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晚明人文主义新思潮的先驱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主义论文,先驱者论文,思潮论文,李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李贽是明代最具叛逆精神的思想家，晚明人文主义的先驱者。李贽的思想性格的形成与他出生于商业繁荣的沿海城市和七岁丧母后的生活经历有关。李贽的叛逆精神与人文思想最鲜明地表现了主张独立思考，反对盲从；认为圣人并非万能，孔子亦有不能，反对神化圣人；提出童心说，崇尚自然真实。坚决反对一切假道学和伪君子作风。李贽的思想对晚明思想界和文学界有重大的直接的影响，开创了一种新风气。晚明人文主义新思潮涌现得快，消失得也快，除了自身的弱点外，最主要的是当时的社会未能提供使之繁荣壮大的阳光雨露与土壤。李贽是战士，也是作家，他的杂文和诗歌都取得了相当成就。
【关键词】叛逆精神 人文思想 个性解放 独立思考 童心说 假道学
明代中期至后期，在封建经济内部产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水平已超过前代。农业中经济作物的种植业和手工业技术的迅速提高，使商品货币经济活跃起来，新的工商城镇不断涌现。某些行业已出现了不拥有生产资料而依靠出卖劳力谋生的雇工。从苏州丝织业的手工作坊的机户与机工的关系来看，至明代期后，封建经济内部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政治、社会、学术诸方面矛盾运动的影响，明代后期的哲学与文学也开辟了一个新局面，出现了人文主义新思潮，李贽则是这个新思潮的先驱者。
一
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号宏甫、温陵居士、福建晋江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乡试举人，宦游二十余年，曾任共城教谕、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职。万历八年（1680）后，先后定居湖北之黄安、麻城，从事讲学和著述。他的言行学说被官府与正统道学家视为异端，多次遭受诬陷和迫害。七十三岁时由马经纶迎至北通州。明年，给事中张问陶上疏弹劾。因被逮入狱，自刎而死。其著述甚多，屡禁而不绝，重要的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道古录》等。
在明代，李贽是最富叛逆精神的思想家，他的叛逆思想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首先，李贽出生并成长在泉州这样一个商业乃至对外贸易比较发达的沿海城市，先世多经营商业，受其濡染，因而不贱视工商。他说：“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场，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1〕可见，他虽然与市民没有密切接触，但思想深处受到市民意识的影响，强调“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2〕这种意识既有师承，更有社会与家庭的熏染。其次，李贽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性格很有些独特的地方。他曾提到“我自六七岁丧母，便能自立。以至于今七十，尽是单身度日，独立过时。虽或蒙天庇，或蒙人庇，然皆不求自来，若要我求庇于人，虽死不为也。”〔3〕又多次强调“平生不爱属人管”，辞官而不返乡，甘愿流寓；流寓中又择佛寺而居；最后乃至落发：“余之落发，岂容易哉。余唯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后落发，又岂容易哉！”〔4〕种种努力， 都是为了摆脱受人管的处境，但换来的不是不受人管，自由自在，而是抵触与迫害。“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5〕个人与环境的尖锐的矛盾冲突，激发了他的反叛情绪。第三， 李贽的思想有了上述两方面的根基，很自然地接受并发展了王阳明及其弟子的学说。王阳明的“致良知”，大抵渊源于孟子。他认为良知是先天的，是心的本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6〕只要修心自悟，体认了这个良知，就人人都是圣人，满街都是圣人。他反对朱学的心、理二分，肯定陆学的心、理合一，强调心外无理，坚持“夫学，贵得之心”的观点：“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7〕王阳明的这些思想既包含某种主观唯心性质，又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与叛逆倾向，正契合李贽的不依附不盲从的独立思考精神。他认为王阳明“在江西为三大忠，在浙江为三大人，在今古为三大功，而况理学又是继孔圣之统者哉！ ”〔8〕王阳明弟子王畿将良知学说进一步引向禅宗，更加强调自悟，不同意谨守师门教法。“学虽自证自悟，若执权法以为定本，未免滞于言诠，亦非善学也。”〔9〕黄宗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王艮）、 龙谿（王畿）而风行天下，……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10〕颜山农、何心隐的活动偏重于讲学，李贽则与文学界关系密切，这个时期具有叛逆倾向的作家如徐渭、汤显祖、公安三袁、陶望龄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启发，而这些作家又都是晚明人文主义新思潮的中坚分子。
李贽的叛逆思想与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1.他认为对传统儒家学说的理解与接受，一定要经过自己的认真体会，独立思考，得之于心，坚决反对矮子观场，人云亦云，反对一犬吠形，百犬吠声 他自述五十岁以前尊孔子而不知孔子有何可尊，五十以后，经友朋劝诲，参考佛经，究研《学》、《庸》、《周易》，才有自己的体会，因而感叹说：“呜呼，余今日知吾夫子矣，不吠声矣；向作矮子，至老遂为长人矣。”〔11〕李贽有一种强烈的相当自觉的独立自主精神，绝不愿攀援依附，迫切地希望自己能从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在生活上是如此，在思想上尤其如此。他说：“今之人，皆庇于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则庇于父母，居官则庇于官长。立朝则求庇于宰臣，为边帅则求庇于中官，为圣贤则求庇于孔孟，为文章则求庇于班马。种种自视，莫不皆自以为男儿，而其实则皆孩子而不知也。”〔12〕独立自主，不求庇于人，甚至不求庇于圣人，这是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文精神的基本特质。李贽的思想和言行，充分体现出他已经具备了这种特质，他愿意作“男儿”，不愿意作“孩子”。这种独立人格的觉醒，是极为可贵的，在今天，仍有其思想光辉和借鉴作用。
2.他通过发挥儒家经典，指出不应该神化圣人 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13〕“吾有知乎哉，无知也。”〔14〕“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15〕孔子以平常人看待自己，多次说明自己的知识修养来源于勤学，慎思，多闻，好问。李贽的卓越之处，正是在于他能以孔子的本来面貌看待孔子，以平常人看待孔子。《中庸》引用孔子的一段话：“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孔子承认自己于子、臣、弟、友之道，于德行言语，都不周全，都有缺憾。李贽肯定孔子的这番话说得很真实，而不是假意谦逊：
夫孔子所云言顾行者，何也？彼自谓于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盖真未之能，非假谦也。人生世间，惟是此四者终身用之，安有尽期！若谓我能，则自止而不复有进矣。圣人知此最难尽，故自谓未能。己实未能，则说我不能，是言顾其行也。说我未能，实是不能，是行顾其言也。故为慥慥，故为有恒，故为主忠信，故为毋自欺，故为真圣人耳。〔16〕
人生世间，学问道德的修养没有穷尽，圣人不可能万能，这是孔子对自己的了解，也是李贽对孔子的了解。这样的意见，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在这一点上，李贽的认识，比起孔子之后的许多儒学大师（如朱子）要高明得多；比起同样主张独立思考，务求得之于心的王阳明，也要透辟得多。从这一认识出发，李贽进一步阐述了“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的观点〔17〕既然圣人并非万能，并非事事都能臻于理想境界，既然众人不比圣人低，故人贵自立，不可依附。“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18〕在李贽看来，人，尤其是人的思想，人的独立自主的精神，是不应该受到束缚的，哪怕是来自圣人的束缚！
3.他特别崇尚自然，反对做作矫强 《大学》是所谓大人之学，其“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大学的三大纲领，是儒家讲修养的至高境界。李贽认为，真实敏事之人，自然会奔走四方，就有道而求正，好学而自有得，也就是能明明德。“既能明德，则自然亲民。”亲民是明明德的“自然之用”，“皆自然而然，不容思勉，此圣学之所以为妙也。”〔19〕这种圣学自然论，是带有独创性的，与传统儒家对《大学》宗旨的阐发很不相同。通过“六经注我”的手法，儒经往往成为李贽宣传自己主张的根据。在《读律肤说》里，论到声色与礼义：“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20〕声色自然发乎情性，又自然止乎礼义，情性之外无礼义；情性本自然，礼义声色亦是自然。牵合矫强，刻意做作，就是反自然。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朱注云：“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又引程子云：“为仁由己，欲之则至，何远之有？”〔21〕其中已有道德本乎自然心性的含意。李贽所言，则更为具体明确。耿定向曾给人写信，为李贽“掩丑”，将他的某种违俗举动解释为禅趣机锋，正如颜山农在讲学时就地打滚一般。李贽说：“余观侗老此书，无非为我掩丑，故作此极好名色以代我丑耳。”又说：
所云山农打滚事，则浅学未曾闻之；若果有之，则山农自得良知真趣，自打而自滚之，何与诸人事！而又以为禅机也？……吾独憾山农不能终身滚滚也。当滚时，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行庭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难矣难矣。不知山农果有此乎，不知山农果能终身滚滚乎！吾恐亦未能到此耳。〔22〕
一是自得，一是为己，才不是做作矫强，不是穿了戏装表演给人看，就无所不可，当众打滚就打滚，又有何妨？当然，彻底地任其自然，蔑视任何约束，在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不过，这毕竟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达了李贽思想中要求摆脱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4.他特别憎恨假道学，他的一生的主要精力几乎都用在揭露和掊击假道学的虚伪性和危害性 这一点，最能体现李贽的真诚的人格和战士的勇气。钱谦益说：“卓吾所著书，于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而其掊击道学，抉摘情伪，与耿天台往复书，累累万言，胥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恶其害己，于是咸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23〕掊击道学，抉摘情伪，胥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这大体能说出李贽揭露假道学的深度广度及其震动当时学术界与整个社会的烈度。钱氏又转引袁中道之说：“卓老风骨稜稜，中燠外冷，参求理乘，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语皆刀剑上事。”〔24〕《答耿司寇》就是这样一篇抉摘情伪、剔肤见骨、出语如刀剑的文章。在李贽看来，耕田求食，建屋求安，读书求功名，居官求尊显，“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这是社会的正常现象，是人的正常行为，包括道学家在内，耿定向虽是高官，虽有学问，其行事与普通人并无不同；可是，一旦“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所讲者未必公（指耿定向）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25〕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道学家讲学的虚伪性，批判他们反而不如市井小夫，做什么就说什么，老老实实，言行一致。由于李贽对那些阳为道学而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而行若狗彘的道学家深恶痛绝，其批判的锋芒就格外尖锐，且能深揭其底蕴：“世之好名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能起名也。无用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济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谋也。”〔26〕“无才无学，无为无识，而欲致大富贵者，断断乎不可以不讲道学矣！”〔27〕道学已经成了无才无用之人沽名钓誉，猎取功名功禄的手段，其虚伪矫强的两面作风，必不可免。李贽由痛恨假道学进而怀疑六经、《语》、《孟》，以为圣人之糠粃。 这些惊世骇俗的言论，使道学家视李贽为异端，李贽亦以异端自居：“又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28〕他终遭杀身之祸。其《续焚书·与焦漪园太史》论儒者：“鄙儒无识，俗儒无实，迂儒未死而臭。名儒，死节徇名者乎！……一为名累，自入名网，决难得脱，以是知学儒之可畏也。”名儒徇名，此书以泰州学派的创立者王艮（心斋）为证。在某种意义上说，李贽本人也是一位无畏的徇名者。
二
在文学发展观方面，李贽力主文章与世推移说，反对复古。其论《战国策》说：“夫春秋之后为战国。既为战国之时，则自有战国之《策》，盖与世推移，其道必尔。”〔29〕又《时文后序》云：“故曰文章与时高下。”〔30〕明代中叶前后七子高唱复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与之对垒论战者归有光等反对复古，实际上是反对复先秦两汉之古，而维护唐宋以来的古文传统。李贽与唐宋派同为反复古，思想倾向却有很大的差别，他的反复古带有明显的反传统的特点，他认为：六经、《语》、《孟》，未必是万世之至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一代有一代之文，不可以时势先后论之。在文学创作观方面，李贽提出“童心说”。童心，就是真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31〕他认为读书识义理，有了耳目闻见就会障蔽初始的童心，就会言语不由衷，政事无根柢，文辞不通达；内不含美，外不生辉。这种观点虽有明显的唯心倾向，但矛头指向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指向窒息性灵的理学气氛，其意义是积极的进步的。用“童心”衡量作品，就是强调真实与自然。不登大雅之堂的传奇杂剧如《西厢》、《水浒》是“天下之至文”，因为它们出自童心，真实而自然。反之，出自虚矫造作，无病呻吟的，就是假人的假文。“文非感时发已，或出自家经画康济，千古难易者，皆是无病呻吟，不能工。”〔32〕“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33〕文章既然出自童心，贵乎自然，就不应该有意为文，不应该刻意求工，正如：“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俱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34〕李贽的文学思想，基于他的崇尚自然、反对虚伪、追求个性解放的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和文学思想对晚明思想界和文学界，尤其是对公安派产生了直接的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他是袁氏兄弟最重要的导师。
李贽是思想家和战士。他的散文的特点，首先在于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战斗性。上述《答耿司寇》作于与理学家耿定向公开决裂之后，洋洋洒洒数千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一一批驳耿定向的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假道学，毫不回避矛盾，敢于正面交锋。直言无讳而一往无前的写法，颇能代表作者的人品与文风。《焚书》、《续焚书》中的史论，如《党籍碑》、《伯夷传》、《绝交书》等，往往能独抒己见，翻案出新，显出作者独立思考的精神。而那些随事发挥、短小精悍的文章，比起说理讲学的论战之作，更有文学意味，如《赞刘谐》：
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夜长。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闻而善曰：“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馀，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35〕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语出宋人《唐子西集》，因朱熹的引述而著称后世，成为道学家盲目尊孔的口头禅。这篇杂文赞的是刘谐的机智，尤其是他的反对迷信与盲从的精神，一时调笑之语，不但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而且蕴含着真知灼见：在没有孔子的上古时代，人们并不大白天打着灯笼走路。文章尖锐地嘲笑了以孔子为虎皮为敲门砖的假道学们：学问不多，见识浅薄，面孔苍白，以纲常伦理为衣冠，以拾人牙慧为生活，一句调笑之语，即可使之哑口无言，默然而止。又如《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曰：“圣则吾不能”，是居谦也。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
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蒙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不曰“徒诵其言”，而曰：“已知其人”；不曰“强不知以为知”，而曰“知之为知之”。至今日，虽有目，无所用矣。
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36〕
李贽不反孔，他对孔子的认识，对孔学的进修有一个过程，青年时代亦有盲从之病，至《圣教小引》则云：“余今日知吾夫子矣！”他坚决反对儒先的臆度，父师的沿袭，小子的蒙聋，一代又一代的前犬吠形，后犬吠声，使得孔学随人搬弄，面目全非，终至被阳为道学而阴为富贵的伪君子所利用，本文的主题正在揭露假道学之恶与盲从之害。在写法上，最显著的特点是庄语与谐语结合，严肃的正面论述与冷峻的反面讥刺结合。“圣则吾不能”，见《孟子·公孙丑上》，出自《论语·述而》：“若圣与仁，则予岂敢！”这是孔子的真心话，何尝是居谦？“攻乎异端”，见《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所谓异端，又何尝指老与佛而言？经道学家一歪曲，就成了盲目尊孔的根据，成了攻击李贽这样的叛逆和异端的武器了。《寒灯小话》第二段，借和尚（作者自称）及其弟子怀林的对话来议论“人”，认为那些“威仪礼貌出言吐气好不和美！怜人爱人之状好不切至”的人，其实还“不如禽兽奴狗强盗”。以禽兽奴狗强盗骂人，是委屈贬低了禽兽奴狗强盗，而抬举了人。这个“人”，主要指假道学，李贽曾一再斥其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在这里，则不如狗彘了。作者有嬉笑怒骂之法，尖刻谑毒之词，来揭露他们，鞭挞他们，以此发泄其愤怒与蔑视，充分显示了与之势不两立的斗争精神。
李贽的散文，在体制、语言、表达手段等方面，能摆脱传统古文的束缚，不拘长短，率性而为，尖锐泼辣而又有深度。袁中道论其言谈与文章说：“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37〕寥寥数语，极为中肯，也完全符合李贽的写作观。李贽曾说：“声应气求之夫，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天下之至文”，是不必讲求结构是否稹密，偶对是否精工，首尾是否相应，虚实是否相生的，甚至于不必依于理道，合乎法度；这样的至文，就是“化工”〔38〕李贽文章的佳篇，已具备现今所谓杂文的基本特质，其强烈的战斗性是他所特有的，其表达的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特点，则给当时的文学界以巨大影响。
在诗歌创作方面，李贽虽未着意追求，但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焚书》、《续焚书》各收诗一卷，共计约二百九十首，四言、六言、五七言古、五七言律，各体兼备。以题材内容而言，而言志、抒情、行役、登览、怀古、咏史、赠言、伤吊、题署、咏物，无不涉笔。四言长篇《读书乐》写老而乐学，往往自笑自歌，继以呼呵的会心与忘形；七言长篇《九日同袁中夫看菊寄谢主人》写重阳 赏菊的雅兴和朋友的盛情；又《盆荷》歌咏自家精舍中一盂清涟里的绿荷所引发的诗意，以自然流畅的语言，表达了明朗开阔的心境。五七言绝句及古体大多直抒胸臆，不假雕琢。《哭黄宜人》六首，以口语写真情，宜人之贤孝，夫妇之恩爱，作者之“贪佛”远别，乃至以宜人不能从为憾，全数写出，均肺腑中语，无一矫饰。《又观梅》：
雷雨惊春候，寒梅次第开。金陵有逸客，特地看花来。《
山寺夜坐》：
松风已可哀，萝月复飞来。如何当此夜，万里独登台！以及《九日坪上》之二：
坪上无花有酒钱，设将沽酒醉逃禅。若言不识酒中趣，可试登
高一问天！和《过雁门》之二：
千金一剑未曾磨，陡上关来感慨多。关下人称真意气，关头人
说白头何！
这些篇章，又于自然流畅之中见洗炼，辞意超迈，风姿峻爽。五七言律体中的许多作品，如《初到石湖》、《秋前约近城凤里到周子竹园》、《乾楼晚朓》、《中秋月》、《晚过居庸》、《独坐》《读刘禹锡金陵怀古》、《宿天台顶》、《江上望黄鹤楼》、《琉璃寺》等篇，不谈理道，不入禅机，写景抒怀，都诉之于形象，洵是诗人之作，其高处不减唐人。五律如《送郑子玄兼寄弱侯》：
我乃无归处，君胡为远游？穷途须痛哭，得意勿淹留。旅鬓近霜日，诗囊带雨秋。蓟门虽落莫，应念有焦侯。七律如《自武昌渡江宿大别》：
疏钟夜半落云房，今日何由见武昌。流水有情怜我老，秋风无恙断人肠。千年芳草题鹦鹉，万里长江入汉阳。大别原非分别者，登临不用更悲伤。
写景具体鲜明，抒情充实沉厚，情景交融；对偶工整而又流畅，毫无堆垛繁缛之态；使事用典和融化前人词句之处，亦如盐着水，极为自然。其诗作中还有不少秀句。五言如“鱼游新月下，人在小桥西。”（《初到石湖》）“竹影寒塘下，歌声细雨中。”（《春宵燕集得空字》）“春风吹细草，明月照行舟。”（《过武城》其二）“风雨三更梦，云山万卷书。”（《大智对雨》）“白云留客易，黄发阅人多。”（《初往招隐堂》其二）七言如“九秋槎影横晴汉，一笛梅花落远天。”（《江上望黄鹤楼》）“两岸桃花飞小艇，隔溪渔火宿芦洲。”（《李见田邀游东湖二律》其一）“断肠流水行人渡，绝域悲风塞草愁。”（《蓟北游寄云中欧江词伯》）“已约青春为伴侣，定教白发慰穷途。”（《使往通州问顾冲庵》其二）从中亦可窥见李贽的艺术修养与审美趣味的一个方面。
明代晚期人文主义新思潮的代表作家是公安三袁（宗道、宏道、中道），李贽、徐渭、汤显祖是这个新思潮的先驱者。李贽的作用尤为明显，他是这个异端的新思潮的最重要的精神领袖。曾亲见李贽的朱国桢说：“……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坏人心，伤风化，天下之祸，未知所终也。”〔39〕从严厉的谴责中可以看出李贽的巨大影响。经过前后数十年努力，晚明人文主义新思潮在思想界涌现出一批叛逆人物，在文学上产生了以所谓“小品”为典型的艺术新花。由于传统观念（包括文学观念）的深入人心不易动摇，这些人物和作品一直受到歧视和谴责。今天，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俯视当时，重新评价晚明人文主义新思潮及其思想与文学成果的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一）它是在明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局面新气象，虽仍是中国封建思想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份，但毕竟具有某些意义重大的叛逆性质，体现了当时反传统、反假道学，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二）它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文学艺术创作的实践上，都带有明显的开创性以及明显地超越前人的进步性。（三）它兴起得快，衰落得也快，来不及根深树大、叶茂花繁就被摧折了。它甚至还不如复古思潮那样有“生命力”。这个新思潮生命短促的根本原因，一是环境的恶劣，一是自身的幼稚和脆弱。李贽思想的进步性是极其明显的，而其中存在的矛盾、弱点和某种病态，也正是明清易代这个特定的时代种种矛盾冲突的反映。晚明人文主义新思潮的急遽式微，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曙光的消失。这，除了李贽们自己的思想、见识、才力诸因素而外，从本质上考察，关键在于当时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太幼稚、太脆弱，没有给这些思想家和文艺家提供足够肥沃的土壤和足够充沛的雨露阳光。
注释：
〔1〕《焚书·又与焦弱侯》。
〔2〕《焚书·答邓石阳》。
〔3〕《续焚书·与耿克念》。
〔4〕〔5〕《焚书·豫约》。
〔6〕王阳明：《答顾东桥书》。
〔7〕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
〔8〕《续藏书·王文成公》。
〔9〕《续藏书·郎中王公》。
〔10〕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
〔11〕《续焚书·圣教小引》。
〔12〕《续焚书·别刘肖甫》。
〔13〕《论语·述而》。
〔14〕《论语·子罕》。
〔15〕《论语·述而》。
〔16〕〔18〕〔25〕《焚书·答耿司寇》。
〔17〕〔19〕《焚书·复京中友朋》。
〔20〕《焚书》。
〔21〕《论语集注》卷四。
〔22〕《焚书增补·答周柳塘》。
〔23〕〔2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
〔26〕〔27〕《初潭集》卷二十《道学》。
〔28〕《焚书·答焦漪园》。
〔29〕《焚书·战国论》。
〔30〕《焚书·时文自序》。
〔31〕《焚书·童心说》。
〔32〕《续焚书·复焦漪园》。
〔33〕《焚书·忠义水浒传序》。
〔34〕〔38〕《焚书·杂说》。
〔35〕《焚书·卷三》。
〔36〕《续焚书·卷四》。
〔37〕袁中道：《李温陵传》。
〔39〕朱国桢：《涌幢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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