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宗被杀说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被杀论文,唐顺宗论文,说考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3-0034-07
唐顺宗于元和元年(806)正月十九日去世，关于他的死因，不仅韩愈的《顺宗实录》有明确具体的记载，同时代其他人的一些著作中也有所反映。这些记载和反映，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其后不久成书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对于顺宗之病与死的记述也都是众口一词，没有异议。直到20世纪50年代，1000多年来，从未有人对此有过怀疑。但此后出现和流行的顺宗被杀说，却打破了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长期一致，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挑战。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观点既在一些研究刘禹锡、柳宗元的著作中被反复论证，充分肯定，又在一些有关的文章中被热情介绍，高度评价，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这种观点，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史料上对其证据进行了全面的考证辨析，得出的结论竟然大相径庭。现在提出来与主张顺宗被杀说的学者商榷，并就正于方家。
一 顺宗被杀说的来龙去脉及其证据
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刘禹锡年谱》，首先提出了“顺宗被杀”的说法。该书提出，“顺宗死得突然，是历史上的疑案”[1](p241)，并根据其对《续幽怪录》中《辛公平上仙》一文的考证，认为“此文是李谅（字复言）所撰。李谅是王叔文集团成员之一。他用‘传奇’表达顺宗被杀的隐事，以抒其悲愤，留下了珍贵的史料”[1](p241)。
继之，70年代问世的《柳文指要》，对《刘禹锡年谱》关于顺宗被杀的考证和结论大为赞赏，不仅在书中全部引用，而且将其推向极端，提出了“永贞逆案”[2](p155)的概念。书中说：“顺宗绝对出于幽崩。宪宗当时受制于群奄，己欲不为商臣，亦不可得。此事公文书内，绝无遗迹可查。李复言之《续幽怪录》，成为绝可信赖之孤证。”[2](p1218)按《左传·文公元年》：楚成王立子商臣为太子，后来又打算立王子职而黜商臣。商臣遂举兵围成王，弑之而代立。《柳文指要》将宪宗斥为商臣，意谓“顺宗被杀”的执行者不管是谁，但其主谋元凶就是宪宗。
其后，80年代出版的《刘禹锡丛考》重申了《刘禹锡年谱》和《柳文指要》的观点。书中提出：“元和初，李谅在彭城县令任内，写了《辛公平上仙》传奇，表达顺宗被杀隐事，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唐诗纪事》卷43《李谅》：谅字复言。《辛公平上仙》以复言表字署名）。”[3](p135)与之同时问世的《刘禹锡传论》，则不仅全面肯定了上述观点，而且提出了两个新的证据。其一是当时宫廷斗争残酷及宪宗与顺宗不和。该书中写道，“顺宗的死，是历史上的一桩疑案。章世钊先生在《柳文指要》上《体要之部》卷4，卞孝萱先生在《刘禹锡年谱》附注内都曾经作过考证，说明李诵是被杀身亡。从当时宫廷斗争的残酷性及李氏父子之间本来就不太融洽的关系来看，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4](p67)。其二是刘禹锡的《武陵书怀五十韵》一诗。该书认为，刘禹锡在诗的小序中引用《义陵记》的“项籍杀义帝于郴”和“今吾王何罪乃见杀”等，不过是借端托寓、影射“顺宗被杀”。[4](p68)并据此进一步提出，刘禹锡在诗中“抑制不住悲痛的感情，终于在结末两句透露了消息：‘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上句从王粲《七哀诗》：‘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化出，暗示‘望长安’之意。下句用《汉书·苏武传》典故：（苏）‘武闻之（指汉武帝死），南向号哭，欧血，旦夕临，数月。’暗指自己悲悼顺宗的心情与苏武哭临汉武帝相同。两句措辞虽然隐晦，而诗人北望长安，哭吊顺宗的命意至为明白。不妨这样说，《武陵书怀》是一篇比《续幽怪录》卷一《辛公平上仙》条更为直接地反映了顺宗被杀事件的重要史料。刘禹锡是这一宫廷内幕的最早揭露者”[4](P69-70)。
最后，90年代出版的《刘禹锡评传》再次重申了前述“顺宗被杀”的观点，并全部采纳了《刘禹锡传论》中的材料。如说“刘禹锡亲身经历了‘永贞革新’的全过程，对当时宫廷斗争的残酷性及李氏父子本来就不太融洽的关系有所了解，顺宗被谋害致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5](p57)；又说刘禹锡《武陵书怀五十韵》引用“项籍杀义帝于郴的史实，是以义帝之冤死，暗喻顺宗之被害”[5](p58)；还说刘禹锡“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在全诗的最后两句写道：‘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上句从王粲《七哀诗》‘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衍变而成，暗示‘望长安’之意。下句运用的是《汉书·苏武传》中的典故：‘上崩，武闻之，南向号哭，欧血，旦夕临。’这句用此典故，暗指自己悲悼顺宗的心情与苏武号哭汉武帝的心态是相同的。这就点出了全诗的中心思想：刘禹锡虽谪居武陵，但北望长安，心系京都，哭吊顺宗，为顺宗被害鸣冤”[5](p59)。书中最后总结说：“王叔文集团成员之一李谅，于元和初在彭城县令任内，写了《辛公平上仙》，以‘传奇’的形式表达了顺宗被杀的隐事。刘禹锡的《武陵书怀》则以诗的形式曲折地反映了这一事件，揭示了宫廷内幕。”[5](p59)在此基础上，该书认为，“宪宗本人是通过逼宫方式登上了皇位并不久就害死自己父亲的人”[5](p72)。
从上述顺宗被杀说的来龙去脉，可知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一共有如下三条：一条是李复言的《续幽怪录·辛公平上仙》；另一条是刘禹锡的《武陵书怀五十韵》；还有一条是当时宫廷斗争残酷及李氏父子关系不和。很明显，要想这个观点能够成立，它的三条证据就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必须是可靠的，而不是附会的。反过来说，如果这三条证据不一定真实可靠，甚至牵强附会，那么建立在它们之上的整个观点便会不攻自破。下面，我们就从考证史料入手，对这三条证据作一些分析。
二 《辛公平上仙》非李谅所撰，其主旨属于箴戒，不是影射
首先，《续幽怪录·辛公平上仙》不是王叔文集团的李谅所撰。
在《续幽怪录》一书中，编者有时自称李生。如卷第一《辛公平上仙》中云，“元和初，李生畴昔宰彭城，而公平之子忝徐州军事”；又如卷第二《张质》中云，“元和六年，质尉彭城，李生者为之宰”。有时又自称复言。如卷第三《钱方义》中说：“复言顷亦闻之，未详其实。”按照古人名卑字尊的传统，称人用字，以示尊崇；称己用名，以示谦卑。《续幽怪录》的编者自称李生或者复言，都是表示谦卑的意思。正如韩愈自称为愈，柳宗元称之为退之；柳宗元自称为宗元，韩愈称之为子厚一样。由此可见，复言是李生的名，而不是他的字。《续幽怪录》的编者李复言，与王叔文集团的李谅，是名、字不同的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续幽怪录·辛公平上仙》不是李谅所撰。既然如此，顺宗被杀说者所谓的“《辛公平上仙》以复言表字署名”，就与事实不相符合。而说《辛公平上仙》“是李谅（字复言）所撰。李谅是王叔文集团成员之一。他用‘传奇’表达顺宗被杀的隐事，以抒其悲愤”等等，当然也就落空了。
其次，从编者的本意来看，《辛公平上仙》不是影射顺宗被杀。
《辛公平上仙》是《续幽怪录》小说集中的一个故事。综观《续幽怪录》全书，所记述的都是一些关于神仙道术、因果报应、宿命前定的奇事异闻，其来源也都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现在看来，都是一些荒诞无稽的有神论迷信宣传，根本不值得一谈。但在唐代道教、佛教和神仙方术盛行的社会风气中，这却是当时群众文化和社会思潮的真实反映。同时，在唐代神道设教政策的影响下，该书所编录的各种奇事异闻，往往被编者用来宣传善恶报应、安分知命的思想，从而又具有一种惩恶劝善、警戒世人、辅佐教化的思想倾向和社会作用。比如卷第二《韦令公皋》，记述韦皋初无官爵，薄游剑外，被兵部尚书、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招为女婿。既而遭岳父厌恶轻视，于是辞去。适有女巫见之，谓皋有阴吏侍从，官爵将超过延赏。此后不久，朱泚叛乱，德宗出逃奉天，全赖韦皋义不附贼、忠心卫国、征贡衣粮才渡过难关。乱平之后，韦皋果然被提拔为兵部尚书、西川节度使，代居其位。延赏闻之，拔剑将自抉其目，以惩不知人之过。左右执之，久而方解。故事最后点明：“噫！夫人未遇，其必然乎！非张相之忽悔，不足以戒天下之傲者。”[6]又如卷第四《驴言》，讲长安张高养了一头驴，性情温驯，乘骑已二十余年。高死，其子张和骑驴外出，却突然不听使唤，并且讲起话来。驴对和说，人道兽道倚伏，跟车轮转动一样。我前生负汝父力，故为驴酬之。昨夜汝父跟我算账，只欠你家一缗半了。
行的王胡子，他前世欠我二缗钱。你将我卖给他，取一缗半，余下的半缗留充口食，以终驴限。故事后来的发展，皆如其言。至此，编者道出自己的用心，是“以戒欺暗者，故备书之”[6]。
《辛公平上仙》也是如此。故事讲述洪州高安县县尉辛公平和吉州庐陵县县尉成士廉偕赴调集途中的奇遇。二人投宿于洛西榆林店，其床铺都很脏，只有一床比较干净，但已有一步客先卧其上。店主嫌贫爱富，重车马客而轻徒步客。见辛、成二位马客到来，便逐步客于他床。公平阻止店主说：客人之贤与不肖，不在于车马还是徒步。怎么能说步客就不是贤者，以我有仆马便令其让床呢？又对步客说：你不必起来，我们睡他床也可以。步客自言姓名曰王臻，对辛、成说：我乃阴吏之迎驾者，此行辛君能一观，成君命稍薄，所以不可。又对公平说：阴司授官，皆禀阴命，二君检选事据籍诚当驳放。臻感恩于二君，求吏曹加等，已得到允许。故事后来所记述的，就是辛公平所见阴吏迎驾和天子上仙的情形。过了数月，天子便驾崩了。翌年，公平授扬州江都县主簿，士廉授兖州瑕丘县丞，果然都升了官。最后，编者表明自己的用意，是通过这个神话故事，“以警道途之傲者”[6]。事实非常清楚，按照编者的本意，《辛公平上仙》的意义和作用，属于箴劝、警戒，而非比喻、影射。所以，认为它是影射“顺宗被杀”，过去学术界还有人认为是影射宪宗被弑，显然都不符合《续幽怪录》编者的意图。
三 《武陵书怀五十韵》所引项籍杀义帝之史实，不是影射顺宗被杀，而是隐喻王叔文被宪宗杀害
先就顺宗被杀说者对该诗结尾两句的理解来进行分析。
正如该诗标题所显示的，全诗较长，共计五十韵，内容相当丰富。但仔细读来，我们便会发现，咸以二韵为一个小节，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结尾的二韵是：“就日秦京远，临风楚奏烦。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7](p200)按《初学记》第一卷《天部上·日二》载：“日者，君象也。”这里的日显然指当时的皇帝宪宗；秦京指京师长安；楚与秦相对，指作者的贬所朗州。二韵的意思明白易懂，并不难解，用散文翻译出来就是：心向君王却离京师遥远，对风兴感逐臣的奏书言烦。欲望长安却无灞陵岸可登，早晚只好踏上这平原的高处了。很明显，二韵的意思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不可割裂分离。并且在这个整体中，以上韵为主导，它规定了这一节的意思是什么；以下韵为从属，它是上一韵意思的延伸和完成。如果离开了下韵，上韵的意思就会显得残缺不全，有头无尾，有始无终。反之，如果离开了上韵，下韵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主题，读起来也就不知所云了。只要将这二韵结合起来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小节所表达的，是元和大赦之后，刘禹锡对宪宗皇帝的殷切期望和自己量移近郊的迫切心情。而顺宗被杀说者以《武陵书怀五十韵》结尾两句诗作为证据，一个明显和重要的失误，就是忽略了该诗以二韵为一个小节，表达一个完整意思这个基本事实，而将结尾二韵割裂开来，忽视上下韵之间的内在结构和有机联系，以致将末尾一韵作为一个独立的意思整体，望文生义，别出心裁，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不仅如此，顺宗被杀说者对该诗结尾一句的诠释，更存在问题，值得商榷。“南登无灞岸”一句，系从王粲《七哀诗》“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化出，这是对的。但“旦夕上高原”一句中的“旦夕”，本为早晚之意。如《史记·聂政传》“旦夕得甘毳以养亲”、《汉书·哀帝纪》“旦夕奉问起居”中之“旦夕”，皆作此解。而顺宗被杀说者却引用《汉书·苏武传》的典故，增加一个字，将其训为“旦夕临”，也就是早晚哭临，理解为悲悼顺宗。这就完全违背了作者的意思。增字为训，本为训诂之大忌，而顺宗被杀说者却言之凿凿，并且辗转相传，一误再误。如果说顺宗被杀说者将《武陵书怀五十韵》的结尾二韵割裂开来，支离其意，就已经误入歧途，那么将最后一句“旦夕上高原”中的“旦夕”训为“旦夕临”，理解为哭悼顺宗，也就在歧路上越走越远，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
下面，再来对该诗的引言作些分析。
刘禹锡在《武陵书怀五十韵》一诗的引言中说：“常林《义陵记》云：‘初，项籍杀义帝于郴。武陵人曰：‘天下怜楚而兴，今吾王何罪乃见杀？’郡民缟素哭于招屈亭。高祖闻而义之，故曰义陵。’”[7](p199)在这一段话中，最关键的是“项籍杀义帝于郴”和“今吾王何罪乃见杀”两句。对于这两句话，顺宗被杀说者认为“是以义帝之冤死，暗喻顺宗之被害”。然而只提出了观点，却没有展开分析，说明理由。但笔者通过分析，认为义帝所影射的，不是顺宗而是王叔文，理由如下：
第一，义帝之出身、立用、被逐乃至被杀害，与王叔文事类相同。出身方面：义帝为楚怀王之孙，名心，秦灭楚，心流落民间，为人牧羊；王叔文为十六国时前秦丞相王猛之后，以工弈棋得侍太子，待诏翰林，这也是一种微贱的职务。立用方面：项梁起兵反秦，乃求心而立之，以为楚怀王，作为起义军的一面旗帜，用来号召天下；顺宗即皇帝位，王叔文作为东宫旧臣，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付以军国重务，而成为永贞改革的领袖，都是暴起领事。被逐乃至被杀害方面：项籍为项梁的侄子，先将义帝放逐至长沙郴县，然后杀之；宪宗为顺宗的长子，先将王叔文放逐至渝州，然后杀害，都是父立之，子逐之、杀之。古人逻辑重类比，但类比也有规则，这就是拟人必于其伦，比事必于其类，只有伦类相同，才可以比喻影射。王叔文与义帝，人伦、事类相同，联系当时的事件来分析，义帝所影射的是谁，不是很清楚了吗。而如果认为义帝是影射顺宗，其人其事，便都显得不伦不类了。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义帝属于无罪被杀；刘禹锡指出，王叔文也是无罪被杀害的。尽管宪宗在贬逐王叔文之时，曾宣布其罪状云：“漏泄密令，张皇威福；蓄奸冒进，黩货彰闻。”[8](p605)但刘禹锡始终认为，王叔文实行的永贞改革，“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7](p394)，不但无罪，相反地还有很大的功劳。所以，刘禹锡在临终之前所作的《子刘子自传》中，对于王叔文被杀害之事，就完全改变了韩愈《顺宗实录》“皇太子既监国，遂逐之；明年，乃杀之”[9]（《顺宗实录》卷五）的写法，而说“叔文首贬渝州，后命终死”[7](p394)。“杀之”，即罪有应得，明正刑典；“终死”，即根本无罪。刘禹锡不曰“杀之”而曰“终死”，即寓意王叔文是被无罪杀害的。此一情况，与刘禹锡贬逐之初所说的义帝无罪被杀，一脉相承，前后呼应，可以说就是对前者所作的注解。由此可见，《武陵书怀五十韵》引言中的“今吾王何罪乃见杀”一语，表面上是引用常林《义陵记》之言，其实是刘禹锡借武陵人之口，对于王叔文无罪被杀害，向宪宗发出的强烈控诉。
如果将刘禹锡的《武陵书怀五十韵》（以下简称《书怀》）与他同时所作的《上杜司徒书》（以下简称《上书》）对照起来读，将会有助于我们准确了解该诗的思想内容。二者虽然在体裁、对象等表现形式方面有所不同，但在诉说冤屈和期望量移等思想内容方面却惊人地一致，连所运用的字句也几乎相同。在诉说冤屈方面：《上书》主要讲自己，兼及王叔文改革集团。如：“争先利途，虞相轧则衅起；希合贵意，虽无嫌而谤生。鲁酒致邯郸之围，飞鸢生博者之祸。伯仁之杀由偶对，伯奢之冤以器声。动罹险中，皆出意表；虽欲周防，亦难曲施。”又如：“何投分效节有积尘之难？何谮行爱弛有决防之易？何将进之日必自见其可而后亲？何将退之时乃人言其否而遂弃？良由邪人必微，邪谋必阴。阴则难明，微则易信。罔极泰甚，古今同途。”[7](p90)《书怀》则主要讲王叔文，然后兼及自己。如：“今吾王何罪乃见杀？俗尚东皇祀，谣传义帝冤。桃花迷隐迹，楝叶慰忠魂。湘灵悲鼓瑟，泉客泣酬恩。”[7](p199)又如：“何幸逢休运？微班识至尊。校缗资筦榷，复土奉山园。一失贵人意，徒闻太学论。直庐辞锦帐，远守愧朱轓。”[7](p200)在期望量移方面：《书怀》写道：“御历冒期远，传家宝祚蕃。繇文光夏启，神教畏轩辕。内禅因天性，应图受化元。继明悬日月，出震统乾坤。三秀悲中散，二毛伤虎贲。来忧御魑魅，归愿牧鸡豚。就日秦京远，临风楚奏烦。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7](p200)《上书》则写道：“伏以大君继明，元宰柄用。鸿钧播平分之气，悬象廓无私之照。涣汗大号，与人惟新。昭回汪
，旁下郡国。投荒为民者，咸释拲梏，遂还里闾。系于稍食，犹在羁绊。伏读赦令，许移近郊。今武陵离京师赢二千者无几。小人祖先壤树在京、索间，瘠田可耕，陋室未毁。濡露增感，临风永怀。伏希悯其至诚，而少加推恕。命东曹补吏，置籍于荥阳伍中，得奉安舆而西，拜先人松槚。誓当赍志没齿，尽力于井臼之间，斯遂心之愿也。如或官谤未塞，私欲未从，虽为裔民，乃有善地。则北距澧浦，资宿舂而可行，无道途之勤，蠲仆赁之费。重以镇南，用和辅理，扇仁风于上游，霁严施惠，得以自遂，斯便家之愿也。”[7](p91-92)《上书》中的这一段话，与前面所引《书怀》中的诗句相对照，基本意思是相同的。但在细节上更详尽、更具体，可以说，后者就是对前者的说明。通过这种对照分析，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刘禹锡《书怀》中所讲的情况，与所谓的“顺宗被杀”完全没有关系，更不能够作为“顺宗被杀”的证据。
最后，关于王叔文被赐死的日期，史料语焉不详。《顺宗实录》只说“皇太子既监国，遂逐之；明年，乃杀之”[9]（《顺宗实录》卷五）。此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皆沿袭不改。按永贞元年七月二十八日，皇太子监国；八月六日，下制贬逐二王，所以韩愈说“既监国，遂逐之”。照此笔法，“明年，乃杀之”，就应该是“到明年，便把他杀了”。又按元和元年正月一日，宪宗诣兴庆宫上太上皇尊号；二日改元，大赦天下。根据赦令，刘禹锡才有了量移近郊的希望，因而有《上书》和《书怀》之作。并且按照唐代“经赦之后，理无杀法”[10](p70)的惯例，王叔文被杀，不会在正月二日大赦之后；《顺宗实录》既云“明年”，那便只能是正月一日了。王叔文于刘禹锡有知遇提拔之恩，对他的无罪被杀，刘禹锡自然是极其沉痛和悲愤的。这种心情，表现在上述书信和诗篇之中，便是为王叔文和自己鸣冤叫屈。而从《上书》和《书怀》中“大君继明”和“继明悬日月”所反映的情况来看，顺宗当时还活着，直到正月十九日才去世。刘禹锡在武陵听到这一消息，时间应该更晚一些。既然顺宗当时还活着，将《书怀》作为“顺宗被杀”的证据，也就毫无道理了。
四 当时宫廷斗争的结局，不是宪宗杀害了顺宗，而是宪宗与顺宗联合驱逐和杀害了王叔文
这个问题主要靠史料来说话。
永贞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德宗崩。“苍猝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至金銮殿，草遗诏。宦官或曰：‘禁中议所立尚未定’，众莫敢对。次公遽言曰：‘太子虽有疾，地居
嫡，中外属心。必不得已，犹应立广陵王，不然必大乱。’”[11](p1621)卫次公所说的太子，就是后来的顺宗；广陵王，为顺宗长子，即后来的宪宗，当时已经27周岁。卫次公的这些话，代表了朝廷多数人的意见。从中可以看出宪宗与顺宗的关系，开始并非不太融洽，既然可以传位继统，应该还是和谐的。
顺宗即位以后，“疾久不愈，时扶御殿，群臣瞻望而已，莫有亲奏对者。中外危惧，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恶闻之。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旧人，疾叔文、忠言等朋党专恣，乃启上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太子制。时牛昭容辈，以广陵王淳英睿，恶之。絪不复请，书纸为‘立嫡以长’字呈上。上颔之”[11](p1623)。其间，侍御史卢坦曾劝宰相韦执谊率群臣请立皇太子，执谊深纳其言，但由于王叔文反对而未果。三月二十四日，立广陵王为皇太子，更名纯。其诏略曰：“广陵王某，孝友温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宽明而爱人。祗服训词，言皆合雅；讲求典学，礼必从师。居有令闻，动无违德。朕获缵丕绪，祗若大猷，惟怀永图，用建储贰。以承宗庙，以奉粢盛。爰举旧章，俾膺茂典，宜册为皇太子。”[9]（《顺宗实录》卷二）四月初六日，顺宗扶病御宣政殿，亲自册封皇太子。其册文略曰：“咨尔元子广陵王某，幼挺歧嶷，长标洵淑，佩诗礼之明训，宣忠孝之弘规。爱敬奉于君亲，仁德闻于士庶。神祇龟筮，罔不协从。是用命尔为皇太子。”[9]（《顺宗实录》卷三）诏令中的这些话，表明皇太子李纯对待父皇李诵，是爱敬双奉、忠孝两全的，根本没有不太融洽的迹象。而此时属王叔文秉政，内外欲立太子，他却默不发议，暗中阻挠。及“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独有忧色。常吟杜甫题诸葛亮庙诗末句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因嘘唏流涕，闻者咸窃笑之”[9]（《顺宗实录》卷五）。可见当时在宫殿中和朝廷上，围绕着建立储君一事，形成了两个互相对立的集团。一个集团以宦官俱文珍为首，联合部分朝臣，要求早立太子；而王叔文集团则竭力阻挠。在这两个集团的较量中，顺宗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但他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皇太子一边。这种情况说明，顺宗与皇太子的关系，也是志同道合、融洽无间的。而王叔文和王伾这两位顺宗新提拔的翰林学士，由于他们的反对态度，就完全被排除在立储一事之外，表明顺宗已开始对他们不信任和疏远，败端也就由此出现了。
王叔文等朋党专恣，压抑太子，不但引起一些宦官的反对，也引起部分朝臣的反对，一些较为亲近的人更为之提心吊胆。杜黄裳是韦执谊的岳父，就力劝韦执谊率群臣请皇太子监国。本来，由于顺宗疾久不愈和王叔文朋党专恣，中外臣僚才要求早立太子。太子既定，接下来的太子监国和即位，在唐代既有先例，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王叔文、韦执谊等独断专行，对杜黄裳的忠告置若罔闻，以致又失去一次重要的机会。而部分宦官和藩镇，正是抓住了请皇太子监国的机会，代表着大部分朝臣的要求，走上了政治的前台。如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顺宗，请令皇太子监国；又上皇太子笺，对王叔文集团进行恶毒的中伤诽谤。“时内外共疾王叔文党与专恣，上亦恶之。俱文珍屡启上，请令太子监国。上固厌倦万机，遂许之。”[11](p1624)七月二十八日，乃诏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诏发命：“军国政事，宜权令皇太子某勾当。百辟群后，中外庶僚，悉心辅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闻。”[9]（《顺宗实录》卷四）八月四日，顺宗下诏内禅，令太子择日即皇帝位，自称太上皇。八月六日，由宪宗下制，贬王伾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其《制》中说：“夫去邪厝枉，为国之要；惩恶劝善，制政之先。恭闻上皇之旨，俾远不仁之害。宜从贬削，犹示优容。”[8](p605)其中的“不仁”，明显地是针对他们阻挠建立储君和皇太子监国，破坏顺宗与宪宗慈爱孝敬的父子关系而言。这既是宪宗不能容忍的，也是顺宗不能许可的。所以，宪宗贬逐二王，同时也是奉旨行事，按顺宗的命令办的。八月九日，太上皇顺宗颁布《皇太子即位册文》。其文略曰：“联承累圣休德，膺守邦之重。不蒙天佑，降疾在躬。上不能昭事郊丘，祇见列祖；下不能临视庶政，保绥兆人。是用命尔当位嗣统，宜陟元后，代予忧勤。”[8](p602)宪宗即位之后，对太上皇更是孝敬有加。元和元年正月一日，宪宗率群臣诣兴庆宫，上太上皇尊号曰“应乾圣寿太上皇”。太上皇去世后，又谥曰“顺宗”。按照谥法，顺人曰顺。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顺宗立皇太子、令太子监国及内禅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上应天心、下顺人意的，所以表现在尊号和谥号上，以播无疆之休烈。
总而言之，永贞一朝，时间虽然不长，但政治形势风云变幻。开始顺宗对王叔文大爱幸，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付以军国重务。王叔文一方面忠实地贯彻顺宗的政治方针，采取了许多重大的改革措施，如禁罢宫市和五坊小儿、裁冗员、减宫女、蠲逋赋、绝贡献、贬黜酷吏、打击藩镇跋扈等，这些措施，得到顺宗的肯定和朝野普遍的欢迎，并且作为宪宗“继述之志”[9]（《顺宗实录》卷五）的内容在元和朝得到继承和落实。但另一方面，王叔文在组织上自恃有顺宗支持，张皇威福、独断专行，树植党羽、排斥异已，亵慢无忌、高下在心，又引起了朝廷内外的强烈反对。尤其是王叔文集团阻挠册立太子和太子监国，更导致了顺宗的厌恶和不满，终于命令宪宗“俾远不仁之害”，将其逐出朝廷，置于死地。由此可见，当时宫廷中的斗争，主要是在王叔文集团与皇太子集团之间，围绕着册立太子及太子监国等事情进行的，而不是在宪宗与顺宗之间进行的；并且在王叔文集团与皇太子集团的斗争中，顺宗始终是坚定、明确地站在皇太子一边，表明顺宗与宪宗之间是志同道合、仁慈孝敬、融洽和谐的。顺宗被杀说者所谓宪宗逼宫、害死顺宗等等，既无客观上的可能，更无主观上的必要，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至于顺宗被杀说者将王叔文集团与皇太子集团的斗争误认为是顺宗与宪宗的斗争，将王叔文集团与皇太子集团的不融洽关系说成是李氏父子的不融洽关系，明显地混淆了两件不同甚至相反的历史事实，不但是牵强附会，而且是颠倒黑白了。而以这种颠倒了的事实为根据的结论，由于其前提错误，当然也就不可能正确了。
宪宗与顺宗的融洽关系以及顺宗对王叔文集团始爱终恶的态度，还可以从柳宗元、刘禹锡对顺宗和宪宗的批评中得到反映。
永贞元年八月，王伾、王叔文被贬逐之后，柳宗元作《感遇》诗二首。其中一首写道：“旭日照寒野，
斯起蒿莱。啁啾有余乐，飞舞西陵隈。回风旦夕至，零叶委陈荄。所栖不足恃，鹰隼纵横来。”[12](p1256)诗中将出身寒微的王叔文改革集团比做起自蒿莱的一群小鸟，将顺宗比做他们所栖恃的树木。共中“所栖不足恃，鹰隼纵横来”二句，既表现了顺宗对改革集团的始爱终恶及其严重后果，更抒发了作者对顺宗这种变节行为的悲愤之情。元和元年初，刘禹锡在写给杜佑的信中，对顺宗这种始爱终恶的态度也作了揭露和分析。他写道：“何投分效节有积尘之难？何谮行爱弛有决防之易？何将进之日必自见其可而后亲？何将退之时乃人言其否而遂弃？良由邪人必微，邪谋必阴。阴则难明，微则易信。罔极泰甚，古今同途。”[7](p90)这段话现在看起来比较费解，但结合当时的情况来分析，意思就清楚了。即：为什么王叔文改革集团尽职效忠像积尘为山一样艰难？为什么宦官和藩镇的谮言流行就使顺宗对他们的爱幸废弛如堤防溃决般容易？为什么一开始顺宗一定要自见其可才亲近王叔文集团？为什么到后来却因为人言其否就抛弃了他们？其实是由于宦官等邪人巧妙，他们的邪谋隐秘；隐秘则难以明辨，巧妙则易于相信，以至于祸国无穷、败政最甚。古代后汉末年的事实和今天的情况，都是如出一辙的。在这里，尽管刘禹锡竭力为顺宗掩饰，把责任都推卸到宦官等邪人身上，但心中对顺宗始爱终恶行为的沉痛和悲愤，还是溢于言表的。元和二年，韦执谊病死贬所，柳宗元听到消息后，联想到此前病死的王伾和被杀的王叔文，作了一首《咏三良》的诗。诗中用春秋时为秦穆公殉葬的子车氏三良比喻被顺宗和宪宗贬逐致死的王伾、王叔文、韦执谊三人，借古讽今，以虚纪实，以咏子车氏三良为名，纪王叔文、王伾、韦执谊三人之实，来表彰先烈，寄托哀思，抒发愤懑。诗云：“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12](p1258)其中“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数句，显然是针对宪宗贬二王《制》中的“恭闻上皇之旨，俾远不仁之害”而发。在这里，柳宗元讨伐的矛头，虽然主要是指向宪宗，说他不但没有阻止反而服从和执行了顺宗的错误命令。然而对于顺宗的变节行为却有忌讳，曲意回护，将他驱逐二王的旨命说成是“疾病命固乱”，即推托为病情严重、神智混乱不清来进行掩饰。但在这种曲笔之下，仍然明确无误地指其旨命为“乱”、为“邪”，从而使之堕落成为杀害忠良的昏君暗主，这实际上就是肯定了顺宗为贬逐致死王伾、王叔文、韦执谊三人的罪魁祸首。刘禹锡逝世之前，在其《自传》中写道：“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时上素被疾，至是尤剧。诏下内禅，自为太上皇，后谥曰顺宗。东宫即皇帝位。是时太上久寝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对。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于是叔文首贬渝州，后命终死。宰相贬崖州。予出为连州，途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7](p394)实际上，顺宗所患疾病为中风，属于肢体活动和语言方面的障碍，并不是精神或思想方面出了问题。他于七月二十八日诏令皇太子监国、八月四日令太子择日即皇帝位、八月六日令宪宗驱逐二王、八月九日颁布《皇太子即位册文》，这一系列的重大决策，表明顺宗当时正大权在握，神智也很清楚。刘禹锡这里一再指出顺宗“素被疾，至是尤剧”、“久寝疾”等等，其手法和用心也跟柳宗元在《咏三良》诗中所说的“疾病命固乱”一样，完全是为顺宗对王叔文集团始爱终恶的变节行为开脱责任的一种讳饰之词。刘禹锡曾为柳宗元编集诗文，对柳在《咏三良》诗中采用曲笔的手法、为尊者讳的用心当然有充分的了解。他在分析王叔文集团失败的原因时一再强调顺宗的疾病，就是直接继承柳宗元的“疾病命固乱”而来，寓意顺宗为其罪魁祸首。在这种曲笔之下，隐藏着作者的沉痛、悲愤和血泪控诉。
作为“二王刘柳”集团的核心成员，柳宗元、刘禹锡都是顺宗先爱后恶变节行为的牺牲者。他们对顺宗和宪宗的批评，也从反面说明宪宗与顺宗是志同道合、关系融洽、没有隔阂的。由此可见，顺宗被杀说者所谓“刘禹锡对李氏父子本来就不太融洽的关系有所了解”，是“顺宗被杀”“这一宫廷内幕的最早揭露者”等等，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收稿日期】200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