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对建安文学品评的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安论文,得失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钟嵘对建安文学的品评是颇有创见的。他不仅提出了“建安风力”的论断，对建安诗的渊源进行深入探讨，还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作的分析，揭示出他们的品第与风格。
钟嵘对建安文学非常重视，而且对其研究颇有创见。这主要表现在他的《诗品》里。《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122人。其中评论建安时代重要的诗人有11人。可见建安诗人是《诗品》评论的重要对象之一。
一、钟嵘论“建安风力”
钟嵘在他的《诗品》中，有关于“建安风力”的论述。他在《诗品·总论》中首先称赞建安文坛的盛况，并指出了曹氏父子对建安文学的繁荣所起的作用。然后针对两晋时期“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提出了“建安风力”问题。那么，“建安风力”具体指的是什么呢？钟嵘在文中并没有进一步阐述。不过，他在《诗品·总论》中论说诗的“三义”之后，接着写道：“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在钟嵘看来，作诗时斟酌运用三义，以风力作骨干，再加以文采的润色，才能使诗余味无穷，感染力极强。至此，诗歌的造诣也就达到了顶点。可见，一首好诗，必须具有“风力”和“丹彩”，二者缺一不可。“丹彩”，无疑是指优美的文辞，而“风力”自然是指充实的内容了。
另外，从钟嵘认为玄诗所以丧失了“建安风力”，是因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来看，也不难理解他所说的“建安风力”的内容了：即指建安诗歌在内容上的充实、非同凡俗及其在表现上的雄健、生动。再从钟嵘认为具有“建安风力”的作家来看，他们的作品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如左思，钟嵘认为他能够“踵武前王”，是一位具有“建安风力”的作家，并在《诗品》卷中称之为“左思风力”。左思的诗歌内容极为充实，最能表现他的诗歌成就的是他的《咏史诗》。全诗以贴切形象的比喻揭露了门阀士族社会的不合理，引用史实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笔力矫健，气势充沛，显然是“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扬。其后的刘琨也受到了钟嵘的赞誉。钟嵘认为他继承了“建安风力”。刘琨现存的诗有三首，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沉郁清壮的诗风。如《扶风歌》，此诗写于外兵侵扰、国家民族处于危难而朝廷并不热心于抗敌之时。诗中，诗人对国家危难的忧虑、对故国的深切眷恋、对腐朽的晋政权的愤慨等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可谓是“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从他那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的斗争生活中腾发出来的“清刚之气”，震撼着千百年来读者的心灵。因而钟嵘认为刘琨继承了“建安风力”。郭璞的代表作是十四首《游仙诗》，这些游仙诗是借游仙以咏怀，往往“辞多慷慨”，具有一定的现实内容，“挺拔而为俊”，而且形象鲜明生动。故钟嵘说他的诗“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认为他继承了“建安风力”。至于谢灵运的诗，成就更为突出了。这时“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谢灵运开拓诗境，大量创作山水诗，终于扭转了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在诗坛上的优势，为我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钟嵘认为这些具有“建安风力”的作家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他所提出的“建安风力”所蕴藉的内涵了。同时，也使我们看到，钟嵘对建安文学那慷慨悲壮、充沛高亢的时代格调是极为推崇的。
二、钟嵘论建安诗之源
钟嵘在《诗品》中论述了122位诗人诗之源。其分别是源出于《国风》、《小雅》、《楚辞》。那么，他所论及的建安诗人之诗也毫不例外地源出于此。今举例看其所评是与非。
钟嵘说：曹植诗“其源出于《国风》”；曹丕、王粲诗“其源出于李陵”；刘桢诗“其源出于古诗”。钟嵘认为李陵诗“其源出于《楚辞》”，而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以此看来，曹植、刘桢诗源于《国风》，曹丕、王粲诗源于《楚辞》。钟嵘对诗歌的研究，能够注意探讨其渊源所出，还是很有意义的。当然，在研究时不可忽略的问题是，任何一位作家对以往文学传统的继承都是多方面的。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来探讨钟嵘对建安诗人诗之源所进行的论述，来看建安诗人对以往文学传统继承的主要方面。
曹植对《诗经》中的《国风》、《小雅》还是很重视的。如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说道：“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可见，曹植是提倡向民间文学学习的，尤其是《诗经》中的风、雅。他在创作实践中，也能注意吸收民间文学的营养，特别是从《国风》中得到借鉴。《国风》所表现出来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曹植影响是很明显的。如他的《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等诗篇，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芒。《送应氏》，虽然看似一首送别诗，而实则是一首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它反映了董卓之乱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深灾大难。目睹大战后令人伤心触目的残破的社会画面，使人潸然泪下。《泰山梁甫行》反映了边海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情诗》写征夫远行服役而思归之情。由于长年征战，人们被驱赶服役，致使“渺渺客行士，遥役不得归。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门有万里客》则写客子奔波飘流四方之苦。《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等诗篇，也大抵是曹植“发愤之所为作也”。刘桢的诗现存完整的只有十五首，在表现自己“怨恨”与“郁积”之气方面很突出。《赠五官中郎将》在赞叹曹丕才华出众的同时，抒发了内心的苦闷之情。《赠徐干》一诗，充满了慷慨不平之气、忧伤哀怨之情。至于他的《赠从弟》所表现出来的“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的诗风，更能启发和感染人。钟嵘在品评诗人时，是很强调其作品的社会价值的。这从他论述两晋玄言诗没有“建安风力”以及左思、刘琨等人的诗歌继承了“建安风力”就可以看出。据此，曹植、刘桢那些反映社会现实的凄惨及表现自己的感愤之作，无疑是承续了《国风》的“凄怨”之情。可见，钟嵘评诗是继承了孔子“兴、观、群、怨”之说的。
另外，赋、比、兴是《国风》的主要表现手法。这些表现手法在曹植、刘桢的诗歌里运用得非常突出。如赋的手法，在《国风》里是常用的手法，而在曹植的诗歌里也用得很多。钟嵘认为，赋是“直书其事，寓言写物”。就是说赋除了直接叙写事物之外，还应在叙写的事物中寄寓深刻的含义。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名都篇》、《弃妇诗》等都是赋体，但意在言外。比，在曹植和刘桢的诗里运用得也相当多，如曹植的《七哀诗》，用“清路尘”、“浊水泥”来比喻夫妻不同遭遇。《赠白马王彪》中用“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比喻搬弄是非的小人。《吁嗟篇》用四处飘转的蓬草来比喻自己迁徙不定的生活。《野田黄雀行》用“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来比喻险恶的自然环境。在曹植的诗歌中，还有通篇用比的，如《美女篇》用美女盛年不嫁来比喻自己怀才不遇。《杂诗六首》（“南国有佳人”）以佳人自比，通过写佳人不为时俗所重，借以抒发怀有才能而不被重用的悲哀。又如刘桢的《赠从弟》三首，全用比的手法，分别以蘋藻、松树、凤凰等比喻从弟，称赞其从弟的品格高洁，从而表现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曹植和刘桢的诗用兴的地方也不少。按钟嵘的解释，“文已尽而意有余”为兴。若以此而论，这两位诗人的好多诗都运用了兴的手法。如曹植的《七哀诗》、《浮萍篇》、《种葛篇》、《美女篇》等都寄托了自己有志不得施展的感慨。他们又能将《诗经》的“三义”“酌而用之”，如刘桢的《赠从弟》、曹植的《美女篇》、《吁嗟篇》等，虽是用了比，但也使用了“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兴的艺术手法。由于他们对赋、比、兴表现手法能够“酌而用之”，从而使诗歌达到了“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效果。这样看来，钟嵘说曹植、刘桢的诗歌源出于《国风》，还是符合他们的创作实际的。
钟嵘认为曹丕、王粲的诗源于李陵，而李陵之诗又源于《楚辞》，所以他们的诗源于楚辞。王粲出身于世族官僚家庭，是一位贵公子。他“博物多识”，聪明异常。董卓之乱，王粲被迫迁徒到长安，后又“委身适荆蛮”。由于“遭乱流寓”，因而使他“自伤情多”，“发愀怆之词”。他的《七哀诗》三首，则抒发了他那慷慨之怀。第一首描写了大乱后伤心惨目的景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战乱给人们造成的灾难之大。第二首，写他久居荆州，才能得不到施展，因而更增添了思乡之情。全诗抒发了他那孤寂忧思的凄怆情怀。第三首反映了在“百里不见人”的情况下，“生民”还要“与家辞”，去戍边打仗的悲苦社会现实。可谓“仲宣流客，慷慨有怀”①。他的几首赠答诗也多“愀怆之词”，如《赠士孙文始》一诗。王粲的至友士孙萌曾与他同在荆州依刘表，后来献帝封士孙萌为澹津亭侯。士孙萌就职时，王粲写了这首诗赠之。诗中，无论是谈昔日的友情，还是道今日的分手，无不充满着感伤之情。其诗歌格调与楚辞中所表现出来的慷慨激愤之情有相似之处。而钟嵘说王粲的诗源于李陵，无疑是说他的诗与李陵的诗有相似之处，实际情况亦非钟嵘所言。
李陵是汉武帝时人，为骑都尉，曾率兵出击匈奴贵族，战败投降。《汉书·苏武传》载录了李陵的一首《别歌》，其诗云：“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士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除此而外，《文选》中载有李陵诗三首。对李陵的五言诗是否存在，早有人怀疑。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捷妤见疑于后代也。”其后也有不少人论述，认为苏武、李陵之诗乃为后人伪托之作。这在文学史上已为定论，毋庸多言。那么王粲诗“源出于李陵”之说，岂不成了无渊之水，无本之木了吗？除了载在《汉书·苏武书》中李陵的那首《别歌》之外，我们再无法见到李陵之诗，因而也就无法窥见王粲、李陵二人寄情篇什的相似之处。从此而论，曹丕的诗源于李陵之说，同样也无从谈起。
三、钟嵘论建安文人诗歌的品第及其风格特色
钟嵘在《诗品》中，评论的建安诗人有11位。钟嵘不仅论述了他们诗歌的渊源所出，而且评定了其诗歌的品第，探讨了其诗歌的风格特色及影响。
在钟嵘评述的122位诗人中，被他列为上品的计有11人，其中建安诗人就占3位。这里，不仅可以看出建安诗人成就之高，也可以看出钟嵘对建安诗人的重视。被钟嵘列为中品的建安诗人有3位，列为下品的有5位，这些诗人及其品级是：上品：曹植、刘桢、王粲。中品：曹丕、何晏、应璩。下品：曹操、曹叡、曹彪、徐干、阮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钟嵘将孔融、陈琳、应玚等重要作家漏掉了，不无遗憾。但从其所论述的作家来看，还是颇为详密的，足可以使我们窥见建安文人之成就。钟嵘对建安文人诗歌风格的论述较为恰切，对其诗歌品第的评定基本上是准确的，但不排除有失公允之处。下面，就钟嵘对建安主要诗人的论述进行探讨。
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曹植的五言诗极富有创造性，这自然引起了钟嵘的高度重视。他在《诗品》卷上评“魏陈思王植诗”时写道：“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暎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廓庑之间矣。”这里，钟嵘既总结出了曹植诗歌的艺术风格，又指出了其诗的地位和影响。钟嵘说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可以说，很准确地概括出了曹植诗歌的艺术风格。曹植的一生，一直为追求功名而奋斗着。他的诗，充满了英雄豪杰之气，抒发了为国家的统一不惜殒首丧元之志。如《
篇》，从中可见，诗人追求的不是高官厚禄，而是要辅助皇家，“柔九州”，建功立业。诗中主人公豪情横溢，壮志满怀。他挥舞着“诸侯之剑”，发出“雷霆之威”。其勇猛的战斗之情，纵横洋溢。威风之巨大，气魄之雄浑，豪气之袭人，可谓溢于言表。使人仿佛看到了他那威武抚剑的英姿，驰骋疆场的气慨。诗篇充满了昂扬奋发之情，大有气吞万里之势，形成了“骨气奇高”的风格和情调。在曹植的诗篇中，“词采华茂”的风格特色也体现得非常突出。如《白马篇》中，诗人描绘的少年英雄：“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一位英姿勃发、武艺高强的少年英雄形象跃然纸上。《美女篇》描写的细腻，词藻的华丽，使人赏心悦目。《浮萍篇》对愁妇心境的入微描写，生动而巧妙的比喻，唤起读者的翩翩联想。其游仙诗中对飘渺的仙境的描写，更是辞藻璀璨，给人以色彩缤纷之感。曹植的诗篇几乎都雕绘工丽，用字妍美。他自己也曾自述说：“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②因而，钟嵘所概括的“词采华茂”，确实是他诗歌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除此而外，钟嵘对曹植诗的“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等评价无一不符合曹植诗歌的实际。
刘桢“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刘桢的五言诗很出色。他现存的诗歌一共十五首，全部是五言诗，在当时的诗坛上就享有盛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钟嵘在《诗品》中，又将其诗列为上品，并在《诗品》卷上评“魏文学刘桢诗”时写道：“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钟嵘既概括出了刘桢诗歌的风格，同时，也指出了他诗歌存在的不足。关于刘桢诗歌渊源所出，如前所述。钟嵘所说的“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是就其诗风而言。刘桢为人卓荦气褊，其诗最有气，言壮气盛。这在他流传下来的作品中得到了印证。如他的代表作《赠从弟》三首，称美于当时，闻名于后世，被选录在《昭明文选》里。从题目上看，这是一组赠答之作，但作者在思想内容及组织结构、表现手法上皆别出心裁，独具匠心。三首全用比兴手法，以“磷磷水中石”、“亭亭山上松”、“凤凰集南岳”来勉励从弟，同时，也是以此自勉，从而表现了诗人的理想和追求。从诗人赞美磷磷的水中石、挺拔的松树、徘徊于孤竹的凤凰来看，他追求的是高风亮节。观刘桢之诗，钟嵘称其“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不为虚语。
钟嵘也指出了刘桢诗歌的不足，即“气过其文，雕润恨少”。钟嵘的这一批评，和曹丕的评论是相同的。曹丕认为刘桢的诗“壮而不密”。对钟嵘的批评，后人有赞同者，也有持异议者。赞同者如胡应麟、许学夷等人。胡应麟说：“公干才偏，气过词。”③许学夷说：“公干诗声咏常劲，钟嵘称公干气过其文，是也。五言公干如‘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华馆寄流波，达来风凉。’‘步出北寺门，遥望西苑园。细柳夹道生，方塘含清源。’‘凉风吹沙砾，霜风何皑皑。明月照缇幕，华灯散炎辉’等句，声韵为劲。”④不同意钟嵘对刘桢的批评者，如陈祚明。他曾指出：“公干诗有气故高，如翠峰插空，高云曳壁，秀而不近，本无浩荡之势，颇饶顾盼之姿。《诗品》以为气过其文，此言未允。”⑤从刘桢现存的诗来看，气“壮”是事实，他“才偏气高”，不可否认。但他的诗并不是不注视艺术美。从《赠从弟》三首来看，除了表现诗人的“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的诗风之外，语言颇为鲜明形象。就以前面许学夷所举的那些诗句来看，不仅“声韵为劲”，而且文辞优美。由此看来，陈祚明所言，还是颇有道理的。尽管钟嵘对刘桢的诗歌提出了批评，但还是充分肯定他的诗歌成就及文学地位的，认为“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可见他对刘桢的看重。
王粲“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 王粲的五言诗在王粲的全部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也曾为“五言腾踊”的建安诗坛添光增彩，为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钟嵘对此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将其诗列为上品。但从评价来看，没有对刘桢的评价高。他在《诗品》卷上评“魏侍中王粲诗”时说：“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之不足，比魏文有余。”其渊源所出，如前所论。“发愀怆之词”，是指王粲诗歌所表现出来的苍凉悲慨之情。我认为钟嵘所论，符合王粲诗歌格调的一个方面。特别是他前期，即建安十三年以前，饱经战乱，寄人篱下，因而其作品则是“发愀怆之词”。《七哀诗》中所表现的忧伤沉郁的情调，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王粲后期的作品，虽然也有反映战乱现实的，如《从军诗》其五，但其格调显然不似《七哀诗》那样苍凉，而且诗中接着描写了进入谯郡后的“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的景致。况且这种诗的主旨在于歌颂曹操。王粲归附曹操以后，春风得意，这时在诗歌创作上主要以描写军旅生活、歌颂曹操的统一事业，及其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为主。如《从军诗》歌颂了曹操的统一战争及其所向无敌，感情炽热，情调激昂，表现了诗人的积极进取精神。可见，王粲这时创作的诗歌格调是难以用“发愀怆之词”来概括的，因而钟嵘对王粲诗风的评论似乎不够全面。钟嵘认为王粲诗“文秀而质羸”，也似欠公允。仅以上面列举的王粲的诗篇来看，也是气韵沉雄，感情激荡，颇似魏武风韵，因而以“文秀而质羸”来评之，似有不妥。何义门在《文选》中评王粲《咏史诗》时也说：“仲宣诗极沉郁顿挫，而钟记室以为文秀而质羸，殆所未喻。”
钟嵘认为王粲的诗“在曹刘间别构一体”。王粲的诗与刘桢的诗是有所不同。关于刘桢的诗风前面已论述过。但王粲的“发愀怆之词”与曹植的“忧生之嗟”，着实相似。沈约是第一位评论曹王二人诗风相近的人。他在《宋书·谢灵运传》中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刘熙载《诗概》也说“仲宣情胜，有陈思之一体”。从王粲、曹植的诗歌创作来看，确实如此。可见，钟嵘所云王粲的诗“在曹刘间别构一体”，似为欠妥。至于钟嵘说王粲的诗“方陈思之不足，比魏文有余”二句，更要作具体分析。每个人的创作，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若以此而论，那么“不足”、“有余”之说就值得商榷了。沈达材在论述七子诗歌时指出：“王粲的诗歌，若专从乐府方面的建树来和二曹（曹丕、曹植）比较，实有天渊之别。因为二曹受乐府的影响，在文学上大放异彩。如以曹丕而论，他的诗歌底白话化与民俗化，实为同时诸作家所不能企及；即曹操、曹植也不敢望其项背。而曹植则又冲决乐府的束缚，自由创作，致被目为‘乖调’的乐府作家。这二点都是王氏所不能及的。”⑥其说颇有见地，故而钟氏所论“比魏文有余”，有失恰切。当然王粲的诗歌在表现慷慨忧愤之情上又是魏文所不及的。因而，“方陈思之不足，比魏文有余”，要做具体分析，切勿一言以蔽之。
曹丕“鄙直如偶语” 曹丕被钟嵘列为中品。钟嵘在《诗品》卷中评“魏文帝诗”时写道：“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新奇。百余篇率皆鄙直如偶语。《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耶。”曹丕的诗歌现存四十三首，五言诗二十二首，五言诗的数量不下于建安其他文人。那么，钟嵘为什么将其列为中品呢？其理由在上面这段评论中已阐述得很清楚了。“颇有仲宣之体，则新奇”两句，正如许文雨在《钟嵘诗品讲疏》中所说：“仲伟已云仲宣源出李陵，此又云文帝源于李陵而有仲宣之体，故可致其新奇，说殊周至。今以文帝诗观之，例如《於谯作》、《孟津》诸首，华腴矫健，则陈倩父所谓‘建安体’者，自不能与少卿尽肖，应共仲宣而论矣。此新奇二字，所断正恰。”“百余篇率皆鄙直如偶语”一句，是钟嵘对曹丕诗歌所下的关键性的评语，也是曹丕之诗被列为中品的重要根据。曹丕的很多诗“皆鄙直如偶语”，这是事实。在曹丕的诗歌中，具有这方面特点的诗歌是不乏其例的。如《钓竿行》、《上留田行》、《艳歌何尝行》、《临高台》等等。诗句通俗自然，如同口语一般，与汉乐府民歌的语言很相似。即使是钟嵘认为的“殊美赡可玩”的《杂诗·西北有浮云》，也不失通俗自然的特色。这是曹丕诗歌值得肯定的一个方面。值得提出的是，钟嵘认为曹丕的诗“百余篇率皆鄙直如偶语”是作为缺点提出来的，与我们的认识大相径庭。由于他把曹丕诗歌的优点视为缺点，因而我们不能说钟嵘的这一批评是公允的。钟嵘之所以认为这是缺点，与当时文人重视辞采声韵等形式美的原因是分不开的。当然，钟嵘也承认曹丕诗歌有注重文彩一面：“《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曹丕主张“诗赋欲丽”，这自然会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如《芙蓉池作》、《于玄武陂作》、《燕歌行》、《善哉行·朝游高台观》等等，都极有文采。胡应麟在《诗薮》中也曾说：“魏文‘朝与佳人期，日久殊未来’，康乐‘园影蚤已满，佳人犹未适’，文通‘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愈衍愈工。”可见，六朝文人注重辞采，“愈衍愈工”，曹丕是首开其端的。钟嵘对曹丕这方面成就虽有所肯定，但不够充分。而且钟嵘的评价对后人影响很大，给很多人抑丕带来了证据。长期以来，存在着抑丕扬植现象，钟嵘是应该负有一定责任的。
注释：
①徐桢卿：《谈艺录》。
②《薤露行》。
③《诗薮》。
④《诗源辩体》。
⑤《采菽堂古诗选》。
⑥沈达材：《建安文学概论》第178页，1932年1月朴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