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至明中叶诗歌中农商观念的转变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农论文,诗歌论文,观念论文,意义论文,明中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6)01-114-07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农耕与商贾的关系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一是“重农抑商”，一是“农商皆利”。在先秦时代，这两种思想虽然此起彼落，但也相互并行。而到汉代，“重农抑商”的一方大为抬头，《史记·平准书》记载“高祖(刘邦)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特别是随着汉武帝时桑弘羊“务本(农)抑末(商)”和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主张成为统治思想，朝廷“重农抑商”的政策倾向越来越严重。
诗歌创作中较早同时涉及农与商的是曹操的《步出夏门行·冬十月》，诗中有云：“钱鎛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所言“农耕毕而商贾往来”，展示了他重农重商、富国利民的社会理想。在汉魏六朝和初盛唐，虽然有不少写商贾的诗歌，但较少着眼于农与商的关系。即使被有些人视为有可能出身于商贾家庭的李白，在他所写的近十首有关商贾的诗歌中，虽然也有“白水真人居，万商罗廛寰”(《南都行》)等展示商业发达的景象，但大多如六朝乐府西曲歌一样写商人妇的离愁别绪，所谓“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江夏行》)。也就是说，在汉魏六朝与初、盛唐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而且在文化与文学领域都未出现旨在从根本上扭转“重农抑商”的思潮。只有到中唐时期，“重农抑商”的思想才开始有所变化。这首先表现在经济思想领域。中唐时期藩镇战争连绵不断，社会经济缓慢地恢复和发展，为克服安史之乱所造成的财政困难，出现了几次经济改革。例如代宗朝有刘晏改革漕运，改革盐政和行常平法，在盐政改革中鼓励商人以绢代钱籴盐。德宗朝宰相杨炎用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其中要求居无定处的行商于所在郡县交纳相当于资财三十分之一的商税。由于两税法扩大了货币征收范围，商业更见繁荣。加之战争造成农民纷纷破产，被迫舍“本”逐“末”，转化成小商小贩，商业也畸形地发展。京师长安商贾云集，城中两市店铺栉比鳞次，数量大增，如会昌年间长安失火，延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扬州是南北交通枢纽，云集大量客商。成都是西南一带重要商业城市，与扬州处在差不多的地位，时称“扬一益二”。苏州也是商坊热闹的城市，白居易诗中云：“人稠过扬州，坊闹半长安。”(《齐云楼晚望偶题十韵》)
中唐时期文化与文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如韩愈、白居易等，也在扭转“重农抑商”思想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韩愈在其著名的《原道》中指出：“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1] (p15-16)“为民者四”，指士、农、工、商。“为民者六”，即四民再加僧、道。“古之教者处其一”，指士，实即儒士。“今之教者处其三”，指道教、佛教与儒家并列。韩愈在排斥佛老、复兴儒学中既讲仁义，又讲财利，仁义与财利合而言之。由于他将仁义与财利并举，所以他把商贾与士、农、工并列，重士、重农、重工又重商，强调“四民”“相生养之道”。显然，这对于扭转“重农抑商”的风气，具有积极的意义。
白居易一方面反对背弃仁义道德的商贾，强调“划革弊法，沙汰奸商”[2] (p1318)，另一面则主张士、农、工、商等“四人(民)和钧”；“臣闻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钧，非钱不可也。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四人之利咸遂；虽有圣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2] (p1313)他主张以轻重政策调节货币、谷帛、财物之间的价格，调节士、农、工、商等“四民”之间的关系，使“四人(民)之利咸遂”，“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2] (p1312)，由此可见，“重农重商”或曰士农工商“四民交利”的思想已在中唐时期如奇峰突起，而且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政治经济领域、思想文化领域乃至文学创作领域都颇有影响。下面主要谈这种思想对于文学、特别是对中唐诗歌的影响。
韩愈有关商贾的诗歌创作不多，但其思想倾向与重商的主张大体一致。如他的《送郑尚书赴南海》：
番禺军府盛，欲说暂停杯。盖海旗幢出，连天观阁开。衙时龙户集，上日马人来。风静鶢
去，官廉蚌蛤回。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事事皆殊异，无嫌屈大才。
前两句叙事，由远而近，紧扣“送别”。“盖海”二句境界开阔，风力遒劲。“衙时”等六句写岭南风俗人情、物产地利、商贾流通、礼乐齐奏。“货通师子国”，直接写对外贸易。据《南史》卷七十八《海南诸国传》中说：“师子国，天竺旁国也。”“其国旧无人，止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估米共市易，鬼神不见其形，但出珍宝，显其所堪价，商人依价取之。诸国人闻其土乐，因此竞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国。”韩诗的最后两句是劝勉，也是希望，希望郑尚书能大展雄才，发展商贸，再奏礼乐。全诗境界开阔，风格雄奇，是中唐一曲儒商精神的颂歌。
有关商贾的诗歌，白居易比韩愈多。但是，他的诗歌创作有时与“农商交利”的思想不一致，甚至有某些倒退的现象，如他在《朱陈村》诗中写道：“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羡慕那“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纭纭”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生活。他在《琵琶引》中讽刺商人重利而轻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他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十五中将商贾富翁与布衣贫者相对比：“东邻有富翁，藏货遍五都。东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朝营暮计算，昼夜不安居。西舍有贫者，匹妇配匹夫。布裙行赁舂，短褐坐佣书。以此求口食，一饱欣有馀。”宣扬知足常乐、达观自娱的人生态度，并寓有抑商之意。白居易的《盐商妇》，则抑商之意更为明显，诗云：
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问尔因何得如此？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何况江头鱼米贱，红鲙黄橙香稻饭。饱食浓妆倚舵楼，两朵红腮花欲绽。盐商妇，有幸嫁盐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好衣美食有来处，亦须惭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时今亦有！
诗的最后呼唤“桑弘羊”，意在倒退到“重农抑商”的汉武帝时代(此处专指朝廷的农商政策)。诗中揭露盐商及其眷属“不事田农与蚕绩”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其用心有二：一是主张“沙汰奸商”，兴利除弊；二是说明“贾雄则农伤”。
“贾雄则农伤”见于刘禹锡的《贾客词引》，刘禹锡写《贾客词》云：“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或曰：‘贾雄则农伤。’予感之，作是词。”(《贾客词引》)其诗正是这种创作意图形象化的展示：
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眩俗杂良苦，乘时取重轻。心计析秋毫，捶钩侔悬衡。锥刀既无弃，转化日已盈。邀福祷波神，施财游化城。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趋时鸷鸟思，藏镪盘龙形。大艑浮通川，高楼次旗亭。行止皆有乐，关梁自无征。农夫何为者，辛苦事寒耕？
还有姚合的《庄居野行》、张籍《野老歌》、《贾客乐》等，其创作意图也大致是“贾雄则农伤”。姚合的《庄居野行》诗中有云：“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而张籍的《野老歌》中有关“贾雄”与“农伤”的对比更为强烈：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
有的评论者认为诗的后两句与前六句相比，极显跳跃性[3] (p756)，这颇有见地。但我们顺着中唐诗人(包括张籍在内)“贾雄则农伤”的思路来分析，结尾两句乃是顺理成章，形象思维中有逻辑推理因素所使然。
综上所述，中唐时期的经济思想领域出现了重商尚利思想的复兴与重振，并且形成了较大的浪峰；但在诗歌创作领域虽然有一些与之同步的苗头，而主要思想倾向则是“贾雄则农伤”，也就是说中唐诗歌创作中仍是“重农抑商”思想占主导地位。
北宋时期，开始扭转中唐以来“贾雄则农伤”的文学思潮，这在诗歌创作与文学思想领域中主要表现为忧“商贾(旅)不行(通)”。这当然与政治经济思想密切相关。“庆历新政”时期的改革家范仲淹，既力主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又《答手诏五事》中明确指出：“山海之货，本无穷竭，但国家轻变其法，深取于人，商贾不通，财用自困。今须朝廷集议，从长改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反对“轻变其法”，希望在“从长改革”之中“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这颇有政治远见和务实精神。其实，范仲淹所“忧”之民不仅是商贾，还包括“四民”——士、农、工、商。这以他的《四民诗》为证。《四民诗》其一为《士》，忧士风之衰落：“学者忽其本，仁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其二、三为《农》、《工》，为伤农祸工而忧。其四为《商》，诗云：
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岂云逐末人。天意亦何事，狼虎生贪秦。经界变阡陌，吾商苦悲辛。四民无常籍，茫茫伪与真。游者窃吾利，堕者乱吾伦。淳源一以荡，颓波浩无津。可堪贵与富，侈态日日新。万里奉绮罗，九陌资埃尘。穷山无遗宝，竭海无遗珍。鬼神为之劳，天地为之贫。此弊已千载，千载犹因循。桑柘不成林，荆棘有余春。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上有尧舜主，下有周召臣。琴瑟愿更张，使我歌良辰。何日用此言，皇天岂不仁。
在早期儒家经典著作《周礼》(初名《周官》)中，平民分为九种职业，商贾为其中之一。商贾不仅承担“转货均财”的社会职责，而且有利民利国的社会价值：“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正因为如此，范仲淹指出“贪秦”时代“吾商苦悲辛”，“商贾不通”造成“游者窃吾利，堕者乱吾伦。淳源一以荡，颓波浩无津。”因而，范仲淹热切地追寻“淳源”，即期望恢复早期儒家的社会理想：“上有尧舜主，下有周召臣。琴瑟愿更张，使我歌良辰”，其中包含复兴儒家理想社会(尧舜与周公、召公时代)中经济利益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儒商精神。还有支持范仲淹等人革新弊政的梅尧臣，其诗歌中虽然少一些“商贾不通”之忧，但多了重商的精神，如“山旁楚贾连樯泊，水上禹书寒磬清。试向郡楼东北望，烟波千里月临城。”(《送乐职方知泗州》)又如“江上饶贾船，偶来看已饫。”(《送僧了素游庐山》)尤其是《汴之水三章送淮南提刑李舍人》，更值得注意。其一章中有云“大船来兮小船过，百货将集玉都那”，二章写道：“汴之水，入于泗，黄流清淮为一致。上牵下橹日夜来，千人同济万人利。利何谓？国之漕，商之货，宝所寄。”从利国利商的高度写商酉，在以前的诗歌中不为多见。可以说，范仲淹和梅尧臣为尔后欧阳修扭转“重农抑商”思想的先驱。
欧阳修不仅积极参预“庆历新政”，而且是北宋诗文革新的主将，他在推行“庆历新政”的前夕作《通进司上书》[4] (卷45)(p639)，其中有云：“至于鬻官入粟，下无应者；改法权货，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万之人，惟取足于西人而已。西人何为而不困？困而不起为盗者，须水旱尔。外为贼谋之所疲，内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胜道者！夫关西之物不能加多，则必通其漕运而致之。漕运已通，而关东之物不充，则无得而西矣。故臣以谓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三术并施，则财用足而西人纾，国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显然，“商旅不行”的社会现实，是“庆历新政”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推行新政以达到“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而欧阳修的诗歌创作也与其上述主张大体一致，如《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中有云：“巴賨船贾集，蛮市酒旗招。”又在《送朱职方提举运盐》[4] (卷7)(p113)中写道：
齐人谨盐
，伯者之事尔，计口收其馀，登耗以生齿；民充国亦富，粲若有条理，惟非三王法，儒者犹为耻。后世益不然，榷夺由汉始，权量自操持，屑屑已甚矣！穴灶如蜂房，熬波销海水，岂知戴白民，食淡有至死。物艰利愈厚，令出奸随起，良民陷盗贼，峻法难禁止；问官得几何，月课烦笞箠，公私两皆然，巧拙可知已。英英职方郎，文行粹而美，连年宿与泗，有政皆可纪。忽来从辟书，感激赴知己，闵然哀远人，吐策献天子：治国如治身，四民犹四体，奈何窒其一，无异釱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里，臣请通其流，为国扫泥滓；金钱归府藏，滋味饱闾里，利害难先言，岁月可较比。盐官皆谓然，丞相曰可喜。适时乃为才，高论徒谲诡，夷吾苟今出，未以彼易此。隋堤树毵毵，汴水流瀰瀰，子行其勉旃，吾党方倾耳。
诗中揭露汉代桑弘羊以来的“务本抑末”或“重农抑商”的危害，通过概括朱表臣(朱职方)上书的内容，张扬士农工商四民皆利、富国富民的思想，而“本末相表里”一句为画龙点睛之笔。全诗善于直陈而又议论新警，明快清新而又颇具风骨，将历史感与现实感、“隋堤树毵毵，汴水流瀰瀰”等诗歌意象与“农商兼利”的思想理念融合成艺术精品。显然，这与中唐白居易、刘禹锡、张籍旨在宣扬“贾雄则农伤”的《盐商妇》、《贾客词》、《野老歌》等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换言之，欧阳修的《送朱职方提举运盐》才真正在经济思想与诗歌创作相结合上实现了由“重农抑商”到“农商兼利”的转变。当然，推动这种转变的还有苏轼等人。范仲淹、欧阳修将忧“商旅不行”作为“庆历新政”的前因之一，而苏轼则将“商贾不行”作为揭露熙宁年间王安石“轻变其法”的流弊之一。熙宁四年(1071)三月，苏轼在《再上皇帝书》中云：“青苗、助役之法行，则农不安；均输之令出，则商贾不行，而民始忧矣。”而苏轼“商贾不行”之忧的思想基础是“农商兼利”、富民强国，这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有所反映，如《荆门十首》其一中写道：“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又如《金山梦中作》云：“江东贾客木绵裘，会散金山月满楼。夜半潮来风又熟，卧吹箫管到扬州。”尤其是在《问大治长老乞桃花茶摘栽东坡》中用朴实的诗歌语言表达了严农商兼利”的思想：“庶几通有无，农末不相戾。”
元明时期涉及商贾的诗歌，早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其气流思想较之于宋代欧阳修等诗人又有转变。所谓多元化倾向，大致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唐诗歌中“贾雄则农伤”的观念虽然不断消减，但仍有反响，例如元代诗人许有壬的《临江见大船宏丽异甚赋贾客乐》，前半部分写扬州盐商及其亲属纵情享受的生活，后半部分写道：“敦农抑商昧远计，遂使素封轻得意。握筹狡狯俯承命，危坐咄嗟收厚利。田庐凋敝君知否，终岁勤劳莫糊口。夏税未了秋税来，三十六口惟有走。”至于元明之际杨维桢的《盐商行》，是这个时期不太多见的以“盐商”为标题的乐府诗，有人认为有讥讽盐商之意，其实是写盐商机巧地利用朝廷“立法”与有利时机跃为“富甲州县”的大贾，并无多少贬抑之意，而从他的《商妇词》、《海客行》等诗中可见其重商或同情商贾之意。
二是继续北宋范仲淹、欧阳修等“商贾不行”之忧，这在不同阶段有不一样的内涵，例如明初诗人宋讷为元明换代的战争所造成的商市衰微而忧伤：“列肆亭台土已崩，旧时和气冷如冰。城池人物分今昔，市井繁华间废兴。断壁野花迎客棹，坏桥津柳晒渔罾。谁知兵后商人少，岁课犹随国用增。”(《舟过长庐》)明中后叶的诗人吴国伦则对当时“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明实录》卷361引曹时聘疏)的工商兴盛景象消失而忧伤，如他在《次嘉兴即事》诗中写道：“津亭落日系兰桡，欈李城临海国遥。百里鱼盐长水市，万家烟雨瑞虹桥。青楼越女歌相属，白纻吴儿舞自骄。最是江南佳丽地，可怜机杼日萧条。”先是以清丽的笔调刻画了一幅江南水乡的风俗画，接着将笔锋一转，以悲愤之情带出了“机杼日萧条”的哀景，而其中饱含着诗人的忧愁。
三是羡慕商贾那种自由自在、安享快乐的生活方式，乃至有的诗人与商贾在心灵上契合。元明时期尤其是明代以《贾客乐》或《估客乐》为题的诗歌，人多以羡慕的心态写商贾之乐，如张羽的《贾客乐》、胡奎的《估客乐》、李攀龙的《估客乐》、王世贞的《估客乐》、梁辰鱼的《估客乐》、胡应麟的《估客乐二首》和《新估客乐二首》，还有高启的《估客词》、徐贲的《贾客行》、孙黄的《云南乐》、唐寅的《阊门即事》、徐桢卿的《贾客词》、李攀龙的《襄阳乐》和《三洲歌》、梁辰鱼的《襄阳乐》等。其中明初张羽的《贾客乐》写道：
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烧钱酿酒晓祈风，逐侣悠悠西复东。浮家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嵯峨大舶夹双橹，大妇能歌小妇舞。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长江屏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
这可与中唐张籍的《贾客乐》相对照：“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谁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秋江初月猩猩语，孤帆夜发潇湘渚。水工持楫防暗滩，直过山边及前侣；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宝翁。”张籍的《贾客乐》以“农夫税多长辛苦”反衬商贾之乐，与他的《野老歌》一样，从“贾雄则农伤”观念出发，对商贾的富有与快乐带有愤恨之情、讽刺之意。而明初张羽的《贾客乐》则挣脱“重农抑商”的思想禁锢和“贾雄则农伤”的思维方式，以羡慕的心情看待商贾的逐利与享乐，这相对于中唐张籍的《贾客乐》又是一大转变。而将这种转变推向浪峰的则是明中叶的唐寅的《阊门即事》：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袁宏道曾用“实录”二字评价这首诗。所谓“实录”，一是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的情景真实；二是诗人的情感真实。阊门是当时苏州的商业中心，也是唐寅土生土长的地方，诗人对此有深切的感受。因此，他以“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等诗句，真切地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商人子弟的快乐与自信。全诗构思新颖，对仗工巧，将诗歌创作中的商贾之乐推向一个高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由自在、安享快乐等层面，一些诗人与商贾有心灵的契合，如唐寅、徐渭、李攀龙、王世贞、梁辰鱼、胡应麟等。其中徐渭的祖上有经商的传统，他的伯兄徐淮也曾外出经商，他本人还曾与长子徐枚在京城营商，他在《答吴宣镇》中说：“儿以所惠，权什一于京师，自不得便去。”什一，见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其中说：“(范蠡)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后也将“什一”泛指经商牟利。徐渭有为商贾所作的墓志铭如《高君墓志铭》、《伯兄墓志铭》等，也有给商贾的赠序如《寿王翁五十序》、《赠某叟序》等，也有多首写商贾的诗歌如《赋得贾客船随返照来二首》、《胡市》、《集胡贾馆请作乐山诗》等，其中《赋得贾客船随返照来二首》之二云：
千金不惜买鸣筝，万斛鱼盐水上行。几度烟波愁日暮，半程风物趁天晴。
西郊鹳鹤摩云入，东道舲舠晚饭迎。笑指红霞如有意，乾衣骑马广陵城。
叙商运旅程之事中写烟波淼淼、红霞映照之景，展示了商贾苦心经营、得利而又自得的风貌。
王世贞是明代中叶与商贾交往最多，受影响最大的诗人。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中墓志铭(包括墓表、神道碑、墓志铭、墓碑、行状)总数340篇，为商人所作59篇，约占17％。其实，《弇州山人四部稿》和《续稿》中还有多篇为商人所作的传记。这其中有宁波商人、山东商人、广东商人、龙游商人，其中最多的是徽州商人与苏州商人。据《古今奇闻》(卷三)等记载，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流行着“钻天洞庭(指苏州府洞庭商帮)遍地徽”的谚语。在这种背景下，家在苏州府太仓又在全国各地做官的王世贞深受徽州、苏州(包括洞庭东西山)商人的影响，往往与他们之间有某些契合处，如在《程汝义诗小引》中说徽商诗人程汝义“好以吟咏自适”。又如《张隐君小传》：“君读书猎大较，不好为章句，弃之。北走燕，遴其游闲公子日驰章台傍，揳琴，揄袂，跕屣，陆博，从耳目，畅心志，衡施舍，盖期年而橐中千金装行尽乃归。”“张隐君”为苏州府长洲商人张冲。正是在张扬情欲、畅舒心志、安享快乐等方面，王世贞与商贾相契合。这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有体现，如《估客乐》云：
醉后美人舞，落花江上席。不是此地堪，何缘作估客。
又《吴中迎春曲八首》其五写道：
桥边宛宛双柳株，贾客蹀躞千金驹。停鞭半醉道春好，笑入胡姬旧酒罏。
我们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说到，北宋欧阳修的《送朱职方提举运盐》才真正在经济思想与诗歌创作相结合上实现了由“重农抑商”到“农商兼利”的转变，但只是着眼于朝廷与地方经济政策的层面；而明中叶唐寅、徐渭、李攀龙、王世贞、胡应麟等诗人则在张扬情欲、安享快乐等层面上艳羡商贾，认同商贾的某些生活情趣。也就是说，明中叶士商有心灵上的契合，进而汇成一股张扬情欲、畅舒心志、自适快乐的思潮，成为晚明文学解放(启蒙)思想的先驱。而至晚明，袁宏道等人又强化了这种士商契合的心态：
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5] (p205-206)
将士商契合中的张扬情欲、适世快乐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这又结合袁宏道等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有力地冲击着封建专制主义和禁锢人们思想的程朱理学，形成了晚明文学解放(启蒙)思想的高潮。
本文侧重考察了中唐、北宋、明中后叶等时期诗歌创作与商贾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尤其是对中世与近世文学的分期颇有参考价值。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史，人们往往划分为上古、中世、近世等三期。而其中中世与近世的分期，界说颇多：有的主张中世至于五代而近世始于北宋，有的主张中世至于宋末而近世始于金元，有的主张以明中叶为界，有的具体主张以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为界，等等。那么，何种界说较为合理呢？
近世文学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市民文化精神对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所谓“市民”，欧洲中世纪指城市居民，因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的出现而形成，包括手工业者和商人等，他们反对封建领主而要求改革社会经济制度。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市民，主要指手工业者、商人及艺人等。本文考察中唐、北宋、明中后叶诗歌与商贾之间的关系，就是市民文化精神影响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试图以此为突破口而迫近文学发展的历史真实。经过前文的分析，足以说明：中唐涉及农商关系的诗歌主要强调“贾雄则农伤”，与包括商贾精神在内的市民文化——近世文学精神的主要方面相对立；北宋涉及农商关系的诗歌中虽然有的已由“重农抑商”向“农商兼利”转变，但只是着眼于朝廷与地方政策的层面，在文化和审美心态上还没有进入近世文学的领域；明中叶后涉及商贾的诗歌往往在自由自在、安享快乐及张扬情欲、舒展性灵等方面有士商心灵的契合，在深层次上反映了市民文化精神，标志着近世文学的开端。
当然，中世、近世文学的分期可以从诗歌与商贾关系的“一点”上突破，但又必须把握文学发展的全局，兼顾中世、近世的整体文学风貌，其中既有诗歌，又有散文、小说、戏剧等各种文学样式，还有文学理论批评。因此，我们进而考察明代中后叶经济(包括商业)、文化思想与文学发展的全局。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卒于嘉靖七年(1529)的心学家王阳明不仅提倡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6] (卷25)，而且极力鼓吹“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6] (卷32)，在精神寄托乃至人生信仰上大大提升了商贾的形象，使商贾有可能达到圣贤的最高境界，这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似乎与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后提升商人地位的新教伦理彼此呼应(参见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王阳明、李梦阳、康海、王世贞、汪道昆、屠隆、李维桢、袁宏道、袁中道、钟惺等一批文士为商贾撰写了大量的墓志铭及传记，而张溥的散文名篇《五人墓碑记》就是为商人之子颜佩韦、估衣商杨念如、经纪人沈扬等所作。冯梦龙所编的短篇白话小说集“三言”中的《施润泽滩阙遇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凌濛初所编的短篇白话小说集“二拍”中的《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等，塑造一批颇有特色的商贾形象。长篇小说《金瓶梅》以一个富商家庭的日常生活为中心，展示了一幅封建末世的世俗人情画，渗透着市民意识，是近世文学时期的一座里程碑。徐渭的杂剧《四声猿》，公然宣扬人的情欲具有天然合理性，冲破了笼罩着戏剧领域的迂腐酸臭的空气，在肯定人欲、否定虚伪的禁欲主义方面，成为汤显祖《牡丹亭》的先声。汤显祖的传奇剧本《牡丹亭》通过杜丽娘为情而死、因情而生的奇幻经历，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礼教对年轻人的戕害，热情地赞美青年女子挣脱封建教条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显然，既从诗歌与商贾关系的“一点”上突破，又从整体上加以考察，可见明中叶应为中国中世、近世文学的分界。以此为界说，可以归纳出中世、近世涉及商贾诗歌的不同的时代精神：中世时期的诗歌或以“贾雄则农伤”为其主导思想，或主要着眼于朝廷与地方政策的层面张扬“农商兼利”的思想；而近世文学的起点——明中叶涉及商贾的诗歌往往在自由自在、安享快乐及张扬情欲、舒展性灵等方面有士商心灵的契合，在深层次上反映了市民文化精神，相对于中世涉及商贾的诗歌有根本性的转变，较早地显示出近世文学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