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源地_宋任穷论文

莲花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源地_宋任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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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0)06-0021-06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进军井冈山的决策,最早是在什么地方作出的?换句话说,究竟哪里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笔者这里讲的策源地,不是笼统地指某些对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有影响的决策会议,而是具体地指秋收起义余部“引兵井冈山”的决策地。笔者运用党的历史史实进行分析研究,得出“莲花县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的观点。此命题能否立得住,尚需同仁们共同探讨。

一、确立莲花县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先要弄清两个概念和相互联系的几个问题

我们研究莲花县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必须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地的概念联系起来,才能分清哪是策源地,哪是创建地。当然,也要与策源地之前的决策过程联系起来一并研究,才能不割断事情的前因后果,才能明确哪里是真正的策源地。笔者以为,提出莲花县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之观点,应注意如下问题:

第一,策源地与创建地是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

两者的联系在于,在特定的时期可以重叠和交叉,即莲花县这个策源地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莲花的南部还是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一部分。两者的区别在于,策源地和创建地不能随意互换。我们说莲花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但我们不能说井冈山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否则,引兵井冈山的决策就是在井冈山上作出的了。

分清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地之意义在于,弄清楚哪里是作出创建决策的,哪里是实践创建决策的。这并非无病之吟,它对于理清历史脉络,确立各地在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地位和各自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和借鉴党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确立莲花县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并不否认其他地方对“引兵井冈山”决策所起的作用

这是因为,策源地是指最早作出某项决策的地方,是源头,对某个决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引兵井冈山的决策,从过去的有关回忆资料、中国革命史的有关专著及对这段历史研究的情况来看,也有好几种说法,认为引兵井冈山的决策的会议主要有:文家市的前委会议,莲花县的宾兴馆会议,宁冈县的古城会议,这些会议都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了决策作用。有的认为,引兵井冈山主要看法有三:“三湾说,古城说,水口说。”[1]P33主张“考察确定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过程,大体经历了三湾酝酿——古城决策——茅坪安家三个阶段。”[1]P34

笔者认为,考察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问题,首先要分清“引兵井冈山”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两个概念。它们是互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前者是指带领部队上井冈山,后者是指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因此,笔者提出“莲花县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主要是肯定在莲花宾兴馆会议作出了率领部队上井冈山的决定,有了部队上井冈山这个前提,才有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可能。为此,研究在哪里决定引兵井冈山,应该是我们研究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策源地的着眼点。笔者以为,通过研究文家市的前委会议,莲花县的宾兴馆会议,宁冈县的古城会议,便可理清这一思路。

这三个会议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都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相同的历史功绩在于,都是决定向农村进军,但它们所起的具体作用是不同的。文家市前委会议的决策是“转兵”湘南农村,起到了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方向性重大作用,从此部队正式踏上进军农村的道路,并在去湘南路上,部队经过莲花,导致莲花决策的可能性。如果不去湘南,不经过莲花,那就不会出现莲花宾兴馆会议这一历史事件了。因此,从这个历史角度看,文家市前委会议的决策,对莲花宾兴馆会议作出“引兵井冈山”的决策起了先导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策源性,但不起决定作用,因为部队完全有可能去湘南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而莲花宾兴馆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不要“引兵井冈山”,进而在不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会议最后作出了“引兵井冈山”的决策,这就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而召开古城会议时,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余部已经上了井冈山,从古城会议的内容来看,主要是总结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阐明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会议着重讨论和决定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明确了团结当地农民武装力量和土客籍群众共同建设根据地的方针。古城会议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准备。古城会议,实际上是莲花宾兴馆会议决策的继续,也是实施莲花宾兴馆会议决策的一个会议,虽然都有决策性,但主要是如何开辟根据地的问题,而不是在哪里开辟的问题。这样来分清文家市会议、莲花宾兴馆会议、古城会议的区别,就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三个会议分别是解决“去哪里”、“去不去井冈山”、“到了井冈山后如何办?”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二、莲花县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的主要理由

莲花县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的主要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策是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作出的结论经不住考证

1927年秋收起义爆发受挫后,起义部队于9月19日在文家市会师,并在书院召开前委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认为攻占长沙这一中心城市已不可能。但是,起义军向什么方向进军,到哪里立足?过去,对此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文家市前委会议决定的“转兵”,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文家市前委会议的“转兵”决策,是转向哪里呢?

关于在文家市前委会上决定的进军方向,过去比较传统的说法是讲去井冈山,或者去罗霄山脉中段。笔者查这方面的资料,有罗荣桓元帅的回忆。他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攻。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正确道路,南进途中,在芦溪又受到了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1000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便立刻进行整顿。”[2]P118文家市的秋收起义纪念馆也是这样表述的:“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主攻部队余部会师文家市,前委和师部驻扎在里仁学校。当晚,在里仁学校后栋教室,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果断的否定了继续攻打长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保存和蓄积革命力量。……会师文家市的转兵更是在我党党史、军史、革命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她为组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第一个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新道路及最后夺取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毛泽东早期军事思想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伟大结合。”[3]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何长工是这样回忆的:“9月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里仁学校里的一个大教室开会。我和杨立三作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一些会议情况。会开了一整夜,争论很激烈。余洒度等人坚持打长沙,他认为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坚决反对打长沙,主张将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他分析了形势后说,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他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2]P111

从这些回忆资料来看,似乎文家市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但这些都不是原始文献。文家市前委会议作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策没有原始文献记载,相反,证明文家市前委会议决定“转兵”去湘南,则有文献记载。这就可以推翻原有的文家市前委会议作出向井冈山进军决定的结论。

第二,文家市前委会议决定秋收起义部队去湘南,但途中改变了原来的决策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大多数同志认为,说在文家市就决定去井冈山或去罗霄山脉中段没有文献依据,是不可能的;而说在文家市决定去萍乡落脚也是不合历史事实的。文家市会议决定的进军方向是湘南,这不仅有苏先骏的报告、铁心的文章、汉口《民国日报》的报道作依据,就是纵观余洒度报告的全文,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4]“退萍乡”不过是“通过”而已,湘南才是文家市前委会议决定的退却终点。这一观点有历史文献为依据。苏先俊于1927年9月17日写的《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是一个可信的文献依据。该报告写到:“9月16进占浏阳城……17日为敌袭击,竟致溃不成军。是日前敌委员会议决退往湘南,24日抵芦溪(距安源30里)宿营。因军事长官之疏忽,侦探不力,翌早出发为敌人追及,计是役损失步枪200余,死伤同志数十,卢德铭亦失踪。芦溪败后即经莲花退往宁冈县属之龙头市(应为砻市,笔者注)。”[5]P21-22可见,文家市前委会议的决定是去湘南,部队失败后即经莲花退往宁冈县(井冈山),这是符合历史史实的。因为,从文家市进入江西萍乡,再向莲花进军,大方向依然是湘南。因此,在中途改变文家市前委会议向湘南退兵的决定,是令人致信的,也是符合逻辑的。

第三,关于毛泽东在莲花宾兴馆会议作出“引兵井冈山”决策的逻辑推论

既然文家市前委会议没有作出“引兵井冈山”的决策,那么是文家市会议之后的一次什么会议作出了这一决策呢?笔者认为,这就是目前已经得到一部分党史专家、学者高度重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起了关键作用的莲花宾兴馆会议。

如前所述,文家市没有作出“转兵井冈山”的决策,而宁冈古城会议召开时,部队已经进入井冈山,并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操作,没有必要去研究“引兵井冈山”的问题了。那么在这两个会议之间的莲花宾兴馆会议,无疑是作出“引兵井冈山”的决策会议,莲花无疑就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

首先,从三个会议的时间顺序上来论证。莲花宾兴馆会议召开的时间,后于文家市前委会议而先于宁冈古城会议。文家市前委会议是于1927年9月19日召开的。莲花宾兴馆会议是1927年9月26日召开的,而古城会议是1927年10月3日召开的。既然文家市没有作出“转兵”井冈山的决策,那么,部队在行进到莲花县召开的宾兴馆会议作出这一决策就符合逻辑了。如果说是古城会议作出的决策,就好比某个人去亲戚家做客,到了亲戚的家里才决定去做客,这就不符合逻辑了。

其次,从行军路线来论证。文家市位于湖南东部的浏阳县,与江西萍乡接壤,且处于其正北面,萍乡南面就是莲花县,再往南就是宁冈县。从浏阳文家市到萍乡芦溪,再到莲花,最后往宁冈古城,几乎是一条通往南部的直线。这样,文家市前委会议作出去湘南的决定,与莲花县作出去井冈山的决定,再到古城会议作出如何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定,顺理成章,都符合逻辑,不至于相互矛盾。

第四,莲花宾兴馆会议作出“引兵井冈山”决策的主要史实及过程

莲花宾兴馆会议作出“引兵井冈山”决策的主要史实有三:一是宾兴馆会议的召开,二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对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三是宋任穷的回忆资料。

1.关于宾兴馆会议

该会议是在1927年9月26日召开的。25日,工农革命军在芦溪冲破敌人的伏击后,进入莲花县境内。中午到达高滩村,并在该村宿营。晚上,毛泽东听取了中共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甘明山、贺国庆等人的汇报,决定攻打莲花县城。26日,部队攻克莲花县城,并于当天在宾兴馆召开了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议听取了朱亦岳等人的汇报,会议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密信“毛部应退赣西宁冈,宁冈有我们党的组织,有党领导的几十条枪”的指示,毛泽东遵从中央关于“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到了哪个省的地面,就接受哪个省委的领导”的规定,中共江西省委指示部队退兵宁冈,应当坚决执行。并且,这一指示与毛泽东的想法一致。毛泽东再次询问了永新、宁冈等地的情况,和莲花县的同志一起研究了部队的行军路线,并作出了“引兵井冈山”的决策。

2.关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对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

秋收起义爆发前,中共江西省委就非常注意这支武装的情况,派出了一个交通员,来到秋收起义部队第三团驻地铜鼓进行联络。三团党组织也派出了当时在团部秘书处任文书的宋任穷,与江西省委交通员“去江西省委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当宋任穷走后不久,秋收起义就爆发了。

据宋任穷1974年10月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谈话时回忆:“我走了以后,毛委员来到了铜鼓,领导部队举行秋收起义。因此,文家市会师我未能参加。江西省委派来的那个交通员,年纪比我大一些,有20多岁。南昌暴动后,敌人的白色恐怖很严重,他是搞秘密工作的,我不便于问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到了南昌市,省委机关设在市内一个小巷子里面。在那里我见到了省委书记汪泽楷、刘士奇(湖南人,光头,后在赣西当了特委书记,还到了鄂豫皖)。汪泽楷看了我带去的信,他回了一封信,是用药水写的,不知写的什么内容。他只口头对我讲:‘你们在莲花县一带行动。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2]P192

宋任穷带给毛泽东的这封信是中共江西省委给秋收起义部队的指示信,因而,它必将对秋收起义部队的去向起很大的导向性、决策性作用。宋任穷是在莲花县的陈家坊追上向南转移的秋收起义部队的。当晚,他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此时,正是秋收起义部队芦溪遭敌伏击、冲破敌人的尾追之后。部队处于迷茫之中,去向问题十分关键。那么,汪泽楷这封指示信,对毛泽东决定“引兵井冈山”必定起了重大作用。这是因为:

一是,信中再次提到了宁冈,与毛泽东先前对金钢山(即井冈山,就是宁冈一带)的了解有了共识。信中指出:“宁冈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宁冈的情况,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讲过,已有初步的了解。汪泽楷的指示信,代表中共江西省委明确表示“宁冈有我们党的武装”,可以得到宁冈武装的接应,可以在那里立足。这对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和工农革命军后来在宁冈茅坪安家,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

二是,宾兴馆会议召开前一天,毛泽东在莲花县高滩村听取了中共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甘明山、贺国庆等人的汇报后,根据江西省委的信函内容,进一步对宁冈、永新一带地形和有关情况作了调查,坚定了在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信心。

3.关于宋任穷的回忆资料的准确性

虽然我们不能查到汪泽楷通过宋任穷送给秋收起义部队前委的那封指示信原件,因为那本来就是一封密信,用药水写的,看完之后也许就销毁了。同时要指出的是,这封密信的内容也是根据宋任穷回忆的,但是,他的回忆资料与其他人的有关回忆资料显然不同:宋任穷所回忆的历史资料,目前没有发现任何历史文献可以将其推翻。像前面所述的罗荣桓、何长工等关于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作出“转兵井冈山”的决策的回忆,以苏先俊《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这一历史文献就可以将其推翻,说明其回忆有误,而宋任穷的回忆则符合历史事实,现在没有发现能将其推翻的历史依据。

宋任穷的回忆资料,具有时间上和内容上的真实性,与苏先俊的报告的有关内容也是相吻合的。由此可见,莲花宾兴馆会议,是促使毛泽东决定在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一次决策会议。它与毛泽东在更早时间主张的“上山”思想相吻合。如果说在文家市就决定了进军农村,还是违抗上级指示精神的“自选动作”的话,那么在莲花县,则有了自己原先主张向农村进军“上山”思想,同时又有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指示信的“规定动作”,这就把自己的“上山”思想和上级指示结合起来,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了,造成了进军井冈山并在那里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然趋势。因此,莲花宾兴馆会议,是决策引兵井冈山,开辟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关键会议。

三、确定莲花县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笔者以为,确定莲花县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重新认识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的决策方法及其“上山”思想

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的决策方法是灵活的。他不拘泥于上级的指示,也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不拘泥于俄国革命的已有经验,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决策,因而不去攻打大城市而向农村进军。但在过去,由于缺乏对莲花宾兴馆会议的研究,许许多多的党史图书,都对毛泽东的“上山”思想有拔高之嫌,单纯地认为他置中央进攻城市的命令于不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引兵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由于毛泽东不去攻打长沙等大城市,违抗了中央的指示精神,是与中央“对着干”。而“对着干”的结果却是开辟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这种人为拔高毛泽东的历史作用,随着莲花决策会议的研究而必将让人们得到新的认识。

莲花宾兴馆会议“引兵井冈山”的决策则告诉我们,毛泽东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他自己原先已有的“上山”思想与上级指示相结合的结果。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作出引兵井冈山的决策,也是经历了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虽然毛泽东在文家市已经作出去湘南的决策,也是进军农村,已经与中央命令相悖了,但他在莲花县根据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指示信行事,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在那里开辟革命根据地,其实就是按照上级指示办事。这样认识作出引兵井冈山的决策,就比较符合历史的原貌,就不至于拔高毛泽东个人的历史作用。它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经历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而不是某一个人。

第二,有利于确立莲花县在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由于“引兵井冈山”的重大决策是在莲花县作出的,使之成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因而,莲花县在中国革命史中理应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莲花决策,就没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没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没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革命新道路;没有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因此,我们必须对莲花宾兴馆会议作出“引兵井冈山”的决策,在中国革命史中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莲花的时间虽然只有3天,但这3天,是决定中国革命走向的3天,是历史性的3天。

目前,与秋收起义部队向农村进军有关的三个重要会议旧址,其中文家市前委会议旧址和古城会议旧址,都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莲花宾兴馆会议旧址,目前还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2006年6月10日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直接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在少数,甚至还有像大柏地战斗遗址这样的原来没有任何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一步到位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笔者建议,应将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宾兴馆会议旧址,尽快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过提升其保护级别,确立其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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