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用入侵谈格赖斯“所言”
文 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 摘要 】 格赖斯(Grice)具有创见性地将说话者意义划分为二元对照的“所言”(What is said)与“所含”(What is implicated)，但这种区分并非毫无问题。列文森(Levinson)认为格赖斯的这种区分会最终陷入一个二元循环之中，即一方面所含的推导需要借助所含的基础信息，另一方面，所言的理解同时也需要借助所含推导出来的语用信息。这种循环被列文森称之为“格赖斯循环”。列文森等人对传统格赖斯意义理论提出的质疑，表明学界对语义和语用界面问题的讨论从关注“区分”到关注“交互”的转变。在这个层面上，本文将语用入侵(Pragmatic intrusion)作为切入点，分析语用信息对说话者意义中的所言意义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这种语用侵入的实质，旨在为语用、语义的界面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可能的思路。
【 关键词 】 语用/语义界面；所言；语用入侵；格赖斯循环；说话者意义
一、引言
近年来，语用—语义界面讨论，已成为许多语用学家和语言哲学家研究和争论的焦点[1～2]。语用理论的引入，有助于语用学及动态语义学理论进一步探讨语境、会话含意及预设等问题，增加语义理论的解释力；而形式语义学家对语用学的态度，也从曾经的“泾渭分明”转而探索语义、语用之间的共性问题[3]。
关于语用、语义界面问题的研究，需要回答几个相关的问题：第一，语用和语义交界指的是什么；第二，语用和语义交界发生在什么情况下[4]。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应该首先清楚语用语义界面的概念，以及现有研究中，都从哪些方面对语用—语义界面进行探索。
许多语用学家和语言哲学家曾经试图对语用和语义进行二元对立的划分,如真值意义/非真值意义，脱离语境的意义/语境意义,所说的话/所含的意等。但这些划分并非毫无问题，现有的一些研究对这些区分也提出了许多质疑[5～7]。这些研究证明，对语用—语义简单的二元划分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两者间的关系，这样的划分似乎也经常是模糊而不清晰的。由于简单的二元区分无法有效地描述二者的关系，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语用—语义的关系。由此，针对语用—语义界面问题，学者们开始研究前文提到的那些问题，即动态的语言意义中，语用和语义是如何交互作用，完成整个意义命题的。一些较为激进的学者更是主张废止语用、语义之间的区分，完全从交互和共性的角度研究语用和语义的关系。这样的做法当然是有些极端，也同完全强调二者区分的主张一样，无法有效的描述语用和语义的关系。但这样的一个转向也给了当前的研究一些启示，即只有在肯定语义和语用区别性的基础上，寻找二者的交互与共性，从而能够更加准确而清晰地描述两者的关系。
本文旨在从语用侵入的角度，研究格赖斯的“所言”。选择“所言”作为切入点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所言”的研究属于典型的语用、语义界面研究的范畴(格赖斯循环)[6];第二，学界对“所言”的范围和实质的研究争执不下,出现了至少三个主要理论流派[5～7]，对这些争议的梳理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所言”，及其与“所含”之间的区别与关联。而选择从“语用侵入”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也反映了本文对语用—语义界面问题的一个态度，即认为语用—语义界面问题更有可能是由于语用意义对语义内容的侵入引起的。
二、理论回溯
(一)自然意义与非自然意义
经典格赖斯意义理论[8～10]将意义分为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自然意义指事物间一种逻辑联系，是自然的、非人为的联系，而非自然意义则是一种人为的联系。例如，当我们说x means p的时候，在自然意义中，x与p就存在一种自然的、非人为的逻辑联系，即当x为真的时候，p也为真；而在非自然意义中，这种自然的逻辑联系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自然的、意图性的联系，如下例：
根据某省高速公路的计重收费数据，采用K-Means聚类算法设定常见轴型和不常见轴型2个簇;从常见超重轴型中选定某种轴型进行分析。通过对选定的车辆在不同超重区间内的轴载谱数据进行分析，求取每个轴重占总轴重的比例，从而得到该轴型车辆的轴载分布情况，由此对该轴型车辆在不同超重区间内的轴载比例关系进行分析。采用聚类算法找出轴重占比的中心点(即在该超重区间内的轴载比例)，依次计算出其他轴重的轴载比例，最终得到该轴型车辆的轴载比例系数关系。
例1.自然意义：A number of centric rings mean that the tree lived for years.
例2.非自然意义：Those three rings on the bell mean that the bus is full.
例1表示了树的年轮和树龄之间的逻辑联系：如果x为真，即树上有很多圈年轮，则，p也为真，即树龄很高。但是，在例2中，三声铃响和车满并不存在这种逻辑联系，他们之间的联系无法通过逻辑推导获得，而要借助其他语义逻辑以外的信息(如语境信息)帮助理解。
关联学派认为这种语用入侵实质上与传统的会话含义不同，是一种特殊的意义，他们将这种意义称之为“明意(explicature)”[13，22～25]。他们认为这种语用推导实际上是一种显性意义的推导，是一种交际中的显性表达。明意和会话含意的区别在于，如果会话交际的信息或意义出于一种显性状态，则认为是明意，而会话交际的信息或意义是隐性的时候，则认为是会话。关联学派学者将明意作为“所言”的替代形式。明意不仅是包含了说话者说出来的话语，即句子意义/字面意义，还包括了这些话语所引申出来的意义。显然，在关联学派的明意理论中，语用侵入的部分，是通过话语引申推导出来的那一部分意义。而在这个过程中，语用过程的入侵，实质是在帮助构建一个完整的命题内容，填补仅从字面意义无法完整表达的逻辑命题形式。
(二)“所言”意义的界定
而列文森则认为这种语用介入来自于所含，产生的是一般含义(Generalied Implicature)。他认为所含不仅可以在后语义过程中完善整个意义体系的交际命题，也可以在前语义阶段完成指代、解歧、明确语义逻辑关系等任务。根据列文森的推理，这样的内循环就会产生所谓的“格赖斯循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列文森提出应当摒弃传统理论体系中将语义内容作为输入，语用内容作为输出的观点。他认为，语义和语用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交互，而不应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先后或者因果。
对“所言”意义范围的界定，学界一直存在争执。根据格赖斯对说话者意义的划分，“所言”似乎介于“说话人意义(Sentence meaning)”和“规约含意(conventional implicature)”之间。列文森认为，在格赖斯说话者意义理论中，语用—语义界面可能就发生在“所言”之处，即介于语义逻辑命题意义(字面意义)和规约性含义之间的那一部分意义，这样的交互形成了所谓的“格赖斯循环”。例如,在早上回答“吃了吗？”这个问题的时候，听话人可能会说“吃过了”。无论是说话人和听话人，都没有使用显性的时空概念，即“今早吃过早饭了么？”和“今早吃过了”。但无论是听话人，还是说话人，都能够准确地理解(大部分情况下)对方未言明的那一部分意义。而这一部分意义，也称为“一般会话含义(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6]165～172，是针对字面意义(说出的词或词组)通过约定俗成的规约推导而来，虽部分脱离“所说的话”，但也未进入“所含的义”的范畴，区别于通过语境推导出来的“特殊会话含义(Particular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等级含义就是一种典型的一般会话含义[12]。
采用SPSS 21.0统计学软件统计数据，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组间比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对“所言”意义的界定问题进行分析之后，现在就可以对“所言”意义中语用和语义界面进行讨论。从“所言”的界定中可以看出，“所言”意义中，语用和语义的界面存在于“所言”与句子意义/字面意义与规约性含义的交互中,巴赫等将其称为“隐意”。无论是以怎样的一种理论立场出发，这些繁复的界定最后都会回到一个点上，即在字面意义的约束下，通过规约推导而出(根据格莱斯的观点[10]27～40,一般会话含意产生须遵循合作原则，并且可以撤销。“关联主义”，即后格莱斯派对此质疑)。巴赫不认为“标准化”是“规约”，而将这个过程描述为一种标准化的认知模式(standardized model)；而在列文森的体系中，这种规约推导是一种“一般含义”，也称之为“默认模式”(default model)[6]168～169。黄衍则认为这种规约性推导，实质上表明了要理解“所言”意义时，无法完全只依靠字面意义，也需要语用意义的介入，也就是所谓的“语用入侵”。但是，仅仅知道这一现象是语用入侵，似乎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即语用入侵发生在什么情况下，以及语用入侵对“所言”意义的具体影响[20～21]。
学界对“所言”意义的划分也存在争议。语用简约主义(Pragmatic Minimalist)强调句子意义(Sentence meaning)与“所言”的关系它们同属字面意义(Literal meaning)，相对于说话者意义(Speaker’s meaning)而存在[13]。这种观点认为，由语境等信息推导而来的那一部分意义在“所言”意义之外，即所言意义是语义意义的产物，不受或很少受到语用意义的影响。根据前面提到关于“所言”的定义，这样的划分虽然强调了“所言”意义受制于句子意义，指出了“所言”意义属于字面意义的一部分。但是，完全忽略语用意义对“所言”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不符合格赖斯对“所言”的功能的界定，即需要承担传达说话者意图的任务。而语用极繁主义(Pragmatic Maximalist)则更强调“所言”与所含之间的关联，将二者归为说话者意义,与字面意义相对[7,14]。这样的划分也存在一定问题，即认为“所言”意义是脱离于字面意义的。根据格赖斯的定义，“所言”意义明确承担了表达说话者常规意义的任务。另有一种四分的方法，被称之为中和观(The Syncretic View)[15]。这种观点认为“所言”本身具有两种互不排斥、合法成立的概念：“所言”意义的一部分强调其余句子意义的关联，而另一部分则强调其在说话者意义中的地位。这个观点似乎比较符合格赖斯对“所言”功能的描述，即既要承担语义上表达真值内容和命题的任务，又要部分承担表达说话者的意图。这种主张也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其中巴赫(Bach)和哈尼希(Harnish)的影响较大(隐义理论)。巴赫认为介于“所言”和“所含”意义之间，还存在一种区别于两者的另一种意义[16]。这种意义受限于字面意义，又区别于依靠语境推导得出的特殊会话含义。哈尼希等在后续的研究中，通过实验的方法，也验证这种意义的存在[17～19]。但是，这一类观点可能存在另一个问题，即“所言”到底是否仅仅指句子意义(What the sentence says),完全与说话者无关？根据格赖斯的定义看来，“所言”意义是肯定与说话者的意思有关。因此对于这种划分的合理性，还需要更多的论证。
综上所述，本文更倾向于支持中和观点，理由有三:第一，这种观点将“所言”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与字面意义和说话者意义联系，而且是作为一个连续统(Continuum)而非二分;第二，这样的划分似乎更加符合格赖斯对“所言”意义的界定，在“所言”意义中同时考虑到了字面意义和说话者意思，包含了语义内容和语用内容；第三，这样的描述方法，似乎可以更加完整且有效的描述“所言”意义，有助于后面的论述。
三、语用入侵对“所言”意义的影响
肖文，杨璐，潘锋,等.结合划线拟合和深度学习的数字全息显微相位像差自动补偿方法[J].光子学报，2018，47(12)：1210001
相较于自然意义，格赖斯更加注重对非自然意义的探索。说话者意义即是一种非自然意义。在说话者意义的体系中，格赖斯具有创见性的放入了说话者这一因素。考虑到说话者，这种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交际意义(communicative meaning)，以意图为本(intention-based)。格赖斯将说话者意义分为“所言”和“所含”，其中“所含”又包括规约含意和会话含意(特殊会话含意和一般会话含意)[1]24，如下图1。语用学界历来对“所含”的讨论较多，理解也比较全面，而对语用和语义交界的“所言”的讨论则存在很多争议。一方面，“所言”意义在语义上的不明晰和不完整导致其意义所包含的范围存在极大争议；另一方面，“所言”意义的模糊性也导致其与“所含”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3]。
巴赫等人[5,16,26～27]提出了“隐意”理论。本文对这种人为割裂“所言”意义的做法持有怀疑态度。但若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隐意其实也是对语用入侵的一种解读。巴赫等学者也认为隐意实际上是对字面意义的一种延伸。而这种延伸是通过一个认知系统中的(Standardized Cognitive model)推导得来。他们认为这种延伸意义是下意识的、惯性的，是经过许多次社会无意识确定下来的标准化了的定义[28]。巴赫指出，隐意在整个意义体系中，主要承担了两个方面的任务:第一，补足(completion);第二，扩展(expansion)。补足解决的是语义不确定造成的逻辑命题不完整的问题；而扩展则为了解决语用不确定造成的交际命题不完善的问题。本文认为，隐义实质更倾向于指代“所言”被语用入侵的那部分意义。根据巴赫等人的描述，隐意是指用于完善整个意义体系的逻辑命题，并帮助产生交际命题的那一部分意义，扮演着填补不完整命题的角色。这表明，隐意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句子意义/字面意义，并且接近但不等同于完全服务于交际意图的特殊会话含义[12],[28～30]。
众所周知，地名分类是地名学理论任务之一，也是当今地名规划、地名管理、地名档案管理和地名工具书编辑中的重要内容。现今地名分类有按地理实体性质分类，有按地名形态分类，有按地名时间分类，有按地名音、行、义分类，而陈文按专名的性质分类，是对地名分类的巨大贡献，并为地名专名科学分类奠定了基础。
对刀误差△T，如图1因是铣多孔，铣孔尺寸为φ5F7±0.020铣刀尺寸为φ5±0.03mm，尺寸40±0.1mm的对刀误差均为铣刀与导向槽的最大间隙。
格赖斯的说话者意义体系中，“所言”承担起了两个主要任务，一是表述一个命题(a proposition expressed)或真值内容，二是作为推断“所含”意义的关键性输入。想要明确“所言”意义的范围，就要先弄清楚“所言”意义在构成意义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格赖斯认为,“所言”意义表达了(1)说话者话语的常规意义，(2)具有“真值条件性”①[11]，(3)并且表达了说话人的意图[10～11]。
以Recanati(瑞坎那提)为代表的真值条件语用学家们对“所言”构成中的语用介入问题也进行了讨论。他们依据“可及性原则(Availability Principle)”来区别“所言”与“所含”，并以此来确定“所言”的意义[7,14]。他们明确地将整个意义补充过程中的语用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直接语用过程和间接语用过程：直接语用过程作用于句子字面意义/句子意义推断出“所言”；间接语用过程就是基于“所言”得出所含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的是说话者的交际意图。本文要具体讨论的语用与语义界面则出现在直接语用过程当中。值得注意的是，真值条件语用学家们也同巴赫等人一样，将“所言”与字面意义区分开(这一点本文会在后面总结中进行简单讨论)。瑞坎那提将间接语用过程又分为“强制语用过程(mandate)”和“可选语用过程(optional)”。强制语用过程是指句子意义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命题，许多细节需要进一步推理才能使整个句子的意义构建得以进行。如“我是中国人”这句话中，要确定整个句子的意义，我们至少要明确“我”指代的是谁，“我”和“中国人”之间是哪一种关系：我是海外侨胞，还是中国公民。这些意义的确定，都必须有语用过程的介入，才能确定。这个过程通常也被称作“饱和(Saturation)”。而另一个可选择的语用过程，则是用来处理上文中提及的“未言明的意义”(见上文“所言”意义的界定)。由于这些“未言明的意义”的存在，听话者在理解说话者的话语的时候，可能会自然的对句子的意义进行扩充，这个过程也被称作“自由扩充(free enrichment)”。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整个扩充的内容是没有限制的，仅可能会受到一些来自于常识和规约的弱势约束。
上面的几个观点，分别从各自的角度论述了“所言”的意义在构建中，语用介入过程的实质，它们发生的阶段，以及具体承担了什么任务。虽然这几种观点在出发点和论述重点上有这样或那样的区别，但本文发现，他们在基础性理论构建上是比较一致的。首先，关于语用介入过程的实质问题，以上几个学派的观点最终都汇集到一个点上，即根据句子字面意义推断或延伸出说话人企图表达的那一部分意义，完善整个句子的逻辑命题(有时候还需要完善交际命题)。“所言”可进一步二分，分别在字面意义和说话者意义中承担双重任务，且处于语义和语用的交界面上。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即语用介入的内容，这几个观点则产生了一些分歧。但大体上，都和格赖斯的一般会话含义有关。无论是巴赫的隐意，关联学派的明意，瑞坎那提的自由充实，还是列文森的一般含义。它们似乎都旨在为了推断出“未言明的话”，服务于完善整个话语的逻辑命题和交际命题。
何良诸松口气，他们让他上车，同船过渡，五百年的缘分。小矿车半人多高，何良诸踩住联结镫，右腿一蹁，滑进车里。车底铺草席，能躺三个人。何良诸上身靠住车帮，伸直腿，双手摊开。车里的人，鼻子碰着了，也看不见对方，但能感觉出何良诸不设防的姿势，闯进人家的地盘，得叫对方放心。“你是谁？”对方发问了。
四、结语
综上，本文初步结论：传统的“所言”意义划分或将“所言”意义归类到字面意义之下，同句子意义并列(The Minimalist)，或将“所言”意义归入说话者意义(The Maximalist)，同会话含意并列。这两种划分都旗帜鲜明，或将“所言”严格的划入语义范畴，或只考虑意义产生中的语用过程。这样的划分看上去虽然简洁，但实质并不明晰，因为无论是将“所言”意义划分入语用范畴还是语义范畴都无法完整的对其进行比较全面且完整地概括。本文倾向于支持中和论(The Syncretic View),认为在对“所言”意义进行归类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所言”意义本身所具有的语义及语用特性。中和论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认为“所言”意义既包含一部分字面意义(语义范畴),也包含一部分说话者意义(语用范畴)，认为“所言”意义的研究实际是语用、语义界面问题的研究，这与经典格赖斯意义理论对“所言”意义的定义相对一致。这种划分方式，实际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所言”意义是否包含一部分字面意义？第二，“所言”意义中是否有一部分被语用入侵？对于第一个问题，本文的回答是肯定的。“所言”意义当然是包含一部分字面意义的，这符合格赖斯对“所言”意义的界定。格赖斯认为，“所言”意义表达了说话者的常规意义，帮助构成句子意义无法完备的语义逻辑命题。由此可见，说话者所说的话中必定是包含了一部分字面含义作为基础，对“所言”意义的传达和理解至关重要。关联学派中的一部分极端的语境论者认为“所言”意义的理解完全不需要借助字面意义，而完全依托于语境推导，产生明意。这里的明意，指“所言”意义完全是语用介入的产物，无需借助语义逻辑。字面意义在“所言”意义中的作用，也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2,31～33]。露西(Clark)和露西(Lucy)在验证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解研究中，发现听话人理解间接请求的时间要长于直接请求，说明了听话者可能先理解句子的字面含义，然后借助语境。当然，这里的字面意义是否属于“所言”意义的确还存在一定的争议，需要更加严谨的逻辑推理和更加精确的实验研究。
对于第二个问题，本文认为仍然需要从格赖斯的定义出发。格莱斯认为“所言”意义还需要表达说话人的一部分交际意图，而这里的交际意图来自于对字面意义的延伸。本文认为，这里的延伸来自于规约推导，这些规约一定程度上属于交际双方共享的社会知识和心理语境。本文认为，这种规约含义的产生是语用入侵的结果，即在理解“所言”意义的时候，发生了语用介入，对字面意义进行了延伸。由此，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让我们对“所言”意义在整个意义体系中的定位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如图1。
高锟夫妇的举动其实不乏先例。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就曾在卸任后公开了自己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消息，并于1995年创立了里根-南希研究所，专门从事对阿尔茨海默的研究。里根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引起美国乃至全世界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关注。在他的影响下，有更多的人勇于公开地承认和谈论自己的病情。
图1 说话者意义图示
通过前文关于语用入侵的实质和内容的讨论，我们发现对“所言”的语用入侵与完全依靠语境推导而来的特殊会话含义有所不同。这种语用过程不似特殊会话含义语用过程，特殊会话含意的语用入侵完全为了表达说话者的交际意图。“所言”的语用过程首先要解决因语义不确定性带来的逻辑命题不全的问题，有时也要帮助解决因语用不确定性带来的交际命题不完善的问题。“所言”意义同时承担这两项任务也说明了“所言”意义位于语用、语义交界这一实质。关于这种语用入侵的实质及内容的讨论，学界存在很多不同的声音。总的看来，这些对语用入侵的解读各有优点，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关联学派虽然首先肯定了语境(语用过程)的作用，但是他们提出来的明意理论却忽略了对字面意义的研究。虽然他们对语境这一概念的界定相对比较完善，但试想一个完全不懂英语的人如何在同英国人聊天的过程中理解对方的交际意图？巴赫等人的隐意理论虽然很充分的解决了“未言明的话”这一问题，但他的隐意存在脱离“所言”语境的风险；列文森的一般含义及其默认模式现在看来最接近格赖斯的一般会话含义的，但他推导的这一认知模式一直被学界诟病，如今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各派学者的探索更像盲人摸象一般，各自真实的摸到了大象的一部分，同时也自行误构了剩下的部分。刘思认为，今后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关注一些更加实质的内容，比如这些意义模式发生的条件、交际双方的关系(如权势对比)、交际的方式(如单向、互动输入)以及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的认知更替[12]。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几点参考建议:第一，对传统理论的研究，需要牢牢把握住经典定义。如对“所言”意义的研究，应该明确研究的内容是否与理论体系中对应的“所言”意义概念基本一致。在现有研究中，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不同流派对格赖斯“所言”的理解不仅各不相同，且都或多或少与格赖斯本人的界定有所出入。对原有概念的突破和创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学科创新，但对于研究新手而言，这种做法似乎会让自己的研究脱离轨道，研究的结论也无法回答自己的研究问题；第二，研究者最好从派别的迷思中走出，进而关注一些更实质的内容，以画出一头更加接近真实情况的“大象”，而不是重复地对某一意义模式进行重复验证；第三，说话者意义体系的精彩之处在于其复杂性，各个部分的意义可能并不是某一单独的模块，分别储存于不同的认知区域；相反的，这些组成部分之间可能是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说话者意义。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可能需要时刻保持警觉的整体观，从整体的角度去看待一些语言现象，从而可以看到一头更加完整的“大象”。
【注释】
①格赖斯在定义“所言”时，并未明确的使用“真值条件性”一词，但他在推导过程中，将这一概念始终贯穿(话语的真值条件,the truth-condition of the utterance)。
【参考文献】
[1]冯光武.格赖斯的意义理论——老话题新解读[J].外语学刊,2007,(6):19-26.
[2]刘思.实验语用学研究综述[J].当代语言学,2008,10(3):246-256.
[3]陈新仁.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分界:一种新方案[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47(6):838-849.
[4]Moeschler J. The semantics-pragmatics interface: How it works, why we need it and where it is. In College Publications. Language, Evolution and Mind: Essays in Honour of Anne Reboul[A]. London,2018：17-21.
[5]Bach, K. Semantic slack: What is said and more[J]. Foundations of speech act theory: Philosophical and linguistic perspectives,1994：267-291.
[6]Levinson S C. Presumptive meanings: The theory of 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M]. MIT press，2000：172-174.
[7]Recanati F. What is said[J]. Synthese,2001，128(1-2)：75-91.
[8]Grice H P. Meaning[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57，66(3),377-388.
[9]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M].1975：41-58.
[10]Grice H P.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15-16.
[11]Wharton T. Paul Grice, saying and meaning[J]. UCL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2002，(14)：210-211.
[12]刘思.(新)格莱斯与关联理论的语言意义之争[J].南京社会科学,2010,(8):149-155.
[13]Sperber D, Wilson D. Précis of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1987，10(4)：697-710.
[14]Recanati F. Truth-conditional pragmatic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2010.
[15]Nathan Salmon. The Pragmatic Fallacy[J]. Philosophical Studies,1991,(63):83-97.
[16]Bach K. Saying, meaning, and implicating[A]. Cambridge handbook of pragmatics,2012：47-68.
[17]Garrett M, Harnish R M. Experimental pragmatics:Testing for implicitures[J]. Pragmatics & Cognition,2007，15(1)：65-90.
[18]Garrett M, Harnish R M. Skating along the syntactic verge: Experimental pragmatics and understood elements of content [A]. In Time and Again: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Perspectives on Form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2008.
[19]Garrett M, Harnish R M. Q-phenomena, I-phenomena and impliciture:some experimental pragmatic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ragmatics,2009，1(1)：84-117.
[20]Huang Y. Pragmatic intrusion into what is said and beyond: explicture, pragmatically enriched ’said, implicIture or implicAture? [Z].
[21]Capone A. Knowing how and pragmatic intrusion[J].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2011，8(4)：543-570.
[22]Sperber D, Wilson D. Remarks on relevance the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J]. Multilingual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and Interlanguage Communication,2011，16(2-3)：145-152.
[23]Carston R. Relevance theory and the saying/implicating distinction[A].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2004：633-656.
[24]Carston R. Relevance theory, Grice and the neo-Griceans: a response to Laurence Horn’s ‘Current issues in neo-Gricean pragmatics’[J].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2005，2(3),303-319.
[25]Carston R. Thoughts and utterances: The pragmatics of explicit communication[M]. John Wiley & Sons，2008.
[26]Bach K. You don’t say? [J]. Synthese,2001，128(1-2)：15-44.
[27]Bach K. Impliciture vs Explicature: What’s the Difference?[A]. In Explicit communic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2010.
[28]阿卜杜外力·热合曼,刘振前,徐万治.隐型含义新解.外语与外语教学,2017,(6):89-101.
[29]徐万治,阿卜杜外力·热合曼.会话隐意的解读模式探究.外语研究,2016,33(1):47-54.
[30]徐万治,阿卜杜外力·热合曼.会话隐意的实验语用研究.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6(1):85-91.
[31]Clark H H, Lucy P. Understanding what is meant from what is said:A study in conversationally conveyed requests[J].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1975，14(1)：56-72.
[32]Gibbs Jr, R W, Moise J F. Pragmatics in understanding what is said[J]. Cognition,1997，62(1)：51-74.
[33]Gibbs Jr, R W. A new look at literal meaning in understanding what is said and implicated[J]. Journal of pragmatics,2002，34(4)：457-486.
Exploring Gricean ’s “What is sai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 Intrusion
WEN Hao
(English Faculty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China )
Abstract ：Grice innovatively divided speaker’s meaning into a binary system of “what is said” and “what is implicated”. However, this distinction is not without problems. Levinson believes that Grice’s division will eventually fall into a dual cycle. On the one hand, the derivation of “what is implicated” is considerably dependent on the basic information in “what is said”, and on the other hand, to work out the meaning of “what is said” also needs the pragmatic information in “what is implicated”. Levinson coined this cycle as “Grice’s Circle”. The questioning of the traditional Gricean theory of meaning by Levinson and his contemporaries indicated that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f semantic & pragmatic interfaces has shifted its focus from “differentiation” to “interaction”. This thesis intends to discuss the meaning of “what is said” in Grice’s binary system of speaker’s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 intrusion, and further discuss the essence of this pragmatic intrusion, aiming at offering some possible approaches to the discussion of pragmatic & semantic interface.
Key words :semantic/pragmatic interface;saying;pragmatic intrusion;Grice’s circle;speaker’s meaning
【收稿日期】 2019-03-20
【作者简介】 文豪(1995-), 男, 重庆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009(2019)03-0079-07
[责任编辑：王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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