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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学何以要以鸦片战争作为古代与近代的分水岭？这是因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仅是以横暴的方式掀开中国历史全新而又悲壮的一页，而且也强使中国文学不得不面对一段风雷激荡、内外交蒸的悲患历史。此时，被西洋人、东洋人讥称的我“老大帝国”，一方面，在外国列强利炮坚船的轰撞中门破锁落、败迹连连；另一方面，内部的腐朽与衰颓日益加剧，国民“生态”日渐危浅与艰厄。面对这“深沉而又浩大的忧郁的背景”〔1〕， 中国文学非本愿地失去了久久传唱的“田园”诗兴，减却了吟风弄月、抒写私怀的自得与缠绵，暂歇了乐之不倦的无病呻吟、歌功颂圣，不得不扭头关注满目疮痍的九州方圆，不得不痛切思虑家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寻求拯危救弊的良方和安置道德灵魂的妥所——于是，中国近代文学便有了它自己的关怀对象和价值视角，以及由此而内淀、郁积的自在情结。
下面我们就以近代诗歌中的有关篇什为审读对象，谛听一下震响其间的仇洋御侮的高亢呐喊和忧国自伤的沉痛心音。
“阙所不知诗亦史”，〔2〕“风人慷慨赋同仇”〔3〕。
中国诗歌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族员，素有关怀当世、美刺时政，“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诗经》、汉乐府、陶渊明，到杜甫、白居易、陆游、辛弃疾，莫不如是。同样，当我们稍稍擦拭一下近代诗歌这面铜镜的时候，那触目惊心的历史图像便一幅一幅地扑面而来：“蓝色的海洋文明”惊涛拍岸，天地摇撼，日月凄迷；血雨腥风中，炮口明灭，枪声尖利，幽幽的蓝眼珠象萤火虫一样环伺潜窥；刀光剑影里，一队队背着“勇”字的士卒倒下去，一队队高擎棍茅的乡民冲上来……呼吸而又领会着“鸦战”以降悲凉而又悲壮之雾的近代“风人”们，抱着“阙所不知诗亦史”般的严正态度，以诗为史，秉笔直书，叙事传人，宁缺不妄，勒石状英烈，“慷慨赋同仇”。
1841年5月，广东三元里人民不堪英军侵凌，奋起抗击， 揭开了近代史上反帝抗暴斗争的第一页。著名的广东番禺籍诗人张维屏在《三元里》一诗中写道：“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一戈已桩长狄喉〔4〕，十日犹悬郅支首〔5〕。纷然欲遁无双翅，歼厥渠魁真易事。……”真实地记录了三元里抗英斗争那惊心动魂的一幕，表现了人民战争的浩大声威和抗恶击强、摧枯拉朽的英雄气慨，歌颂了由一个自发的英雄群体所体现出来的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保家守土、团结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
鸦片战争爆发之初，昔日那威仪堂堂、气壮如牛的封疆大吏及各等尸位素餐者流，或畏敌如虎、临阵脱逃，或高竖降旗、暗通款曲；朝野上下，如瘟疫一般传染、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然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古老的华夏文明、传统的道德精神总是源源不断地培育着代代相承又代代不同的精英人物，以撑持大厦之将领，以焕发“国运”与“民魂”。“鸦战”伊始的陈联升父子、关天培、江继云、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裕谦、陈化成、海龄、朱桂（贵）等人，以及后来中法战争中的冯子材、刘永福和中日战争中的邓世昌等，都可称作是险涛大浪淘洗出来的“千古风流人物”，他们的英名与业绩亦理所当然地被有良知的“风人”所铭记。张维屏在《三将军歌》中旌表广州三江口副将陈联升及其子陈长鹏道：“英夷犯粤寇氛恶，将军奉檄守沙角。奋前击贼贼稍却，公奋无如兵力弱。凶徒蜂拥向公扑，短兵相接乱刀落。乱刀斫公肢体分，公体虽分神则完。公子救父死阵前，父子两世忠孝全。”诗中哀赞定海总兵葛云飞道：“夷犯定海公守城，手轰巨炮烧夷兵。夷兵入城公步战，炮洞公胸刀劈面。一目劈去斗犹健，面血淋漓贼惊叹。夜深雨止残月明，见公一目犹怒瞪。”而镇守吴淞口西炮台的江南提督陈化成，则是因为两江总督牛鉴的畏敌而逃、主动放弃东炮台，致使“公势愈孤贼愈悍，公口喷血身殉难”。《三将军歌》写的是道光年间三位爱国将领的英雄事迹，令人景仰、叹惋之余，愤亦随之。1842年 3月，金华副将朱桂参加反攻镇海失利，退扼慈溪城西门外大宝山，英军强力围攻，而驻扎在附近的参赞大臣文蔚、浙江提督余步云，拥兵数千却只作壁上观，陷朱桂等五百将士于孤立无援的困境。朱副将曾被敌炮炸断右臂，仍以左臂振旗指挥，后连中数枪而亡。二子昭南接而替之，亦阵亡。三子
南死而复醒，逃出。朱琦在《朱副将战殁，他镇兵遂溃，诗以哀之》一诗中，生动记叙了这一场极其惨烈的战斗，高扬了爱国志士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气概，并对那些怯敌畏阵、拥兵自保的清廷官僚给予了辛辣的砭刺。
此外，“鸦战”之后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我们都能从爱国文人的诗作中听到震耳的回响。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 一生穷困的金陵秀才金和作《盟夷》诗以志哀念：“城头野风吹白旗，十丈大书中堂伊。天潢宫保飞马至，奉旨金陵勾当事。总督太牢喑不鸣，吴淞车偾原余生。〔6〕九拜夷舟十不耻，黄侯自分已身死。〔7〕……白金二千一百万，三年分偿先削券。〔8〕……冒死入奏得帝命， 江水汪汪和议定〔9〕。”对主办其事的协办大学士伊里布，钦差大臣、 太子少保耆英，两江总督牛鉴和江苏布政使黄恩彤等，极尽冷嘲热讽之能，同时也对道光皇帝的阳剿阴抚、迹近纵容暗下针辞，撕下了蒙在最高统治者脸上的遮羞布。1885年4月，《中法和约》签署， 陈玉树作《乙酉春有感》道：“鸡陵关外雨萧萧，猘犬狂奔去未遥。〔10〕瘴海珠江驰露布〔11〕，金戈铁马逐天骄。旌旗日影军容壮，草木风声贼胆摇。一纸中枢催罢战〔12〕，也应羞见霍嫖姚〔13〕。”表达了对法国侵略军的蔑视，对投降派的愤慨和对抗法英雄的崇敬之情。1894年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于次年4月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同意割让台湾；消息传出，举国震怒。黄遵宪在武汉登黄鹤楼时闻听此讯，义愤填膺，写下了“鼾睡他人同卧榻”，“洒尽新亭楚囚泪”（《上黄鹤楼》）的悲愤诗句。消息传到台湾，更是“万民愤骇，势不可遏”。〔14〕时任工部主事的台湾籍人丘逢甲因母丧在家，适逢其事，遂与台抚唐景崧、总兵刘永福创立台湾民主国，任副总统兼大将军，守台中，率义军血战二十余昼夜而败，旋内渡。事过一年，余痛未已，乃作《春愁》诗志感云：“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15〕，去年今日割台湾。”除此之外，还有黄遵宪的《书愤》、《夜起》，康有为的《闻意索三门湾，以兵轮三艘迫浙江有感》、《闻和议成，而东三省别有密约割与俄，各直省人士纷纷力争》，林旭的《虎丘道上》等诗，分别对德国强租胶州湾、意大利要求租借三门湾〔16〕、沙俄侵占东北、日本辟苏州为商埠等“瓜分豆剖”〔17〕的重重“国耻”都有记述，并深表痛心疾首。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我们都能从近代诗歌中看到它们的印痕与影像，听到他们的呐喊与悲号，进而察知包涵其中的屈辱与苦难、悲壮与崇高。毫无疑问，近代诗歌不仅回响着反帝拒侮、同仇敌忾的“爱国”主弦律，而且还具有感时伤事、血写春秋的“诗史”性质与品格。
“谁怜爱国千行泪”〔18〕，“独从末路见精神”〔19〕。
近代诗歌的内容十分丰富，但相对于其它朝代或时期来看，却有其显著的特征，这就是：有着相对集中的“话语母题”，传达出相对一致的文人心态、忧国情怀。这种源于同一母题的复杂的文人心态与爱国激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外患”的角度看，表现为仇洋御侮的“大”民族情结。
在鸦片战争以降的七十多年间，中外冲突的基本性质是外敌恃强凌弱，一味进逼，中国被动挨打，备受欺侮。而不管是来自西洋的侵略者还是来自东洋的侵略者，他们都是非华夏民族，于是，这场彼强我弱，败绩累累的战争诉诸于素有“天朝中心”心理定势的中国文人，便转而凝结为一种民族情感上的“不能承受之重”。于是，我们便能从近代诗歌中俯拾皆是地检索出一串对侵略者，尤其是西洋侵略者鄙夷的称谓，比如“夷”、“贼”、“妖”、“寇”、“鬼”、“宄”〔20〕、“蛮”、“红毛”、“猘犬”、“鲛奴”〔21〕、“夷獠”〔22〕、“小丑”，称敌军头目为“夷酋”，称侵略军指挥所在为“蛟宫”，称列强之侵略野心为“狼贪”，称侵略者的气焰为“蛮氛”、“妖氛”等等。在这些不乏诬蔑、甚至是污辱性的称谓背后，一方面表现出对破室入家、烧杀抢掠的外国侵略者的强烈义愤和仇恨，是一种受害者的正义的情感发泄；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中华文人士夫对“非我族类”者流的民族排拒力，是用一种“族类歧视”的偏激方式来呵护自己那傲岸不屈的“大”民族尊严！
其二，从“内忧”的角度看，则有两种情感包涵：一是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及其官吏的讥讽与痛斥，二是对民生疾苦的体恤与哀怜。
近代诗歌对清政府的不满与批判，集中体现在对那些主降求和、丧权辱国、贪生怯阵、醉生梦死的朝廷命官、军旅将佐的揭露和讽刺上。张维屏在《三元里》诗中写了乡民的义勇与英敌的狼狈，但却不得不扼首叹惋道：“不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攸然逝。……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对奕山、余保纯辈的媚外纵敌，致使一场胜券稳操的战事功败垂成表示了极大憾恨。朱琦《朱副将战殁》中的“大帅仓皇欲走避”、“红毛叫啸总戎走”、“中丞下令断江皋”等句，分别对“扬威将军”奕经、浙江提督余步云、浙江巡抚刘韵珂的临阵脱逃、自作威福等丑行给予讥讽。金和的《盟夷》诗对《南京条约》直接参与者伊里布等人重下针砭，诚如著名诗人黄燮清借古讽今所指斥：“从古庸臣好和议，寒潮呜咽使人悲。”（《黄天荡怀古》）亦如魏源《寰海》诗所云：“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生。……全凭宝气销兵气，此夕蛟宫万丈明。”与这些折节屈膝、割地赔款的投降派相映成趣的，便是另一类醉生梦死、及时行乐者流的可憎嘴脸。其中有在“一城烈火轰铜炮”中却“偏无事”而竟能“闲写刘娘玉貌肥”的“幕府”大人（张鸿基《有感》），有置屯军风雨艰辛于不顾而“缘酒红灯自画楼”的官僚、将领（姚燮《毡帛》），有因鸦片瘾发作“尸卧穹庐吸一灯”而不能应敌以致大败亏输的奕经部将前营总理张应云，有异想天开地令三百多士兵戴上面具作“天魔群舞”状而被英军枪炮一击即溃的杭嘉湖道宋国经，有只讲究军旗仪仗鲜明整齐而畏敌如虎、连一般前来侦察的英轮也不敢迎击的参赞大臣特依顺（贝青乔《咄咄吟》）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近代诗歌中对满清政府及其庸官败将的揭露讽刺，同时透露出汉族文人对少数民族统治这一历史现实的耿耿于怀。从梁启超的“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读陆放翁集》）、秋瑾的“牧马久惊侵禹城，蛰龙无术起风雷”〔23〕（《柬某君》）和柳亚子的“北望中原涕泪多，胡尘惨淡汉山河”（《题张苍水集》）等诗句中，我们感知到：这些诗人试图在政治寙败、英雄失路、国衰民困、屈辱叠加的中国现实与少数民族统治之间，搭起因果的桥梁；在他们看来，近代中国的一切不幸均源于此，于是，“反满”便成了弥荡在近代爱国诗歌中的一缕缠绕不休的“小”民族情结。
“内忧”的另一翼是哀怜民生疾苦。首先是对战乱中无辜人民遭遇的深情关注。姚燮据亲身经历叙写了1841年10月英军攻占浙江镇海后的淫威暴行：“城鬼捉夫如捉囚，手裂大布蒙夫头。锒铛锁禁钉室幽，铁钉插壁夫难逃。……朝出担水三千斤，暮缚囚床一杯粥。夫家无钱来赎夫，囚门顿首号妻孥。”（《捉夫谣》）一位自叹“有救时之志，而无尺寸之权”的下层爱国者“越伊优亚生”记下了1842年7 月英军攻陷镇海后的惨象：“连天匝地尽妖氛，传说京江玉石焚。隔岸紫烟凝黑雾，沿河碧血漾红云。深闺密密排经雉，稚子垒垒作井羵。〔24〕恼杀南风时不竞，〔25〕触人鼻观总腥闻。”（《夷寇纪事·镇城惨劫》）这些诗纪录了外敌入侵加之于下层人民水深火热的悲苦处境。其次是苛政重赋带给寻常百姓的灾难。龚自珍《己亥杂诗》写道：“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东南富庶之地的农民竟被苛捐杂税逼得屠牛弃农，另作他谋。鲁一同的《卖耕牛》更写出“戎人食牛人怒嗔：‘不见前村人食人！’”的绝望与悲号。郑珍的《经死哀》写道：“虎卒未去虎隶来，催纳捐欠声如雷。雷声不住哭声起，声报其翁已经死……呜呼，北城卖屋虫出户〔26〕，南城又报缢三五！”其景也惨厉，其情也哀绝。于是，素有杜甫式“穷年忱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儒家情怀的中国文人，便投之以“脂膏已竭痛民生”〔27〕的道德关切，给予充分的同情；甚之者则从心底涌起“致君尧舜上”的诤谏冲动：“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28〕
其三，爱与失望：心灵的双重煎熬。
读近代诗歌，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正直的中国文人士大夫那激越不平的复杂情怀和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态。这种复杂、矛盾的情状，具体表现为以爱为本、以忧为主、以悲为结的情感图式，三者互动互彰，交蒸煎熬着一代文士俊杰的灵魂。
面对内忧外患、天地翻覆，近代诗人无不有动于衷。张维屏《海门》诗有云：“贾生一掬忧时泪，岂独关心在桑梓。”借贾谊忠贞见谤犹心系国事典以明志。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黄遵宪的“破碎山河犹照影”，“热逼金瓯看剖瓜”（《七月十五夜暑甚，看月达晓》）等诗句含蓄地传达出拳拳赤子之心。而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29〕的名句，与姚燮“衔恩持死力，力尽死何辞”〔30〕的诗意异曲同工，尽管有将爱国与忠君整合而一的价值取向，但毕竟也体现了以身许国的劲节和不计生死的勇毅。相比之下，“鉴湖女侠”的“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柬某君》）、“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黄河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等诗句则纯然是一腔“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报国壮志与战斗豪情了。然而，风雨如磐，国事日非，“谁怜爱国千行泪”？于是，近代诗人的执着之爱便化作无边之忧。他们一忧神州支离、国将不国：“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有感一章》），“太息神州今去矣”（陈天华《猛回头·尾声》），“天涯沦落无人惜”（秋瑾《梅》），“青山故国余哀涕”（丘逢甲《刘慧君廿年旧友，曾从余义军，内渡寓漳，来潮见访，赋赠》）；二忧人才压抑、壮志难酬：“书生挟策成何济？付与维南织女愁”（龚自珍《己亥杂诗》），“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梁启超《读陆放翁集》），“寸寸河山寸寸金，
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黄遵宪《赠梁任父同年》），“小丑跳梁谁殄灭？”（林则徐《次韵答陈子茂德培》）、“太息神州几霸才！”（秋瑾《柬某君》）虽然他们忧心如焚，报国之志坚，但终因颓势已成，一筹而莫展，唯有仰天长啸、“空悲切”了：“我无长策靖蛮氛，愧说楼船练水军”（林则徐《程玉樵方伯德润饯予于兰州藩廨之若己有园，次韵奉谢》），“议和无奈攻心蠹，丧耻偏容食叶蚕”（越伊优亚生《万民含愤》），“豺狼当道生何益？洛蜀纷争死岂休！只恐中朝元气尽，极天烽火掩神州。”（陈去病《哭纯初》〔31〕），“绝无衣被苍生用，空负遮天作异红”（丘逢甲《春杂诗》咏木棉诗句）等等，是爱心被冷落的悲凉，是报国无门的失望，是怀才不遇的无奈，是一代文人的心灵劫难！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由于中国近代历史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剧震和灾变，所以便决定了中国近代诗歌特定的时代内容和特殊的精神品格。其精髓，就是以反帝抗暴、振衰济时为主调，主战拒和，仇洋御侮，旌表英烈，指斥降臣，哀怜民苦，抒写悲怀，表现了那一时代“中国的脊梁”们傲岸不屈的民族气节和深沉坚执的爱国情怀。尽管这些文人骚客终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他们那杜鹃啼血般的顽韧与精诚却是一个民族逆进奋争、“哀兵必胜”的精神前提与无价财富。
注释：
〔1〕高尔泰《论美·美与艺术的分类》。
〔2 〕张维屏《三将军歌》中诗句（上海古籍出版社《近代诗一百首》，下同）。
〔3〕张维屏《三元里》中诗句。
〔4 〕桩长狄喉：指春秋时鲁国将领富父终甥以戈桩长狄（狄族的一支）侨如喉咙事。此指三元里民众击毙英军军官毕霞等事。 桩（chōng）.刺。
〔5〕汉元帝时陈汤破西域康居国， 杀郅支单于（当时匈奴的一个部族首领），车骑将军许嘉等提议悬头十日。此借指严惩英军指挥官事。
〔6〕这两句是讽刺连话都讲不响， 在吴淞战役中仓慌逃窜的牛鉴竟然作了议和代表。太牢：古时祭祀用牛、羊、猪三牲，后专指牛，此借指牛鉴。
〔7 〕这两句是说黄恩彤受老英派去英舰接洽议和事宜时贪生怕死的丑态。自分：自料。
〔8〕《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 削券：订立契约。
〔9〕这句是说：浩瀚的长江象为盟约之耻而悲愤哭泣， 流着无尽的泪水。汪汪：水大貌，常用以形容泪多。
〔10〕鸡陵关：即今友谊关。猘（zhì）犬：狂犬。此指法军。
〔11〕瘴海：南海。露布：军中告捷文书。
〔12〕这句是指参与军机、主持中法和谈的李鸿章强令各路军兵停战。中枢：中央。
〔13〕霍嫖姚：霍去病，汉武帝时为嫖姚校尉。此借指冯子材、刘永福等抗法名将。
〔14〕《唐维卿中丞电奏稿》。转引自孙克复《论丘逢甲乙何保台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丘逢甲研究》137页）。
〔15〕“四百万人”是台湾当时的人口。
〔16〕1899年初，意大利命驻京公使玛尔士诺向清政府要求租借三门湾，并以兵轮进逼浙江威胁之。三门湾，位于浙江省三门县东。
〔17〕语见陈天华《猛回头》唱本“尾声”。
〔18〕梁启超《读陆放翁集》诗句。
〔19〕宁调元《早梅叠韵》诗句。
〔20〕洪秀全《剑诗》有“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的诗句。宄（guǐ），对外部入侵者的蔑称。
〔21〕古代传说称海外居住在水中的人叫鲛人。朱琦《朱副将战殁，他镇兵遂溃，诗以哀之》中的“鲛奴”，是对英国侵略军的蔑称。
〔22〕古时蔑称东方和西南少数民族为“夷獠”。张际亮《传闻》中“翁山士马伤亡尽，支海夷獠笑舞来”的“夷獠”，指英国侵略者。
〔23〕牧马：代指游牧民族，即满清统治者。禹城：即中国。蛰龙：潜伏的蛟龙，此为作者自喻。
〔24〕经雉：上吊自杀。垒垒：重重叠叠。井羵（fēn）：指抛在井里的童尸。
〔25〕不竞：不强劲。南风不竞.指亡国败军之兆。林则徐《赴戎登程口占示家人》诗句。见王镇远编著《清诗选》97页（上海书店1993年8月版）。
〔26〕卖屋：指卖出而无人住的房屋。虫出户：指人死而无钱葬埋，尸体腐烂，蛆虫爬出户外。
〔27〕陆嵩《望雨》诗句。
〔28〕魏源《寰海后》诗句。疏草：起草奏章。莺花：指鸦片。因其为罂栗花所制，罂栗又作莺栗，故称。
〔29〕林则徐《赴戌登程口占示家人》诗句。见王镇远编著《清诗选》97页（上海书店1993年8月版）。
〔30〕姚燮《闻定海城陷》诗句。
〔31〕宋教仁，字纯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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