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中印关系_中印论文

论新世纪中印关系_中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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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进入新世纪之际,在亚洲辽阔的土地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正焕发新的青春,在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取得显著的成就,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自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增长9%的速度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2000年钢产量达到1.28亿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继续增加,2000年已达4743亿美元;2000年底,外汇储备增至1656亿美元。2001年年底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国际奥委会决定由中国主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也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巨变。

印度在经济发展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最近十年来,印度经济以年均6%以上的速度增长,迄今已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其科技水平和中国基本上处在同一层次,即属于发展中国家中的科技先进国家。特别是印度的信息产业发展迅速,已成为世界主要软件中心之一。2000~2001年度,印度软件业生产总值达82.6亿美元,较上一年度的57亿美元增长了近一半;软件出口值达到62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55%。国外舆论认为,印度将很快成为“软件超级大国”。

回顾一百年前,由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中印两国都十分贫穷落后,两国人民是带着深重的民族耻辱进入20世纪的。因此,当新世纪到来之际,两国人民都为自己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感到自豪。两国的历史发展雄辩地证明:有了独立和主权,就会有一切;失去独立和主权,就丧失一切。

正如1947年印度独立和1949年中国解放是20世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两座里程碑一样,在新的世纪里,中印两国的崛起又将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两件大事。如果两国在今后发展过程中不发生严重挫折,就有可能先后从目前的地区大国发展为世界大国。

在这种情况下,中印这两个相邻的大国能否长期和平共处,友好合作,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的命运,而且将对亚洲和世界和平带来深远的影响。

政策是决定国家关系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某些学者对未来的中印关系不太乐观,认为随着中印两国国力的增长,两强必相争,随之必然出现冲突。也有些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发展的速度超过印度,中国将成为对印度的威胁。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力量对比决定论”,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很值得研究探讨。

诚然,力量对比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双方采取何种政策。例如,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宰割,固然同中国的国力日趋衰微有关,但决定性因素则是资本主义列强采取的侵略和扩张政策和清朝政府采取的屈膝投降政策。再以法国和德国这两个相邻的欧洲强国为例,在历史上由于相互采取敌视政策,发生过多次战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双方都总结了历史教训,决心采取友好合作的政策,使两国关系出现转机,保持了长期和平,且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如美国和日本在二战期间曾是太平洋战场的主要对手,结果一胜一败,一强一弱。但战后美国出于反苏反共的需要,大幅度地调整了对日政策,进而扶植日本,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国。

从中印关系的发展过程来分析,50年代中印两国相互采取了睦邻友好政策,使中印友好关系出现过高潮。然而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当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时,印度采取了“前进政策”,中国在一再忍让后迫不得已采取了“自卫反击”政策,导致了1962年的边界战争。但从70年代以来,两国逐步调整了政策,使中印关系重新获得了显著改善和发展。不容置疑,目前中印两国各自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要比60年代强大得多,但60年代两国发生了冲突,目前两国则友好相处。这一事实也充分证明:政策不同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

决定一国对另一国的政策,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国际方面,包括国际和地区的地缘政治等因素,在国内方面,则涵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内政治、国家实力等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本国的战略利益。中印两国能否执行相互睦邻友好的政策,取决于两国是否享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中印之间究竟有哪些共同的战略利益?在中印两国进一步发展壮大后,这些共同的战略利益是否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所有这些均需要认真分析研究。

中印两国之间最大的共同战略利益主要不是来自国际或地区的地缘政治,而是来自两国的双边关系。为两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长期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是两国最大的共同战略利益所在。承认此点,可以使两国关系在国际或地区地缘政治发生变化时不受或少受干扰。对中印两国来说,如果将各自的安全利益寄托于地缘政治而忽视两国上述共同战略利益,那肯定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的。原因很简单:由于中国是印度最大的邻国,印度是中国的第二大邻国,两国和平友好相处对两国营造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来说是决定性的环节之一。只要两国和平友好相处,双方都没有必要将宝贵而有限的各种资源浪费在针对对方的军事防御方面。特别是考虑到两国在发展道路上尚有诸多困难需要克服,节约并有效地使用各种资源应该是当务之急和头等大事。反之,由于两国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大国,如果两国一旦发生对抗和冲突,其代价对双方来说都将是十分巨大和惨重的。随着两国发展得越加强大,两国需要和平友好相处的共同战略利益也必然随之继续增长,而不是减少。即使由于发展速度的差异,可能出现一方强于另一方的形势,这种对比的差异也只是相对的,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因此,中印两国坚持长期相互睦邻友好的政策,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2000年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访华期间,两国再次确认中印之间互不视对方为威胁或对手,重申继续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毋需讳言,随着中印两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两国之间和两国人民之间可能会产生某些疑虑。特别是由于两国之间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敏感问题,疑虑更难于完全避免。但是只要两国坚定不移地执行相互睦邻友好的政策,这种疑虑是可以逐步消除的。消除疑虑的最佳途径就是不断加强两国在各个层次、各种领域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记得90年代在我担任中国驻印度大使期间,当时的国防部长帕瓦尔在访华后对记者表示,他在中国到处都看到人民在埋头进行建设,使他相信中国对包括印度在内的任何邻国都没有扩张野心。他这一番话既符合实际、也是令人鼓舞的。鉴于最高层互访在促进相互了解和信任方面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两国都十分重视最高层的互访。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了印度,2000年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访问了中国,2001年初李鹏委员长访问了印度。朱镕基总理也已接受了访印的邀请。此外,两国政党、军队、学者、新闻工作者、文化界人士等各方面的友好交流均十分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

在两国发展的过程中,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还会产生某种竞争心理。只要两国对这种竞争心理保持平和心态,采取积极引导、取长补短的方针,竞争将成为竞赛,这样对两国的建设事业只会有利,而不会有害。据笔者了解,印度在发展软件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激发了中国软件业迎头赶上的决心,而中国在发展体育方面的辉煌成果对印度也起了激励的作用。

中印两国政治上的友好关系对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从而充实和丰富了两国关系。这也从一个重要侧面体现了中印两国的共同利益。在过去十年中,中印两国贸易的发展是令人欣慰的,从1991年的2.64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近30亿美元。但是两国贸易额在各自外贸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仍很小,仅为2000年中国外贸总额的0.6%左右,为同年印度外贸总额的 3.5%左右。中印贸易额较小的主要原因是中印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不足,两国工业发展水平相近。但两国贸易的发展仍有相当潜力。中印两国人口众多,是巨大的市场。随着两国经济的发展,两国可供交换的商品将不断增加。近年来,有更多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进入了印度市场,这是正常的。印度也有很多商品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两国已在钢铁、石油、空间、医药、软件、农业等方面开展了合作,还可探索更多的合作领域。双方企业并已开始在对方国家投资。在经济改革方面,中印两国遇到了一些类似的课题,如国营企业的改革等,可以开展经验交流。在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印双方在有关的问题上也可以进行合作。此外,近年来,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国已开始探索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能。如果这一合作能逐步实现,对促进四国相邻的贫穷落后地区的发展将有重大的作用。

中印两国都有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21世纪,当中印两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进一步提高并基本满足后,丰富两国人民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将日趋迫切。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将愈来愈受到两国人民的欢迎。两国除相互开放并鼓励旅游外,还可以在文学、音乐、舞蹈、电影、电视等方面加强交流。

在国际事务中,中印两国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国,都主张在该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主张国际政治民主化。由于中印两国过去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两国都坚决维护主权原则,反对一国以“人道主义”或其他借口对另一国的内政进行干涉。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印两国可以开展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和推广这五项原则,共同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贡献。1999年6月15日,印度外交部长贾斯万特·辛格访华时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表演讲强调:“我们两国要联合起来,将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答案提供给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因为有人正在提供一个错误的答案,可称作是幻想破灭,侵犯主权,因他们宣称地区性的单极化,反对全球性的多极化。”辛格外长的意见确实是十分中肯的。中印两国都主张世界多极化,并非偶然。两国都认识到,世界多极化不仅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而且将使中印两国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回旋余地,而单极世界将对两国带来巨大的压力。

在其他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印两国也持相同或相近的立场。在人权问题上,中印两国都认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中印两国都反对恐怖主义,对美国"9·11"事件进行了强烈谴责。两国可以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开展合作。中印两国都支持联合国进行改革,并主张安全理事会的扩大应遵循地域公平的原则,确保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适当平衡。根据上述原则,印度作为亚洲的发展中大国之一,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在发展问题上,中印两国都主张应消除日益扩大的南北经济差距,发达国家应解决发展中国家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资金流入不足和技术转让障碍等问题。在国际组织中,中印两国的合作也在不断加强。中国积极支持印度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印度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一贯支持中国。总之,中印这两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不限于在地区范围内,而可以扩大到许多全球性问题。

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问题和分歧

在中印这两个相邻的大国之间出现一些问题和分歧,应该说是难于避免的。关键在于如何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和分歧,使这些问题和分歧不致影响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人们高兴地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两国对过去历史经验教训的思考,目前两国在处理这些问题和分歧时都采取了务实和灵活的政策。一方面,两国通过各种对话和机制,为解决这些问题和分歧进行了巨大的努力;另一方面,两国同意这些问题和分歧不应成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障碍,而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将为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和分歧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两国采取的这种政策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既区别于50年代两国友好时期受意识形态较大影响的政策,又同6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时期富于感情色彩的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标志着中印关系日趋成熟,对两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印边界问题是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对两国领导人的智慧和决断力确实构成了重大的挑战。这一问题十分复杂,双方存在的分歧又较大,解决起来有相当难度,彻底解决尚需要时日。但维护两国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却不容等待。在这种情况下,中印两国领导人以高度的智慧和灵活性,决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分两步走的新方针:第一步是通过签订有关协定,保持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第二步是在条件成熟时最终解决边界问题。为了实现第一步,1993年9月在印度总理拉奥访华期间,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11月在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期间,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根据这两项协定,双方认为,中印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双方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两国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严格尊重和遵守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必要时,双方将在对实际控制线有不同认识的局部地区共同核定实际控制线的走向;双方同意,协定所提及的实际控制线不损及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两项协定规定了双方在实控线地区采取包括裁军在内的多项信任措施。

这两项协定是很好的协定,关键在于落实和执行。从过去几年的情况看,落实和执行的情况基本上也是好的,从而保证了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对于两国来说,都是在各自对外关系上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当然,为了进一步避免实控线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双方共同核定实控线的走向是十分必要的。两国有关部门已在这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并取得了初步进展。

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双方积极进行探索,研究如何克服存在的障碍。问题并不象某些学者所说,是中印双方或其中一方故意拖延,或者中印双方或其中一方有“不良意图”。问题在于如何解决双方的难题。就中方来说,由于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麦克马洪线(大体上为东段实控线),同意将麦克马洪线作为最终的东段边界是很困难的。就印方来说,同意将西段实控线作为最终的西段边界也存在类似的困难。那么,中印边界问题是否就没有办法最终解决呢?应该说,只要双方以两国友好的大局为重,以创造性的思维进行探索,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在印度已故总理拉吉夫1988年访华时,中印双方确定了互谅互让、相互调整的原则。如果双方能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调整,应该可以找到使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

中印关系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双方正确对待对方国内民族分裂主义问题。中印两国都是多民族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民族隔阂问题,有时甚至出现民族分裂活动。中印双方根据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以任何方式支持对方国内的民族分裂活动,是十分重要的。正因为如此,中方对达赖集团在印度从事反对祖国的活动表示关切。印方则承诺不允许他们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值得重视的是,某些印度学者建议印度政府调整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2000年9月2日至15日一期印度《前线》双周刊刊登了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前内阁部长苏布拉马尼亚姆·斯瓦米的文章。他指出,“中国从来不鼓励阿萨姆邦的极端主义鼓动者非法越过边界到中国去并把问题国际化”,“中国的这种合作性的不干涉的立场使印度获益匪浅”。他建议印度政府真心诚意地采取行动,抛弃英国殖民主义“在西藏问题上的两面派政策”,“消除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盲点”,并通过有意义的行动向中国保证,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建议是颇有新意的。如果印度政府能接受他的建议,在西藏问题上按照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采取果断步骤,对推动中印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将有重大的作用。

在锡金问题上,印度十分关心中国的态度。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1994年7月访问印度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有关问题时表示,中国对锡金问题的立场还没有改变,但中国自从70年代以来没有再发表声明。他表示双方正在讨论这一问题,将逐步解决。从他的讲话看,中国的态度是灵活的。估计这一问题可以通过适当方式获得解决。

在核问题上,中印两国也存在一些分歧,但从近年情况看,核问题已基本上同两国双边关系脱钩,对两国关系没有太大的影响。

除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外,印方感到深为关切的问题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问题。由于印巴两国长期对抗,印度的关切是可以理解的。但印方有所忽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十多年来中国对南亚的政策已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在过去中印两国因中印边界问题发生冲突和对抗的年代,中巴关系的改善确实同“印度因素”有关。但随着中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和改善,中巴关系中的“印度因素”已逐渐消失。目前中国对印巴两国采取了分别发展关系的政策。一方面,尽管“印度因素”已消失,中巴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继续获得了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也高度重视并大力改善同印度的关系。中国同印度或巴基斯坦发展关系都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也不损害任何第三国的利益,而希望中印、中巴关系实现“双赢”。换言之,印度或巴基斯坦在判断中国对自己的意图时,主要应根据中国对本国的政策和双边关系情况来作出判断,而不应将中国同另一方的关系看得过重,以免出现判断的失误。当然,中国也衷心希望印巴两国能改善相互的关系,以维护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希望印巴两国能通过和平谈判以适当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在问题最终解决前,双方能尊重克什米尔的控制线。

至于中国对巴基斯坦出售武器,是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框架内进行的。关于常规军事装备及其技术转让,中国遵循以下原则:武器出口必须有助于接受国的正当防卫能力;不损害有关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不利用军贸干涉接受国的内政。在核出口方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中国奉行不主张、不鼓励、不从事核武器扩散和不帮助别国发展核武器的政策,制定了核出口三原则,即:仅用于和平目的;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未经中方同意不得转让第三方。关于导弹问题,2000年11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无意以任何方式帮助任何国家发展可被用于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即能把至少500公斤有效载荷运载到至少300公里距离的导弹)”。中国的这些政策决定了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的武器,无论数量和水平,都是十分有限的。

再从印巴两国的军事实力对比看,印度的军事实力是巴基斯坦的两倍以上,印度每年向国外采购的武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巴基斯坦的采购。因此,认为中国对巴出口武器构成了对印度的威胁,理由是不充分的。我在印度工作期间,曾问一位退休的印度将军,印度军力比巴基斯坦强大得多,难道印度真的认为中国对巴出口的武器会威胁印度的安全?这位将军说,说实话,他个人认为,中国对巴出口的武器根本无法改变印巴军事实力的对比,印度不必担心。我们这次谈话可算一次“实话实说”。

前景展望

从以上可以看到,中印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既存在共同的利益,也有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是全局性的、战略性的、长远的;而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则是局部的、次要的、暂时的,其中有些正在获得解决,有些则通过双方努力可望在今后解决。因此,两国的共同点远远大于两国的分歧。正如邓小平1982年10月22日在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所说:“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双方都应该做些事情来恢复五十年代的友谊。”“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我看是不难解决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我们希望自己发达,也希望你们发达。”邓小平对中印关系的估计是富有远见的。而有些人士所以对中印关系有些悲观,主要是由于把两国之间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当然,正如中印两国某些学者所指出的,中印两国在解决双边关系中的问题时容易犹疑不前,步子较慢。如果双方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能更多地采取主动,加大力度,使能解决的问题尽快解决,将能进一步提高两国人民对未来中印关系的信心。同时,中印双方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采取重大步骤时,应考虑对方的合理利益与关切,并增加透明度。以免对方产生不必要的疑虑。

总之,对21世纪中印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前景,我们完全有理由持乐观的态度。特别是在美国"9·11"事件后,在中亚、南亚形势发生急剧动荡的时刻,中印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已成为国际和地区形势中的重大积极因素,更加受到两国政府和人民的珍视。疾风知劲草,只要两国政府和人民坚持不懈地共同努力,中印关系是能够经受国际形势中惊涛骇浪的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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