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影响下黄遵宪诗歌理论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交流论文,诗歌论文,中外论文,理论论文,下黄遵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 —6522（2000）02—0031—06
中国近代文学的变革是在中国社会整体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大框架之内进行的，而中国社会向现代演进的历程与1840年后西方列强不断加紧侵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逐步扩大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近代文学中的变革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黄遵宪（1848—1950年）作为近代文学中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在诗歌理论领域力倡革新并努力躬行实践，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其诗歌理论及创作实践进行分析，有助于对近代文学转型期特点的深入考察。
黄遵宪所主要生活、活动的时期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风云变幻的19世纪下半期。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影响，在黄遵宪的身上都突出地显现出来。
黄遵宪之所以大力倡导文学变革，提出一整套讨歌创作革新的理论主张，是因为文学变革本身就是变法维新整体理论中的一个环节，是社会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黄遵宪更加认识到政治变革的成功，需要通过变革了的文学来启蒙广大民众，使他们拥护、支持变革。所以，黄遵宪提出诗歌理论的新主张，也是为了顺应历史潮流，为变法维新服务，因而富于时代精神。黄遵宪诗歌理论领域的创新，正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下所产生的。
一、黄遵宪呼吁进行文学变革的主张，与他所受的进化论的思想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黄遵宪所作的《人境庐诗草自序》中曾说：“士生古人之后，古人之诗号专门名家者，无虑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乎其难。虽然，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明确提出了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诗歌的创作主体与诗歌的内容本身也都会随时代发生变化。这里明显体现出了社会历史不断发展变化的观念，而此一观念的形成，一方面与他早期的“变易”思想有关系，更重要的是与他受到进化论思想影响，思想趋于成熟有关系。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中许多变法维新的思想明显表现出是受了日本当时盛行的斯宾塞的进化论哲学和卢梭的天赋人权论的影响。”（注：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29页。）在《日本国志》中， 黄遵宪还经常将西方进化论与传统的“变易”思想相结合，分析和评判社会历史的种种现象。
如果说他早期提出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的主张，还只是因为反对俗儒崇古而喊出的激愤口号，那么，后来他所反复申说的变古革新的思想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黄遵宪在《与朗山论诗书》中说：“遵宪窃谓诗之兴，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虽有奇才异能英伟之士，率意远思，无有能出其范围者。……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作者详细地阐明了这样的思想：古人对诗歌艺术的尽力探索开发，已将古典诗歌发展到极致，给后来者带来困难，但是可以不必再沿传统的表现内容这条路走下去，时代的不断变化会在现实生活中提供出新的创作题材，而诗人可以亲身的经历获得古人所无的独特的审美感受，创作的天地仍是十分广阔的。这种不拘泥于古的恢宏开阔的气魄，正是得之于进化论的发展所带来的强烈的主体意识与自信。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黄遵宪也说：“意欲扫去词章家一切陈陈相因之语，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务使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不能施之于他日、移之于他人。”明确提出了诗歌创新的途径，就是不因循古人，在诗作中表现诗人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抒发诗人独特的艺术个性，诗作的内容要关注和反映当代的社会现实。
黄遵宪从“今之世异于古”的观念出发，提出诗歌创作也要“与时俱进”，主张诗歌创作要注重独特的感受和表现时代特色，这一切可以说都是受强调事物的演进变化的进化论思想的直接启发的结果。在诗歌创作中，黄遵宪也直接明确地表现了进化论的思想：
乱草删除绿几丛，旧花别换曰新红。
去留一一归天择，物自争存我大公。
（《己亥杂诗》）
二、黄遵宪主张诗歌要表现新思想、新事物、新意境
这种主张既是他宣传变法求新的思想之所需，也是因他拥有广泛的海外生活经历，站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最前沿，视野比较开阔，思想较为开放，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和自由意识影响的结果。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下，中国近代文学冲破了封闭的文化系统，扩大了审美的范围。“日新月异的新事物，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熔铸了诗人新的审美意识，使诗人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感受由祖国河山之美扩展到异国风光的鉴赏，由古代传统历史文化延伸到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博爱乃至政治上的民主革命、共和政体，这些新的观念，也逐渐进入了诗人的审美范围，使作家的审美理想发生了新的变化。（注：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8页。）
后来到“诗界革命”时期，以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诗人，进一步明确提出诗歌要表现新思想、新事物、新意境，要求诗人扩大审美范围。黄遵宪所说的：“吟到中华以外天”（《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反映出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对诗歌创作所提出的新的审美要求。黄遵宪还在《酬曾重伯编修》诗中写道：“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风雅不忘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文章巨蟹横行日，世变群龙见首时。”诗人明确地把自己的诗称为“新派诗”。这种“新派诗”的内容，据黄遵宪总结说：“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人境庐诗草自序》）其中“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除了反映本国现实情况之外，为适应和满足读者扩大了的审美兴趣和需求，诗人的笔触还应伸展到域外。
黄遵宪自己还身体力行，在诗歌创作中实践自己的主张，着力表现新思想、新意境、新事物。在《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诗中，介绍了日本学西法，择长而师的情况：“古岂无利器，今合借他石。近年欧罗巴，兵法盖无匹。广轮四海图，上下千年籍。择长以为师，悉命译人译。”在《己亥杂诗》中，黄遵宪记叙了他向光绪皇帝介绍西方变法的情况：
尧天到此日方中，万国强由变法通。
惊喜天颜微一笑，百年前亦与华同。
诗后自注云：“召见时，上言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臣奏：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老者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上初甚惊讶，旋笑颔之。”在怀念唐才常的诗篇《唐韨臣明经》写其进行“自立军”活动时说：“成败非所论，此志良可伤。人言秘箧中，别藏法三章，意实民主权，假托尊王纲。”以及在平生所作的最后一首写给梁启超的诗篇《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中写道：“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怀刺久磨灭，惜哉吾老矣！日去不可追，河清究难俟，倘见德化成，愿缓须臾死。”都表现出了对民主的向往，明显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才能产生这样的意愿。1884年所作的《纪事》诗中说：“吁嗟华盛顿，及今百年矣。自树独立旗，不复受压制。红黄黑白种，一律平等视。人人得自由，万物咸逐利。民智益发扬，国富乃倍蓰。泱泱大国风，闻乐叹观止。”表露出对平等、自由、独立、民权等思想的赞扬之情。在《己亥杂诗》中写华盛顿时说：
一夫奋臂万人呼，欲废称臣等废奴。
民贵遂忘皇帝贵，莫将让国比唐虞。
表面上看似乎是“民贵君轻”的传统儒家思想，实质上是对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颂扬。写拿破仑时说：
生是天骄死鬼雄，全欧震荡气犹龙。
世间一切人平等，若算人皇只乃公。
同样表现了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为同年吴德潇寿其母夫人》一诗中谈到妇女问题：“西俗重妇女，安居如天堂，……虽则同女身，若乐何参商？……人权绌已甚，世情习为常。”通过对中西妇女地位遭际的比较，表露出同情中国妇女不幸遭遇的人权思想。同样的思想在论及女性缠足问题时也有表现，在《寄女》一诗中诗人写道：“父母谁不慈，忍将人雕镌，幸未一缸泪，买此双拘挛。迩闻西方人，设会同禁烟，意欲保天足，未忍伤人权。吁嗟复吁嗟，作俑今千年。”从人权思想的角度抨击了封建社会缠足的陋习。这些诗里所表现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显然来自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黄遵宪丰富的海外经历，使他有便利条件接触到许多新事物。在《己亥杂诗》的第一首，黄遵宪就说：
我是东西南北人，平生自号风波民。
百年过半洲游四，留得家园五十春。
黄遵宪依据自己所倡导的“新派诗”的理论，把自己所见的新事物，熔铸进诗行，艺术化地构成诗作中的新意境。像他的《今别离》，就是以现代新事物火车、轮船、照相、电报、东西两半球昼夜相反等新技术、新知识来抒发男女离别相思的主题，构成了新鲜的诗境，成为这方面特点的典型例证。在长篇巨制《锡兰岛卧佛》一诗中，黄遵宪写了基督教对佛教的排斥：“迩来耶酥徒，遍传新旧约，载以通商舶，助以攻城炮，谓天只一尊，获罪无所祷，一切土木像，荒诞尽可笑，顶上舍利珠，拉杂付摧烧，意使佛威德，灯灭树倾倒，摩耶抚钵哭，迦叶捧衣悼。像法二千年。今真未劫到。”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文化扩张而来，通过通商等多种渠道加以传播，在发生宗教冲突时甚至依靠武力加以解决。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东方的佛教没有先进强大的物质文化作为后盾，自身难保，更难以护佑信教的民众。在诗中，诗人由文明古国沦亡的遭际，想到了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软弱消极的佛教无法立足，指出崇信佛教无法自保，唯有学习声、光、电气等西方实学才能自强起来，在世界上竞争求存。通过中外宗教文化的比较，诗人同样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救亡求存的重要。特别应当提及的是，他在《日本杂事诗》中有大量诗篇介绍日本在向西方学习之后所出现的新事物，日本所呈现出来的现代风貌。例如，第175首“镜写真”。
镜影娉婷玉有痕，竟将灵药摄离魂；
真真唤遍何曾应，翻怪桃花笑不言。
诗下自注有云：“此术出西人。……东国效之，名‘镜写真’。”这里介绍的实际上就是照相术。另外，初印本第106 首也介绍了照相和电报：
飞电时传别后思，难将肥瘦说腰支；
一灯红豆开缄读，近况何如问影知。
注云：“出门游子时以镜写真留别，远道寄缄，每附家书以传语平安，日某月某日所写之真，书无他语也。朋友夫妇之亲昵者每一相思，或凭电音以相问答，顷刻即覆，不异面语。而私立密号，他人曾不得知。”这种新奇事物，诗人满怀兴趣加以写出，类似诗篇在《日本杂事诗》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这些也都是为了实践他自己的诗歌创新主张所进行的大胆探索，姑且不论其最终效果如何，他的这种努力就值得我们钦敬。
三、黄遵宪主张“言文合一”，重视诗体革新，致力于文学的通俗化、口语化
黄遵宪很早就注意到了诗歌创作的语言问题。在早期的《杂感》诗中，他写道：“少小诵诗书，开卷动龃龉，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竟如置重译，象胥通蛮语。父师递流转，惯习忘其故。我生千载后，语音杂怆楚。”他已表现出对随着时代的变化，古今语言之间出现的差异，给今人理解古语带来困难的认识。但是，明确地提出语言通俗化的主张，提倡“言文合一”，则是在到了日本之后，他经历了中外语言文字的对比，感受到日本推行“言文一致”运动对于开启民智的成效，受到影响而提出来的。在《日本杂事诗》第66首中，他写道：
难得华同是语言，几经重译几分门；
字须丁尾行间满，世世仍凭洛诵孙。
在自注中，黄遵宪介绍了日本的汉文读音有三种，而士大夫所操的汉音与平民所操土音差异很大。“市廛细民，用方言者十之九，用汉言者百之一而已。”两者之间的语言沟通出现很大困难。在幕府末期，开成所的翻译人员前岛密以美国传教士所谓“难解多谬的汉字”不适合教育的解说为契机，甚至写了《汉字废止之义》，主张废止使用汉字。后来，人们虽然没有过激地追求废止汉字，但是却致力于进行建立现代国家与表达现代意识不可缺少的言文一致的运动。对于黄遵宪受“言文一致”运动的影响，也有论者明确指出：“到黄遵宪离开日本的1882年，日本文学言文一致运动已初具规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黄遵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倡言改变中国言文不合的状况，提出语言通俗化的主张的。……显而易见，黄遵宪言文复合的通俗化理论，是从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引进的。”（注：何德功：《中日启蒙文学论》，东方出版社1955版，第101页。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也提出了汉字必当从简的主张：“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不相合也。然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嗟乎！欲令天人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简化汉字使语言与文字相合，其目的就是为了便于教化民众，为变法维新服务。
黄遵宪还认识到，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新事物的产生，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给翻译西方书籍带来不便。他说：“以四千余岁以前创造之古文，所谓六书，又无衍声之变，孳生之法，即以之书写中国中古以来之物之事之学，已不能敷用，况泰西各科学乎？”在给严复的书信中，黄遵宪在论及翻译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文字和文体的具体措施。“第一为造新字，次则假借，次则附会，次则涟语，次则还音，次则两合；第二为变文体，一曰跳行，一曰括弧，一曰最数（一、二、三、四是也），一曰夹注，一曰倒装语，一曰自问自答，一曰附表附图。”（注：《与严又陵书》，载《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22—123页。）他所提出的这些设想，显然吸取了欧美各国文体格式和语言修辞方式，在这里，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黄遵宪还提出了诗体革新的主张，并努力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大胆尝试，力求使诗歌创作走通俗化、口语化一途。他提出了一种“新体诗”，名曰“杂歌谣”，其篇幅长短不一，句式与字数多少不等，艺术风格则多种多样。黄遵宪不仅提出了“新体诗”的理论，而且他还亲自实践。他曾写有《军歌》（由《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组成）24章，《幼稚园上学歌》10章、《小学校学生相和歌》19章。
黄遵宪还在旧体格律诗形式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改革尝试。最明显的就是他力求创作出一种句式长短错落的诗体，以求扩大诗歌的表现容量，增强其表达能力。例如：《樱花歌》的最后一段，诗句的长短错落，配合着诗歌内容的波澜，表现出诗人情绪上的迭宕起伏，而且形成诗句韵律和语气的回旋往复的效果。在《赤穗四十七义士歌》中诗句的安排更为大胆自由，诗中最长的句子达到27字。诗写日本四十七义士慷慨赴义的英壮之举，感天地，泣鬼神，诗人用长句多是表现对他们的义举的赞颂缅怀，诗句拉长之后，可以收到低徊婉转、情思不断的效果，诗句的长短伸缩，收放自如，很好地表达了诗人难以言说的激情。类似这样的诗句安排在《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等诗中也有表现，难以一一列举，诗人这种颇具匠心的探索，是力求要在旧体格律诗的创作中，最大限度地表现诗人新的思想、新的感受所引发出来的艺术激情。正如王瑶先生所说：“在未有彻底打破旧诗形式以前，要使诗能够容纳一定的民主主义的内容，而又不至破坏诗的表现力量，使诗仍能发生艺术的作用。这就是新派诗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注：王瑶：《谈晚清新派诗》，载《光明日报》1955年11月27日。）黄遵宪进行诗体革新，同样也是为了宣传革新变法的目的。而诗体变化所涉及的表现内容往往又是与西方的思想文化或域外见闻有很多联系。
以上所缕述的黄遵宪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在诗歌理论上的创新和诗歌创作领域的探索所取得的成就，并未涵盖他全部的诗歌理论主张和整个的诗歌创作面貌，这里所展示的只是从比较文学角度所探求的外来文化在其诗歌理论及实践的创新中所起的作用而得出的几点认识。
外来文化在黄遵宪身上所起的作用，最主要的还是提供了一个在比较的基础上认识自身的参照系，“比较即周，爰生自觉”（钱钟书）。在一个封闭的文化系统当中，对自身的认识只能是盲目的自我中心主义。只有在异质文化的交流冲突之中，这种自我中心主义才会被打破，民族意识和文化自觉才能够产生。通过对异质文化长处的吸取，文化由冲突变为融合，社会发展会因此而受益，文化也随之而获得发展。黄遵宪所主张的“新”和所表现的“新”都是对异质文化之长吸收的表现。
尽管中国社会和文学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历经了坎坷的路途，黄遵宪在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对诗歌理论及创作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积极探寻，仍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不容置疑的地位，并且还启迪和激发了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对文学进行更彻底的变革。黄遵宪作为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所富有的革新精神，在我们所置身的民族振兴的时代具有永恒的启示作用和精神价值。
收稿日期：199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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