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人的金代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金代论文,论金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朝是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我国古代民族女真族在马背上建立的政权，公元1115年建元收国以后灭辽克宋，南下中原，进而据有江淮以北的广大地区，与南宋对峙。植根于汉民族和北方民族结合部人文地理环境之上的金代文学，在汉民族的农业文化与北方民族的草原文化彼此撞击、相互融合中形成了质实贞刚的独特风貌，从而为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中华文化增加了新的因子，注入了新的活力。与之相应的，有金一代的文学批评不仅承袭了汉民族文化的价值尺度，也渗透着北方民族文化的审美风范，并在二者的优势互补中构成了金人富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学理论，为金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学术界对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丰富内涵缺乏认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设中有关金人的文学批评和理论观念、特别是他们对于本朝文学的研究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令人颇有沧海遗珠之憾。
金人就当朝文学所发评论，可谓主要肇始于金代中期。金初文学家魏道明虽然曾为同时诗人蔡松年的词集《明秀集》作注，并著《鼎新诗话》行世（见《中州集》卷八小传），但是前者以征举典实、疏解词义为主，未能从文学批评的视角立论；后者早已散佚，其中是否包含对金初诗人的品评已不得而知。从现存材料看，真正把金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加以考审和评论的，当首推金代中期的周昂。
周昂本是一位成就可观的诗人，在理论方面也卓荦不群，见解独到。例如他对杜甫《北征》诗“见耶背面啼”之“耶”字，就认为应是“即”字之讹，尽管后人（如清代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尚存异议，但是从金人王若虚所谓“其说甚当，前人诗中亦或用‘耶娘’字，而此诗之体不应尔也”（《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八《诗话》下）的肯定评价中，可以想见周昂不甘陈陈相因的积极探索精神。周昂没有留下专门的文学批评著述，其理论观点和文学主张，特别是对于金代文学的具体品评，多保留在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刘祁的《归潜志》以及《金史》等有关载籍中。在论及金代中期的文风时，周昂曾经指出：“文章以意为主，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金史》本传）即对金代文坛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的风气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认为“凡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同上），并提出：“以巧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济，则使人不厌。唯甚巧者乃能就拙为巧，所谓游戏者。一文一质，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八《诗话》上）周昂上述理论主张不仅为时人所认同，而且为后人所称赏。比如清代的赵执信便极口推许：“余读《金史·文艺传》真定周昂之言……不觉俯首至地。盖自明代迄今，无限巨公，都不曾有此论到胸次。嗟乎，又何尤焉！”（《谈龙录》）周昂的理论观点可以说既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沈约关于“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传统看法的合理发展，同时也与辽、金时期北方民族文化的南渐不无关系。一如《北史·文苑传序》在总结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彼此好尚，互有异同”的文风时所指出的：“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年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辽、金与两宋实乃我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南北朝，周昂关于质文兼备而以意为主的文质观固然避免了一得之偏的片面性，而就某种意义来说无疑带有我国北方地区、北方民族文化传统的印记。正是从这样的文质观出发，为了扭转某些金人对于北宋江西派“同者袭其迹而不知返，异者畏其名而不敢非”（《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九《诗话》中）的倾向，周昂便以理论家的勇气在有金一代首开先例，大胆地把批评的锋芒指向号称“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刘克庄《江西诗派序》，《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十九）的江西派领袖人物黄庭坚等人。对于前人标榜黄庭坚祖绍杜诗的说话，周昂以为“鲁直雄豪奇险，善为新样，固有过人者，然与少陵初无关涉；前人以为得法者，皆未能深见耳。”（《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八《诗话》上）盖黄庭坚所作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与北方文化所追求的贞刚质实、自然天成的审美情趣相去颇远，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这也就是周昂“儿时便学工部，而终身不喜山谷”（同上）的原因所在。对于江西派另一位以“闭门觅句”著称的代表性诗人陈师道，周昂则以“子美神功接混茫，人间无路可升堂。一斑管内时时见，赚得陈郎两鬓苍”（《读陈后山诗》）讥之，认为仅仅从格律、形式方面着眼学杜，尽管“此生精力尽于诗，末岁心存力已疲”（陈师道《自咏绝句》），不过是管中窥豹、舍本逐末而已，反映了周昂一以贯之的文学主张。因而他的结论是：“宋之文章至鲁直，已是偏仄处；陈后山而后，不胜其弊矣。”（《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九《诗话》中）其中表面上虽为褒贬宋人，实际上意在警戒金人。以周昂为代表的金代中期文人对于江西派的讥弹批评，是处于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交叉点上的金代文坛，甚至可以说也是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对于北宋文学的第一次认真的反思。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优势互补的眼光首开唐、宋文学比较研究的先河，而且为其后金代诗坛借宗唐而变宋，以复古而创新的历史走向做了舆论准备。
继周昂之后，赵秉文有关金代文学的批评也引人注目，在当时有“挺身颓波，为世砥柱”（元好问《闲闲公墓铭》）之誉。他主要活动于蒙古崛起，金室衰败的历史时期，清人所谓“汴水南迁，边疆日蹙，龙蛇澒洞，豺虎纵横，羁人同楚社之悲，朝士有新亭之泣”（伍绍棠《金文最跋》）的说法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严峻的形势。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对于作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文学创作上重振风雅传统成为当务之急。早在金室南迁汴京以前的明昌、承安间，由于“朝野无事，侈靡成风”（杨奂《跋赵太常拟试赋稿后》，《还山遗稿》卷上），浮艳尖新的文风随之而滋长。金室南渡以后，赵秉文以文坛盟主的身份承担了起衰救弊、拨乱返正的历史重任，开始以高古之体变浮艳之风。赵秉文不仅是一位文学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位思想家，因而他的视野并不局限于文学方面，其理论观点往往带有更大的涵盖性。比如他在论及质、华关系时即指出：“质胜华，则治之原也；华胜质，则乱之端也。国家之兴，未有不先实而趋于华；华之极，则为奢为僭，为奸为伪，则日趋于乱矣。”（《总论》）这显然并非单纯从文学的视角立论，其中在反思金朝统治者怎样合理兼收并蓄包括汉文化与女真文化在内的治国经邦经验时，无疑含有阐发文化社会功能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北方民族、北方地区尚质务实的文化观。正是从这样的思想认识出发，赵秉文不满于金代文坛“钩章棘句，骈四俪六”（《商水县学记》）的华靡雕琢之风，认为“今之士人以缀缉声律为学，趋时乾没为贤，能留心韩、欧者几人！”（《答麻知几书》）为了给金代文坛树立榜样，他一再推许以平淡自然著称的金代中期作家党怀英，在其《中大夫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神道碑》中回顾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时指出：“本朝百馀年间以文章见称者，皇统间宇文公，大定间无可蔡公，明昌间则党公。于时赵黄山、王黄华俱以诗翰名世，至论得古人之正脉者，犹以公为称首。”并进一步分析了党怀英作品的艺术特点：
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非要之必奇，要之不得不然之为奇也。譬如山水之状，烟云之姿，风鼓石激，然后千变万化，不可端倪。此先生之文与先生之诗也。
在赵秉文看来，党怀英的作品意在笔先，神馀言外，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常能达到一种出神入化、天籁自鸣的妙境，从而同追奇逐险。斗靡夸多的不競之风形成鲜明的对照，有典型的示范作用。除了前辈作家，赵秉文对于后起之秀元好问也十分赏识。因为元好问南渡以后的诗歌创作促进和推动了金诗“以唐人为指归”（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的历史性转变，同赵秉文起衰救弊、革新诗风的努力不谋而合。从赵氏《游华山寄元裕之》所谓“君且为我挽回六龙辔，我亦为君倒却黄河流。终期汗漫游八表，乘风更觅元丹丘”的诗句，不难想象二人同气相求、共抉文运之微意。对于元好问南渡初期的《箕山》等诗，赵秉文曾盛赞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也”（见郝经《遗山先生墓铭》）。盖元氏此诗与唐代诗人杜甫写于安史之乱前夕的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浩歌激烈一脉相通，反映了元氏早期作品干预生活的强烈意识；而且其纯净无华、苍莽朴直的诗风对于金室南渡以前雕镌矫揉、模影剽窜的习气来说，则构成了猛烈的冲击和大胆的挑战，有廓清摧陷、弃旧图新之功。尽管元好问集金代文学大成的历史地位主要形成于赵秉文辞世以后，因而对于在元好问登上文坛不久赵秉文即以理论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发现这颗新星时人远非都能理解，甚至还出现了所谓“元氏党人”（元好问《赵闲闲真赞》）之类的议论；但是在赵秉文谢世以前元好问即已声名大振，当时“家按其什，人嚼其句，洋溢于里巷，吟讽于道涂”（见大德碑本《遗山先生墓铭》）。则赵秉文在有生之年尚及以知人自慰吧。与此同时，赵秉文对金代文坛受北宋江西派影响出现的作意出奇的创作倾向，多有批评訾议。比如他在教后学为诗文时，曾语重心长地提出：“文章不可拘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刘祁《归潜志》卷八，对自我标榜“立言措意不蹈袭前人一语”、时人亦以“自李贺死二百年无此作”（李纯甫语，见赵秉文《答李天英书》）相夸的金代后期诗人李经，赵秉文于其“天才英逸，不假绳削”的成功之作“疾读数过，击节屡叹”；于其诡谲怪异、“殊不可晓”的可议之笔则以为“迄今（令）大成，不过长吉、卢仝合而为一，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非所望于吾友也。”（《答李天英书》）而于金室南渡以后曾经致力于文风变革的文学家李纯甫，因其成就主要在于古文方面，赵秉文对其雄奇简古、力避浅弱的散文创作还是颇为赏识的，时人也曾指出赵于“散文许李之纯（李纯甫字）”（刘祁《归潜志》卷八），赵氏在《答李天英书》中甚至还自称“经学及文章不及李之纯”。但是诗作显非李纯甫所长，特别是他在北宋黄庭坚等人影响下作诗“不出卢仝、李贺”而“止论词气才巧”（《归潜志》卷八），赵秉文对于这种倾向也颇有微词，认为“之纯文字只一体，诗只一向去也。”（同上）就李纯甫现存诗作观之，赵秉文的看法并非吹毛求疵，无的放矢。李诗如《雪后》：“玉环晕月蟠长虹，飞沙卷土号阴风。”又如《赤壁风月笛图》：“钲鼓掀天旗脚红，老狐胆落武昌东。”可谓拔地倚天，想象奇特，有瑰诡险怪之风，其审美价值应予肯定，“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而且必须承认，文艺的功能不是单一的，在这一领域需要给作家个人活动提供和保留广阔的空间；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其作品至少应该再现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以独特的审美方式表达人民的心声，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这样才会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就金代诗坛而言，当时面对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威胁和社会矛盾的急剧变化，在创作上迫切需要贴近生活，表现时代的脉搏。在那样一个“钲鼓掀天”的动乱之秋，在所谓“北人以杀戮为耕作，黄河不尽生人血”（赵秉文《饮马长城窟行》）的严峻时刻，“老狐胆落”之类的抒写奇则奇矣，可惜同人民关注的热点不无距离。而当时不少诗人在忧患意识的感召下勇敢地跳出个人生活的狭小圈子，并以空前的力度表现了社稷的安危、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相比之下李纯甫诗作的时代气息则较为淡薄。究其原因，同作家在生活的挫折和打击面前采取逃避的态度，最后皈依佛门，以求得一己虚幻的解脱不无关系。对此虽然不宜求全责备诗人个人，时代和社会无疑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是就诗人主观因素而言，不能不说存在着值得汲取的深刻教训。一个艺术家在生活的挑战面前如果丧失了奋斗的勇气，沉浸于一己之私的荣辱进退而不能自拔，势必难以感受时代的脉搏、体察人民的情绪。而创作主体一旦削弱了同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纵使有过人的天赋和非凡的才气，其艺术活动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李纯甫在金代后期虽然名噪一时，同赵秉文一起有“李、赵风流两谪仙”（杨弘道《鹧鸪天》）的美称，但是其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成就不仅远远逊于后起之秀元好问，也大大不及同时诗人赵秉文，就不奇怪了，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诗艺》中指出：诗人写诗“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所帮助”，认为“举世闻名的荷马和堤尔泰俄斯的诗歌激发了人们的雄心奔赴战场”，还提出了“寓教于乐”的著名观点。这些看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评价李纯甫的诗作。至于赵秉文就李纯甫所提出的批评，虽然还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阐述，也不代表他对李纯甫的全面估价，却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探索提供了十分可贵的出发点。
活动时期稍后于赵秉文的王若虚，是金代的重要学者，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尤以文学批评著称。元初文学家李治在论及王若虚的时候称其“学博而要，才大而雅，识明而远”（《滹南遗老集序》），同时文学家元好问以其“公于鉴裁，为海内称首”（《中州集》卷六冯璧小传），清人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则认为“金、元间学有根柢者，实无人出若虚右”（卷一六六）。王若虚有关金代文学的批评，主要是针对“经营过深”、“雕琢太甚”的文风。诗风的，吐辞立论，尽扫流俗。他所评议的金代作家，主要有王庭筠、刘仲尹、李纯甫和雷渊等人。对于王庭筠的批评，主要反映在他以“王子端（王庭筠字）云‘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其小乐天甚矣，余亦尝和为四绝”为题的论诗诗中。其一、其二云：
功夫费尽漫穷年，病入膏肓不可镌。寄语雪溪王处士，恐君犹是管窥天。
东涂西抹斗新妍，时世梳妆亦可怜。人物世衰如鼠尾，后生未可议前贤。
对于这组以诗论诗的力作，郭绍虞先生等曾经以为是“论白居易”（《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的，实际上诗中虽然涉及白居易，却是针对金代诗人王庭筠而发，其一所谓“雪溪王处士”即指庭筠而言。王庭筠在金代中期负有文名，人称“文采风流，照映一时”（《中州集》卷三小传）。但是他的后期创作颇以雕篆刻镂为能事，因而赵秉文亦曾说过：“王子端才固高，然太为名所使，每出一联一篇，必要时人皆称之，故止是尖新。其曰‘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不免物议也。”（见《归潜志》卷十）由“物议”云云可知，当时不满于王庭筠这一说法者当大有人在，王若虚不过是其中突出的代表罢了。在这组论诗诗中，王若虚以鲜明的态度和辛辣的语言把王庭筠斗靡夸多、贵巧尚妍的习气同白居易沁人心脾、浑成无迹的诗风加以对比，使之形成强烈的反差。但是今天我们以王庭筠的作品复按，却出现了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王庭筠的文集兵后虽已不传，但是其诗《中州集》录存二十八首，《全金诗》补录十三首，近人金毓黻于数百年散佚之馀又辑得七首，合计四十八首。如果仅就现存诗作而论，象《河阴道中》、《狱中见燕》等篇或平易自然，或蕴藉有致，恐非“功夫费尽漫穷年”，“东涂西抹斗新妍”和“撚断吟鬚，悲鸣口吻”（《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八《诗话》上）者所能道。但是王庭筠的创作道路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对此我们从元好问论述王庭筠的创作道路时所谓“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以险韵为工，方之少作如出两手”（《王黄华墓碑》，《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的说法即不难了解一二；而且元人纂修的《金史·王庭筠传》也照录了元好问的论断。由于元好问有条件尽览王庭筠作品的全豹，其说法自然信实可靠。今天我们得以寓目诸篇，大约多为早年所作。至于王庭筠晚年的创作倾向，我们从时人的其它评论中尚可得到印证。比如李纯甫即曾指出：“东坡变而山谷，山谷变而黄华（王庭筠号）。”（《归潜志》卷十）便揭示了王庭筠与黄庭坚的某种渊源关系。除了王庭筠以外，王若虚对于另一位以“参涪翁（黄庭坚号）而得法”（《中州集》卷三小传）著称的金代诗人刘仲尹的批评，则见之于《滹南遗老集》卷四十《诗话》下：“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诗传于时者，其一云：‘高髻长眉满汉宫，君王图上按春风。龙沙万里王家女，不著黄金买画工。’其一云：‘五换邻钟三唱鸡，云昏月淡正低迷。风簾不著攔干角，瞥见伤春背面啼。’予尝诵之于人，而问其咏何物，莫有得其仿佛者；告以其题，犹惑也。尚不知为花，况知其为梅，又知其为画哉！自‘赋诗不必此诗’之论兴，作者误认而过求之，其弊遂至于此，岂独二诗而已。”王若虚在此虽未直接点出二诗作者，但是检金人现存文献可知，第一首见于《中州集》卷三，为《墨梅》诗之八；第二首见于《归潜志》卷四，题曰《梅影》，尽管少数文字与王若虚所引互有异同，而俱署刘仲尹作。至于“赋诗不必此诗”之论，盖指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苏轼诗集》卷二十九）的诗句，这是苏轼主张诗、画贵于传神的代表性观点。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形、神关系的讨论，自不从苏轼始。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就有“文贵形似”（《文心雕龙·物色》）的说法；唐代司空图则明确提出“离形得似”（《诗品·形容》）的命题。苏轼把诗、画联系起来，进一步要求诗、画创作不求貌似，而以神存。当然苏轼并未完全排斥形似，只是反对单纯泥迹摹写，即王若虚对此所发挥的：“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遗其形似；不窘于题，而要不失其题，如是而已耳。”（《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九《诗话》中）但是当“苏学盛于北”之际，金代的某些诗人画家在“不本其实，无得于心”的情况下，假借苏轼之名竞相出奇夸诞，高自标置，“画山水者未能作一木一石，而托云烟杳霭，谓之气象；赋诗者茫昧僻远，按题而索之不知所谓，乃曰格律贵耳。一有不然，则必相嗤点以为浅易。而寻常不求是而求奇，真伪未知而先论高下，亦自欺而已矣。岂坡公之本意也哉！”（同上）在这里，王若虚把我国形、神关系的传统看法与北方民族归真反璞的旨趣风尚结合起来，进而提出形、神兼备和文、理毕俱的主张，不仅补充和丰富了我国传统的文艺理论的内容，而且对于金代文坛的弊端提供了一剂尚质抑淫、著诚去伪的良药，其涵盖面大大超出所直接批评的刘仲尹等个别作家。除了前辈以外，王若虚不满于时人李纯甫、雷渊，也出于类似的原因。他在批评李纯甫时称：“之纯才虽高，好作险句怪语，无意味。”（《归潜志》卷八）在批评雷渊时称：“希颜（雷渊字）作文好用恶硬字，何以为奇？”（同上）而从元好问在谈及王若虚与李纯甫论辩时所谓“李屏山（李纯甫号）杯酒间谈辩锋起，时人莫能抗；从之（王若虚字）能以三数语窒之，使噤不得语”（《中州集》卷六王若虚小传）的记载可知，王若虚在同李纯甫的论争中是占据上风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同时代潮流密切相关。金代后期，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呈现空前激化的形势，文坛上雕削刻凿、追奇逐险的风气迫切需要改变，王若虚的理论批评正是适应这一历史要求应运而生的。不仅他就金代文学的议论大有深意在焉，而且他对历代作家的品评也以文学现状作为基点。因此无论是其《文辨》“宗苏轼而于韩愈间有指摘”（《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也好，还是其《诗话》“尊杜甫而于黄庭坚多所訾议”（同上）也罢，实质上都不过是借他人的酒杯以浇自己的块垒，其目的都未离开金代文学本身，即以古鉴今，警戒时人，为金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开辟道路。宋、金时期，由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政权并存的局面，南、北文风得以相对独立地各自发展。就金朝而言，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相互融合、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使文学呈现出新的特色、新的风貌，这就是后来清人在比较宋、金文风时认为“北地之坚强，绝胜江南之柔弱”（张金吾《金文最序》）的原因所在。当然也无可否认，北方文化虽称典实贞刚有馀，却嫌风流婉丽不足。作为植根于北方地区人文地理背景之上的王若虚的文学批评，确乎使以“平淡纪实”（《归潜志》卷八）为主要特征的价值取向臻于极致，但是也时而反映出北方文化传统“重乎气质”与南方文化传统“贵于清绮”之间艺术情趣的差异，折射出中华文化从多元走向一元的历史进程。正是在多彩多姿审美风范的守恒和转换中，才熔铸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万千气象。至于就王若虚个人来说，其理论批评见之所到固能尽脱前人窠臼，但是矫枉过正之论亦未能完全避免。比如他对金代诗人王庭筠的评论便时而出现恣意吹求的倾向。王若虚曾经提出：“诗人之语，诡谲寄意，固无不可，然至于太过，亦其病也……王子端《丛台绝句》云‘猛拍栏干问兴废，野花啼鸟不
人。’若人可是怪事……昨日酒间偶谈及之，客皆绝倒也。”（《滹南遗老集》卷四十《诗话》下）由“客皆绝倒”云云可知，王若虚的看法似乎得到了时人的某种赞同。但是平心而论，若虚虽称“诗人之语，诡谲寄意，固无不可”，此处还是将王庭筠的诗句作了过于拘泥和呆滞的理解，其中侧重于用逻辑推理来看待文学作品，忽视了艺术的移情作用和创造性想象。这种极端的例子在王若虚的整个文学批评当中尽管并不多见，毕竟暴露了其理论观点的某种局限性。
元好问是金代最杰出的诗人，但是他在晚年回顾自己的文学道路时却称：“学古诗一言半辞传在人口，遂以为专门之业，今四十年矣。见之之多，积之之久，挥毫落笔自铸伟词，以惊动海内则未能；至于量体裁、审音节、权利病、证真赝，考古今诗人之变，有戆直而无姑息，虽古人复生未敢多让。”（《答聪上人书》）从中可以看出元好问对自己诗论的重视和自信程度。元好问有关金代文学的评价，是其整个文学理论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后人、包括今人的有关金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参照坐标，具有永久的启迪价值。元好问不仅将金代文学视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且将金代文学置于唐、辽、宋文学的升降流变中加以观照，从而确立了金代文学继往开来、使“唐宋文派乃得正传”（《闲闲公墓铭》）的历史地位。元好问在有金一代诗歌总集《中州集》中，为二百五十馀位作者撰写了小传，除了《中州集》成书时在世之人以外，几乎包括了所有重要的金代作家。这些小传同元氏文集中的一些序引、碑铭、题跋、论诗诗等一起，编织出金代文学史论的经纬脉络，为后人跨入金代文学的殿堂指引了道路。元好问对于当时作家的具体品评，不管与受评对象的文学观点相同相左，看法大多较为平实。比如曾受到王若虚尖锐批评的金代作家雷渊，元好问对于其人其文的评价即着眼于大端，在《希颜墓铭》中认为雷渊“文章号一代不数人”，其《希颜挽诗》则称“万古文章有正传，骅骝争道望君先。伤心一入重泉后，再得斯文又几年！”在《闲闲公墓铭》中元好问总结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时，还将雷氏同金代文学史上的其他代表人物、包括王若虚相提并论，盛称“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若党承旨世杰、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王延州从之、李右司之纯、雷御史希颜，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看来评价是很高的。实际上雷渊在金代后期声名颇著，《归潜志》称其所作《松庵》、《过华山怀陈希夷》、《梅影》等诗“人皆传之”（卷一）。但是由于他为文“尚奇峭造语”（《归潜志》卷八），“诗杂坡、谷，喜新奇”（同上卷一），因而上引王若虚的批评亦非完全无据。元好问就此虽未明言，但是从他对王、雷二人推崇程度的差异便可略窥一二。关于雷渊的下世，元氏感慨“再得斯文又几年”；“已关于王若虚的下世，元氏浩叹“不知承平百年之后当复有斯人也不”（《中州集》卷五小传），则轩轾自明。再如对曾为王若虚讥弹的王庭筠，元好问的评价也较为客观。他不仅在《中州集》王庭筠小传中称其“诗文有师法，高出时辈之右”，而且在《王内翰山水同屏山赋二首》其一盛赞其为“辽海东南天一柱，胸中谁比玉峥嵘。”不过尽管元氏对王庭筠的文学成就未作一笔抹杀之论，但是就彼此的文学观点而言自未轻易苟同。比如在有关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评价上，元好问同王若虚一样，与王庭筠轻视白氏的言论即大相径庭。元好问宗法唐诗，亦包括学白在内。其《龙门杂诗》其二所谓“学诗二十年，钝笔不能神。乞灵白少傅，佳句倘能新”云云，与王庭筠诗“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的议论即针锋相对。在《陶然集诗序》中，元好问进一步指出：“方外之学有‘为道日损’之说，又有‘学至于无学’之说，诗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诗家所以异于方外者，渠辈谈道不在文字，不离文字；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唐贤所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这里将白居易同杜甫一起作为“唐贤”的代表，认为白居易在香山以后的晚年已经达到“不烦绳削而自合”的最高艺术境界。至于其《论诗三十首》之四“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诗后，元好问曾经自注“陶渊明，唐之白乐天”，则意在把陶渊明“天然”、“真淳”的诗风同崇尚自然、不假雕琢的白居易联系起来，其中无疑也包含着对金人贬抑白氏的不赞成之意。北宋以来，轻视白居易的言论时有所见，甚至连苏轼（“白俗”）、王安石（“白俚”）也不例外。入金以后，某些人变本加厉，鄙薄尤甚。实际上白居易平易自然的诗风可谓深入浅出，厚积薄发，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因而白居易在世时其诗即已“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代表着白居易通俗化、大众化创作倾向的极大成功。元好问有关白居易的评价与王若虚所论不谋而合，这绝非出于偶然。清人赵翼论及白居易时指出：“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试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奇警者，犹第在词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元、白二人才力本相敌，然香山自归洛以后，益觉老干无枝，称心而出，随笔抒写，并无求工见好之意，而风趣横生；一喷一醒，视少年时与微之各以才情工力竞胜者，更进一筹矣。”（《瓯北诗话》卷四）所谓“老干无枝”、“更进一筹”云云，同元好问说的“乐天香山以后……不烦绳削而自合”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或许赵氏所论即从元氏的说法引申演绎而来。元好问所以如此推崇白居易，其中含有良苦的用心。元好问崛起于金室南渡以后的金代后期，为了纠正金代中期以来在北宋江西派影响下形成的削锻炼的诗风和脱离现实的倾向，他与前辈文学家一起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倡导和推动了一代诗风的转变。早在金室南渡以前，赵沨、师拓、周昂等颇有影响的诗人在创作中即力图矫正时弊、恢复唐音，因而深为赵秉文、元好问所称赏（见《中州集》卷四、《归潜志》卷十）。但是由于积重难返，当时终未形成风气。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南渡以后由于社会现实的激发，给诗风的转换提供了新的契机。赵秉文发韧提倡于前，元好问推波助澜于后，使金诗走上变宋宗唐的道路。于是“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归潜志》卷八），从而形成了“诗学为盛”（元好问《陶然集诗序》）的局面。因此元好问曾一再指出：“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初亦未知适从，溪南辛敬之、淄川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杨叔能小亨集引》）；“南度后，李长源七言律诗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高处往往不唐人”（《逃空丝竹集引》）……通过诸如此类的说法，不难看出金代诗坛的价值取向。而元好问对于自己诗学观的集中阐述，则由金代诗人杨弘道（叔能）“以唐人为指归”的创作实践引发：“予亦爱唐诗者，唯爱之笃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尝试妄论之。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情性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在元好问看来，唐诗能够直承风雅的根本原因即在以诚为本。在具体解释“诚”的含意时，元好问认为：“由心而成（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美教化，无它道也。故曰不诚无物。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马耳，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其是之谓本。唐人之诗，其知本乎。”元好问在此标举“诚”，当然不是凭空提出的。早在我国古代典籍《周易·乾卦·文言》中，就有“修辞立其诚”的命题。《中庸》又有“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的论断。元好问把做人的“诚”与作诗的“诚”统一起来，使之达到和谐一致的境界，其中既体现了对于我国古代著诚去伪哲学思想的合理发展，又包含着对于我国北方民族尚质抑淫观念的积极吸收。正因为如此，元好问才极力推崇以诗风真率自然彪炳于世的白居易。唐代以还，我国的北方民族往往喜欢白氏的作品，不仅金人如此，辽人亦复如此。比如辽圣宗耶律隆绪雅好词翰，史称“十二岁能诗”（《辽史》卷十），其题白乐天诗佚句即自称“乐天诗集是吾师”（《古今诗话》），并亲自用契丹大字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盖白居易“辞质而径”、“言直而切”（《新乐府序》）的追求与北方民族的艺术观颇有一脉相通之处，同以艰深文浅陋的恶习大异其趣。因而唐人评价白居易的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实际上并非夸大之辞。就元好问本人来说，作为质朴真率的北方民族拓拔鲜卑的后裔，他对“巧伪失天真”的不健康诗风十分敏感。为了重振风雅，起衰救弊，他不仅从我国古代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摄取营养，而且从北方民族的文学艺术中汲取力量。比如他在《论诗三十首》中对于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的千古绝唱《敕勒歌》即格外赏识，曾一往情深地以“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之句极尽推崇形容之能事。元好问对于北方民族文化传统如此珍视，是很有见地的。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主要的自然是层次较高一方向层次较低一方辐射扩散；同时也无可否认，这种交流又是双向进行的。即一方面少数民族倾慕中原文明，对中原地区的汉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意识；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也源源不断地向中原地区汇聚，为汉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在阶级社会，文明的每一步前进，往往伴随着相应的退步；在所谓野蛮民族的文化当中，也正包含着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某种积极因素。在我国南北朝时期之后出现的唐代诗歌，正因为对于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兼收并蓄，而且力求使“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南北文风“各去所短，合其两长”，以臻“文质彬彬，尽美尽善”之境，从而造就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难以比并的高峰。这就是元好问为推动金代诗歌发展极力标举唐诗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宋诗继唐诗之后，虽然力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并且“将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钱钟书《〈宋诗选〉序》），但是在元好问看来无疑也丢掉了某些值得珍视的东西。因而他在《自题〈中州集〉后》中提出“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宣称“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可以说正是由于元好问等人的积极探索，不懈努力，才使金代后期诗歌出现了名为学唐复古、实为变宋创新的历史性变革。就此点而言不仅可以令宋人刮目相看，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足以免受“瞎盛唐诗”、“优孟衣冠”之讥者，正是元好问等金人的一些优秀之作。这是金人对于中国文学的可贵贡献。
上面论及的，仅仅是金人有关金代文学评论的部分内容。由于蒙元南下灭金时礼乐文章扫地以尽，文献无征的情况十分严重，从而给后人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但是仅从上面接触的有限材料即不难看出，在金人的文学理论中蕴藏着值得后人珍视的宝贵财富。特别是在民族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影响人类命运前途重大课题的情况下，用多民族的中国文学观探索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形成历程已经成为理论界的一项紧迫任务。而对金人有关金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将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这就是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所在。
标签：文学论文; 元好问论文; 王若虚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文化论文; 中州集论文; 读书论文; 赵秉文论文; 李纯甫论文; 诗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