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正常化始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始末论文,中苏论文,关系正常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年5月16日上午， 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楼东大厅内布置着中苏两国国旗，沙发间的茶几上摆放着一束束鲜花。100 多位中外记者翘首以盼，等待采访一次非同寻常的高级首脑会晤。这一引起世界性广泛关注的重大新闻，就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见。
上午10时零5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出现在东大厅门口。 邓小平身着整洁、朴素的深灰色中山装，迈着稳健的步子，微笑着走上前去握住戈尔巴乔夫的手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点着头。细心的记者注意到，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双手相握长达1分零30 秒。稍停片刻，邓小平又扬手指指正在手忙脚乱揿动快门的记者们，说：“趁他们还没离开，我们也宣布两党的关系实现正常化。”两位领导人再次握手。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两次长时间握手的场面被中外记者纷纷抢拍下来，消息报道和新闻评论的文字与图像通过各种现代化的传媒以最快速度发往世界各地。人们只注意到眼前这精彩的一幕，可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一次被推迟了3年的中苏高级会晤，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双方进行了7年多的不懈努力。
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
70年代末，中苏关系仍处于冰封雪盖之中。然而此时，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另一些冻结年头更长的关系却正在悄悄地化解……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号角。在这次意义深远的中央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以其快捷、果断的作风办完了两桩举世瞩目的大事。一件是1978年10月，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访日的国家领导人，踏上日本国土，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友好访问，并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的仪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正式生效，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此次出访，在日本列岛刮起一股强劲的“邓小平旋风”。事隔不久，12月16日，美国总统卡特有效地瞒过触角灵敏的西方媒体，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通过美国三大电视公司的电视网宣布了另一条更具轰动效应的国际新闻：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同一时间，中国政府也向全国播发了《中美建交公报》。1979年1月， 邓小平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访美的国家领导人飞往大洋彼岸，对美国进行首次正式友好访问，至此，世界上具有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和具有最先进科学技术的美国之间，30年没有外交关系的时代结束了。
中日、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对世界产生的冲击波是强烈的，苏联不得不在震惊之余面对这一现实，并进一步思考自己的对策。
1982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一次讲演中，放出一个试探气球，他一面依旧攻击中国的政策，另一面却又谈到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一信息，立即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后，为了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心存四大愿望，一是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二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三是解决香港回归问题；四是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这四桩大事中，就其积累问题之多、牵涉面之广、历史根源之深而言，当首推处理中苏关系。
中国和苏联原是具有传统友谊和同盟关系的国家。50年代初，苏联曾给予新中国很多经济和科技方面的援助，在156 项大中型工业项目中，凝结着两国人民的真诚友谊。然而苏共领导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两党关系中愈演愈烈的老子党作风，导致了潜在的裂痕。1957年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他当着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苏斯洛夫等人的面，毫不客气地批评这种作风：“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毛泽东说此话时，邓小平在座。50年代末，赫鲁晓夫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曾试图把中国也纳入这一战略的轨道。1958年4月， 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在中国由中苏合资共建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全部价值1亿卢布，苏联出资70%， 条件是苏方对电台拥有一半所有权。此举引起的争执尚未了，苏联又提出利用中国良好的海港条件共建海军潜艇舰队，苏方提供技术与装备，条件仍是苏方拥有一半所有权。毛泽东等断然拒绝了这两项有损中国主权的建议，他坚决地对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连半个小指头条件也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邓小平同样在座。
中国共产党人的抵制，使赫鲁晓夫耿耿于怀。为了向中国施加压力，1960年7月，苏方将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 突然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00 多个专家合同， 废除了200多个科技合作项目。这一举动，不仅给中国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也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苏关系恶化了。1960年9月， 邓小平受党中央委派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会谈，他义正辞严地批评苏共领导的背信弃义，直告赫鲁晓夫：“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邓小平是中苏两国由同盟关系走向对抗关系的亲身经历者，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他多次受命赴莫斯科处理中苏关系问题。他深深了解，这段历史在自己国家的人民心中，至今仍留有浓重的阴影。然而，中苏间最根本的障碍还不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笔帐。从60年代中期起，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地区驻扎重兵，总数达100万人，在北面构成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1978年12月， 苏联支持越南先后出动20余万兵力武装入侵柬埔寨。事隔一年， 1979 年12月，苏联又出兵10万对阿富汗实行全面军事占领，这就从北面、南面、西面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之势，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为此，毛泽东在世时，确定了要侧重反对苏联的威胁和霸权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的实行，对当时国际关系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历史的一页虽然已经翻了过去，但是中苏两国之间的恩恩怨怨并未了结，改善两国关系谈何容易。
1982年4月，北京街头春意渐浓。 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4月1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亲切会见了他。 在谈到中苏关系时，邓小平告诉齐奥塞斯库说，中苏关系没有多大变化，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我们除了对他骂我们的话表示拒绝外，对其他的话我们表示注意到了。他说：“我们重视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就包括阿富汗、柬埔寨问题，包括在我们的边界屯兵在内。”说到这里，邓小平显得有些激动，他加重语气对齐奥塞斯库说：“屯兵一百万啊！不谈这些具体行动，有什么基础？但是我们不排除在他有某种表示的时候恢复谈判。”又说：“他总要把他的霸权主义改一改吧。你见到勃列日涅夫的时候，可以告诉他，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的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没有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
邓小平这番话，首次点明了中苏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三大主要障碍。这年8月，他向苏方表明：中国领导人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 现在是应该、也有可能在这一方面认真开始做一些实际事情的时候了。双方有必要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害两国关系的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个实质问题做起，例如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经过中苏双方协商，从10月开始，举行副外长级特使磋商，讨论和解决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中国政府坚持以首先解决三个障碍，尤其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为先决条件，但苏联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不同意商谈越南撤军问题。这样，谈谈停停，磋来商去，两年过去了，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给我带个口信好不好”
1985年10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再一次来到北京。10月9 日，仍旧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会见了他。宾主阔别三年再度相见，一个重要话题仍是中苏关系。
从1982年到1985年，国际局势和中国、苏联的国内形势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通过长期观察，邓小平认为世界上和平因素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完全可以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基于这种判断，改善中苏关系更有助于我们加快实现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自1982年10月以来，中苏两国在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的互利合作虽然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三大障碍没有消除，两国关系还没有正常化。为了打破政治关系上的僵局，邓小平在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办法。
1985年3月10日，54岁的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3月13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红场为契尔年科举行隆重葬礼。在参加葬礼的队伍中，有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即会见李鹏，感谢中国政府派代表团来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他说，希望中苏关系能取得重大改善，苏中之间应该继续进行对话，提高对话的级别，缩小分歧，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取得进展。许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话为中苏关系解冻提供了机遇。邓小平是一位思维敏捷、善于寻找解决问题切入点的政治家，此时此刻，一种新的构想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与齐奥塞斯库谈锋正健。邓小平细细地向齐氏摆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虽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和平的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有可喜的发展。话题转到改善中苏关系，邓小平鞭辟入里地分析了越南从柬撤军是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首要问题，他很直率又很幽默地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做了很多积极的表示，但是消除三大障碍问题始终没有松口。如果我给戈尔巴乔夫当参谋，我就建议他接受这一点。”话说到这里，邓小平突然问齐奥塞斯库：“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吧？ ”齐奥塞斯库点点头说：“这个月22日将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召开华沙条约政治协商会议，我们会见面的。”邓小平略一思索，说道：“你给我带个口信好不好？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或胡耀邦同志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会见。我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我可以破例。三大障碍这一条应首先解决，我们等待答复。”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这位81岁高龄的老人，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置个人身体于不顾的诚意显然感动了齐奥塞斯库，他忙说：“我欢迎这样做，也一定代为转达。”信息递过去了。不久，苏方作出了反应。11月6日， 在苏联举办的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有关方面对中国驻苏联大使说：“你们领导通过齐奥塞斯库同志转达的口信收到了。”11月下旬，李鹏访问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路过莫斯科，戈尔巴乔夫主动会见了他，表示苏中举行高级会晤的时机已成熟，建议在远东地区的苏联或中国境内举行高级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但是戈尔巴乔夫避而不谈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问题，也不同意先定议程和有先决条件。这等于没有真正响应邓小平这一重大的建设性的提议。于是，中苏高级会晤拖延了下来，中苏关系仍处在微妙状态。
“将”戈尔巴乔夫“一军”
1986年7月28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大城市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演说。他在谈到苏联对亚太地区政策时说，苏联愿意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改善关系。他说，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苏联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他还许诺在1989年底以前从阿富汗撤回6个团，等等。很显然， 戈尔巴乔夫在考虑中方的谈判条件上向前迈了一步。戈尔巴乔夫的演讲被国际舆论视为“苏联对亚洲，首先是对中国开始开展新的进攻性外交活动”，他们关注着北京的反应。
1986年9月2日，新华社发了一则消息：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邓小平回答了华莱士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政策、中国的统一、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消息，并配上一幅邓小平接受华莱士采访的照片。这条简短的消息令人颇费猜测。68岁的华莱士是美国家喻户晓的节目主持人兼记者，以擅长捕捉热点新闻和采访国际风云人物著称。他采访过水门事件、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采访过尼克松、里根、霍梅尼、萨达特……这一次华莱士又把镜头对准了中国的邓小平，他将给世人提供一件什么样的独家新闻呢？
邓小平是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华莱士采访的。采访一开始，华莱士便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世人最关注的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询问邓小平有何看法？邓小平的回答颇为巧妙而有分寸。他语调平缓地说，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我们对他的新的带有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接着，话锋一转，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步子迈得并不大，他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说明苏联内部对中国的政策怎样还要观察。
当华莱士问及邓小平是否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晤时，邓小平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明态度。他的话引起在电视监视器屏幕前“督战”的节目制作人的高度重视。但是华莱士却没有及时将邓小平的思路展开，而是不合时宜地提早转移了话题。幸好话题尚未扯远，摄像机的第一盘录像带用完了。在停机换带时，节目制作人赶紧上前去提醒华莱士。当第二盘录像带开始转动后，华莱士立即补问道：“邓主任，刚才我的节目制作人要我再问一下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这一问，引出了邓小平最精彩的一段话：“我再说一次，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82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中国最高领导人公开表示愿意前往苏联举行两国首脑会晤，这在双方关系破裂2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9月7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这一重大新闻传遍全球。邓小平在作这番表示时，既表达了愿意举行中苏首脑会晤的迫切心情，又没有放弃中国一贯坚持的立场，于不露声色之中将了戈尔巴乔夫一军。正如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的：“邓小平巧妙地在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从戈尔巴乔夫手里夺走了舞台中心位置。”
事情的发展并非如人所愿，邓小平的两次倡议，充分体现出中国方面对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真诚愿望。然而戈尔巴乔夫虽然在排除某些障碍上作出了让步的姿态，但丝毫未提及柬埔寨问题，这表明苏联的亚洲战略并未改变。事实上，苏联也决不会轻易放弃几经辛苦才在越南建立的海空军基地。他们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不肯在改善两国关系上迈出关键的一步，致使中苏关系仍未获得实质性的突破。中国有句老话：“解铃还需系铃人”，中苏两国关系上积累的问题太多、太多，解开需要时间，需要等待。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1988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世界各种力量对比的消长，美苏两国左右世界局势的能力在削弱。苏联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不能不顺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来制定对外政策，于是，有利于中苏关系改善的重大步骤相继出台：
4月14日，苏方在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 承诺从5月15日起从阿富汗撤军，9个月内全部撤完。
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尔斯克的演讲中宣称， 苏联准备促进柬埔寨问题尽快解决，并表示愿意立即开始筹备中苏高级会晤。
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大第43届会议上宣布， 苏联单方面裁军50万，并在两年内撤回驻扎在蒙古的大部分军队。
到此时，苏联在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这年12月，钱其琛作为1957年以后第一位正式访苏的中国外长抵达莫斯科，就三大障碍中的重要障碍——柬埔寨问题早日公正合理的解决进行磋商。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钱其琛，他高兴地对记者说：“我想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很正常，我相信这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外长的出访，正式开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89年1月6日，越南撤军问题终于有了眉目，越南外交部新闻司代理司长胡彩兰在河内宣布，越南政府和金边政权已决定，如果柬埔寨问题达成政治解决的话，越南将在9月前从柬埔寨撤出其全部军队。 这条消息对中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柬埔寨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是主要障碍，越南在柬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对峙状态的热点，这个问题有了解决的方案，改善中苏关系便有了基本保证。1989年2月， 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回访中国。双方经磋商确定，5 月在北京举行中苏最高级会晤。
消息不胫而走，世界为之瞩目。自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开始后，邓小平一直在反复思考着会谈的原则和方针，他在脑海中一点一点梳理着那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沙俄时代留下的领土争端，几十年前中苏的矛盾分歧，都要有个交代呵！中苏关系正常化后， 两国关系不会再是50年代的“同盟式”，也不是60至70年代的“对抗式”， 只能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新型关系。从这点出发，他为这次会谈确定了明确的方针：“不回避分歧，不纠缠旧帐，寻求共同点，着眼于未来，探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睦邻友好关系。”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终于见面了。 会谈是友好、坦诚的，邓小平开门见山地点出了60年代的中苏论战问题，他以务实、直率的谈话风格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他谈到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认为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邓小平以中苏最敏感问题为开场白，引发了一段对马克思主义及各国建设模式的议论，客观而冷静地批评了过去论战中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为会谈定下了实事求是的基调。戈尔巴乔夫神情专注地听着，对于那场中苏大论战，他在访问中国前已经作过详细的了解，他十分清楚坐在他身边的、比他年长27岁的邓小平是当时苏斯洛夫最头疼的对手，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他对邓小平说：“我的年龄比你小，那场争论我们不想对此作出评价，而是指望你来作出评价，我同意你的基本想法。”
接着，邓小平郑重地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历史上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他毫不客气地历数沙俄时代及斯大林时期侵害中国权益的历史事实，尖锐指出，从鸦片战争起，列强侵略中国得利最大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邓小平谈的第二个问题是近30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他指出，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100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 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
邓小平谈论这些话时，戈尔巴乔夫很敏感，他不清楚中国领导人又翻出历史旧帐来做什么？他赶紧表白说：“对于不太遥远的往事，我们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至于两国间比较遥远的事情，是历史形成的。重提领土的变迁，边界的改划，就会使世界不稳定，就有可能引起冲突……。”邓小平摆摆手，对他说：“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特别强调：“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很大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戈尔巴乔夫马上赞成：“对，少声张，多做事。”
改善中苏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是大功大德的事。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晤，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为中苏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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