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朝鲜民族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国民党论文,革命党论文,朝鲜论文,试论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朝鲜民族革命党，是以朝鲜反日爱国团体——朝鲜义烈团团长金若山为首的朝鲜独立运动人士于1935年在南京创立的朝鲜民族主义“左翼”党派，也是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韩国主要政党之一。在中朝关系的发展史上，该党的作用较为突出。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该党和中国国民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本文拟从两党关系的建立和发展的角度，探讨在抗日战争时期两党关系的发展和变化。这对推动中韩关系的继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两党关系的建立
1、金若山与黄埔军校
朝鲜民族革命党的前身是朝鲜义烈团，朝鲜义烈团团长金若山与中国国民党取得联系，争取其政治支持与经济援助的活动，始于1924 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期间。日本情报资料表明，金若山此时正在广州停留，谋求国民党人资助经费，购买军火。（注：[韩]《权泰杰先生证言》，1987年4月28日， 载韩相涛：《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军官学校》，文学与知声社，1994年版，第206页。 ）金若山曾与孙中山面谈。（注：[韩]《金胜坤先生证言》，载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韩国独立运动证言资料集》，博英社，1986年版，第43页。）并与中国国民党要员廖仲恺等进行交涉，期望得到中国国民党对朝鲜义烈团之支持与援助。（注：韩国国会图书馆编：《韩国民族运动史料：中国篇》，1976年版，第475页。）同年10月7日离开广州，赴天津，不久转回上海。此行虽无具体成果，却奠定了金若山率部南下参加黄埔军校的思想基础。
20年代中期，中国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深入穷乡僻壤，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北伐战争即将发动，这种情况使正在中国活动的金若山等人深受鼓舞，并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启示。“到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去！”成为众多朝鲜革命者的共同心愿。1925年秋，金若山率领不少团员自上海至广州。朝鲜义烈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也移驻广州，并在上海、武汉、南昌等地设立支部。（注：杨昭全：《朝鲜民族革命党与朝鲜义勇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出版，1997年12月，第57页。）1926年1月，朝鲜义烈团在广州召开全体会议， （注：[韩]《权泰杰先生证言》，1987年4月28日， 载韩相涛：《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军官学校》，文学与知声社，1994年版，第218页。 ）根据朝鲜义烈团工作的需要和孙中山的劝告，决定派遣朝鲜义烈团许多成员进入中国国民党创立的黄埔军校学习军事知识和军事技术。
1926年春，金若山同广东地区朝鲜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孙斗焕（注：孙斗焕：1910年代末，日本明治大学法学系毕业，后流亡上海。1920年曾任韩国临时政府军法局长，在《独立新闻》上发表《社会主义者的对日战争观》、《社会主义研究》等论文。1926－1927年间，他是广东地区朝鲜独立运动团体——“留粤韩国革命同志会”的核心人物。）等一起访问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请求接纳朝鲜义烈团团员入学，得到了蒋介石的许可。（注：[日]庆尚北道警察部：《高等警察要史》，1929年版，第107页。）3月8日，以朝鲜义烈团团长金若山为首的24人，作为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入校学习。（注：（1）步兵科：朴孝三、朴建雄、王子良、尹义进、田义昌、李愚悫、李集中、李锤元、李箕焕、金钟、姜平国、柳远郁、崔林（金若山）、崔永泽、杨俭、卢一龙、权睃；（2）炮兵科：吴世振；（3）工兵科：金洪默；（4 ）政治科：文善在、朴益济、白红、劳世芳、卢建。参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3－587页。）这是黄埔军校历届学生中朝鲜籍人最多的一届。他们在军校不但学到军事知识，而且学到了社会科学知识。这一点通过如下所学课程一览表便可以知道。（注：参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3－153页。）
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筑城军事 教授科目学、交通学、地形学、经理学、卫生学、马学教育 训练科目 教练阵中勤务、典范令、服务提要、技术、马术科目 演习科目 测图学习 战术实施 野营学习 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政治 国史、 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教育 社会科学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科目 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法比较、军队 政治工作、党的组织问题、政治经济地理
当时的黄埔军校是一所革命的大熔炉，正如《黄埔月刊》在介绍《本校之概况》中所指出的：“黄埔实在是现代中国青年一个重要而且实际的出路；不仅中国而且是东方各弱小民族革命青年的一个集合场。因为黄埔既能解决一般青年的各种困难问题，又能满足他们革命情绪的要求，更是东方各弱小民族学习革命方略及战术的一个总机关。黄埔学生的籍贯遍于各省（新疆除外），各特别区及东方弱小民族。”（注：《黄埔月刊》，1927年3月1日。）不仅国共两党的优秀军事人才汇集于此，而且周边弱小民族的许多革命者也投身军校，与中国革命者共同学习、参加革命斗争。其中朝鲜革命者人数最多，革命情绪最为高涨。据军校第1－5期毕业学生统计，来自朝鲜、蒙古、新加坡、越南等地的学生共44人，其中34人为朝鲜籍。（注：参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3页。）
金若山入黄埔军校学习对日后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发生关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首先，金若山曾与中国国民党要员、教官有所接触并建立了联系。如他曾为蒋介石接见，与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次，他认识了不少中国学员，从中加深了与他们的团结与友谊。如在4期生中有日后成为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长的滕杰， 当时金若山与滕杰结下了特别深厚的友谊。金若山在黄埔军校的学习生活，为日后的两党关系的发生、建立，以及朝鲜民族革命党的军事武装力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朝鲜义烈团与力行社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不仅使中国掀起了抗日斗争的高潮，也促进了中国抗日斗争与朝鲜反日复国运动的紧密结合。1932年4 月29日发生的“上海虹口公园炸弹案”事件，是促使中国国民党当局采取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方式支持在华朝鲜独立运动的直接因素。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支持朝鲜独立运动主要通过两个系统进行：一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萧铮等人，主要以金九为首的韩国临时政府为援助对象，不仅积极保护该政府成员的人身安全，系统地帮助金九培养各类反日复国骨干力量，还为韩国临时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援助；二是军事委员会情报工作机构贺衷寒、滕杰、戴笠等人。以黄埔军校毕业的金若山一派为援助对象，形成朝鲜独立运动中的另一支有生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金若山为了得到中国国民党当局的支援，首先到南京积极与国民党取得联系。1932年3月起， 金若山开始与他在黄埔军校的同期生、国民党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长滕杰多次接触，谋求国民党官方对于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持。三民主义力行社是成立于1932年2 月29日的国民党内的秘密团体。其最高目标在于“彻底实行三民主义”，阶段目标则在执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的政策。（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召集留日、留俄的黄埔军校1—6期生20余人，组织该团体。参见干国勋：《中国特别训练班与朝鲜义勇队》，载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编：《韩国独立运动史资料集》（中国人士证言），博英社版，第24－25页。）当时该组织严格规定须绝对秘密，遵循三民主义的革命建国途径，用实干、硬干、快干、苦干的行为，负起“安内攘外”的责任。三民主义力行社还设置有“民族运动委员会”，以援助朝鲜、越南、印度、缅甸等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为其主要任务。
金若山以朝鲜义烈团名义向该社提出申请援助书，附送的文件有：《关于中朝合作建议书》、《朝国革命的现状和义烈团的策略》、《朝鲜义烈团的政治决议案》等，其建议书的主要内容是：1、 暗杀日满要人，破坏其重要机关；2、与在满反日团体相提携，打倒日本帝国；3、渗入鲜满劳动者与农民阶层，作革命军组织之准备工作；4、 伪造并滥发纸币，以扰乱满洲国之经济；5、实行恐怖活动，以确保物资等。 金若山的建议书经滕杰之手直送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蒋氏批示：“交力行社研究办理”。于是，以金若山为首的朝鲜义烈团便得到了国民党力行社的直接支援。
为了实行上述计划，金若山向力行社提议举办文武合一的干部学校，训练政治军事干部，以培养执行上述计划的前驱斗士，希望国民政府提供经费、物质及训练场所。该提议经蒋介石亲自批准，交力行社书记长滕杰和民族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干国勋执行。他们除在各军事学校尽量容纳朝鲜籍学生外，并特意为朝鲜义烈团于1932年10月20日在南京汤山创设了“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为避日人耳目，对外称为“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班第6队”。 （注：据日本情报资料，一般把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称为“朝鲜革命干部学校”或“义烈团干部学校”；而中国国民政府资料，则把它称为“朝鲜革命干部训练班”、“汤山训练班”。）中方负责人为何应钦、滕杰，朝方负责人为金若山。其组织情况如下，校长：金若山，秘书兼教官：王现之、韩一来，总务组：李集中、毕性初（中国人），队附室：申岳、卢乙龙、李哲洁，医官室：戴某（中国人），外交主任：金若山（兼任）。（注：朝鲜总督警务局：《军官学校事件的真相》，1934年12月，载韩洪九、李在华编：《韩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资料丛书》（3）， 京玩文化社1988年版，第150－151页。）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自1932 年10 月至1935年9月，共举办三期。第一期学员26名，第二期55名，第三期44 名，总计130名左右。 （注：[日]社会问题资料研究会编：《思想情势视察报告集》（2），京都，东洋文化社，1976年版，第377－380页； [日]内务省警报局：《社会运动的状况》（8 ）， 东京三十一书房1972年版，第1600－1605页。）三民主义力行社民族运动委员会不但负责举办该校的费用，为派遣毕业生支付3万元活动资金， （注：干国勋：《朝鲜义烈团员的军事教育（1932－1936）》，《军史》（5）， （台）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1982年版，第140页。 ）而且在国民政府各机关的协助下派遣军官协助学生教育，提供了该校学生教育训练所需用的枪枝、子弹等物资和装备等。（注：[韩]金胜坤：《朝鲜义烈团的创立与斗争》，干国勋：《朝鲜义烈团员的军事教育（1932－1936）》，《军史》（5），（台）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1982年版，第127页。）
该校的教学内容体现了开展朝鲜独立运动的实际需要，在训育方面着重于抗日精神和人生观的培养；在政治教育方面着重于朝鲜历史、朝鲜革命运动史、义烈团史、各国革命史、世界经济和三民主义等；在军事教育方面着重于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特务工作、爆破、炸弹制造以及突击性技能等。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军事教育内容占了全部教学课程的一半以上。
1935年后，力行社还在江西省星子县设有一个星子训练班。（注：星子分校是原来蒋介石国民政府为了讨伐中国共产党军队而设立的训练学校。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出于增强抗日力量的目的， 召集预备军官3千名进行培训。参见韩诗俊：《韩国光复军研究》，一朝阁1993年版，第37－38页。）朝鲜革命干部学校结束后，即由星子干部训练班接办，星子训练班不是为朝鲜籍干部专设的班，而是附带训练朝鲜籍干部的，其性质、教育内容与朝鲜革命干部学校相似。在星子班前5期中， 朝鲜人数很少，但到第6期骤增至100多人。在星子受训期间，1937年12月，日本军占领南京，中国军方把中国学生转移到西安，把朝鲜籍学生和24名中国学生转移到湖北省江陵。（注：《在支朝鲜义勇队的情势》，[日]高等学院检事局思想部：《思想汇报》22号，1940年3月，第158页。）1938年3月1日，改编为以朝鲜籍学生为主的独立的中队。教官和干部也由朝鲜人来担任。当时的教官为尹世胄（石正）、王雄（金弘囊）、韩斌、金枓奉；中队指导员为周世敏、小队长为李益星、崔敬寿；见习士官为中央军官学校第10、11期生叶鸿德、李哲重、李志刚、赵烈光、李世荣等（注： 参见金学铁：《抗战别曲》， 韩国出版部1986年版，第188－190页。）。
1938年5月17日，朝鲜民族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金若山、 王海公（甲翼熙）、王现之、崔锡淳、李集中、李春岩、金枓奉、李健宇（崔昌益）等亲赴训练班所在地江陵，访问受训学生，就“毕业后的工作方针”和“党的统一问题”征求学生们的意见。5月19日， 朝鲜民族革命党在江陵召开了第三次全党代表大会，邀请学生代表参加。5 月24日，江陵训练班举行毕业典礼。6月2日，学员们抵达了朝鲜民族革命党本部所在地汉口。10月10日，他们加入了朝鲜民族革命党领导的朝鲜义勇队，成为在华朝鲜国反日独立运动的军事骨干力量。
现将1932年至1935年间，中国国民政府军事机关训练朝鲜义烈团干部情形，列成一览表，以见当时中国军方对朝鲜义烈团的援助概况（注：参见（台）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8年版，第51－53页。）[附表文末]。
综上所述，朝鲜义烈团及朝鲜民族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合作，对朝鲜义烈团与朝鲜民族革命党的发生起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培养了大批朝鲜独立运动政治、军事干部；其次，派遣毕业生赴国内及东北，扩大了朝鲜民族革命党的势力。再次，密切了与中国军方的关系，为日后抗战中双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战时两党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朝鲜民族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间的关系是在中日战争的背景下，伴随着中国国民政府对朝政策的发展，逐步发生变化的。以1942年元旦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郭泰祺约见金九、金若山为区分，可将战时朝鲜民族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历史划为两个时期，即国民党全力支持时期和有条件支持时期。
1、国民党全力支持时期
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逐步升级，国民党的援朝政策有了变化，朝鲜民族革命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也随之有了发展与变化。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中国国民党的援朝政策逐渐由局部的支持移到整体的和有组织的支持；由秘密的收容逐渐过渡到半公开的扶植。然而“七七”事变之前，中国国民政府对在华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对日关系的制约而不得不有所限制。“七七”事变的爆发，中日关系的全面破裂，使中朝两国人民的反日运动完全融为一体，从此，国民党当局对朝鲜独立运动的态度也随之改秘密支持为公开援助，其援朝的重点则是争取和鼓励在华朝鲜侨民积极参加中国抗战。在国统区率领朝鲜侨民参加中国抗战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以金九为首的韩国临时政府和以金若山为首的朝鲜民族革命党主导的朝鲜民族战线联盟两股，国民党中央通过中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两大系统对之分别加以联络和运用。
自从“七七”事变爆发至1941年，国民党当局全力支持朝鲜民族革命党的在华反日复国独立运动，使两党合作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全力支持朝鲜民族革命党活动经费，支持其在中国坚持反日复国斗争。
中国官方积极支援在华朝鲜反日党派的独立运动。朝鲜义勇队、朝鲜民族革命党干部和家属的生活都由国民党提供经费。到重庆之后，朝鲜民族革命党通过朝鲜义勇队的名义，从中国军方和王芃生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直接获得每月3千元的资助。（注：[日] 金正明：《朝鲜独立运动》（2），东京原书房1967年版，第615页。）
第二，支持朝鲜义勇队的创立，为其参加中国抗日活动提供必要的帮助和便利。
中国国民党当局批准和支持朝鲜民族革命党领导的朝鲜义勇队成立和开展活动。（注：关于国民党当局支持朝鲜义勇队的建立，请参见本论文第二章二节部分。当时蒋介石、陈诚、贺衷寒对朝鲜义勇队的建立都给予了支持与帮助。）朝鲜义勇队被派遣到正面战场各战区前线，在中国军方指挥下，直接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中国抗战行列中颇具影响的国际纵队。该队建立后两年内转战中国6个战区13个省份， 在对敌宣传、争取敌军、瓦解敌军、教育俘虏、扩大武装队伍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也得到了各战区司令长官的高度评价。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就说：“在对敌情报方面，我们最需要的是深入敌人内部所得来的比较可靠的情报，而这种情报是最难得到的，因为我们很难找出人来能打进敌人内部去。但朝鲜义勇队队员，却比较容易渗透进去，只要他们能找到为日军役使的韩国人，他们就能找出机会和他们接近而渗透进去，因而在这一方面，队员们的贡献特别的重大，在这方面的牺牲也特别重大。”（注：顾祝同：《朝鲜义勇队的第三战区工作》，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编：《韩国独立运动史料集》，博英社1983年版，第43页。）
第三，支持朝鲜民族革命党与朝鲜独立运动右翼力量进行合作，推动国统区朝鲜独立力量的统一。
在华朝鲜独立运动的致命弱点是内部的派系斗争，朝鲜独立运动人士或接受欧美自由主义思想，或倾向苏俄社会主义学说，或信仰否定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或推崇非暴力的和平主义，后来逐步形成右、左两大派系，右翼主要有韩国独立党、韩国国民党、朝鲜革命党等，左翼主要有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南华韩人青年联盟等，不仅两大派系主张针锋相对，而且在两大派内部也是争论不休，不断分化组合。为了克服此种局面，竭力促成在华韩国各党派间的团结，1938年11月末和1939年元旦，中国战时统帅蒋介石分别约见两大派领袖金九、金若山，对朝鲜独立运动表示支持，劝告双方团结起来，共同打败日帝。因此，两人发表联合宣言，并曾在四川綦江召开七党统一会议。虽然七党会议未能解决朝鲜独立运动内部的团结问题，但对两派日后的携手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1942年之前，朝鲜民族革命党因得力于国民党的支持，力量发展很快，在国统区的影响也日益扩大。
2、有条件支持时期
1942年后，随着国民党援朝政策的调整，其对待朝鲜民族革命党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朝鲜义勇队主力的北上。
1941年初，朝鲜民族革命党的武装部队——朝鲜义勇队在诸多因素的交叉影响下，北上华北敌后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实现重要的战略大转移，开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并肩对日作战。（注：石源华：《金若山将军》，韩国高句丽图书1997年版，第77页。）这使一直援助朝鲜义勇队的国民党当局大为恼怒，将这种行为理解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金若山随之丧失了中国国民党对他的信任。为此，中国国民党要求金若山率领朝鲜义勇队加入韩国光复军。
第二，韩国临时政府的政治地位日益上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韩国临时政府有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可能。中国国民政府开始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和确定战后朝鲜独立地位。比如，1942年元旦，外交部长郭泰祺约见金九及金若山，告以国民政府有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同年3月， 立法院院长孙科在东方文化协会作了题为《韩国独立运动问题》的演讲，他公开表示中国应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同年12月，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草拟、经蒋介石核准实施的《援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确定先他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则等等。这就大大提高了韩国临时政府在华反日复国运动中的地位和国际上的地位。国民党方面为推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的解决，除了迭与各国外交当局及有关方面的商洽外，（注：《朝鲜民族革命党第六届全党代表大会宣言》，重庆档案馆藏美丰银行档第271卷。）又在两党无数次冲突中，偏袒、支持韩国独立党， 通过限制和施加压力来促使朝鲜民族革命党让步。
第三，国民党援朝政策的调整和定向。
金若山领导的朝鲜义勇队多数队员转移到共产党抗日根据地之事直接刺激了中国国民党内的右派，尤其是当时执行援朝政策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受其刺激最深刻。朱家骅及其领导的党部系统从此更加刻意扶持金九及其领导的韩国独立党；1942年9月5日，他致电宋子文，指出：“独立党最有势力与革命史，其国内外均多党徒”，“可称亲华派”；“他党均无基础”，“此外均思想复杂，人数寥寥，非共党即左倾，与苏有关”。 （注：[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7）：《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版，第572－573页。）以朱家骅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刻意要培植金九领导的韩国独立党，有许多因素，但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有两点：（1 ）为了与军方及其支持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等民族主义左翼力量相对抗；（2 ）为了抵抗所谓的“共产党的阴谋”和避免朝鲜民族主义力量被所谓的“共党利用”。（注：[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7）：《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版，第716－718页。）朱家骅等顽固反共分子的思想与韩国独立党内主张“国粹主义”，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金九、赵琬九、朴纯、李始荣等实力派人物的观点不谋而合。1943年3月， 朱家骅向蒋介石进言主张：“政府应以临时政府为目标，党应以韩国独立党为目标，军应以李青天之光复军为目标而扶助之”，要求进一步改变国民党的援朝政策。8月初， 蒋介石在朱家骅的签呈上指示：“此后照此方针进行，不得再有变更”。（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57页。）由此， 国民党援朝方针的调整最终得以完成，其重心倾向于金九领导的韩国独立党。
蒋介石于1942年5月15日发布命令， 将朝鲜义勇队合并于韩国光复军。这样一来，没有了武装力量后盾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在与韩国独立党的竞争中就明显处于劣势，而深得国民党党方支持的韩国独立党却因此实力和影响大增。此事还影响到朝鲜民族革命党活动经费的问题。在此之前，其活动经费系通过朝鲜义勇队的名义，向中国军方和王芃生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直接获得。朝鲜义勇队并入光复军后，中国对朝鲜各党派的援助经费，便统一经由韩国临时政府之手，向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领取，然后由临时政府再向各党加以分配。（注：参见（台）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8年版，第269页。 ）这就造成了朝鲜民族革命党常常不能按时得到经费。比如，1943年7月14日，朝鲜民族革命党主席金奎植、 总书记金若山致电吴铁城、朱家骅、何应钦，指责金九扣发该党及朝侨补助费。（注：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432页。）同年11月10日，吴铁城致函朱家骅， 称接朝鲜民族革命党电称，该党补助费除7月份外，尚有6、8、9、10月份共计6万元仍未领到，屡经催发，均置不理，致敌后组织宣传等工作始陷停顿等。指出：“韩国独立党与民族革命党因经费问题纠纷不已，内而障碍统一之完成，外而影响国际观瞻，殊可惋惜。惟金九主席于请领增经费时则列入该党项目，既领到后迁延不发，民族革命党愤愤不平，殆亦事理之常。”他建议为平息事端，以免怨隙日深，拟请婉劝金九将该党应得补助照额发给等。（注：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页。）这说明当时国民党援朝政策的变化， 加重了两党的纠纷和争执。
总之，战时朝鲜民族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经过了两个时期。即国民党全力支持时期和有条件支持时期。前时期朝鲜民族革命党和朝鲜义勇队，为了壮大其力量，加强与发展同国民党的关系，进行了不懈努力。后时期由于国民党援朝政策的变化，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给朝鲜民族革命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国民党当局以金九及其领导的韩国独立党为扶助重点的作法，并不都是有利于朝鲜独立运动的。这一作法，助长了金九及其领导的韩国独立党的自傲自大心理，使其在对待韩国独立运动其它党派时有恃无恐。（注：[韩]秋宪树：《韩国独立运动》（2），延世大学出版部1972年版，第83页。）
尽管中国国民党对待朝鲜民族党的态度有所变化，但双方仍为合作之党派。1945年8月， 吴铁城和金若山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就战后两党合作事宜进行了会谈。其要点如下：“（一）日本投降，韩国独立之愿望行将实现，深为韩国人民庆贺。（二）中国自当援助在渝之韩国临时政府返回祖国，办理选举，产生民选之正式政府。（三）如前次办法，未能实行，希望在同盟国协助之下，由韩国独立运动有关方面共同组织临时政府，然后办理选举产生民选之政府。（四）盟军登陆韩国，势将设立军政府为过渡时期之政府。（五）中韩关系密切，韩国又在中国战区范围之内，将来对于韩国问题，中国有较多之发言权，自当尽力支持，完成韩国之独立”。（注：[韩]秋宪树：《韩国独立运动》（2 ），延世大学出版部1972年版，第240页。）同年9月，金奎植、金若山致函吴铁城，就朝鲜民族革命党归国与中国国民党联系事宜提出意见，建议在该党本部返国时，两党互派联络员若干名，以利合作，并请在交通及旅费方面提供方便与援助，使该党能于最短期间内先派中央干部及一部工作同志离渝返国。并提出该党今后的对内对外主要政策，以供两党合作参考。（注：[韩]秋宪树：《韩国独立运动》（2）， 延世大学出版部1972年版，第243页。）这说明两党关系虽已发生变化， 但并未导致破裂。
附表
1932－1935年间中国民国民政府军事机关为朝鲜义烈团训练干部统
1932－1935年间中国民国民政府军事机关为朝鲜义烈团训练干部统
训练单位 期别 入学年月日毕业年月日
学生数
练班第 6 第一期1932.10.201933.4.22 26名
队(朝鲜革
同上 第二期 1933.9.17 1934.4.2055名
同上 第三期 1935.21935.10 44名
朝鲜革命
入学
干部训练 - 1932.71933.12 90名
班 入学
南京中央 第十期 1934.81936.6 40余名
同上第十一期 1935.9 -20名
会政训朝
-
1935.101938.5 84名
训练单位
训练场所
教育构成 训练科目
军事委员 1.政治组:政治、
会干部训
南京汤山
中国籍3名 经济、社会哲学
练班第 6善祠庙
韩国籍17名 2.军事组:步兵制
队(朝鲜革式、射击训练、炸
命干部学 弹制造法、其他
校) 3.文化学习
1.经济学 2.三民
主义 3.唯物史观
同上 南京江宁镇 同上
4.义烈团史 5.各
国革命史 6.射击
训练 7.战术 8.阵
中要务 9.炸弹制
造法 10.其他
1.南京郊外
同上牛首山同上
军事技能训练、
2.南京城内 政治思想教育
花露巷
朝鲜革命 中韩军事协同、
干部训练 南京孝陵卫韩人中心 抗战精神训练
南京中央
南京中央 中国教官同上
军官学校
军官学校
同上 同上 同上
军事委员 江西星子县
会政训朝 军分校、湖 未祥特务训练
鲜学生队
北江陵县
训练单位 中国方面 朝鲜方面
名称负责人负责人
军事委员金元风
会干部训 何应钦
(金若山)
练班第 6 滕 杰 队长
队(朝鲜革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朝鲜革命 王敬久同上
干部训练 干国勋
南京中央 张治中同上
军官学校 干国勋
同上 同上 同上
军事委员 康泽 同上
会政训朝 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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