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贵族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贵族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它的产生一部分与原始宗教祭祀活动有关。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祭祀逐渐成为少数贵族的特权，文学也随之成为这特权的一部分，因此文学一开始就与贵族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今中外的文学，莫不是大众文学与贵族文学并存发展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学也不例外。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贵族文学在我国难以取得相应地位。过去它往往成为儒教攻击的对象，至今也没有在文学研究中作为一项合理的命题而受到应有的重视。大多数情形仍然是以“形式主义”的断语对一切贵族文学进行简单的否定，而忽视了它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因此，要想弄清庐山真面目，必须去掉偏见，对它进行重新认识。
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些基本问题，即：什么是贵族文学？它包含哪些范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哪些属于贵族文学？
所谓贵族文学，笼统地说，是指统治阶级的文学。它代表着少数统治者及门阀士族的审美情趣，是与他们养尊处优的物质生活相适应的一种精神活动的产物。具体而言，它包括祭神颂圣的庙堂文学、帝王与其宠臣相互唱和的宫廷文学、高官阁僚应制应酬或歌功颂德的台阁体文学。此外，那些依附权贵的帮闲文人献纳迎合的诗文也应归入此列。在我国古代文学中，属于这一范畴的有先秦时期《诗经》“雅”、“颂”里的部分篇什、汉代的宫廷辞赋、晋代的士族文学、南北朝至初唐的齐梁体诗和骈文、宋初的西昆诗派、明清时期的台阁体诗文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贵族文学。它们既有先后的继承关系，又各自具有自身的特点。下面我们就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对贵族文学做一点探讨。
一、贵族文学的历史回顾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已有大量的贵族文学成份，其中的“颂”属于典型的庙堂文学。它分周颂、鲁颂和商颂三部分，内容多为颂神、颂圣，在当时用于祭祀歌舞。作者虽不可考，但从其功能来看肯定是应制之作。《毛诗序》称其“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因为有这样严肃的目的，所以它的风格典雅凝重，与同时的“国风”大异其趣。“雅”当中的部分作品也属此类，特别是“大雅”部分，很多篇章是为歌颂周王朝的创业伟绩及前期的繁荣景象而作的，风格与“颂”相似，多褒美之辞甚至夸大失实之处。这一点乃成为后世庙堂文学的共同特征。
到了西汉，司马相如、东方朔等御用文人创制了大量宫廷辞赋，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汉大赋。这种文体华丽精巧，长于铺排渲染，很适合夸饰颂扬，所以最初多应制或献呈之作。汉代前期的赋气势壮阔，表现了汉王朝的强大声威和气魄。如《子虚》、《上林》诸作，虽极尽炫耀，却不失气骨。而后作品则大都失去了早先具有的时代内容，汉赋遂沦为粉饰虚夸甚至逢迎献媚的文体形式了。后世文人献文求官时也大多采用赋体，就因为赋从一开始就是应颂扬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于想博取帝王权贵青睐的文士来说，用这种文体当然最合适不过了。此外，因赋多为献呈之作，除颂扬外，似乎也应表达一点自己的意见或忠告，当然措词要尽可能地婉转一些，所以赋又因而形成了“劝百讽一”的传统。这一点也成了后世贵族文学的重要特征。
晋代是士族文学最发达的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的门阀士族势力极为强大，一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与他们密切相关。在文坛上也出现了大量的士族文人，特别是晋武帝太康年间，曾经产生了三张二陆两潘一左诸名家，其中除左思外，都是士族阶层。他们的创作“巧用文字，务为妍冶”（钟嵘《诗品》），以致“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文心雕龙·情采》）。其作品的突出特征为文句精巧，词彩华绝，一般较少深沉的内含。太康文学开创了士族文学的辉煌时代，影响极大，西晋末产生的玄言诗乃至南朝的山水诗都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来的，它们都代表了士族阶层的审美追求。
后继的南北朝时期则是我国古代宫廷文学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南朝的齐梁时代。此期文坛基本上是由帝王或豪门左右的。当时著名的文人多为豪门贵族或宫廷侍臣。我们通常所说的齐梁体，就指他们的创作。其典型代表前者如齐武帝永明时期的沈约、谢朓、王融等，他们的诗歌特重声韵格律，并因而发展出一种新诗体，成为律诗的开端；后者如庚肩吾、庾信父子及徐摛、徐陵父子，他们都在宫中任职，属于梁武帝的文学侍臣。梁武帝是一位喜爱文学的皇帝，在国运维艰的情况下，却大力提倡绮靡柔媚的宫体诗，这些人理所当然地成为宫体诗的重要作家，并且在创作上自成一体，号称“徐庾体”。宫体诗表现的多为宫廷富贵荒淫的生活，尤以描写女色见长，诗风浮艳轻佻，实在是贵族文学的堕落。
另外，南朝也是骈文最发达的时代。这种始于汉魏，形成于南朝的文体曾经风靡天下，几乎成了当时为文的唯一体式。它的句式整齐对偶，讲究词藻和音韵，显然是辞赋格律化的结果。因为它形式华美，特别受到宫廷和士族文人的青睐，因此属于典型的贵族文学形式。
南朝灭亡后，齐梁诗文风气并未消失，相反，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隋代和唐初。隋朝几乎全盘接受了宫体诗。进入唐代以后，以宫体诗著称的南朝遗老虞世南又摇身成为文臣元老，受到唐太宗的宠信。可见江山易改，风习难移。唐太宗颇喜宫体诗，他不仅大加倡导，而且亲自尝试，正因如此，齐梁诗风继续滋蔓。上官仪是这一时期宫体诗人的代表，他以大量华丽的应制诗而受到唐太宗和唐高宗的赏识。他的诗以“绮错婉媚”而著称于时，士大夫纷起效之，号称“上官体”。“上官体”也是以辞藻音律见长的，它发展了诗歌的对仗方法，使其更适合宫廷的趣味。继上官仪之后以宫体诗著名的诗人有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以及稍晚的沈佺期和宋之问。他们都是武则天时代的诗人，诗风沿袭齐梁，但内容渐有所变化，特别是沈、宋诗歌，有些伤离之作颇为感人。
晚唐五代的贵族文学也十分兴盛，其中最突出的当属花间词和南唐君臣词。花间词作者多为西蜀词人，他们继承了南朝宫体诗的风格，在词中大写女色艳情，词风柔媚婉约，脱尽了民间曲子词的质朴本色，使之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艳词”。这表现出后蜀士大夫阶层醉心繁华的苟安心理。稍晚的南唐词人冯延巳与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词风。他们的一部分词描写宫廷生活的富贵安逸，纵情声色；还有些词则抒写愁思，表现了亡国前后君臣的伤感心理。尤其是李煜在成为亡国囚徒以后所写的词，感情深沉浓郁，充分发展了词抒情婉转细腻的特点。
宋代建国之初，统治者曾有意提倡诗赋，一时诗作大盛，并形成了颇有影响的西昆诗派。西昆派以杨亿编《西昆酬唱集》而得名，该书为当时宫廷文人的诗歌合集，是他们在修书制诰之余“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的成果（《集·序》）。内容多为歌咏官僚生活的闲情逸致，喜用词藻典故。此派在宋初曾风靡数十年，“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欧阳修《六一诗话》）。实际上，它是一种典型的士大夫文学。
明代前期，诗坛上出现了一个影响更大的士大夫文学流派，即台阁体诗派，它以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为代表。他们身居台阁，官封学士，政事之余，以诗遣兴，遂有大量应制、应酬以及颂圣的诗歌出笼。这些诗号称词气安闲，雍容典雅。士人以八股得官后，多效仿之，号为“台阁体”。这一诗风主导明代诗坛长达百年之久，令人侧目。
清代没有形成大的贵族文学流派，却也产生了几位著名的台阁诗人。象乾隆之世颇有影响的沈德潜，主“格调说”。他的诗歌都主要表现士大夫的闲情雅趣，很少社会内容。特别是他提出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论，实质上是为新时期的贵族文学制定纲领。这与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传统并没有多少差别。
综上所述，贵族文学在我国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几乎在每个时代都拥有大批作家和作品，并形成过一些颇有影响的创作流派。由此看来，它的存在绝非偶然现象。在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史中，贵族文学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我国文学历史长河的重要支流，其地位不容忽视。
二、贵族文学为何受到否定
通过回顾我国古代贵族文学的历史，我们清楚地得知它曾经有过的辉煌，至少在晋代、南北朝、初唐、晚唐五代、宋初以及明代前期都曾是文学创作的主流，决定着文坛的走向。然而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认识，贵族文学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一再受到批判和否定，原因何在？
我们知道，历史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过程，它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并且由必然律和或然律一起决定文化的命运。文学也是如此。事实上文学发展历来都是多元的，而每一种文学形式的存在都是自然与人文、传统与现实、必然与偶然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贵族文学也不例外。人们之所以不能客观地看待它，往往是由于将历史简单化，即没有充分认识它作为一种历史存在所具有的合理性；或者是文化一元论束缚了人们的思维。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贵族文学本身就具有某些缺陷。总之，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局面。
首先，就贵族文学本身而论，它的审美趣味只能满足一小部分特殊阶层的需要，不具有社会普遍性，因此很难引起广泛的共鸣。其具体表现为：①题材狭窄。作者特殊的身份和经历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之往往局限在极狭小的生活层面和情感一角，而与所处的时代存在很大的隔阂，或根本没有任何时代意义。这一倾向在齐梁宫体诗及宋明台阁体诗文中表现尤为突出。②形式典雅华丽。贵族阶层的审美趣味决定了这一点。这种外在的装饰本来是能增加文学的美感的，但过分讲究了，往往会限制和束缚内在情感的抒发，最终会导致作品的风格呆板，乃至失去生气。汉大赋和南北朝的骈文大多如此。
其次，中国传统的文道思想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贵族文学的认识。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论中始终贯穿着儒家的以道为主，以文为次的思想，历来都排斥单纯追求形式美的文学艺术。而贵族文学的一项重要特征就是注重文体形式美，特别是在句式、辞藻、音韵格律等方面。汉赋以及南朝的新体诗和骈文都堪称追求文体形式美的典范。汉赋以铺陈排比为能事；而新体诗则发展了诗歌的声韵格律；骈文则在文赋的基础上进一步使句式整齐对偶，音韵平仄谐和。新体诗与骈文在文体形式方面都形成了一整套规则，这些文体规则往往成为创作中首先考虑的要素。这样有时就会出现过分讲究文体形式美的倾向，甚至造成以文害意的弊端。这一点恰恰违背了儒家的文道思想，因而贵族文学常常受到儒教的攻击。正统的儒者如杜甫、韩愈、欧阳修等对风靡一时的贵族文学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旗帜鲜明地表示“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就一笔否定了直到初唐仍在盛行的齐梁诗风。
这里还牵涉到儒家的审美观。由于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的审美功能不断被混淆为伦理道德感化功能，对文艺的评价也就由审美价值转移到了道德价值的衡量。因此，它经常把审美同某些精神品质和道德情操联系在一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严格地把纯粹的官能享受排除在审美之外。从美学观上来说，它认为美与善是天然不可分割的，世上不存在也不应任其发展那种脱离了善的美。所以中国古代的文论常常围绕文与质、文与道、华与实这些复杂的关系展开讨论、争鸣，并在这些关系中寻求文学存在的现实根据。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往往是道主文次，甚至重道轻文。因此贵族文学刻意追求文体形式美的做法，必然会受到一再批判。到了现代，儒家的文道观被代之以机械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它狭隘地解释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将反映社会内容的多少视为衡量文学价值的主要标准。符合这一标准的即受到肯定，而违反这一标准的则一律加之以“形式主义”罪名。事实上，这不过是被时代所扭曲的一种文学审美观。总之，从过去到现代，对贵族文学的认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偏颇。
三、贵族文学的再认识
今天，从客观审美的角度来看，贵族文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论，贵族文学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文学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不断在各种支点之间寻求平稳才能得以延续。而贵族文学恰恰是我国古代文学整体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重视形式美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儒家的重道轻文思想对文学创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看到，在过去的许多年代里，狭隘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使文学产生了异化倾向，致使政教功能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主要标准，这样就极容易把文学变成单纯的载道工具。明清八股文的风行，很大程度上就是儒家思想特别是后起的程朱理学所致。相比之下，贵族文学则很重视文学的审美特性，注意对文体形式美的发展与探索。它在文学发展史上阶段性地出现，恰恰起到了纠偏的作用，使文学不致于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时也使许多文体在形式美方面获得了完善和提高。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贵族文学的繁荣与反对它的文学革新运动的兴起往往是交替出现的。这无疑把文学发展变成了一个积极的运动过程。而文道关系又是这一运动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早在汉代，思想家王充就批评汉赋“华而不实”，“伪而不真”。而在贵族文学达到鼎盛的南朝，刘勰则对齐梁诗风大为不满。他明确提出“质先于文”的观点。到了初唐，沿袭自南朝的宫体诗依然盛行，陈子昂却大力提倡汉魏风骨，强调兴寄，主张革新诗文，拉开了唐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序幕。实际上他是把道摆在了文学创作的首位。中唐白居易、张籍等发起的新乐府运动彻底扭转了初唐诗风。他们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相号召，强调诗文要表现民生疾苦。紧接着韩愈、柳宗元领导了影响更大的古文运动，把唐代的诗文革新运动推向了高潮。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打击六朝以来的骈文，提倡自由的散文。在文道关系上，虽主张文道合一，但又强调以道为主。宋代和明代，针对士大夫文学的盛行，也都出现了相应的文学革新运动。首先是宋代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它是针对宋初的西昆诗派的。其宗旨是强调内容的重要性，坚持文学必须切合实用。其次，在明代台阁体文学盛行百年之后，出现了前后七子领导的复古运动。因为它所针对的正是缺乏社会意义的台阁体诗文，所以它实际上也是一场文学革新运动。由此看到，贵族文学在历史上就曾不断受到批评和打击，它的受攻击点就在于专重形式的工巧而忽视内容，即重文而轻道。文学史上的斗争就是围绕文道关系这一焦点展开的。这一问题既是我国文学史上难解的困惑，也是推动文学发展的积极因素。这就是我们不应从历史上一笔抹煞贵族文学的原因所在。
此外，贵族文学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构成，曾经对某些文体的形成和发展起过直接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汉代的大赋和六朝的骈文这两种文体就是贵族文学的产物。赋形成于西汉，枚乘、枚皋、司马相如等人直接促成了赋体的发展与完备。这帮贵族文人（多数为宫廷御用文人）需要借助此种文体去渲染夸饰朝廷声威和上层阶级的富贵豪奢，所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以铺叙事物见长，文辞华美。汉武帝时，这一文体创作已达到顶峰。
骈文则是南朝形成的文体。它的最大特点是整齐对称，无论句式还是音韵都体现了这一点。这一文体之所以形成于南朝并非偶然，一方面由于汉语声韵规律的发现，开拓了文体形式美的新领域。骈文的句式四六骈偶，合仄押韵，不仅使章句优美华丽，而且使音调和谐悦耳。从官能享受上说，它比较适合贵族阶层的趣味。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文体装饰性强，适合于精雕细琢，宜于显露才情，所以深受士大夫文人的偏爱。因此，赋和骈文自形成以来就具有很强的贵族化倾向。
律诗的形成，也曾受到贵族文学的直接影响。我国律诗的发展形成，正是在南朝至初唐这一特殊时期。这数百年恰是贵族文学最繁荣的时代，大批贵族文人以有闲阶级的特殊身份投入诗歌创作。他们以其自身的审美情趣把注意力转向了刻意追求诗歌形式美的一面。大约从南朝宋时的山水诗开始，就很注重对偶和词藻，“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钟嵘《诗品》）。到了南朝齐武帝时，随着声韵规律的发现和运用，终于发展出一种新诗体，即所谓“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这种新诗体讲究声韵格律，遵“四声八病”之则，实为近体诗的开端。世人提及齐梁诗风，往往针对它辞藻华丽，格调轻靡而加以褒贬，却忽视了它在声韵格律方面的创造，这不能不说是带有偏见的。初唐的宫廷诗人进一步发展了诗歌的格律。上官仪提出“六对”“八对”之说，发展了对仗规则。随后的沈佺期、宋之问则总结前人成果，基本上完成了格律体系，并最终奠定了律诗的地位，使它成为我国古代诗歌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新唐书·宋之问传》云：“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充分肯定了自南朝至初唐，贵族文人对律诗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格律体系的形成，无疑开拓了诗歌形式美的新领域。
结语：贵族文学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它不仅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学史的发展延续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它在文体形式美方面的贡献，使我国古代文苑更加多彩。它的历史意义理当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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