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金河[1]2001年在《《案例》：佛山邮政发展战略——构建佛山最大的物流配送服务企业》文中指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1998年中国邮政实现了与电信的分离，走上了独立运作的发展道路。 作为中国邮政一个缩影的佛山邮政，由于劳动密集型手工作业的行业特点，以及长期以来“重电轻邮”政策，使其在分营之后处于投入少、产出少、效益差的不良状况，面临着基础薄弱、人员素质偏低、经济效益低下困境。但是，勤劳聪明的佛山邮政人发挥敢拚、敢想、敢闯的大无畏精神，提出了一个思路：稳定、改革、发展；叁个重点：减员、增收、节支；并采取了强有力的改革配套措施，取得初步成效：在分营后的第一年，基本摆脱困境，实现扭亏为盈。 本文以佛山邮电分营为切入点，通过佛山邮政分营第一年工作的总结，对佛山邮政现状进行了剖析，并采用PEST、SWOT等战略分析方法，提出了佛山邮政的发展战略及实施战略的对策措施。重要的是提出了发挥佛山邮政在实物传递网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今后五年将佛山邮政发展成为佛山地区最大的物流配送服务企业的战略构想。
桂学文[2]2011年在《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测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电子商务作为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型经济活动,在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中几乎充当了救世主的角色,它使新蛋美国在美国零售业面对2008年圣诞“旺季”时也一片哀鸿的境地中逆势上升,也使中国的广大中小企业面对“严冬”也涉险过关,2009年以来更是成为企业在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涨价困境下降低生产与经营成本的法宝。电子商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电子商务的高度重视,IDC中国发布的白皮书更是预言：电子商务服务业将成为全球领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①,重视电子商务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士认同。研究和测度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是更好地发挥电子商务作用的前提,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研究将成为电子商务研究的热点。本文从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的几个典型实证的阐述中概括出“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测度”这一研究命题,在概要阐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的基础上,搭建了研究内容的框架体系,研究内容包括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原理与机制、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国内外借鉴、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概念与理论体系、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方法、测度实证分析等内容。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原理与机制部分,认为电子商务是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冈素,它是由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引起的、以信息化为基础的、具有生态系统特征和广泛渗透性的综合动力因素。它通过改变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促进生产变革、改进管理、扩大流通、新增电子商务服务业等途径来实现其内在作用；通过促进电子商务应用产业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改变产业结构等外在表现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优化投资、就业、产业布局等产业结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国内外借鉴研究部分,从电子商务测度、信息经济测度、国民经济统计的角度,选取相关测度的典型事例,包括OECD电子商务测度、英国电子商务测度、我国CII电子商务总指数测度、马克卢普的知识产业测度、波拉特的信息经济测度、国民经济统计等事例,探讨了其测度的主要内容与方法、特色及其借鉴意义,为建立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提供养料。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相关概念与理论部分,以建立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理论体系为目标,借鉴波拉特信息经济测度的研究思路,界定了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中的一些概念以及这些概念涉及的相关理论问题。这些概念包括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经济、电子商务活动、电子商务交易、电子商务职业、电子商务投入、电子商务产业、电子商务产值等。其中电子商务产业分为电子商务服务业和电子商务应用两大部分,类似于波拉特信息经济测度理论中的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电子商务服务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它是电子商务发展的核心,也是电子商务产业的核心,电子商务应用的深度与广度受到电子商务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制约。而电子商务应用包括企业应用、政府应用和个人应用,应用范围越广、应用程度越深,电子商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大。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方法部分,探讨了测度方法的确定原则、测度的主要方法、测度流程等问题。认为建立测度方法需要遵循合理性、适用性、可操作性、可扩展性、可组合性、可比较性等原则。测度方法包括指标体系建立中需要采用的绩效测度常规方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指标测算中需要采用的国民经济统计法等。测度指标体系的确立是测度流程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测度实施的基本依据,本文建立的指标体系包括：(1)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及其占全社会市场规模的比例；(2)电子商务从业人员数量及其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3)电子商务从业人员的收入及其占GDP和全社会从业人员收入的比例；(4)电子商务固定资产投入及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规模的比例；(5)电子商务产值及其占GDP的比例。这五大指标既相对独立文相互关联,有反映流通效果的指标,也有反映产业结构的指标(就业、投入),还有反映收入、投入产出关系、产值的指标,其中产值指标是核心指标。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实证分析部分,属于宏观测度范畴的研究,是对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首次尝试,以既有统计性数据为基础进行相关指标值的测算。采用的数据分为叁大部分,一为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的权威性统计数据,二为来自各类电子商务研究报告的研究性统计数据,叁为根据前两项数据通过估算方法获得的数据。通过测算,得出了初步结论。由于此项测度工作的探索性,以及相关数据的缺乏,本文测算的结果不一定准确,本次测算的主要目的在于验证所提出的测度理论与方法的正确性与否。尽管如此,本次测度在我国是对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的首次测度,建立了一套测度指标体系与方法。文章最后探讨了本文研究的特色与不足,对未来进一步研究需要扩展和深入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詹浩勇[3]2013年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前叁十多年取得高速发展的中国,当前正面临着经济转型发展的严峻挑战。在这一过程当中,制造业尽快摆脱要素投入与产品低端锁定、产业竞争力弱、大而不强的困境,实现整体转型和升级,成为最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而问题的真正解决,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因为众所周知,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增加制造业生产的迂回度和知识含量,提升制造业效率和竞争力,以及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上述基本认识只涉及到“应该发展”和“发展什么”的问题,而没有涉及到“如何发展”特别是“何地发展”的问题,也就未能真正把握以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随着地理因素被纳入主流经济学考察的视野,产业发展的空间集聚状态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因为一个显着的事实是,基于报酬递增和外部性的产业集聚及由此形成的集聚经济圈正有力地推动着一国及其区域的经济增长,并成为国家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工具。近年来,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显着出现了向集聚经济圈中心城市、城市中央商务区和制造业园区集聚的趋势。可以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已经成为区域和城市现代经济体系发展的显着规律,成为区域和城市的新兴增长极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持。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在空间上形成合理集聚,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值得重点研究。产业集聚有着颇为久远的理论渊源,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新经济地理理论奠基以来,正式宣告产业的空间分布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主流研究范式。其后,产业集聚的研究领域迅速丰富和扩大,伴随着主要发达国家服务经济崛起主导经济增长,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已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分支。然而在以往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中,多只是静态地讨论既有的不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对区域经济层面的影响,而很少结合与其他产业特别是其主要服务对象——制造业的联系,从产业发展升级动态匹配的视角来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作用和对策问题。本文尝试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实背景和紧迫要求出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何地发展”的问题,以期更好地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本文以产业集聚理论、产业结构和工业化理论为基础,以集聚经济圈和城市产业空间演化为现实背景,把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关系与作用的主线,按生产性服务业“为何集聚——怎样集聚——如何促进集聚”的逻辑顺序渐次展开,为以生产性服务业在区域的合理集聚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对策。本文的研究框架和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是理论与文献综述。本部分梳理产业集聚的理论渊源,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演变和最新实践,接着回顾了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的主流方向和进展。进而,概括了生产性服务业及其集聚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互动研究的现状。随后,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和需要重点突破的几个问题。其次,从理论、实证和对策的角度,回答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叁个主要问题,即“为何集聚?怎样集聚?如何促进集聚?”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体和核心部分。具体来说：第一,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与关系,并寻找经验证据,回答“为何集聚”的问题。即在区分制造业价值链中的生产性服务职能基础上,分别探讨功能型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进而利用我国城市单元数据,验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外溢效应及其中介渠道,为后续对策研究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第二,基于城市分类的视角,研究不同类型城市发展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重点行业和区位分布,回答“怎样集聚”的问题。即把握区域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基础和区位禀赋特征,分别分析中心城市、先发工业化城市、后发工业化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内涵,探讨怎样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格局,进而构建城市形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结构机理和一般性分析框架。第叁,研究以生产性服务业合理集聚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保障政策和建议,回答“如何促进集聚”的问题。产业集聚离不开“有为政府”政策和措施的有力支持。基于当前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作用的关键性因素,并结合不同类型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要求,提出相应的保障政策和建议,为产业集聚提供外部动力。最后是本文的结尾部分,概括主要研究结论,并展望了未来研究拓展的可能方向。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为制造业价值链基本性活动服务的功能型服务业通过集聚,在服务业企业产生竞争和协同合作的基础上,为制造业提供了基于商业便利的外部性,其传导机制是降低了制造业的贸易成本,也就是说使制造业取得了一种成本上的剩余。另一方面,为制造业价值链支持性活动服务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不仅集聚在制造业企业及其集群周边,还体现出向集聚经济圈中心城市及其中央商务区集中的趋势。该类型服务业集聚有利于知识的加速生产和积累,并通过知识空间溢出,为制造业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而且,伴随着集聚经济圈内城市群产业空间结构的优化,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内提升了产业资源配置效率,获得了整体经济性。即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使制造业取得了一种收益上的剩余。贸易成本的缩减和创新收益的提升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动力。反过来,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将对生产性服务业提出更高的专业化要求,从而强化后者集聚的规模报酬递增效果,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升级和集聚程度加深,从而为更新一轮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奠定基础。于是在一种累积循环因果机制中可以实现产业的良性互动。(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外溢效应的发挥,与城市经济基础和区位禀赋密切相关,同时还需要克服阻碍这种外溢跨区域传递的制约条件；功能型服务业集聚完全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来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还未体现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明显的推动作用。基于我国城市样本2009年横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确实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但这种作用只局限于集聚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和比较发达的城市,这说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发挥对制造业影响的有利作用,需要获得其所在城市经济基础和区位环境的有力支撑。也就是说,不同区域和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利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方式要有所区别：对于中心城市和工业较发达的城市,可全面积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而对中小城市,应围绕其主导或者支柱制造业转型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具体目标,有侧重地形成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另外,区域性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也没有体现出显着的对相邻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而服务业的特殊属性、不恰当的区域保护主义和区域产业发展协调机制的缺位等都成为制约这种区域间外溢效应的主要因素。因而,需要努力创造破除这些障碍的环境和条件。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在我国集聚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功能型服务业集聚的贸易成本缩减中介效应来实现的;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还缺乏对制造业的创新驱动作用,这和行业发展规模、集聚区运营管理及基础制度等方面的因素相关,合理加快和改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发达城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是支持区域全局制造业转型升级新的政策着力点。(3)各类城市应根据自身经济基础和区位禀赋,在加强区域产业合作的基础上,发展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以集聚经济圈为基本单元,并根据其工业化特征和产业结构基础以及区位环境,将其中的城市划分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先发工业化城市和后发工业化城市,重点探讨了不同类型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方向,及城市间怎样形成一个结构合理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格局。首先,中心城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甚至服务经济时代,也适宜于集聚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因而,中心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目标在于以创新驱动制造业价值链层次的整体提升。为此,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宜采用以城市中央商务区为核心的圈层式专业化集聚,重点集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兼顾集聚功能型服务业,推动中心城市及集聚经济圈区域范围内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其次,先发工业化城市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它们的区位环境却决定了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集聚还缺乏比较深厚的基础。所以,先发工业化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在产业内升级,即提高产业加工程度和附加价值。因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宜发展围绕特定产业集群配套的体系化集聚,并积极与中心城市加强协作,主动接受知识溢出和智力支持,依托若干主要产业集聚区形成合理集聚。第叁,后发工业化城市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近年来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中快速发展；然而,这类城市在大力发展产业的同时需实现转型发展,重点关切提高人的素质,妥善处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避免重走发达地区传统工业化弯路。为此,应以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培训、节能与环保服务业和商贸流通业为重点,发展和集聚有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转型发展奠定坚实基础。(4)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要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有利作用,应着力提升发达区域知识生产和外溢的能力、后发达区域服务要素集聚的设施和制度保障力,及关键性基础制度环境的支持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离不开“有为政府”有效政策和措施的支持。为进一步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外溢作用,我国发达区域需要优化创新集聚环境,营造创新集聚氛围,善用创新集聚成果,协调创新集聚资源布局,提升知识生产和外溢的能力；后发达区域则需要加强现代化交通、通讯网络设施建设,降低服务业要素集聚的商务成本,推进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夯实区域转型发展的制度基础。而在更根本的层次,需要改善关键性基础制度建设,构建一个良性竞争、健康公平、人尽其才的市场交易环境,提升基础制度环境的支持力。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1)以产业集聚理论、产业结构和工业化理论为基础,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和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系统梳理和归纳,区分了功能型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外溢作用机制,并构造了相关的理论分析模型。同时,基于我国城市一级数据,提供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外溢作用及其中介效应的经验证据。本文实证研究的贡献之一,是在全国范围城市层面上提供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对制造业作用效果的经验证据;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类型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传导机制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从经验证据上进一步印证和深化了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内在原因的认识,这是本文实证研究的又一增量贡献。(2)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背景出发,基于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基础和区位禀赋,创新性地从统一完整的角度划分了叁种城市类型,探寻了区域性中心城市、先发工业化城市、后发工业化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发展思路,并凝炼了不同类型城市形成合理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结构机理与一般性分析框架。上述结构机理和一般性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3)对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创新性对策建议,尤其是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体的业态模式和内容上有所创新。例如,从全球绿色创新浪潮的大背景切入,在总结广西南宁商品交易所发展基于循环利用资源的废弃物商品交易有益启示的基础上,将其提升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协同创新的高度,并建议在区域性中心城市、先发工业化城市中积极发展这一新兴交易方式,推进区域制造业绿色转型。又如,建议在城市科技型制造业集聚区全面推进设立各商业银行的科技金融专营支行,为急需资金的科技型制造企业提供注重成长性、面向未来的金融支持;提出推广发展基于网络数字化平台的“虚拟性”集聚模式,创新对小微制造企业的高效金融支持。对于上述集聚创新,还提出了相关扶持政策的设想。当然,本文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在重点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作用机制与外溢效应的基础上,关于后者对前者影响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同时,文中实证研究所采用的横截面分析也可能未能反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变化趋势。另外,对我国不同类型区域和城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应用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化,从而为其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实践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决策参考。
扶柏军[4]2011年在《珠江叁角洲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生产性服务业对于经济总量的壮大、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区域竞争力的增强,以及就业的增加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经济区域之一的珠江叁角洲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比较重视,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促进珠江叁角洲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些政策起到了一定成效,珠江叁角洲生产性服务业在规模、种类以及竞争力方面都得到较大发展,然而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珠江叁角洲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依然较低。珠江叁角洲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依然较小,竞争力有待提高,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支持和促进作用也需要提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珠江叁角洲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历程较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珠江叁角洲制定和实施的关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措施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通过研究政府出台的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法律法规、产业政策、金融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科技创新政策、人才引进与培养政策、区域合作与对外开放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阐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机理,公共政策原理,并以此作为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的理论基础,通过分析珠江叁角洲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的效果以及政策存在问题及其原因,进而从法律法规、产业政策、金融投资政策、税收政策、市场政策、科技创新政策、人才引进与培养政策、区域合作与对外开放政策等政策层面提出了完善珠江叁角洲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从而为促进珠江叁角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吴童[5]2017年在《广东省物流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一直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阵地。然而,近年来随着成本优势的丧失、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的出现,广东省制造业发展出现了瓶颈,经济发展开始放缓,进入了“新常态”阶段。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实现物流业和制造业在空间上的协同集聚,有利于物流业和制造业的协同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基于此,本文将对广东省物流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发展进行研究。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从产业协同发展和产业协同集聚两个角度对已有物流业和制造业的互动发展研究进行梳理和综述,本文认为物流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是两者协同发展演化的重要阶段。第二,对广东省物流业和制造业的发展现状以及两者协同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定性分析。第叁,通过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和EG指数对广东省物流业和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情况和空间集聚情况进行测算,并对两者的协同集聚情况进行分析和拟合。第四,通过建立以垂直关联模型为理论模型的实证模型,对广东省物流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关系进行检验。最后,对广东省物流业和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提出相关建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物流业和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水平和空间集聚水平都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但无论是产业集聚水平还是空间集聚水平,广东省的物流业和制造业之间都存在差异。以区位商计算的物流业产业集聚水平低于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说明广东省物流业的专业化程度仍跟不上制造业发展;以EG指数计算的空间集聚水平反映出广东省物流业主要集中分布市中心地区,而制造业则主要集中分布在城市外围地区。广东省物流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现象具有不对称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广东省物流业集聚对制造业的集聚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但物流业却并不显着依赖于制造业的集聚而集聚。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规模会使这种协同集聚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特征。交易成本的降低对物流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会产生促进作用。
姜炎鹏[6]2010年在《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式和布局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世界范围来看,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其中,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完成了由工业经济时代向服务型经济时代的转换。随着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服务业在全球经济活动中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目前,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中发展最快的部分,也是服务业中对区域经济影响最大的产业,正在逐步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国际化转移的加速,以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步伐的加快,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迅猛,特别是在珠叁角、长叁角和环渤海叁大经济区大城市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出现了集聚化发展,由此促进了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金融危机以及资源和环境要素的约束下,我国东部地区以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方式难以持续,因此,发展生产性服务成为地区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突破口。所以,研究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式和布局显的尤其重要。本论文以经济地理学理论为指导,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借助文献、资料的统计和SPSS分析软件,围绕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现状趋势”——“动力机制和模式”——“合理布局”,分析了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动力机制、模式和布局问题,以期为更好地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和优化布局提供科学依据。本论文的内容主要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和第2章。其中,第1章的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概述、全球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态势和生产性服务业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第2章为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进展和和相关理论探讨。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概念和内涵的阐述,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进展和相关理论的探讨,主要分析了全球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最新态势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第二部分为第3章,探讨了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界定了东部地区的范围,分析了我国东部地区在全国中的经济地位,并运用SPSS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GDP的模型,分析了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从产业规模、增长速度、内部结构、就业能力和经济贡献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东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趋势,认为在东部地区特别是珠叁角、长叁角和环渤海的制造业中心,生产性服务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越来越显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加快和规模日益增强,出现了新型的、专业化、集聚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心；随着产业升级和产业链的拓展,在我国东部地区逐步形成高中低档的生产性服务业错位分工发展的趋势。第叁部分为第4和第5章,为本论文的重点。其中,第4章分析了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影响因素以及叁大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异同点；讨论了生产性服务业在我国东部地区发展的模式,主要从空间集聚——扩散角度和嵌入价值链的视角对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行了探索。本论文认为,由于我国东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依托东部的制造业集群,生产性服务业在外部和内部机制的影响下,在空间视角形成集聚、集聚——扩散的模式,基于价值链角度形成了依托城市等级体系的融入全球和国内的生产性网络体系,促进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融入全球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工体系。第5章是对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合理布局的分析,并利用SPSS模型分析了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总体布局,探讨了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合理布局问题。第四部分包括第6章和第7章。其中,第6章在深入研究我国东部地区特别是叁大经济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布局的问题基础上,尝试构建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在叁大经济区合理布局的模型,并对叁大经济区生产性服务业合理布局提出了建议和对策。本论文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合理布局,必须依托我国东部的城市的功能定位,各城市发挥比较优势、错位联动、细化分工,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层级网络化布局,形成以城市等级体系为载体的生产性服务业网络。第7章为结语,主要阐述本论文的研究结论和不足。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1)从空间集聚——扩散和嵌入价值链的视角出发对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城市等级体系的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前瞻性。(2)运用SPSS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GDP的关联模型,并从产业规模、增长速度、内部结构、就业能力和经济贡献的角度,全面分析了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3)利用SPSS模型分析了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总体布局,探讨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合理布局问题。在深入研究我国东部地区叁大经济区生产性服务业布局问题基础上,尝试构建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在叁大经济区合理布局的模型,并就叁大经济区生产性服务业合理布局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为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合理布局提供了新的思路。
牛海东[7]2004年在《关于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网络布局及网点建设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储”)属于物流行业，是中国最大的仓储企业，成立于1962年，总资产近60亿元，其业务主要集中于大宗集散货物的仓储和运输，主要品种包括金属材料、化工原料、机电产品等；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和主要口岸，拥有66家全资、控股、参股企业和分支机构；共有50多个仓库，总占地面积1200多万平方米，其中库房200多万平方米，货场400多万平方米；露天货场都建有大型门式起重机，总计220多台，各种运输车辆440多台；大部分仓库都铺设有铁路专用线，约120股、110公里。 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储的网络布局也不尽合理，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网点分布有疏有密，其中珠江叁角洲地区只有广州一个子公司，长江叁角洲地区情况较好，有上海、南京、无锡、宁波四个分子公司，但象苏州、杭州等经济热点地区却没有网点，京津塘叁角地区最好，基本有网点分布，其他沿海地区也存在这种情况，即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热点地区物流业务缺乏网点支撑，而这些地区的用户正是我们的优质客户，因此摆在中储目前需要迫切解决的实际问题，就是如何科学、合理的在全国范围内设计网络和节点的分布，以及如何用最少成本和最快速度进行网点建设。 本文以中储作为研究目标，旨在解决中储在物流业务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网点布局不合理、网点扩张的战略和方法不清晰等实际问题，具体内容就是通过对网点的设计形成中储网络的基本框架，以及网点建设过程中的策略和解决方案。 本文的研究方法为典型案例分析，通过对产业状况、竞争对手情况、企业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等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根据中储发展所面临的网络布局不合理这个问题，提出了较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具有经济性和易操作性的特点。
朱文博浩[8]2017年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中国跨境电商研究》文中提出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和电子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使得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中国经济大环境的繁荣和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进一步推动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方兴未艾。2014年,广东省跨境电商规模全国第一,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占全国交易总额的七成。本文以“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现状和影响因素作为铺垫,试图利用跨境电商模式在广东省的发展和应用的最新数据及相关案例作为分析,探索在“一带一路”战略和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趋势,以期为跨境电商参与者和相关研究人员提供有价值的研究建议。具体而言,论文通过对分析“一带一路”产业需求及中国跨境电商模式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研究,得到能够描述跨境电商发展成熟程度的影响因素,并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本文对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划分为叁个环节,即上游供应商、配套服务体系以及下游采购消费者。然后结合“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广东省内成功的电商案例和广东省跨境电商的相关数据分析跨境电子商务在中国的应用情况,从中发现影响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针对跨境物流发展滞后、交易安全性难以保障、信用风险加剧等问题,将结合“一带一路”战略部署和相关行业政策支持,探索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和有待突破的瓶颈,论文同时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对广东跨境电商的影响及相关建议。针对阻碍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和解决方式,以期促进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王健[9]2009年在《广东省物流标准推行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物流标准化目前处于起步阶段,物流标准化的整体水平较低,物流标准体系正在建设当中。广东省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强省,其物流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但物流标准化的滞后问题已成为制约广东省现代物流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因素。为了促进我省物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加快物流标准的研究和实施至关重要。然而,相比于制定我省物流标准及构建物流标准化体系的研究,如何推广和实施既定标准的研究无论从数量上、深度上、广度上都还无法满足我省物流标准化工作的迫切需要。因此,需要建立一套物流标准推行体系来完善和保证。本文首先借助实地调查法与文案调查法获取第一手与第二手资料,通过调查分析广东省物流标准化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物流标准实施的影响因素,确定企业实施物流标准化的驱动因素和障碍因素。然后针对我省物流标准化的实际情况,探讨了我省物流标准化工作的组织管理和保障机制的建立、标准信息服务系统的构建以及物流标准具体实施方案的设计,从理论上构建由广东省物流标准实施的组织管理与保障系统、标准信息服务系统及标准具体实施方案构成的广东省物流标准推行体系。最后,以现实案例为例,对企业实施标准的过程进行了说明,为我省实施物流标准总结经验。论文的研究成果可为广东省物流标准化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持,同时也对其他省市的物流标准化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与借鉴价值。
张梦龙[10]2014年在《基于公共物品属性视角的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如何在积极推进高速铁路等铁路现代化建设的同时,通过改革来创造新的制度红利,实现技术进步和改革创新的协调发展,是一项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铁路改革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行业所提供的物品属性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试图从铁路产业特征和运输产品属性出发,研究分析对改革路径有着深层次影响的铁路改革结构特性及相关问题。具体来讲,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通过对我国铁路前期改革的反思,以及国内外相关产业改革经验的考察,论证提出研究铁路改革必须重视行业提供的物品属性,尤其是公共物品属性。我国铁路改革已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继续深化却面临诸多难题,行业属性定位的模糊成为铁路改革长期处于“胶着”状态的深层原因。作为兼具商业性和公益性的特殊行业,铁路不可能完全市场化,改革的先行步骤是明确基于行业属性分解的市场边界,这也决定着铁路领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处理。2、在对铁路产业特征及公共物品属性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公益性与商业性、行政性与市场性、共用性与专用性、公共性与企业性等多个维度对铁路公共物品属性的特殊表现展开研究。从不同侧面重点分析了公共物品属性对铁路改革存在的若干结构性影响。论证提出在影响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中,基于物品属性的结构是最基础性的。探究铁路改革应当首先致力于解决这些结构层面的问题,建立对铁路改革更加全面和理性的经济分析。3、在对铁路作为一个行业整体上的公共物品属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铁路产业内部各具体业务环节的公共物品属性问题也进行了研究,论证提出在探寻铁路改革目标模式与结构特性时应充分考虑以上问题的特殊影响。基于行业属性分解的铁路分类管理与改革、基于公共企业独立运作的运输生产组织结构调整、基于产业纵向关系调整的铁路运输业重组,以及相应的行业管理和政企关系重构,都是公共物品属性视角下铁路改革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为此,本文试图从容易引起人们忽视的公共物品属性这一新的视角,从行业所提供物品的属性这一基本维度,来重新认识铁路的性质及对改革的特殊影响,并对其中的主要经济学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建立更具完整意义上的铁路经济和铁路改革分析框架。本文主要运用公共物品理论和公共经济学,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共分七章的内容,重点就公共物品理论、铁路产业的公共物品属性构成、公共物品属性对铁路改革的结构性影响、国外铁路和国内运输业改革中公共物品属性问题的处理等展开讨论,在对如何区分铁路的公益性和商业性、明确政府在铁路中的作用和铁路的市场边界、铁路公企业的运作及相应的政企关系、政府规制和法律环境等整体性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深入到产业内部对铁路产业链各具体业务环节的公共物品属性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建立起了对铁路属性的整体认识,构建了一种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结构性影响的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框架。论文的主要论点和创新体现在四个方面：l、在总结国内外经验走向和对我国铁路前期改革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论证提出应当重新明确铁路的属性定位并按属性分解进行分类管理。公益性铁路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铁路,以及公益性运输和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运输的明确区分和分离即“公商分离”,按物品属性对行业进行分类管理、投资、建设和运营,是今后铁路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铁路领域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的基础。2、对铁路产业中普遍存在而又容易受到忽视的市场失灵、市场边界、公共性、公益性、公平性、正外部性、拥挤性、共用性、市场化指数、可商业化程度、公共物品属性程度、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属性的转化、政府作用、公共企业、特殊法人制度等概念及对铁路改革的结构性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归纳提出“共用经济”这一经济学概念用以分析铁路经济问题,从而构建了基于公共物品属性视角的铁路改革分析框架。3、将“公共中间品”概念引入对铁路的经济分析,改变对铁路轮轨关系和产业组织的传统看法,并深入到铁路产业链内部,对铁路运输业内部特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及基于网络型基础产业共用经济现象一般特性的铁路公共中间品和公共企业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一种基于从“二分法”到“叁分法”产业纵向关系调整的铁路运输业重组模式。4、在对铁路改革中若干结构性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证提出了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的中国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框架,并对其中的“公商分离”、“调度公共化”、“叁分法”行业重组、政企关系重建及改革过渡期的政府职能等有关配套改革进行了探讨。应当说,从结构层面来思考和研究铁路改革,需要回答的问题还很多；从物品属性特别是公共物品属性视角来探究铁路经济和铁路改革问题,本文目前做的还只是初步探索,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对此寄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和努力。
参考文献：
[1]. 《案例》：佛山邮政发展战略——构建佛山最大的物流配送服务企业[D]. 方金河. 暨南大学. 2001
[2]. 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测度研究[D]. 桂学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3].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D]. 詹浩勇.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4]. 珠江叁角洲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研究[D]. 扶柏军. 华南理工大学. 2011
[5]. 广东省物流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发展研究[D]. 吴童. 广东工业大学. 2017
[6]. 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式和布局研究[D]. 姜炎鹏.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7]. 关于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网络布局及网点建设的研究[D]. 牛海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4
[8].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中国跨境电商研究[D]. 朱文博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7
[9]. 广东省物流标准推行体系研究[D]. 王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09
[10]. 基于公共物品属性视角的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研究[D]. 张梦龙. 北京交通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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