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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庆党争形成的历史因素
朋党之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被称为晚唐社会的三大祸根。关于朋党之争形成的原因，千百年来，史学界对此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说法各不相同。笔者认为，唐朝后期之所以会出现党派分争的局面，与科举制度有密切关系。
在唐朝前期，中央政府实行科举制度，选拔出很多优秀的人才，收到了好的社会效果。但是，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朝政越来越腐败，受其影响，科举制度也走向下坡路，不仅在考场中作弊现象屡屡发生，就是在考试前也出现请托行卷、考试后中进士者竭见主考官的恶习，而这两种恶习正是促成朋党之争的最直接因素。
我们先看一看请托行卷之风。请托之事始于武周时期。天授中，左补阙薛兼光在上疏中谈到当时举人，“或明智才出，试遣搜场，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或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为自求之称，未是人知之辞。察其行而度其才，则人品于兹见矣”。①这些请托者主要是没有特殊关系的庶族子弟，不为人知。他们通过向朝中有影响的官员投递行卷，来提高自己的声誉，希望得到赏识和提携。开元年间以后，请托之风更盛。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李昂为考功员外郎，曾集应举的进士与之约：“如有请托之人，当悉落之”。②说明此时的请托行卷已干扰了科举考试的正常进行。当考生的行卷得到当权显贵的赏识，一则把应试者推荐给主考官，提高考生的知名度，另外如果考生中进士后，为了报答权贵们的推举之恩，竭力维护他们的利益，有时甚至不惜牲自己的前程来报答。这样，推荐者与被推荐者之间就容易形成一个小集团。
我们再看一看唐朝科举场上门生和座主的关系。座主一词，至迟在开元七年（719年）就已出现。只是在开元前期，由于唐玄宗还比较英明，门生与座主的关系比较松散，但门生对座主的报恩思想已经出现。如开元二十二、二十三年，孙逖以考功员外郎知贡举，颜真卿、萧颖士、杜鸿渐、贾至、李颀、李华等人及第。颜真卿后来在其所撰《孙逖文公集序》中写道：“公又雅有清鉴，典考功时，精校进士，虽权要不能通，所奖擢者二十七人，数年间宏词、判等，入甲等者一十六人，授校书郎者九人，其余咸著名当世，已而多至显官”③颜真卿称颂孙逖，完全是出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感谢座主的赏识与提拔，使他们迅速走上了高升的大道。大历以后，进士及第要参秤主司，这就使考生与考生之间，考生与座主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门生不仅敬事座主，而且还以实际行动对座主进行报恩。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晚年写了一首名为《重题》的诗：
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岂止形骸同土木，兼将寿夭任乾坤。
胸中壮气犹须遣，身外浮荣何足论。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④在此，白居易把未能报答座主之恩作为终身的憾事。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指出：“白乐天此诗自言已外形骸，了生死，而犹倦倦于座主高郢之深恩未报，斯不独香山居士一人之笃于恩旧者为然。”⑤既然门生、座主形成了一种既定的关系，社会舆论也就要求座主对门生的行为负责。门生出了问题，座主往往受到责难，座主出了问题，门生有时也受牵连。
唐穆宗长庆年间，由于大地主、大官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占据了统治地位，原来出身于地主中下层的官吏也已跻身于高官行列，他们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根据各种不同的关系，组成各种政治派系。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例成为结党的一种重要纽带。如长庆中，“中尉王守澄用事，逢吉令门生故吏结托守澄以为援，以倾（李）绅。”⑥
另外，科举考试中的门生与门生之间，称为同年，他们因同事一个座主，又同年及第，也很容易结成政治派系。如令狐楚、皇甫、萧同年登进士第。元和九年（814年），初以财赋得幸，荐、楚俱入翰林充学士，居内职。元和十四年（819年），萧授楚作相，后楚又极力推荐萧，终于在唐穆宗即位不久，把萧也拉到了宰相的位置。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穆宗初即位，因皇甫曾拥立穆宗兄澧王恽为太子，对颇为憎恨。想诛杀皇甫。在这危急关头，同年令狐楚、萧拒身相救，使才免一死。可见，唐朝后期同年的关系也是结党营私的一个重要因素。纵观唐朝后期的党争，大都以同年为一个政治派系的中坚。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牛李党争中牛党的成员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三人，皆权德舆贡举门生，他们情义相投，进退取舍，多不谋而同，是牛党的骨干力量，所以我们认为，科举制度是形成唐后期党争最直接的原因。
另外，长庆年间党争激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唐穆宗本人才能平庸，驾驭不了朝中的局势。大臣李德裕指出了唐穆宗不禁朋党的内在根源，“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欲同”。⑦如唐穆宗喜爱元稹的诗文，纵容元稹结党就是一例。尤其是唐穆宗后期，因病卧床不起，朝中正事委之权臣宦官，更助长了朋党的势力。
总之，长庆年间党争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因素，二者交织在一起，促成这一现象的不断扩大。
二、不同类型的党争
关于如何划分朋党派别，在唐朝后期就有不同的意见。元和以后，朝中传论孔子三千弟子为朋党。大臣李德裕为澄清是非，作《论侍讲奏孔子门徒事状》，阐述了何为朋党，何不为朋党。他说：“为国者，不为党；为身者，则为党。贤人君子忠于国则同心，闻于义则同志，退而各行已，不可交以私。”⑧由于李德裕本人在唐后期卷入党争之列，所以人们对他的这种看法持有不同意见。本世纪四十年代，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完成了他的宏篇巨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这部书的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里，陈先生认为唐代的党争是以门第来划分的，对待进士科的不同态度是划分唐后期党争的标志。最近一段时间，又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以对藩镇的不同态度来划分牛僧孺、李德裕的党争。我们认为，唐代后期党争的情况十分复杂，不能以一个或两个标准来单纯地划分，而应把它放在整个唐代社会中进行考察。唐代党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只是沿用旧说，把唐穆宗长庆年间的党争划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分别加以分析探讨。
1.积怨型党争。以牛、李党争最为典型。牛僧孺、李德裕两人之间的恩怨，是产生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这年正月，宪宗亲自策试制科举人，名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主考官是吏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应试者有伊阙县尉牛僧孺、陆浑县尉皇甫、华州参军李宗闵三人的策文被列为上等。此三人策文总的特点是指切时政失略，直言不讳。牛、李二人的策文今已不存。而皇甫的策文被收录在《全唐文》中。他说：“今宰相之数，侍从之臣，皆失其职，……夫亵狎亏残之微，褊险之徒，皂隶之职，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很显然，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当时的宰相与宦官。事情发生后，宦官刘光琦向宰相哭诉，宰相李吉甫也在宪宗面前哭诉。⑨于是，宪宗倾向于宰相这边，下令贬斥考策官，牛僧孺、李宗闵、皇甫三人也难以升调，牛僧孺、李宗闵二人怀恨在心，与李吉甫之间遂产生了矛盾。而李德裕正是元和年间宰相李吉甫的儿子。
李德裕与李宗闵之间矛盾的加剧是在长庆元年（821年）三月和科举复试案中。在这次考试前，李宗闵等人靠请托办法，贿赂主考官，使其女婿苏巢考中进士，结果被人告发。翰林学士元稹、李绅、李德裕三人力主严惩作弊者，李宗闵因而遭贬。于是，李德裕与李宗闵二人老仇未解，新仇又加，矛盾更深了。
李德裕与牛僧孺二人矛盾的加剧是在长庆二年（822年）。兵部侍郎李逢吉设下圈套，把宰相元稹、裴度赶出政事堂，自己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宰相。李逢吉任相后，还缺少一名副宰相。当时牛僧孺与李德裕二人都有希望当宰相，李逢吉欲引牛僧孺，但惧怕李绅与李德裕从中反对，同年九月，将李德裕调为浙西观察使，寻命牛僧孺为副宰相。李德裕落选后，一连八年没有升迁，认为是牛僧孺在暗中排斥自己，二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关于牛僧孺、李德裕两个集团中的成员，这时由于彼此之间的斗争不甚激烈，规模不大。与牛僧孺关系友善的有李宗闵、杨嗣复等人。牛、李、杨三人皆权德舆贡举门生，“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⑩至于李逢吉与牛僧孺的关系，二人意见不相吻合，只是一种提携与被提携的关系，李逢吉不能说是牛党中人。牛党集团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党派，只是一个“偷权报怨，任用存亡”的宗派体系。
长庆年间，李德裕在政治舞台上尚不活跃。他虽任翰林学士之职，由于唐穆宗对藩镇采取抚和政策，而李德裕则主张对藩用兵，二人政见不同，故一直未得到任信。李德裕平时与李绅、元稹关系密切，政治见解相同，但他们仍未形成一个集团。
2.奸党与正直朝官的斗争。以李逢吉和裴度、李绅等人的斗争最为激烈。李逢吉“天与奸回，贤伤善”，(11)他与裴度两人的矛盾产生在唐宪宗时。元和间，中央用兵讨伐淮西吴元济叛乱，军权委托裴度指挥，逢吉恐度取胜，常散布流言，由是两人相恶。唐穆宗即位，李逢吉因曾当过穆宗的老师而转升兵部尚书。此时，裴度和元稹二人为相，两人素不和睦。李逢吉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派人诬告元稹收买刺客，想刺杀裴度。穆宗命御史台、大理寺、刑部追察此事，皆证据不足。元稹、裴度也因此罢相，李逢吉取而代之，为门下侍郎平章事。
李逢吉为宰相期间，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只知道拉帮结伙，打击敌对势力。郑注以医药术为宦官中尉王守澄所宠幸，逢吉让其子李仲言贿赂郑注，求与王守澄结好，守澄愿与逢吉往来，自是两人结党营私，狼狈为奸，一时间李逢吉势倾朝野。一些权势小人纷纷投到他的门下，张又新、李续之、张权兴、刘栖楚、李虞、程昔范、姜洽、李仲言，时称“八关十六子”。李逢吉的这些爪牙们身居要职，要走李逢吉的后门，一定要先向这些人纳贿，否则别想得到升迁。
李逢吉利用这些卑鄙小人，组成一个庞大的朋党，把朝廷内外搞得乌烟瘴气。对待与他们政见不同者，想方设法诬陷迫害。名臣裴度虽被排挤出中书省，李逢吉等人仍制造谤言，百般中伤。翰林学士李绅性情刚直，为穆宗所宠幸，他不满李逢吉结党营私，每逢唐穆宗向他征求意见时，总对王守澄、李逢吉斥责抨击，令李逢吉大为头痛。正巧，御史台缺少一御史中丞，李逢吉极力推荐李绅，说他正直清白，宜居此职，穆宗认为御史中丞属于次对官，不知这是一个陷井，便下诏同意。时过不久，又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李逢吉认为，“以绅褊直，必与愈争。”(12)不久，二人果然发生争执，以至言辞不逊。李逢吉乘机上疏言二人不和，置韩愈为兵部侍郎，将李绅贬为江西观察使，拔出了自己的眼中钉。
李逢吉奸党集团的规模很大。令狐楚、李宗闵、牛僧孺等人都先后依附于这个集团。令狐楚在元和时反对淮西用兵，与李逢吉意见吻合，于是二人友善。及至穆宗任用李逢吉为相，极力援楚，因李绅极力反对才未得升迁。至于牛僧孺，更是由于李逢吉极力推荐才官至宰相。所以，我们说这个集团是个以权谋私的奸党，他们与裴度、李绅等人的斗争完全是邪恶与正直的较量，李逢吉集团在长庆年间没起过一点进步作用。
3.不同权力之间的争夺。以元稹和裴度的斗争最为典型。元稹字微之，元和元年（806年）考中进士。宪宗时，因得罪当权执政，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穆宗为太子时，颇好元稹诗文。稹与淮南监军宦官崔潭交往密切，长庆中，潭将元稹诗文百余篇献给穆宗，穆宗甚悦，不久迁为中书舍人。朝中宦官凭借元稹与崔潭的关系，争相与之交往，稹与枢密使魏弘简两人关系尤为密切，为刎颈之交。
对于元稹与宦官交往，朝中一些正统官员看不惯这种作法，这些人以裴度、武儒衡等人为代表。一次，元稹与中书省其他官员一起吃瓜，有只青蝇飞落瓜上，中书舍人武儒衡用扇赶之，说：“适从何来，遽集于此！”(13)把元稹讽喻为青蝇，稹十分恼火。
元稹与裴度的矛盾产生于长庆元年（821年）三月的科举作弊案中。由于宰相裴度之子裴也在应考作弊之列，而元稹又坚持对这次事件严肃处理，最后裴虽再被赐及第，但已大丢面子，裴度在内心十分憎恨元稹。
另外，元稹自身也有很多无法克服的缺点。他心胸狭窄，容不下悲度。长庆元年（821年）七月，发生卢龙朱克融、成德王庭凑的叛乱，裴度统御全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使元稹很不安宁，深感裴度若平定叛乱，将功成名就，定会成为自己获取相位的最大障碍。正巧知枢密使魏弘简亦仇视裴度，于是两人便从中阻挠破坏，使其“无尺寸之功”。对此，裴度曾三次上疏，他说：“臣素知佞亦无仇嫌，是昨日臣请乘传诣阙，面陈戎事，奸臣之徒，最所畏惧。知臣若到御座之前，必能悉数其过，以此百计止臣此行。臣又领兵齐进，逐使攻讨，奸臣之党，曲加阻碍，恐臣统率诸道，或有成功，进退皆受羁牵，意见悉遭蔽塞。”(14)裴度这里所云的“奸臣之党”，就是指元稹与魏弘简两人。在这里，裴度所奏之事虽准确无疑，从内心上讲，也有报复元稹等人的念头。穆宗此时对元稹等人宠爱正浓，但出于大局考虑，不得不忍痛割爱，罢元稹翰林学士之职，迁魏弘简为箭库使，以平息事端。
长庆二年（822年），元稹和裴度两人为平章事，摄宰相之权。朝中一些正统官员无不轻笑元稹。元稹以天子不次拔擢，想立功以报效穆宗皇帝之恩。当时叛军王庭凑、朱克融联兵包围牛元翼于深州（今河北深县）。有司空于之子于方向元稹献策，言有奇士王昭、王友明二人，对燕、赵情况颇为熟悉，可离间叛军，解深州之围。稹闻后大喜，“以自家财资其行，吏部令使为出告身二十通，以便易给赐。”(15)奸臣李逢吉乘机诬告元稹指使刺客蓄谋刺杀裴度，结果两人均被罢相，元稹与裴度之间的斗争也宣告结束。
三、长庆年间党争的危害
长庆年间的党争，对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首先，朝中官员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彼此间相互拉帮结伙，排斥异己。人们的精力已不再集中到治理朝政、整顿朝纲上，而是全身心投入到勾心斗角、以权谋私上来，这就形成了严重的内耗趋势，其结果必然把朝廷内外搞得乱七八糟。长庆年间的大臣李德裕曾深有感触地指出，当今的朋党，有权则诬善害能，欺上瞒下；下野便四处串联钻营，惟务权势，朝夜密谋于私室。以致“清美之官，尽须其党，华要之选，不在他人”。(16)这些朝臣污吏形成一个牢固的关系网后，以此作为护身符，行贿受贿，鱼肉百姓，使“国内日蹙，生人日困”。(17)唐穆宗本人对党争的认识更为深刻，他曾下诏书，说卿大夫无思尽忠之诚，多退有后言之谤。进则谀言谄笑以相求，退则群居州处以相谈。留中不出之请，盖受其阴私，众论不容之诛，是生于朋党。由于长庆年间的党争已经形成，唐穆宗对此也束手无策。
另外，由于党争激烈，使朝中的宰相班子极不稳定。唐穆宗在位虽仅四年余，光宰相就任免了十几个。在这些宰相之中，才干出众的裴度等人任职极短，而一些奸邪平庸之辈任职期限反而时间很长，如杜元颖、李逢吉等人长期身居要职，这就影响了朝中集体的办事效率。纵观长庆年间的众多宰相，没有提出一件益国利民的政策，这不能不说是党派斗争而产生的结果。
其次，长庆年间的党争，也为宦官专权，藩镇跋扈提供了有利时机。朝中官员为结党营私，不惜以宦官为靠山，权力取媚于阉党，来扩大自己的权势。另一方面，宦官通过与朝官联合，也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如元稹与宦官崔潭、魏弘简、刘承偕等人交往，官至宰相；刘承偕等人也以元稹为外援，胡作非为。李逢吉为巩固自己权力，巴结宦官王守澄，“自是逢吉有助，事无违者”。(18)王守澄因援引李逢吉，地位也更加巩固。
至于唐代党争对藩镇的影响，那就更加明显。当卢龙、成德发生叛乱后，大臣裴度力主讨伐，并亲临前线指挥。可是，朝中一些大臣惧怕裴度立功，百般阻碍，使唐军供给紧张，行动受到制约。最后，裴度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慨叹：“若朝中奸臣尽去，则河朔逆贼，不讨而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在，则逆贼纵平无益”。(19)唐穆宗时，所以未能讨平藩镇之叛，恐怕与朝廷中党派纷争有密切关系。
最后，长庆年间的党争，也使社会风气日益衰败。在朝廷中，正直无私的人受到排挤，奸佞无才的小人得到重用。一些原来品行端正的人因贪恋权势，不得不对执政者卑躬屈节、低三下四。有人说长庆朝中无名臣，这固然带有一定偏见，但也未必没有道理，至于那些地方上的官吏，为谋升官，更是极力讨好上层，肆意腹刻百姓，当他们升官之后，也加入派系斗争中，使唐代党争的规模更加扩大化了。
注释：
①《册府元龟、贡举部》
②《大唐新语》卷10
③《全唐文》卷323
④《白香山集》卷16
⑤《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
⑥《旧唐书·李绅传》
⑦(17)《会昌一品集》卷三
⑧(16)《会昌一品集》卷十
⑨《资治通鉴》卷237
⑩《旧唐书·李宗闵传》
(11)(12)(18)《旧唐书·李逢吉传》
(13)《资治通鉴》卷241
(14)(19)《旧唐书·裴度传》
(15)《旧唐书·元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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