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关系_共产党宣言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关系_共产党宣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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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已经习惯的视角,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本身就是要清理和反省《宣言》中所阐发的政治纲领并由此远离“东方马克思主义”;从文本内容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与《宣言》存在明显的差别:《宣言》以人的经济活动为轴心,强调政治意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把经济活动转化为文化活动,并强调政治无意识;从精神气质上看,《宣言》是现代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带有明显的后现代性。至于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马克思著述,首选者应是《巴黎手稿》与《资本论》,而不是《宣言》——只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的60至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才对《宣言》发生浓厚的兴趣。但是上述看似明显的差别同时也可能是浅表的差别,这种差别遮蔽了二者间思想上的关联性。无疑,《宣言》已经成为影响和促进整个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运动的经典文献;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对当代西方思想家乃至于整个国际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就提示我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宣言》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关联。尽管《宣言》中所阐发的思想并没有能够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但绝不可忽视她对于当代西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的免疫与治疗效应——这一效应恰恰是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作所实现的。这就是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宣言》之间所存在的,实际上是某种思想的反向的、但同时又是辩证的关联性——正视这种关联性,对于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认真反思自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得失应当是很有益处的。

从《宣言》中引申出的如下思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之发生关联的主要资源:

(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及其现实生活陷入了异化境地。在当时的人类生存条件下,人的异化尤其表现为人自身经济活动的异化,人们为了维持自身的基本生存,不得不把生命活动限定于经济生活之中,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与人的本来生活相悖离的意识形态:对财产的占有,完全意味着对自由与权力的享有,物化或异化这一本应不断被扬弃掉的异在的生存状况,反倒成为人自身生活追求的目的——这一思想实际上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全面异化思想作了铺垫。

(二)异化的结局是社会不断分裂为对立的两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阶级社会,作为社会中间层的中产阶级根本就不存在——西方社会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所谓中产阶级执政的国家理念其实一直是一种政治理论上的虚妄。资产阶级不仅是财产的占有者,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占有者,这种双重占有直接把政治解放提到了前台:必须通过政治解放,才能进一步实现人的解放。由此,马克思前所未有地将解放的主体定位于无产阶级及劳苦大众,并强调主体阶级意识的觉醒对于自身解放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只要人类解放尚未真正成为主体的内省意识,“解放”就仍然只能作为神话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实质是唯心史观的意识形态,比如抽象的、一般的人道主义)持坚决的否弃态度,在《宣言》中,马克思则对无产阶级关于自我解放的意识形态持积极的建构态度。在主体解放过程中,意识形态占有优先地位,这一观点同样也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发挥。

(三)阶级对立不仅局限于国内,而且越来越表现在国际间。由于开拓市场和客观上的大工业化需要,整个世界不断资本主义化,其结果是不断加深的帝国主义对殖民化国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上的矛盾其实是资本主义国内矛盾在国际间的拓展,马克思无疑是站在后者立场上的,这表明了他本人坚定而真实的国际主义和全人类立场——如果不在观念深处克服和反叛西方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这种立场是难以达到的。马克思的这一立场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层面上展开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实际上确立起了某种思想基础。

(四)《宣言》中所贯注的总的理念是世界历史时代的思想——正是这一思想贯穿于他本人整个前后期的思想发展之中。世界历史时代的根本特征即“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在财产关系及权力生活中的异化恰恰掣肘着人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既无法实现社会的公正分配,也难以合理地解决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之间的矛盾,“每个人”与“一切人”,即个人与社会之间仍然是实体性的对立关系,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则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加深的疏离。人、人的生存与生活,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的中心,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主题。

时代的关联性决定着思想的关联性。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相比,已经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科技与大工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劳资对立至少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空前缓解;由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有效干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盲目性已得到了有效的克服。但是,上述变化并不意味着20世纪与19世纪的断裂。相反,种种事实表明,当代人与社会所陷入的矛盾仍然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在《宣言》等著作中已经揭示的资本主义矛盾在当代的深化:

首先,正是当代人陷入了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全面异化境地,这种异化的突出表现即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优越的物质生活并不能转化为整个生活的内涵,伴随着人们的是挥之不去的精神焦虑与孤独。

其次,劳资对立逐渐转嫁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力上日益悬殊的差距上,相比发达国家越滚越大的财富积聚,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赤贫”状态。意识形态的冲突不是削弱,而是空前地激化了。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也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要素,诸如科学技术、大众文化、消费文化都带着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而本世纪残酷的历史事实表明:邪恶的意识形态也会变成蛊惑大众的“政治理想”;而貌似“先进”的意识形态同样也会僭越现实并直接带来生活灾难;解放的主体并没有能够在精神意识上承载起解放的使命。

再次,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方式无法改变其掠夺性的资源使用方式。凯恩斯确实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有序性,客观上控制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但却无法解决市场与资源的尖锐冲突,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内部冲突常常转化或放大为整个市场体系与社会生活的混乱无序。

最后是社会文化危机。随着市场体系的推进,资产阶级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水准每况愈下。千百年来人们所皈依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念全面坍塌,整个社会始终难以确立起一套健康且行之有效的社会公共意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对上述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刻揭示,在精神气质上则进一步发挥和拓展了《宣言》中已经蕴涵的人类解放意识。例如,在卢卡奇多变的思想发展中,有一个基本的思想没有变化,这就是从《宣言》中继承下来的关于世界历史时代的思想。基于此,前期卢卡奇强调要把克服和消除异化作为人自身发展的根本途径(不过这一思想与《巴黎手稿》中的相关思想不谋而合),后期卢卡奇则强调阶级意识的觉醒已经成为当代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当务之急。由于强烈地意识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一体化现实,卢卡奇特别强调总体性革命的必然性。葛兰西、普朗查斯等人则把意识形态作为肯定的知识形式,他们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除了占据经济与政治上的权力之外,还应当占据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这一权力甚至比经济权力及政治权更为重要。阿尔都塞特别关注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遮蔽的阶级对立,强调在当代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并认定在早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之间存在着某种“认识论断裂”,断裂的重要表现就是在《资本论》及《宣言》中展开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结构与前期著作中普遍弥漫着的抽象人道主义观念旨趣迥异(阿尔都塞本人认定断裂后的马克思才是“科学”的马克思)。与阿尔都塞不同,萨特并不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存在什么“断裂”,相反,他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人道主义是贯穿始终的。他要求重新挖掘蕴含于马克思《手稿》及《宣言》等著作中的“人学”,高扬人的自为性,进而把自己所宣称的存在主义直接看成是人道主义。萨特主张全面揭示当代人的生存状况,强调人的精神生活同样是人的生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列菲伏尔、科西克等人则直接提出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指出当代人异化的实质就在于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法兰克福学派所做的工作则涵括了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活动的所有层面,同时又表现出了鲜明的理论个性。他们将马克思在《宣言》及《资本论》等著作中所贯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拓展为社会学批判、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集中表现于对当代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批判上,包括:自动化所导致的政治统治的日益极权化;物化及商业化对工人阶级反叛意识的消蚀;后现代大众文化对包括古典文化及精英文化在内的传统及现代文化的双重瓦解。另外,生态马克思主义则致力于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掠夺性生产方式的深入批判;杰姆逊等人的后发展理论则禀承着马克思《宣言》中的人类主义立场,进而明确表达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觉批判。号称法兰克福学派殿军人物的哈贝马斯则直接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思想,全面而深刻地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所陷入的合法性危机,这一思想连同他本人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与“重建生活世界”理论,其实都应当看成是基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重建个人与社会交互理解的可贵尝试。

学习《宣言》,应当深入领会其中的思想精髓,这是潜存于文本中的活的东西,而不应该把《宣言》中的“基本原理”当作僵死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的序言中就已经指出过:“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这一点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宣言》的关联性至关重要。比如,断定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宣言》之间不存在思想关联的重要理由,就是认为二者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是根本不同的(《宣言》支持革命,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反对革命),并由此否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合理性,同时也在“良知”深处否弃掉《宣言》的思想精髓。

这里的关键倒不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过份乐观”地估计了当时的革命形式,也不在于是否过份强调了阶级斗争的永远在场的现实必然性,而在于当历史上几乎所有思想家都对资本主义的永恒存在深信不疑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制度所作出的入木三分的剖析与诊断。阶级分析方法确实是马克思对整个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杰出贡献。不揭示事物的真实而深层的矛盾,事物本身就不能发展。由此看来,《宣言》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一份难得的预警报告——这份“报告”对本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长足而相对稳定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警醒和治疗作用(比如,凯恩斯等人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提出就受到了《宣言》的直接启示,以至于凯恩斯本人被指责为具有“红色嫌疑”)。事实上,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作病理诊断时,阶级分析方法始终是其最基本的方法。

不过,现在看来,《宣言》中所提出的阶级斗争及暴力革命理论需要重新理解:“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这里的“历史”如同马克思本人后来所说的,只是“史前史”,而不是“人的历史”;真正的人的历史是未来社会的世界历史时代——这恰恰是一个阶级及其阶级斗争消亡的时代。阶级分析方法对于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矛盾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实践行为上的阶级斗争是普遍的。实际上,整个20世纪人类为低层次的阶级斗争实践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们终于意识到,公正合理的未来社会更是一个不懈的建构过程。革命本身毕竟不是目的,它是在各利益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并且彻底堵死了社会变革的可能时不得不走的道路,而它本身的破坏性和消极性则是明显的。尤其是在当代,用暴力革命来解决一切社会冲突以促进社会进步,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低级的和落后的方式。而且,我们也难以想象,在今天,暴力革命、尤其是全球范围内的暴力革命将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可怕后果。因此,当代人与社会应当学会、也必须学会用非对抗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家提出用改革代替革命,是有道理的;这一思想,与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

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宣言》之间的思想关联性,并不是为了夸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价值。无论从历史远见,还是从哲学底蕴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无法与马克思相提并论,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全面继承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实践精神。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继承者应当是那些将其理论不断赋予生活意义及其哲学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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