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中亚论文,突厥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印欧种的雅利安人为原住民的中亚地区，其居民何时怎样变为以操突厥语的民族为主，又怎样信奉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个主要地区，这是需要加强研究的问题。中亚的突厥化更是一个难于划定时限的渐进过程。比较有把握的一点是无论在古代中国西域的城郭诸国，还是在锡尔河以南的绿洲地区，直至公元6世纪以前， 都还是住着操印欧语的农民。而绿洲农业地区的居民和草原地区操印欧语的游牧人并无种族和语言上的不同〔1〕。 近代以来在这里发现的古文字文书和印欧语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已说明了这点。司马迁也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2 〕”中国殷商时期曾迁入叶尼塞河流域的丁令人和西汉时（前2世纪）驱逐印欧游牧人塞种、 月氏等西迁的匈奴人究竟属何种族，操何种语言，还是一个研究中的问题。即使他们属于突厥人，也不存在他们使中亚突厥化的事实。匈奴人对西域城郭诸国经常进行袭击，是为了掠夺财富。后来虽能控制乃至统治其地和征收贡赋，但多半是通过或假手于本地首领去实现，匈奴人仍然留在游牧部落中，并不直接对农业区实施管辖，似此，当然谈不上使绿洲地区同化于匈奴。所以，此文所谓中亚的突厥化，只从中国史文记载中的突厥人（the turks proper）崛起以后讲起。
突厥一词，首见于汉文史籍，是在公元6世纪中期， 时突厥于每年冬季河水结冰后前来寇掠绥州——今陕西东部的绥德一带〔3〕。 公元545年，西魏派人通使于该部，这是在突厥已经相当强盛， 并向东扩展到距陕西不远的地方时才有可能。如要追溯突厥的起源，那就会要早得多。
中亚北部的草原地带，处在蒙古草原和南俄草原之间，都是古代早期游牧人生息活动的场所。在古代的早期游牧人中，以强盛的部族，如月氏、匈奴、鲜卑（原为东胡）等较为知名，而不甚强盛的突厥则不著闻于史籍。到公元4世纪末期，突厥仍处在柔然的统治之下。 前面提到的西魏通使于突厥，可能就是为了与之结盟以图柔然。是后，突厥即于546年败铁勒，并其众五万余落。552年，又发兵大破柔然，逼其首领阿那瑰自杀，其汗国崩溃，余众千余家奔关中。555年， 突厥又请西魏收捕柔然三千人尽杀之〔4〕。柔然既亡， 突厥遂统治了蒙古草原和中亚东部。以后，突厥紧接着又于553—558年与波斯夹攻中亚大国
哒，灭之，瓜分其土地，以阿姆河作为与波斯的界限。故中亚在名义上也成了突厥的领土。
突厥既发迹、强盛于阿尔泰山以南一带，故其势力进入塔里木盆地较进入中亚为早。据史料的记载，唐朝初期，无论伊吾、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和于阗诸地区都臣服役属于西突厥，而且各地的王族多娶突厥女为妻，以通婚的方式互相勾结得很紧。突厥派吐屯、俟利发等官来驻其地以监治其国，或摄其政〔5〕。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会有越来越多的突厥人迁入今新疆南部各地，与当地的原住民互相影响。故《隋书》讲，高昌地区的妇女虽仍晋装，男子却须胡服。典籍虽仍为汉字儒经，阅读却间用胡音，好像日文虽用汉字，其发音却与汉语大为不同。这就是语言和习俗突厥化的初步。龟兹，地处西突厥牧地鹰娑川（大裕勒都斯河）之南，很容易受到西突厥的控制。喀什噶尔地区，北有突厥弓月部，西有样磨部，唐朝时吐蕃欲侵夺四镇，常与弓月相勾结。弓月在这一带活动频繁，突厥人之进入该地区者甚多，故该地与邻近的费尔干纳地区都是突厥语流行较早的地区。伊犁地区，更是游牧的突厥人的根据地。
在突厥的势力发展到中亚以后，其西面可汗室点密后裔射匮统一诸部，被立为可汗。射匮可汗“既立后，始开土宇，东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门以西诸国皆役属之。遂与北突厥为敌，乃建庭于龟兹北三弥山〔6〕。”射匮死后，其弟统叶护可汗继位，他“北并铁勒， 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7〕”可知，当时西突厥对中亚的管辖权， 主要体现在派出自己的官员分驻于中亚的一些地方，以收取贡赋。突厥人也从千泉等地进入中亚。但总的说，突厥仍然只是一个草原上的强国，各地虽有突厥人的迁入，但他们到绿洲地区从事农业的还是很少，因而不可能与那里原有的雅利安人融合，所以，此时尚谈不到使中亚突厥化。
公元627年即位的唐太宗，是一个有雄才伟略的君主， 他在统治中国的二十二年中，不但降服了东突厥，向北拓土至今蒙古国；而且向西征服高昌， 并在西突厥设隶属于安西都护的瑶池都督。 但在唐太宗于649年去世后， 任瑶池都督的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就立即举行反叛。唐朝于652年派军讨平追随贺鲁的处月、处密部落， 次年撤销瑶池都督府。657年，唐朝又命苏定方统率大军， 在回纥及西突厥部落的支持下，穷讨阿史那贺鲁，获得全胜。贺鲁被生浮，西突厥汗国被摧毁。为了统治西突厥十姓部落及其控制下的新疆、中亚诸地，唐朝于657 年在其部左、右厢设立昆陵、濛池两个都护府；659年， 正式设立安西四镇；并于661年“以吐火罗、哒、罽宾、 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8〕。于是，中亚地区遂列入了唐朝的版图。
唐朝对中亚名义上的宗主权，像突厥一样，也并没有落实到对其地实行直接的统治。这种实际的统治只在新疆地区是实现了的。无论在新疆和中亚，本地原雅利安人的社会政治制度并没有被触动，当地民族的统治者，先后只要能给突厥和唐朝缴纳其应缴的贡赋，就能保持原有的地位不变，甚至还能得到唐朝加给他们的封号或官衔。尽管如此，突厥族人之迁入中亚和新疆者还是日益增多。汉族人则主要是迁入新疆。汉人迁到中亚的虽然很少，但唐朝还是保持着对中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响。
据史籍记载，石国（塔什干地区）国王“‘曾贰于突厥，射匮可汗兴兵杀之，令特勤匐职摄其国事。〔9〕”其境内的千泉， 作为西突厥汗庭之所在，突厥人一定很多。其东北的“细叶川（楚河），川长千里，有异姓突厥兵数万，西属怛逻斯城，石（国）常分兵镇之。〔10〕”在七、八世纪，石国无疑是突厥人流入中亚的源头。康国（今撒马尔干），隋时“其王屈木支娶西突厥女，遂臣突厥。〔11〕”因其国王与突厥王族通婚，空厥派吐屯监其国，故其国受突厥的影响很大，以至婚姻、丧葬，都与突厥相同。《新唐书·西域传》又记，护密，“地当四镇入吐火罗道，故役属突厥”其王为突厥人。俱密，“其王突厥延陀种”。
突厥在与波斯瓜分哒之地以后，实际上还进一步越阿姆河而南，侵入今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以至今印度河流域。玄奘讲睹货逻国“总役属（于）突厥。”又说“活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役属（于）突厥也，管铁门已南诸小国。〔12〕”慧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讲，其国“即统叶护长子怛度设所居之地，又是高昌妹夫。”又，“挹怛国，都乌浒水（阿姆河）南二百余里，先时国乱，突厥遣通设诘强领其国。〔13〕”至于里海附近的火寻国（花拉子模地区），虽处地辟远，与河中隔离，但其北面的可萨突厥人也常侵入其地。
总的看，在唐朝设立安西四镇和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设立州县以后六、七十年，确有不少的突厥人迁入了中亚。如“建驮国，此王及兵马总是突厥，土人是胡，兼有婆罗门。”罽宾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突厥。谢
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是突厥。”骨咄，“当土百姓，半胡，半突厥，言音半吐火罗，半突厥，半当土。又从此国以北，北至北海，西至西海，东至汉国以北，总是突厥所住境界，此等突厥不识佛法。”锡尔河流域的“跋贺那国（费尔干纳），有两王，缚叉大河，当中西流，河南一王属大实，河北一王属突厥所管。〔14〕”又谢，“国中有突厥、罽宾、吐火罗种人杂居。〔15〕”而且，在中亚还发现卢尼字母书写的突厥文，可见突厥语也流传到中亚，且为时甚早。
中亚和今新疆地区当时即使有大量突厥人迁入，但还不能算突厥化〔16〕。我这里所说的突厥化，是指突厥人与当地原有的操东伊朗语的居民通婚、混血，并使突厥语成为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而要达到这种程度，就一要突厥人改变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转入定居；二要突厥人和当地人一样都信奉伊斯兰教。因为只有定居才能使突厥人与当地人混杂地住在一个地方，便于通婚；而不同的宗教信仰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妨碍通婚，穆斯林的妇女决不可能嫁给异教徒，故只有改信伊斯兰教才会促进通婚和混血。所以，伊斯兰化与突厥化是互相促进的。在我们讨论突厥化时，也就不能不讲到伊斯兰化的问题。
希提在其所著的《阿拉伯通史》一书中说伊斯兰化就是被伊斯兰征服，而要实现这种征服（也即实现伊斯兰化）都要经过三个阶段，即：1.非伊斯兰地区对穆斯林在政治上的归服；2.非伊斯兰地区改信伊斯兰教；3.语言的同化〔17〕。他提的这些，虽然是讲西亚（主要是伊朗）的情况，但对我们考察中亚伊斯兰化的历史时却颇有启迪和参考价值。如果按照他的这个说法来衡量，则中亚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肯定是经历了很长的一个时期。
阿拉伯穆斯林对中亚的进犯，始于哈里发奥斯曼时期（644—656）他们灭掉萨珊王朝和征服呼罗珊地区以后（萨珊末主伊嗣俟死于651 年）。据汉文史料的记载说，早在公元654年（唐高宗永徽五年）， 阿拉伯人就越过阿姆河进攻了中亚的撒马尔干地区〔18〕，可能是为了追剿波斯王或其余众，也可能只是进行掠夺性的偶然袭击。在奥斯曼死后阿里继任的时期，哈里发国家内部发生权力斗争。穆阿威叶在这场斗争中获胜，建立伍麦叶王朝（661—750），以大马士革为首都。
公元694年末， 伍麦叶朝哈里发阿卜杜勒·麦立克派阿拉比亚长官哈查只去担任伊拉克总督。此人在平定了当地动乱以后，就于704 年推荐屈底波任呼罗珊长官（中国古代史料称为“大食东道使”），负责东方的经略。在此以前，呼罗珊的阿拉伯长官也曾多次越过阿姆河侵入河外地，但中亚的征服主要是屈底波完成的。
屈底波于705 年首先夺取吐火罗斯坦及其首都巴里黑以巩固后方，次年，即北进，攻略沛肯、瓦尔丹、渴石、那色波诸城。经过三年的时间，于709 年征服了布哈拉及其周围地区。再用三年的时间（710—712），征服了撒马尔干和花刺子模。再经三年（713—715），屈底波就率领阿拉伯军队到了锡尔河流域的费尔干纳。 但屈底波的后台哈查只于713年死去；715年，支持他的哈里发韦立德亦死；屈底波因感自危，企图在费尔干纳叛变，于回历96年（714—715）被部属所杀。屈底波死后，阿拉伯人在中亚并没有更多的进展。时阿拉伯人仅完成了对中亚的政治上的征服。
中亚地区在政治上被阿拉伯人征服，并不等于立即改信伊斯兰教。历史事实证明，改变信仰对任何民族说都是很困难的，特别对伊朗和中亚地区那些原来就有悠久文化和多种宗教信仰的民族说更是如此。祆教是伊朗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而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不但有较高的文化内涵，且在中亚传播和流行很久，中亚各地信仰者不少。故波斯只是在其被阿拉伯征服和加入哈里发帝国二百多年（即公元9 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改信伊斯兰教〔19〕。如果说波斯之改信伊斯兰教竟如此晚，则中亚之信奉该教恐更在其后了。在阿拉伯穆斯林入侵时，中亚各国曾请求唐朝支援他们进行抵抗，邻近的突厥诸部（特别是突骑施部）确曾积极出动参加了抗击阿拉伯的斗争。这也可说是尚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地人民与异教的突厥人对伊斯兰教进行抵抗的明证。
从阿拉伯那一方面说，传播伊斯兰教最初也并不是入侵者所关注的事情。现代学者们经过研究都说，出身于游牧部落的阿拉伯人之对外进行征服，最初并非出于宗教的热情。他们的出征不一定是要传播伊斯兰教，而是为了掠夺财富。而被征服者最初之改信伊斯兰教也是迫于经济的原因，而不是由于改变了信仰。因为早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时期就已规定，如果一个人改信了伊斯兰教，就可以免缴包括人丁税在内的一切贡税（但要交济贫税和土地税），新入教者还享有各种福利。在伍麦叶王朝时期，因怕顺民们大量改教会减少税收，似乎也没有大力强制人们改信伊斯兰教。在哈里发帝国内，非穆斯林的社会地位要比穆斯林低一等，不能服兵役，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当然难于进入统治集团。因此，在阿拉伯伍麦叶王朝的时期就酝酿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包括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教派矛盾，因而产生各种反叛的势力。所有这些势力（包括什叶派、呼罗珊人和阿拔斯人等）后来都集合在阿拔斯党的旗帜下，而以并波悉林（Abu Muslim）领导的呼罗珊人（波斯人）作为主力，终于在公元750年推翻伍麦叶王朝，建立了阿拔斯王朝。
阿拔斯王朝不同于伍麦叶王朝之点在于，国家不再单单是属于阿拉伯人。在这个多民族参与建立的国家中，波斯人占着重要地位，而阿拉伯人不过是诸多民族中的一员。这个新的国家从此更加具有多民族性和国际性。被征服的各个民族不再甘于处在比阿拉伯人低一等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波斯的知识界，本来就认为自己有比阿拉伯人更优越和更灿烂的文化，他们反对阿拉伯穆斯林由于在伍麦叶王朝长期处于统治地位而形成的优越感，他们不仅仅要争取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与阿拉伯人的平等，而且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超过阿拉伯人。为此，波斯人和中亚的东伊朗语民族就普遍地放弃自己原来的宗教而改信伊斯兰教，他们或是为了免缴人头税、土地税等歧视性的捐税，或是为了获得社会地位、政治势力，或是为了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和安全，等等。直到阿拔斯王朝建立一百多年以后（即公元9世纪中叶）， 伊斯兰教在波斯才得到普遍接受和获得胜利。
如果说，在波斯要到公元9世纪才有人改信伊斯兰教， 那中亚的改信伊斯兰教可能还会更晚一些。其理由，我以为，一是中亚被阿拉伯征服较晚，二是有中国影响的存在。文献史料的记载讲到，阿拉伯人在进攻中亚的过程中，曾拆毁当地的祆教祠庙，毁坏佛教（穆斯林称之为偶像崇拜）寺院，破坏佛寺中的佛像和壁画，焚毁佛教经典，并强迫居民改信伊斯兰教。但这种手段可能收效不大，因为此事决非单凭暴力所能达到，只是阿拉伯人约许改教可以免税时才有大量人改教。而这个过程只会比波斯晚。
阿拔斯王朝建立的次年，在中国边境地带的怛逻斯发生了唐朝军队和阿拉伯军的一次战役，结果唐军败北。 其时， 距艾卜勒·阿拔斯于749年10月30日在库法被拥立为哈里发不久， 伍麦叶王朝的势力未见得就已完全肃清，新建立的阿拔斯王朝正忙于镇压伍麦叶王朝的残余势力，面临着巩固自己的政权的问题，也不见得能够派出大量的军力去与唐军作战。所以，我以为，这次唐军并非仅仅是被大食军打败，而是与唐朝边军将领的贪婪腐败致失民心和少数民族军（如葛逻禄部）的叛变倒戈有关。然而，这绝不是说，在这次战役以前和以后，唐朝就丧失了对中亚的影响，在怛逻斯战役以前，中亚各地曾多次上书请求唐朝支援他们抵抗阿拉伯人的入侵〔20〕。即使在怛逻斯战役以后，他们在遭到阿拉伯人的进攻，还是向唐朝请求救援〔21〕，直至759年以前， 中亚各地来唐朝进贡的仍然很多〔22〕，只是在公元8世纪60 年代以后通贡之事才不见于记载了。另外，在阿拔斯王朝建立后的头三十年中，中亚各地曾发生多次反抗阿拔斯王朝统治的起义〔23〕，这些起义，尽管有的是穆斯林甚至是阿拉伯人领导的，但因有广大的群众参加，就不能排除其中包含了抵制伊斯兰教的因素。
从以上的情况看，我以为，中亚之普遍改信伊斯兰教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即要到公元9世纪以后，那时， 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帝国逐渐分裂瓦解，在东伊朗和中亚出现了一些在名义上虽仍宗奉哈里发但实际上是独立的小王朝，如塔赫尔王朝、萨法尔王朝和萨曼王朝等。萨曼王朝是由东伊朗语民族（即所谓雅利安人）建立的伊斯兰王朝，其境内虽有不少突厥人，但整个地区尚未突厥化。萨曼王朝繁荣发达，成为东方伊斯兰文化的中心。但我们从史料的记载中还是可以看到该王朝强制推行伊斯兰化和对边疆地区进行圣战以传播伊斯兰教的事实。这可能表示，其统治下的河中地区的人民信仰伊斯兰教不久，尚有不少异教徒存在，而周边地区的各部族则根本不信该教。据纳迪姆所作《科学索引》（Fihrist）一书讲，在哈里法穆格台迪尔在位时期（907—932）， 对摩尼教徒进行了宗教迫害。摩尼教徒纷纷逃往呼罗珊。约有五百摩尼教徒聚集于撒马尔干，萨曼王朝的统治者想要杀害他们。这时，中国的国王（纳迪姆说这是指九姓古思王，即回鹘首领）发来警告，说萨曼王朝如果这样作，他就要对住在中国的穆斯林进行报复。这一外交庇护，终于使撒马尔干的摩尼教徒免于一场灾难。该地的摩尼教徒得以生存到伊斯兰教盛行的萨曼王朝的时代。故成书于萨曼王朝时期的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一书说撒马尔干城内仍有许多摩尼教徒和摩尼寺，当地叫摩尼教徒为“尼古沙克”〔24〕。我个人以为，上述迫害摩尼教徒的事件，可能是要强迫他们改信伊斯兰教。所以我推知当地人民信仰伊斯兰教不久。在同一书《世界境域志》中，河中（Transoxiana ）与突厥斯坦（Turkistan）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25〕， 前者指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萨曼王朝的中心地区，后者指锡尔河以北以东的草原地区。在别处，又把河中、呼罗珊、费尔干纳、花刺子模的古尔甘齐等地称为“通往突厥斯坦的门户，”而花刺子模的首府柯提则是“通往古思突厥人的门户，〔26〕”这说明，当时以上诸地尚非突厥地区，即尚未突厥化，信仰伊斯兰教也不太久。
萨曼王朝周边地区的情况，在《世界境域志》一书中也有记载。据称，许多地方，如今阿富汗的东北部，甚至喀布尔河流域的居民，当时还不信仰伊斯兰教。其地“有偶寺”，甚至当地的国王也要朝拜那些佛寺后才有权威〔27〕。哥疾宁则是位于穆斯林与异教徒的边境地带〔28〕。马雷河畔的巴拉克迪兹地方有祆教徒〔29〕。瓦罕、什格南及其附近一带，在10世纪时还是异教徒居住的地区。
《世界境域志》一书对河中东面、北面突厥诸部族的记述为汉文史籍及其他阿拉伯地理著作所无，最为巴尔托里德称道。据说，那些突厥人都还是尚未信奉伊斯兰教的。书中常说某某地方“住着基督教徒、火祆教徒和不信教的人，”从不把突厥人当成穆斯林，并且还常说某某部族是“与穆斯林世界相接（即指同萨曼王朝相接）。”如：黠戛斯人，“崇拜火，行火葬。”葛逻禄部“是近于（文明的）民族”“与穆斯林世界相接。”炽俟人，“他们中有些人崇拜太阳和星星”，葛逻禄与炽俟边境上的西库勒城“与穆斯林世界接近。”古思人，“不管是什么，都是古思人崇敬的对象。”“他们不断进攻伊斯兰地区。”当时不仅分布于天山东部的回鹘人不信伊斯兰教，即使是天山西段的突厥人也未说其信了该教。只有靠近河中的那些同萨曼王朝保持和平关系的突厥人才首先信奉伊斯兰教。 此书把这些突厥人称为“休战的突厥人（trucial turks）。”如苏特坎地方以及白水胡城（Isfijab ）地方就住着这样的突厥人。他们多信奉了伊斯兰教，变成了穆斯林〔30〕。
不信伊斯兰教的突厥地区，如费尔干纳和阿富汗南部的山区（特别是费尔干纳地区），当时是萨曼王朝贩买奴隶的重要来源。这些突厥奴后来在萨曼王朝起了重要的作用，由此王朝分出来的哥疾宁王朝、花刺子模王朝等都是由突厥奴出身的将领们建立的。而西方的哈里发国家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则从南俄、东欧和南欧贩买白色奴隶，从东非或中非洲贩买黑色奴隶，那些奴隶与突厥奴一样，往往也能升至高位，掌握兵权，甚至建立马末路克王朝那样的奴隶王朝。
萨曼王朝以商人传教和进行圣战等方式向突厥地区传播伊斯兰教。关于伊斯兰教在中亚东面今新疆地区传播的经过，我在另文中已作了叙述〔31〕。我在该文中讲，新疆地区的突厥首领沙土克·波格拉汗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是在公元10世纪中期。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突厥人在新疆地区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喀喇汗王朝，我们对这个王朝建立的确切时间不很清楚，但却知道其特点是以伊斯兰教为国教。这表明，当时处在该汗国统治下的新疆西部已基本实现了伊斯兰化。 这个王朝的首领自称是Afrasiyab王族，在波斯的史诗中，这个Afrasiyab，乃是古代“土兰”的国王。巴尔托里德认为，这表明，喀喇汗王朝的突厥人由于受到波斯的影响，已经忘记自己的祖先古代突厥族的历史。巴氏还说，伊朗地区的突厥族统治者，仍然说突厥语，用突厥的姓名和称号。突厥语甚至在伊朗人中得到传播。但受过教育的突厥人还是忘记了突厥的历史。15世纪后半叶的大作家纳瓦依甚至不知道蒙古以前还有过突厥国王，他把（塞尔柱克首领）“素丹托格里尔”看成为一个萨尔特人，即一个伊朗的素丹〔32〕。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起初也因信奉伊斯兰教而忘记了古代突厥的历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教影响之深。但总的说，新疆地区的改信伊斯兰教是要比西面河中地区更晚。在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突厥语部族和信仰佛教的突厥语族（如回鹘、撒里回鹘等）及其他部族是同时并存的。
被阿拉伯征服的地区，在接受伊斯兰教的同时，还有一个接受阿拉伯语的问题。有各种原因使得被征服地区的人民不得不学习阿拉伯语。首先，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的语言，无论传教、诵读古兰经、礼拜、教长讲道和各种宗教活动，都是用阿拉伯语；再者，在阿拉伯人统治之下，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国家在发布政府公文、收税、进行一切学术文化活动等方面，也无不使用阿拉伯文。人们如不懂阿文，就很难适应统治者的要求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要；而对于知识界说，如不懂阿文，不但不能担任政府官职，失去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又由于阿拉伯文是穆斯林世界通用的语言，学者文人如不用这种语文进行创作，则他们的作品就很难在穆斯林世界得到传播，获得广大的读者群，使自己取得更大的知名度，从而提高自己在学术文化界的地位，故伊朗和中亚早期的穆斯林学者普遍地只用阿拉伯文进行写作。这样一来，在知识界，学习和掌握阿语阿文的人也就越来越多。而知识界的掌握和使用阿语阿文，对广大群众的学习此种语文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话说回来，我也同意希提的另一个意见，这个意见认为，在阿拉伯语战胜被征服民族的语言的过程中，被征服民族进行了最大的反抗。后者甚至宁愿放弃政治上的忠心，甚至宗教的忠心，也不愿放弃本族的语言〔33〕。这在世界历史上，可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在穆斯林世界，也不例外。因而，在被征服地区，阿拉伯语的普及，只在城市、知识界和民族的上层中较为成功；至于乡村，则完全不同。我这里举罗马帝国的情况来对比。罗斯托夫采夫曾讲到：在古代罗马，“罗马化和希腊化运动在城市里顺利完成了，而在乡村里甚至连帝国这两种官话（指希腊语和拉丁语）还接受得非常迟缓。乡村在同城市以及行政方面办交涉的时候才使用官话。但农民们彼此之间，在他们的家里和村子里，仍然说他们的土语方言。……他们并且还非常小心地保持他们原来的宗教信仰。……他们所崇奉的神虽加上了官方的名号和不伦不类的形象，却仍然是农民们自己相传的土神。……乡村居民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也保持他们的传统形式，这些风俗习惯力量之强有时甚至超过皇家的法律”〔34〕。这段话用以形容任何一个国度的情况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反映了一个普遍的规律。从这一规律，我们也看到，历来利用宗教意识去倡导政治行动和宗教、政治意识的发扬，都是习见于城市和知识界；至于乡村的农、牧民，只有在关系到他们的生计和生存时，才会附和或参与这类事务。
所以，阿拉伯语之普及，只在知识界取得成功。至于在群众中，并未取得完全的成功。在中亚，尽管有许多人会说阿拉伯语，但在乡村中，会说阿拉伯语的人很少。阿拉伯语在西亚对同属闪语系的阿拉米亚语（叙利亚语）、伊拉克语等，比较容易取得胜利，但也遇到顽强抵抗；至于在伊朗和中亚，情况就完全不同，这里的语言，无论是波斯语和东伊朗语，都属于印欧语系，我以为阿拉伯语从未能完全取代它们。阿拉伯语更大的成功表现在它的字母被波斯和中亚的本地民族用来作为拼写自己语言的字符（但有的字符有所改动）。我们看到，在喀喇汗王朝境内，既使用阿拉伯文和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波斯文，也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突厥文，还继续存留和使用古回鹘文。往后的察合台文就是在当地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突厥文（如喀喇汗王朝的突厥文和中亚河中与花刺子模等地的突厥文）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以后更发展成为现代的维吾尔、乌兹别克、哈萨克等文字。总之，在伊朗和中亚，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文这三种文字，被总称为穆斯林的语文。
阿拉伯语文在中亚的普及和本地民族文字的阿拉伯化，对于打破民族之间的隔阂起了巨大的作用。现在，不管你出身于什么民族，只要你会说阿拉伯语，也可以被认为是阿拉伯人，更理所当然地是一个穆斯林。按伊斯兰的教义，普天下的穆斯林，不管属于什么民族，都是一家人，都是兄弟。这种观念的普及，一方面使当地的文化心理状态变近于西方的伊斯兰世界；另一方面，也促进信仰共同宗教——伊斯兰教的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通婚、混血，正是中亚地区实现突厥化的基本途径。而要广泛开辟这条途径，却又有赖于信仰伊斯兰教突厥人对中亚的统治。公元999年，突厥人建立的喀喇汗王朝灭掉雅利安人的萨曼王朝， 以及在这时前后土库曼人（即信仰伊斯兰教的古思人）的进一步南迁，就开辟了这样的一个时代。
11世纪时，中亚河中地区属于喀喇汗王朝的领域，阿姆河以南今阿富汗之地则属于哥疾宁王朝。公元1040年，塞尔柱克人（即前面提到的土库曼人）在谢腊赫斯与谋夫之间的丹丹坎地方击败哥疾宁朝素丹马苏德，其首领托格里尔遂在呼罗珊建立塞尔柱克王朝。所有这些王朝都是突厥人建立的，当然也就在中亚推行突厥化的政策。以后，在塞尔柱克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花刺子模沙的王朝和阿富汗西北一带的古尔王朝，也都是突厥人的王朝。这些突厥王朝对于中亚的突厥化起了重大的作用。到成吉思汗兴起时，中亚地区的突厥化可说已基本完成了。13世纪20年代蒙古西征以后迁来中亚的蒙古人，后来也逐渐地被突厥化。14世纪时，金帐汗国东边花刺子模的乌尔根齐城，已是一个突厥化的城市。1333年，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都他访问其地，他称赞该城是“突厥人的最大、最美丽和最重要的一座城〔35〕。”当时费尔干纳地区的安集延，也已变成了一个完全的突厥城市。帖木尔后王巴布尔就讲到：“安集延人通通都是突厥人，无论在城里，还是在巴扎（集市）上，没有一个人不讲突厥语。”故14世纪后期在中亚崛起的帖木儿已经是一个有突厥血统的人物，他所建立的帝国，是一个突厥化的国家。巴布尔就是用察合台突厥文来进行写作的。同样，呼罗珊帖木儿王朝的宰相阿里·希尔·纳瓦依也是当时伟大的察合台文（即突厥文）作者。他虽然是在赫拉特出生和成长并从未到过费尔干纳，但他写作用的语言竟是安集延的方言，也即地道的突厥语〔36〕。据说，他用察合台文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突厥文绝不比波斯文差〔37〕。
16世纪初期及以后，乌兹别克人大量迁到河中并转入定居和从事农业；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俄国与准噶尔部将柯尔克孜人迁到安集延和喀什噶尔之间的山区等，都进一步加强了中亚的突厥化。而中亚原有的雅利安种族，不是被操突厥语的民族所同化，就是迁徙到边远地区，如帕米尔高原那样的山区去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突厥斯坦”这一地名所指的地理范围才从游牧突厥人以前所占据的草原地区扩大到河中乃至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占据的地区。
然而，就在中亚地区基本上被突厥化时，操东伊朗语的所谓雅利安人在河中仍有很多，斯语在中亚各地仍很流行。16世纪时，有些中亚本地的作者仍然使用波斯文进行著作。如新疆喀什噶尔的米儿咱·海答儿的《拉失德史》和马赫穆德·楚拉斯的《拉失德史续编》就都是用波斯文写的。常到西伯利亚等地作买卖的中亚商人，被称为布哈拉人，来自喀什噶尔的商人则被称为小布哈拉人。1805年出使去中国的俄国使者季姆科夫斯基在其《赴华情况》一书中说，“克拉普罗特先生在喀山遇见一些布哈拉居民，他们向他表示，波斯语是他们的本族语。这种说法，又为托博尔斯克、塔拉和托木斯克等城的布哈拉人所证实，不过他们也承认，在他们的语言中，已经采用许多突厥语的词语了！”又说“在恰克图的买麦城时，克拉普罗特先生还遇到来自小布哈拉城市哈密和吐鲁番的布哈拉人，他们同样是操波斯语的。〔38〕”1873年来中亚游历的美国记者舒勒（E.Schuyler）在撒马尔干等地见到的操东伊朗语的雅利安人，也是很多的〔39〕。这些情况说明，直至19世纪前期，波斯语仍然没有被排除和取代。
由此可见，中亚和新疆地区操突厥语的各个民族，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除继承了突厥的渊源以外，也接纳了不同于突厥的本地印欧语族的渊源和中原的渊源（在新疆）。我们在研究该地区的民族史和文化史时，对这三种源流都必须考虑到，才可避免偏颇之病。是否可以说，中亚现代的操突厥语的各民族既是外来的，也是本地的，因为他们不简单地是古代原住民的后裔，也不是与之没有关系，而是吸收融合了他们的结果。以前，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史学有一种论点，就是把在突厥人之先曾活动与定居于小亚细亚的属于印欧种的赫梯人、弗里吉安人、物洛伊人等都说成是突厥人。这显然不符合于事实。在俄国，也曾有过一种说法，把古代南俄的斯基泰人说成是俄罗斯人的祖先，俄国史学界曾对此表示异议。同样，我认为，把曾活动于中亚的斯其泰人（萨喀，或塞种）等属于印欧种的古代部族说成是突厥人也是有疑问的。当然，我们并不排除有古代印欧种和其他人种的成分被融合于现代突厥语族之中。
在中世纪，民族观念同语言和宗教混而为一，如奥斯曼帝国，就因为信奉伊斯兰教，其首领苏丹就因自己当时强大而自称哈里发，把自己的国家与哈里发帝国等同起来，自认为对全世界的穆斯林有发号施令之权，在最初并不把自己称为土耳其人，也不把自己的国家称为土耳其国。后来，他们接受发源于喀山的泛突厥主义，才认真去研究古代突厥人的历史，这时，他们又把世界各国操突厥语的民族一概称为境外的土耳其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19世纪中期，世界各国的民族观念又有了发展和改变，民族不再混同于语言和宗教，而是同国家和疆域的观念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民族都必定属于一个国家，生活在一个国家的疆域中，属一个国家的管辖。宗教，再不能象中世纪时期那样，能发挥影响、联系、指挥、领导甚至主宰教民的作用。语言不再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唯一标准。政治的世俗化和民主化，宗教和国家政权的分离成为仅仅是一种文化，这简直可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必然趋势。我以前探讨的历史情况，现代土耳其和中亚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当前世界进步的情况，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规律的普遍性。那种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地用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把世界各国操突厥语的民族一锅煮的做法，群众是难于理解的，而且，要以民族主义为口号搞民族分裂以图在中亚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不过只是少数人搞的名堂，既不受群众欢迎，也是各国不支持的和行不通的。中亚突厥化的历史说明，中亚从来是多民族活动的舞台，多民族的融合与多种文化的交流渗透乃是现今各民族形成的根源，也是各民族繁荣、发展与前进的必由之路。
注释：
〔1〕弗来伊：《波斯的遗产》（Frye,R.N.The Heritage of Persia.）第43页。
〔2〕《史记·大宛列传》
〔3〕《周书·宇文测传》
〔4〕《北史·蠕蠕传》
〔5〕《北史》卷九七：“（高昌王鞠）坚死，子伯雅立。 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从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从。”黄文弼《高昌砖集》第15页云：“高昌和平二年，突厥侵高昌，高昌与突厥结盟。”这是迫于形势不得巳的决策。佛教僧人道判亦称“高昌国，是小蕃，附庸突厥。”（《续高僧传·道判传》）又据《旧唐书·西戎传》载：焉耆，“其王姓龙氏，名突骑支。胜兵二千余人，常役属于西突厥。……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相为唇齿。”又载：龟兹，“臣于西突厥”，其王号俟利发。疏勒，“贞观中，突厥以女妻王，胜兵二千人。俗事祆神，有胡书文字。”于阗，“先臣于西突厥”。
〔6〕〔7〕《旧唐书·突厥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181页。
〔8〕《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324—6325页。
〔9〕《隋书·西域传》石国条。
〔10〕〔11〕《新唐书·西域传》康国条。
〔12〕见《大唐西域记》
〔13〕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14〕《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15〕《新唐书·西域传》
〔16〕薛宗正在研究突厥史方面很有成就，我很敬重他。他在《突厥史》第六章中专设了一节（即第八节）讲西域的突厥化，其中收集的材料也很多。我与他的看法有一点不同，即我认为此时（即唐平定西突厥以前）讲西域的突厥化为时尚早。另该书第330页第1—3 行所引《新唐书·西域·何国传》之文，意为重楼的北面绘有中华古帝，东面绘有突厥、婆罗门，西面绘有波斯、拂菻等君主之像。而非将西突厥误为东突厥。
〔17〕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本，上册，第422—444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
〔18〕《册府元龟》卷995。
〔19〕希提，前引书，第423页。
〔20〕这类的请援表文保存在《全唐文》中，现在还可看到，其中特别感人的，如吐火罗叶护支汗那在表文中说：“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求防守天可汗西门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悯，与奴身多少气力，使得活路。又承天可汗处分突骑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全唐文》卷999 。）并参看拙著《中亚史纲》第254—255页，方豪《中西交通史》第十三章第五节。
〔21〕〔22〕〔23〕参看拙著《中亚史纲》第280页；293页；第十章第二节。
〔24〕《世界境域志》英译本（Hudud al—'ALam,The Regions of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372A.H.— 982A.D. Translated and Explained by V.Minorsky）第二十五章，第13节。
〔25〕同前，第五章，第3节。
〔26〕同前，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五章第45节，第二十六章第25节。
〔27〕〔28〕〔29〕〔30〕同前，第二十四章第20节；第二十四章第19节；第二十三章第40节；第二十五章第87、89节。
〔31〕见《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载《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12月出版。
〔32〕巴尔托里德文集，第二卷，第2部分（В.В.БартоЛЪд，Сочиненя，Томцчасть2），第203页。
〔33〕前引希提著《阿拉伯通史》，马坚译本，第424页。
〔34〕M.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马雍，厉以宁译，上册，第277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版。
〔35〕伊本·拔都他游记（Ibn Batuta,Travels in Asia —Africa,1325—1354.），《中亚史纲》第506页，另参看马金鹏译本《伊本·白图泰游记》第29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36〕《巴布尔回忆录》英译本（The Babur—nama in English,Memoirs of Babur,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Turki Text by Annette Susannah Beveridge,in 2 vols），第4页。
〔37〕巴尔托里德文集，第二卷，第2部分编者序言，第9页，注17。
〔38〕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一册，962页。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
〔39〕舒勒《突厥斯坦游记》第一卷第106页（E.Schuyler,Turkistan,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istan,Khokand,Bokhara and Kuldja.vol.1,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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