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的《六首中国诗》与“传播真理的计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计谋论文,中国论文,真理论文,布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16.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2X(2011)03-0105-05
0.引言
1933-1945年间的纳粹统治对德国文化造成了空前浩劫，文学界更是遭到彻底清洗，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同盟等左翼文化组织先后遭到灭顶之灾，进步作家或被捕入狱，或被迫流亡。面对漫漫长夜和颠沛流离，享誉世界的传记小说大师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文论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作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然而，也有一些作家在流亡路上非但没有沉沦，相反却跳出德意志文化的狭窄圈子，广泛从各国文化中汲取养料，将自己深深融入世界文学之林，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对中国文化的吸收。1935年，布莱希特与梅兰芳在莫斯科相遇，此后写下《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等作品，不仅对其戏剧创作，甚至对20世纪西方戏剧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布莱希特1938年的译作《六首中国诗》(Sechs chinesische Gedichte)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同样深远，有德国学者曾经指出：“没有中国榜样，布莱希特的后期诗歌创作是不可想象的”。(Mayer，1965：99)其实，对布莱希特而言，“中国榜样”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立意、语言和形式方面，如果我们将《六首中国诗》的产生放入流亡文学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剖析，那么就将看到它们对布莱希特能够勇敢面对艰苦的流亡生活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布莱希特在翻译中所使用的“春秋笔法”更使人看到了“中国榜样”在德国文学大师身上潜移默化的影响。
1.布莱希特笔下的白居易
1938年，布莱希特在莫斯科的流亡者杂志《言论》(Das Wort)第8期上发表了译作《六首中国诗》，这6首诗歌连同一篇关于白居易的小传都并非直接译自中文，而是以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的《中国诗170首》(170 Chinese Poems)为蓝本。白居易是最受西方喜爱的中国诗人之一，在韦利选编的《中国诗170首》中，白居易的诗就多达60首。此外，韦利还为他所钟爱的白居易专门撰写了一篇长达9页的介绍，布莱希特对白居易的了解主要就源于这篇介绍。对此，爱尔兰学者安东尼·泰德娄(Antony Tatlow)在《布莱希特的中国诗》中这样写道：“布莱希特之所以被中国诗歌或者说这几首诗所吸引，是因为它们与他自己的诗歌有相通性，一是关心社会的传统，二是相对直接的、口语化的口吻，……三是诗句的简练精确”。(1973：24)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布莱希特并没有忠实地从英文转译中国诗歌，他对白居易的简介也与韦利的版本有着诸多差别。两者之间的这些差异意味深长，它告诉我们，布莱希特被中国诗歌吸引的原因远非泰德娄所认为的那样简单。
在被布莱希特作为蓝本的《中国诗170首》中，韦利关于白居易生平的介绍是这样开始的：
白居易出生在山西太原①……他的父亲是二等地方官助理。他告诉我们，他家境贫寒，常常陷于困顿。(1947：105)布莱希特关于白居易的简介则是：
《政治家》、《被子》与《黑潭龙》3首诗均出自中国诗歌大师白居易之手。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己却成为了官员。(1938：157)
布莱希特写得没错，白居易幼年的确家境贫寒，然而他的成长却与布莱希特所写的出入甚大。韦利文中的官宦之家(白父曾任彭城县令、徐州别驾、襄州别驾)在布莱希特笔下居然变成了“贫苦的农民家庭”，换言之，从统治阶级变成了被统治被剥削阶级。随后，韦利所关注的白居易的成长历程，特别是他和政治家、诗人元稹之间多年的友谊以及白居易在“帝国首都”(the political capital of the empire)崭露头角的经历都被布莱希特置之不理，只以一句“自己却成为了官员”一笔带过，显然他不想让读者注意到白居易的显赫履历。同样，韦利对白居易诗歌风格和效果不遗余力的介绍也在布莱希特那里变得面目全非。韦利在《中国诗170首》中这样写道：
与孔子一样，他将艺术仅视为一种传播教谕的手段。……相应地，他视其教谕诗的价值远过于其他作品，但显而易见的是，他最好的诗中许多都根本不带任何道德内容。……教谕诗或者说讽谕诗属于他第一次被流放前的作品。他自夸：“要是暴君和佞臣听到我的《秦中吟》，他们就会面面相觑、颜色更变。”……他的讽谕诗无疑是真正的诗歌，但却缺乏真正的智慧，我们应简单地将其看成诗体的道德故事。……简而言之，他重视内容要甚于形式，这是他理论的一部分，却并非他行动的一部分。……他的诗歌“传唱在君王、王子、妃嫔、贵妇、农夫和马夫口中”，镌刻在“村塾、寺院、船舱的墙壁上”。(1947：110-112)
布莱希特对上述介绍进行了大幅压缩，同时其译文重心也发生了明显偏移：
“与孔子一样，他将艺术视为一种传播教谕的手段”(韦利)。……他这样描述自己：“要是暴君和佞臣听到我的诗歌，他们就会面面相觑、颜色更变。”他的诗歌被“传唱在农夫和马夫口中”，写在“村塾、寺院、船舱的墙壁上”。(1938：157)
布莱希特首先基本原封不动地照搬韦利的评价，强调白居易与孔子一样重视诗歌的教谕功能，但是却“忘记”了韦利的批评：白居易“最好的诗中许多都根本不带任何道德内容”。同时，他也“忘记”了韦利的另一句话：“教谕诗或者说讽谕诗属于他第一次被流放前的作品”。所谓“要是暴君和佞臣听到我的诗歌，他们就会面面相觑、颜色更变”，在韦利眼里也不过是一种自夸(he boasts)。此外，白居易的讽谕诗在韦利看来“应简单地将其看成诗体的道德故事”，但布莱希特却只保留了韦利原文强调白诗批判性的部分，不遗余力地将读者注意力引向了白居易对统治者的抨击。
布莱希特还制造出一种印象，仿佛白居易的诗歌恰恰是在下层人民如农民和马夫当中深受喜爱。而韦利分明写的是：他的诗歌“传唱在君王、王子、妃嫔、贵妇、农夫和马夫口中”。白居易诗歌受到的热爱显然与阶级成分没有关系。那么，布莱希特为何偏偏要隐瞒“君王、王子、妃嫔、贵妇”呢？因为所谓“对统治者的批评”会与“统治者的喜爱”成为难以解释的矛盾。而在布莱希特省略掉的部分中，韦利其实已经解释了两者并不矛盾的原因：“简而言之，他重视内容要甚于形式，这是他理论的一部分，却并非他行动的一部分”。换言之，讽谕诗只是在白居易“第一次被流放前”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白居易也并没有将他的社会批判文学主张贯彻到底。综合这些偏差可以看出，布莱希特是在小心翼翼地为读者塑造一个来自穷苦人民、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一边、不断批评统治阶级的伟大诗人形象，为此甚至不惜对传记内容进行巧妙加工。
在布莱希特的简介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还有白居易遭到流放的经历，这一倾向在其1934年的《诗人的流亡》(Die Auswanderung der Dichter)一诗中就已十分明显。他在那首诗中戏称自己如李白、杜甫、海涅等许多前辈一样背井离乡，“逃到了丹麦的草堂”。1938年，布莱希特还在短文《最后的话》(Das letzte Wort)中进一步将自己的流亡经历与中国诗人的榜样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在各国诗歌中，现存最为古老的当属中国诗，它曾受到来自某些诸侯方面的特别关照：中国诗人中的佼佼者
有时会被逼离开那些他们的诗歌备受欢迎的省份。李太白至少流亡过一次，杜甫至少两次，白居易至少三次。大家可以看到：居有定所并非这种文学形式的首要目的，这种艺术更不只是一种用于取悦于人的艺术。(GBA，22：455)②
同样，布莱希特也在《六首中国诗》中将白居易塑造成了一位始终如一的流亡斗士形象：
他两次遭到流放。在两篇长长的题为《论停止战争》的警示录中，他批评了一场针对一个小小鞑靼部落的长期战争。在一部诗集中，他讽刺了官员们的强盗行径，并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人民难以忍受的苦难。当宰相被革命者们所杀时，他批评他对减轻民怨无所作为，因此遭到了流放。他的第二次流亡要归咎于他对皇帝施政不善、引发弊端的批评。(1938：157)
然而，在韦利笔下，白居易“两次遭到流放”却是另一番景象。首先，韦利曾明确指出白居易的诗歌在流亡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布莱希特则故意暗示白居易的讽谕诗与两次流放有着紧密联系。其次，韦利指出，白居易对官员掠夺的抨击不是针对整个统治阶级，而是针对掠夺成性的“小官吏”。(1947：107)至于批评宰相一事，布莱希特所述与韦利的介绍也有出入。白居易的确要求“减轻民怨”，但他被贬却是因为政敌对他的攻击。而所谓白居易的“第二次流亡”也与欧洲语境中的“流放”相去甚远，因为白居易其实只是请求外放，而且所去之处也是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和苏州。但正是经过这些有目的的加工，白居易的社会批判立场终于与其所谓“流亡”经历建立起了令人信服的因果关系：他出身贫寒，反对战争，抨击掠夺，批评统治阶级，他始终站在下层人民一边，因此也受到了劳苦大众的喜爱。流亡是他为其社会批判性诗歌所付出的代价，但同时也是成功的社会批判家获得认可的光辉标志。
同时，通过树立中国诗人的榜样，布莱希特还向流亡异国的德国作家清晰地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白居易的诗歌正是因为诗人坚定不移的批评立场才广为流传，传唱在广大人民口中，同时令暴君佞臣惊慌失措，并最终为诗人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既然如此，对于德国作家而言，因反抗纳粹而流亡异国也不应当被视为一场悲剧，相反，它最终将为坚持真理的流亡作家赢得人民的拥戴和永恒的声誉。1942年3月，布莱希特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更加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我们的文学史上不像中国有那么多的流亡作家。据我所知，中国诗人和哲学家习惯于走上流亡之路，就像我们的人进入科学院一样。它是如此普遍，很多人都流亡过多次，但那却似乎是一种荣耀，或许可以这样写：人在一生之中至少要有那么一次将故国的尘土从脚底掸去。(GBA，23：9)
就这样，布莱希特不仅借助中国诗人的榜样为德国作家指出了流亡文学的光辉前景，同时也在自己以及千千万万流亡者心中激起了与德国法西斯斗争到底的信心和勇气。
2.布莱希特对白居易诗歌的改写
韦利的《中国诗170首》选题很广，布莱希特的《六首中国诗》则集中在两个方面：对统治阶级的批评和对流亡生活的思考。更准确地说，中国与德国诗人所共同拥有的流亡经历和社会批判意识成为了他选题的标准。我们在此重点分析《六首中国诗》中来自白居易的3首。
《寄隐者》③讲述的是一位隐士去都城卖药，路上遇见了刚刚失宠、被贬去崖州的右丞相，由此感叹君恩不长，只有归隐山林才是明智的选择。从翻译角度来看，布莱希特基本忠实于英译本，在词句和结构上并未进行较大的改动，但在细节之处仍有调整，其中出入最大的是结尾4句：“青青东郊草，中有归山路；归去卧云人，谋身计非误”。韦利的译文为：
Green,green,the grass of the Eastern Suburb:
And amid the grass,road that leads to the hill,
Resting in peace among the white clouds,
At last he has a "coup" that cannot fail!(1947:138)
原诗以“归隐”为核心，因此有“中有归山路”及“归去卧云人”2句，英译本亦有“在白云中平静安歇”之说，但布莱希特将其压缩为3句：
Grün,grün,das Gras der 
stlichen Vorstadt,durch das
Die Strasse zu den Hügeln führt.Zuletzt
Hat er den "Coup" gemacht,der nicht fehlgehn kann.(GBA,11:257)
其中，“Resting in peace”一句在布莱希特笔下消失了，这使原诗中以归隐山林、与世无争为指向的“归隐之路”发生了剧变，原本作为核心的“归隐”之意荡然无存。相反，流亡者虽然离开了宫廷，但是却在繁华都市之外、在贫苦人民生活的“Vorstadt”(城郊，也有贫民区之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布莱希特的改写恰恰反映出他没有因流亡而消极遁世，相反却在白居易的激励下将流亡视为获得更大成功的契机。
《被子》(Die Decke)一诗则体现了白居易对贫困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阶级的批判。布莱希特还曾将他所喜爱的这首诗歌植入名剧《四川好人》，后将其更名为《大被子》(Die，groβe Decke)。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不同语境之中，该诗也被赋予了多种不同含义，为后人提供了广阔的解读空间。其实，在韦利的英译本中，译文已与原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有很大差别，原诗共有14句，而韦利仅挑选其中的第9、10、13、14句(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组成了一首新的4行诗：
THAT so many of the poor should suffer from cold what can we do to prevent?
To bring warmth to a single body is not much use.
I wish I had a big rug ten thousand feet long,
Which at one time could cover up every inch of the City.(1947:157)
在韦利的译文中，白居易的创作动机仍然清晰可见。诗人那时在东都洛阳担任着一个待遇优厚但却终日无所事事的闲职。在诗中，他羞愧自己在隆冬之中不能救助广大穷人，因此幻想能有一条巨大的被子将整个城市都暖暖和和地包裹起来。韦利虽然只是节译该诗，但却准确传达出了诗人同情百姓疾苦、为贫苦人民着想的思想。布莱希特根据韦利译本译出了下面的诗歌：
Der Gouverneur,von mir gefragt
Was,den Frierenden unserer Stadt zu helfen,ntig sei
Antwortet:Eine zehntausend Fuβlange Decke
Welche die ganzen Vorst? dte einfach zudeckt.(GBA,11:257)
译文：州官，被我问道：/要帮助我们城中受冻之人，急需什么？/答曰：一条万尺长的被子，/干脆把整个贫民区遮盖起来。
布莱希特在此加入的第一句“州官，被我问道”改变了整首诗的含义，全诗变成了“我”与一位地方官员的对话。诗歌的重心不再是“我”对穷苦人民的关切，而是变成了对统治阶级施政不善的抨击。一方面，读者可以看出，穷人是如此之多，要为所有挨冻受苦的人提供帮助只能是一种幻想。当《被子》一诗在《四川好人》中出现时，剧中人物就这样点评道：“不幸就在于城中的苦难是如此深重，以致没有哪位可以单枪匹马去对抗”。(GBA，6：196)而另一方面，全诗又是对统治者麻木不仁的辛辣讽刺。面对诗人关系民生的严肃问题，统治者非但不积极想办法解决，相反却做出一副无能为力、甚至有些玩世不恭的姿态：本官除非会变魔术，弄出一床万尺大被，否则什么也做不了。布莱希特在此还将“the City”改译为“整个贫民区”(die ganzen Vorst
dte)，进一步突出了社会贫富阶层之间、剥削阶级与贫苦人民之间的对立。同时，诗中身居高位者不是积极思考如何解决底层人民的疾苦，反而想着如何才能粉饰太平，掩盖贫民区中民不聊生的惨状。如此一来，该诗就成为了一首辛辣的政治讽刺诗，矛头直指包括州官在内的整个剥削阶级。
《黑潭龙》则本身就是一首政治讽谕诗，原诗还有一个明白无误的副标题：《疾贪吏也》。韦利在《中国诗170首》中曾如此点评道：“他(白居易)曾经讽刺小官吏们的掠夺成性，并唤起对人民所遭受的难以忍受的苦难的关注。”(1947：107)布莱希特的译文基本遵照韦利的英译本，但却加强了讽刺的味道。例如，原诗中“灾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被改写成“村民们将丰收、歉收、蝗灾、皇家委员会、赋税、瘟疫都视为那非常神圣的龙所赐”。(GBA，11：258)多出来的“皇家委员会”“赋税”使诗歌矛头直指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白居易原诗中还有对为神龙举行的“朝祈暮赛”的描写：“神之来兮风飘飘，纸钱动兮锦繖摇；神之去兮风亦静，香火灭兮杯盘冷。”韦利的译文基本忠实于原诗，而在布莱希特笔下这一节却变成了一段针对神龙的“颂词”：
Gegrüβt seist du,Drache,voll der Gaben!
Heil dir im Siegerkranz
Retter des Vaterlands,du
Bist erwhlt unter den Drachen und erwhlt ist
Unter allem Wein der Opferwein.(GBA,11:258)
译文：向你致敬，龙，满带祭品！/祝你健康，在胜利者的花冠下/祖国的拯救者啊，你/是从众龙之中拣选而出的/这祭酒也是从众酒中拣选而来。
此段第一句其实模仿了天主教赞美诗《万福玛丽亚》(Ave Maria)的开头：“向你致敬，玛丽亚，满带慈悲！”而第二句和第三句则是借用普鲁士的国王颂歌“祝你健康，在胜利者的花冠下/祖国的统治者啊！”(Heil dir im Siegerkranz，Herrscher des Vaterlands!)(Marsch，1974：261)在当时的语境中，“Heil”这一祝福语其实已被纳粹党徒紧紧地与希特勒的名字(Heil Hitler!)捆绑在了一起，而所谓“祖国的拯救者”也正是纳粹分子对希特勒的颂词。此外，德国纳粹还根据种族理论自命为“优秀民族”，而根据《旧约》记载被上帝拣选的犹太民族则正遭受着灭顶之灾，成为纳粹统治的牺牲品。译文中具有浓烈《旧约》色彩的erwhlt(被拣选的)和Opferwein(祭酒，Opfer还有“牺牲”含义)两词进一步使布莱希特影射纳粹暴行的用意展露无遗。如此一来，原本是抨击官吏掠夺成性的讽谕诗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成为布莱希特影射黑暗现实、抨击希特勒统治的政治讽刺诗。
3.结语：“春秋笔法”与“传播真理的计谋”
对白居易诗歌的改写体现出布莱希特空前重视中国诗歌超越时代的一面。在《中国诗》手稿中，布莱希特曾写道：“这诗就像它诞生的第一日那样具有现实性”。(GBA，11：390)可见，在中国诗歌中，布莱希特一方面看到了白居易等人作为“流亡诗人”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一面，看到了学习的榜样；另一方面也从中国“流亡诗人”身上看到了“流亡文学”超越时代的意义和永恒的光芒，认识到流亡不是人生悲剧，而是一场战斗的延续，并最终将为“流亡诗人”带来无上荣耀和辉煌。
布莱希特的作品《描写真理的五重困难》(Fünf Schwierigkeiten beim Schreiben der Wahrheit，1935)还为我们分析他改写中国诗歌的用意提供了更重要的线索。他在这部诞生于流亡早期的作品中写道：“在今天，谁要是想同谎言和愚昧作斗争并写下真理，必须至少克服五重困难。”它们包括“书写真理的勇气”“认识真理的智慧”“把真理变为可以运用的武器的艺术”“判断真理在哪些人手中发挥作用的能力”和“在这些人当中传播真理的计谋”。(GBA，2：74)在“为了传播真理，计谋是必要的”一节中他这样写道：“无论什么时代，只要真理遭到压制和掩盖，为了传播真理，都应用计谋。孔夫子篡改了一部爱国主义的历史年表。他只是改变了某些用词。比方说如‘楚国统治者杀死了哲学家宛，因为后者说过什么什么’。孔夫子把‘杀’改为‘谋杀’。又比方说一位暴君被刺杀，孔夫子将其改为‘处决’。由此孔夫子开创了一种新的评价历史的先河。……孔夫子的计谋在今天仍有用处。”(布莱希特，1998：133-134)布莱希特在此高度赞誉的“孔夫子的计谋”正是我们所熟悉的“春秋笔法”。从布莱希特将白居易刻画成模范的“流亡诗人”、将中国诗改写成抨击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麻木不仁的讽刺诗等范例中均可看出他对“春秋笔法”的娴熟运用。通过令人难以觉察的改译，布莱希特最终使古老的中国诗歌成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诗，在不动声色之中抨击了纳粹统治，传播了他对流亡文学的见解，也最终使《六首中国诗》成为一件他在流亡途中巧妙“传播真理”、不屈不挠与纳粹斗争的有力武器。
“中国榜样”对布莱希特的人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不仅让作家对“流亡文学”的定位与实质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使他非但没有像茨威格、本雅明那样沉沦下去，相反却在流亡路上达到了文学创作的巅峰，奉献出《伽利略传》、《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四川好人》等名篇，并最终成为德国流亡文学的代表人物。而布莱希特在翻译中所使用的“春秋笔法”更使人看到了中国文化在德国文学大师身上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他用“中国榜样”激励德国流亡文学的良苦用心。
注释：
①韦利在此处的介绍有误，白居易虽自称太原人，但他的出生地是河南郑州新郑县东郭宅。(陈友琴，1978：1-2)
②Bertolt Brecht Werke：Groβ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简称GBA，文中凡引自此文集之处均只注明卷数和页码，详见参考文献[4]。
③韦利将诗名《寄隐者》译为The Politican，后修订为Hermit and Politican。受其影响，布莱希特在译作中将其冠名为《政治家》(Der Politi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