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鹏[1]2003年在《《围城》综论》文中指出钱钟书先生是一位着名学者，同时又是一位有着自己风格的作家。其长篇讽刺小说《围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 《围城》于1946年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围城》在海外的影响很大，曾被译成英、俄、日、法等多种文字。海外的“《围城》热”在20世纪80年代波及到了国内。 对于《围城》，研究者们的着眼点大都集中在其中的讽刺性人物形象、它的艺术性和是一部新的《儒林外史》。本人不揣浅薄，也愿意加入其讨论和研究。 一、关于《围城》的人物形象 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往往倾注着作者对生活的体味对人生的思考，当然，也往往体现着作品的主旨。《围城》中的方鸿渐是贯穿小说情节始终的人物，是作品的主人公。 小说表现的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状态。正当日本侵略深入到腹地的时候，方鸿渐从西欧回到了“外患内乱的祖国”。小说从此展开了对他的思想性格的刻划。 首先，在情场上，方鸿渐陷入了人生的“围城”之中。他追求唐晓芙却不能如愿，而苏文纨竭力追求、百般纠缠他，却激不起他爱的激情。最终和孙柔嘉结了婚，二人却感情不融洽。方鸿渐在这一“围城”中有闯荡的欣喜，也有被“围困”的苦恼。小说形象地表现了方鸿渐在情场争斗中的失败。 其次，在家庭中方鸿渐同样陷入了“围城”，他一结婚，就感到进入了“金漆的鸟笼”，小说用了近七分之一的篇幅描写了方鸿渐家庭的矛盾，形象地表现了他在“围城”中的痛苦。 另外，在事业上，方鸿渐也陷入了“围城”。他奔向的叁闾大学，充满着人生陷井，在这种彼此拆台、互相诽谤、造谣中伤的生活氛围中，“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通过方鸿渐的人生感叹，可以透露出他在这“围城”中无力挣扎的心态。 总窥这部小说对方鸿渐的刻划，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带着“忧世伤生”（《围城｝）序）的。C态表现方鸿渐“忧世伤生”。C态的。小说的结尾是有寓意的，方鸿渐和太太打闹吵骂以后，太太抛下他而去，他“情思弥漫纷乱”，‘凋身疲乏；肚子饥饿”，而“落伍的”老钟当当地敲了起来，“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至此，一个无力挣扎、无所作为、在人生的“围城” 中几乎要窒息的软弱的知识分子形象完成了最后刻划。 方鸿渐的人生道路是悲哀的。当然，无疑也是时代的悲哀。二、关于《围城》的艺术性 《围城》中的知识对表达主题、塑造人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在客观上存在着堆垛知识的缺点，甚至还有些文字的随意性，作家在创作时没有太多地照顾到读者的接受过程。小说要靠塑造形象来反映生活，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观念，而绝不是以知识育人。我们读完《围城兄看到了很多典故和譬喻警句，而生动的细节描写不多，这一缺点是《围城》不可回避的。 《围城》中存在着大量的议论。这些议论虽在＊、说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造成了文本的叙述过于直白，读者的接受过程被直线化了。《围城》中的人物和事件，本来具有很大的挖掘潜能，读者可以从人物的言行和心理中的事件的自然发展中引发自己的思考，而作品中的议论不仅干扰了作品的情节和人物，也在干扰读者的思路，有时甚至是作家在代替读者思考，形成了《围城）｝一个有趣的‘喇作—一接受”过程：作者采取俯视的姿态对小说中的一切渗透自己的感受，展示自己的观点，而读者在对小说人物和情节平视的同时，由于大量议论的存在和议论本身的精彩，感受到了这个无处不在的上帝在作品中的存在，于是自觉地仰视。这种干扰和代替在客观上降低了《围城》的艺术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艺术感染力。 《围城》作为一部“讽刺小说”，其特点不仅表现在讽刺的广度、深度，更重要的，这部讽刺作品体现出作家对于讽刺艺术的不懈探索，显现出了有别于其他作品的独特艺术魁力。作家善于进行生动传神的 2 多肖像描写和细致入微的心理刻划，并能够深刻的剖析人物的精神世界，从而塑造了独特的讽刺形象；钱钟书依靠自身的高深理论学识和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力；在《围城》创作中自觉地进行了讽刺手法的探索，形成了幽默诙谐而又寓意深刻的讽刺风格，和同时期的优秀讽刺小说作家相比，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叁、关子“新儒林外史” 《围城》素有“新儒林外史”之称；和《儒林外史）｝相比，就表现的生活内容讽刺态度和讽刺手法既有相通之处，但是因为时代的巨大差异，作者的生活经验和人生体味及文学修养不同，两部作品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围城》在“忧世伤生”的感情基调下，对主人公的人生经历进行了哲学思考式的讽刺，暴露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空虚、无聊和异化，剖析了其深受封建遗毒和西洋糟粕戮害的精神世界，对社会进行了文化批判，显示出鲜明时代特征。但《围城?
高俊林[2]2001年在《钱钟书小说创作综论》文中认为作为现代小说的佳构，钱钟书的《围城》与《人·兽·鬼》无论是在智识性讽刺的文体试验上，还是在现代人类生存悖论的意义表达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本文即从对以上两作的文本分析着手，探讨了目前围绕着钱钟书的小说创作而争议较多的一些问题，诸如“围城”意识、影射与自叙传、讽刺技法与心理现实主义乃至社会意义与文学自身的关系等等。最后指出，钱钟书的小说以其深远的影响为此后的知识分子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贵的借鉴意义。
鲁美妍[3]2011年在《当代知识分子小说60年的发展历程和文学价值综论》文中研究说明当代知识分子小说经过60年的发展历程,以其大量真实复杂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富有深度的历史文化反思和对现实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敏锐呈现,成为一道风影独特的文学景观。从小说创作主题来看,当代知识分子小说经历了理想、现实、欲望等多重变奏,其形态从单一逐渐发展为多元,主题意蕴也从简单走向复杂,知识分子小说的批判反思功能在主题深化的过程中日渐显露,深刻揭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价值和精神的嬗变。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一方面源于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始终保持密切复杂的关联,形象塑造常常取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更变,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在不断变换的社会形态中经历着不断地分化和自我人格的重塑,因而,当代知识分子形象的面貌更为复杂多样。从启蒙者到被改造者身份的蓦然倒置,从归来者的荣光到市场经济下的边缘人,从为民请命的立言者到欲望时代中的迷失者,当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反右”、“文革”、市场经济改革叁个历史阶段后,社会地位与历史命运几经转折颠簸,始终充满了悲剧色彩。对于作家而言,知识分子小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创作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存在同一性关系。知识分子与时代、政治、经济、大众之间的关系变化,在知识分子小说叙事中都有所体现。知识分子小说叙事视角的变化、叙事声音的选择以及作家叙事立场的选择都与知识分子现实生存境遇、心灵轨迹的嬗变有着密切关联。以80年代中期为界,当代知识分子小说的叙事策略发生了从建构到解构的骤变,意味着作家的叙述立场由“自赏”变为“自审”,也是当代知识分子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发生巨大改变的结果。在叙事风格方面,当代知识分子小说也经历了从写实到反讽的明显转型,显现了作家创作思想和小说艺术的不断成熟。从思想价值来看,首先,当代知识分子小说是作家以文学的形式对国家政治经济变革的呼应和记录,是时代风云变幻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其次,当代知识分子小说是作家对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现实生存状态以及精神世界的全面观照与揭示。第叁,当代知识分子小说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反思的重要组成,是当代知识分子不断自我反省、自我祛魅的见证。从审美价值来看,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更为复杂多变,造就了当代知识分子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另外,当代知识分子小说在自我精神拷问和直面现实这个两个层面对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当代知识分子小说是当代作家追求理想、寻找自我、记录生命与成长的心灵凝结。当代作家无论是在时代动荡和生存挤压的政治夹缝中,还是在浮躁夸张、泥沙俱下的消费时代,都不曾丢弃对理性、理想和批判的坚持,都没有停止对灵魂深度的追索和拷问,这是当代知识分子小说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也是对于文学和社会最重要的贡献。
郭齐勇[4]2004年在《综论宋元明时期长江流域的儒学》文中研究指明宋元明时期的主流话语 ,是不同于佛教、道教而又吸取了佛道二教的儒学。此时代的儒学有了新的范式 ,与汉代至唐代的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北宋初期的宋学十分博大 ,中期的宋学即理学 ,理学是宋学的核心。理学随着造道运动的濂、洛、关、新、蜀诸派而大兴。南宋儒学即理学 ,是宋学发展的第叁阶段 ,其中有在同一思想框架下运作的不同流派 ,如朱子闽学、胡张湖湘学、陆氏江西学、吕氏婺学和浙江陈叶功利学派等。在宋学特别是理学的发展过程中 ,长江流域孕育了不少卓越的思想家与学者。不少儒学群体在这里崛起。包括朱子学在内的理学的深化与发展 ,得益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学人。理学的兴起是儒家知识人面临政治危机、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 (佛教的挑战 )的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及产物。理学知识分子在民间自由讲学 ,关心百姓疾苦 ,参与社会政事 ,以社会清流维系着世道人心 ,成为活的政治与道德资源。理学把中国文化的精髓保存下来 ,发扬光大 ,并下移到民间社会。元代是理学传播、普及并上升为官方哲学的时代。明代理学沿着朱陆异同问题的讨论而发展、成熟 ,并随着王阳明后学的分化而转向 ,但仍属于儒学内部的自我调整与更化。理学是东亚的精神文明。理学家讨论的本体宇宙论、道德形上学、道德境界、?
佚名[5]2018年在《欢迎订阅《国外文学》》文中研究说明《国外文学》系中文核心期刊,是由北京大学主办的一份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评介外国文学的学术性刊物,主要面向国内外国文学研究、教学工作者及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国外文学》目前设有如下相对比较固定的栏目:文学理论探讨、综论与评述、文本分析与阐释等等,同时还设有各种专题性质的栏目。
赵庆超[6]2007年在《在似与不似之间》文中指出引言:鲁迅和钱钟书小说话语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审美理想和个人生命体验呈现为异中有同的鲜明趋向。梳理鲁迅、钱钟书小说话语,有助于揭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复杂性。两人小说话语的比较研究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对比研究两人小说在文化批判、主体呈现、心理转型上的异同,并解析由这些方面所带来的启示和意义。上篇:同中有异的小说话语范式。第一节:批判的深刻与重建的艰难。鲁迅和钱钟书全面而深刻地批判了集体无意识对个体生命的无情吞噬和有意遮蔽的生存本相。鲁迅通过批判社会来观照人生,以民族为出发点来建构的小说世界近于“一个民族的寓言”;而钱钟书是通过剖析人生来批判社会的,批判人类缺陷和展示人类困境的言说方式更近乎人类的寓言。它们仅仅暗示了通向未来的诸种可能性,并没有描绘出未来世界的理想图景。鲁迅既带着难以改变国民现状的绝望,又进行着反抗绝望的挣扎;钱钟书在揭示人类困境的同时,多是对人生、社会的挪揄和拈花微笑似的自嘲。第二节:全知的审视与内省的自剖。鲁迅和钱钟书的小说存在着两种主体意识:向外的批判意识与向内的自省意识。鲁迅以丰厚的人生阅历和宽广的形象系列作底衬,对老中国的国民自然地生发出深刻的文化批判;钱钟书不是在占有大量社会表象的基础上进行文化批判,而是以充分寓言化、哲理化和象征化的方式展现社会和人生的。鲁迅的一些小说特别是有“我”参与其间的自剖小说自觉流露出作家自我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历程,而钱钟书的小说主要采用第叁人称的叙事包装,把作家自我情感隐藏到文字背后,较为隐蔽地传达主体的情感和思想。第叁节:悲悯的同情与男性的偏见。钱钟书和鲁迅都对其笔下的女性形象的顽固劣根进行嘲讽和批判,对其不幸命运表示同情与怜悯,彰显了强烈的人文关怀。鲁迅笔下的女性多带有老中国儿女的气息,生活在“无爱的人间”;钱钟书小说中的女性多为新式人物,自主性较大。两人都不幸撞上了传统男性叙事的“暗礁”,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常常处于客体式的被描摹地位,女性主体痛苦复杂的精神世界常常阙失,多的是对其悲悯的同情;钱钟书小说中的女性也多为结构“符码”,男性人物和叙事者的刻薄评论,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作家的悲悯与同情。下篇:两种小说话语范式的启示。第一节:文化角度的揭示与批判。鲁迅和钱钟书都善于从文化视角对人性和社会进行考察,试图揭示和批判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对正常人性的压抑和扭曲。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症候催生了鲁迅和钱钟书的文化批判视角,又在很大程度上遮蔽或曲解了这一富于原创性的人性诊断工程,继承和深化这种文化批判精神,彰显和提升这种深邃的文学品格,无疑是一个富于启示性的话题。两人小说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为二十世纪中国精英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样本,其生成模式为后起作家深刻地反省自己的知识缺陷和文化背景提供借鉴。第二节:主体把握的深刻与残缺。鲁迅和钱钟书都自觉地从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兼及天下”式的“治者”位置上抽身而出,把自己定位在“诊者”的边缘位置上,显示了现代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自觉与自我定位的准确。二十世纪中国更多作家的致命缺陷就在于不敢或不愿把自我连同世界放在一起进行审视,总是竭力维护一个完整的无所不能的主体自我,其实正暴露了他们内在主体性的孱弱和萎缩。回到鲁迅和钱钟书的小说起点,思考精英作家如何清醒地把握自己并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如何通过小说传递使命意识,依然对当代作家具有借鉴意义。第叁节:传统暗影的挣脱与羁绊。鲁迅和钱钟书都在小说中表现了文化转型的可能性与复杂性,既从理性层面上表现出对旧文化的批判和对新文化的认同,又在感性层面上对传统文化的某些价值观念表示留恋。从对女性人物的处理上更容易看出他们挣脱传统暗影的努力和传统暗影对他们下意识的羁绊,其实之后的许多小说家创作观念中的传统暗影更为浓重。敏锐地发现传统的精髓进行较好地运用,又机智地摆脱传统的种种陷阱,吸收现代先进的理念推动提高文学创作,是每一个作家迫切完成的任务,鲁迅和钱钟书的小说提供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和可资反思的教训。结语:鲁迅和钱钟书的小说话语是二十世纪中国精英话语的重要代表,但实际上处于二十世纪中国时代主潮的边缘,长期遭到误读。两人从边缘或者说“在野”的场域向民族或人类的文化惰性中心发出的冷峻声音,对当前的文化语境依然具有穿透力。
万重庆[7]2014年在《浅评《化学元素综论》》文中指出在众多专业性化学类科技书中,《化学元素综论》作为化学元素知识手册型书籍,其通俗易懂的编写形式和准确可靠、丰富而又齐全的科学数据,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难得的学习和工作参考书。
米永盈[8]2009年在《东周齐国乐器考古发现与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大量东周时期齐国乐器考古发现作为研究材料,以考古学与音乐学、文献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并采纳其它相关学科的治学思路,对乐器这种特殊的古代文化遗存进行研究。乐器是音乐籍以存在的物质载体,也是人类表达情感的物质媒介,因此乐器既与一般器物一样具有年代、器形方面的鲜明特征,又具有发音、奏乐的特殊效用,其形制的变化每每与古人对不同音响功能的追求有关,而对音响效果的不同要求往往又是人们审美标准转化的结果。因此本文既要从考古学角度对研究对象的外在形态、制作时间和发掘地点等进行排比,以揭示其变化规律和发展序列,同时又要对其测音结果以及与发音有关的形制特征、制作方法等进行分析,以探求其音乐性能、复原其本来面貌,还要结合文献记载深入挖掘这些乐器形制和音响背后的社会现象,以便将研究对象提高到审美文化的层面进一步理解和认识,故而文章正文分为四大部分:一、东周齐国乐器考古发现的地域分布及年代分析。按照乐器的发现地点,现有研究对象可归入鲁中、北地区和胶东半岛两大区域,鲁中、北地区又可分成临淄王都和临淄周边两个亚区,不同区域之间乐器在品种、数量方面的差别极为明显。其中,临淄王都附近的出土乐器全部是礼乐重器钟和磬,共计163件,占齐国东周乐器考古发现总数的59.7%。临淄周边地区的乐器发现也以钟、磬为主,另外还有句鑃和陶埙等,共计89件,占总数的32.6%。胶东半岛乐器种类主要是钟和钲,还有一枚磬和两件陶鼓,共计20件,占总数的7.3%。乐器的种类和数量反映出不同地区的音乐活动在规模与级别方面的差异。将各类乐器按照器型特征分别对比排序、梳理其年代、研究其各自的演变规律,结果表明迄今所见东周齐国乐器的时代上起春秋早中期、下迄战国末期。将这些乐器与同期中原乐器以及齐国故地其他族属墓葬的出土乐器相比较可知,鲁中、北地区乐器的造型、纹饰等所现地域特点并不十分鲜明,唯有钟类乐器多显质地轻薄、纹样简约,明器或半成品较多;胶东半岛出土东周齐国乐器的造型与鲁中、北地区基本一致,但钟类质地相对厚重、纹饰也与鲁中、北制品有一定区别,应该是较多保留东夷文化因素的结果。二、东周齐国乐器考古发现的分类研究。本章分析东周齐国各类乐器文物的器型和部分实用乐器的测音结果,并结合《考工记》等文献探讨与形制和测音相关的乐器制作方法问题。发现齐国东周各类钟器都有自身的器型演变规律,但它们虽然大多具备可以科学发音的形制特征,却多数是不能发音的明器。唯商王村M2钮钟形制特征突出,其铣棱微弧、鼓栾、乳状枚的腔体形状是现存东周齐国钮钟中所仅见。这套钮钟也是现存齐国东周钟类乐器里唯一确定有音乐性能的,其甲、乙两组分别可以在不同调高上构成七声音阶和在一定范围内旋宫转调。齐国东周石磬多数制作规范且组合成编,其尺寸数据虽大多与《考工记》所述不符,但究其原因应该是后期调音时打磨磬坯不同部位所致,说明东周齐国编磬在当时仍被用于音乐实践,部分编磬的测音结果表明东周齐国磬类乐器具备旋宫转调功能,在某些调性上甚至可以构成六声音阶,还能与编钟协同演奏。东周齐国句鑃和钲类乐器发现较少,但其地域特点、时代特征以及功能属性、演奏方式等都有比较明显的反映。琴、鼓、竽等乐器由于制作材料不易保存,其形制与功能只能借助现存明器甚至图像进行推测,但后者提供的珍贵形象资料验证了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也证实东周齐国已经具备了制作和使用这些乐器的物质条件。叁、东周齐国乐器考古发现的特点及其文化成因。东周齐国乐器考古发现的特点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乐器品类以钟、磬居多,出土地主要集中在鲁中、北尤其是临淄附近。2、钟类乐器以明其居多,除几例时间较早、保留一定东夷文化因素的胶东半岛制品外,鲁中、北地区制品多数质地轻薄、纹饰简约,镈钟、甬钟情况更甚。3、磬在后期调音时打磨不同部位,说明仍具有一定的音乐实践价值。4、钟、磬多成套使用,每套数量不一、无一定规律、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另外,当地大、中型墓葬中多见女性殉葬者。结合大量的文献记载,可以将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归纳为四点:1、贵族生前对奢侈消费的追求和对音乐的喜好以及当地盛行的厚葬风气决定了随葬乐器数量之众多。2、齐国音乐缺乏礼教精神、注重娱乐性的特点促使当地东周时期流行琴、瑟、竽等乐器,编磬虽尚存一定实用功能,但与之同为礼乐重器的编钟却已简化成了一种象征符号,齐国器乐文化充满世俗化的风格。3、随着旧式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等级的重组,东周齐国墓葬当中的僭礼越制现象十分严重,致使钟、磬等乐器的种类、数量以及单套乐器的件数无一定规律可循,而低级贵族墓中也以镈钟随葬,反映出当时礼乐废弛的社会现状。4、齐国东周时期随葬乐器常与年轻的女性殉葬者同出,证实了文献中关于齐国“女乐”的记载。这种现象不见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墓葬中,说明齐国墓葬中随葬乐器不单为了标志墓主人的身份和财富,更是为了模仿其生前娱乐场景,希望其死后能够继续享受“女乐”及其奏乐表演。这也恰恰证实了齐国音乐的娱乐功能、俗乐性质以及齐国乐器随葬制度不遵循周礼的事实。四、东周齐国器乐文化在秦、汉时期的延展。迄今为止齐地尚未发现有秦代乐器文物,存见汉代制品也为数不多。但比较东周齐国与齐国故地汉代乐器考古发现的形制特征和音乐性能,发现二者存在较多的一致性。形制方面,临淄商王村M2钮钟与洛庄汉墓、临淄稷山汉墓钮钟共有的弧铣、鼓栾、乳状枚等特点反映出其中潜在的源流关系,临淄大武齐王墓和洛庄汉墓錞于基本一致的造型则说明两者共同受到先秦齐国乐器传统的影响。音乐性能方面,商王村M2乙组编钟、编磬能够相互配合,洛庄汉墓编钟与第4套编磬亦可相互配合,上述钟、磬所适用的宫调也基本一致:商王村M2乙组编钟适于演奏bB宫七声下徵调式或俗乐调式、bE宫七声正声调式或下徵调式,乙组编磬发出bB、bE、bA各调的骨干音;洛庄汉墓编钟适于演奏bB宫俗乐调式、bE宫下徵调式、bA宫正声调式,第4套编磬左组可演奏bA宫或bE宫旋律,右组可以演奏bB宫或bE宫旋律。而洛庄汉墓第4套编磬上的铭文又显示该磬可能出自齐地工匠之手,因此洛庄汉墓与临淄商王村M2乐器彼此之间的承袭关系十分明显。说明秦、汉之后齐国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虽已不复存在,但先秦齐国故地富有地方特色的音乐文化不仅未随齐国政权而泯灭,还对秦、汉乃至后世的音乐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刘传葵[9]2000年在《实践,需要理论的总结与指引──评刘金章、王晓炜教授新着《现代投资银行综论》》文中提出可以说，投资银行的崛起，是现代国际金融市场的一场革命。着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就这样说过：纵观美国着名企业，几乎没有一家不是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应用了兼并收购而发展起来的。美国的五次资产重组浪潮极大地推动了美国企业的发展。而在企业购
王建华[10]2007年在《社会考古学综论》文中提出“社会考古学”一词早在1921年就已出现,但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柴尔德为首的考古学家才真正开始社会考古学研究。至今,社会考古学大致经历了叁个发展阶段。其研究对象为社会;其内容则包括社会组织、社会规模、社会结构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等;其研究方法主要有聚落分析法、墓葬分析法、民族历史学分析法和人类分析法四种。而中国的社会考古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许多方面还有待改进。
参考文献：
[1]. 《围城》综论[D]. 韩鹏. 曲阜师范大学. 2003
[2]. 钱钟书小说创作综论[D]. 高俊林. 西北大学. 2001
[3]. 当代知识分子小说60年的发展历程和文学价值综论[D]. 鲁美妍. 辽宁师范大学. 2011
[4]. 综论宋元明时期长江流域的儒学[J]. 郭齐勇. 社会科学战线. 2004
[5]. 欢迎订阅《国外文学》[J]. 佚名. 国外文学. 2018
[6]. 在似与不似之间[D]. 赵庆超. 山东师范大学. 2007
[7]. 浅评《化学元素综论》[J]. 万重庆. 化学教育. 2014
[8]. 东周齐国乐器考古发现与研究[D]. 米永盈. 山东大学. 2009
[9]. 实践,需要理论的总结与指引──评刘金章、王晓炜教授新着《现代投资银行综论》[J]. 刘传葵. 浙江金融. 2000
[10]. 社会考古学综论[J]. 王建华. 中原文物.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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