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易》中可辑出中国最古的哲理诗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诗集论文,中国论文,哲理论文,中可辑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周易》经文中包藏着中国最古的哲理诗。从《周易》卦、爻辞中可以辑出大量哲理诗来，足以编成一部诗集。《周易》一书三任：既是卜筮之书，又是哲学论著，也是哲理诗集。就诗体而言，《周易》哲理诗较近国风与小雅，但更为古朴，自有体式，与《古诗源》所辑某些古逸诗极为相类。就诗法而言，赋比兴齐备，尤其突出了超乎比兴的总体象征。从《周易》中辑出的哲理诗集，就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集，早于《诗经》，且为《楚辞》重要源头，对中国诗美学具有独特贡献。
正如易一名而含易简、变易、不易三义，《周易》一书而三任：既是卜筮之书，又是哲学论著，也是哲理诗集。可惜可作为中国最古的一部哲理诗集，至今仍未为人所发现与公认，因为它变相地包藏在卜筮与哲学论著散文体式之中。
一、《周易》包藏着一部哲理诗集
从先秦古籍中辑录出古逸诗来，昔人做过不少工作。《玉海》曾收集了一部分，后来郝懿行又辑增为《诗经拾遗》，沈德潜《古诗源》卷一亦辑录了先秦古逸诗。今彷之，专从《周易》经文即卦辞与爻辞中辑录出哲理诗来，取得宽些可约得110首，严些也有80余首。为了一新耳目，更为了便于研讨，不厌其烦地选出40首，加上标题，按赋、比、兴分类抄录于下：
赋体（20首）
《君子》：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乾·九三）
《屯如》：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屯·六二）
《即鹿》：即鹿无虞，惟入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屯·六三）
《包荒》：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泰·九二）
《其亡》：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否·九五）
《不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盅·上九）
《不耕》：不耕获，不菑畲。（无妄·六二）
《不恒》：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九三）
《悔亡》：悔亡丧马，勿逐自得。（睽·初九）
《见舆》：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睽·六三）
《睽孤》：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脱之弧。匪寇，婚媾。（睽·上九）
《三人》：三人行，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友。（损·六三）
《不终》：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萃·初六）
《井渫》：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井·九三）
《震来》：震来
，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震）
《帝乙》：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归妹·六五）
《女承》：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归妹·上六）
《得敌》：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中孚·六三）
《高宗》：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既济·九三）
《东邻》：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既济·九五）
比体（10首）
《履霜》：履霜，坚冰至。（坤·初六）
《龙战》：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坤·上六）
《乘马》：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屯·上六）
《有孚》：有孚挛如，富以其邻。（小畜·九五）
《贲如》：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贲·六四）
《突如》：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离·九四）
《触藩》：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逐。（大壮·上六）
《改邑》：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井，赢其瓶。（井）
《豹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革·上六）
《小狐》：小狐汔济，濡其尾。（未济）
兴体（10首）
《舆说》：舆说辐。夫妻反目。（小畜·九三）
《无平》：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九三）
《虎视》：虎视眈眈，其欲逐逐。（颐·六四）
《枯杨》：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大过·九二）
《生华》：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大过·九五）
《明夷》：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明夷·初九）
《臀无》：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夬·九四）
《鼎有》：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折。（鼎·九二）
《鸿陆》：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渐·九三）
《鸣鹤》：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中孚·九二）
以上分类只是大体言之，因为不少诗兼有二体或三体。而且《周易》中这些诗，无一不具象征意味，即归于象征体一类亦无不可。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所辑40首诗，即可编成一部哲理诗集。
将它们同《诗经》比较一下。《诗经》中有：
《国风·芣苡》：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采采芣苡，薄言掇之。采采芣苡，薄言捋之。采采芣苡，薄言祮之。采采苤苡，薄言襭之。
《国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国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之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
《小雅·鸿雁》：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够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
以上各诗在体式上相较，《易经》辑诗显然与之类似。只是《诗经》每首大多复沓二、三、四章，稍长一些。这种复沓与付诸弦歌有关，这也表明《诗经》对于《易经》诗歌的一种艺术演进。
再同《古诗源》比较。《古诗源》中有：
《带铬》：火灭修容，慎戒必恭。恭则寿。
《书户》：出畏之，入惧之。
《书杖》：辅人无苟。扶人无咎。
《管子》：墙有耳。伏寇在侧。
《国语》：兽恶其网，民怨其上。 众心成城，众口铄金。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战国策》：宁为鸡口，无为牛后。 削株掘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
以上各诗简直可以同《易经》辑诗相混而难分。
其实，《周易》经文中有诗，早已有人指出，并非我的创见。早在1930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举出了《屯如》、《贲如》、《突如》、《井渫》、《震来》、《女承》、《鸣鹤》等7首，并加艺术分析。[①]李镜池在《〈周易〉筮辞考》中，又举出《明夷》和《鸣鹤》两首比兴诗歌。[②]此外，他又在抄录了《屯如》、《乘马》、《其亡》、《贲如》、《枯杨》、《生华》、《睽孤》、《鸿陆》、《女承》等9首所辑的诗以及未曾辑录的另外10首诗之后说：“我们读这些话，仿佛是在读《诗经》了。”[③]我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从《周易》卦爻辞中，可以辑录出一部哲理诗集来。
二、《周易》哲理诗的诗美特征
古人论诗，面对《诗经》，有六义之说。“风、雅、颂者，诗之体；赋、比、兴者，诗之法。故赋、比、兴者，又所以制作乎风、雅、颂者也。”[④]就诗体而言，《周易》哲理诗较近国风与小雅，不过更为古朴，自有体式，与《古诗源》所辑某些古逸诗极为相类。就诗法而言，它赋、比、兴三法齐备，尤其突出了超乎比兴的总体象征。
朱熹在《诗集传》中指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本文辑录的40首诗即据此而分类的。其实作为诗法，赋、比、兴三者往往在一首诗中兼用，朱熹也在《诗集传》中指出《诗经》某诗“兴而比也”、“赋而比也”，等等。在所辑《周易》诗歌中，《其亡》、《不耕》、《悔亡》、《震来》等可说赋而比，《履霜》、《龙战》、《乘马》、《贲如》、《突如》、《触藩》、《改邑》、《豹变》、《小狐》等则为比而赋，《舆说》、《枯杨》、《生华》、《臀无》、《鼎有》等又是兴而比，而《鸿陆》、《女承》、《鸣鹤》等可谓合赋比兴而为一。“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同“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分开来看都是赋；合起来看，固然是兴，又何尚不兼比。这些都同《诗经》类似。
《周易》哲理诗中最为触目的是每首诗都以总体象征为基础。比如“履霜，坚冰至”，在比而赋的背后，是原始的象征主义。它用人所熟知的自然现象，征指见微知著的人生哲理。“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苞，本也。苞桑指桑树的本干。桑之为物，其根众也，有牢固之义。诗人慨叹其所关切的事物已濒于灭亡的危险，幸赖其有系于苞桑一样的坚固本根，才得安稳。此诗通过赋而比的意象化而象征本固难亡的哲理。又如《鸿陆》，以“鸿渐于陆”兴而比，引出“夫征不复，妇孕不育”，直陈社会历史现象，而作者的诽怨已深蕴其中。但此诗并不到此为止，还有深一层的多维投射，指向与此相通的社会事物，其意蕴涵盖时空极为广大。《周易》所有可以辑录出来的诗歌，都具有原始象征主义的诗美特征，此为《周易》作为卜筮和哲学之书的性质所决定。《周易·系辞上传》明确指出：“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欲通天下之志，《易》之经文非有极大的意蕴涵盖时空不可。何以能之？“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里深解书、言、象、意四者的微妙关系。《周易》所卜者为天下万事，以短短卦爻经文怎能包罗万象？必然会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憾。解决的办法只有依靠诗歌，以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其根本乃至唯一途径即是运用象征，以一象而多征，乃至征指无穷。这便是易、诗相通的根本原因。因此，从《周易》中可以辑出一部哲理诗来，亦为理所当然。
为六十四封立象是《周易》的中心工作。其法有二：一是立卦象。以六爻成卦，每卦用天、地、风、雷等等与之相对应，然后用以征指万事。比如明夷（），离下坤上。离为火，坤为地，故《象》曰：“明入地中。”即以此象征所卜事物之吉凶。二是用卦爻之辞造象。《明夷·初九》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从中辑出来，便有《明夷》一诗，此诗必然是一首运用象征手法的哲理诗。诗中象征性意象与爻象相通，却又可以离开爻象而独立。诗《明夷》可以译作：“一只飞鸣的水鸟，因受伤而垂其翅翼。君子在旅途中，三天没有进食。”之所以没有进食，《象》曰：“义不食也。”有人坐实为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其实它可以象征一切有类似境遇的社会现象。用简洁语言表现形象和事态，以意象去象征万事，从而涵蕴深刻哲理，正是《周易》哲理诗诗美特质的根本。
“诗言志”的古训，见于《尚书·舜典》。《毛诗序》加以阐释：“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孔颖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正义》则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诗的主要功能在于言志抒情。而一己一时的情志，要通向异时他人的情志，非凭借象征不可。《诗经》中的不少诗，亦富于象征意味，所以可用于不同场合。在《论语·季氏》中，孔子早就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史记·孔子世家》载有：孔子因季氏受了齐国女乐，又不致膰，便离开鲁国。师己送孔子到屯时，问道：“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返回后向桓子汇报。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这便是以诗代言的实例，既可以言之有文，又可以言者无罪。班固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以观盛衰焉。”[⑤]所谓“以微言相感”，正是《周易·系辞下传》所说“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的意思，这也正是诗的象征主义特质与功能之所在。《周易》哲理诗之所以被融合于卦爻经文中，也正着眼于它的原始象征主义。
三、《周易》经文早于《诗经》
今本《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大部分。《易经》分《上经》、《下经》，即卦辞与爻辞。我所辑录的《周易》哲理诗集全部来自《易经》，所以讨论其成书时间，与《易传》无涉。
《易经》早于《诗经》之说，始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又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读《易》，《易》定在孔子之前；删《诗》，《诗》成于孔子之手，两者相较，司马迁显然认为《易》在《诗》前，意思是肯定的。班固认同此说。《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将六经的次序排列为：《易经》、《尚书古文经》、《诗经》、《礼古经》、《乐记》、《春秋古经》。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斥刘歆“颠倒《六经》之序”。吕思勉为之辩护说：“案《汉志》之次，盖以经之先后。……以为颠倒六经之序，殊近深文”。[⑥]不管刘、康公案，班固确是认为《易》早于《诗》的。
今人的研究比较深入了。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第三册专门探讨《易》、《诗》二书。顾颉刚在《自序》中说：“如《周易》是西周的著作，《诗三百篇》是西周至东周的著作，你能不承认吗？”[⑦]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中又说：“《易经》（即卦爻辞）的著作年代在西周……所以它的作者只把商代和商周之际的故事叙述在卦爻中。《易传》（……）的著作时代至早不得过战国，迟则在西汉中叶。”[⑧]他将《易经》与《易传》的著作时代明确分开了。他论断《易经》的著作时代用的是内证。他从卦爻辞中揭出“王亥丧羊于有易”、“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明夷”、“康侯用锡马蕃庶”等故事。他又将《易经》与《易传》、《易林》相比较，揭出《易经》没有“尧舜禅让”、“汤武革命”、“封惮”、“观象制器”等故事。这样，他就很有说服力地断定：“从这些故事的有与没有上，可以约略地推定《封爻辞》的著作时代。它里边提起的故事，两件是商的，三件是商末周初的，我们可以说，它的著作时代当在西周的初叶。著作人无考，当出于当时掌卜筮的官（即《巽》爻辞所谓“用史筮纷若”的史筮）。”[⑨]对于《诗经》，他在《读〈诗〉随笔》中说：“我意今本《诗经》的辑集，必在孔子之后。……《孟子》引《诗》与今本无异同，则《诗经》辑集必在孟子以前。我们可以假定，这书是战国中期的出品。”[⑩]合起来说，顾颉刚显然断定《易经》早于《诗经》。
郭沫若却有前后两说。1930年，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易经》……是由原始公社社会变成奴隶制时的社会的产物”。(11)他的论证主要是引了《系辞下传》的两段话：“《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然后推论说：“象这样关于《易》的作者与时代，一问再问地不敢决定下去，这是很慎重的，而且这些很慎重的质疑我们还可以看出是有相当的根据。”(12)紧接着引了卦爻辞中“帝乙归妹”、“高宗伐鬼方”、“王用享于岐山”、“箕子之明夷”等四事说：“如果帝乙果为纣父，高宗果为武乙，则皆在殷周之际。”(13)1935年，他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中，另下断语：“《周易》一书无论怎样不能出于春秋中叶以前是明白如火。”(14)再进而推断：“经部作于战国初年的楚人馯臂子弓，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15)对于《诗经》，他认为“是我国文献的一部可靠的古书，这差不多是没有可以怀疑的余地的”。(16)他将诗句用作研究西周社会的可靠史料。这样，对于《易经》与《诗经》成书的早迟，郭沫若当有两种断案：根据1930年所论，前者早于后者；根据1935年所论，则后者早于前者。当然，他本人在1954年新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是对1930年初版作了补注，改用1935年新说的。
现在可以探讨郭沫若对《易经》成书新说能否成立。他的主要理由有三条。其一，他从《周易》卦爻辞中举出：“中行告公，用圭。”（《益》六三）“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益》六四）“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泰》九二）“中行独复。”（《复》六四）“苋陆夬夬，中行无咎。”（《夬》九五）然后说：“这几条‘中行’，我相信就是春秋时晋国的荀林父。就前两例的‘中行告公’而言，‘中行’二字除讲为人名之外，不能有第二种解释。”(17)接着用《左传》关于荀林父的几件事加以推断坐实。据此，他便断定“《周易》之作决不能在春秋中叶以前”。可惜，“中行”二字古今《周易》注家几乎一概解作“中道而行”。比如朱熹《周易本义》在《益》六四之下注曰：“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为戒。此言以益下为心，而合于中行，则告公而见从矣。”中行即中庸之道。《论语·子路》云，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用这个意思去解释以上五例，没有一个解释不通的。“中行”根本不指荀林父，郭沫若的论断便完全落空。其二，否定孔子读《易》。他举《论语》上表明孔子和《易》有关系的二处，逐一加以否定。一处，“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他否定说：“第一项似乎是很坚确的根据，然而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出‘学易’二字，言‘鲁读易为亦，今从古’，可以知道作‘易’的是《古文论语》，而《鲁论》于该句的全文是作‘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汉外黄令高彪碑》有‘恬虚守约，五十以斅’之语，也正是根据的《鲁论》。这样一来，那第一项的根据便完全动摇了。”(18)这条驳论钱穆在1928年《论〈十翼〉非孔子作》中早已提出过，说法大致相同。(19)汉时《论语》有《齐论》、《鲁论》、《古论》三种，前二者为今文，后者为古文。西汉末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时人谓之《张侯论》，流传至今，即今本《论语》。张禹既然兼通今文的齐、鲁二论，却用“学《易》”字样，足见其并非曲从古文的《古论》，“亦”宣作“易”。再加上《史记》说孔子读《易》，讲了“韦编三绝”，又讲了孔子这句话的另一说法：“假我数年，我于《易》则彬彬矣”。司马迁当有所据。合起来看，孔子读《易》殆无疑义。至于另一处，“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路》）郭沫若却驳的是孔子“作易”，不是“读易”，文不对题，就不多说了。“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与《周易》恒卦九三的爻辞相同，无疑是读过《易》的又一确证。其三，郭沫若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子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为始点，逐步推测而坐实到“子弘定然是《易》的创作者”。(20)其实，既然承认“孔子传《易》子瞿”，那末《易》在孔子时便有了，怎么又跑出馯臂子弘来成为《易》的作者呢？总之，郭沫若1935年的馯臂子弓作《易》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倒是将他1930年之说同顾颉刚等人的说法合起来看，即《易经》的著作年代在西周前期一说最为合理，所以为当今学术界广泛认同。
关于《诗经》，孔子删《诗》说，大多持否定态度。现在一般认为，“《诗经》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21)即孔子之前的春秋时期。也有如前引顾颉刚的说法：“今本《诗经》的集辑，必在孔子之后……孟子以前。”再就《周易》中的诗歌与《诗经》艺术相较而言，《周易》诗歌显然较《诗经》简朴，更近似《古诗源》所辑的古逸诗。看来，《周易》经文当出于先后相承的众多巫师之手。有些是他们自己的创作，不少是采用民歌俗谚而融入。其创作年代大多早于《诗经》，也有一部分年代可能重合。总之，不管怎么说，《周易》诗歌在总体上早于《诗经》，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四、《周易》中包藏哲理诗集的意义
以新的视角去透视同一旧事物，往往会别开生面。从《周易》中辑出哲理诗集，其意义将深广而重大。
（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1、《周易》中辑出的哲理诗集是中国第一部诗歌集。肯定了《易经》成书早于《诗经》，那末原来的共识：《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应当让位给《周易》。
2、《周易》是《楚辞》的重要源头。《楚辞》与《诗经》显然不同，是三百篇之后的一种新诗体，给人一种突变之感。历来分析其成因，认为是基于独特的楚文化，又吸收了中原文化，因此，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是《楚辞》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现在，若将《周易》与《诗经》作为《楚辞》的双重源头，就显得自然得多。郭沫若指出：“《周易》的爻辞里面，……在着想上多带着南方的色彩。”他举出“例如最初的乾卦关于龙的观念，特别是九五爻的‘飞龙在天’的那种着想，依然是南方系统的东西。”(22)这是确实的。《周易》既属中原文化，又带南方色彩，更是卜筮之书，最易于被巫风极盛的楚国民间和文人所吸收。《楚辞》与《周易》最大的相承之处，是两者的原始象征主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论及《离骚》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简直是上引《周易·系辞下传》的那段话的翻版。难道不正好透露出《楚辞》与《周易》渊源关系的秘密吗？《周易》诗歌基本上是四言，但也有杂言，这对《楚辞》打破四言体亦不无先导作用。
3、中国文学史应当增补《周易》一章。《周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向被忽略。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并未将它放在文学视野之内。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章《先秦历史散文》第一节提到《周易》。该书指出：“有些卦、爻辞，尤其是爻辞，在叙述吉凶的事象时，不但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背景，而且语言颇为形象生动，又多用韵。”(23)还举出《屯如》等为例，作了分析。已经接近《周易》中有诗歌的论点了。但是，如果承认《周易》是中国先于《诗经》的第一部变相的诗歌总集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开创地位，应当也象《诗经》一样辟出专章至少是专节，并放在《诗经》之前。如此，先秦文学史和中国诗歌史都会有所改观。
（二）在中国诗美学上的意义。《周易》哲理诗的诗美创造，为中国诗建立了很值得重视的诗美学传统。大要有三：
1、意象描摹与抽象叙述相融合。《周易》诗歌，纯用意象描摹的也有，如《小狐》等，可谓原始的意象主义作品。纯用抽象叙述的也有，如《不事》等，精警者便成格言。更多的是意象描摹与抽象叙述相融合。“舆说辐。夫妻反目。”前句意象描摹，后句抽象叙述。“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退、遂是近乎抽象的叙述，又颇有形象意味。“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也是叙述与描摹相融合。诗人作为目击者，次序井然。先见车被拖着走，一分辨是牛拉的。然后注意赶车人，是个奴隶，黥了额，又割去鼻子。《睽孤》的心理活动与外表行动更为曲折多姿。先见到有车孤零零地乖离独行，以为是豕曳之于泥涂中；又见到赶车者丑陋如鬼（即那个天且劓的奴隶），以为是载鬼一车。便惊慌起来张开了弧，细看载的是人，便放下弓来。但车上为什么捆绑着人呢，哦，不是强盗，是抢婚。意象描摹与抽象叙述融合无间。
2、言之有理。诗语言所表现的有具体的意象与事态，也有抽象的情意，还有透过表层的哲理。旧题贾岛的《二南密旨》说：“诗有三格：一曰情，二曰意，三曰事。”此三格，《周易》哲理诗中皆有，只是用事不象后来的用典。三格并用，不仅表现为意象描摹与抽象叙述相融合，而且透过三格表层而揭示深刻哲理。理是意的内核，意则溶于情感，情须化作事象与意象，象以诗语言呈现。这是中外古今诗美特质所共有，《周易》诗歌即已具此原始质态。因为是用于占卜的哲理诗，就将言之有理这一特征特别突出起来。如《其亡》、《不事》、《不耕》、《不恒》、《无平》等都是明证。
3、原始象征主义。这一点以上多所论及。这里进而指出：《周易》哲理诗的象征，是以理作为象与征之间的中介。比如《东邻》，杀牛不如禴祭的事象，是通过“实受其福”的哲理中介，再征指到所卜之事物的。其实大多象征主义的东西，都有具象——抽象——具象的过程，只是隐显有所不同而已。因为象与征的共通点，正在于理。当然，象愈生动，理愈深刻，则征更易于动情与启悟。这正是《楚辞》诗美创造上胜过《周易》的重要一点。最后还须指出：在作为诗法的赋、比、兴之外，应当加上象征一法。象征实为较赋、比、兴更为根本的诗法。《周易》哲理诗对此有其独特贡献。
（三）在文化传统上的意义。《周易》在文化传统上的意义，一向为人重视。班固论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始终也。”(24)崇《周易》为五经五常之原。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佳话，更成为历代崇《易》的重要根据。不过大多崇《周易》为哲学论著或卜筮之书。这就局限了它作为文化传统的深入社会各个领域。卜卦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而不卜就不用《周易》了。作为哲理而用《周易》者，古人多有。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一论及李斯时说：“《易》曰：‘履霜坚冰至。’辨人于早，不若自辨于早也。”其实，这已经不自觉地当它为哲理诗来运用了。如果有人将《周易》哲理诗辑编成一部《周易哲理诗集》单行，定能使之象《诗经》一样广泛流传与运用。这样，《周易》作为中国古老传统文化，便不仅用其象、数、理，而且可以更为广泛地以诗用之。或者说，将它的卦象与卦理拓展到更为世俗化的诗象与诗理，《周易》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功用就会远为深广。
注释：
①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0) (22)《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63、69、34、34～35、385、404、90、383、386、393、390页。
② ③ ⑦ ⑧ ⑨ ⑩ (19)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24～225、7、25、43、372、90页。
④杨载：《诗法家数》，《历代诗话》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7页。
⑤ (24)班固：《汉书·艺文志》，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777、776页。
⑥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76页。
(21) (23)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7、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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