程中，要严格考核干部，并且把它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2] (P124)。从严治党，必须严肃党纪，“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2] (P271)。同时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2] (P147)。
八、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坚决制止和取缔严重危害社会的腐败现象——治标之举
从严治党的决心已下，就要有坚决果断的行动来制止和取缔严重的腐败现象。邓小平一再指出，“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3] (P145)。“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3] (P379)。
九、端正党风必须以领导干部为重点，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做好表率——突破之点
古语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邓小平对此有深刻认识，“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象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2] (P218)。党风建设的重点是各级领导干部，“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2] (P177)。“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2] (P177-178)！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做好表率，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可以说是反复再三强调，指出次数之多，在整个文选中占的分量是极重的：“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2] (P218)特殊化“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2] (P216)。“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实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会带来很多好处……这个规定一经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就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通也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2] (P219)“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要严。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做执行‘三要三不要’原则的榜样，做艰苦奋斗的榜样，做实事求是的榜样。”[2] (P124)“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2] (P367)“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2] (P260)“艰苦奋斗，也要高级干部带头……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不是以身作则。”[2] (P124)“现在需要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2] (P229-230)
邓小平要求中央最高层干部做好表率，“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3] (P300)。
正人必先正己，邓小平还要求以自己为代表的老干部做好表率，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还可以起一个作用，就是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3] (P7)。“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要靠我们老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2] (P230)。“要培养、选拔一批年轻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老干部对他们要传帮带，要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作风，要使他们能够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2] (P230)。
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腐败，我们党和国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腐败——党风最终能转好的依据
面对一直难以消除的消极腐败现象，邓小平同志虽然忧心忡忡，但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血与火的考验，具有长期和平执政经验的他坚定地认为，只要我们党有着坚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3] (P144)，再大的困难也能战胜，再大的风险也能渡过。因此，他对前景满怀信心，“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3] (P379)，“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3] (P143)。
综观邓小平同志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思想，是对以往执政党党风建设思想的扬弃，为改革开放进程党的领导集体如何抓好执政党党风建设奠定了逻辑框架，从而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它既保证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又求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开辟了一条制度建党的新路子，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战略思考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现在全面梳理和整合它内在的逻辑体系，无论是对今后执政党党风建设理论的进一步深化还是党的执政能力的进一步提高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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