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晓虎[1]2001年在《禅心与《庄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禅宗作为中国化佛教的成熟形态，不仅继承了印度佛教的思想，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文化，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禅宗思想中，心性论是其理论基础和思想核心，也是其思想中国化的典型体现，因而了解禅宗的思想精髓必须考察其心性说。 禅宗心性论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如果不深入考察这一过程，就不能很好地把握禅宗思想脉络，乃至其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本文系统地考察了这一过程，认为禅宗心性论大体上来说，经历了从慧能无住的现实之心向以希运为代表的洪州宗及其后学无心的自然之心的转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禅宗的旁枝牛头宗《庄子》化了的“无心”论思想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洪州宗与牛头宗又有区别，即借助于《庄子》思想中顺世的一面，洪州禅仍保留了慧能心性本体地位。慧能、《庄子》、牛头、洪州各自的心性说是什么样的?其心性说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禅宗心性论作为一个发展过程，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理论价值是什么?这些，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
赵晓峰[2]2003年在《禅与清代皇家园林——兼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禅学渊涵》文中指出佛教和禅学传入中土后，在其生根、成长的过程中完成了与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形成了与印度佛学理趣迥异的中国化佛教和禅学，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中国古典园林在哲学、美学等方面尤其深深地留下了佛学的烙印，不仅寺庙园林如此，皇家园林、私家园林亦然。佛教和禅学通过“教”与“禅”两大方面与中国古典园林发生了形式上和意境上的关联，对古典园林的诸多美学范畴、艺术命题、造园风格、设计手法和审美境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中唐之后随着禅宗的确立和兴盛，禅学逐渐被文人士大夫所接受并深刻渗透到他们的文化心理和艺术精神中，使得禅学对古典园林的影响更加深化和普化。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始终没有得以深入地展开，存在着许多研究空白甚至是认识误区。本文以弥补上述缺憾为目标，以文献考证和实地调查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并自觉应用结构主义、解释学等现代哲学理路对该课题展开研究，旨在系统挖掘禅学与中国古典园林的深层意义关联及具体表现形式。为了能全面而深入地剖析禅学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本文结构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篇依照禅学的发展阶段从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至清叁个历史时期系统地疏理了禅学的思想历程和文化特质，澄清了禅学与儒、道、玄学等思想的文化关联，探究了其对社会文化心理、山水艺术精神的影响，分析了各个时期禅学影响下寺庙园林、皇家园林以及私家园林特有的文化现象，并宏观地归纳了禅学对古典园林造园意匠、园林风格、审美境界几方面的诸多重要影响。下篇则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个案进行研究，考察了禅学与清代皇家园林的关联，揭示了禅学对清代帝王的“大隐”理想人格及园林观的影响，并按照不同的类型特征具体地归纳了禅学对清代皇家园林造园意匠影响，探析了皇家园林中塑造禅境的建筑单体、群体设计手法以及自然环境设计手法，讨论了禅学主体心性论、现量观、中观法、对清代皇家园林游赏方式、观照方式以及审美境界的影响。最后，以“狮子林”、“千尺雪”、“池上居”、“洗心亭”等景点为典例，综合应用上下篇的研究结论对其进行园林设计意匠及审美境界解读和剖析。
杨威[3]2015年在《张耒诗文佛缘禅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于本论文的选题，笔者斟酌再叁。这篇论文属于个案研究，没有对所研究的“个案”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探讨，而是撷取佛禅一脉进行研究，之所以如此，有几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一些学者已经对张耒的诗文艺术、内容、思想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综合性考论，故对张耒个人进行全面析考意义不大，难有突破和创新；第二，湛芬、韩文奇等先生虽对张耒理学、禅学思想进行了阐述，但未得十分深入，这也为本篇论文的探究留下了空间；第叁，对考察角度和范囿需谨慎。既然探讨个案，就不能过于宏观，求全责备。但亦不可专精于蝇头锥颖，使求证沦于片面。孔令宏先生说得很有道理：视域的确定很重要。视域过大过宽过广，看似无所不包，实则往往粗疏，犹如蜻蜓点水。视域过小过狭过窄，往往越往细处钻研越感到吃力，甚至有力不从心之感。这往往被讥笑为钻牛角尖或繁琐。1基于以上叁点思考，本文将题目定于“张耒诗文佛缘禅境”，即将探讨的视角和阈限集中在张耒佛禅思想的原委和诗文中的禅学境界。张耒（1054——1114），字文潜，祖籍毫州谯县(今安徽亳县)，后迁居楚州(今淮安)。2“弱冠第进士，历临淮主簿、寿安尉、咸平县丞。入为太学录，范纯仁以馆阁荐试，迁秘书省正字、着作左郎、秘书丞、着作郎、史馆检讨。世称宛丘先生、肥仙。张耒有佛业宿根，其外祖李宗易一生追崇白居易，受白氏的佛悟影响较大，故其诗文平易之中溢生出勃勃禅趣。张耒青少年游学于陈，日受外祖熏染，其诗文内蕴定慧，外逸禅趣，熙宁八年（1075年）张耒应大苏之邀作《超然台赋》即可为证。此是张耒佛缘的重要渊薮。“苏门蜀学”是北宋“理学”与“传统蜀学”共同孕育出的集地域性、集团性、政党性、学术性于一身的概念。“苏门蜀学”以儒为体，旁通叁教，惯习佛禅，又重经史，这些对厕身“苏门”的张耒影响很大。虽然张耒非“援禅入诗文”的开拓者，但作为“蜀学”的承继者，他很好地传续了“蜀学”重禅的优良传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宋诗的哲理性与思辨性为中华民族的诗歌宝库又增添了一抹亮色，使其脱离了唐诗的窠臼，表现出了自身独特的魅力，为其余朝代所不及。除了继承了“道”、“玄”、“自然”、“逍遥”等传统“心学”之外，宋诗本身又带着叁分禅心，这种文学趋向决不应被我们漠视，以禅心折观宋诗，反而能为我们深入体会宋诗的叁昧提供全新的视角。历来研究张文潜的同道很多，他们多对张耒诗文的现实主义倾向和理学论断进行阐发，但对张耒诗文之中的禅学思想不大着意。本文虽属个案研究，但力求可以以点带面，以张耒诗文管窥宋代诗文的整体风尚，以禅意佛心蠡测宋代独特的诗文面目。我们自然会思考宋诗与佛禅的关系，以张耒个体来讲，他之所以会在自己的诗文之中表现其或绰约或郁勃的禅性总会沉积着各式各色的缘由，这会给我们自然带入其人与佛及诗与禅之世界。儒家经世济用之观念烙记在每位儒者内心，他们为实现政治抱负而甘愿毕其一生心血追求“致君尧舜、醇化黎元”的儒业。这早年的进取心终争不过残酷的政治斗争，“党争”后的张耒敛性收心，主动请求外调以期避祸远锢，其儒教的进取之念遭受重创，其“逃禅”之念似更执着。回头看来，政治斗争是张耒产生“逃禅”之念的动因之一。在封建社会，一旦士大夫的施政理念得不到统治集团的支持，那么他们通常会选择逃避来寻求妥协，这是儒性的无奈。由“入世”到“逃禅”似乎成就张耒等儒者历劫之后的题中之义。唐代诸贤仙株各异，每个个体皆光彩照人，他们之间虽相互抵赏却和而不同。宋代文人与唐贤之别就在于他们已经有了集体意识，政治集团自不必说，以学术为纽带便可以形成各样的集体，而一个学术集体的“集体意识”又自然会为其成员提供学术导向。张耒籍苏辙之力厕身苏门集体，成为苏轼门生。苏轼本人及苏门集团成员的崇禅意识对张耒自然会有很大影响，加之同遭贬谪历尽宦游之苦，回头再看禅心势必更为澄澈，张耒留心佛禅与这种“集体意识”不无关系。
钟志贤, 易凯谕, 邱娟[4]2018年在《禅宗文化与乔布斯》文中研究指明文章在综合把握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讨论了禅、禅定、禅的特点、禅的源流、禅的意义、禅心与禅心维度等相关内容,勾勒了禅宗文化的知识图谱;通过描述当代最着名的高科技企业家乔布斯的禅修实践,演绎了乔布斯的禅修理念和禅宗文化的日常妙用。禅宗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有益于人们洞见生活的本来面目,学会与自己相处,在快节奏和浮躁的环境中找寻一份属于自己的从容和宁静,营造一个"且以喜乐,且以永日"的精神家园。
余安安[5]2014年在《道禅心法智慧与美学意蕴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心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在道家与禅宗的思想中体现了深刻的价值和意蕴。道家的心论即"无心是道",在道家的辩证智慧中,心与物化,集虚去实、崇无忘有,无心以通大道;禅宗的心法为"即心是佛",将心作为妙悟禅机真谛的法门,在梵我一如的涅盘之境中得到超越。道心和禅心在价值和美学意蕴上的根本差异在于:道心是外扩的,心游万仞,绝对大而化为天地境界,禅心是内返的,微妙空灵,极其小而融入般若境界。道心和禅心又存在融通复合处:在平常、清净、灵动的心灵境界中形成了涵养审美人生、塑造文化品格的共同理想。借此,引发对心灵哲学的美学追问。
辛鹏宇[6]2017年在《唐代禅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禅宗诗歌是唐代诗歌重要且独特的组成部分,既有禅的内涵,又有诗的特点。唐代禅诗是笔丰厚的文化宝藏,受到历代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涌现了数量众多的专着和论文成果。但以往的唐代禅诗研究往往聚焦于唐代文人禅诗研究,较多地关注名人名篇的个案研究。或着眼于禅宗与诗歌的关系方面,而较少关注禅宗诗歌本身。禅诗有着不同于纯文学诗歌的特质,而当前对这种特质的研究依然不够充分。本文回归禅宗诗歌本身,在个案研究基础上从整体上把握唐代禅诗,文学与禅学并重,悟性与理性并入,从佛禅思想、佛禅譬喻、禅悟境界以及审美价值四方面对唐代禅诗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研究,体悟禅诗的诗情与禅韵,以更全面、深入地挖掘禅诗的文学、禅学、美学价值和意义。论文绪论部分详细考察唐代禅诗研究历史及现状,阐释唐代禅诗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主体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唐代禅诗的佛禅思想。禅宗思想影响了唐代文人的思想情感及处世态度,进而开拓了禅诗创作的思想内容,提高了禅诗的思辨性。唐代诗人主要从五个方面受到了禅宗思想的浸润:(一)禅宗继承原始佛教思想,认为“叁界唯识,万法唯心”。“心”有自性和识心两层内涵。从自性而言,“心”为各种因缘的集合体,心生事物生,心灭事物灭;从识心而言,不同的识心生出不同的世界。(二)从事物本质而言,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各种因缘聚合而生成的,因此本性是空的。(叁)从修行方法论而言,北宗禅推崇循序渐进的渐修法,南宗禅倡导直契人心的顿悟法。唐代诗人对禅宗打坐的体验和参悟促成了独特的宴坐诗的生成。(四)从修行层次而言,修行使人克服贪欲,破解愚痴,使人超越尘缘,挣脱束缚。禅宗教人在从安心境到空心境再到无心境的不断超越中,回归清净圆满的本心,实现超越性的人生追求。(五)从修行境界而言,禅宗秉承了大乘佛教悲智双运、慈悲利生的济世精神。以上五个方面,在禅宗诗歌中都有生动而深刻的体现。第二章分析唐代禅诗的佛禅譬喻。佛禅譬喻生动精警,常被唐代诗人援引入诗歌创作,丰富了唐代诗歌的主题和内容。唐代禅诗主要有四大喻象系列,分别为:(一)佛性永恒喻象系列。以明月喻指佛性圆满光明,以宝珠喻指佛性珍贵莹澈,以旧时花红喻指佛性不生不灭。(二)诸法无常喻象系列。以落花喻指人生短暂,生死迅速;以浮萍、飞蓬,喻指人心迷失,漂泊无依;以木偶喻指命运任人摆布,不由自主。(叁)世事虚妄喻象系列。以镜花水月、空花、阳焰、金刚六如喻指一切事物是性空的,是虚妄不实的。六根接触六尘所产生的六识更是虚中之虚。人们认假成真,执幻成迷是造成种种痛苦的根源。(四)调伏妄心喻象系列。以心猿意马喻指妄心不息,以作茧自缚喻指贪欲毁人,以露地白牛喻指妄心调伏后的自在境界。第叁章论析唐代禅诗的禅悟境界。唐代禅诗以诗的语言表达独特的禅的感悟,开创出别具一格的禅悟境界,主要体现为:(一)超越思量的直觉境。禅宗倡导用直觉观照世界,直契事物本质,不加任何理性思量,使禅诗呈现出“水月相忘”的直觉境界。(二)空灵寂照的现量境。一切事物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佛性,一切事物都是佛性的显现,在禅诗中呈现为黄花翠竹皆般若的现量境界。(叁)相互含摄的圆融境。禅宗认为万事万物相互影响,打破了事物的二元对立,禅诗呈现出生死圆融、出家与在家圆融、烦恼与菩提圆融、时空圆融的境界。(四)俯仰皆真的日用境。日常吃饭睡觉、扬眉瞬目的生活就是参悟禅的道场,这在禅诗中呈现为“平常心是道”的日用境界。第四章总结唐代禅诗的审美价值。禅宗拓展了唐诗的思想内容,丰富了唐诗的精神内涵,提高了唐诗的审美价值。禅宗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自然山水都是佛性的外化,禅与自然息息相关,所以禅诗中有大量对山林胜景的描写,诗歌呈现出宁静淡远的清幽美。禅者触处即真、随缘任运、自在洒脱的处世态度在禅诗中彰显为随缘自适、一期一会、安住当下的自在美。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因为真实离名字,所以禅诗重心心相印的心灵体验,呈现出廓尔忘言、悠然神远的无言美。
孙海燕[7]2008年在《黄庭坚的佛禅思想与诗学实践》文中研究指明黄庭坚既是宋诗的代表性作家、江西诗派的开创者,又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居士。他阅藏、参禅,与佛教各派的法师来往频繁,沉醉禅悦之风,深解般若义趣,佛禅义理对他的思想和人生念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佛禅思想不但进入了他的诗学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诗词创作。黄庭坚从少时就开始接触佛教,从接触到接受,直到成为一个信仰坚定的佛教徒,这其间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思想抉择过程。笔者将他的一生分成五个阶段来考察,分析他在不同时期佛教信仰发展、变化的特点。黄庭坚的青少年时代与叶县初仕时期(1045—1071)是他与佛教的接触期;任职大名国子监时期(1072—1079)是他思想的苦闷期,为解除困惑与烦恼,他进一步亲近佛教;任职太和期间(1080—1085),是黄庭坚趋心向佛的重要转折点。元丰七年,作《发愿文》,标志着他正式成为一名佛教徒,把佛教作为自己的终身信仰;元佑京师期间(1086—1093)是他学佛的深入期,他吸收禅宗“平常心是道”的思想,把信仰融入生活,将儒、佛思想紧密结合,形成了“超世而不避世”的人生态度与“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的性格;贬谪黔宜期间(1094—1105),是黄庭坚参禅的突破期,他勘破心念的虚幻,体会到心性本体(真如)清净、寂净的特质,对心与境关系有了新的认识,面对逆境,心态更加平和。黄庭坚的佛教信仰与佛禅思想既有北宋时期的时代特征,也有其个性化的特点。笔者分析了黄庭坚阅读的佛教重要经典以及他所吸收的内容,并考察了他与一些僧人的交游。在此基础上,对黄庭坚的佛教思想及其禅学内蕴进入了相对深入的解析。黄庭坚的佛教思想以毕竟空的般若思想为宗旨,以“心性论”为核心,以“观”和“照”为禅修方法,以随缘任运为人生态度,形成了一套系统而完整的思想体系。他的佛禅思想又与儒家、道家思想交融契合。处在新儒家以儒融佛与佛教会通儒学的时代思潮之中,黄庭坚吸收了佛禅心性修行的内容来改造儒学,强调把道德伦理落实、内化到心性修养上。同时,他着重以佛教的视角去理解庄子“逍遥”“齐物”之说,使之与佛教的般若思想统一,整合成一种无累于物、心不执着、万物一家、与道合一的心灵自由解脱境界。般若空观宗旨、心性论内涵与观照的禅修方法对黄庭坚诗学观念有直接的影响。他提出了“文章本心术”的观念,认为诗歌是创作主体心灵世界的投影,从学诗、写诗到读诗都贯穿着心性之学的意脉,把心性修养当作文艺创作的重要前提;他对创作中的心物关系有新的体认,形成了“观化”、“阅世”的独特观物方式;在“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佛禅语言观念与宋代文字禅的风气影响下,黄庭坚既重视语言艺术,总结诗歌语言技法,又注重言外之意的阐发,句法与意蕴并重,妙手与妙心同举,籍以发挥语言的以技进道之功。黄庭坚的诗歌创作,精心选择意象,着力塑造意境,寄托了诗人的高远襟怀。笔者以“月”和“松”意象为例,分析指出,黄庭坚的诗歌意象对其在古典诗歌中的传统寓意有所开拓,增添了禅学内蕴。黄庭坚还学习佛教“以偈说理”与禅宗“以诗说禅”的方法,实景与虚景结合,创造了多种充满禅意的诗歌意境,使他的涛歌体现了一种清净、超然的主体精神,格韵高绝。黄庭坚还在以禅入词方面作了多方面尝试,包括隐括禅偈、歌咏禅宗故事,援引禅意理趣入词等等。
佚名[8]2011年在《禅心慧语》文中研究指明一个人如果有禅心,或者说有清净空明的意愿,他可以活得自在一些,快活一些,幸福一些。——林清玄
参考文献：
[1]. 禅心与《庄子》[D]. 曹晓虎. 云南师范大学. 2001
[2]. 禅与清代皇家园林——兼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禅学渊涵[D]. 赵晓峰. 天津大学. 2003
[3]. 张耒诗文佛缘禅境[D]. 杨威. 吉林大学. 2015
[4]. 禅宗文化与乔布斯[J]. 钟志贤, 易凯谕, 邱娟.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8
[5]. 道禅心法智慧与美学意蕴比较[J]. 余安安. 中华文化论坛. 2014
[6]. 唐代禅诗研究[D]. 辛鹏宇. 陕西师范大学. 2017
[7]. 黄庭坚的佛禅思想与诗学实践[D]. 孙海燕. 北京语言大学. 2008
[8]. 禅心慧语[J]. 佚名. 健身科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