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理宗的“能”与“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宋理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理宗赵昀在位40年（公元1225—1264年），于宋朝18位皇帝中在位时间仅次于宋仁宗（公元1023—1063年在位，共41年）， 占两宋320年的12%。宋理宗在位期间，也是南宋晚期最重要的阶段。
对于宋理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宋代人一般评价较高，如马廷鸾说：“远几仁祖，视民若保”，“时和屡格，敌难坐消。”〔1 〕元人则有具体分析者，如《宋史》作者评道，与蒙古联合灭金，“可以刷会稽之耻”，又“丕变士习”；但后来“怠于政事，权移奸臣”，因而“治效”“不及庆历、嘉祐”〔2〕。明清时， 李贽认为“理宗是个得失相半之主”〔3〕；王夫之写道：“理宗虽闇， 早岁之设施尤有可观者。”〔4〕近人对宋理宗的评价，有持具体分析的， 认为“端平更化”“俨然中兴景象”〔5〕。也有持否定意见者， 如：“南宋虽然没有暴君，而从孝宗以下，多半昏庸，最大的例证是理宗。”〔6 〕“理宗非有能之君，浸淫于逸乐。”〔7〕“但（赵）昀乃一庸才， 又嗜欲甚多，怠于政事，崇尚道学，虚谈经筵性命，只图偏安，无复国之大志，因之权移奸臣，朝政日非。”〔8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宋理宗是不是一个“庸才”。
长期以来，学术界于南宋后期历史的研究相当薄弱，乃至对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也缺乏全面了解，这就影响到对这段历史的准确认识，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发掘资料，加以评析。所谓“庸”，其本意为平常、经常，引伸为“凡庸”、“不高明”，如庸医、庸才。庸才，即指凡庸无能的人。纵观宋理宗的一生，特别是在位期间的表现，他究竟是不是一个“庸才”，有没有能力？本文拟对宋理宗的“能”与“庸”作些粗浅分析。
一、策略：“渊默”韬晦
宋理宗在位40年，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约十年（公元1225—1233年），史弥远独相擅权，理宗“渊默”少为。第二个时期约二十年（公元1233—1253年），理宗亲政，进行“更化”。第三个时期约十年（公元1253—1264年），嗜欲享乐，怠于政事。
宋宁宗于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闰八月逝世，赵昀即皇帝位，是为宋理宗。此后至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十月左丞相史弥远病逝共九年多时间，都是史弥远独相时期。这段时间里，宋理宗受制于史弥远，听任其擅权，“于万机谦逊无所预”〔9〕，没有自己独立的建树， 正如黄震概括的，宋理宗“委旧辅史弥远，渊默十年无为”〔10〕。所谓“渊默”，就是深深的沉默。宋理宗对朝政深深地沉默达10年之久，确乎惊人！仔细考察，这种“渊默”乃是宋理宗自觉的韬晦行为，是他的一种策略，反映出宋理宗心计甚深，而其目的在于巩固自己的皇位。
宋理宗小时名赵乌孙，是赵宋皇室远族，出身低微，其父赵希
是绍兴府（今浙江绍兴）山阴县县尉〔11〕，早死。乌孙和其弟孟孙随母亲寄居舅父全保长家。时朝廷为史弥远独相专权，他不满太子赵竑，蓄意另立皇嗣，遣人访选赵氏宗族中合其意者。赵乌孙18岁那年（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史弥远门客余天锡过绍兴全家，发现赵乌孙，于是被史弥远接到临安居住，接受皇室教育，乌孙亦被改名与莒。次年，赵与莒被立为沂王嗣，赐名贵诚。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赵贵诚21岁，被立为皇子，改赐名昀。闰八月，宋宁宗逝世，史弥远矫以“遗诏”废去皇太子赵竑，立赵昀为皇帝。
史弥远将赵乌孙从绍兴接到临安后，为了使他更符合帝王身份，特地为他安排生活，选派老师，读书识字，学习朝廷礼仪。作为沂王嗣，又指定国子学教授郑清之担任老师，“清之日教昀为文，又购高宗书俾习焉”〔12〕，教他研读经史、文章翰墨〔13〕，以迅速提高其文化素养。与此同时，史弥远又通过宋宁宗，先将乌孙收养宫中，继立为沂王嗣，再立为皇子，又两次赐名，并授予武泰军节度使、成国公。在短短的时间里，赵昀已由普通百姓而成为皇子、国公，骤然提高了身份，也为承袭皇位奠立了基础。
在民间已有不少阅历、比较聪颖含蓄的赵昀〔14〕，经过两年多的特殊教育，增加了对法度礼仪、皇室生活乃至宫廷斗争的了解，变得练达识务，这从下面一件事可以证明：“宁宗崩，（史）弥远始遣（郑）清之往，告（赵）昀以将立之之意。再三言之，昀默然不应。最后清之乃言曰：‘丞相以清之从游之久，故使布腹心于足下。今足下不答一语，则清之将何以复命于丞相？’昀始拱手徐答曰：‘绍兴老母在。’清之以告弥远，益相与叹其不凡。”〔15〕赵昀此语回答得十分巧妙，他没有也不便正面表达自己作皇帝的意愿，而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史弥远，谦恭地听命于史弥远，实际上是表示赞同。这样的世故阅历，连史弥远、郑清之也“相与叹其不凡”。可见，年已21岁的赵昀不是糊里糊涂地被黄袍加身，而是有意识地争继皇位，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赵昀是史弥远、郑清之废立太子的同谋。
宁宗时，史弥远已独相16年，他“贪天之功，震主之势，柄国自擅，黩货无厌”〔16〕，“专权纳贿，天下交为污浊”〔17〕。史弥远柄国， “诛赏予夺，悉其所主持，人主反束手于上，不能稍有可否，几如曹操之于汉献帝矣。”〔18〕
赵昀即位时，史弥远正当大权独揽，炙手可热，其党羽遍布朝野，其权力无所不在，而且赵昀就是史弥远“定策”立为皇帝的。因此，如何对待史弥远是宋理宗面临的一大问题。宋理宗毕竟是“不凡”之辈。他“兴于侧微”，浪迹民间，但被选入宫廷，立为嗣子、皇子，登上帝位，全是借助于他人，过的是被动拘谨的生活，养成了“凝重寡言”的性格，具有很强的忍耐力。他感激史弥远“定策”立己之功，也惧怕史弥远专擅朝政之力。因此，他对史弥远的擅权，采取了韬晦的沉默态度，而且时间达近十年之久。
宋理宗即位后，有变革时政的要求，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宣王修政日，光武中兴时，……继述惭非称，规恹动概思。肯堂心翼翼，景行日孜孜。”〔19〕反映出他想效法汉光武帝刘秀中兴宋室的愿望。他为政勤勉，“日夜以为忧”，“算计见效”〔20〕，“寒暑不辍”〔21〕。曾下诏起用理学名士和干练朝臣，如乔行简、真德秀、魏了翁等。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乔、真、魏等名臣也很快被贬逐。在重大问题上宋理宗受制于史弥远，“于万机谦逊无所预”，丧失了皇帝的专断权力，这时的政局仍是宁宗后期史弥远独揽朝政的延续。然而，宋理宗把自己“中兴”宋室的计划搁置起来，听任史弥远为所欲为，所以《宋史》说：“理宗德其（史弥远）立己之功，不思社稷大计，虽台谏言其奸恶，弗恤也。”〔22〕
但是，宋理宗也并非完全沉默无为，对史弥远恩渥有加，却对皇兄赵竑刻薄如仇，足见其心计之深。对史弥远，生前一再加官晋爵，无微不至；死后仍念其“功在社稷”，“始终优礼”〔23〕，纵使许多朝臣反对也不改其意。直到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史弥远死后19年，宋理宗还念史弥远“光辅两朝，备殚忠荩”，有“嘉定更化之绩，甲申定策之功”，特为他立墓碑，并“亲御翰墨，为制碑铭，以‘公忠翊运定策元勋’题其首”〔24〕。与此相反，理宗对已废太子赵竑，与史弥远共谋相逼，且严防其余势复起。理宗即位后，即封赵竑为济王，因史弥远以为有逼宫之嫌，乃赐济王宅第于湖州（今浙江吴兴），居霅城（吴兴南）之西。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正月，史弥远又趁“湖州之变”逼死济王赵竑。理宗曾准备追赠赵竑为少师，允许在临安治丧，准葬西山寺。但史弥远的亲信给事中盛章等请收回成命，理宗从之。遂依史弥远之意，追夺赵竑的王爵，降封为巴陵郡公，再降为巴陵县公，改葬在西溪。这样的处置，激起臣僚、儒士们的不满，宋理宗听任史弥远采取钳人之口的高压办法，兴文字狱，贬逐真德秀、魏了翁、胡梦昱等正直儒臣。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又有朝臣请复赵竑王爵，按亲王礼改葬，选择宗子为济王嗣。待史弥远死后，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宋理宗才诏复赵竑官爵，令有司“以时致祭”，但“其立嗣一节，关系国家”，不予考虑。到了恭帝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才诏令为赵竑“选择立后”〔25〕。可见，理宗心计甚深，无论听命于史弥远逼害赵竑，或者在史弥远死后为赵竑恢复王爵，或者坚持不为济王立嗣，都是围绕巩固其皇位这个目的。正如时人刘克庄所谏说：“陛下因私天位，遂德柄臣，因德柄臣，遂失君道，非公也。因私天位，遂疏同气，因疏同气，遂失家道，非公也。”〔26〕王夫之也说，若理宗“伸（赵）竑以抑（史）弥远，则弥远无所逃其死，理宗亦不可居人上”〔27〕。
可见，所谓宋理宗“渊默十年无为”，是理宗维护其皇位的一种策略，不是他没有才能，而是不能施展这些才能，否则皇位将不可保。渊默韬晦近十年之久，宋理宗心计之深沉、才干之练达、策略之高明昭然若见。
二、谋略：崇倡理学
在中国历史上，宋理宗崇倡理学是很著名的。他逝世后，宋度宗及朝臣议其谥号庙号，反复讨论，最后“以圣性崇尚理学”而定其庙号曰“理宗”〔28〕。宋理宗之所以崇倡理学，是当时理学已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也是当时政治统治的需要，就今天看来是宋理宗的一种谋略。
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理学大盛，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程朱理学已经形成。宁宗时，朝廷爆发了韩（侂胄）赵（汝愚）党争。时任宰相的赵汝愚崇尚理学，敬重朱熹。而与赵汝愚合谋拥立宁宗的韩侂胄，却未因此得到重赏，遂对赵不满。赵汝愚、朱熹等人也攻击韩侂胄。韩遂网罗党羽，使赵罢相，朱熹等亦“以攻侂胄得罪”。继而韩侂胄“又设伪学之目，以网括汝愚、朱熹门下知名之士”〔29〕。并在宰相京镗的支持下，经宁宗诏令，于庆元三元（公元1197年）十二月建立党籍，禁锢赵汝愚及朱熹等著名理学人物共59人，理学被称为“伪学”，理学人物被称为“逆党”，直到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二月才“弛伪学之禁”，这就是历时近5 年的“庆元党禁”〔30〕。这次党禁对理学打击很大。后来，史弥远谋杀韩侂胄，位至宰相，很快独相擅权。
史弥远当政，为巩固其相位，从各方面纠扭韩侂胄的所作所为，其中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争取理学名士的支持，用以收拾人心。而理学家们也利用这个时机，为理学争取学术正统地位。于是，嘉定三年至九年，朝廷先后给理学家朱熹、张栻、吕祖谦赐谥〔31〕。在魏了翁等理学家多次争取下，嘉定十三年至十六年，朝廷又先后给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追赐谥号〔32〕。使理学正式脱去“伪学”之称而成为“正学”。史弥远此举，主要是笼络人心的政治需要，但毕竟促使理学更大发展。《宋史》作者未把史弥远列入“奸臣传”，这应是一个很大因素。嘉定以后，程朱理学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不少理学家也身居显官要职。
宋理宗因史弥远擅权废立皇嗣而登帝位，继而又以“湖州之变”逼死被废太子、济王赵竑，这就与理学所主张的天理人伦相抵触，于是理学儒士冒死上谏，为济王鸣冤，朝野纷纷，政局动荡。熟谙政情、颇具手腕的史弥远，已有嘉定时期收拾人心的经验，即收拾人心必须首先争取理学名士。他们很快召用当时最有声望的理学名家真德秀、魏了翁。真、魏二人在对济王之冤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只有劝理宗尊奉和崇尚理学，魏了翁要求理宗“敷求硕儒，开阐正学”〔33〕。真德秀谈到济王之死时，理宗表示“朝廷待济王亦至矣”，但处理此事“一时仓猝耳”，真德秀也只好说：“此已往之咎，惟愿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讲学进德。”〔34〕虽然真、魏二人起用不到一年就被罢黜，但史弥远、宋理宗始终坚持以崇倡理学来收拾人心、维护统治的谋略，这在宋理宗亲政后更为突出。
宝庆三年，理宗表彰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认为“有补治道”，明确表示“朕励志讲学”。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封为徽国公）。又召见朱熹的儿子朱在，说“恨不与（朱熹）同时”。绍定三年，恢复魏了翁、真德秀等人原官职祠禄，进而起用〔35〕。这种用崇倡理学来笼络人心、稳定政局的谋略，史弥远行之有效，宋理宗也从中受益。
绍定六年史弥远死后，理宗亲政。这时，理宗已失去了权相史弥远的依靠，但需要继续维护皇位，稳定政局，且又有“中兴”之志，当然更加依靠崇倡理学的谋略。而理学之士也乘机掀起争取理学的正统地位的高潮，于是理宗在崇倡理学上迈出了更大步伐。正如《宋史全文》引《龟鉴》所云：“孟儒先重则吾道（按指名教纲常）重，儒学轻则吾道亦轻，理宗之褒儒先其审诸此欤！”〔36〕宋理宗崇倡理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理学列为“正学之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应李埴之请，理宗诏议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等10人从祀孔子庙庭〔37〕。到淳祐元年，正式“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从祀”，“以示崇奖”〔38〕。
（二）拔用理学名士。宋理宗亲政后，理学之士为官者不少，据不完全统计有51人，其中朝官38人（内宰执官13人），尤为著名者有真德秀、魏了翁、董槐、杜范、乔行简、葛洪、李性传等人。在理学之士中，也有欺世混名之徒或空谈性理之辈，但不少理学名士实为有学识才干的，他们成为理宗“端平更化”的主要依托。理学的地位因此得到实际提高，理学也通过这些理学名士更为广泛传播。
（三）把理学树为官学。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正月，宋理宗正式确认程颐建构的理学“道统”，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5人直接上承孟子。又向太学生公布绍定三年（公元1230 年）“御制”的《道统十三赞》〔39〕，对程朱理学建构的“道统”中，自伏羲至孟子等13位“圣贤”分别作颂辞。这标志宋王朝对理学“道统”的正式确认，也是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的重要表征。
理宗通过以上措施，使自北宋中期以来近两百年中，有关学术的真伪之辨、正闰之辨和学派之争，由最高统治者政治权力的干预而得到结果，理学从此上升为官学的地位。宋理宗也因此维护了统治地位的稳固，促进了“端平更化”的实施。崇倡理学的谋略，起到了收拾人心、稳定局面的作用。从这里也可以见到，宋理宗并非无能之君。
也要指出，宋理宗崇倡理学，并不是完全按照理学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仍然是以维护统治为标准。端平元年，他在选德殿东西壁亲书“思无邪，毋不敬”六个大字为“座右铭”〔40〕，但在淳祐元年又御笔付臣下曰“言惟理合，策必济时”〔41〕。这种把“言”与“策”、“理”与“时”分割的认识，大致反映出宋理宗在一些问题上言与行脱节的原因。他公开宣布“毋不敬”，但对济王赵竑却刻薄如仇，而对史弥远却一再标榜其“定策”之功，直到理宗逝世前都是如此。从这里也可看到，宋理宗崇倡理学，不在于自己信奉和研究，而主要是维护统治的一种谋略。
三、才略：“端平更化”
史弥远死，宋理宗亲政，改年号为“端平”。早就有“中兴”之志的宋理宗，此时“亲总庶政”，可以“赫然独断”了〔42〕。他励精图治，施展才略，“日与大臣论道经邦”，“中书之务不问巨细，……尽归庙堂，无一事之区处不关于念虑，无一纸之申明不经于裁决”〔43〕。他着手在许多方面进行整顿和变革，这就是史称的“端平更化”。其实，宋理宗的变革贯穿于端平、嘉熙、淳祐年间（公元1234—1252年），历时近二十年。所以时人刘克庄说：一变为端平，再变为嘉熙，三变为淳祐，“皆求以愈于端平也”〔44〕。因此，“端平更化”实际上是“端平——淳祐更化”。
宋理宗亲政时，南宋的政局愈加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内外交困，朝政腐败，官吏贪浊，社会经济濒于崩溃，财政匮乏，边防涣散，而蒙古的崛起及其势力的南渐，对南宋的威胁愈来愈大。而对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宋理宗宣称“务革前弊”〔45〕，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大致是：拔贤黜佞、整顿吏治、整顿财政、崇尚理学、出师汴洛、部署抗蒙等。“端平更化”是不彻底的、有始无终的，未达到其预期目的，但是也取得一些成效，给垂危的南宋王朝注入了一管“强心剂”，延缓了南宋走向覆灭的过程。
“端平更化”还显示出宋理宗维护统治的高明手法，一方面他要“务革前弊”，针对史弥远的许多作为；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公开否定史弥远，而且还得继续施予恩惠。“端平更化”就是在这样矛盾和微妙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也反映出宋理宗治理朝政的一种才略。
1989年，笔者与段玉明先生合写过一篇《宋理宗“端平——淳祐更化”刍论》〔46〕，对其措施作了简要论述，其中效果显著的是拔贤黜佞、崇倡理学和部署抗蒙。本文着重补充崇倡理学和拔贤黜佞，下面重点谈谈宋理宗在选用文臣武将方面的才能。
宋理宗亲政后，很快罢黜了史弥远的党羽梁成大、薛极、莫泽、李知孝等被称为“四木”、“三凶”的佞臣，先后召回了宝庆、绍定期间被史弥远排斥的一些较有才干的臣僚，如真德秀、魏了翁、李埴、徐侨、赵汝谈、尤焴、游似、洪咨夔、李宗勉、杜范、徐清叟、袁甫、李韶等。据不完全统计，端平——淳祐期间，理宗所任命的37名宰执官中，除对郑清之、史嵩之争议较大外，其他均较负时望；40名台谏官也大多堪任其职。因而朝政气象有所改观，时人称誉：“端平亲政以来，召用正人以振台纲，天下翘望风来。”〔47〕值得注意的是，理宗亲政，立即任命郑清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端平三年九月罢之；淳祐七年又任右相、左相，直到十一年十一月逝世，总共任丞相六年多。在史弥远任相时，郑清之任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是宋理宗为宗子、皇子时的宫廷老师，也是史弥远废济王、立理宗的同谋，但他是忠于宋理宗的，也不像史弥远具有擅权野心。正因为如此，宋理宗把他作为依靠，既可维护史弥远的“定策之功”，又可因缘与郑清之这位重臣的师生关系而稳定朝政，进而实施自己的愿望。笔者认为，郑清之是不负所望的，“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辅佐理宗变革，所以《宋史》说：“端平间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48〕
在任命郑清之为右丞相后，宋理宗即以史弥远独相擅权为戒，加以变革，一般均同时任命两位丞相，据《宋史》所列，自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至宝庆三年（公元1255年）的23年间，独相者有郑清之（两次，最长一次一年多）、史嵩之（一次，三年多）、谢方叔（一次，两年多）等3人，共约八年〔49〕， 这较之史弥远在理宗时一人独相九年多的局面，已有很大改变。这是宋理宗有意识进行的一大变革。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六月，任命郑清之为左丞相、乔行简为右丞相，有人认为并用二相，“交信谗说”，“恐成朋党之风”，宋理宗态度鲜明地说：“朕任清之甚专，但以天下多事，非一相所可理，故以行简辅之。行简之用，断自朕心。”〔50〕在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的一个诏书中，更以宋朝“祖宗之法”为根据，他说：“朕以眇躬，……临御十有六载，……弊端丛积，氛祲蔓滋，……爰体诒谋，聿新图任，法元祐尊大老之典，特谘重事平章；尊绍兴并二相之规，盖欲相应于表里。”〔51〕直到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宋理宗仍在维护这种变革，十二月“上降御笔曰：‘朕观比年以来，朝纲浸弛，时事日乖，所以并命二相，夹辅王室……’”，他针对各分朋党、各持己见的情况，强调指出，“自来并命二相，本欲协济，缘各任己见，且因宾客交斗，遂成党与，不可不戒！卿等宜同心辅政，深矫前人之失”〔52〕。这样，改变了长期独相擅权的弊政，一定程度地提高了皇帝总揽朝政的地位与权威，也相对地使皇帝的意志能较顺利地贯彻。
宋理宗亲政后，南宋与蒙古联军攻金，取得了灭金的胜利。但是，旋即贸然出师汴洛，为蒙古所击，自取失败。此后，南宋与蒙古正面对峙，蒙古不断南攻，志在灭宋。宋理宗自端平二年起，就采纳一些朝臣的意见，积极部署抗蒙防御。其布防基本上以长江为线，上起汉水，下迄淮河，把千里江面分为上、中、下三流。宋理宗一方面与蒙古互派使者进行谈判，一方面抗击蒙古窝阔台汗发动的抄掠性进攻。他充分利用窝阔台汗逝世（公元1241年，淳祐元年）后，到蒙哥汗即位（公元1251年）期间，蒙古内部政局动荡、减弱对南宋攻势的局面，加强整顿，充实边面的防御。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选任了孟珙、余玠、赵葵、李曾伯、杜杲、吕文德、吴渊等堪当重任的将帅。
针对蒙古把四川作为进攻重点的战略，宋理宗特别注意加强长江上、中流即四川、京湖地区的设防，精选这两个地区的主帅。
孟珙是鄂州都统制孟宗政之子，勇谋皆备，随其父抗击金兵，屡立战功〔53〕。端平元年，孟珙奉命率兵运粮，与蒙古联兵在蔡州攻灭金朝。次年正月，宋理宗授孟珙为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暂在黄州驻扎，措置边防。孟珙陛辞时，理宗对他说：“卿名将之子，忠勤体国，破蔡灭金，功绩昭著。”以后历任知光州，节制黄、蕲、光、信阳四郡军马；知江陵府，兼京西湖北安抚副使，鄂州诸军都统制。与蒙古战，收复襄樊及信阳、光、化等地。任荆湖制置大使兼知鄂州，积极经营襄樊，使之成为南宋的重要军事据点。嘉熙四年，任四川宣抚使（后为夔路制置大使），兼知夔州，节制归、峡、鼎、澧现戍军马。又兼京湖安抚制置使。理宗诏书谕以重托，称“此岂寻常委寄之比”，勉其“不难无以见人杰，卿宜勇于一行”。又被任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夔路策应大使。孟珙不仅屡败蒙军进攻，积极经营襄樊，指挥应接四川抗战，还在四川大兴屯田，整顿军政，保障了长江上、中流边面抗击蒙古军的胜利。宋理宗对孟珙的选任甚为得当，而孟珙也不负所望，所以有学者评价说：“到金衰元兴之际，（南宋）所感受威胁甚重，然终能稍延国祚者，诸将的协力捍卫与边防的积极经营是重要关键，其中以孟珙的功绩为最著。”〔54〕
至于对余玠的挑选任命，宋理宗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多方考察的。端平初年，余玠投奔淮东安抚制置使赵葵幕下，在淮东战场转战8年，抗击蒙古，勇敢善战，屡建战功，为赵葵所知遇， 也为宋理宗所了解，因而很快被擢升，到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已是淮东安抚制置副使，成为南宋在淮东战场的一位副帅〔55〕。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窝阔台汗逝世，此后蒙古政局动荡，宋理宗抓住这个机会加强防务。此时，孟珙以京湖安抚制置使为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兼掌四川、京湖二地防务，战线甚长，不能专责治川。而四川地区过去的帅臣又大多贪庸，宋理宗深有认识地说，“蜀从前亦委寄非人”〔56〕，朝臣（也包括孟珙）要求“蜀自易帅之外，未有他策”〔57〕。余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宋理宗选中的四川主帅。
淳祐二年五月，余玠入朝奏对。他对理宗说：“事无大小，须是务实”，“一视文武之士，勿令偏重；偏则必激，非国之福也。”理宗深以为然，甚为赏识，当即说：“卿人物议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少留，当有擢用。”经过对余玠的长期了解和当面考察，宋理宗下决心委派余玠主掌四川军政。六月，命余玠为四川宣谕使。七月，余玠陛辞时向理宗提出“外攘本于内修”的治蜀方针，理宗赞许道：“今日之事，不必问彼（引者按指蒙古）运衰与不衰，但自靠实理会治内规摹。”鼓励余玠：“卿前所言靠实工夫，玩之有味，此言必能见之行事，……当为四蜀经久之谋，勿为一时支吾之计。”十二月，又任命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并“诏余玠任责全蜀应军行调度，权许便宜施行”〔58〕。事实证明，宋理宗选任余玠是正确的。他在四川12年（公元1242—1253年），整顿军政，葺理经济，加强防务，特别是建立山城防御体系，稳定了四川的政局，有效地抗击蒙古军队的进攻。
无论是孟珙还是余玠，都是经过理宗细致考察、认真了解之后才任用的，可谓精选。这两位主帅分掌京湖、四川防务，不仅在当时抗击了蒙古的进攻，以致在钓鱼城前线伤死蒙哥汗，并为长期守御荆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只是宋理宗选拔任用文臣武将的两个突出例子，说明他是能够知人善任的。
“端平更化”的进行，表明宋理宗有变革、“中兴”之志；“端平更化”所取得的部分效果，表明宋理宗也具有相当强的治理朝政的能力。总的来说，表现出了宋理宗的才略。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宋理宗“渊默十年”是一种策略，崇尚理学是一种谋略，“端平更化”则表现出才略。南宋王朝得以延缓灭亡，宋理宗所起的关键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宋理宗应是一位具有一定能力和有所作为的皇帝，而不是“庸才”。
当然，也要看到，随着时局的危急和年事的增高，宋理宗在淳祐末期就开始失去“端平更化”的图治锐气，到他50岁（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以后就更为明显。 宝祐四年 （公元1256年）宋理宗在一个诏书中，就表露出对时局无可奈何的情绪，写道：“朕仪图治功，宵旰在念，适时多艰，未称朕意。威令玩而不肃，纪纲翕而不张。财计匮而生财之道蔑闻，民力穷而剥民之吏自若。敌非果强，特自未有以振国势；兵非不多，特莫知所以计军实。舍法用例已非矣。”〔59〕于是，宋理宗荒怠政事，度过了他在皇帝位的最后十年。
从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到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十月宋理宗逝世的约十年期间，宋理宗贪图享乐，骄奢淫逸，阎妃恃宠骄横；宦官董宋臣居中用事；丞相丁大全广植私党，弄权擅政，打击排逐良相董槐；权臣马天骥也投理宗之所好，胡作非为。因而朝政大坏，有人在朝堂门上书写“阎马丁当，国势将亡”〔60〕，以此直斥阎妃、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之流挟君误国之罪。
虽然，宋理宗也曾一度有所警悟，采取了一些措施，处置了马天骥、丁大全，调开了董宋臣，阎妃也病死了，但是其厌事怠政的基本态度未变，因而在其晚期出现两大弊政。一是对贾似道在宋蒙鄂州之战的功过失察，乃至于当年（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任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进而又以是否支持册立赵禥为太子，于次年罢去左丞相吴潜，而以贾似道独相（直到宋理宗逝世都是如此）。对于贾似道本文不作全面评论，但是宋理宗怠于朝政，而委政于贾似道，这样又回到了相权擅政的局面。另一个弊政是，选择赵禥（以后的宋度宗）为皇位的继承人。理宗有两个儿子，早已夭亡，再无皇子，遂择其胞兄荣王赵与芮之子赵禥。赵禥之生母黄氏本荣王正室李氏的陪娘，在荣王府地位低贱，受荣王孕后不想让孩子出生，遂服药堕胎，然未能流产，却使赵禥先天发育不良，生下来手脚软弱，大脑发育缓慢，到7岁才会讲话〔61〕。这样一个低能儿， 理宗却偏要立为皇嗣。左丞相吴潜竭力反对，终被罢官。而贾似道却迎合理宗心愿，上书请立赵禥为太子。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十月，理宗逝世，25岁的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他无能理政，称贾似道为“师相”，完全听从于贾似道。宋度宗在位10年（公元1264—1274年），南宋王朝更加腐朽，很快被蒙古灭亡。这两件弊政，充分反映出宋理宗在位的最后10年，是昏聩的10年。
纵观宋理宗在位的40年，概言其治国理政，第一个十年“渊默”韬晦，为了巩固皇位，深藏不露，可谓非不能也，乃不为也。第二三个十年，亲主朝政，励精图治，显示出他的才干与谋略。第四个十年，荒逸昏怠，委政权相，可谓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就其对宋朝的存亡而言，有功亦有过；就其历史作用而言，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就其个人的能力而言，总的来说是一个有能力有才干的皇帝，其晚期是一个昏君。对于宋理宗作具体的、分阶段的、分方面的评价，才是恰当的。如果笼统地说他是“庸才”、“昏君”，则失之公允，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注释：
〔1〕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三《皇帝登宝位赦文首尾词》，豫章丛书本。
〔2〕《宋史》卷四五《理宗纪·赞》，中华书局1977年版。
〔3〕李贽：《史纲评要》卷三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
〔4〕〔27〕王夫之：《宋论》卷一五、一四，中华书局1964 年版。
〔5 〕〔54 〕黄宽重：《南宋史研究集》，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9、31页。
〔6〕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12页。
〔7〕林天蔚：《宋代史事质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第75页。
〔8〕邹元初编：《中国皇帝要录》，海潮出版社1991年版， 第384页。
〔9〕刘一清编：《钱塘遗事》卷五《理宗升遐》， 武林掌故丛编本。
〔10〕黄震：《古今纪要逸编》，四明丛书本。
〔11〕〔60〕《宋季三朝政要》卷三、二，守山阁丛书本。
〔12〕〔15〕《宋史》卷二四六《镇王竑传》。
〔13〕《宋史》卷四一九《余天锡传》；周密：《癸辛杂识》后集《理宗初潜》，学津讨原本。
〔14〕参见《癸辛杂识》后集《理宗初潜》。
〔16〕牟子才：《请收回史宅之除授疏》，载傅增湘等编《宋代蜀文辑存》卷八四，台湾龙门书店1971年影印本。
〔17〕吴莱《三朝野史》，古今说海本。
〔18〕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六《秦桧史弥远之揽权》，中华书局1984年版。
〔19〕厉鹗辑撰：《宋诗纪事》卷一《理宗》，中华书局1983年版。
〔20〕袁甫：《蒙斋集》卷五《右史直前奏事第一札子》，武英殿聚珍本。
〔21〕程公许：《沧州尘缶编》卷一四《试上舍生策题》，四库全书本。
〔22〕《宋史》卷四一四《史弥远传》。
〔23〕〔36〕〔37〕〔40〕〔41〕〔45〕〔50〕〔51〕〔52〕〔56〕〔58〕〔59〕《宋史全文》卷三二、三三、三二、三二、三三、 三二、三二、三三、三四、三三、三三、三五，四库全书本。
〔24〕《宋史全文》卷三四。“甲申定策之功”，甲申年即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理宗即位之年。
〔25〕参见周密《齐东野语》卷一四《巴陵始末》， 中华书局1983年版；《宋史全文》卷三二；《宋史》卷四一《理宗纪》、 卷二四六《镇王竑传》。
〔26〕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四《后村刘公行状》，四部丛刊本。
〔28〕《齐东野语》卷一六《理度议谥》。
〔29〕《宋史》卷四七四《韩侂胃传》。
〔30〕李心传：《道命录》卷七下，知不足斋丛书本；《庆元党禁》，四库全书本。
〔31〕《宋史》卷三九《宁宗纪》。
〔32〕《道命录》卷一○。
〔33〕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一六《论敷求硕儒开阐正学》，四部丛刊本。
〔34〕《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
〔35〕〔39〕《宋史》卷四一、四二《理宗纪》。
〔38〕《宋史》卷一○五《礼志》；《道命录》卷一○。
〔42〕〔48〕《宋史》卷四一四《郑清之传》。
〔43〕《蒙斋集》卷五《右史直前奏事第二札》。
〔44〕《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二《召对札子》。
〔46〕邓广铭、漆侠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47〕黄震：《戊辰修史传·丞相杜范》，四明丛书本。
〔49〕《宋史》卷二一三《宰辅表》。
〔53〕有关孟珙事迹，据《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三《孟少保神道碑》；《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
〔55〕《宋史》卷四一六《余玠传》、卷四二《理宗纪》； 参见胡昭曦、邹重华主编《宋蒙（元）关系史》，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7〕《宋史全文》卷三三，淳祐二年九月癸亥赵希塈奏言。
〔61〕《癸辛杂识》续集下《绍陵初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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