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体系构想与马克思晚年笔记关系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资本论论文,晚年论文,体系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社会主义在经历了大曲折之后，在跨世纪的历史交点上，一个世界范围内不可回避的尖锐问题就是：
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还是仍然活着？
更好地回答这个极其迫切的现实问题，可以引导我们追根溯源地弄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轨迹，引导我们力图澄清中年马克思的《资本论》体系构想与晚年马克思四大笔纪的真实关系，引导我们探寻马克思主义生命活力的思想源头。
一、问题的提出：“中断论”、“困惑论”还是统一论
1972年，亲自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芬伦斯·克拉德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为题，发表了马克思晚年的四本笔记（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菲尔笔记、拉伯克笔记），标志着“晚年马克思”的“发现”。随着马克思晚年众多笔记的出版和研究的逐步深入，《资本论》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影响最大、也最为流行的观点是西方的“中断论”和国内的“困惑论”。也曾亲自去阿姆斯特丹研究过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美国著名学者诺曼·莱文认为，马克思晚年“开始离开经济学，离开英国工业问题，离开《资本论》的十九世纪的西欧世界。”（诺曼·莱文《辩证唯物主义和村社》，转引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另一位美国学者唐纳德·凯利更直接了当地断定：“在马克思一生最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加强了对前西方和超西方的各种社会制度兴趣，并把注意力从政治经济学转到了一种甚至可能是更重大的计划上来……正因为被这一兴趣所吸引，马克思才未能——或许他从未打算完成他的《资本论》。”（唐纳德·凯利《晚年马克思与人类学》，转引自《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8辑）国内有些学者认为，到马克思晚年，他的“炽热革命热情和殷切的革命期待在现实生活中都无情地化为泡影了。”“这无疑是个令人烦恼的事，它一直困扰着马克思，成为他晚年最大的思想困惑。……为了摆脱困惑……马克思最终放弃了灌注他毕生心血的《资本论》的写作，转而去从事陌生的东方社会和人类学研究。”（《光明日报》1989年5月29日）
上述观点的偏颇之处显而易见。然而，我们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次，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何处为基点来把握《资本论》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关系，才能找到打开二者关系之谜的钥匙。为此，我们提出与“中断论”，“困惑论”不同的统一论，以《资本论》的体系构想为支点，把握二者的统一关系。认为世界市场和全球史观作为《资本论》体系构想的逻辑归宿，晚年马克思的众多笔记是为完成《资本论》体系构想的后半部分作理论上的资料准备工作，故晚年马克思笔记是《资本论》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资本论》的继续、深化和拓宽，从中年马克思到晚年马克思，其思想发展历程是《资本论》这一统一的、完整的“艺术整体的组成部分。”
二、世界市场和全球史观：《资本论》体系构想的逻辑归宿
《资本论》倾注了马克思的毕生心血。为了建立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对《资本论》的总体结构反复构思，不断推敲。大致说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资本论》“五篇”体系构想
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资本论》“五篇”体系构想：“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信用）。（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世界市场作为末篇，”“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表现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总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6、178页。以下凡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引文，只注明卷、页数）
第二阶段——《资本论》“六册”体系构想
马克思在1858年2月22日致拉萨尔的信中，又把《资本论》分为六个分册：“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犯警章。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24页）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六册体系分为两大层次，第一层次包括前三册，专门阐述政治经济学基础原理；第二层次包括后三册，从总体上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具体形式。按照这样的构想，《资本论》是一部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联系，从社会到国家、从国内到国际、从国际关系到世界市场，逻辑行程愈来愈复杂，规定性愈来愈丰富的，具有严密逻辑联系的科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为什么始终把世界市场、全球史观作为《资本论》体系构想的逻辑归宿呢？这是因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而言，世界市场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推动“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界限”（第46卷上册第219—220页）资本的内在本性必然“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第46卷下册第33页）另一方面，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基础和生活条件，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依赖于世界市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第4卷第167—168页）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存在和发展也只有在世界市场中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世界市场不仅仅是一个流通领域，它还是：“普遍交换所包含的全部活动、交易、需要等等”。（第46卷下册第70页）比如，只有在世界市场行情、市场价格的变动中，国际价值规律才得到实现和贯彻。（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126—127页）第三，只有在世界市场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才能得到具体的综合的说明，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采取新的历史形式”的必然性。
第三阶段——《资本论》四卷结构
在1862年12月28日致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提出把“资本一般”部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第30卷第636页）从1863年7月开始，马克思即以《资本论》为标题，重新写作其政治经济学著作，并提出了《资本论》四卷本结构计划：（1）资本的生产过程；（2）资本的流通过程；（3）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4）剩余价值学说史。这就是现行的《资本论》版本结构。
四卷本结构的形成，是否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资本论》的体系构想，或者象西方学者所说，《资本论》体系构想仅仅是一种供研究的模式呢？（参见罗曼·罗兹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产生史》，1968年版）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从何证明呢？这一直是国际学术界悬而未决的问题。随着晚年马克思众多笔记的陆续出版，尤其是马克思最后一本笔记《历史学笔记》的出版（1992年红旗出版社出版），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我们认为，马克思从写作方式上首先侧重《资本论》基础理论部分，是因为从逻辑顺序上理应从一般抽象到丰富具体：“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之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的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资本论》第3卷第126—127页）再者，从现实考虑，马克思必须集中精力，尽快使《资本论》（尽管不是体系的全部内容）与广大读者见面，向工人阶级传播其理论，“如果我完成得太晚，以致世界不再关心这类东西，那显然是我自己的过错。”（《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24页）这使马克思不得不把《资本论》体系的后半部分暂时搁置起来。但从马克思的指导思想和体系框架来看，马克思始终是把世界市场和全球史观作为《资本论》体系的逻辑归宿，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马克思把自己余生的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摘录、评注东西方社会的大量历史材料，留下了大批笔记，是为了完成《资本论》体系的宏伟的构想，为写作《资本论》后半部分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因此，假如我们设想在马克思有生之年《资本论》四卷本全部出版，在马克思看来，其研究工作也仅仅完成了基础理论部分，作为其体系王冠的另外一半，尚需进行研究和写作。
《资本论》体系构想是马克思本人为我们提供的打开《资本论》与马克思晚年笔记关系之谜的“锁钥”。借助这把钥匙，可以使我们透过各种表层的迷雾，打开通往晚年马克思之路的大门。
三、《资本论》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衔接点
我们认为，马克思晚年笔记并不是仅仅西方学者“发现”的所谓“人类学笔记。”（“人类学笔记”名称有其深刻的人本主义背景，我们将以“古代—东方社会”笔记取代这一名称，对此，我们将有专文论述。）晚年马克思是指1872年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为止的思想历程，其思想成果具体体现为四大笔记：古代——东方社会笔记（1879—1881）；《历史学笔记》（1881—1882）；《哥达纲领批判》笔记（1875）；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笔记（1881.3）。尽管这些笔记各自的研究领域和侧重点不同，但它们存在一个共同点：从其写作动因和思想主旨来看，都和《资本论》体系构想的后半部分息息相关，紧紧相连，是《资本论》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1.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及经济范畴的历史暂时性：《资本论》与《古代社会》笔记的衔接点。
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必须说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第4卷第144页）这就必然要求找到一种离资本主义社会最遥远，在一切主要方面都与之绝然相反的公有制社会。可是，在马克思晚年之前，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存在的农村公社，都并非纯粹的公有制原生形态，以此立论不可能彻底驳倒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原则永恒存在、私有制自古有之”的谬论。1877年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出版，为马克思最终确立公有制社会的原生形态奠定了历史基础，“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在《古代社会》笔记中，马克思按照历史的发展顺序改造了原书结构，剖析了原始社会的生产结构、经济结构，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原生形态，从世界历史高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根源，也即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及其所代表的经济关系的历史暂时性。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资本论》与《历史学笔记》的衔接点。
《历史学笔记》共四册，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产生过程的摘录。按其结构我们可以离析出两大层次，《历史学笔记》第一册和第二册是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即前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的摘录，第三册和第四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历史前提即原始积累过程的摘录。
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要分析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而且要考察这一分离过程是如何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统一、结合中萌发、孕育、成长的，这就必须追溯到“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即前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也就是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这些方程式会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第46卷上册第458页）这清楚表明，马克思之所以在《历史学笔记》第一册和第二册考察世界各国从公元前、世纪至公元14世纪的历史，包括罗马帝国初期到意大利封建制度形成史、封建社会城市势力的增长、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对封建社会支柱的动摇，目的是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科学把握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如何在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社会从结合、统一的方式走向解体、分离的萌发、孕育过程，从而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前资本主义不断扬弃自身的结果。
如果说，受资本统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属于资本的现代史”，那么，“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第46卷上册第456页）在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所谓“资本的形成史”亦即“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其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大规模的封建战争”形成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生产关系的革命”。（第23卷第786—787页）《资本论》侧重分析的是资本原始积累，对形成原始积累过程的“变革的序幕”中的互相战争却没有系统研究，这正是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第四册摘录的最后一个历史史实：英国历史上有名的“蔷薇战争”。与对其它历史事件的摘录方法不同，马克思对战争的两个王室家族分别设节进行研究，“1399—1461年兰开斯特家族”；“1461—1485年的约克家族”；并用“社会革命”的题目标示其意义。这说明马克思并不是把“蔷薇战争”仅仅看成争夺王权的王室战争，而是视为促使社会经济发展、推动原始积累的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奠定基础的“社会革命”。因为在“这一时期，各地的工业和财富都有增长。各郡小业主的财富和人数越来越多，市场阶级随着贸易的发展也大发其财，……财富决定着贵族地位的高低。”与此同时，“遭到破产和覆灭的其实主要是一些贵胄显爵及其封建家臣。”（《历史学笔记》第四册第244页）这一史实成为二者的衔接点。
3.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派生形态：《资本论》与东方社会笔记的衔接点。
东方社会笔记是指马克思晚年评注、摘录的关于东方社会四本著作（作者分别为柯瓦列夫斯基、梅恩、菲尔、拉伯克）的笔记，与《资本论》的衔接之处主要体现为三点：
第一，早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不适用于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第46卷上册第496页）马克思晚年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再三强调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理论概括的适用范围。在东方社会笔记中，马克思又强烈反对原作者把非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同西欧作机械类比的做法，批评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第45卷第284页）嘲讽“菲尔这个蠢驴把村社的结构叫作封建的结构。”（《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指出东方社会的土地不得出让给平民，地主没有世袭司法权等不具备西方封建社会的特征，这生动地表明马克思晚年思想之间、《资本论》与东方社会笔记之间的一致性、统一性。
第二，马克思认为，“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象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第46卷上册第14页）对前一种情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英国为典型给予了详尽分析，对后一种情况，马克思试图在东方社会笔记中加以剖析，因而，东方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解体过程是东方社会笔记中最为重要，着墨最多的内容。马克思看到，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国家的侵略，摧毁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破坏了农村公社的经济基础，加剧了村社成员之间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份地的不平等已经很大，这种不平等必然逐渐地造成财富、要求等等方面的各种不平等，简言之，即造成各种社会的不平等。”（第45卷第247页）动产积累导致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成为破坏农村公社结构的决定性因素，导致东方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解体。
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派生形态。马克思认为，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应该忘记“第二级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第46卷上册第47页）这表明，应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派生形态——殖民主义者把资本主义故乡的原生形态与被征服民族的原生形态“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同上书第35页）纳入《资本论》的研究范围。在东方社会笔记中，马克思详尽考察了东方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派生形态、转移形态。当马克思看到英国殖民者采取各种办法瓦解农民的集体所有制，“使公社土地变成高利贷者的私有财产”时，指出：“在这里也给高利贷者开辟了适当的活动范围”，“在一切实行非资本主义生产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都可以看到高利贷的发展。”（第45卷第324、300页）当然，马克思同时也看到，殖民者不想也决不允许殖民地国家象他们的宗主国那样正常发展资本主义，被征服民族只能以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畴形、扭曲的形态，在更加有利于殖民者掠夺资源、占有市场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只要非欧洲的（外国的）法律对欧洲人‘有利’，欧洲人就不仅承认——立即承认！——它……而且还‘误解’它，使它仅仅对他们自己有利。”这样做的结果是：“由于与公社毫不相干的资本家阶级侵入公社内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开始了。”（第45卷第317、304页）殖民者给殖民地造成的恶果由此可窥一斑。
4、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向新社会的过渡，《资本论》与《哥达纲领批判》笔记的衔接点。
马克思从不教条式地预料未来社会，只是在对旧世界的批判中发现新世界，在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中对未来社会作出科学的预测，他认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考察“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第46卷上册第458页）向未来社会的过渡应属于《资本论》体系最后一篇“世界市场”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这种联系的形成同时包含着突破它自身的条件”。（同上书第408页）
在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笔记中，马克思看到，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存在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由于社会主义阶段“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因而“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第19卷第21、22页）这对我们正确认识现实的社会主义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5、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资本论》与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笔纪的衔接点。
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历史懾然性，不仅要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向未来社会过渡的道路，而且要指明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向新社会过度。在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笔记（亦即通常人们所说的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一条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崭新道路。应该注意的是，晚年马克思的这一设想并没有脱离当时的资本主义时代，脱离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的交往条件和生产力条件，超越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历史中的资产阶级负有为新社会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若没有这些前提条件，那末对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洁诃德的荒唐行为”。（第46卷上册第106页）晚年马克思深刻指出：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如果俄国不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资本主义时代；如果俄国不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那未，毫无疑问，俄国吸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肯定成果，缩短机器生产的孕育期，建立西方式的商品交换机构，发展并改造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走一条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是完全不可能的。
四、我们的结论：一种新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曾对恩格斯说过：“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整体”。（《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96页）这为我们提出了一种科学对待马克思思想的方法。在世纪之交关于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广泛争论的历史背景下，采取科学的方法，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尤其是从中年马克思的《资本论》体系构想到晚年马克思的四大笔记的思想嬗变过程的实质，可以昭示出马克思思想在当代的重要生长点。这些观点或许意味着一种新马克思主义观，揭示着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正源头。
1、青年马克思的实践观和人学观——中年马克思《资本论》（包括三大手稿）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晚年马克思四大笔记的全球史观，可以说是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的三大阶段，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生长点。特别是晚年马克思以世界市场为基点的全球史观，既是《资本论》体系构想的最终逻辑归宿，又是晚年马克思四大笔记中考察各种问题，尤其是重新考察东、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理论前提。全球史观既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自身已包含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它自身发展中的新高度、新境界、新视野。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脉络，努力攀上全球史观的思想高峰，必将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提供一种高屋建瓴的新方法、新观念。
2、晚年马克思并非处于“慢性死亡”状态，更没有“中断”和“放弃”《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当然也不会为此产生不必要的“困惑”。把晚年马克思仅仅看成转向人类学研究，甚至把晚年马克思说成“人类学家”，“经验人类学的代表”是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片面化、表面化和简单化的理解和认识。晚年马克思留下的四大笔记证据确凿地说明，马克思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完成《资本论》体系的最初构想，他为摘取《资本论》体系的王冠，重新审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走向以世界市场为基点的全球史观的思想高度，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奋力搏击和思想冲刺，为后人展示了广阔的理论空间。不仅晚年马克思的四大笔记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而且它与中年马克思的《资本论》构成了一个更大的艺术整体。
3.晚年马克思站在世界市场和全球史观的高度，在比较东、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综合研究过程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尤其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理论思维高度的新探索。晚年马克思把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为“两个全面发展”的统一——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指明“它（指资本主义社会——引者注）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第19卷第130页）
4.晚年马克思触及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兼容性问题。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笔记中，马克思指出，在世界普遍交往的世界市场网络中，即使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后，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市场机制，应该在一定范围内保持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继续运用价值规律。在探讨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道路时，更充分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笔记中，马克思指明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外部经济特征是充分利用和资本主义生产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环境，汲取资本主义工业化、近代化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性文明成果；内部经济特征是主要利用现代发达的商品交换机构，从根本上打破农村公社缺少交往联系的孤立性、封闭性和落后性，以便与世界市场挂钩接轨。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兼容的历史必然性是马克思晚年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精髓所在、真谛所在。因而，那种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模式说成是纯粹的产品经济社会、计划经济体制的观点，是一种简单化、片面化的说法，忽视了晚年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兼容性的新探索。
5.综观马克思晚年思想，在以下三个方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生长点，可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活水。
（1）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特色论。晚年马克思的探索从根本上打破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西方模式论”，提出了东、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差异性问题，探讨了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揭示了世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本质与民族特色的统一问题。
（2）社会主义与利用市场机制的彼此兼容论。晚年马克思从全球史观的高度，在普遍交往的世界市场网络中重新思考东西方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关系问题，初步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如水火难容的根本对立观，开始寻求二者适度的兼容性，这是马克思思想历程中的重大转折点。
（3）东方国家汲取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世界市场中介论。晚年马克思充分注意到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瓶颈”是缺乏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现代化大生产方式，缺少高级的商品经济形态，因而，只有以世界市场为中介桥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扬弃自身的落后性、封闭性和孤立性，才能避免建立一种马克思一直极力反对的“地域性共产主义”。
在跨向21世纪之际，我们面临着一种严峻的历史选择。历史已证明，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简单化、片面化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单一的（前）苏联社会主义僵化模式不仅在理论上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也窒息了社会主义，它们的“危机”和“死亡”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奔腾不息的河水会毫不留情地把掺杂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污泥浊水”冲入汪洋大海，泥沙的冲击会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更加耀眼夺目。实践已证明，并正在证明，还必将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会因社会主义一时的挫折和局部的曲折而“死亡”，社会主义也不会因“左”倾教条主义的危机而“失败”。“回归马克思，超越马克思”，“不丢老祖宗，发展老祖宗”，——这就是我们跨世纪的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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