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编纂的悖论
——兼谈许慎《说文解字》哲学思想的二元对立
赵 丹 1，2
（1.广东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2.曼彻斯特大学，英国 曼彻斯特 M139PL）
摘 要： 单语词典中的释义精确，双语词典中的翻译对等，词典编纂者的态度立场和价值取向以及词典是该使用规定性原则还是描述性原则一直是困扰词典学界的难题。在词典编纂中，词典编纂者总是想方设法在各个方面达到精确的目的，但事实上在词典编纂中始终存在着编纂的悖论。词典编纂的悖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词典释义的精确性和释义用语的模糊性，双语词典中翻译的对等和不可译，词典编纂的客观性和编纂者的主观性，词典该是规定还是描述。词典编纂者需要根据具体的词典类型和特点在这四个方面寻求平衡。
关键词： 词典编纂；释义；悖论；说文解字
作为学习语言的重要工具，词典几乎像圣经一样权威。正是这种权威性，给词典增加了神秘的色彩，使大众对词典都抱有很大的期望，如书写要绝对正确无误，释义用词要精雕细琢以保证精确贴切，例证要能反映词目词的典型句法特点，材料选取要绝对权威，编者需客观如实地反映语言现象和语言行为等等。殊不知，词典作为重要的文化客体，要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首先，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语词释义的模糊性。其次，词典编纂者的语言基础，价值取向和社会认知都会无形中对其所编纂词典的内容和形式产生影响。此外，词典所赖以生存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趋向也会给词典烙上时代的烙印，使之成为某个时代的产物，而不是词典用户所期望的那样纯正。词典编纂的权威性、神秘性、纯粹化、理想化碰上具体实践操作，使词典编纂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悖论。
一、词典释义的精确性和模糊性
释义一直是古今中外单语词典编纂的核心，它也最能反映一部词典的编纂质量，因而成了编纂者的重中之重。在词典学界，一直把对语词的释义“质量看作是衡量一部词典好坏的重要标准和依据。然而，意义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词语的意义解释好，可以说释义是词典编纂工作中难度最大、学术含量最高的部分之一”。［1］因此，词典学家一直在探索如何使释义更加精确，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提出了很多颇有成效的办法，如：通过对词目词的义素进行分析来释义，从形态，语义两个角度的结合来释义，对词目词进行元语言释义，使用形态转换法释义等。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对词典编纂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消极型词典的释义方式是无法适应语言学习者需要的，因为我们正处在网络信息时代，人们都希望词典能给他们的语言学习提供较大的帮助，能方便快捷地找到词目词全面、详尽、准确的释义，能指导他们在语言交流中正确、得体地使用所查语词，而不会与任何其他词混淆。在这种需求下，章宜华等提出了对学习性词典应采取积极型的多维释义，从多个视角，多个参数对词目词进行语义表述。这种释义方法被称之为多维释义。［2］这些在语言学各个维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释义原则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释义的精确性。但在词典释义中，释义不仅是语词或词目词的意义，更重要的是释义被看作是能指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纽带”，即处于所指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所以，释义者在词典编纂中起了词典和用户之间桥梁的作用。在词典释义中，不管释义者在什么理论指导下采取什么样的释义策略都会受到其自身语言能力、态度立场、价值取向和知识背景的局限。同时，语言本身都具有模糊属性，有些词目词的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而有些完全是为了释义精确的需要而不得不使用模糊语言。比如，在汉语词典释义中，我们经常会看到释义用语“通常”“大约”“主要”“尤其”等，这些释义用词本身就属于模糊词语。例如：
【休耕】为了恢复耕地的地力，在一定的时间内停止耕种。
【食物】吃的和其他东西。
大学士的官衔通常分为两部分：学士衔和尚书、侍郎衔。这两个官衔的连接用“兼”字。例如仁宗即位那年的8月，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似乎他兼有两职。实际上，大学士兼领的尚书、侍郎是虚职。如果要处理部务，应加“掌”“判”等差遣用词。
词典编纂的主观性还反映在词条选取方面，很多词典把有关“性”的语词或者关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禁忌语都排除在外。在一些新词的收录上，词典远远滞后于大众媒体。很多新词在流行多年之后才被词典接受收录为词条。在词条的释义方面，编纂者给出的释义都深深地带有编纂者的个人感情色彩以及印上时代的烙印。“词典本身负载了特定的社会理念和权势关系，反映了词典编纂者对当时社会的认知和理解，它们都以心智模型的形式存在于编纂者的大脑中，并最终决定了词典的内容和形式。”［12］多年来从名家名篇经典名著中选取例证一直是词典编纂的传统，这无疑和社会价值观不无关系。主流的意识形态认为，只有经典名著的语言才是正确的，应该被推崇。近年来，随着大型语料库的建立，很多词典开始从语料库中选取合适的例证，这无疑是词典编纂的一大进步。总而言之，无论编纂者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其自身给词典带来的影响，因为编者本身也是其所生存社会的牺牲品，需要有意无意地屈服于自己所在社会的禁忌、种种限制和模式。
（1） attract verb［VN］［usually passive］～ sb（to sb/sth）
我打电话给陈清，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她。陈清立即和丈夫方达生赶到我租住的家里。看到我一脸病容，吐得昏天黑地的样子，他们非常过意不去，夫妇俩急忙将我送进医院。陈清的陪同下，我接受了检查。医生检查完后，十分兴奋地告诉我们：“受精卵正式着床，形成胚胎，发育良好！妊娠反应是正常的。”
即使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也可见解释不清楚的情况。如它对“词”的解释为：“词者，义内而言外。从司、言，此为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司者，主也。意主于内而言发于外，故从司、言。……意即意内，词即言外。言意而词见，言词而意见。意者文字之义也，言者文字之声也，词者文字形声之合也。凡许之说字意，皆意内也，凡许之说形说声皆言外也。有意而后有声，有声而后有形，造字之本也。形在而声在焉，形声在而义在焉，六艺之学也。”［3］这段文字本是想说明“词”的本义，但确实没有说清楚；并且，以此来说解《说文》中的一切训“词”字，显然是不恰当的。［4］不管是汉语和英语的单语词典还是英汉等双语词典，在释义中都会使用不少模糊语词。这些模糊语词的使用有时是为了节约空间，比如“等”，不再列举类似的事物；有时反而是为了释义更精确，因为语言本身具有模糊性。而有时，尽管释义中没有任何模糊语词，但不一定能把词目词解释精准。由此可见，无论词典释义如何精确，都无法挣脱模糊、片面甚至误释的羁绊。
二、双语词典中的翻译对等和不可译
释难解惑是词典最主要的功能，也就是要为词目词提供充分明了的解释以及有关语言运用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因此，在编纂中编者用客观公正的原则立场，而不做主观评判就成了辞书体的必然要求。［6］词典编纂者需要努力在词目词选择、释义用词、例证选取等方面做到客观公正，不受自身主观意识的影响。“在认识并消除意识形态对词典编纂的影响方面，辞书译者和编者都应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双语词典编纂者必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尊重当前的价值判断取向，注意语言使用上的‘与时俱进’，做到政治上正确。”［7］词典学界一致认为，词典作为重要的文化客体，应该是一个客观描述语言的知识体，而不应该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尽量避免编纂者个人的态度价值对词典的影响已经达成共识。但在具体词典编纂实践中，词典编纂者有意无意的主观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渗透到词典的每一个角落。
三、词典编纂的客观性和编纂者的主观性
双语词典中的翻译主要指的是词目词翻译和例证翻译。单语词典中的释义在双语词典中就是翻译词目词。关于双语词典中的翻译对等，尤其是词目词的翻译对等，很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从实践和理论上都提出了很多具体原则和方法。最早的方法主要是在译入语中为词目词寻找最大程度上的对等词。后来为了更全面的解释，对一些较难理解的词目既提供译文，又给出对等词；而对一些在译入语中对等词缺失的只给出译文或通过音译等方法铸造出一个新词。在双语词典中，例证的翻译原则和词目词的翻译原则有所不同，尽可能地直译是第一原则，必要时可以适当意译，有时也会被迫硬译，同时要兼顾句中的文体和比喻等等。这些早期的研究仅限于翻译的原则和方法，只是经验性的总结。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深入，为了达到翻译对等，一些语言学理论如语义学中的语义成分分析被应用到双语词典的翻译中。语义成分分析法无疑为部分词目词在目的语中寻求最大程度的对等提供了理论基础。但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这种仅仅是寻求目的语对等词的观念已经不能满足双语词典翻译的要求。“在语境和交际理论的影响下，词典编纂已不再是人们过去所认为的纯粹的语言活动，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而词典使用则是社会心理行为，因而对于词典和词典问题的探究不仅涉及语言本身，还涉及人文信息、社会心理等诸多领域。双语词典是以词汇为描述对象，而两种语言由于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个性。因而在双语词典翻译中，译者对语言不能只进行语言学的分析，而必须从社会符号学的宏观高度对语言与社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进行深入的分析，借鉴社会符号学理论进一步考察语言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5］即便如此，由于语言的起源、发展、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地理环境、分类以及各个参数系统的不同构，双语词典要想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对等也是不可能的。词典编纂者所做的只能是在“不对等”的现实中寻求“对等”的理想。还有随之出现的双语词典译义理论也证实了这一点，它从新的视角论述了双语词典翻译的等值观。传统的等值理论只是为词典使用者提供对等词；而现代的等值观认为，双语词典的翻译只是为用户提供一个语义认知建构的辅助和参考。
（2） expect（often used in the progressive tenses）to be waiting for sb/sth to arrive，as this has been arranged
虽然负荷均分功能能够消除主变过载的问题，但是该功能也有它的弊端：在备自投负荷均分功能完成后，不停电的两台变压器无法相互支援；边变压器同时失电时会导致全站失压。为了提高备自投的可靠性，可以通过双备自投之间的配合或者判是否过负荷的方式来进行优化[4]。
而在英语词典中，usually、especially、may这些模糊限制语也经常用在语词的释义中。例如：
许慎因著我国第一本字典《说文解字》而被称为中国文字学的开山鼻祖，被尊称为“字圣”。在一千八百年前，他的著作依然体现了词典编纂的悖论，即历史的唯物的文字观和唯心主义的文字学思想。《说文解字》将六书原则系统运用于汉字的结构分析，力求表达“六书”神妙的旨趣，做到“信而有征”，以杜绝“巧说邪辞”的现象，这充分反映了许慎的朴素唯物主义文字观。［8］正是有了这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他曾“博问通人，考之于逵”。［9］一千多年前的许慎就具备这种客观的态度，考证的实事求是精神实属不易。许慎唯物主义思想的另一个具体体现是《说文解字》的内容包罗万象，有大量有关古代社会天文历法、矿产冶炼、植物医药，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资料。但同时，《说文解字》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同样避免不了编纂者给它施加的影响。对许慎《说文解字》中很多字的说解，我们理解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谙熟许慎的哲学思想以及他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可见，其哲学思想和主观意识形态对《说文解字》的影响非同一般。从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可以看出，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是《说文解字》的主要目的。从许慎对数字的说解，可以窥见许慎数字观的全貌，它的数字观贯穿着儒道互为表里的阴阳五行说，这是他哲学思想的核心。掌握了他哲学思想的核心，不仅可以解决《说文解字》中很多难讲字的说解，而且对《说文解字》体例中的许多问题也可以找到答案了。［10］唯物的文字观即词典编纂的客观性，而唯心的文字学思想正反映了编纂者许慎的主观意志。在他对文字进行缜密的考证之后，在说解的过程中，会无形中融入自己的个人感悟、阶级立场、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等。除了在《说文解字·叙》中，他明确高调地表示著此书的目的是为当时王权的统治阶级服务外，在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通过立本来维护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权威以及他对统治阶级的绝对忠诚。如在编排部署字的次第时，凡是皇帝的名讳都在首列，以示尊君。例如，因为汉光武帝名秀，禾部首列秀，汉安帝名祜，示部首列祜。对天干地支和数目的说解也大都套用阴阳五行说的图式。《说文解字》始一终亥的编撰体例实际上就是阴阳谶纬思想的影响。在文字说解中，涉及阴阳谶纬与政治，伦理道学说的基本概念时，许慎往往放弃学术原则，用金文经学的方法比附阴阳谶纬思想。［11］但今人并不能因为许慎哲学思想的二元对立性而否定他对中国文字学学科和人类文化发展所做的贡献。因为他处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前期，不可能不受到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其思想存在二元性正是时代的痕迹和烙印，没有人能够摆脱其生存社会的限制和束缚。整体而言，许慎《说文解字》的哲学思想是之前任何字书如史游的《急就篇》、李斯的《仓颉篇》、胡毋敬的《博学篇》、杨雄的《训纂篇》等都不能比拟的。不管是从编纂系统、文字形体和字义解释系联还是理论纲领等方面均走在时代的前列。
四、词典：规定还是描写？
词典应该规范语言还是客观描述语言是每一部词典编纂者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选择。每一部词典在编纂之前，就应该确定使用哪一种编纂原则。对英语影响较大的词典是约翰逊（Johnson）编纂的《英语词典》（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这部词典于1755年4月在伦敦出版，对当时的英语语言起到了规范作用。其编纂者约翰逊（Johnson）在编纂此部词典时持有的编纂理念是“保持英语的纯洁性”。约翰逊认为，每种语言都有不当和谬误之处，纠正或扬弃它们正是词典编纂家的职责。约翰逊的规范主义观念与英国当时整体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有很大关系。当时英语用语多而繁杂，给英国国内不同地方人们彼此间的沟通和交流带来很多麻烦和困扰。但同时“约翰逊的词典编纂思想中有对语言进行客观描写的一面。虽然他主张通过词源和派生关系来正字，但他还是常常依照习惯用法而不求统一。”［13］所以，早年的词典编纂中，即使是典型的以“规定”为原则的词典中，依然会包含“描写”性。20世纪以来，以布鲁菲尔德为代表的描写主义语言学主张不以经典传统为依据而是以对语言全面的、系统的、客观的描写资料为依据进行词典编纂，对有争议的语言现象如实记录，不作正误优劣的主观判断。这给英语词典的传统编纂理论带来了巨大冲击。“《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就是深受这种思想影响的产物，被视为描写主义的代表作。此后的词典编纂都用侧重描写的‘实用性’取代了‘纯正性’”。［14］尽量客观、中立或弱化编纂者自身对语言的描写是当今大多词典编纂者所持有的态度和立场，表现在学习性词典中就是很多语用标签被删减，但我们应该知道词典用户查阅词典总是希望词典能给出明确的指示。比如在例证的选取上，过去的惯例是根据实际需要对语料进行加工和改造，而现在的做法和以前有很大的差别。编纂者不敢对语料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甚至不做任何修改，直接采用从语料库中获得的原始语料作为例证。虽然语言会随着时间逐渐演变，但语言的语义和语用这些实质性的内容，则受社会的规定和制约。对它们进行描写时，纯粹依靠客观的量化是不可能的。［15］
世界的早期，很多国家和地方的语言比较混杂，给沟通交流带来诸多不便，所以当时单语词典的规定性都比较强，规范和净化语言成了当时词典的职责。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渐意识到语言演变以及多样性的客观事实，态度也从严格规定性转向宽容的描写性，单语词典的描写性趋势开始出现。然而，不同于单语词典，双语词典如果把描写作为主要的编纂原则，则不利于二语学习者习得比较规范或大众所使用的主流语言知识信息。［16］由此看来，一部词典很难说是只使用规定性的原则或描写性的原则。尽管早期的词典为了起到规范语言的作用，大多是规定性为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纯粹以规定性为主的词典已不多见，大多词典都是规定性和描述性结合。尤其是在新词频繁出现的网络时代，即使是单语词典也不得不在词典编纂中大大增加描述性的成分。因此，近年来，除了“描写”性原则和“规定”性原则之外，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原则，那就是“宣示”性原则。所谓宣示，就是兼具规定性和描写性的特点，并充分发挥规定和描写的优势。近年来，“宣示”性原则在当今词典编纂中的发展态势较强。［17］客观描述词目词的多种平行用法、给出在不同语境下语词的使用建议、用户可根据不同的需要来自由选择，这些都是宣示性原则的典型特征。词典编纂者在编纂词典时如果使用宣示原则，不仅可以给用户提供语言实际运用方面的信息，也能为词典用户提供语言使用方面的建议。［18］由此可见，由于宣示法既规避了描写性原则的缺点，又规避了描述性原则的弊端，同时具备了描写词典学和规定词典学的双重优势，成为目前词典编纂的常用方法。
词典编纂是一个非常繁杂、需要多方协作、编纂者共同努力而且非常艰辛的一项工作。尽管在其编纂中存在着诸多悖论，但并不是说词典编纂无章可循，无法编纂下去。一部词典在编纂之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比如确定用户群体、选词范围、词典的规模、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等等。在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后，编纂时应对存在于词典学界的这些悖论进行分析甄别。尽管由于释义的需要，有时无法避免模糊，但编者也应该对词目词的释义寻求最大程度的精确。在双语词典中，对词目词和例证的翻译，编纂者也应该力争对等。在确实无法对等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加注和解释说明的方式。而同时，所有的词典编纂者都应该有意识的避免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对词典编纂和词典用户的影响。而传统视角下的词典编纂中的两大原则悖论基本可以解决，因为宣示性这一第三原则的出现可以融合规定和描写二原则的优势。词典编纂者只有尽力在诸多悖论中寻求平衡，才能尽可能摆脱主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让词典成为用户心目中权威的文化产品。
我知道，这些问题都是“借口”。“人类能够为所有的罪恶找到借口，这就是为什么不依赖这些借口很重要。”这是父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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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adox of Dictionary Compilation---On the Dual Opposition of Xushen's 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His Work Shuowen Jiezi
ZHAO Dan1，2
(1.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angzhou 510320，China;2.University of Manchester，Manchester M139PL，UK)
Abstract: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in monolingual dictionaries，translation equivalence in bilingual dictionaries，attitude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dictionary compilers，and the choice of prescriptive or descriptive principles have always been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lexicography.In dictionary compilation，lexicographers always try their best to achieve accurate goals in all aspects，but in fact，there is always a paradox in dictionary compilation.The paradox of dictionary compilation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the accuracy of dictionar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fuzziness of interpretation terms，the equivalence and unachievability of translation in bilingual dictionaries，the objectivity of dictionary compilation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compilers，and whether dictionaries should be prescribed or described.Dictionary compilers need to balance these four aspects according to specific dictionary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dictionary compilation;interpretation;paradox;Shuowen Jiezi
中图分类号： H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7864（2019）05-0008-05
doi： 10.3969/j.issn.1671-7864.2019.05.002
收稿日期： 2019-06-28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儿童英汉词典释义语篇文本模式建构研究”（GD18XWW02）阶段性成果；国家留学基金资助2018年度项目（201808440098）
作者简介： 赵丹（1980—），女，河南商水人，广东财经大学副教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词典学和翻译。
［责任编辑 左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