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娃[1]2008年在《满文本《蒙古源流》语言学价值及其开发利用》文中研究说明《蒙古源流》是17世纪蒙古文史籍中最着名的一部编年史,被誉为蒙古族通史及佛教史。1766年由乾隆帝"钦定",被译成满文,堪称一部包罗万象、体大思精并保存完整的满文经典文献。满文本《蒙古源流》也是德、日、韩译本以及《四库全书》本的底本。同时,满文本《蒙古源流》语言是清代规范化的书面语,大致反映出满语文发展鼎盛时期的总体面貌,是清朝中期满语文总体特征的一个缩影。因此,从语言学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开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
白初一[2]2005年在《清太祖时期满蒙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许久以来,蒙古民族与女真(满洲)民族是在中国乃至东亚、内亚历史舞台上产生最重要作用的诸民族中的两大民族。在明清之际,这两大民族又历史性地相遇,并经过持续、反复的斗争与联合,最终形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地域广大的清朝。详细考察本阶段女真(满洲)、蒙古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对于理解清朝国家的性质与中国国家的历史,对于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各民族共同繁荣的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必要性。鉴于清初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能在一篇学位论文中完成的实际,本文则只探讨清太祖当政的这一阶段。 本文由五个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介绍选题意义及研究概况、主要依据的史料、研究方法和各章节主要内容。第一章首先论述元亡之后明朝、北元的对立状态及它们对女真地区的控制,认为明廷、北元、朝鲜均想政治上控制女真地区,但叁方始终没有成功。其次研究女真地区受蒙古文化影响的过程,认为女真人受蒙古文化影响比汉文化、朝鲜文化更为深刻,其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的借鉴和应用上。接着研究明中后期达延汗左右两翼的扩张、蒙古封建割据的形成及女真各部的崛起,认为达延汗及其继承者们的扩张活动,最终确立了达延汗子孙对东蒙古的完全统治;但蒙古贵族传统的分封制,导致了蒙古地区封建割据的形成和泛滥;与此相反,同一时期女真各部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壮大。最后分析认为明代满蒙两族,具有经济市场需求的相同性、文化习俗的相近性。第二章先介绍金国政权的建立过程及其受蒙古文化的影响:认为金廷的汗号、台吉及文武官员的巴克什、巴图鲁、扎尔固齐等名称都是深受蒙古文化影响的结果。其次研究内喀尔喀五部的形成及其封建贵族的驻牧地;认为内喀尔喀五部的地域一直在漠南,有其发展壮大的过程。兀良哈叁卫的许多部民是组成内喀尔喀五部属民的主体。最后考察努尔哈赤时期的满蒙立誓联盟、联姻关系,认为满蒙贵族刑白马、乌牛祭天地的习俗是北方各民族共有的古老习俗,他们盟誓的主要目的是联合对付明朝和察哈尔部林丹汗政权。努尔哈赤时期满蒙联姻的特点是:前期以科尔沁、扎鲁特嫁女为主;后期以满族贵族嫁女为主,但所嫁的均是已归顺的蒙古贵族。第叁章先考察努尔哈赤时期满蒙经济关系即满蒙贵族之间的“献礼”与“回赏”;认为金廷已取代明朝在辽东地区唱市赏主角,辽东边外的科尔沁、内喀尔喀五部等蒙古开
王禹浪, 程功[3]2013年在《海外蒙古学研究述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蒙古学作为国际显学之一,一直备受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在世界蒙古学领域,除了中国、蒙古国两国学界已经取得了骄人业绩外,欧洲、日本、俄罗斯、美国在蒙古学领域中的研究成果也格外引人关注,并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与总结海外蒙古学的形成与发展,可以清楚地了解我国蒙古学的由来和发展现状,深刻认识蒙古的历史与文化曾经对我国与东亚社会、欧亚大陆与世界的国际关系和格局的巨大影响;同时,展开我国的国际化和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认知古代的蒙古历史与当代的蒙古文化的意义所在。基于此,文章尽可能地收集了欧洲、日本、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国家的蒙古学研究机构、成果和主要代表人物,并以综述的形式梳理、编辑了海外蒙古学的研究概况。
乌兰巴根[4]2009年在《《元史》满蒙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前人搜集介绍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搜集调查,通过文献比勘和历史研究,阐述清初叁史翻译的心理文化基础及翻译人员的生平事迹,解析《元史》满蒙译文的编译特点、史料取舍及和蒙古文献的相互影响关系。全文由研究篇和资料篇两大部分组成,研究篇分叁章,前有绪论,后有结论。资料篇是《元史》汉、满、蒙古叁种文本的校勘集注。绪论,介绍研究对象的学术价值、选题意义、研究概况及研究方法。第一章,历史研究,分叁节,阐述叁史翻译缘起、翻译过程及翻译人员的生平事迹。细察《清世祖实录》,利用《实录》所载历史信息大体刻画查布海、能图、叶成格及杜当、索纳木、塞棱等人的生平事迹。第二章,文本研究,分四章,介绍《元史》满蒙译文的版本,探索《元史》满蒙译文的底本,解析译文的编译特点及史料取舍,并揭示和蒙古文献的关系。满蒙译文的编译特点、史文编排及加注项目和汉文《元史》大为不同。满蒙《元史》在编译体例上彻底打破汉文《元史》的纪传体例,完全按照编年体例编排史文,所以在文序上焕然一新。满蒙《元史》在史料取舍或内容结构上以皇帝本纪为主线,参以志表列传的内容,尤其大量采译人物列传,从而达到基本勾勒历史概貌的效果。《元史》满蒙译文太祖朝部份除太祖本纪之外,还摘译博尔术、孛秃、别里古台、畏答儿、忙哥撒儿、木华黎、札八儿火者、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塔塔统阿、察罕、郭宝玉、耶律留哥、速不台、石抹明安、王械、石抹也先、史天祥、耶律楚材、丘处机、刘亨安、石天应、按扎儿、史天倪、董俊、张柔、史天泽、昔里钤部、睿宗、高丽等人物和国家的传记史文;太宗朝部份除太宗本纪之外,还采译耶律楚材、史天倪、按竺迩、睿宗、高丽、速不台、木华黎、汪世显、宪宗、王玉汝、纯只海、月里麻思等帝纪、人物和国家传记史文;定宗朝部份只采译定宗本纪史文;宪宗朝部份除宪宗本纪之外,还采译忙哥撒儿、张晋亨、高智耀、张庭珍、世祖、张文谦、速不台(兀良合台)、高丽、纽磷、杨大渊、李忽兰吉、汪世显(汪德臣)等帝纪、人物和国家的传记史文。太宗朝和宪宗朝部份还有来自《宗室世系表》和《地理志》的内容。《元史》蒙古文结尾部份又有译自《兵志》的内容。《元史》满蒙译文还以小字形式加注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汉族文化名词等满蒙读者不容易晓解的内容。第叁章,关系研究,分二节,分析研究《元史》满蒙译文和蒙古文历史文献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涵两个方面:满蒙翻译参照蒙古文献;满蒙翻译影响其后的蒙古史学。满蒙译文里的人名、地名译以蒙古文献中的传统写法,据蒙古文献加写人物的称号等做法都是参照蒙古文献的表征。拉喜彭斯克的《大元水晶念珠》使用的不是汉文《元史》,而是满文《元史》。结论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概括本人的研究进展,提出未来的研究思路和应备条件。
陈育宁[5]1994年在《田清波及其鄂尔多斯历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田清波及其鄂尔多斯历史研究陈育宁田清波在鄂尔多斯蒙古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关于鄂尔多斯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他不仅涉及的领域广泛，成果丰富，建树和发现甚多，而且在他的整个研究过程中，运用调查、实证、对比等多种方法以及语言、历史、文学...
乌仁其木格[6]2004年在《《蒙古源流》语言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描写研究了《蒙古源流》的书写特征和语法形式。 首先,在《蒙古源流》书面语书写特点方面,主要描写了《蒙古源流》中书写短元音、复合元音、长元音以及辅音的特征。其中论述有关语音和谐的书写特征,并叙述了“(?)”辅音的不谐调使用情况及带有“(?)”辅音的附加成分在软、硬辅音以及元音结尾的词干后面均可连写的独特的书写特征,连接元音规则方面,以变字母“(?)”结尾的动词词干后面出现“使变字母”时,增添“(?)”和“(?)”(u～ü字)的特点。《蒙古源流》中出现了一词多形的书写特点,笔者从十二个方面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与现代蒙古语的书写特点相比较,归纳出了《蒙古源流》中的正字法的书写特点和字,词的书写特点,描写了词和词素的分写和连写情况;并简要介绍了借词及标点符号的使用情况。 其次,描写研究了《蒙古源流》语言的词法。(1) 包括静词的格,数和反身等语法范畴的使用范围及其意义和作用等。(2) 在动词方面,从动词的式体、态等语法范畴到形动词、副动词等诸形态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与通过与中世纪蒙古语和现代蒙古语的比较研究,阐明了《蒙古源流》语言动词变化情况。
李莎莎[7]2016年在《《黄金史纲》“译者序”英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认为《黄金史纲》是继《蒙古秘史》出现后又一部集中反映蒙古史的重要着作,它与《蒙古秘史》、《蒙古源流》是研究明代蒙古政治、历史、文化的叁大主要文献资料。这部关于明代蒙古的纪事史料真实,年代较准确,可其中对于历史传说和真正史实的记载却没有明确区分。其形成涉及了大量与之关系密切的文本并且存有多个译本,本文的这篇英译汉翻译实践报告节选了查尔斯·鲍登于1955年出版的英译蒙古学着作《黄金史纲》中“译者序”的部分进行翻译。“译者序”是作者对于在将蒙文《黄金史纲》译成英文期间所做研究的综述,有大量的相关信息可供其他对此感兴趣且想进一步探索的读者参考,并且表达了自己的翻译观点及研究结论。“译者序”作为副文本的一类对于丰富正文文本的意义有重要作用,它可以引导读者更好的理解正文或做出进一步的研究,甚至可以揭示出正文文本不能说明的问题。由此可见副文本的内容是沟通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桥梁,因此,在翻译及研究过程中译者要多加重视。本文以美国学者阿皮亚提出的深度翻译研究方法为指导理论,即通过注释和评注的策略将副文本置于丰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进行翻译以厚化其内涵。加注方法主要以显性翻译和隐性翻译两种方式为指导进一步运用添加脚注、文内注释、文外注释的具体手段以传达仅靠译文难以传达的原文文化内涵及背景信息,以此使译文读者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原语文化及原作意义。
梅花[8]2004年在《莫日根格根《黄金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莫日根格根所着《黄金史》是18世纪成书的蒙古文编年体史书之一。它在17—19世纪的蒙古文历史文献中，是一部具有独特价值的史学着作。近年来，对它的研究虽已在文学、哲学领域取得诸多成就，但从史料学角度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蒙、汉、满、外文等有关资料，从史料学角度，对莫·《黄金史》做了较为系统的辨析和考证。不仅指出了该史书所记载史料的讹误之处，而且也阐述了它所具有的独特史料价值及在蒙古学研究领域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总结出莫·《黄金史》所具有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所创新：一、第一次提出它是一部哈撒儿的家族史；二、叙述历史史实同镶嵌诗的有机结合是其编纂特点；叁、阐明该史书是一部史论结合的史学着作；四、指出史着者坚持的是“四坛”的佛教宇宙观和“天降”的人类起源说；五、指明该书作者仍沿袭“印藏蒙王统同源”论，同时又强调成吉思汗先祖为“上天之子”、“奉天命而生”的传统观点。 全文由前言、正文四章、结语、参考文献四部分组成。正文第一章：莫日根格根与《黄金史》；第二章：莫·《黄金史》所载成吉思汗先祖世系及蒙元史料；第叁章：莫·《黄金史》有关哈撒儿家族世系记载的考辨；第四章：莫·《黄金史》的特点。
高娃[9]2006年在《《蒙古源流》蒙古文满文汉文宫廷本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蒙古源流》(以下简称《源流》)是17世纪产生的几部蒙古编年史中最负盛名的一部编年史，被誉为从古代至17世纪的蒙古族通史。成书百年后(1766年)，因受乾隆皇帝的重视而进奉宫廷，从而产生了蒙古文、满文和汉文的精钞本和武英殿刻本(本文把钞本和殿本泛称宫廷本)。之后，汉文殿本被编入《四库全书》。从此，《源流》引起世人重视，得到广泛流传，并且出现汉、德、日、朝鲜译注本、拉丁转写本，以及不同文种钞本、殿本的影印本和晒蓝本等。 《源流》宫廷本闻名于世的同时，最接近于作者原书的古本——库伦本及其系统的诸多蒙古文抄本在蒙古地区流传。加上宫廷本本身存在讹舛、衍脱、错倒等诸多问题。因此，不同文本的对比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然而，二百多年来，从不同学科多角度研究《源流》的众多成果中，有关宫廷本产生原因以及不同文本对比研究的成果却寥寥无几。这对于已成为国际性课题的《源流》研究来说是一大缺憾。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有些学者只根据“记述性史料”(历史资料)来阐释《源流》宫廷本产生的原因，而且对于宫廷本存在的问题多引用前人泛泛研究的成果，人云亦云。前者论据不足，缺乏可信度，后者片面笼统，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上述问题成为本文探讨的重点。 本文利用与《源流》宫廷本相关的清代军机处满汉文档案、《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等重要史料，结合《清实录》、《四库全书》、《四库
乌兰（Ulaγan）[10]1997年在《《蒙古源流》的流传及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续前）本世纪以来，一批依靠新科技制成的复制本先后问世。1905年和1906年，日本人内藤湖南两赴沈阳故宫，先后将宫内所藏蒙文殿版、满文殿版制成晒蓝本带回日本o。1936年，北京文殿阁书庄将施密特本影印再版。1955年，德国人海涅什（E．Haenisch
参考文献：
[1]. 满文本《蒙古源流》语言学价值及其开发利用[J]. 高娃. 满语研究. 2008
[2]. 清太祖时期满蒙关系若干问题研究[D]. 白初一. 内蒙古大学. 2005
[3]. 海外蒙古学研究述略[J]. 王禹浪, 程功.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3
[4]. 《元史》满蒙翻译研究[D]. 乌兰巴根. 中央民族大学. 2009
[5]. 田清波及其鄂尔多斯历史研究[J]. 陈育宁. 西北民族研究. 1994
[6]. 《蒙古源流》语言研究[D]. 乌仁其木格. 内蒙古大学. 2004
[7]. 《黄金史纲》“译者序”英汉翻译实践报告[D]. 李莎莎. 内蒙古大学. 2016
[8]. 莫日根格根《黄金史》研究[D]. 梅花.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4
[9]. 《蒙古源流》蒙古文满文汉文宫廷本研究[D]. 高娃.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10]. 《蒙古源流》的流传及其研究[J]. 乌兰（Ulaγan）. 蒙古学信息.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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