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异邦之新声 汲取民间之营养——黄遵宪对中国诗歌近代化的两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邦论文,新声论文,两大论文,中国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穷途竟何世，余事且诗人”（注：黄遵宪《支离》。）。黄遵宪平生“不屑以诗人自居”（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然而，诗却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其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对“新派诗”的形成、发展有着深刻的启导作用。从他现存的一千多首诗作中，我们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作者那种爱国救亡的巨大政治热情和“别创诗界”（注：黄遵宪《与菽园书》。）的锐意革新精神。纵观人境庐诗，其艺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莫过于对诗料、诗境、诗体的开掘、拓展与创新，从而直接推动了中国诗歌的近代化历程。因此，系统探讨黄遵宪诗歌走向世界和取自民间的近代化特质，对于更好地认识和总结近代诗歌的独特价值，发展今天的民族诗歌，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异邦新声
“足遍五洲多异想”（注：黄遵宪《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吟到中华以外天”（注：黄遵宪《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这是黄遵宪其人特出于晚清众多诗家的独异之处，也是其诗于传统诗界别开生面的卓越之处。他不仅是一位继承传统的杰出的现实主义与爱国主义作家，而且还是一位跨出国门、诗吟域外的走向世界的诗人。这是黄遵宪所以为晚清大家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他成为“诗界革命”旗帜的主要缘由。
自幼就对儒学思想和科学制度持有怀疑和批判态度的黄遵宪，于中举的次年，毅然放弃科举功名，以驻日使馆参赞的身份随驻日使臣何如璋东渡扶桑。1877年，30岁的黄遵宪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4年的外交官生涯。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之后，黄遵宪积极与日本朝野人士交游笔谈，并写诗撰书，旨在借鉴日本强盛之道，“以兴起吾党爱国之士”（注：黄遵宪《近世爱国志士歌序》。）。五年之后告别日本，赴美就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美期间，黄遵宪为保护华工华侨利益挺身而出，名昭史册（注：《清史稿·黄遵宪传》。）。1885年秋，请假回国，潜心撰成40卷50余万言的《日本国志》。1889年夏，他又随驻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赴英任驻英使馆二等参赞，途经锡兰克伦伯、法国马赛和巴黎到达伦敦。任职一年多后，又调充新加坡总领事，经法国，渡苏伊士运河，抵新加坡，直至1894年解任回国，在新加坡历时三年。就这样，诗人从东洋到西洋再到南洋，“百年过半洲游四”（注：黄遵宪《己亥杂诗》。），“走遍环球西复东”（注：黄遵宪《岁暮怀人诗》。）。
黄遵宪这种独特的域外生活经历给创作带来了五彩缤纷的新异内容，也使他的诗歌具有了一种奇特的文化色彩和审美境界。在其数百首海外诗中，《日本杂事诗》是规模最大的一组。这部大型组诗定本凡二百首，“叙述风土，纪载方言，错综事迹，感慨古今；或一诗但记一事，或数事合为一诗”（注：王韬《日本杂事诗序》。），分别可独立成篇，合则为有机整体，“衍为小注，串之以诗”（注：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第二百首注。）；从日本的远古传说写到明治维新，从山川景色、风土人情、文化教育写到源远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内容广泛丰富，记叙真实生动，风格清新隽永。
如第一首写日本悠久的历史：
立国扶桑近日边，外称帝国内称天。纵横八十三州地，上下二千五百年。
以简括之笔，融历史与现实、时间与空间于一绝之中，开篇即出笔不凡。
第二十三首写富士山：
拔地摩天独立高，莲峰涌出海东涛。二千五百年前雪，一白茫茫积未消。
以夸饰之笔，极写富士雄姿神韵，形象生动，气势雄浑。
第一百二十二首写观赏樱花的盛况：
朝曦看到夕阳斜，流水游龙斗宝车。宴罢红云歌绛雪，东皇第一看樱花。
以比兴之笔，状难写之景，意象鲜明，色彩绚烂。
其有着很强的史料性和文学性，又兼具文化价值与审美情味，《日本杂事诗》不独为日本人士所赞赏，也为我国读者所乐道，一百多年来，中日两国竟先后有17种版本问世。日本友人源辉声盛赞其“咏琐事兮着意新，记旧闻兮事事真”（注：《葬诗冢碑阴志》。）；中国学者狄葆贤推崇其“写物如绘，妙趣横生”（注：《平等阁诗话》。）。
在黄遵宪的海外诗中，《日本杂事诗》自成体系，其他描写东西各国政治历史、山川风物的数以百计的作品，同样异彩纷呈，美不胜收。纵观这部分海外诗作，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尤为突出。
其一，反映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这以被陈三立推为“千古绝作”（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今别离》四首，最为典型。这组五言古诗，分别咏颂轮船、火车、电报、照像术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之事，反映了近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突破了传统诗歌的内容天地，令人耳目一新。妙在融汇传统的东方诗歌形式与新异的西方物质文明发为诗章，使古典式的男女离情思绪与近代化的科学文明互为生发，构思新奇，韵味别致，被视为东西方文化相交融、“旧风格含新意境”（注：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代表之作，深受晚清新旧两派诗人的广泛赞誉。
其二，描绘异国的风俗人情和奇异风光。诗人笔下，有“一条锦绣游人路”（注：《樱花歌》。）的日本樱花；有“举国沉迷同失日”（注：《伦敦大雾行》。）的伦敦大雾；有“拔地崛然起，”、“一览小天下，五洲如在掌”（注：《登巴黎铁塔》。）的巴黎埃菲尔铁塔；有“一河横跨两洲遥”（注：《苏彝士河》。）的苏伊士运河。还有《新嘉坡杂诗十二首》《养疴杂诗》中所描绘的四季如春的南洋景色和多姿多彩的风土民情；亦有洋洋二千余言的五古大篇《锡兰岛卧佛》，纵横恣肆，奥博奇谲，纵论今古，兼融中外，梁启超欲题为“印度近史”与“佛教小史”并誉为“空前之奇构”（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更有埃及石柱、南洋土风、西方名城等点点滴滴、形形色色。
其三，表现华工华侨和留学生的生活。诗人出使日本期间，闻知中国首批留美学生因谒见监督吴惠善时不行跪拜礼而视为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并被无端撤回之事，后来写成《罢美国留学生感赋》详述其始末，具体描写了留学生的国外生活。《逐客篇》系据自己在驻美旧金山总领事期间的亲身经历写成，反映了在美华工受迫害遭排挤的苦难遭遇，抒发了“倾倒四海水，此耻难洗濯”的民族义愤。以新加坡总领事任上的所见所闻写成的《番客篇》，则通过一位侨民婚礼场面的铺叙描写，多层次地展现了南洋华侨的生活景象和奇异习俗，描述了他们艰辛的创业历程和悲惨的人生遭际，赞扬了广大华侨眷恋祖国的赤子之情，“可称南洋华侨的诗史”（注：钱仲联、尤振中《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黄遵宪》。）。黄遵宪这几首以华工、华侨及留学生生活为内容的作品，不独体制宏大，叙事周详，情思深挚，识见卓特，仅就题材而言，亦具开拓之功。
“吟到中华以外天”，这是中国诗歌近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历史必然。黄遵宪及其诗歌的意义就在于第一次真正实现了这种必然，使中国诗歌的表现内容由本土扩大至域外，从而成为我国诗歌史上最早大量反映域外生活的杰出代表。
民间格调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正像黄遵宪这一最为人称道的著名诗学命题所宣称的那样，他还善于从民间生活中发现诗材，从世俗乡情中吸取诗料，从民歌民谣中发展诗体。取自民间，融化民歌，表现民俗，构成了人境庐诗的又一近代化特征。
黄遵宪对民间、民俗、民歌的钟情，自有着文化背景、民俗环境、个人喜好、诗学观念等方面的原因。他是“中原旧族”（注：黄遵宪《送女弟》。）的客家人，家乡嘉应州（今广东梅州市）一带又是客家文化的中心，民风淳朴，乡情悠然，客家山歌更是独具魅力，传唱古今。“牙牙初学语，教诵《月光光》，一读一背诵，清如新炙簧。”（注：
黄遵宪《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客家儿歌最早启迪了黄遵宪的诗思，他对民间文化有着一种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感情。青年时代的黄遵宪即于《感怀》和《杂感》诗中明确提出了“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的行知思想和“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的进化史观。1891年任职伦敦使馆时，黄遵宪又对家乡山歌认真辑录和加工，将其中九首编入《人境庐诗草》中，并写下了著名的《山歌题记》：
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
充满了对民歌的欣慕之情。直至逝世前的两三年，他还积极倡导创造一种“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的“杂歌谣”（注：黄遵宪《致饮冰主人手札》。），并亲自实践，写成《军歌》等数十首探索之作。由此可见，对民间文学的高度重视和浓厚兴致，自幼及长至殁，贯穿于黄遵宪的一生之中。
尤为可贵的是，黄遵宪还能亲身实践这些进步的文艺主张，广泛吸收民间民俗内容作为诗料，发为诗篇，在人境庐诗中别具一格。作于青年时期的《新嫁娘诗》51首，便是反映客家民俗和融化民歌格调的杰作。这部七绝组诗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生动而逼真地描述了一位青年女子从订亲、结婚到生子的过程，心理刻画细腻，语言清新流转，宛如一幅客家乡情长卷，艺术地再现了嘉应独特的婚嫁礼俗。试看其中的第一、三、九、五十一首：
前生注定好姻缘，彩盒欣将定帖传。私看鸾庚偷一笑，个人与我是同年！
屈指三春是嫁期，几多欢喜更猜疑。闲情闲绪萦心曲，尽在停针倦绣时。
洞房四壁沸笙歌，伯姊诸姑笑语多。都道一声恭喜也，明年先抱小哥哥！
闲凭郎肩坐绮楼，香闺细事数从头。画屏红烛初婚夕，试问郎还记得不？
这些富于民歌风味的情诗，生活气息浓郁，文化底蕴深厚，兼有民歌的活泼和文人诗歌的典丽。
写于伦敦使馆的15首《山歌》，系作者直接辑录加工而成，因而也更接近于原生态，诚如郑振铎先生所称赞的那样，“像夏晨荷叶上的露珠似的晶莹可爱”（注：《中国俗文学史》。）：
一家女儿做新娘，十家女儿看镜光。街头铜鼓声声打，打着中心只说郎。
晚年的黄遵宪诗材取向更加注重于平民色彩和普及效应，来源于民间，作用于民间，正是这类通俗诗歌的价值所在。《军歌》二十四章，《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幼稚园上学歌》十章，都体现出这一特色，兹各举一首，以见一斑：
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二十世纪谁为主？是我神明胄。君看黄龙万旗舞，鼓鼓鼓！
听听汝小生，人各有身即天职；一身之外皆汝敌，一身之内皆汝责。人不若人吾丧吾，怙父倚天总无益；于戏吾小生，绝去奴隶心，堂堂要独立。
春风来，花满枝，儿手牵娘衣。儿今断乳儿不啼。娘去买枣梨，待儿读书归。上学去，莫迟迟！
这些作品语言通俗，形式自由，节奏明快，就内容而言，已突破了文人诗歌感事抒怀的狭小个人天地，而代之以一种着眼民众、旨在普及的平民色彩；从艺术来看，诗料新，诗境新，诗语新，诗体新，更加富于创造精神。
黄遵宪这种善于从民间、民俗、民歌中吸取生发诗材、诗境、诗语、诗体的不懈努力，确实构成了其诗近代化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诗美价值。
特色与启示
从戊戌变法前夕的1896年到五四运动前夕的1917年约20年间，中国诗歌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近代化过程（注：详拙作《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西北师院学报》1988年第3期。），包括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注：详拙作《近代“歌体诗”初探》，《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白话诗共四个发展阶段。它一方面促成了古典诗歌自身的演进与蜕变，一方面孕育和导致了现代诗歌的前身，实际上意味着旧诗的解体和新诗的建立，从而完成了中国诗歌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历史转换，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诗史价值。黄遵宪便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其诗走向世界和取自民间的两大特色正是对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突出贡献。
诗固有古今，但精神却是相通的。把握黄遵宪诗歌走向世界和取自民间的近代化特质，对于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也不乏启示意义。
首先，诗歌创作应尽可能广地反映社会现实，尽可能多层次多视角地展示人的情感世界。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诗的内容亦应广泛多样。一部中国诗歌史，那些最杰出的大家，无不兼长多能，决不把自己的诗才局限于某一种狭小的题材领域。黄遵宪“意欲扫去词章家一切陈陈相因之语，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注：黄遵宪《致饮冰主人手札》。）不仅深刻描绘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风云变幻，而且能“吟到中华以外天”，反映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注：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加之黄遵宪知识渊博，识见卓特，又“博以寰球之游历”（注：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故其诗视野广阔，内容宏富，给人以五光十色、博大宏深之感。
其次，诗歌创作应该表现重大的题材，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时代精神。创造跳动着时代的脉博，浸透着人民的情感，联系着民族的兴衰的作品，无疑是诗人神圣的使命之一。诗歌史上，那些伟大的诗人和至今还令我们感奋激动不已的诗篇，大多都具有这样一种精神。黄遵宪“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注：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以政治家的胸襟和史学家的识见，选取一系列重大题材熔铸为一代“诗史”，体现出一种直面人生的写实精神。这种“诗史”精神，不仅渗透于描写国内题材的作品中，其海外之作也同样史感强烈，涉笔重大，《日本杂事诗》自不待言，即如《朝鲜叹》、《流求歌》、《越南篇》诸作，前人亦早已谓其“可称诗史”（注：袁祖光《绿天香雪诗话》。）。公度集中，绝少不关痛痒的酬唱赠答之作和不涉性情的流连风景之作，这是由其自觉选取重大题材，“多纪时事”（注：陈衍《石遗室诗话》。）的创作原则所决定的。
复次，诗歌创作应不断发掘新内容，开拓新境界。世界日新月异，观念不断更新，作为最能表现人的精神世界的诗歌，自应锐意创新，努力表现新事物、新思想、新文化，这样才能常写常新，使诗人与诗篇永远充满生命的活力。这种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对诗歌创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诗歌创作中的摹拟与复旧，便意味着艺术生命力的衰竭。“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注：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形形色色，东西各国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林林总总，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古典诗歌之中，这不能不说是黄遵宪的一个创举，对传统诗歌的诗料、诗语、诗境、诗风、诗美甚至诗体，都发生了深远影响。这正如同光体诗人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所说：“中国与欧、美诸洲交通以来，……而能以诗鸣者，惟黄公度。”南社诗人高旭在《愿无尽庐诗话》中亦称：“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矣。近世洵无第二人。”这里的“惟黄公度”与“近世洵无第二人”，并非虚誉，黄遵宪对古典诗歌题材的开掘与境界的拓展，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一百多年前，黄遵宪，这位诞生于梅江之滨的先行者，带着他生花的诗笔，由嘉应而京师，京师而日本，日本而欧美……，成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驱之一。其包罗中外的广博视野，熔铸史事的“诗史”精神，“吟到中华以外天”的创新意识，“我手写我口”的平民色彩，使他的诗歌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如钱仲联先生所评，“不仅高出于同时旧派诗的作家，而且也超越了同时新派诗的作家。（注：钱仲联《近代诗钞》。）
收稿日期：2000-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