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的中美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亚太地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亚太地区为舞台的中美日关系举世瞩目。美国、日本和中国的亚太战略和政策是不同的。美国要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桥本龙太郎在1995年竞选自民党总裁时也明确提出，今后日本应将外交的立足点放在亚洲，发挥日本在这一地区的领先和领导作用。中国主张各国平等磋商和合作，保持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中美日关系如何调整和演变，将对亚太地区的形势和格局变化产生重大影响。
一、亚太地区安全：谁主沉浮
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多极化进程比其他地区更快、更明显，亚太地区安全受到美国、日本、中国、东盟和俄罗斯等多种力量的影响。
美国在1995年2月公布的“东亚战略报告”，确定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重点和目标：（1）亚太地区对美国经济前景、价值观和安全利益都至关重要，美国必须永久地介入亚太地区；（2）美国在亚太地区仍面临一系列挑战，美国必须介入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3）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军事存在和实力，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被克林顿总统提名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科恩1997年1月22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批准提名的听证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想把新的重点放在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关系上。鉴于世界经济的重心已转到太平洋地区，我们同亚洲充满活力的经济越来越多地实现一体化已经为美国企业和职工创造了巨大的机会。除了来自北朝鲜的近期威胁外，可能危及我们利益的是地区大国之间关系不稳和出现敌对状态的危险。因此，保留战区作战部队和扩大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安全接触对维护该地区的稳定，取得外交和经济上的合作以及保护我们空前增加的利益是必不可少的。”
日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其在亚太地区安全战略，但通过发表的外交黄皮书、防卫白皮书、领导人的谈话和行动，事实上已经形成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通过增强经济和军事力量，通过援助、投资和贸易，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和扩大经济合作，谋取在亚太地区的大国地位和发挥领导作用。日本首相桥本于1997年1月7日至14日相继访问了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新加坡。在访问期间桥本提出了关于日本与东盟定期举行首脑会晤的建议。桥本说：“我希望紧密而频繁地进行日本与东盟之间的对话，可以说我这次就是为此而来访问的。”桥本同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讨论了同中国的关系问题。桥本说：“东盟各国同中国之间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上都有很深的关系。”日本外务省审议官小仓和夫直言不讳地说：“20年内，日本和中国不会在东南亚成为经济上的大对手。但是，中国的影响有不可测的一面，如何处理，日本和东南亚有必要对话。”国际舆论指出，桥本的东盟五国之行旨为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先和领导作用”创造条件和作准备。
在亚太地区，美国和日本既存在争夺主导权或领导地位的矛盾，又需要借助对方的力量达到各自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这就产生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
《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重申日美安保体制、强化防务合作，其矛头主要针对亚太地区。《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中提出日美两国将以“远东出现紧急事态”为设想，修改1978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方针》，把原文件中的“日本遇到紧急”事态扩大为“远东遇到紧急事态”。因此，日美安保体制已从“遏制苏联型”转向应付“远东紧急事态型”，“从“一国型变成地区型”，从“防卫型变成攻击型”，日本也从“受保护型变成了参与型”，这标志日美安保体制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与此相适应的是，美日还签定了《日美物资和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规定在所谓国际人道救援活动和联合国维和活动中，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得以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等后方支援，过去日美之间这类活动都是个案处理的，如今把它制度化了。美国和日本实际上要淡化东盟地区论坛的作用，由美日主宰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实质上就是由美日联手控制亚太地区。
东盟地区论坛成功地推动亚太各国坐在一起探讨地区安全问题，东盟通过建立对话国的方式，开创了与周边以及区域外国家开展政治经济对话的独特方式。两年来，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在协调和谅解的气氛中，对话日益深入，共识逐步增多。这充分证明，论坛在促进彼此了解、增进相互信任、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成为亚太地区多近安全对话与合作的的主要渠道。
东盟主要通过东盟外长会议（AMM）、东盟地区论坛会议（ARF）和东盟外长后续会议（PMC）“三会机制”发挥其在亚太地区的“特殊作用”。其中：东盟外长后续会议是以东盟为核心、东盟与其“对话伙伴”讨论经济合作问题会议，而对话伙伴主要是与东盟关系密切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联盟；中国和俄罗斯从1991年开始以“磋商伙伴”的身份参加会议。
多年来，东盟的一贯政策是在东南亚地区谋求大国力量的平衡。日本的资金、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市场、中国的政治地位和市场，都是东盟所希望利用的“资源”。对于某些领域内的一国坐大的失衡倾向，东盟积极引进其他大国的力量进行平衡，以保持东盟对东南亚事务的主导作用。例如，在政治领域，东盟同中国积极合作，共同抵制西方国家以人权、劳动标准、环保和价值观为借口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在军事领域，东盟欢迎美国在东亚保持10万驻军，但不愿为美军提供基地，同时积极引进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谋取平衡；在经济领域，东盟在加快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同时，积极开展同日本、中国和欧盟的合作。但是，东盟要谋求大国力量平衡，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在亚太地区，美日强化安保体制，加强防务合作的矛头主要指向谁，两国领导人都是怀抱琵琵半面遮。但是，旁观者清。法国三位记者联名在《世界报》（4月25日）发表题为《华盛顿和东京的反华战线》的文章中指出：“自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游戏的主宰，它最近表示仍要做安全方面的主要担保者，不过它要更加依赖东京。”文章指出：“作为冷战时期包围苏联的主要工具的日美安保条约，将通过重新确定军事合作方式而成为‘美日统治下的和平’的主要工具。人们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今后对付的敌人将是中国。”《华盛顿邮报》4月26日刊登查·克劳特哈默的文章则毫不掩饰指出，美日强化安保体制、加强防务合作就是针对中国，并为美日共同“遏制中国奠定了基础”。
东盟同中国关系正在迅速发展。1996年6月10日至11日在印尼武吉丁宜布举行中国与东盟第二次外交部高级官员磋商期间，双方一致认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存有的某些分歧。东盟希望双方关系全面发展，中方提出愿意与东盟建立面向21世纪的相互信任的睦邻伙伴关系。7月23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第三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讲话时重申，中国一贯主张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与有关国家在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存在的争议，并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1996年5月，中国全国人大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同时中国政府公布了部分领海基线，这为中国与有关国家进行谈判和磋商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中国主张，在问题解决之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有关国家进行了磋商，取得了建设性的成果。7月24日钱其琛在东盟与对话伙伴国会议上讲话时还谈到中国同俄罗斯等国家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重大意义。他说，1996年4月，中国同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签暑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这是中国同上述国家增进相互信任、加强睦邻友好的重要努力，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国同南北邻国关系都在继续改善和发展。
东盟国家担忧美日联手、遏制中国，导致中美日关系紧张，影响东南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东盟国家不同意美日散布的“中国威胁论”，更反对遏制中国，主张美中日三国相互采取交往和合作的政策，保持美中日三角关系的平衡，这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东盟国家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投资和贸易市场不断扩大，不仅对东南亚国家有利，而且对整个东亚地区有利。菲律宾总统拉莫斯1996年5月1日在东京出席一个研讨会上发言时强调说：“中国是我们地区的一部分，东亚的兴衰是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加坡前驻美国和联合国大使、新加坡政策研究所所长许通美说：东盟七国已达成共识，即亚太地区的和平有赖于美国、日本和中国之间稳定的三角关系。他提出：“美国有一些人认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国的崛起会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们担心，下个世纪的某个时候，中国可能会有向美国霸权挑战的能力。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如果美国要走这条路，美国将把它在东南亚的所有盟国和朋友推入进退两难境地。我们没有人愿意同美国结盟对付中国或同中国结构对付美国。”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警告说，如果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反华联盟，那可能会适得其反。桥本访问马亚西亚期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在中国问题上，正确的做法是协调而不是对抗。我们不能容忍确定未来敌人这种态度。”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的社论认为：“东南亚方面的真实想法是，希望日本为改善中日关系和稳定中美关系作出具体的努力。”
二、APEC合作：两轮还是独轮行驶
1994年亚太经济合作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议发表的《茂物宣言》曾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活动确定三大领域，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贸易和投资便利措施和经济技术合作。但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对经济技术合作并不积极，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对APEC合作是两个轮子并驾齐驱还是独轮行驶，存在很大分歧。问题的实质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急于通过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从巨大的亚洲贸易和投资市场获取好处，但担心把经济技术纳入发展援助轨道，提供援助而增加负担。经过各经济体的共同努力，1995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第三次非正式会议通过的《大阪行动议程》将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并列为APEC合作两大支柱，对亚太地区经济技术合作划定了13个领域（资源开发、产业科技、扶持中小企业、能源、运输、完善产业基础、电信、旅游、数据库、贸易促进，海洋资源保护、渔业、农业科技），并提出了要达到的目标和政策选择。但实际上在这两个领域如何进行协调和合作，都还存在分歧和矛盾。
1、如何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
（1）自主、自愿和协调一致，还是建立机构化，强行一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名人小组”关于亚太“大家庭”有个清晰的界定：“非常尊重亚太地区文化、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差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既不是提议创立另一个欧共体（现在称欧盟）”，也“不是提议要创立一个亚太自由贸易区”，而“只是含蓄地指一个想法相似的群体，为了所有成员的利益。它旨在消除成员间经济交流的障碍”。这就是说，APEC是论坛，磋商场合，而不是机制化、谈判的机构，不能将谈判机制引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坚持这些原则，坚持APEC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应建立在自主、自愿基础上，在自主行动安排为主的基础上取得协商一致，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这些原则，但美国一直企图把APEC变成区域经济集团。
（2）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的关系，是以单边行动为主，还是集体行动为主。199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议发表的《茂物宣言》提出，APEC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靠三种机制推动实施：一是APEC各成员自主的单边行动；二是各成员的集体行动；三是比较和评审。单边行动是在APEC行动计划指导下各成员的自主、自愿行动，或者是协调的单边行动；集体行动，比较和评审是通过APEC组织或协调的行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坚持以单边行动为主，并认真做出承诺和积极采取行动。1995年在日本大阪举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第三次非正式会议期间，中国等多数经济体宣布了各自的“首次具体行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会议上宣布，中国将在1996年大幅度降低关税总水平。到1996年4月1日，中国关税水平从35.9%降到23%。但是，美国却以其市场开放程度已经很高，没有提出有实质内容的“首次行动计划”，引起发展中经济体的不满。美国实际上是等待其他经济体采取行动，然后齐步走。
（3）全面性和灵活性问题。全面性和灵活性作为两项重要原则列入大阪会议通过的《行动议程》，是一着活棋，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全面性指的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将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三大领域。考虑到APEC18个成员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不同，《茂物宣言》提出发达经济体不迟于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不迟于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两个时间表，这是各成员已原则同意的。主要分歧是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中的灵活性问题。
所谓灵活性是APEC各成员根据各自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对具体产业和部门作出有序的安排。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是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经济体主张按全面性原则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特别是反对将某些敏感性产业和部门（如农产品市场）和服务业（如银行、保险和电讯）等排除在外或采取灵活行动，旨在依靠这些经济体的优势、扩大对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则强调对不同产业或部门，允许有灵活性。大阪会议通过的《行动议程》就灵活性问题达成妥协：“考虑到APEC经济之间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每一个经济体的不同情况，在处理由于自由化和便利化过程中这些不同情况所引起的问题方面将允许有灵活性”。这就是说，《行动议程》既确立了毫无例外推进自由化的“全面性”原则，又在“综合原则”部分规定，“在自由化过程中，将针对各种情况产生的问题加以灵活处理”。以渐进的灵活的方式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符合亚太地区多样性的特点。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美国等少数经济体同中国、日本、泰国等经济体之间仍存在分歧和矛盾。
（4）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问题。自80年代初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建立到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开放性的“区域主义”原则，即“区域合作的亚太模式”，倡导“开放、平等和渐进”的指导原则。开放反映开放性的区域主义原则。这一原则应指导在亚太地区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中避免任何歧视性；平等即在亚太地区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应有利于所有参加者，并且考虑到亚太地区多样性的特点；渐进指逐步、重实效、持续的自愿合作进程，实质性合作将通过协商一致来进行。在实施这些原则过程中，实际遇到三个层次的不同问题。
APEC应实行非歧视原则。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名人小组”1994年向APEC领导人等二次非正式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提出：APEC成员应承诺成员之间使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贯穿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但是，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中美之间争论很大，日本实际上站在美国一边。非歧视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一直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的APEC应该坚决实行非歧视原则。中国主张“各成员应该相互开放，摒弃经贸关系中的歧视性做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目的”。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采取年度审议性做法，不仅遭到中国的反对，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和企业家也要求美国政府和国会改变这种做法，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但是，美国政府不肯放弃歧视性做法。大阪会议通过的《行动议程》虽然明确了非歧视性原则，却向美国妥协采用了“亚太经济成员将努力在各成员之间实行非歧视性原则”，为美国不执行非歧视性原则留了退路。
APEC与亚太地区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关系。在亚太地区的北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澳新紧密经济联系协定都实行内外有别的政策，实际上是对非成员实行保护政策的区域经贸组织，这三个经贸组织的11个国家都是APEC成员，占近2／3。APEC在实施“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指导下，在APEC内部不搞歧视，但这三个区域经贸组织都实行内外有别的政策，两者之间的矛盾的利害关系如何协调和解决还是一个实际问题，这里既有发达经济体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又有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矛盾。
APEC与区域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所谓“开放的区域主义”有两层意思，一是APEC内部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成果原则上也适用于外部的非成员；二是指APEC要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作出贡献，即不仅要减少APEC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障碍，而且要为减少区域外部的障碍而努力。发达经济体强调“与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一致性”。美国曾坚持APEC只对区域外“任何作出同样优惠的国家”提供优惠，以避免出现“搭便车”现象。大阪会议通过的《行动议程》对这一原则的表述为：“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结果将不仅是APEC经济体之间，也将是APEC经济体与非APEC经济体之间障碍的实际减少”。采取什么措施，怎么“实际减少”两者之间的障碍，都还需要研究。
2、启动经济技术合作问题
APEC原则上已达成共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经济技术合作应当并重，都是APEC的主要目标，是APEC合作的两个轮子，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轮子，APEC的进程就会失衡、难以前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并不能自动导致各成员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不能缩小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差距，也就不能实现APEC各成员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但实际上，在两者关系上存在三种态度。
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经济体主要对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感兴趣，旨在开拓潜力巨大的亚洲贸易和投资市场。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表面上不好反对经济技术合作，美国还提出要在环保、基础设施和能源（如发电厂建设）等领域进行合作，但其目标还是为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开拓市场服务。
日本为实施“回归亚洲”战略，采取了有别于美国、比较积极地支持经济技术合作的态度。在大阪会议期间，日本提出将提供100亿日元来推动“前进中伙伴关系”。但是，在美国压力下，日本官员表示，日本承诺的基金将用于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关的合作和活动。对日本倡导的“前进中的伙伴关系”，不仅美国作梗，韩国学者也指出，日本举起“前进的伙伴”旗帜，以100亿日元的发展合作基金为后盾是企图垄断APEC的合作。
中国、东盟国家等发展中经济体坚持APEC合作应“两条腿”走路，即把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同经济技术合作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取得平衡发展，实现大阪《行动议程》提出的“缩小各成员间的经济差距”和亚太地区可持续的增长和公平发展的目标。
APEC经济技术合作不可能完全走老路，而是探讨互利互惠的新路子。苏比克会议通过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技术合作原则框架宣言》，再次肯定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两个重要支柱。“宣言”不仅规定了经济技术合作的目标，遵循的指导原则以及执行的优先项目，而且说明了经济技术合作的特点。会议通过的《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从憧憬到行动》确认了“亚太经合组织方式”，表示APEC将根据这种独特的合作方式在亚太地区发挥积极作用。
三、围绕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之争
从表面上看，是马来西亚同美国有分歧，但实际上是美日争夺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斗争。
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外战略和政策经历了“脱亚入欧”“脱亚入美”两个阶段，但日本人人口众多、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因此，日本一直以东亚为其重要依托。早在60年代，官方、财界和学者就提出各种有关亚洲、太平洋经济圈的设想。随着东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1976年至1978年间，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组织十几个研究机构，花费三年时间，在同美欧广泛交流的基础上，拟制了“以太平洋共同体为支柱的综合安全战略”，把建立“太平洋共同体”定为今后20年的“国家目标”。
随着区域、集团化进程加快，日本担忧陷于孤立，从80年代中期起加速实施“回归亚洲”的战略和政策。1988年日本首相竹下正式提出建立“东亚经济圈”的构想。日本建立“东亚经济圈”排斥美国有其长远战略考虑。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美国的6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美国；1995年度日本的军费开支达472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而居于世界第二位。根据日本新的5年军事计划，1996年至2000年的5年军费开支将高达2515亿美元，年均超过500亿美元；在日本整个工业体系中，约有40%的技术水平迅速发展，已超过美欧国家，其中电子通讯技术有70%以上超过美欧国家，特别是日本航天技术迅速发展，目前已具备发射洲际导弹的能力，原子能技术已达世界先进水平，是一个潜在的核大国。日本的长远战略目标是清楚的。这就是：一方面借助同美国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协调和合作，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另一面排斥美国，以东亚为依托，利用东亚贸易和投资市场的巨大潜力，从中获利，在经济、科技上加速追赶美国。
针对日本实施重返亚洲战略，美国加快调整亚洲政策。1984年4月下旬，美国总统里根前往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途中在檀香山停留时明确表示，他相信美国未来的关键在太平洋，而不在欧洲。里根的顾问们指出，里根希望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倾向太平洋地区，既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也出于战略利益考虑。布什总统执政期间，针对日本积极实施“雁阵战略”，在1991年提出以北美为基地，向太平洋彼岸辐射的“扇形战略”，企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太平洋共同体”。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更加重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和战略利益。1993年7月克林顿总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时说：“我认为，太平洋地区能够成为美国人民的就业、收入、合作、思想和经济增长的巨大来源。”同年11月1日美国商务部长布郎在纽约亚洲协会发表的题为《美国世纪，太平洋世纪：美国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的战略》讲话中说：“我和总统一样确信，最主要的任务莫过于重新调整我们的国际政策和工作重点，以适应新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现实的需要。今天，横越太平洋的贸易多于横越大西洋的贸易。太平洋贸易与200万个美国就业机会有着直接的联系。”布朗说：“我们的亚太战略的中心内容就是发起一起将刺激美国跨太平洋出口的贸促运动。”布朗认为：“这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200年来我们一直目不转睛注视着欧洲，现在，我们把目光掉转180度移向亚洲是一场革命性的剧变。”
亚洲经济发展、贸易和投资的重点是东亚地区，因此，美日争夺也首先集中在东亚地区。日本对东亚的援助、投资和贸易已大大超过美欧国家。美国在东亚也有重大的战略、安全和经济利益。1992年，美国同东亚的贸易额达3480亿美元，大大超过美国同加拿大和墨西哥2650亿美元、美国同欧洲2270亿美元的贸易额。美国在东亚的投资也迅猛增加。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发表的斯特恩撰写的题为《太平洋世纪的美国贸易政策》研究报告指出，正是“太平洋世纪的降临召唤美国将它的经济眼光从西方扩展到东方”，克林顿政府的战略家们认为，美国必须加强在亚洲地区的行动，否则就会将亚洲拱手让给日本。美国原国防部助理部长、现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保持美国的领导是“美国东亚战略的最佳选择”。正是基于美国的东亚战略和经济利益考虑，美国反对日本建立“东亚经济圈”设想，也反对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倡议。
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参加军备竞赛，不搞军事扩张，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民主、宗教、人权等问题为借口，侵犯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对外贸易的80%左右、引进外商投资的90%左右是在亚太地区进行或来自亚太地区。中国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推动各种形式、各种层次和各种内容的区域经济合作。也就是说，中国既积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合作，也支持和参加与有利于互补互利的次区域和“增长三角”的经济合作，这有利于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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